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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很不容易的，他本质上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和革命者，兼具思想和行动上的伟力。马恩列斯毛等社会主义理论先驱建立的是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主张，它包含了我们熟悉的马恩体系下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有一套自己完整的政治经济社会理念，并主张付诸实践。然而仅列宁个人的文集就超过两千万字，要理解这样一整套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没有学者式的钻研是很难实现的。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领袖一般都有强烈的学者气质，哪怕一般人倾向于钢铁般强硬的斯大林也是取得了党内论战的胜利，而毛泽东从来是以哲学王的形象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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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在早期往往以党内论战的形式来解决理论路线分歧形式，就是这种遗风的产物。但仅有主张是不够的，社会实践是更为重要的一环。列宁创建了列宁式的社会主义政党，并通过二十世纪各国社会主义领袖使之完善，从而使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从一个单纯的理论主张，成为国家发展实践的一条重要路线。这就实现了沙龙革命者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者的转变，也真正意义上出现了共产党员这个概念。

但它当然是有问题的，尤其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普遍胜利在国家机器比较薄弱的相对落后国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十九世纪晚期那种沙龙革命者式的学者型精英党注定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管理这样一个庞大国家。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不可能人人都是马恩列斯毛，而在那些识字率都十分有限的国家，这样的精英党员可遇而不可求。

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党内理论家，党内精英官僚和广大普通党员这样的等级差异。那么什么样是普通党员呢？基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普通党员更多是结论的接受者，这种结论是一整套经过党内理论家总结后简化，往往带有本土化色彩，便于理解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即使是普通党员也可以是共产主义者，他仍然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认同这一套理论，并对这一套理论的社会实践表示认同，准备身体力行的付诸实践。

应该承认这一点，大部分党员不可能对党的理论有理论家一样的精深了解。但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一个初级的共产主义者或者说一个拥护者至少有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有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和发展有所了解，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有最低限度的理解并通过不断深入学习，吸纳其营养。

比如说，即使不熟悉费尔巴哈纲领和反杜林论，至少能比较完整的复述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标志性文献，能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熟练运用。同样一个有基本素质的共产主义者至少也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不同理论派系，主张有起码的认识，大致了解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主流派系，不会对霍查主义或者社民党人，托洛茨基主义之流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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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强调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假如说一个好人，无论他多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乐于助人，有多少道德或纪律上的突出表现，我们都不能说他就一个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经济主张，是一个有自己理论主张，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了自己头脑，不断深入学习，并付诸实践的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带有强烈主动性的。

而一个共产党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组织身份，其行为更强调纪律和纲领的约束，多少是带有被动性的。就像之前我们所说的，当早期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之后，不可避免的面临着治理的问题。社会主义政党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普遍发挥了先锋队和核心的作用，而它的成员就是共产党员。

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和西方松散的议会式政党是不同的。它出发点就带有夺取政权的强烈动机，它既是政权，带有强力的组织纪律性，每一个个体都受到强力的约束，有自己完整的组织架构和严密的上下体系，能够有效的自我运转和扩张。但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过程中，单纯的社会主义主张不得不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主张相结合。因此当它胜利的那天，它的内部早已充满了大量不同主张的旧体制精英和追随者乃至投机者。到了这个时候，它已经单纯从一种志同道合的理论派系发展为一种政治身份，而这种身份又意味着政治权力。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每个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本能的试图实现思想的再统一，通过党内的再教育，再培养来完成转化。然而客观实践上，这个过程普遍的不顺利，就像列宁说的，我们把官僚们从门口赶了出去，他们又从窗户爬了进来。对于那些抱有不同动机的参与者，作为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各党派普遍缺乏拒止力，转化能力也相对有限。这俨然成为一个稀释的过程，而稀释到一定程度就意味着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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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党员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本质上更多是统治阶级的二次筛选。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主张是一部分，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统治机器的不断扩张，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关键是通过二次筛选，用一套更加可靠更加简练的人马作为更加庞大统治机器的节点。这是一种双重驾驭，形成一种带有广泛性，具备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便于在固有的规则之外，随时转向的统治机制。而成为党员只是初步，只有通过工作和实践，随着党员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再通过不断教育和重重考核，才能最终成为被认可为共产主义者和党内精英的一份子。

这个机制当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也面临着隐患。那就是随着党的组织和行政机器密切结合，不可避免的要面临官僚化和腐化。虽然通过家法和国法的双重约束，每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努力通过自净运动来对抗这种趋势。但从长远来说，这种自我清洁是很困难的。尤其是随着执政时间的增长，整个国家机器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化，执政党的队伍也无可避免的臃肿化，毕竟这本身就是一个只进不出的系统。虽然理论上存在自我退出的机制，但这套机制在执政体系下是不现实的，而被动退出能治贪治腐，却不能有效的治庸治思想异化。

正因为这种日积月累，定期的强力整顿和自我清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运动式的做法既是迫不得已，有利有弊，至今还是带有争议的。

当然这两种身份并不是矛盾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二者很多时候是有机统一的。但如果不能认识到二者并非同一个概念，就难免要出现随波逐流，意识混乱的问题。尤其是这样一个时代，不可否认的是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共产主义浪潮出现了一个低谷。像列宁，卢森堡那样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伟大人物不再涌现，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诸国纷纷变色，资本主义列强空前强大，共产主义理论陷入不合时宜的停滞，面对时代的新发展遭遇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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