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序 -- 88BaBa

我们不必在这里详述列宁去世后那一代人的悲惨经历：无穷尽的政治斗争、清洗、流放、处决，然后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记下了那段历史在一个渴望自由的旁观者心灵上留下的巨大创伤。

但在伤痛中悲叹只是懦夫的所为。人类还会生存很长时间，还必然要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无数次的挑战。一次失败决不能让它永远的一蹶不振。后来的探索者必须像检查第一架试验飞机坠毁的残骸一样，无畏地、严格地分析所有的错误与成绩，因为这将是使得下一次飞向天空的实验成功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理解权力过分集中摧毁社会主义理想的机理。

权力集中是通过科层制实现的，这种组织形式是随着人类分工的不断复杂化而在生产与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当它用在政治领域时经常被称作官僚制，但其实所有稍大一些的企业或者机构（比如教会）也同样是科层制的。这种组织方式的原理是把一个需要许多人共同完成的任务划分为许多更为简单的部分（科），使得每一部分可以由单个人来负责，并在最后由领导者把分散的任务碎片汇总为一个整体。如果工作任务很大，那么大的部分还需要进一步划分为小的部分，这样组织便还要在纵向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层）。科层制是人类的一项杰出创造，它使得每个人的工作可以专业化，因此大大提高了整体的效率。正是由于科层制的出现才使得原始的松散部落能够凝聚成创造伟大奇观的文明国家。

但有利必有弊，这种制度的坏处就在于它天然是集权的：只有当下级服从上级，分支服从主干时，科层制组织才能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为了达成这样的服从，所有的科层制组织内部必然会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机制和规则。这些机制的形式多种多样，从酋邦的装神弄鬼一直到现代企业对员工的“文化灌输”，但其精髓始终是韩非子和马基雅弗利都明了于心的“法、术、势”。这两位智者最清楚不过地解释了韦伯所称颂的“理性官僚制度”的实质，那就是利用人的所有欲望与恐惧把自由的个人驯化为维持组织运转的机器零件，以保证整个组织的强大无敌。

自然的，这样的组织从成形起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下位者卑躬屈膝的奴性，并且放纵上位者颐指气使的滥用权力。长时间在科层制文化中浸淫的人必定会迟早失去他在进入这环境之前所具有的自由精神。这种组织奴化个人的进程是自发而持续的，直到最后所有体制内的个人都成为维持组织运转的无意识零件为止。这样的“组织人”既丧失了人类最宝贵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也谈不上有任何的道德能力与公共精神。如果一个社会开始大量地制造这样的人就等于宣判自由和进步的死刑，但彻底地放弃科层制就等于让人类放弃任何稍大一点规模的分工合作，也等于放弃人类最大的潜力。这个矛盾要怎样才能解决呢？

要正确地使用科层制，就必须防止任何单个科层制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独大，同时尽量减少人们受科层制影响的时间。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必需要有许多相互竞争或互补的科层组织来共同完成社会生产与分配任务，这样才能为个人提供足够的选择空间，并且个人的选择也将是激励各个组织改进内部管理与运作机制的强大动力。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只由唯一的科层组织控制和影响所有的政治和经济运行，那么任何个人都将难以对这个组织的运行施加影响，对其不合理行为的有效的反对和改进更是难上加难。而无法被大多数成员影响和改变的组织很快就会把其中的个人要么变成唯唯诺诺的奴才，要么通过消灭或放逐彻底清除。

其次，这个社会还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缩短人们必须在科层机构里工作或生活的时间，而尽可能地增加个人可以完全按照自我意愿生活的闲暇。这正是为什么缩短社会平均工作时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人们在生产工作时一定是处在某个科层制组织控制下的。他们的主动性与首创性只有在科层制之外的自由空间里才能得到培育与发挥的机会。

如果能够保证以上两点，那么人类社会就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分工合作获得改天换地的神力，又可以继续保持和发挥其中每个成员的自由与独创精神。

可惜的是，改造社会的尝试从来就不是在实验室里的理想条件下进行的。恰恰相反，任何这样的实验从一开始就要面对历史留下的种种已经变成人类前进镣铐的旧制度 --- 也就是各种旧的科层制组织。只有一个新的科层组织能够把先觉醒的少数人的力量汇总起来，能够对抗和战胜旧的科层组织，能够改革、清洗、摧毁它们，能够在清理干净后的社会环境里进行新的自由社会的建设。这个新的科层制组织就是由社会主义的信念指导的政党，一台由勇敢者们的意志建构而成的社会改造机器。

但用来改造社会的组织机器也仍然还是机器。它必然要遵守科层制的运作规律，也必然拥有同样的力量与危险。这个组织的力量在长时间的革命准备、发动以及其后的动荡内战中再好不过地展示出来，那时一个接一个的艰巨任务与旧社会的一切现存组织构成了这个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政党的强大竞争对手，并在实际上保证了其成员信仰的坚定性与主动性。但一旦社会主义政权成立，这种竞争性的外部环境消失，再要保证这一点就变得极为困难。因为要培养出人民监督政府的能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而经济恢复、发展、建立足以自卫的国防则是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的生死大事。如果革命是发生在美国这样技术先进、经济发达、几乎没有外来军事威胁的地方，那么行政和思想的强制就几乎没有必要。但是，在内战后一片荒芜、精疲力竭的苏联，只有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与思想灌输来动员一切力量才能让这个国家生存下去。相对应的，从上到下一切可能导致分裂或者反对的力量或组织都必须被毫不犹豫地清除。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在巨大外部压力下进行自我改造的社会所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但其后果却正是让革命政党作为唯一的科层组织无限蔓延并垄断了整个社会空间 --- 也就是让社会进入那种将最终摧毁自由希望和奴役所有人的可怕状态。

这是社会改造实验中最危险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垄断社会的科层组织中，唯有党的领导者能对整个组织进行控制与调整。他必须尽快地驱使组织完成社会主义必须的经济与文化积累，同时用一些应急的方法（比如公开宣传、教育、反腐败运动等）暂时缓解科层组织对人的天然奴化作用。但如果经济文化积累不能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必须的水平，那么捉襟见肘的物质条件将使人们处于严酷的生存斗争状态中，从而让一个垄断组织对社会的强力压制无可避免地长期化。在那样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宣传、教育、或者运动可以持续地对抗人们在组织中时刻浸淫的习惯。更何况，虽然党组织的创立者和早期领导者们必定是胸怀自由理想的英雄，但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当他们故去之后，谁能保证一个从层层等级阶梯中爬上来的掌权者对自由的信仰？ 历史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罗马的教皇和基督耶稣的十二使徒绝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在通过革命途径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建立一个由革命政党控制的全国性政权还根本不是改造社会的成功，而只是改造社会的正式起点。建立政权只是制造出改造社会的工具，但这工具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在过度地扩展其使用范围和强化其力量时。而由于严峻的内外部环境，革命的领导者很可能必须要过度地使用这工具来拯救革命本身。这种两难的处境正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在列宁去世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可以清醒地从社会规律的视角来审视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痛恨或谴责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的谬误和邪恶。作为一个盲从与奴化习气已经开始生成的权力组织，苏联的继任最高领导只能是最熟谙科层制运作的斯大林，而不可能是长于远见卓识但却特立独行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高远目光让他天然地厌恶科层规则的鄙陋粗俗，而斯大林从革命生涯的开端起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科层管理“脏活”的人，并且是最熟悉如何把这机器榨出最大动力的专家 --- 不幸的是，这也让他眼界狭小，无法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对实验进行理论反思。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验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灾难。社会主义正是在斯大林手上开始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以至于卫国战争必须要靠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来发动群众 --- 不要忘了，内战时期虚弱的红军是怎样只靠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就让列强难以动员对苏联的联合进攻的。

权力的独占性规律必然要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见之争变成政治派别之间的血腥残杀，其结果不仅是少数异见者的失去权力，而且还是党内所有异议派别的镇压和肉体消灭。由于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光环，它的力量与深入社会的程度都远超从前那松松垮垮的沙皇制度，因此它的镇压也远比沙皇的流放和苦役可怕得多 --- 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大清洗的浩劫之中几乎被一扫而空，整整一代人中最勇敢和最无私的先行者们就这样消失在无数的处决场和古拉格中。

但这个已经网罗了社会一切方面的官僚体系还没有取得胜利。仅仅半代人的时间是不足以让人们忘记社会主义宣扬的自由平等的理想的，他们当然更不可能忘记要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的许诺。这样诱人的许诺是任何官僚都不敢否认的，他只能等待人们在长期的等待中慢慢失望和遗忘。在那之前，他们仍然不得不在人民愿望的驱策下朝着这个方向不情愿地挪动步伐。更何况，那高踞官僚制度顶端的人并不是一个官僚。斯大林虽然按照权力机器的铁律清除了自己所有的同志，但那只是为了让这台机器百分之百地按照他的意愿来建造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让这机器成为有自己意志的社会统治者。在理论上缺乏想象力的“钢铁”，在实践中仍然是让整个官僚机器无比畏惧的雷霆。

正是在依然充满热情的基层大众参与和高处雷霆的威压下，这个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官僚组织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仅仅两个五年计划就让苏联成为了可以和整个西欧相提并论的工业强权，而占有同样土地的沙俄在二十年前还被单枪匹马的德国不费吹灰之力打垮。物质生产增长的可能性在实践中被最终证明了。生产的进步不再只是无数贪欲逐利游戏中不稳定的副产品，而是公共意志为了社会进步而可以强力推动的加油杆。

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经常会以轻蔑的口气谈论苏联的经济模式。“低效率”与“傻大黑粗”已经称得上是褒奖，更标准的“自由主义”评价是“通往奴役之路”。但让苏联走向僵化奴役状态的并非它的经济运行模式，而是迫于时势不得不采取的权力集中模式。苏联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社会有意识地进行生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它陷入低效率低质量陷阱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权力集中后对人民主动性与个性的全面压制。在苏联的官僚体制下，消费者获得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是由对国家政权影响力的大小决定的。其结果是像国防这样占据优势地位的部门总是可以获得世界领先水平的武器，而无权的普通民众只能买到经常爆炸的电视机。如果人民能够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并以有力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产品的要求，那么苏联经济本该可以像提供先进武器一样提供高质量的日用消费品的。

但是已经垄断了权力的官僚体系没有任何动力让社会中出现新的独立力量。相反，自由、个性、独立是所有官僚最害怕的东西，而在招牌上印着“社会主义”的官僚们就更是如此，就像一个负债累累的人最害怕面对欠条一样。最安全也最方便的办法，是宣布欠条（也就是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存在。当作为革命者余绪的斯大林去世后，官僚们终于从最后的管束中挣脱出来，可以放心大胆地实施他们的计划了。社会主义的真正理想在名为 “社会主义联盟” 的国度里一天比一天更空洞化，最后终于被官僚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彻底抛弃。毕竟，不论社会主义被口号歪曲成何种样子，它也不可能为官僚们把本来只是代人民管理的公有财富据为己有提供依据。因此，社会主义和公有制都必须被宣布为一种邪恶的、蛊惑人心的幻想。苏联的解体虽然是其中大多数成员的灾难，但却是官僚们脱胎换骨成为资本大亨的再生洗礼。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了，可这绝不是历史的终结。数以亿计的人们在一个理想之下团结起来，决心克服任何困难去摧毁暴力与资本的统治，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这样的壮举不可能不在世界的所有角落产生回响。而其中最大的回响与反应，有些出人意料的，竟然是来自作为世界资本统治中心的西欧与北美。

和物质匮乏与民主土壤贫瘠的苏联不同，西欧和北美的发达社会已经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普及了教育，同时又已经在一部分成员（资产者们）中实行了民主制度。要让这样的社会为其全体成员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并减轻他们的劳碌辛苦，唯一的障碍来自社会掌权阶层的过分贪婪与自私。这个阶层的精英们在追逐资本的残酷冒险中被训练成不仅不能考虑人类或公共的利益，甚至也不能认识自己这个阶级的利益，只有赤裸裸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是一个合格资产者的行为准绳。正因如此，即使那些几乎可以立即缓解社会紧张状态并在中短期为资本整体带来更大收益的政策（比如失业救济和八小时工作制）也是单个资产者永远不会采用的。只有一个强大社会主义政权废除私有制的现实威胁才能逼迫这些永远尔虞我诈的守财奴们勉强地同意采取那些对社会来说是改良，而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救命的措施。

苏联（以及后来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是这些措施在欧美得到实现的直接原因。在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强大思想攻势面前，再容忍一群贪得无厌的资产者为了利润而在竞争中无限度地压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地位就等于自掘坟墓。而在国际关系中继续把殖民地和弱国人民当成奴隶对待，也必然把他们推向手擎民族自决大旗的红色东方。选举权的普及不得不大大加速，好维持“民主国家”的脸面。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的劳动保护法规也必须尽快实施，不然工人就会听信红色恶魔的宣传。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广泛失业，这样可能引发自家革命的社会火药桶可不能再“无为而治”下去，必须马上用公共财政措施来干涉解决。

所有这些离经叛道的对策在任何坚持“自由放任”（或者更确切些，唯利是图）原则的个体资产者看来都是割心头肉一般的自残，但却是治疗资本社会崮症的良方。失业的减少会增加社会总体的消费能力，缩短的工作时间会让劳动者更有闲暇也更有能力学习掌握更精细更复杂的技术，两者都会为资本的拥有者们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与获利空间。选举权的普及，只要用复杂的选举规则和有效的媒体控制作为安全阀，就不但不会伤及资产者们的实际权力，反而会让他们在面对工人群众时更加底气十足。

社会改良政策使得二战后的欧美出现了长达三四十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每年4%的GDP增长率比起历史上基数更低、看起来增长更容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简直是飞速。不仅如此，几个处于“对抗共产主义”前线的边缘小国与地区也由于美国的巨额援助而改头换面。当对面的苏联和中国大陆需要从每个人的饭碗里挤出发展工业的种子基金时，韩国与台湾却可以直接从最先进的工业国得到最前沿的技术与投资。两千万人口的台湾在二十年里得到的美国经济（不包括军事）援助是如此充沛，竟然和对岸十亿人口三个五年计划里拼尽全力“挤牙缝”引进的设备总金额相差无几，更不用说台湾随着大笔美元而来的技术经常要比大陆从头摸索开发的版本先进好几十年了。“四小龙”们在1980年代让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羡慕不已的经济成就其实正是“积累=增长”原理的又一个现实证明。只是那积累的源头是永远不会对红色大陆开放的。而且，如果没有大陆社会主义政权的强大压力，也不会对台湾与韩国开放。

经济的持续进步必然要在政治与思想上留下印记。国家沙文主义本来只是食利者们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制造出来的新时代神祇。这个虚假的偶像把人类国别、语言、肤色、习俗的差别宣布为等级的差别，并利用人类的无知与傲慢来吸引大批信徒的崇拜。许多劳动者拜倒在它面前，因为缺乏教育的他们以为要免于失业就必须上战场做炮灰；不少资产者也跪着亲吻它的臭脚，因为这些财迷心窍的人真的以为只有保住殖民地才能保住利润。社会改良的惊人成果现在让这喝人血的骗人神祇完全破产了。沙文主义在一国内部的版本 --- 种族歧视 --- 也自然失去了根基，按人种与肤色划分的现代种姓制终于在创造它们的国度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为之战斗、流血、牺牲的许多目标，就这样在他们的敌视者与污蔑者的国家里实现了。那些一时得志的守财奴们尽可以咒骂这些大无畏的英雄，把他们称作恶魔、疯子、独裁者，并让不求甚解的普通大众信以为真。但他们却不得不接受这些先驱者留下的遗产：不分财富、性别、种族的政治平等原则，对劳动者的保护原则，以及公权力为了大众利益矫正经济运行的原则。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很多的。为了正义目标而斗争的勇士们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但他们胜利了的敌人却不得不在给死去的战士扣上“贼寇”帽子的同时，也把那正义目标的一部分当作自己的“善政”来兑现。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结局大多如此：只有这些规模与牺牲同样巨大的战争才能摧毁高度集中的土地垄断，并为下一个较为平均的自耕农社会打下繁荣的基础，然而最后分享到自己土地与轻徭薄赋政策的多半不是最初的造反者们。近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如此：没有席卷全球的红色浪潮是无法遏制金融资本的自相残杀和毁灭趋势，并让潜在的生产力造福劳动大众的，然而最后享受劳动保护和富足生活的也不是那些资本秩序的最早反抗者们。对此，一个汲汲于个人得失的聪明人可以哀叹天道的不公或者人生的虚无，但一个能把自己与整个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探索者则会从中看到战斗的价值和自由的希望。

更何况，社会主义的大旗仍然飘扬在五分之一人类的头上。作为人类文明巨流之一的中国文明，在面对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机遇与危险时，选择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蓝图把自己拖出历史的泥潭，并赢得文明的重生和其中个人的彻底解放。这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斗争，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取得了更为巨大的成就以后，现在已经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刻，中国的选择将决定不仅自己的，也是整个人类的未来。

正如前面阐述过的，中国文明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义”和“王道”这样的乌托邦思想。这些早熟的社会蓝图自然是那时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基础无法支撑的，但它们却在中国人的心中种下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人类可以通过努力来创造一个和平、繁荣、人人安居乐业的世界。正是这个信念奠定了中国文明超越王朝与政权盛衰的精神基石，让它能够在一次次灾难和打击后重获新生与活力。

当工业列强在又一个皇朝的虚弱周期打破中国封闭的大门，开始兴致勃勃地要把这里无尽的人民和资源变作自己赌桌上的黄金筹码时，从自大幻梦中清醒过来的先进中国人也敏锐地发现了科学与民主的无上价值。这二者正是历代圣贤设想的“大同世界”中缺失的两个拼板。科学技术催生的机器生产将使人们从繁重枯燥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消灭“劳力者”和“劳心者”的历史区分，并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建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由政治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民主共和政体肯定比一个世袭皇帝加上一小群知识贵族的皇权政体更能实践“天下为公”的理念，后者随着时间流逝的腐化朽坏是任何圣人的道德教化都不可能阻止的。

这种对社会的理性认识与改造企图正是马克思理论的精髓，但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是绝不能靠背诵《资本论》的。工业还没有在这个社会生根，马克思理论中作为社会主义前提的发达资本主义根本无从谈起。两百万工人在四亿农民中更是绝对少数。如果俄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就已经被认为是一场必败的挣扎，那么中国要尝试社会主义就当然会被当作痴人说梦来对待。

然而革命还是爆发了，因为革命最终的动力来自大多数人强烈地改变现状的意志。这种意志在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国农民中，就像在血腥战场和饥饿后方陷入绝境的沙俄士兵与工人中一样，都是绝不缺乏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贫苦农民的力量来重建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正如布尔什维克可以用工人与士兵的拥护来建立苏维埃一样。

但掌握理论精髓的脚踏实地者必然要和教条的盲从者发生冲突。只有当大革命和反围剿失败的残酷现实教训了只有一腔热血的革命者之后，勇敢的幸存者们才抛开了那些水土不服的教条，总结出适用于中国的行动理论，在传奇般的长征和抗战中成长起来，成为可以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合格政权领导人与军事指挥员。中国革命因此是艰难而漫长的。从党的建立开始，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几百万红色烈士的生命和几千万追随者的奋斗才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相比之下，十月革命几乎是不流血的，而残酷的俄国内战也只持续了三年。

与苏联一样，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只不过是中国社会主义实验的起点。我们已经说明过，从这个起点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将是一段分外危险的历程。作为社会改造工具的共产党必须要使用最广泛和最集中的权力来推动社会的前进，并在这集权必然带来的可怕腐蚀力蛀垮党与政权之前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前提：发达的生产力，普及的教育，以及人民民主生活的习惯。只有在那之后，生产的进步才能不再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和思想强制，而是成为普通社会成员能够不断从中受益，并且可以自觉控制和自愿追求的目标。也只有在那之后，社会生产的增长才能与大多数人物质与精神自由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人类才将不受羁绊地大步迈向未来的自由境界。

而在那之前的斗争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集权科层组织内的奴化引力每一天都在把浸没其中的革命者们拉向毁灭自由的官僚方向。如果一个完全官僚化的政权先于三大前提出现，这场实验就将无可挽回地失败。当毛泽东在建国之际说到“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时，他其实只是在对未来的艰难岁月进行毫不夸张的描述而已。

要完成社会主义的三个前提，中国的起点甚至比苏联还要糟糕。沙俄毕竟还是列强之一，而中国已经做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如果说沙俄的工业与科学不够发达，那么旧中国的工业与科学就接近于零。教育水平与民主习惯也是如此。两者都需要“挤出口粮”给军事和国防以面对巨大的外部威胁，但落后的生产水平与更少的人均耕地面积使得中国的状况更加艰难。

一旦对新中国内外面临的巨大威胁有了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加快工业发展会提出那样高的要求。而且即使在已经意识到过高指标的可能危险之后，为什么也要选择压下自己和同志们心中的疑虑而奋力一搏。作为领导中国人用梭镖对抗长枪，用小米加步枪对抗飞机大炮，用轻步兵打败“空地一体”的杰出统帅，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这些经历也使他也比任何人都明白：中国的工业化不是一个可以“慢慢来”的自然进程，而是一场必须倾尽全力在短时间内打赢的战争。

作为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长期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个科层组织的力量与弊病都了然于心。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他深知这场战争的结果取决于领导层能否在掌握政权后继续保持清醒，能否继续掌握社会的真实情况。因此，在为了保证效率而把党组织的权力广泛伸展到社会所有方面的同时，他仍然不顾许多党内同志的反对而保留民主党派作为外部的监督。他的 “百花齐放”运动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这实验取得成功，党外集团就能成为对抗权力集中趋势的有效力量，从而保证大权在握的党组织继续谦虚谨慎，就像从前为推翻“三座大山”艰苦奋斗时那样兢兢业业。

这种走钢丝般的尝试被反右运动挫败了。当整个党都对党外的有理批评或无理攻击怒火中烧时，毛泽东不得不选择站在自己创立的组织一边，而这就意味着对社会中能够抑制官僚权力的免疫力量的一次大破坏。按照百分比来确定右派人数的政策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场运动的官僚性质，因为只有不关心现实只关心数字的官老爷们才会把人的思想按照百分比来分类。让这样只认纸面数字又盲信自己教条的官僚化干部指挥高速进行的工业化只能是一场悲剧，因为工业化是只有靠精密的计划和脚踏实地的执行才能成功的。这便是大跃进失败的根源。

这样大的挫折对于不久前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取得了耀眼成就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空前的打击。领导层在如何认识挫折与改正错误的争论中分裂了。毛泽东希望能由下而上地给予普通大众监督党和政府的力量，但这既会损害组织的权威和利益，也很可能降低工业化的速度并危及共和国的生存。党组织对任何削弱其权力措施的一次次本能反击只能让它的缔造者越来越忧虑：这个本来为带领人们走向自由而创立的党，是否注定将要蜕化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最可怕的法西斯专政？

为了逆转这看起来无法阻挡的趋势，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终于决定要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做最后一次尝试。他的文化大革命计划依靠还未受官僚习气沾染的年青学生作为冲击力量，对整个党和政府进行从上到下的清洗与整顿。这相当于在已经被党控制了的社会内部剥离出还未成熟的胎儿来监督母体本身，其带来的混乱与破坏是可以预料的。

但毛泽东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社会中的其他阶级更加不具备保证民主监督所必须的政治能力。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在六十年代的中国都已经被牢牢地组织进了公社和国营工厂这样的党组织末端细胞。文化大革命的高尚目标就算能够传达到基层，也只不过变成一部分无权党员夺取现有权力的升官良机。

至于后来“精英”们所津津乐道的多党选举制，只要旁观者还有一些政治常识，就会知道这种制度是无法在一个内外压力巨大的“准战争状态”社会里有效运行的，就像一支正在战场拼杀的军队无法开会选举各级指挥员一样。那种制度是需要长期的和平与繁荣，需要一个社会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合格公民后才能真正起作用的。这些公民必须在精神上富有教养，有能力理解公共政策的原理；在经济上足够宽裕，不会被少数金主收买；在政治上独立，不会轻易受任何组织的控制与蛊惑。这样的公民群体将在那个充满艰难斗争和巨大牺牲的时代之后很久才会出现。而且，如果社会官僚化的趋势继续恶化，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因此，文革在短期内几乎没有达到任何设想的目标，更无法建立原本计划中“两三年一次”的大民主制度。当毛泽东在无力回天的重重忧虑中离世时，党组织的科层制权力骨架已经恢复到与文革前相似的状态，甚至连大部分重要人员也已经官复原职。“十年浩劫”似乎除了对经济、文化、习俗、以及各种人们熟悉的政治组织架构的破坏以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就像李光耀所说的“在沙滩上画画”一样。

但这样的结论并不可靠，文革带来的最深远影响是连它的设计者和发动者也预料不到的。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内部的革命”动员和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因此它造成的混乱与破坏也就彻底地摧毁了党组织在思想上的垄断地位，而思想的垄断正是任何科层组织奴化成员的最有力手段。浩劫之后的官僚们再也不能指着本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对普通人为所欲为了，就像宗教改革之后的天主教会再也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出售赎罪券一样。“大道委蛇，大直若拙”，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这样的难以捉摸，捍卫一种思想的真正精神竟然必须先把它的所有经书都付之一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是改革绝对必须的前提。

开放了的中国社会也不能不进行改革，因为失去了教条庇护的党组织立即就需要直面欧美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那里先进的生产力与更为宽松民主的政治气氛正让打开国门后的中国人惊羡不已。很少有八十年代的国人能意识到，这些令他们自惭形秽的成就竟然是自己先辈的斗争在西方结出的果实。即使少数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帮助党的领导者平息普通大众对于党组织的各种质疑 --- 人民对于更好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向往是绝不能靠任何头头是道的解释来满足的，更何况提供解释的思想体系刚刚经历了那样大的混乱与困惑！处于理论与实践困境中的党组织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大权在握时仍然兢兢业业地领导人民进行追赶欧美的经济建设，并以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而非对教条坚持的“纯度”作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对教条的破除使得经济管理的原则变得脚踏实地。早期由国家和党集中管理一切经济运行的“国营制”逐渐开始分权化，最终被更小也更灵活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在竞争市场中自主经营的模式所代替。这一转变被许多经济学家描述为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向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投降，但那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需要在这里专门批驳几句。

社会主义的核心精神是要让社会为个人的自由服务，为此政治共同体必须保证经济运行的目的是为了其成员的福利，而不能像在一个资本统治的社会里那样，只是为了个别资本所有者的利润。至于社会用什么样的手段与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是无关紧要的。当形势危急时使用大规模计划和管制，当环境宽松时使用容许个人使用权与得利权的市场制，这些都不过是因势利导的技术问题。纠结于公有制“纯洁性”的人们很可能不知道，即使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里，土地的使用权也通常要划分到家庭，只在必要时才重新划分。社会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只是编造出来的“神圣私有权”，那种权力竟然认为因为人需要自利就必然自私，因此可以把对物质利益的贪得无厌当成是人的本性。

当然，由于资本具有天然集中的趋势，因此个人的得利权如果完全不受控制，就非常可能在长期剥夺大多数人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为了保证一个政治共同体能使用和控制这些经济工具，就必须有一个可以对抗资本意志的、代表全民公意的权力中枢。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以社会主义原则为纲领，并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组织。保证共同体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方法，是要保证这个领导社会前进的政党不被官僚化和权贵化的趋势所俘获，从而能够按照对社会整体最有利的原则来维护和调整经济的运作。

以社会发展进步为目的的集中经济指导，大量享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生产细胞，前三十年艰苦奋斗所积累的技术能力与数以亿计的受教育劳动者，再加上可以从欧美日半开放门户中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些任何之前的大规模经济体都不具备的要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见的长期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与苏联时代和前三十年里以牺牲生活水平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高积累低消费奠基阶段不同，此时更为宽裕的经济增长已经可以反哺人民的物质生活，从而开始减少行政与思想强制的必要性。这就为人们的自由与个性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经济发展与政治宽松相辅相成的社会进步循环在两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后终于被启动了。无数的高炉，矿山，工厂，道路，高铁......几乎是在转眼之间就遍布了中国的广阔大地。“世界工厂”价廉物美的产品让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的受益。除去少数还需要时间打磨的最尖端技术，中国工业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已经可以和曾经领先百年的欧美并驾齐驱。如果说苏联的五年计划还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原理的探索性成绩，那么中国重返“世界工厂”的历程则是这原理威力的完美说明。

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在七十年的战斗与建设中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前提中的两个。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普及了教育，并将肯定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创造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生产力。两者都是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现在它还需要创造出最后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民的真正的民主生活。只有完成了这个前提，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扎根于社会本身而不是依赖行政与思想的强制；社会主义的政府才能克服科层制的天然腐化趋向而避开苏联的覆辙；社会主义共同体才能彻底地把生产的进步转化为每个成员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尝试才能真正打开通向未来自由社会的坦途。

在这个时刻，中国之外的世界也在急迫地等待着中国社会主义实验的结果。

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趋势早在苏联瓦解前夕便已经停止和逆转。名为“新自由主义”而实为一个世纪之前陈腐教条的“自由放任”政策又开始大行其道，而正是这种伪造的“自由”给了百年前的资产者们无限的权力，并让他们能够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牺牲几千万人的生命。贫富差距从70年代之后又开始扩大，并在新世纪里达到接近一战前的水平。这使得普选民主制开始失去其有效运作的基础，并让所谓的民主选举越来越成为极端口号营销的角力场。全球化的资本在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挣得盆满钵满，却把本土失业劳动者的怨气引到中国劳动者的头上。资本御用的学者们施展着如簧的巧舌，想要使人相信中国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非但不是人类进步的必须阶梯，反而是导致他国受苦受难的可恶祸殃。国家间对抗的阴霾已经开始浮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而在核时代一次这样的对抗就可能让人类倒退回石器时代.......

宣称自己是“自由民主”灯塔的改良资本主义一旦失去外部社会主义政权对资本无限权力的压制，便开始不断退化回一战前腐朽的金融垄断资本模式。这直接威胁到改良已经取得的成就：种族歧视和对劳动者的露骨压榨已经在沙龙中和网络上死灰复燃，并开始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露出苗头。半心半意的改良主义者们对此束手无策，想要保留“神圣的私有权”而消灭其后果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只是一厢春梦。因为这个原因，在人类继续进步最需要社会主义这面大旗时，欧美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却在政治竞赛中丢盔弃甲，甚至连之前取得的一些小小成绩也难于维持。

在缺乏工业的亚非拉地区，社会发展也有进入死胡同的危险。政治上的直接殖民虽然被废除了，但发达工业国对落后国家的间接经济殖民并没有多少变化。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起点的低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平等的贸易条件下也很难通过生产积累完成工业化，更不用说要在欧美那些加上各种限制条件的不平等贸易状况下取得经济进步了。与此同时，人口的迅猛增长使得发展生产成为这些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为人均生活资料的日益短缺必定要导向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摧毁一切进步的希望。要在紧迫的时间里扭转生产停滞和社会动荡的趋势，就必须由工业化国家向这些落后国家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援助与投资。这种模式的有效性已经被美国援助韩国与台湾的例子证明过，同时实际上也是欧美和中国推进本国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的标准方案。但是，除非国际主义 --- 也就是社会主义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 --- 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各国人民公认的理念，那么任何这样的方案或设想都不可能获得民意的支持，更不用说实施的可能了。

因此，当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要开始时，人类向自由前进的行军计划决定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战斗结果，就像它在一百年前曾经决定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战斗结果一样。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能够创造出一种真正的、涵盖政治与经济的民主生活方式，能够产生一种结合了全世界文明成就的足以澄清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并揭露资本主义虚伪“自由民主”的崭新文化，能够倡导和实践一种让不同国家的人民互信互助的国际行为准则，那么通向自由的大道就必将展现在全人类的前方。反之，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将是人类追求自由历程上的又一次重大挫折，其后果将是许多代人的苦难与牺牲。

历史正剧的终场大幕已经缓缓落下。该是走出这回顾过去的剧场，去展望人类未来晨曦的时刻了。

要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实验的成功，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民主的社会。或者说，创造出一个其中任何普通成员都可以对它提出要求和意见，并确定可以获得帮助和反馈的共同体。因为只有当社会进步到这种水平，我们才能放心地认为它的确已经成为了帮助人们实现自由的工具，而不是要反过来吞噬其成员作为零件的恐怖机器。

这样的民主社会必然不是一个有一两项“民主的”政治制度做点缀的政治共同体。无论这些制度被吹捧得如何天花乱坠，都不可能实现我们对民主的实质要求。要实现我们的设想，这个社会必须建立一系列涵盖社会运转的所有重要方面的机制，无论这些机制是属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其中最重要的而今天又常常被忽略的，是这个社会必须能够保证普通大众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有效控制，必须能够保证生产的发展是为了增进公众的福利而非加强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特权。民主是一套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原则，所有企图把民主局限在政治领域的规定和辩解都不过是为了让这个名称空洞化，并让各种各样的特权 --- 民主和自由的死敌 --- 可以变换伪装继续存在的狡猾伎俩。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实质上的自由民主和虚伪的“面子上的”自由民主的区别，用许多人奉为典范和灯塔的欧美社会做个剖析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欧美向全球推销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简单归纳为：通过多个政党在定期的选举中竞争选民选票的方式，决定一部分政府关键职位的归属。这里的“自由”主要是政治组织上的，体现在组建政党参与竞选的自由（欧美社会内部认为更重要的“自由”是对民众一些基本权利的保障，但对外推销得反而不那么热心，所以我们也在此略过），而“民主”则被等同于公民投票选举立法与行政人员的仪式。那么，这样的“自由”和“民主”和我们需要追求和建设的真正的自由与民主是同样的东西吗？

在我们追求的自由社会里，个人将不再是社会机器上的可替换零件，而是能从社会那里得到一切自己个性成长的助力。这个社会要求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极短的必要工作时间，也必须以极其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两者都不是任何现存社会已经做到的东西，而是只有通过长期、持续、艰苦地改造社会才能实现的。把这种自由和组党竞选的“自由”相比，后者就像是一个号称要攀登高峰的人只走了几步路就声明登顶成功了一样。更可笑的是，这个人还宣布：只有完全踩着他走过的这几步路才算是登顶“自由”；如果从任何其他线路攀登，哪怕已经把他远远地甩在身后，就必定是走上“威权专制”路线的邪恶之徒。

对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宣言，我们需要在一笑而过之外给与多余的注意吗？当然，我们也可以善意地提醒他：组党和竞选的“自由”在得不到资本大亨们的赏识时，能够对实际的政治运作起到多少影响？对这些大亨们一句话就可以让许多人失去生活来源的巨大权力，能够有多少制衡? 平时义正辞严地宣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为什么到了金主们“神圣的私有权”面前就噤若寒蝉了？

欧美社会的“自由”就是如此，那么“民主”呢？

让我们先略过那段以财产和肤色决定个人政治权利的黑暗时代，也不用专门指出这个等同“民主”的普选制用了几个世纪才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既然那些“民主斗士”就是用这个制度来奚落和嘲讽中国仅仅建立发展了几十年的年轻体制，那么就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这样的普选制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或者说，它是否能够保证普通成员对社会有起码的控制？

回答是绝对否定的。单纯的选举制，即使是在普及了选举权和保障公正计票的条件下，也绝对达不到我们对于社会民主的要求。这种制度的最好结果，只是让普通人能够周期性地换掉一个完全不称职或者过分腐败的政府领导人，即使下一个选上来的政客更糟糕也没什么办法。如果没有其他制度和社会条件的配合，“民主选举”的作用就完全是心理上的，通过一种空洞的仪式让一个政府获得投票者的承认。即使这个政府只不过是几千个资本寡头（比如美国）或者几十个世家大族（比如日本和印度）的代理人，普通的选民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现实，并且自我安慰说“不管怎样，我还有一张选票”--- 反正他也不太可能知道：罗马寡头时代的那些被权贵们呼来喝去的无业游民也是每人有一张选票的。

选举制的这些问题是为许多政治理论家所熟知的，但是他们看待这些问题的角度和我们所期待的大相径庭。韦伯和熊彼得都曾经很露骨的说过，普通人是不可能控制社会权力的，掌握权力的只可能是一批社会的“精英分子”，而选举只不过是在这些精英之间决定权力归属的政治游戏而已。换句话说，在上个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我们所要创造的民主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民主选举”只是一套既要保障少数“精英”特权又要让大众感到自己是“国家主人”而不得不玩弄的把戏。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一定要把“选举”这民主诸多措施中一个不太重要的机制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原因。这种说法的确可以愚弄政治经验不足的普通大众。但是对于一个了解社会运作原理的人来说，把选举制说成是民主绝对的和唯一的标准，就像把一个汽车轮子硬说成一辆汽车一样荒谬绝顶。

只要能理解欧美当前社会里 “自由”和“民主”的实质，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者就完全没有必要为中国选举进程的相对落后感到自惭形秽。在建设真正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奋斗道路上，我们完全不必在意那些挟洋自重的“自由主义者”的冷嘲热讽。他们鹦鹉学舌念念不忘的所谓“自由民主”绝对不是能够让人们赢得真正自由的正途，其最大作用是提供历史的负面经验，是让我们更加明确什么不是自由和民主。

中国社会主义实验需要创造的民主是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它的最终状态，这种建立在高度生产力和理性设计之上的共同体将要复活人类自从游团时代以来就已经消失的个人与社会的融洽关系，只是这共同体的规模将要比一万年前的游团扩大一亿倍！这将是人类智慧与互助精神的惊人成就，我们当然不能天真地认为这样的成就是轻而易举的。

在开始着手建设这种真正的民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反驳那种认为民主只能是形式而不能有实质的观点。韦伯和熊彼得反对实质民主的核心理由是：既然管理政府和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工作，既然这样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少数具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才能掌握，那么社会的权力自然要掌握在这些“精英”们手中，而大多数普通人也自然永远只能是被管理的对象，或者说是无权者。

这样的论点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管理中一个重要领域的实例，这就是公司的治理，尤其是那些特大公司的治理模式。

几乎所有大公司的管理人和拥有者都是区分开的。由CEO领导的管理团队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但这些业务和技术细节的专家却并不拥有公司。拥有公司的是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们，是他们在评估和决定管理团队的业绩和去留。董事们虽然常常对公司的业务只有粗浅的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公司。因为虽然具体的运营操作非常复杂，但是对公司运行结果的评判指标则要简单许多。在很多时候，只需要能够理解财务报表上的大致内容（利润、销售额、现金流、负债水平等）就可以做出合适的判断。在更复杂的商业环境里，董事们有可能需要对市场大势和技术方向有一定的了解，以保证公司向有前途的产业投资，但除此之外的东西就完全由CEO去操心了。董事会要做的，是定期地通过一些关键指标来评估CEO和管理团队的工作，并做出对应的奖惩决定。

公司治理的实例说明，即使大多数人不可能具有管理社会所有方面的各种复杂知识和技能，他们仍然可以作为主人对社会运行施加关键的控制。因为只有少数人可以掌握政府和企业的管理知识，就宣称普通民众没有权力控制政府和企业，因此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 --- 这种论调就像公司经理宣称“因为股东不懂得业务细节，因此不配拥有公司”一样荒谬。

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公司的股东们的确会经常因为不懂业务而被管理层误导和欺骗，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会被管理层使用某些财务或法律运作窃夺了股权（这在中国从前的股改中是发生过的）。同样的，如果人民对于国家和社会大事一无所知或者只有非常肤浅的认识，那么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所有权就将处于危险之中。本来只是受人民所托管理社会的公仆们就有可能滥用职权，监守自盗，窃夺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力。

实际上，管理者篡权的危险对于包罗万象的社会比对于单个公司企业要严重许多。社会的“股东”也同时是社会管理者管辖的对象，而一般的企业管理者是无法直接管理本企业的股东的。除此之外，社会是自己为自己制订规则的，而企业运行的大多数规则都是外部制订的。因此，社会管理者可以对普通大众 --- 也就是社会的法理所有者 --- 施加远远比普通企业管理者对股东大得多的影响。今天的企业大都是被完善的公司法和财务审查制度所约束着的，但是有些企业的CEO仍然可以通过财务作假或运营欺诈来窃取公司的财产甚至所有权。相比之下，国家和社会的所有权虽然在宪法中属于人民，但是保障这种所有权的规则既无法同细致严密的财务审查相比，当前人民对这些规则该如何实现也没有多少概念。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情况，那么部分社会管理者企图从公仆变成主子的野心就仍然是实现自由社会的最大威胁。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归纳出两个结论。其一，普通人不掌握政治和经济管理的复杂技能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因为他们只需要了解和控制社会运作的大致方向，而不需要自己处理一切细节。其二，为了保证普通大众能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人，必须要普及政治经济运行的起码知识并提供公共活动的实践机会。如果人民缺乏基本的政治经验，那么管理者篡权的危险就将一直存在，就像读不懂财务报表的股东不能防止某个狡诈的经理掏空自己的公司一样。

实现社会民主的关键在于消灭管理者篡夺人民权力的可能性。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上的，也包括经济上的。我们不能想象任何触及权力的改革可以只靠笔和纸在书斋里完成，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然需要长期的实践和斗争。我们在这里能够做的，是列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做到的一些关键任务。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只能是在实践和斗争开始后才能仔细研究的问题。

民主的实质在于落实和持续保障普通民众对社会的所有权，这就必须要让他们拥有监督社会运行的能力。达成这个根本目标需要两个条件：其一，社会管理者控制社会普通成员的场景与时间被尽可能地削减和压缩，也就是尽可能地增加人们的“自由”空间和时间；其二，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公共生活来掌握监督社会管理者的必备知识和技能。

虽然大多数人会不自觉地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制度，但是读完前面讨论的朋友应该已经意识到这种观点的错误。民主是社会生活的原则，这种原则当然要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经济的内容。由于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集体行动主要是经济上的生产、分配、管理等等，因此实质民主必然要求足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应的经济运行模式。或者说，民主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这个经济基础，就像我们在第一章就提到过的，并不是要保证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物质享受，而是要在保证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同时削减社会管理者控制他们的机会和场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普罗大众整日疲于谋生而不得，怎么还可能有机会学习和实践公共生活呢？想让他们监督社会运作当然就更是天方夜谭了。正因如此，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此前提下劳动时间的大幅压缩，是我们为了建设民主社会必须完成的两个首要任务。

如果我们用第一章里提到过的自由社会的门槛（西欧或日本当前的平均生活水平，每周工作三天）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目标，那么中国的生产资料总量大致要达到当前水平的6~8倍。这意味着要以7%的年率持续增长25~30年，如果提高投资效率和减少消费浪费的话也许可以更快些。由于在70年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作为中国社会领导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如何发展经济有了相当的经验，因此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管理操作层面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能否在理论上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能否把生产能力的增长转化为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间的缩短。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建立在公意对经济运行具有最高权威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使得社会管理者可以利用各种措施进行生产资料的快速积累，并推动生产力朝着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这种最高权威并不意味着一个中央政府必须管理庞杂经济事务的所有细节，而是指这个政府具有为了社会利益而制订相关法规（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得利权的规定），使用政策工具（比如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投资和建设公共工程，并在必要时直接干预经济运转的权力和能力。至于更多更细的对生产要素的组合与管理权，在早期的粗放管理时代曾经是握在政府手中的，现在已经完全交给数量众多的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在这种结合了社会整体考虑与企业层次分权灵活性的管理模式下，单个企业管理者对利润的追逐不仅可以成为社会经济积累的直接推动力，而且社会也可以及时控制他们由于过分贪婪而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各种损害。举例来说，中国近几年对雾霾的迅速控制（对比欧美数十年的治理历程）就得益于这种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调控能力。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欧美社会中的资产者存在一种不易察觉但却非常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民营企业家”们没有资产者们作为一个整体操纵公意的能力。这当然不是因为“民营企业家”们缺乏野心和胆量，而是由于存在共产党这个能够控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强大组织，迫使他们不得不把权力限制在自己管理的企业之内。但这种区别如果不能被普通大众和执政者很清醒地认识，就很可能让企业家现有的受社会和行政体系监督的经济管理权（和获利权）逐渐变质为具有意识形态保护的绝对所有权。这种绝对所有权的害处是前面已经说明了的，它必将导向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并使得为社会整体利益而生产成为完全不可能。

只要对这种资本控制公意的危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并在社会管理、组织、和立法上进行预防，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不会遇到根本性的阻碍。不过，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生产力的增长能够转化为平均劳动时间的缩短？

实现足够短的平均劳动时间是消灭管理者滥用权力可能性的根本手段之一。如果人们天天甚至时时处于执政者和企业主管束下，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对这少数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人进行任何有效的监督。但如果人们每周有三四天或更多的闲暇，那么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如何监督审查那些社会管理者的措施和行为，从而保证这些权力的受托者们兢兢业业地为大众服务。

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法律规定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但还有一半以上的劳动者每周工作六天甚至更长时间。在这种状况下，要求他们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必然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采用何种立法与行政措施，乃至大众的宣传和动员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将是建设中国民主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中国的领导政党已经有了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管理经验，但有步骤有计划的压缩劳动时间是一个全新的任务，需要予以格外的重视。

这项工作的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困难，在于法定劳动时间的缩短可能让企业主把资本转移到那些对劳动时间限制不严的国家（主要是开始初步工业化的国家），从而造成劳动者的失业和生产资料的流失。西欧各国曾经在1950-75年的“黄金时代”里成功地通过工会的压力立法，使得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间从2100小时下降到1500个小时（相当于每周工作时间从5天减少到3.5天），但这种下降趋势在苏联瓦解后的资本全球化浪潮中就停滞不前甚至逆转了。历史的教训说明，劳动时间的削减不只是一个国内任务，而是需要许多国家合作才能最终完成的一项国际事业。我们会在后面专门对国际合作的内容要点进行讨论。

在压缩人们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民主的下一步便是普及和发展公民教育，使得普通大众具有监督社会管理者的能力。当前在学校中进行的公民和道德教育自然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让人民通过广泛地参与各种公共生活，在实践中学习社会运作的知识，并培养出监督和鉴别社会管理者的能力。这些公共活动不仅需要包括政治性的基层民主，也需要包括各种经济性的公民合作组织。

在基层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并不只是开展一人一票的选举而已。每人一张选票，哪怕是选举国家主席或者总统的选票，在实践中也不过每隔几年激起人们对政治几天时间的热度，而民主社会需要的是公民对社会管理的持续关注与监督。相对应的，我们所需要的基层民主，是要像古代雅典那样在街道或者乡镇社区（雅典大约有3万公民，和今天的街道或镇规模相当）采用直接抽签或选举的方式产生大部分与本地事务相关的公职，并用短任期（1年或半年）和非连任制度来保证尽可能多的合格公民能有出任公职的机会 ---- 没有什么方法比让一个人担负他所在社区的公职更能培养他的公共精神了。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基层社区就将成为把孤立个人训练成共同体公民的真正学校。在这些民主自治的社区里，人民将在与日常生活最贴近最相关的事务上自己管理自己，同时也对公共生活的原则和特点得到远比任何书本知识更切身的体验。一旦有了大批这样既清楚自己权利与义务、又对政治运作有实践经验的合格公民，那么任何社会管理人员再想滥用职权甚至窃取权力就是自取灭亡。

由于经济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比例是如此之高，因此除了在基层建立人民行政自治的“公民学校”，对于经济上的公共生活也不应忽视。能够对抗企业广告和营销轰炸的消费合作社（包括住房合作社）是值得大力发展的一种公共经济组织。当代极为发达的生产力已经使企业需要对消费者“具有控制力”才能保证售出产品和赢得利润。这种以广告和营销形式体现的控制力对社会资源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浪费，对消费者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欺骗。消费合作社可以通过集体聘请无法被广告或营销洗脑的“消费专家”来克服这个问题。这些专家可以保证企业生产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对企业最有利润的东西，就像专业的采购员有能力分辨最好的产品和广告最多的产品一样。

其他类型和功能的公民组织，只要是有利于提高普通人对公共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也应该得到重视和发展。这些组织将逐步地把经济和政治权力从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巨型企业那里切分出来。当整个社会里的大部分合作任务和共同事业都可以由这些为数众多，既不受逐利欲望污染，又不依赖行政权力强制规范的组织完成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也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有了广大具有公共活动经验的活跃公民，政府运行的透明度也必然要随之提高。当基层民主实现之后，中高层行政运转的公开与透明程度就成为公民监督权力大小的最重要标尺。从这样的要求看，当前已经实行的行政公示制度还可以范围更广、更及时，对非专业人员更友好。

政务公开是民主社会建设的一根支柱，也是落实人民监督权的必然要求。提高人民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监督与控制能力是社会民主的基础，而一套培养和选择中高层社会管理人员的制度将是社会民主更精细的上层建筑。与基层社区可以由普通非专业人员担任的岗位不同，这些更高级的岗位对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有着很高的要求。担任县、市、省、以至全国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从事的是一种特别的工作，他们必须为不同社会阶层、团体、以至个人的各种各样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与愿望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让这公约数成为大众的共识，并领导大众协同合作来实现这个共识。借用卢梭的说法，这些特殊的公务员 --- 政务员 --- 的职责就是把分散在社会各处的“众意”综合为统一的“公意”并实现之。

这样的工作当然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普通人可以胜任的，只有系统的培养和选拔机制才能保证这些岗位能拥有称职的人选。这样的制度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按照人民主权原则，通向这些职位的道路必须对所有人公平地开放；其次，这个制度必须能够保证任职者拥有完成职责所需的知识和经验；其三，这些职位必须通过人民的审查和挑选才能授予。虽然要凭空设计出一个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按照以上的条件来构思可能的制度框架，并以此作为努力的起点。

当前的多党选举制度，虽然被欧美作为“民主”标尺四处推广，但在满足这三个条件上是有明显的缺陷的。就拿公平性来说，虽然法律上规定了人人平等的被选举权，但选举里的候选人提名要么缺乏透明的流程和规定，要么就有意地给了少数金主集团巨大的影响能力。在保证候选人的专业经验与能力方面就做的更差了。由于对哪怕最高层级岗位的被选举权也通常只有年龄上的限制，这就实际上为把选举变成吸引眼球的秀场大开了方便之门。赢得竞选的要诀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实际水平，而是讨好和哄骗选民的水平 --- 而容易被讨好和哄骗的选民是很多的，足够把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淹没在选票的海洋里。特朗普的当选只是一个暴露这种选举制度弱点的突出例子，但这样的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的。

选举制度的问题可以用以下的类比来说明。设想现在有一家公司需要找到合适的CEO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正常的流程是：公司董事们先让人事部门收集和整理一批在经验和资历上合格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经验和资历都有严格客观的要求，比如CEO人选必须在同行企业担任过副总经理的职位两年以上，而CTO人选必须拥有某个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从事过5年以上相关研究和开发。在确认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以后，董事们再通过一系列从基础到高级的一对一面试，考察候选人对于应聘岗位的熟悉程度和工作设想，最后按照考察打分的结果决定中选者。

但如果换成当前的选举制度，流程就可能是这样的。在第一步，需要董事们选择的CEO候选人背景五花八门，虽然有几个拥有相关的背景，但更多的是不相干行业的闲杂人等，或者是干脆是脱口秀的主持人或者电影里的硬汉明星。到了需要考察候选人的时候，董事们也不能逐个详细地考察他们的资质和水平，而是看着所有候选人乱糟糟地在一个大舞台上要么对下面的观众极力奉承和大抛媚眼，要么互相声嘶力竭地指责叫骂。更糟糕的，舞台边还有大群候选人各自雇来的后援团在用大喇叭打现场“口水仗”。这些台上台下的戏精们把人搞得头昏眼花，董事们只能在完全糊涂掉之前赶紧捡出一个看上去稍好一点的草草了事，至于这个捡出来的人是合格的CEO还是低劣的冒牌货就全凭运气了。在这样的制度之下，选出像施瓦辛格这样毫无政治经验的“明星”州长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单纯的选举制不可能满足社会民主的要求，要让这种制度不沦落为空洞的授权仪式，就必须有额外的制度和规定来保证候选人的水平和选举本身的客观性。最重要的，是既要对候选人资格有严格的要求，又要满足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意味着通过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客观考试制度来选拔政务员，并建立相应的培养体系。这里将初步地描述这种制度的要点，它的完善只能是长期实践与改进之后的事。

考试选拔制的前半部分类似于历史上的科举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高考这个具有公信力的现有制度，它既可以作为一般年轻人智力与意志力水平的客观标尺，又没有古代科举那种被少数地主士绅家族垄断的弊端。在这个标尺上达到足够水平（比如省份排名前1%）的学生将获得在一定时间内（比如28岁前）报考政务人才的专门培养机构 --- 国家行政学院 --- 的资格。我们需要对考生年龄的限制来预防像范进那样用毕生精力在考试中追逐富贵的人，同时从高考到第二次考试（相当于研究生入学考试）之间的时间也足够让年轻学生体验不同的学习与生活道路，以决定是否选择从政作为自己的事业。

国家行政学院将对入学考试选拔出的学生进行必要的理论教学，但更关键的是专门安排的一系列政治实习与考验。在短暂的课堂学习后，学生们将首先在基层（社区或乡村）同当地直接选出的各种普通公务员一同工作，在这过程中既积累行政的经验，也在日常工作中接受那些基层直选公务员的指导和审查。他们的毕业成绩取决于直选公务员们的考评结果，只有考评合格的学生才能获得竞选基层以上政务岗位的资格。

对不同级别的政务岗位需要颁布明确的工作经验和资历要求，比如县长候选人需要国家行政学院的学位，而市长候选人除了学位要求，还必须在县长以上职位有2年以上经验。同时，这些候选人的行政业绩也要由专门的竞选负责机构进行调查核实，以保证最后提供给选民的候选人都是真正优秀尽责的行政人才。

除了对候选人的资质要求，竞选的形式也必须尽可能地有利于普通人进行深思熟虑的选择，而绝不能让那些现在常用的煽动性手段（比如各种作秀与广告）有施展的机会。可以用一种标准化的“人民面试”取代目前漏洞百出的“自由”竞选，让所有合格的候选人都针对一个提前公布的“人民问题清单”进行准备，并在统一组织的“面试”（网络或电视）里直接面对全体选民依次回答，当所有候选人的“面试”结束后就可以迅速投票选出胜者。在这个“面试”之前，候选人的从政经历必须对所有选民透明公开，并接受一切可能的质疑和审查。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候选人的宣传或鼓动都应当完全禁止，以防止任何利益集团对人民理性思考的干扰。

通过基层直接民主和中高层客观考试-人民面试制度的结合，我们就有了从目前制度走向未来体制的路线图。这个过渡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从第一批考试选拔的年轻人开始在基层实习接受大众的直接审查，再通过“人民面试”进入更高的岗位，直到最后少数人达到可以管理整个国家的水平，整个过程至少需要20-30年。但长期渐进的过渡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制度变革都需要足够的试错改进的时间，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机制就更是如此了。重要的是在实践与改进制度的时候坚持正确的方向，那就是必须通过客观理性的新设计来克服选举制的先天不足。

熟悉政治运作的读者可能会对政党在以上讨论中的缺席感到奇怪，但以上的制度设想其实处处都要求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公意的、既有远见又有强大执行力的政党。这样错综复杂的制度实验和建设绝不可能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而是需要一个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核心，这个核心在中国只能是由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共产党来担任。并且，这些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过程也将是政党与政权逐渐自然分离的过程。毕竟，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根本作用在于人民的动员和组织，由政党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只是在人民缺乏政治经验时的应急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对于政党和人民都同样是有危险的。社会民主的进步既意味着人民自我管理能力的增长，也意味着党有机会逐渐脱下那令人迷醉也令人堕落的权力魔戒，摆脱它的腐蚀和诱惑，最后回归自己本来的模样 --- 只有最勇敢，最无私的人才能加入的人类迈向自由征程的光荣先遣队。

如果我们能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持之以恒地继续发展生产力，并努力尝试让生产力的进步转化为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间的缩短，那么人们就将会有更多的闲暇与精力投入到公共生活当中。广泛的基层直接民主和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将让从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普通人在其中学习、锻炼、成长为真正的公民。透明化的公务运作流程会让中高层社会管理者们始终处在这些公民警惕目光的监督之下，而这些管理者的素质将由各种严格客观的政治能力考试来保障。这样的整体制度必定可以消灭国家权力变质为人们牢笼的危险，并让它真正成为服务所有公民的工具。

自由是不能仅仅在人类的一部分中实现的。创造一种与人类迈向自由时代相适应的国家间行为准则，以及建立在这准则之上的国际秩序。这既是在一国内部开始建设自由社会的思想前提，也会是自由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最大助力。

一个在自由社会里成长的人会天然地认为另一个人拥有和他同样的权利，而不会在意这个人的国别、民族、肤色。国界也不可能限制他对不幸者的同情以及对不合理社会状况的义愤，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诲是超越最森严的国界线的。

相反的，一个在国际关系上坚持认为中国人（或美国人）应该比马里或者尼泊尔人享有更多特权的人，在国内也很可能会无意识地相信国内某个地区（或某个阶层）的人应该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特权，而特权意识正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不要忘记，最早的酋长和贵族正是从固化的特权中产生的，我们绝不要在今天重复一万年前原始人类犯下的幼稚错误。

自由的原则要求一个人能超越对自身利益的狭隘关注，要求他必须能在更大的共同体里认识和实现既属于自己也属于他人的公共利益。这个共同体并不由任何地图上的线条限定，而是随着他对世界认识的增长不断扩张。正因如此，任何在内部追求自由的社会也必然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国际主义的准则。

国际主义准则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反对战争，因为自由是不可能在战争的阴影下成长的。自由社会与民主决策是密不可分的，但坚持缓慢的民主决策在巨大的外部威胁面前将是自杀式的愚行。战争或备战带来的紧急状态必然要使整个社会进入权力集中和个人自由削减的恶性循环，因此为自由奋斗的人们必须时刻警惕任何战争企图，并努力在国际事务中消灭导致战争的祸根。

要彻底消灭战争，就必须结束造成战争的国与国之间自行其是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但要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理论上也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途径。其一，是由列国混战产生一个最强的，吞灭其他所有国家的超级帝国；其二，是各个国家合作制定并保证遵守国家间行为的准则，并通过这样的准则来维持和平、促进交流、最后在历史的自然进程中融合为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

前者是历史上大多数帝国的形成路线，但这条路线的可能性已经被人类武器威力的巨大增长彻底抹掉了。核武器的出现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挤满了无数炸弹的小房间，任何在这个房间里舞枪弄炮讹诈他人的蠢货都要冒着引爆所有炸弹的风险。这个事实即使不能完全阻止个别强国通过间接手段控制几个弱国，也足以消灭任何单个强国通过吞并扩张成为全球统治者的企图。

帝国之路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持久和平的可行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并维护一套所有国家都能认同并乐于遵守的国际行为准则。这条全新的道路当然不是容易走的，超级大国的有些政客们即使在醒着时知道不可能再造一个全球化的罗马帝国，在梦里却还总把自己当成是今天的凯撒和奥古斯都。这导致联合国的决议和宣言仍然难以阻止大国的恃强凌弱，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经常被淹没在一片“人权高于主权”的叫嚣声中。但我们切不可失去继续前进的信心，因为这条曾经艰难的道路已经显露出希望的征兆。

相比只间隔了二十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制度已经在过去70多年里防止了主要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而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识也让小国能赢得足够的国际支持来反对大国的蚕食吞并。一个穷兵黩武地霸凌他国的国家，现在虽然表面上呼风唤雨好不得意，但其实只是在为少数特权者的私利和几个自大狂的白日梦而虚耗国力。这样的政策不仅迟早要踢到其他强国的铁板，也会招来国内普通大众的坚决反对。与此同时，只要当前的国际规则仍然能够保障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土和内政安全，遵守规则的国家之间的信任就必然不断增长，而它们之间利益的冲突就将更习惯于通过讨论而非动武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国家的人民也会在对外政策上越来越支持和平而憎恶战争。此消彼长，和平共处的国际准则必然会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和遵从，直到最后那几个自大者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并承认它的权威为止。而联合国这个人类为消灭战争和保卫和平创立的斗争平台，也将在那时开启作为人类共同体管理机构的新篇章。

国际主义的另一项基本任务是发达工业国对后发国家的援助。这项任务的道义基础来自于人人熟知的互助原则，我们在这里需要厘清的是其经济和政治动力。正是这些动力使得对外援助不能只是人们出于同情心的自发行为，而必须成为自由社会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

当现代技术让大洋和沙漠都不再成为交通的障碍后，我们无法再幼稚地梦想一个自由社会可以像桃花源一样在小小的地球上独善其身。相反的，一个追求建立自由社会的国家绝不能在一个长期被贫困和战乱困扰的世界里取得成功，就像一个穿着华丽的人绝不会在贫民窟里有真正的安全一样。要保护国境内的自由和繁荣，就必须也要帮助国界外的人们发展和进步。对外援助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受援的国家，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

人口爆炸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这是医疗卫生技术的扩散快于社会经济进步和人口控制机制建设的必然结果。对这些还处于农业时代的国家来说，人口的高速增长很快就可能超过生产的上限，紧随而来的必然是饥荒、内战、以至国家和社会的崩溃。要阻止悲剧的发生，唯一的办法是由发达工业国及时对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尽可能快地促进它们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社会向工业化模式的转型而自然的平息人口过度增长的危险。

如果一个发达社会对它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危险不闻不问，并自私地任由这些国家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崩溃瓦解，那它就迟早要面对这些社会垮掉之后的难民狂潮。到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的公民该如何面对这些蜂拥而来的、在恶劣环境下退化得愚昧、粗俗、甚至可怕的人类同胞呢？只要他还保留有一点人类的同情心，他就显然无法像从前的美国白人那样，用灭绝的办法来对付这些今天的印第安人。但要让这些语言不通，又被一个破败的社会毁坏了人性的人们融入一个新的社会，这将是一件何等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这些失去了自己国家的流动人群对任何想接纳他们的社会都会是一种巨大的冲击，而且这冲击很可能会导致接纳社会的分裂，进而威胁到社会的自由，就像当前西欧面对穆斯林难民时发生的情况。与其面对这样糟糕的局面，这个发达社会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帮助邻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取得进步，从而永远消灭祸乱的根源呢？

一定会有许多人提出质疑，认为在自己还不富足的情况下去援助他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的看法是对工业经济运行缺乏理解的结果，需要详细加以说明。

假设有两个国家，其中一个是完全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另一个则是只有农业的落后国家。工业国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设备和产品，甚至每年都有许多设备和产品因为不适合国内市场而要被淘汰掉。而农业国除了几种最简单的农作物以外什么也不能出产，即使对工业国来说处于淘汰水平的东西也是难得的好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业国对农业国不进行任何援助，只想进行一般的贸易交换，那么工业国的人们也就最多只能得到一些供少数人享用的特产而已。农业国的生产力就是那么低，就算工业国的商人们在贸易中耍尽所有手段，甚至强占这个国家并敲骨吸髓地奴役它的每个劳动者，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油水供他们压榨。

这其实正是从前欧洲殖民者干过的蠢事。西班牙的“征服者”在美洲只搜刮金银，比利时国王在刚果只看得到象牙和宝石，不列颠的绅士们则靠摧毁印度的棉纺织业来迫使印度人用硬通货购买英国的纺织品。无论金银、象牙、宝石、还是货币本身，都是对大众生活的实际改善毫无用处的东西，但却是极少数特权者控制大众的有用工具或荒淫无度的必须品。殖民的“收益”也因此只属于宗主国的特权阶层，而且是以损害普通大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当然，这并不妨碍特权阶层从自己的收益里拿出一小部分赏赐给大众中那些愿意在沙漠和丛林里为“帝国”卖命的冒险分子，就像发行彩票的大亨把收入的零头发还给几个彩票迷一样。

对西欧工业的发展，殖民地实际起到的是一种破坏性的作用。就拿坐拥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的英帝国来说，那广袤土地和无数人口中的十分之九都实际上都成了帝国寡头们炫耀权力的禁脔，就像从前的贵族把大片肥沃的农田圈起来做毫无生产力的猎场一样（对印度，是真的从农田变成猎场）。为了夺取和保持这些殖民地，英国原本领先世界的工业实力被大大削弱了。当帝国大片领地的生产力被有意地荒废甚至摧毁的时候，不列颠本土最宝贵的技术和劳动资源却被耗费在控制和投机殖民地必须的军事征服上：仅仅为了保障一小群寡头在苏伊士运河的投资，就动员了多少万军队和多少艘炮舰！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安排，到了必须依靠实实在在的人力、钢铁、粮食的时侯，当然就要完全破产。这正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为什么会在二战中那样狼狈，先在小小的德国面前不堪一击，后在土地人口都不到自己三分之一的美利坚膝下跪求救命。

时光飞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今天的美国似乎又在踏上让大英帝国完蛋的老路，把几万年轻人的性命和上万亿美元洒在伊拉克的沙漠里，只是为了让石油军工集团的董事们账上添加几百亿的利润 --- 而采用这样自残政策的国家还在指责对外贸易不平衡是他国的错误所致 --- 那些发动战争的政客们对于剥削和压迫弱者是如此擅长，以至根本无法想象人类互助的力量，无法想象如果让这些白白死去的年轻人和白白烧掉的资金去帮助而非杀戮所能获得的成果。

这成果将是极为丰硕的。如果工业国的人民开始有计划地援助自己的邻邦，既帮助建造工业发展所必须的公路、铁道、港口等基础设施，也传授和培养能够操作机器设备的人才。那么，农业国将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工业国家，将能够生产出比从前多几十倍上百倍的产品。这时，原来的工业国用同样社会劳动量生产的产品，便能从原来的农业国交换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和品种都好得多的产品。除此以外，援助的投资和贷款部分按照协议还一定可以分得额外的收获。像刚果这样贫穷的非洲国家，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最多只能为世界市场时断时续地提供一点矿石和木材。但如果我们开始象援助自己的西部地区一样援助这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非洲之心”，那么很快就不仅可以稳定地获得对中国经济运行大有裨益的各种资源，还可以在那里日益富裕的众多人民中为中国企业创造出一个有利可图的消费市场。非洲大河流域那些惊世的自然景观和与奇异的文化遗产也将不再被战乱和饥荒淹没，而是成为各国人民开阔眼界与心胸的游览胜地。

在经济学原理上，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和对国内落后地区的开发是等同的，前者是后者的自然延续。举例来说，中国具有强大的交通建设能力，可以又快又好地建造各种公路与桥梁。但是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已经接近完成，只剩下西部地区还有一些工程在进行。面对这种情况，最经济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国家筹资援助那些贫困的国家，既为它们带来急需的交通设施，也为这些世界最好的建筑队伍找到用武之地。这就像在修完沿海的高速公路后继续建设西部的高速公路一样自然。但如果按照网上流行的守财奴论调，如果那些可恶的穷国不能自筹款项，我们就得让自己的工程人员放弃专业自谋生路或者干脆失业在家。这些斤斤计较的键盘侠们认识不到，货币只有对于企业和个人才意味着实物收益，而对于国家和社会只是调动人力物力的指挥棒而已。只有最愚蠢的国家经济政策，才会为了几个账面的数字而让社会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生产力白白闲置甚至消失。我们绝不需要这样的经济政策。

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对外援助必须主要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借助国家的专项贷款或无偿援助，保证参与建设的本国劳动者在项目产生效益之前能得到报酬。当援助项目在长期开始发挥作用后，援助国是很容易通过某种方式从新增生产力中分成并收回投资的。这种方式可能是直接贷款的利息或入股的分红，但更多的来自本国企业可以获得的新投资机会和可以开拓的新消费市场。在一个像尼日利亚一样贫穷的国家，任何企业获取利润的机会都是很小的。但如果这个国家在生产上取得像中国一样的进步，那么它的两亿人口就会变成比江浙沪还要大的消费群体。这样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巨大市场一定会给投资其中的企业带来比从前多得多的回报。只要援助在切实转化为受援国的经济与社会进步，我们就绝对不必担心对外援助在财务上不能做到账务平衡。

同样由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依靠私人资本是难以推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进步的。不发达地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进行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必须首先建立劳动力教育体系和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然后才能谈得上建立具体的生产企业。但任何私人资本都无法投资于公益性的教育体系和基础设施：这样的投资不可能有直接的收益，只能便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让那些后来者把自己当成踏脚石，一步到位地建立可以产生利润的企业 --- 这样的赔本买卖是靠逐利求生的私人资本绝对不可能做的事。对外援助的帐单对于任何只能打自己小算盘的个别企业总是亏本的，因为作为有效援助前提的公益性投资是它们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国家可以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尺度上计算这笔总账，而这笔总账是会给援助国和被援国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的。

当然，对外援助也像在本国进行建设一样，只有在满足各种必要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成功。对于经济上的条件我们不需要特别考虑，因为它们和在国内进行建设时基本类似。但对于政治上的原则和国家间的区别则需要特别关注，因为这些问题在国内是不会出现的。

对外援助最好先达成国与国之间的框架协议，明确援助目的和实施手段，并规定双方政府和企业的工作任务之后再有序进行。某些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和国内产业产生冲突的援助项目也应该在早期通过提前协商安排避免摩擦，比如在孟加拉投资纺织业就可能会与国内的纺织生产企业有竞争关系，也可能给国内的纺织工人带来就业压力，包括影响在纺织业压缩工作时间的安排（美国现在就是以这种理由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

这类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法是通过国家间的协商安排来逐步地进行生产地点和就业岗位的调整，并对受援国的劳动保护与工时限制进行重点关注：一部分纺织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或生产更复杂的产品来维持竞争力，一部分简单纺织品的生产企业可以转移到孟加拉，对应的“多余”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再培训转入其他产业或升级到管理和设计岗位，而孟加拉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时限制需要和国内的政策相衔接并得到落实。

跨地区的生产和就业调整在中国已经在沿海和内陆之间发生过许多次，进行这样的调整要求社会具有相应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摩擦是难免的，但这样的调整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最终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都带来进步。未来跨越国界的生产与就业调整是可以从中国现有的类似经验中得到巨大帮助的。

其实，对于成功的跨国援助最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合作的最终目的，认识到双方并不是施舍和被施舍的关系，而是在通向自由道路上先走一步的人向后来同伴传授经验的关系。人类要赢得自由是不容易的，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许多伙伴。他们的人数越多越好，能力越强越好。

随着长期的和平使国家间的边界从剑拔弩张的战线变成互利贸易的口岸，随着跨越国界的援助使得不发达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越来越接近工业化地区的水平，随着人们对外界知识的增长和交流的增多，国家消融的时代也就来到了。这个过程将不再像历史上国家间的“大鱼吃小鱼”--- 那是靠少数人野心驱使的流血战争来完成的 --- 而是各国公民在日益频繁的平等交流大潮之下自发的选择。

西欧各国在通过自愿合作形成超国家共同体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个好的示范。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感叹: 七十年里不断增进国与国交流合作的共同努力，是如何把那些曾彼此敌视的人民捏合到一起，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欧洲不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就像七十年前很多人无法想象所有欧洲人是属于同一共同体一样。

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持续地扩大不同国家人民的交流与合作，那么建立一种超越国家的人类共同体就可以逐渐变成现实。这个共同体将使得人类的和平与团结成为自然状态，并使得单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或者剥削他国而建立和维护的军事组织变得毫无用处，而当这些军事机构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慢慢弱化以至于消失的时候，人类自由时代的曙光也将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不同地区进行类似欧盟的跨国一体化是可行的，尤其是在相互贸易和投资都已经非常频繁的地区。当前一体化进程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政治上以他国为潜在对手甚至敌人的习惯性偏见；其二，经济上不同国家间的生产与生活水平差距。对于第一个障碍，欧盟是用把几个最强国家的关键产业绑到一起的经济手段（煤钢共同体）来消除政治上敌对的可能的。只要能够在各个大国之间建立起走向人类共同体的共识，就像从前法国和德国在建立欧洲共同体上达成共识一样，同样的做法在未来也可以帮助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战争的可能，并成为向人类共同体前进的起点。对于第二个障碍，有计划的大规模跨国援助是主要的手段，同时也不能忽视在有条件时开放劳动力跨国流动的益处。由于对落后国家移民和工人的鄙夷和歧视是一种普遍风气，对这项政策的重要性必须多说几句。

在能够实行有效的生育鼓励政策之前（目前还没有国家能够做到），所有发达工业化社会都必然要面临老龄化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办法，是有计划地对周边拥有大量年轻人却工作机会不足的欠发达国家开放就业和移民机会。这将是一项对双方都大有好处的政策。那些来自远方的劳动者可以在一个已经工业化的环境里生产和学习，既可以为自己的家乡带来可观的收入，同时也让他们工作的地方更加生气勃勃和充满活力。这样的人口流动会带来一定的混乱，但对于中国来说并不会比当前每年上亿人口的定期迁徙更加无序。何况，这项政策总是可以先选择那些人口较少的国家（比如老挝或蒙古）进行试点，再推广到人口更多的国家。劳动者的输出国和接受国应该设立专门的公益性机构，进行语言文化技能上的培训，以保证离家的打工者能够在接受国立足生根。

我们不应该重蹈日本的覆辙，那个国家因为对外来劳动者的习惯性恐惧已经面临一系列问题：经济停滞不前，老人缺乏照顾，社会变得冷清僵化。我们也不要学习美国的坏榜样，那个傲慢的“自由灯塔”对邻邦近在咫尺的苦难视而不见，却梦想要用21世纪的长城来把自己制造的问题拦在墙外，最后还是逃不过蜂拥而来的难民大潮与毒品之害。

中国人可以学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另一个国家的劳动者一起工作和生活，就像现在一个上海人或者广东人可以和四川人和西北人一起工作和生活一样。何况，人与人的交流又怎么会只是单向的呢？当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每天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里和来自越南或者印尼的同事朝夕相处一同工作的时候，越南和印尼的劳动者也会开始把来到他们国土上的中国人当作熟悉的同伴来对待。而当人们可以不分国界的工作、旅行、定居、学习、创造的时候，那条刻在人们心中的界线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从森严的铁丝网变成了公园花墙般的风景标记。

人类的本质是智慧生物。它的智力是一种只有在群体的合作中才能发挥作用的特殊能力，并且这种能力的进步也完全依赖于合作中的讨论交流。不仅如此，智力的成果 --- 知识 --- 也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任何物质产品（比如粮食或住房）总是参与分享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就越少；但参与分享知识的人越多，参与相关讨论、研究、实践的人越多，每个人的知识也就越多，人类知识的宝库也就愈加扩大，人类整体的能力也愈加增强。

正因如此，人的智慧本性要求他去与其他人合作，去发现自然与人生的原理，去改造社会与个人的生活，去创造世上从未有过的奇观，去实现智慧的真正潜力 --- 宇宙的脑、宇宙的心、宇宙的真正灵魂。

与此同时，这智慧灵性的生物载体却把它拖回历史与现实的泥潭，让他不得不为了动物般的可怜生存而竭尽全力。不仅要抵抗自然的喜怒无常，更要时时与本应同舟共济的伙伴进行尔虞我诈乃至你死我活的争斗。

人类不应该被这样永久地禁锢在自己动物性的牢笼之中。

这本小册子便是一个人类的普通成员为打破这牢笼而进行的尝试。他试图澄清人类为追寻自由走过的艰险道路，总结那些伟大先行者们失败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并为人类下一次向自由进发的征程画出一幅力所能及的行军图。

在这粗略的草图上，我们看到：人类是怎样从胆怯的猿猴成长为英武的猎人的。我们也看到：这些生气勃勃的游猎者们是怎样懵懂地走入文明社会，在那充满压迫和诱惑的炼狱中艰苦摸索，最终掌握驯服自然的神奇力量的。我们还看到：人类是怎样逐渐认清文明对自己的桎梏，怎样开始有意识地反抗这些人为的束缚，怎样无畏地为创造一个服务人而非压迫人的新社会而斗争和牺牲的。在草图的最后，是无人踏上过的未知道路，那光辉灿烂的自由大陆依然隐现在远方。

人类决心从自然和社会手中赢得自由，就像一群勇敢的探险者誓言要找到那希望的大陆。他们在航程中历经了无数艰险：迷航、触礁、搁浅、干渴的煎熬、惊涛骇浪的侵袭。巨浪卷走了许多人，更多的人顶上了他们的位置；台风撕碎风帆、摧垮桅杆，人们在风暴的间隙补好了船帆、重修了船桅；船长在飓风中倒在了掌舵的岗位上，大副又接过了舵盘 ....... 他们在这航程中经历过痛苦、愤懑、挣扎、奋进、失败的沮丧、暂时停泊和徘徊的迷惑，然后又继续艰苦地探索航行。他们就这样缓慢地、曲折地、然而总是不折不挠地向着那希望的远方前进。

现在，轮到今天的人们登上探险的舰只，去寻找通向自由大陆的航线了。最新的技术已经让舰艇焕然一新，最新的海图已经显示出目标的方向。然而前面的海域依然是未知的，依然潜藏着暗礁和危险。我们需要信心和果敢启航向前，并在这艰难而光荣的航程中证明自己 --- 证明人类不仅有设想自由的远见和智慧，更有为自己赢得自由的意志和勇气！

哪里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