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一骑兵军（引子） -- 梦秋
曾经碰到过一个乌克兰人，说他很不喜欢这本书。
那切格瓦拉早就遍地开花了，人家可不缺信仰也不缺手段。
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征集余粮是强制手段，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农村没有多少基层组织，但是在城市发展工人党员可不是靠强制的，否则那些党员在形势不利的时候怎么不逃走或者叛变？而且余粮征集制的前提基础是布尔什维克把没收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这一点格瓦拉作过？他除了烧房子强迫革命外有作过那么多工作？格瓦拉在各地鼓捣革命失败后就不负责任的跑掉，这是布尔什维克作的？
第一骑兵集团军就是五六万人马，够强！
土改的基础是成立苏区，否则把田地分给农奴有屁用。余粮征集制说白了就是抢劫，类似私掠许可证这种立牌坊而已。要说起来还是红军命好，当时红白二军类似明末的李闯和明政府军之间的状态，双方都无力供养饥民，所以干脆放开抢掠，结果明军和李闯形成了拉锯，结果关中到河北打成千里无人区，而红白二军没有把南俄搞成无人区，就是因为白军太菜，没形成相持。而且红军致胜法宝也主要不是靠组织力，而是靠武器的优势，红军军纪和政工工作到二战都不见得有多强，当时更别指望了，从斯大林后面迷信武器装备轻视战争艺术看，政工工作也没有真正引起他的重视，更多是作为一种权力工具使用。所以苏俄的政委远远达不到TG的高度。
这电影明明说的是阿帕纳先科的小弟阿列克萨·敦迪奇（Aleksa Dundić）的故事嘛，由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两个已经消亡的国家共同拍摄。
兄弟之间的内战是很残酷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使自己的国家或者民族走向强盛，但因为选择道路的不同，而拔刀相向。在内战中，那些冲锋在前勇于献身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本民族的精英。如果有更好的路径，双方能够坐下来，用谈判代替刀枪，把力量拿出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该有多好。可惜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忒少。是因为时间老人不等人，还是因为人性本来就喜欢简单直接的暴力手段？
以前一直尊崇所谓“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但《顿河》这本书改变了我对战争的看法。对付外敌入侵，没那么多废话，大家伙儿拿刀提枪，杀将过去就可以了；而兄弟之争，能用和平手段，就不要诉诸武力。
另外，所谓“站队”，其实大多数人是糊涂的，只关心眼前的利益，被时代裹携着，随波逐流。没有绝对正确的理论，也没有永远伟光正的领导和组织。而处于其间的个人，是那么渺小和无助。所以老祖宗留下一句老话——“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第一条消灭农奴制的道路，就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大批农民变成单身无靠的农民和雇农，用暴力保持群众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大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农民中间造成的资产阶级大农。黑帮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正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他们大胆采取了这种有利于地主的摧毁手段。他们抛弃了不久以前还常见的官僚和地主对半封建式的村社的同情。他们避开一切“符合宪法的”法律，以便用暴力来摧毁村社。他们给富农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让他们去掠夺农民群众，去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户破产；他们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他们为了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只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同它作斗争。而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只能联合“暴发户”，联合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这班人去反对农民群众。他们别无出路，只有向科卢帕耶夫们大声疾呼：发财吧！发财吧！我们让你们有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只要你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挽救我们政权的基础！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于是反革命地主就急忙在各方面组织这种暴力。
第二条发展道路，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别于第一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只有俄国自由派这些愚钝的小市民，才会梦想俄国的极其尖锐的危机有可能毫无痛苦地和平地结束。
但是，这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摧毁也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一大批自由的农场主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根本不要什么地主经济，因为地主经济整个说来在经济上是反动的，而农场经济的因素通过我国以前的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在农民中形成了。沿着这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我国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国内市场大规模的扩大，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干劲、主动精神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起来。俄国有辽阔的待垦土地，由于俄国内地的农民群众遭受农奴制的压迫，由于对土地政策采取了农奴主－官僚式的态度，这些土地极难得到利用，但是这些土地为深入而广泛地大规模发展农业和提高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是需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是因为农奴主－地主的统治数百年来在国内整个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移民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贯穿专制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是顽固的官吏进行的亚洲式的干涉，他们妨碍移民自由定居，把新的土地关系弄得非常混乱，把俄国中部农奴制官僚主义的毒素散布到俄国的边疆地区[注:亚·考夫曼先生在《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提供了移民政策史的概况。作者是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农奴主的官僚制度是极为尊重的。]。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这种占有制极其混乱。它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它反映出数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政权粗暴干涉农民土地关系的历史。它象把人赶入犹太人居住区那样，强迫农民参加具有纳税性质的中世纪式的小团体，参加共同占有份地的团体即村社。而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份地的出租和撂荒现象，另一方面，又会把占有制形式极不相同的小块土地，把农民自己所有的份地、租来的份地、买来的私有土地、租来的地主土地、租来的官地等等凑在一起，建立未来的自由的农场主（或容克俄国的未来的大农）经济。
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还是份地——的“地界”。必须摧毁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必须把一切土地上的中世纪垃圾全部“清扫”。
体现这种经济必要性的，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大多数小私有农民在1905年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上，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中和在1907年第二届杜马中，即在整个革命第一个时期中，始终表示赞成国有化。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村社”在他们中间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萌芽”，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非资产阶级的“劳动原则”。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赞成土地国有，是因为实际生活要求他们摆脱中世纪式的村社和中世纪式的份地占有制。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或者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要建立而且能够建立真正资产阶级的小农业，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一切农奴制传统的小农业。
俄国从十二月党人直到斯托雷平改革都没有完成彻底土地分配，临时政府也做不到，而列宁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意识到土改的重要性，十月革命刚结束不久就根据土地法令开始没收沙皇贵族地主田地给农民耕种，一年左右时间让农民无偿获得了1.5亿公顷可耕种的土地，工农联盟不再是宣传口号，这使得贫农中农在三年内战中和布尔什维克坚定站在一起，对他们而言，白军回来不仅没粮食而且也没有土地，不仅如此，通过对农村土地的核查让工人为主的布尔什维克有了对农村的第一手资料。而政治委员制度更是苏联红军的原创，在红军吸纳大批旧沙俄军官的情况下怎么保证党指挥枪不出现军阀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托洛茨基手下兵力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万，如果他或者下属军官有政治野心就莫斯科那么远的距离控制的了么？临时政府是怎么被科尔尼洛夫搞到焦头烂额的列宁他们不会不清楚。把这些都归于偶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匈牙利革命没有成功，后者面对的敌人远没有三年内战红军面对的敌人强，他们对敌人的让步也远不及布列斯特条约那么苛刻。但由于没有完成彻底土改没能把农民拉拢过来，而且对军队中存在的反对派也没有能控制，没有建立契卡这类组织也没能实行红色恐怖镇压敌对势力，最终失败了。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有了1905年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像大革命失败后的tg一样逐渐走向成熟，对于掌权后应该作什么更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要实现本土化是有过程的。
记得他说人的关系太混乱了。
一方面政治立场必须坚定，另一方面，又必须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否则会被战士们瞧不起。
单长制和双长制各有优劣，前苏联的解体，窃以为和单长制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被欧美忽悠瘸了）、民族关系没有理顺（过于迁就各民族的分裂主义）和官本位，但愿天朝不要重蹈覆辙。在剧变的前夕，试图最后挽救一次苏维埃联邦的，恰恰是当时苏军高层。
天朝太宗以降，军内的腐败日趋激烈，也就是到了庆丰帝这会儿，才得到比较有力的治理；而我军是一向实行双长制的。
不过，回顾历史，在战争年代我军的成长中，双长制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典型的例子是罗荣桓元帅，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制止湖西肃反扩大化）和解放战争东北战场（协调育帅和上下左右的关系，以及在育帅犹豫不决的时候，帮助育帅和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都起了莫大的功劳。太宗应该也是一个例子，不过太宗和罗荣桓之间，我还是更佩服罗帅。刘邓挺进大别山的决策是对的，但太宗为了保持和中央一致，具体策划上太过匆忙，给部队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刘邓分兵，我猜测多少有点不和的因素在里面，以至于后面要调华野的陈毅去中野协调二人的关系。
是不是里面充斥着对乌克兰人（庄稼汉子）的蔑视？
想看看为啥战无不胜的红色骑兵军在华沙城下遭遇大败？
没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不过我猜是不是和元首41年底在莫斯科城下遭遇惨败差不多？战线太长，后勤无以为继？可能这也是44年底华沙流亡政府策动右倾冒险时，苏军无法给予大规模援助的部分原因？
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
斯大林->布琼尼
之前图哈切夫斯基和布琼尼有啥时候互相不对付吗？翻了之前的各篇，好象没找到？
第八章 别尔季切夫突破
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苏波战争的爆发时间是在1920年4月25日。波兰历史学家则认为，苏波战争早在1919年就已经开始。当年冬天来临前，波军占领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城市：维尔诺（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明斯克（今白俄罗斯首都）以及利沃夫（今乌克兰同名城市）。在乌克兰，波军前线距离基辅只有两百多公里。
经过灭国一百多年之后再度获得独立波兰，一开始就在两条建国路线上纠缠不清。一条路线是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波兰共和国；另外一条，则是致力于恢复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大部分控制过的领土，建立多民族的波兰国家。要知道，莫斯科历史上曾被外族攻占过三次，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拿破仑。剩下那一次，是三百年前的波兰人。历史上，波兰控制过乌克兰大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全部，领土向东最远曾经扩张到斯摩棱斯克。建立多民族的波兰国家，意味着要从苏俄手中夺取大片领土。
1919年的波兰领导人约瑟夫·毕苏斯基出生于维尔诺。他选择的正是第二条建国路线，恢复昔日祖国曾有的荣光。这是苏波战争的肇始。1920年春天，毕苏斯基打算在乌克兰扶植一个亲波兰政权，以居中缓冲波兰与苏俄。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就是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声名狼藉的西蒙·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留拉。这一位现在在本国被公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英雄，而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里，他和他的部队被称为“彼得留拉匪帮”。
彼得留拉在革命前曾经当过记者，写过不少宣扬乌克兰独立的文字，持有反俄政治立场。在苏俄内战期间，他既反对布尔什维克，也反对邓尼金白军。1919年10月，白军予以彼得留拉部队毁灭性打击，他不得不率领残部逃往华沙。1920年4月，彼得留拉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名义与波兰签署结盟条约，承认波兰在加利西亚东部地区（今乌克兰西部利沃夫、捷尔诺波尔、罗夫诺等州）的领土利益，换取波兰对“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支持）。协议签署后，波军立刻向东发动了“基辅攻势”。
虽然早已获悉波军将要发动对基辅的进攻，但苏维埃政府仍无暇西顾，红军也没有做好准备。西南方面军在叶戈罗夫的率领下，将注意力集中在对马赫诺武装和克里米亚作战方面。在西部只部署了第十二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这两支部队所有战斗人员加在一起只有1.56万人，人数少得让人怀疑，更加不足以抵抗波军的进攻。
1920年4月28日，在苏波大规模战争开始后三天，图哈切夫斯基从南俄前线紧急调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在白俄罗斯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因西方面军作战较为谨慎，进展较缓慢，无助于改变乌克兰的局面。5月6日，红军放弃基辅。波军和部分彼得留拉的乌克兰武装占领了这座乌克兰第一大城市。
波军在乌克兰方面的部署如下：波兰东南方面军从北到南部署了第三、第二、第六集团军，分为“基辅”和“敖德萨”两个战斗集群。红军需要在这两个集群的结合部打开局面。1920年4月29日，加米涅夫致电叶戈罗夫，告诉他波军集群前出太远，后勤补给跟不上，侧翼暴露，建议红军转入反攻。叶戈罗夫决定将打击重点落在波军基辅集群。，反攻时间设在1920年5月23日。后来又推迟了三天。
从加米涅夫建议反攻，到叶戈罗夫最后付诸行动，中间隔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红军反应如此迟缓，是因为叶戈罗夫在等待第一骑兵集团军的到来。
3月25日，共革军委电召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前往莫斯科，商谈将第一骑兵集团军调往乌克兰前线的问题。共革军委参谋长列别杰夫建议用火车尽快将红色骑兵部署到乌曼一带（基辅正南方190公里）。这个建议得到了共革军委作战部长沙波什尼科夫（1940年苏联元帅）的支持，不料用火车运送兵员的方式却遭到了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反对。
布琼尼反对的理由很简单：目前苏俄控制下的铁路因内战已经破烂不堪，牵引机车严重不足，根本无法迅速将第一骑兵集团军部署至前线。伏罗希洛夫补充解释说，将整个集团军调动到前线需要大量的列车。运送人员、马匹和武器就需要92列列车，每列列车挂50节车厢，就需要4600节车厢。运送司令部、后勤部、装甲汽车部队、航空兵等还需要至少20列列车。苏维埃共和国在1920年1月控制的全部车厢只有12000节，根本不可能满足单一方向调动一个集团军所需。就算车厢足够，装车人手不足，一列列车就要装一昼夜。如此算下来，第一骑兵集团军到达前线至少得4个月时间。
想要迅速调动部队，就得骑着马过去。布琼尼总结说。
布琼尼有自己的算计。他认为，从迈科普到乌曼的距离大约为1000多公里。红色骑兵每天行军30到35公里，走完全部行程要30到35天，各种因素影响下要增加一定的冗余时间，预计经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红色骑兵才能到达指定地点。就这样也比铁路运输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至于沿途所需要的物资补给，由当地苏维埃政府筹措。
共革军委参谋长列别杰夫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现在“不是成吉思汗的时代”。布琼尼因此跟列别杰夫争吵了起来，两人关系闹得有点僵。后来在出发前往乌克兰的时候，布琼尼还是向列别杰夫提出要15-20列列车运送物资。列别杰夫说，超过10趟就不给。布琼尼当场大怒，质问说：“您为什么要说‘给’或者‘不给’？这些列车是您的财产吗？还是我们和伏罗希洛夫的财产？”虽然经加米涅夫调节，双方没有进一步吵架，但很多年后，布琼尼还是把这一细节写进了回忆录里。作为赫赫有名的红军骑兵集团军司令，布琼尼的心胸实在算不上宽阔。
至于是否骑马还是坐火车前往乌克兰，后面列宁亲自出面协调，共革军委接受了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建议。4月7日，布琼尼与伏罗希洛夫从莫斯科来到哈尔科夫，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叶戈罗夫见面商议部队的转移工作。当天，第一骑兵集团军各师奉命开始集结，向乌克兰前线前进。此时红色骑兵的四个师长分别是：戈罗多维科夫（第四骑兵师）、铁木辛哥（第六骑兵师）、莫罗佐夫（第十一骑兵师）【 原第十一骑兵师师长马图坚科调任到第三骑兵军当库班骑兵师师长】和帕尔霍缅科（第十四骑兵师）。另外还获得了第九骑兵师的加强[【到达乌克兰后，第九骑兵师作为五个骑兵师中最弱的一个（只有1100名战斗人员）被解散，余部充实到除第六骑兵师外的各个师以及特别骑兵旅】。波格列博夫调走后，由肖洛科夫担任集团军参谋长。
临出发之前，红色骑兵还需要处理一起突发事变。因原第二骑兵军军长杜缅科被关押在罗斯托夫的监狱里，他的部分手下发生哗变，要求释放杜缅科。哗变被迅速平息下去，却加速使杜缅科走向死亡。
红色骑兵的前进步伐不受罗斯托夫事件的影响。他们向西开去。每走三天到四天就休息一天。他们一路要么唱着歌，要么沉默着。疲倦掉队的人和生病的士兵被放在拉着大炮的马车上。三个飞行中队和装甲车通过铁路运输来到前线。红色骑兵后队在4月23日离开罗斯托夫，两周之后，大部已经渡过第聂伯河。偶尔之间，红色骑兵不得不和马赫诺的无政府主义游击队作战。到了5月13日，第六骑兵师已经和彼得留拉的乌克兰军队交火。
5月25日，波兰空军科希秋什科飞行中队的一架侦察机在深入红军后方侦察时，发现天边铺天盖地涌来了一场沙尘暴。飞机迅速降低高度，飞行员看到了一幕让他震惊的局面：成千上万的马匹掀起了一片片尘土。头戴黑色阿斯特拉罕羔皮帽的红色骑兵每八个人一排骑在马上，行军速度极快。他们斜背着步枪，脸上蒙着防风面纱，只露出眼睛。昏黄的阳光下，士兵们腰间的马刀反射着令人恐惧的光芒。
第二天，同一架侦察机侦察后报告，红色骑兵已经向西前进了100公里。就在这一天，乌克兰前线的红军向波军发起了反攻。
发动反攻的西南方面军主要兵力分为四个部分。从北向南分别是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员加斯帕尔·卡兰佩托维奇·瓦斯卡诺夫，亚美尼亚人）、法斯托夫集群（司令员亚基尔）、第一骑兵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员乌博列维奇，7月8日后由莫尔卡察诺夫接任，含第7、第41、第60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第八骑兵师）。第十二集团军和法斯托夫集群像是铁钳的两个口，一北一南把基辅卡在其中。第十四集团军因为实力较弱，被分配去进攻波军敖德萨集群，防止它增援波军基辅集群。第一骑兵集团军作为强大的突击兵团，分到的任务是突破波军侧翼后，占领法斯托夫地区。叶戈罗夫和加米涅夫的计划中，红色骑兵对基辅集群的侧翼包围只是浅近包围，只要西进到法斯托夫即可北上，封闭基辅集群的退路。
布琼尼再度对高级指挥员的作战计划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想法。法斯托夫位于基辅西南偏南60公里，位于波军防线的浅近纵深，对其发动进攻只是打击波军侧翼，而不是后方，无法包围波军主要作战兵力。布琼尼建议第一骑兵集团军的攻击方向应该向西延伸至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一带，位于基辅西南偏西130公里左右，以便实施对基辅集群的包围。叶戈罗夫批准了他的建议。
5月28日，经过一个月零二十一天的长途行军，第一骑兵集团军全部按时到达指定集结地域，开始投入与波军的直接作战。战斗刚刚开展，布琼尼就发现波军与白军的作战风格很不一样。波军的指挥更加统一和协调。波军步兵也不像白军那样，一发现红色骑兵发起冲锋就陷入恐慌。5月26日，叶戈罗夫提供给布琼尼的情报显示，波军一般采取小规模部队试探性进攻的方式，以诱使红军部队前进，随后再发动大规模的反击。叶戈罗夫认为波兰骑兵会采取这种方式，吸引红色骑兵的进攻，随后再用大量步兵包围并且消灭之。叶戈罗夫提醒布琼尼，波军在西乌克兰挖掘了大量壕沟，布设了大量铁丝网，实现了火力集中，这增加了红色骑兵消灭波兰步兵的困难。
红色骑兵在刚一开始沿用了以往的战术。第十四骑兵师在全军右翼掩护侧翼，其余各师通过在各个区域发动进攻试探敌人防线的薄弱地带，达成突破后便立刻开始强攻。这个战术在波军面前几乎失去了作用。他们展现出娴熟的部队机动和反击能力。刚刚开始作战的头三天，红色骑兵受到了一定损失。第六骑兵师伤亡比较大，第三旅参谋长萨巴诺夫、第33团政委皮什楚林、副团长萨拉耶夫阵亡，第33团团长谢利瓦诺夫和第36团团长维尔宾重伤。
与此同时，红色骑兵的两列装甲列车也在战斗中被波军缴获了【布琼尼的回忆录中提及两列装甲列车受袭，但在最后一刻获救】。而红军却难以找到波军在防御上的薄弱地点。最糟糕的是，红色骑兵发生了一起严重叛逃事件，第十四骑兵师83团的三个骑兵连在第三旅旅长萨利尼科夫（Salnikov）和团长普罗托波波夫（naztrabrig Protopopov）的带领下，直接叛逃到波军一方。这个团是在迈科普由邓尼金白军俘虏组成的新部队。6月1日，波军的突袭切断并包围了陷入混乱的第十四骑兵师第三旅，经过奋战后，第三旅才突出波军包围。这件事情迫使布琼尼对第三旅进行了紧急改编，并调来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里亚贝舍夫（苏德战争中曾担任南方面军司令员）担任旅长，抽调了第四骑兵师第19团政委P.I.斯卢切夫斯基担任旅政委。
接敌作战的失利，使布琼尼不得不承认，波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带着沙文主义的狂热”作战。他在6月2日召开了特别作战会议，研究如何突破波军防线。结论很明显，接下来的战斗对于火力要求更加集中，骑兵要求更加分散地行动。红色骑兵的火力很成问题。部队没有榴弹炮，无法以高弹道炮击波军的战壕。其余牵引火炮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另外，红色骑兵没有轻机枪，在下马作战时火力优势不明显。滑稽的是，红军严重缺乏破拆铁丝网所需的器材，平均一个骑兵连才能分到一把到两把钢钳。此外他们还缺乏手榴弹。
最后的决定是：如果遭遇敌人步兵，则占据良好的防守阵地，骑兵下马作战，以击溃对方的进攻。其余骑兵则寻找从侧翼或者后方打击对方的机会——但是如果做不到令对方措手不及的话，那么不得发动进攻。下马作战的骑兵如果遭遇对方反击，在一定的情况下允许撤退，以便将其引入骑兵预备队的打击范围。骑兵预备队应该隐藏在森林或者峡谷里。要求机枪车以及牵引火炮具备更高的机动性，以便建立交叉火力。至于铁丝网，除了钢钳，自己再想办法……
6月4日夜，骑兵军在大雨和蛙鸣的掩护下重新部署在萨姆戈罗多克一带的森林里。这里是波兰第13师和第7师的结合部。波军虽然通过航空侦察发现了骑兵军的动向，但却犹犹豫豫没有发动反攻，只是做了一些试探性进攻，被红色骑兵击退。6月5日黎明，布琼尼以第六骑兵师为预备队，其余部队发动进攻。当天清晨雨停下来，起了大雾，能见度极差。红色骑兵野战司令部参谋长佐托夫在出发前因看不清路，连人带马掉进了一个大水坑里。在这样的视线下，布琼尼率领第十一骑兵师悄悄潜入波军阵地，发动突袭。战斗中他亲手俘虏了两名波兰枪骑兵【布琼尼的回忆中未提及此事，但见于诺曼·戴维斯的《白鹰红星》中】。随后其余红色骑兵发起进攻。波军试图动用一个步兵师进行反攻，导致防守人手严重不足，防线被撕开了。
6月5日这一天在后来三十余年里一直是红军的重要节日，庆祝“苏维埃军队在与欧洲军队作战中获得第一场胜利”。【这一说法见于诺曼·戴维斯的《白鹰红星》中，本文作者尚未能确认是否属实。】
这一天的进攻拉开了苏联军史中的“别尔季切夫进攻”序幕。突破波军防御后，红色骑兵不顾两翼波军的夹击，径自向西北的日托米尔扑去。6月8日，红色骑兵占领了日托米尔，切断波军战线纵深达100-120公里，深入波军后方。随后，第一骑兵集团军转向东，与亚基尔的法斯托夫集群（辖第44和第45步兵师，G. I. 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和基辅区舰队第三分队）会师，完成了对波军基辅集群的半包围。战斗中，第十一骑兵师第二旅政委约瑟夫·雅科夫列维奇·特列古博夫阵亡了。
接下来，第一骑兵集团军应该北上，切断基辅集群通过科罗斯坚（基辅西北偏西150公里）撤退的铁路。布琼尼在无线电中告知叶戈罗夫，骑兵军已经抵达科尔宁（基辅西南偏西80公里），并准备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封闭对基辅集群的包围圈。这时过于自信的叶戈罗夫出现了误判。他认为，基辅集群已经在撤退，消灭他们的任务交给第十二集团军和法斯托夫集群。骑兵军转向西南，准备用于对付敖德萨集群。6月10日，叶戈罗夫电令第一骑兵集团军放弃向东北方向的进攻，转向西南，再次占领日托米尔和卡扎金。
布琼尼遵照叶戈罗夫的命令转向西南。但到了6月12日，叶戈罗夫认识到仅仅依靠第十二集团军和法斯托夫集群无法消灭波军基辅集群。可他又不愿意放弃歼灭敖德萨集群的机会，于是在当天下了一道新的命令，要求布琼尼兵分两路，将两个骑兵师用于再度占领日托米尔和卡扎金，准备对付敖德萨集群，另外两个师用于切断基辅到科罗斯坚的铁路，以支援第十二集团军和法斯托夫集群消灭基辅集群的战斗。6月14日，布琼尼奉命分兵，将第四和第十四骑兵师交给伏罗希洛夫指挥，用于切断科罗斯坚铁路。但是两个骑兵师的力量不足以攻占科罗斯坚。红军直到6月19日才占领这座城市。而6月12日波军已开始撤出基辅，通过科罗斯坚逃掉了。在此之前，敖德萨集群也成功撤退了。这场战斗就成了一场击溃战，没有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
【有观点认为是方面军指挥部误判了波军撤退方向，叶戈罗夫判断波军撤退的方向是日托米尔-卡扎金（西方向），但最后波军从科罗斯坚（西北方向）撤退。第十二集团军和法斯托夫集群的骑兵部队，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和巴什基尔骑兵旅（旅长穆尔塔津）兵力不足，无法拦截和追踪。也有观点认为加米涅夫和叶戈罗夫在如何分配兵力上出现了分歧，最后不得已进行了折衷。另外一个变数则是红色骑兵有两天与方面军司令部失去了无线电联系，造成阻击兵力到达过晚】。
过了20年，法斯托夫集群司令员亚基尔冤死在卢比扬卡地下室后，布琼尼指责亚基尔当时向叶戈罗夫提供了错误情报，导致红军没有歼灭波兰基辅集群。
切断科罗斯坚铁路行动期间，第四骑兵师师长科罗特恰耶夫作战不利影响了红色骑兵围歼基辅集群，让布琼尼十分恼火【根据原第四骑兵师师长戈罗多维科夫回忆，在取得别尔季切夫突破后，他被召到哈尔科夫，任命为第二骑兵集团军司令员，回到罗斯托夫负责集团军组建。戈罗多维科夫的去职可能因为是自己伤病比较严重。他在旧俄军队中就曾因为战伤退役，当了一个工厂看门人。但在布琼尼的回忆录中，从离开罗斯托夫前往乌克兰前线时起，科罗特恰耶夫便已经担任第四骑兵师师长】。
事情是这样的：在分兵之后，第四和第十四骑兵师的作战决心并不明确。第十四骑兵师跟波兰第7师交火，夺得一个村庄后，便转入防御，停下来宿营。第7师的压力顿减，分兵在夜里偷袭了第四骑兵师。第四骑兵师的哨兵疏于防范，被偷袭成功。波兰人设法缠住第四骑兵师第一和第二旅，绕过骑兵主力，从背后袭击了师部，掳走了后勤部的运输车和师政治部的汽车。科罗特恰耶夫在作战中慌了手脚，命令错误百出，已不适合担任师长。布琼尼将第四骑兵师师长科罗特恰耶夫降职为旅长，在察里津时期就追随布琼尼的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利图诺夫被任命为师长。
后来，布琼尼少见地在回忆录里批评伏罗希洛夫。他认为此役伏罗希洛夫没有保持与手下两个师的密切接触，也没有施加足够的进攻压力给两个师的师长，致使两支部队懈怠下来。
别尔季切夫突破前后，红色骑兵设立了基本司令部（后勤）和野战司令部（作战）两个机构。方面军新任命克柳耶夫担任第一骑兵集团军基本司令部参谋长；从第十集团军调来库利克（1940年苏联元帅）担任集团军炮兵司令员。库利克在察里津战役期间与斯大林建立了友谊，但本人指挥能力不行，算得上是苏军早期的草包将领之一。他因为二战作战不利失宠，1950年因为在背后嘀咕斯大林的坏话被告发，丢了性命。
放下倒霉的库利克不说，回到苏波战争。在反攻的第一个月，红军明显感觉到它和内战有极大的不同。图哈切夫斯基在给加米涅夫的电报中说道：“与波兰的战争更加接近一场大兵团之间的常规战争。”很快，红色骑兵就会感受到与波兰作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