主题：【讨论】聊聊《无名之辈》和《地球最后的夜晚》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可能你觉得以前的发言违背自己的良心了？所以要稍稍释放一下？

这么说不合适，拿探索太空（不管是电影中还是现实中）的奋进者与话中带刺的“顶层”划等号或者类比，都很不合适。

这与阶级无关，与中外无关，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改变世界改变现实的能力和勇气，就对源自人类生存与奋斗本能的英雄事迹泛酸。

某种意义上说，电影中所谓“底层”和“顶层”的人是一样的，都在努力反抗命运，一言以蔽之，求存。他们可没有闲心像你我一样，吹着空调瞎扯淡。

我的发言很一致。

你也说了，拯救地球这还是电影中的，探索太空算完成了一半吧。

我没有讽刺哪个阶层的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分化。

看一看最近的两会，真正的航天人杨利伟还没看过《流浪地球》，却也说它反映了家国情怀，谁告诉他的？当然是被安利的。

我对《流浪地球》引发的舆论狂热很理解，只不过大多数只看到大国工业壮志豪情，却对里面如此明显的阶层分化描写视而不见，这让我很不可思议。

到底是没看见，还是不愿提呢？

当然，我理解，要提气，要正面，这没问题。不过我觉得，正视影片中展现的各种元素，比片面强调其中某一面，反而更能体现自信和勇气。

至于《无名》，我也说了新王和老王的问题，说明顶层内部也在分化。一切都变得更复杂。

至于改变现实，我一直在做，十几年前我就在抨击网上那些唱衰国家散布不自信言论的人，现在我一边在说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一边在说成就，这些都是国家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靠掩盖问题去提升自信，那个时代早过了。

一电影的罪犯，都不是“坏人”。这真是个很强大的逻辑。

是大头的一句唱词，大意好像是：我想唱歌，却发不出声音。

劫匪这条线——劫匪，残疾女人，包括想当辅警的保安，都是这个社会里发不出声音的人。他们被嘲笑，被鄙视，甚至不被嘲笑，不被鄙视，只是被遗忘。

他们努力抗争，张大了嘴；但是，最后他们还是都被那个繁华明亮的夜晚吞没了。

秋天的蝉在叫(秋天的蝉在叫）

我在亭子边（我在亭子边）

刚刚下过雨（刚刚下过雨）

我难在们我喝不倒酒（我没酒喝，我很难受）

我扎实嘞舍不得（我实在是舍不得）

斗是们船家喊快点走（可是船家叫赶紧走）

我拉起你嘞手看你眼泪淌出来（我拉起你的手，看你眼泪流下来）

我ri拉坟我讲不出话来（我ri他的坟（语气词）我说不出话了）

我难在们我讲不出话来（我难受我说不出话了）

我要遭走喽（我必须得走了）

之千里的烟雾波浪嘞（这千里的烟雾波浪啊）

啊黑巴巴嘞天好大哦（天已经很黑了啊）

拉们讲是之样嘞（他们说的确是这样的）

离别是最难在嘞（离别是最难受的）

更其表讲现在是秋天嘞（更别说现在是秋天）

我一哈酒醒来我在哪点（我一会儿酒醒了我会在那儿）

杨柳嘞岸边风吹一个小月亮嘞（杨柳岸边风吹一个小月亮）

我一克要克好多年（我走了就要去好多年了）

漂亮的小姑娘些嘞都不在我边边喽嘞（漂亮的小姑娘就不在我身边了）

斗算之日子些再唱安逸（就算这日子再怎么安逸）

我也找不倒人来讲喽（我也没人来说话）

这里可以称为社会排斥，而不是“遗忘”。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遗忘过他们，只是排斥和凌辱他们。

社会排斥体现为一种“污名化”，是在媒体和公众话语的推波助澜下，形成的某种刻板的意识和记忆，是一种排斥出主流空间的城市生态景观中的真实与非真实混杂的叙事逻辑。大头和眼镜以及霞姐等进城务工群体所代表的形象，在媒体和公众话语中，和肮脏、野蛮、愚昧、犯罪、暴力等词语粗暴的联系在一起。

这里所谓的“努力抗争”，无非是反面强化了这种“污名化”标签。抗争就意味着打劫？抗争就意味着犯罪？用犯罪来“抗争”是不是野蛮愚昧？是不是暴力？在他们枪口下的保安算什么？销售人员算什么？事实上，我并不反对描写底层的犯罪，底层本身就有犯罪，但是用底层的社会身份为犯罪开脱是什么鬼？难度底层就活该犯罪？

文艺作品直面社会是好事，从我个人的角度是赞赏的，但我希望，这种直面是直面真实人生，而不是用“污名化”底层来当成喜剧。也许这里有荒诞，也许这里有情感。

但是，我并不喜欢。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阶层，被社会排斥被污名化，再被剧作组用爱情救赎他们的“污名”，来证明“爱情”的伟大，这里我看不到我了解的社会现实，只看到剧组脸上高高在上，充满怜悯的笑容，真是多重恶臭啊。

进城务工群体，需要的不是同情，需要的不是怜悯，需要的更不是救赎，而是成为这个社会正常的一员。

刻板印象不完全是抹黑，而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真实结果。

这部片子里，结婚无望的大头和女友，一个劫匪，一个娼妓。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这个社会里，无产者一边是独居，一边是公开的卖淫。资本制造了大量相对过剩的人口，在贫困和失去了希望的日子里让人保持道德高尚是困难的。

让底层人成为这个社会的正常成员是对资本的大威胁。一定程度上，让他们不正常，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正常的前提。只有这样，资产者才可以一边剥削压迫玩弄他们，一边指着狼狈不堪的他们，向自己的工人说：不好好工作，你们就会像他们一样！

这不是道德高尚不高尚的问题，而是关乎如何正确的认识一个社会群体。

无产者一边独居，一边卖淫。独居这头先不说，那么进城务工的女性群体，多少人是以卖淫为生的呢？如果一提起进城务工的女性，就把她们和卖淫画等号，这合适吗？卖淫人口在劳动者，活在进城务工人员中的比例，做过调查吗？是普遍现象吗？

我们做过本省的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剥削有，压迫有，而且还很严重，但是这个群体整体上展现了一个劳动者群体的勤劳向上的精神风貌。如果我们直面劳动者，直面底层，能不能直接面对这些劳动者？如果不能，是能力问题还是别的？

整个进城务工人员的犯罪率并不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其中持枪抢劫之类的恶性犯罪在我们掌握的数据中是以几十万计，就是几十万人中有一例，几十万人相当于一个小的城市或县城。如果我们拍一部影片名叫《河南人》，里边全是偷井盖的，这是不是抹黑？一个消费品牌，用了一个外国人刻板印象的女模，被国人群起而攻之。而用抢劫犯和卖淫女做农民工的代表，倒能引起观众的认可，这本身就是件不正常的事。

这段话没问题，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影片本身就是资产者的帮凶。

所以我没看到什么抗争，只闻到一股恶臭，而这股恶臭又喷上了消费主义的“爱情香水”，味道更加销魂。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提到：

无产者因为经济的不自由，或者失业，或者担心失业，即便是所谓中产也处于焦虑中，感受到普遍的无助。其中一批人被抛入所谓低端人口，甚至所谓流氓无产者的地位。取其中的典型，当然有艺术化的极端性。

就如同鲁迅所描述的“阿Q”，怕是很多人也不同意他是当时中国农民的普遍。阿Q做过小偷，调戏过吴妈，逮着尼姑欺负，十足的流氓农民分子。但是，他作为艺术的典型，最终还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物，被作者和后来的读者赋予了同情。

而且无名之辈中的两个劫匪并不流氓，他们与残疾女人的交往过程就是告诉观众他们是得不到正常生活的正常人。而当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必定会剥夺一大批这样的人做正常人的权利。

无名之辈的价值在于，揭开了那个明亮繁华的夜晚的黑暗——那些无名之辈、无声之人不会屈从于这个权力结构，他们会采取各种形式反抗。

阶级的意识早就萌发了，不过现在穷人不甘心而不提，富人得了便宜卖乖也不提。

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抗争源于压迫，但并非所有的抗争都自然获得正义性，东北大下岗的工人在燃烧的街垒，流血的道路上战斗是正义的，组织地下工会是正义的，如通钢工人的围堵资方的行为是正义的。

但是，抢劫金库也是正义的吗？滥杀卖淫女也是正义的吗？勒死出租车司机也是正义的吗？

如果不能分清抗争和犯罪，如果不能分清主流和杂音，把所有的抗争都混合在一起，等同在一起，这是对基本立场的亵渎。更是对正义抗争的污名化。这不是艺术的极端，而是艺术的轻佻。

再谈哀其不幸。

大头和眼镜，四肢健全，年轻力壮，和他们类似的绝大多数劳动者都能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他们的不幸体现在哪儿呢？眼镜在监狱里学护理，他早干嘛去了？

他们犯罪的理由是什么呢？整部影片我只能感到犯罪的理由只是一个词“欲望”，你可以说，这种“欲望”的产生源于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但是为“欲望”犯罪这一点，和所谓的社会阶层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人都会为“欲望”犯罪。犯罪自然有其社会因素，但是只看到社会因素，而不看到自身的因素，去正面美化这种犯罪，甚至喷上“爱情”的香水。让人对犯罪理解认同。

那么我认为这不是抗争，而是在消解抗争，解构抗争，污名化抗争。

这部电影并没有什么社会批判性，电影反映了真实的社会场景了吗？没有！反映了真实的阶层压迫了吗？没有！无非是在消费主义的叙事逻辑下，把“抗争”“底层”当成调料品放入“爱情”的酒中，调成一杯散发着恶臭的鸡尾酒罢了。

打劫金库是个构思，根本没敢干。杀卖淫女，勒死司机这些情节我怎么不记得有？如果有，当然性质不一样。

两个劫匪，一个是为了出人头地，算有点不正当欲望的影子。大头则纯粹是因为彩礼钱出不起，结不成婚而干一票。这个欲望是正常人的欲望。

中国的现实社会就是有大量的底层男性结不起婚，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这就是社会现实。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劳动者，而不是好逸恶劳的人，大头在抢劫前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眼镜的出人头地欲望，也是和这个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相联系的。算是仇富心理，不健康，但也是货币拜物教的果实。

他们在残疾女人家里的表现，说明了他们都是普通善良的人。无非是“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的逆向而已。还有比这个更深刻的社会批判吗？

总结一下，说得也差不都了，各自保留观点吧。

第一：关于你问的情节，我说的是东北大下岗时一些工人的犯罪，是和上一段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抗争都能获得天然的正义。将所有的抗争赋予同样的意义，是对正义抗争的亵渎和污名化。

第二：回到电影本身，我们说一个文艺作品表现的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用抢劫犯和卖淫女作为进城务工群体的“代表性人物”，是对进城务工群体的污名化，是“社会排斥”现象的帮凶，是将“野蛮愚昧犯罪暴力”等标签粗暴的贴在特定人群的身上。这与相关的社会学调查现象有明显差异。

第三：这种与现实明显差异的根源在于，影片似乎描写了“小人物”的“抗争”，而这种描写实质上是资本社会的消费主义，对“抗争”“反抗”等符号的消费，这与王思聪穿上“切格瓦拉”的T恤，马斯克戴上V煞面具，平井一夫对着华尔街竖中指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影片在“爱情形而上学”的指引下，“抗争”作为装点的符号，扭曲了“无名之辈”们的真实人生，成为了对“无名之辈”污名化的帮凶。

在这个明亮繁华夜晚下的广场上，有着众多真正“无名之辈”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他们成为了一出以他们为名的爱情喜剧的背景，这是一种双重遮蔽的境地，污名化的同时遮蔽了他们真实的在场。因为广场的中央，灿烂的烟花下，闪亮的聚光灯中是一群顶着“他们”名字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