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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守是因为我既无知又无能

梅里马克河是美国东北部的一条大河，源出新罕布什尔州中部的怀特山脉，向南流入马萨诸塞州，最后折向东北注入大西洋。

洛厄尔和劳伦斯原本是梅里马克河下游沿岸的两个村镇，是波士顿——马萨诸塞州首府，一座优良的海港城市——的投资者将它们发展成纺织业中心。人们在河的上游修筑水坝将河水拦截，再利用人工水渠将水分流至各个纺织厂。快速水流驱动水轮，水轮带动织布机，织布机制造纺织品。这些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纺织品由驳船运载，通过米德尔塞克斯运河送抵波士顿。到1850年，洛厄尔已成长为美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下游16公里处的劳伦斯也得以迅速发展。从欧洲涌入波士顿的新移民也为洛厄尔和劳伦斯注入了新鲜血液，到1890年，两座城镇的人口分别达到了7.8万和4.5万。但就在1890年，流行性伤寒席卷了洛厄尔和劳伦斯，1500人感染。一年间，洛厄尔150人死亡，劳伦斯有83人被夺走性命，其死亡率与1832年伦敦经历的霍乱高峰期大体相当。

是水被污染了，且不是孤案。

跟那个时期的其他多数欧美城市一样，洛厄尔跟劳伦斯的居民饮用来自于上游的河水。显而易见，河流既是引水渠，亦是下水道。唯一的不同是，城市取水口往往开凿于上游，排污口位于下游，如此饮用水相对干净卫生，仅仅是相对自己这座城市所排泄的充满了粪便、尿液和农工服务业废液的污水要干净卫生些。而洛厄尔和劳伦斯很不幸的位于整条梅里马克河的下游地段，这两城市的居民感染伤寒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他沿岸城市。

现在要问的是，市民和城市管理者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上述情况吗？

死亡，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一些既傲慢又愚昧的人的脸上。幸运的是，这个世界上总有另一些人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他们的大脑里装载的是智慧和勇气。当洛厄尔和劳伦斯的市政官员和市民不得不直面现实，向外界寻求帮助时，科学家和工程师挺身而出。

第一个伸出援手的是威廉.塞奇威克。这位被视为现代公共卫生之父的教授原先是名医生，后改道钻研细菌。1883年他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细菌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第一门课程。塞奇威克和他的团队赶往两座受难城市，通过观察、走访以及样本分析，准确地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污水来源于一条始于洛厄尔上游5公里处的支流，支流中含有伤寒沙门杆菌。

包括一些学者在内的人们不理解伤寒疫情为何爆发，他们更相信一条千古不变的自然法则：流水能自净。如果这条法则不成立，那么人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千百年来不都是取水于上游、排污于下游吗？这想法有它的合理性，但合理性只停留于表层。污水中许多有毒化学物质如硫化氢原先处于还原态，一旦遇到了氧气——准确的说是遇到了氧气和微生物的共同作用——这些物质就会发生化学反应转变成氧化态。城市内建的下水道中氧气浓度低，奔流的河水中则富含氧气，城市污水进入到河流时，化学反应随之启动。如果有太多的耗氧物质，那么水中的溶解氧将被迅速消耗，好氧型生物如鱼虾将窒息而死。纺织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水，这些废水中含有硫化氢，因为工厂往往会大量使用硫化染料。缺少氧气，水中的硫化氢就无法继续发生氧化反应，从而挥发到空气中。硫化氢不仅有剧毒，并且有恶臭。洛厄尔和劳伦斯的居民们早就对这种恶臭“习以为常”了，伦敦人及其他一些城市里居民也早已“见怪不怪”了。千百年来流水自净是因为大气中的氧气会不断补充水中消耗掉的溶解氧，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过程的快慢与许多因素有关，比如湍急的河流一般而言更为洁净，激流拍打水中岸边的岩石，溅起朵朵水花，水花将空气卷入其中重新跌落回河水，河水中氧气的补充速度因此加快。所以马萨诸塞州的历史中曾经有一条法律：只要排污口距离最近的下游取水口32公里以上，上游城市就可以向河里排污。但不论是这条法律还是前述法则都应付不了纺织厂，更何况劳伦斯距离洛厄尔只有16公里——州府官员认为梅里马克河流量巨大，足以稀释一切有害物质，因此享有法律豁免权。

这和伤寒疫情有什么关系呢？1000个伤寒杆菌就足以令一名成年人感染上伤寒，而伤寒感染者及无症状的伤寒菌携带者所排泄的粪便中有着数以百万计的病菌。硫化氢和伤寒杆菌没有直接关联，将二者凑在一块的是千古不变的取水排污方法，以及对流水自净的坚定信仰。

上述内容是别人告诉我的，我震惊于自己的无知，并且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我庆幸于自己还没有无知无能到主动踩雷的程度，比如我去过一两次酒吧后就再也不去了，我发现那种场合会让我失控从而产生犯罪的冲动，比如我尽管上了20多年的网但还是决定把宽带给掐了，我发现糟粕多到我都承受不起的程度，更不要说我的孩子了。我打算就这样保守下去，躲在龟壳里，跟时髦说拜拜。

我有几分理由打以下的比方：

IT技术如同水轮，言论自由如同纺织机，媒体以及自媒体如同纺织厂，网络如同河流，开卷必有益（发展到今天已演变成了开“机”必有益）如同流水必自净。那么阿拉伯之春、叙利亚连天炮火、乌克兰政变，和香港骚乱，就如同霍乱与伤寒的爆发。

表面上的原因是有大量的“粪便”、“尿液”、“有毒污水”和“致命病菌”被“喷射”进了“河流”，而生活在“下游”的人们“拿来”就“喝”。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盲目追新，迷信历史经验。

我以为，可以大胆说一句，我们从来都是生活在一个“有毒”的世界当中，饮水有毒，食品有毒，信息更有毒，只不过例来都不乏一些专家告诉人们“尽管有毒，但不足以致命”，不乏一些“有识之士”告诉大家“不要杞人忧天”，不乏大批“事实至上论”持有者坚持“一向不都是如此，一向不都过得好好的吗？”然而真相却是，曾经低毒，日后将演变成巨毒，曾经有时间和空间加以改善，日后 必将以无数条生命为代价才能唤醒一些人。

整个19世纪，欧美人生活在污水当中，那么21世纪呢？我以为，全人类将生活在臭气熏天的信息之中。确实不必过于担心，人类不会因此而灭亡，总会有这个家那个师想出对策，加以改善，拯救大伙，但对我来说，等待是漫长的，度日如度年。另外，这令我感到万分羞愧，除了等待，我什么也干不了，因为我无能。

当然，从乐观的角度来看，人类是在进步，是在解放自己，要破除迷信，要铲除偏见，就得采取行动，每一次行动都会流很多血，死许多人——但我总是忍不住地想，这难道不也是历史经验吗？这难道不也是千古不变的所谓自然法则吗？哪一天才能将它也给粉碎了呢？

最后，我还是想以打比方的方式来结束此文：

实际上，在我看来，那些饱受争议的热点事件与现象往往并不致命——如同煮沸过的水——前提是听者能广泛且认真的对待不同的观点与意见。

真正要命的是一些“有什么好研究的”、“大家不都如此吗”之类的司空见惯的信息，它们行凶的方式从来都是“悄悄的进村，杀人的干活”。

除了“煮沸”之外，还有一个办法保护自己，那就是用“净水”来“稀释”，读好书，交良师益友。

这样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可能永远也说不完，我至今也没有想到一个有效的对策如何将其“一网打尽”，况且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只能以举例的方式加以说明。

其一、进到学校要认真学习。此话初听没有半点毛病，但实际上演变成了“学习只会在课堂中发生”，进一步演变成了“学习是为了考试”。实际上，没有人不学习，区别只在于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而发生得最为频繁的、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并不是主动学习，而是被动学习——跟着身边人的模仿。

其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话初听也似乎没有任何可质疑之处，问题是我们人是如何看实践的呢？看结果，看事实。但事实并不一定就是真相，袁世凯确实当过皇帝，但并非是他一意孤行，而其实是当时确有许多人需要皇帝，许多人生活在历史的惯性中；结果并不一定就是成果，蒋介石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但他是靠“美男计”傍上了宋美龄，进一步与宋氏家族勾当成奸，从理想多过手段的孙中山那里窃取了权力。所以，这是一句看似万分正确其实不能实用的所谓名人名言。

其三、适者生存。达尔文以及诸多大师的原意是“能应付环境的才能得以生存”，那么什么才叫能应付环境呢？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合适、恰当、适度，而绝非是适应环境的才能生存。应付是主动，一时不能改变环境时先屈，能改变时便伸；适应是被动，一味被动挨打。

其四、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若真是如此，人类社会何以演变不停？所谓恒，是有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即便是一千年都灵验的经验也不是万能的，譬如流水能自净，而过去之不能在将来或许很能，譬如迭代法曾经被放入冷库冰冻起来，但今天却在计算机领域大放异彩。

其五、快乐是幸福的源泉。何以为快乐？痛苦的对立面。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不饿过肚子，如何知道粮食的珍贵？猪肉不涨一倍，何以知我们如今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富有？类似于快乐是幸福的源泉这般的流行观念数量之庞大叫人瞠目，譬如童年阴影论、爹妈无权无势论、富人爱惜生命论、科技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逻辑万能论、唯物至上论……它们的共性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要双胞胎中的一个而不要另一个。

只举这么些个例子，为的是抛砖引玉。

可能说一句，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没有掌握任何真理，不算过分。我们只是掌握了真理的一部分碎片。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生存至今，是因为这真理的碎片曾经管用——没有出过大乱子；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不断发展，是因为总会有“某种办法”【证明】我们只不过是掌握了真理的碎片而误将其当成了真理，只有流血、死亡才能让我们得以暂时的清醒过来，并且在之前有意无意间储备了数量可观的知识、方法和思想，又总能将它们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拯救我们自己。叫人颇有些啼笑皆非、又多少觉得有趣的是，我们人类若不发展，便无法知晓自己不知道什么，无法知晓自己把真理的碎片当成了真理，无法知晓其实自己怀里揣着一枚定时炸弹，而若要发展，则要用沉重的代价来破除迷信、偏见的束缚。我们人类似乎就是如此分工，一部分人专门负责献出生命，一部分人专门固执的坚守某些真理的碎片，一部分专门寻找新的真理碎片，还有一部分试图用智慧或者猜想构建出“未来”，提前完成真理的拼图游戏。对此，我们可能无法抱怨，无法悔恨，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必然。

有时我不禁产生一种念头：干嘛要探索真理？我们之所以迷惑困顿，之所以彷徨挣扎，不就是因为只拿到了真理的碎片因此必然会产生无尽的偏见与误见吗？每当我们解决一个难题的同时，便创造出了更多的难题。干脆不发展了，干脆让时光 就在这一刻停留吧！也许怀中那颗定时炸弹不会爆炸呢？但不到1秒，我就立刻知道这是自欺欺人，我们头顶上悬着一把利剑，地球早晚会吃光，太阳早晚将燃尽，母亲的乳汁终有一天不会再有，父亲也终有一天寿终正寝，而我们，若不能自力更生，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几亿年的所有努力与奋斗，都会化成泡影，消逝在无尽的太空当中，我们就只会成历史的过客，而根本没有未来可言。这实在是叫人不甘心，这实在是叫人无法淡定。我以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枕戈待旦，奋斗不熄，自强不息。当然，也许我们人类就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巨婴，我们会死于地球，灭于太阳系，但如同所有人终有一死那样，总不能说，从一出生开始就走向死亡就不好好活着了吧，就算终归是要死的，终归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也得活出个人样，死得有点尊严吧。若命中注定，不干是个死，干了也是个死，那么我的选择就是一个字：干。如果说注定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那么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得到过程吧。总而言之，我无法选择不干，我找不到任何不干的理由。而既然我找不到不干的理由，我相信这世上总有人找不到干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才叫有趣，才叫奇妙。这样，就足够好了。

我以洛厄尔和劳伦斯两地的伤寒疫情开篇，是有意而为之。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信息大爆炸是一次测试，一次检验，它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曾经以为的所谓颠扑不破的真理，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条：

其一、我们人类中的许多人恐怕承受不了巨量信息的冲击。以前我们生活在信息贫乏的时代，很穷，总盼望着过上富裕生活，总希望自己能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可是信息时代到来之后我们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我们发现自己活不自在了，不仅没有如愿的富起来，反而感觉自己更加贫困。这并不是说信息网络本身是洪水猛兽，而是我们仅凭过去的经验应付不了这种富信息社会。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冲击力尤其大，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比前辈更幸福，但其实恰好相反。

其二、巨量信息中夹杂着大量的不良信息，这类似于城市污水。当城市规模较小、尚停留在手工业或刚刚进入前工业阶段的时候，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从上游取水，在下游排污，只要取水口和排污口拉开足够的距离，河流自然就会清洁。当信息比较少、流通速度比较慢的时候，我们也产生了一种错觉，一些不良信息总是会被时间自然消除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过去所采取的方法，就如同大家各自把排泄物释放在自家的便桶里那样，有怨言有牢骚有炫耀有一些未经严格审视的观点多数都只是在小范围里传播，多数都消化在“自留地”中了，我们对于如何应对这种超大规模的“信息污水”完全没有经验，甚至都意识不到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从阿拉伯之春到香港骚乱，已经持续了9年，预期中万能的时间失灵了。哪怕就只说香港骚乱，我们的判断也错了，事情的发展走向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坦率的说，9年间，有毒信息制造了一场全球性的瘟疫，并且今天我们还拿不出有效的对策。

其三、我们过往对于人性的认知有极大的偏差。我们一度极提倡改造人，但实际上，本能是与人这种生命体同生共灭的，如果抹掉了人性，那么人也就不再是人了。那么什么是人之本能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只说其中一条。我们为什么要有门，为什么要给抽屉上锁？这并非是不信任，而是我们人的本能总是会粉墨登场，见到敞开的门总想进去瞧一瞧，最开始可能只是好奇，但若在这过程中见到一些贵重或不贵重的物品，就有可能想拿走；见到没上锁的抽屉总想拉开看一看，如果里面正好有一沓钞票，没准就所谓鬼使神差揣进自己兜里了。夜不闭户只是一种美好的传说，我们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走异常漫长的路。我们人类后天所学的，并非是跟本能冲突矛盾，二者其实是一种互相合作的关系。见到敞开的门、没上锁的抽屉，往往第一反应是为本能所支配，接下来我们需要的是“转念一想”，再由后天所学来进行调和，“这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抽屉，我不能碰”。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长时间的锻炼，是无法达成的。

正因为我们过往对于人性的认知有极大的偏差，才倡导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一旦风行开来，我们发现许多人根本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和手，随意倾泻，从市民到总统，概莫能外。大家虽然都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能做到的人并非多数。

根据历史经验来看，我们现在仍然缺少相关的所谓权威论证——还没有乱到可怕的地步，更缺少相关的手段。接下来的日子恐怕不太好过，这种心理准备如果不够充分，没准下一个倒在信息瘟疫中的人，就是自己。实际上，有不少人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比如有的成年人整宵整宵的玩游戏，有的成年人每发一条朋友圈就要求熟人朋友点赞，有的成年人患有重度抑郁症，有的成年人稀里糊涂的就在现实中制造了恐怖袭击……最难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孩子、妇女和老人。

关于言论自由我要多说几句。我们多数人都受过相关的教育，不能乱说话，不可以随意发言，但这种教育目前来看，失败率非常高。我个人以为，我们这种教育之所以失败率这么高，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直接经验，即从未感受过超大规模的“祸从口出”是个什么样子，而只体会过小级别的风险事件，所以我们许多人在本能支配之下，始终固执的认为“话都不让人说，还叫不叫人活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大碍，谁都有情绪，谁都有三急，这就叫“实践出真知”。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是怎样的社会，今天又是怎样的社会？过去成功的实践，在今天可行吗？过去把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里，并不会频繁的制造大规模的霍乱、伤寒疫情，但纺织厂、化工厂等出现之后呢？更需要注意到的是，我们过去只是没有频繁的制造大规模疫情，但总是间隔较长时间来一次，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这说明我们过去的法子本身就有隐患，这隐患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同理，所谓的“不过是发两句牢骚，不过是炫耀了一下”在过去也没有频繁的制造出大规模“疫情”，但总是间隔较长时间来一次，这在东方和西方的过往历史中仍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换而言之，我们人类一向都不太重视信息公共卫生，我们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信息安全之上。

在19世纪，我们品尝到了病从口入的苦果，接着我们采取了对策，饮水卫生和污水治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如今才能比较放心的用水。而在21世纪，等待我们的是祸从口出的苦果，我也有理由相信，我们人类同样能应对它，最终能渡过难关，等待我们的是光明，并且我还有理由相信，这一次拯救人类的，将是中国人。但在这一切到来之前，是黎明前的黑暗。

这里面最重要的观点，是和人性有关的。

人在没有学成之前，主要是靠本能，而本能又被环境影响。

好比说，给一个未成年人乃至一个成年人一包毒品，然后告诉他，吸了这东西，快活似神仙，但最后会死，他们以身试毒的概率有多大？而我们许多人总是说：这些人缺少自律，死了活该。这种观点极有害。

国家高层并非不知道信息泛滥，但恐怕也没有太当回事或者是别的缘由。19世纪，从欧洲到美洲，瘟疫此起彼伏，中途也出现了不少改良方案，但都不太管用。关键问题在于：意识。上游取水，下游排污，流水自净，根深蒂固。

所以说，不出大乱子，时机就不成熟，就算有治理方案，也无法推行。我们人类历史一贯如此，要破除旧思想，非要死一大片人。

最可怕 的观点是：就你懂？国家高层那些精英都不懂？

有的人说，利益难以撼动，不假，但比起制度来，那是小小巫，制度跟传统观念比起来，那是小巫，千年以来一贯如此的旧思想，是超级巨巫，不死去成片的人，根本无法动摇它。

为什么总会有人说，思想才是高地呢？为什么总要说，不是你去占领，就是他去占领呢？问题在于，高地 的主人属于多数人，属于大众。大众不知错，不认错，不可能改错。根在思想上面。主要是旧思想，利益、制度，都是小事。所以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国家高层，不论你叫它管理者也好，叫它统治者也罢，都不是大众的对手。真正“识相”的，只会等待时机，这时机，极残酷。

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在不断的死人，不断的破除旧思想，并且动作越来越大。不光是五四运动，一战、二战、冷战，从根本上讲，都是旧思想在作怪。我们要对付的是几千年的旧思想，是千年老妖！不死个几亿人，根本不可能打得死它。

你若问我，这一战要打多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信息公共卫生是超级工程，一旦建成，我们就有福享了，我们的教育会发生飞跃，所以黎明前的黑暗，极为痛苦。血战还远没有到来，最后的黑暗我今天难以想象！

我们中国是治水大国，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的文化就和治水有关。我坚信，中国人能挺到最后。

最后我想重申的是，你若觉得无能为力，请不要迁怒于孩子们，他们只是孩子，他们主要是凭本能行事，他们身不由己，他们才是受害最严重的人。美国校院枪击案，受害的不仅是被杀的人，还有杀人者。香港骚乱还是如此。用不了多久，中国大陆恐怕也会来一波，甚至来好几波。切记切记，要守住这最后的立场，不要卷进去。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时此刻，不应该互相指责，这不仅于事无补，只会火上浇油。作为成年人，就请有那么一点担当吧。

最后的最后，我还想重申 我自认为的自我保护的灵丹妙药：煮沸和稀释。

所谓煮沸，就是重要观念，要反复审视它，越自己不认可的观点越是要耐着性子听一听，越是自己习以为常的，越是要加倍小心。

所谓稀释，就是用好书、良师、益友来与污水对冲，减轻它的危害性。我已经在玩命的读书了，仍然自觉难以抵挡。

朋友们，这是苦战，是血战，千万不能轻言放弃。

铁手奉行的河道自清原则，给各种原生态的价值观碰撞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客观上虽然会造成劣币淘汰良币的逼走大牛结果，但也确实让西河本身具备非常强大的自清能力，激进的思维难以持久，只要西河“萧条”一段时间，那种严重影响西河生态的极端思维自然就会退却，河里又能恢复平和。

不过这一次，西河大概碰上“正规军”了，从发帖数量和价值观的“高度统一”看，此次这批人大概是真的把西河看做了一个“阵地”，而且是必须拿下的阵地，这就与以往的形态完全不同了，所以大可看一下后续发展，看西河是否还有能力渡过此劫。信息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究竟还能不能生存，就看西河这个“锡安”世界能否再次重生了吧。

这是因为我对整个事件（时间跨度300年以上）的看法不太一样。我承认，有组织有策划的网络暴力袭击确实存在，甚至我可以“无凭无据”地去指认，但我认为这是小问题，不是核心。核心就是我所认为的：升级前的蜕皮。今天我们还很难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到底是怎样的。从某种角度来看，我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我想表达的内容了，这可能说明我们的语言该升级或者正在升级中。

我试着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我想表达的。

假设，假设你是一个菜老板，有一天来了一名顾客，一本正经的问：“请问老板，你如何证明你所卖的白菜是无毒的呢？我指的并非是什么农药污染，而是白菜这样一个品种，你如何证明它无毒？你没有证明并且我估计你也证明不了，你凭什么在这里卖这样的菜？”你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你可能整个人都不好了，你赶紧让旁边的人给你掐掐人中或者干脆给你两巴掌，看看你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我是说，我们人类的意识中，有许多选项是勾了默认值的——现在的关键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在何时、用什么方法给勾选的。至少可以说，我们中的大部分，乃至于全部，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从未真正担心过饮水、食物有毒。我以为，洛厄尔和劳伦斯的居民就是这种状态，这并不是他们麻木不仁，而是他们——是我们——“生”来“安乐”。所以，即便有一个人发疯似的冲过来告诉他们（我们）：“朋友们，我们遇到罕见的大麻烦了，我们所喝的水会有可能要了我们的命。”我们会一脸同情的看着他，“这孩子是怎么了？看着怪可怜的。”

我之所以要在“生”来“安乐”二处打上引号，是因为现今无法指认，这就是本能。但是我们人类自己都感到奇怪，就我们人类这个傻样，总在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总是深刻的教训转眼就忘了个精光，能活到今天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这样来看，就不难理解“天神保佑”说了，这是一种看起来比较合理的解释。在这个地球上，相信它的人，并不少。

还有许多“奇葩”现象是我们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比如，其实我们很乐意接受别人的礼物，尤其是对方不求回报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贪便宜，而是因为我们对无忧无虑、无需戒备、无需担心有一种难以自制的向往。同理，我们看到孩子嬉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非要狠起心，才能把他们叫回家写作业。这并非是哪个文化所独有的现象，而是全人类所共有的。

我有一种猜想：我们人类目前大概可能只是一个少年，我们之所以活了这么久，能活到21世纪，始终没有把自己“作死”，是因为有爸妈看护着——地球乃人类之母，太阳为人类之父。我们人类的爸妈在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在照料我们，恐怕同时也在教育我们。但是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少年期，很快，我们就要出去闯世界了——那才是人类真正的死亡之旅的开始，我们可能会“折在外面”，但也有可能开辟一番新天地。如果我们人类侥幸得到了后者，那么他日来看我们的今天，不知会做何感想，是“想念爸妈做的饭”？还是“爸妈我在外面的过得挺好”（喂，还聊天呐，赶紧来搬砖）？还是“我当年真是愚蠢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中的大部分，保不齐都是“多余”的，就像我们在其它生命体（也包括我们自己）中观察到的那样，有太多的“剩余”，比如精巢、卵巢大概只需要1%（不同生物所需最低极度 不同）就足够保持一切和性有关的特征了，传宗接代自然也不在话下。我们人类的第一阶段任务，可能只是为了制造出某个所谓的终极工具出来，然后所有的所谓文明都可以永别了。至于 我们这些可能是多余 的大多数，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

我是说，我们多数人，就是天生的废物。可能是。

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的人，这就是人生。

洛厄尔和劳伦斯后来找到了“治水”方略，但这过程绝不轻松，甚至事后来看似乎期间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

劳伦斯市决定修建一个水过滤工厂，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此话究竟该作何理解？它的准确意思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死马当作活马医。欧洲人在这之前已经采用了水过滤方案，但收效甚微，与昂贵的投资相比极不相称。和人命比起来，钱算什么呢？所以这里还有第三个要素，不论政府官员还是水务公司的老板，以及普通市民，多数人仍然不大相信，水污染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

我需要在这里稍做停留，把这个要命的问题所遇到的阻力再理一理，主要有三点：

一、这是新问题，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另一方面，其实是有相关的知识、方法和思想储备的。

二、钱是一个大问题，这笔钱以前不曾或者说极少出现在我们的预算中。

三、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新生活之间有一条壕沟，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或者充分意识到，我们一直在用旧思想、老观念来应对新问题。

如果不是麻省理工学院，可能劳伦斯市最终会放弃水过滤。塞奇威克认为，这是当时唯一有希望的水处理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方法，是一种“工程思路”。在很早的时候，人类就发现，如果把污水排入土壤，水质会有明显的改善。巴黎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在市郊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污水农田区，再将市区污水引入。污水经土壤渗透过，变成浅层地下水，返回塞纳河，此时水质已经有明显改善。简单说，巴黎人构建了一个循环体系。但这个体系，是“自然的”，而并非是“机械的”，它应对不了（近现代）城市的快速成长，工业 时代对它并没有太多的热情。所以对于美国的学者和工程师来说，巴黎的经验可以借鉴，但需要改良，要能使之“工程化”。

幸好探索的过程并不长，实验结果表明，细砂类似土壤的多孔结构，有良好的过滤效果。令人头痛的是，同一批砂子第二次过滤效果低于第一次，第三次低于第二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麻省的另一位教授海勒姆.米尔斯意识到，砂子上附着微生物，微生物和氧气共同作用将污水中的有害物质氧化，这是细砂发挥过滤作用的原理。但这是一个耗氧过程，水中的溶解氧一旦用光，氧化过程就会减缓或者停止，砂子就会变得无用。砂滤更适合处理受工业污染浅的地表水，而应付不了工业废水。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砂子能过滤伤寒杆菌或者其它致病菌这种微小颗粒吗？从表面上看，这是不可能的，砂子之间的缝隙远大于细菌的个头，这些“破坏份子”完全可以大摇大摆的从“栅栏的缝隙”之间钻过去。然而事实却叫人感到错愕。伦敦水处理厂的经验表明，砂子可以去除（一部分）病菌。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水不断流过滤装置数周之后，砂滤器的最表层会出现数厘米厚的凝胶状物质。但这并非是研究成果，而是许多人早就知道的事实。可是为什么以前人们没有去分析这些凝胶状物质呢？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有什么功效，我们也就不会去关心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那么这会为什么会认为它有用呢？其实这只是一种猜测，猜测的基础是伦敦水处理厂无意中发现砂滤装置可以去除病菌。真正的发现是，这些凝胶物质会“捕食”病菌。一块到来的另一个发现是，凝胶物质会减缓流速——越来越多的凝胶物逐步填满砂粒间缝隙。对付这个麻烦我们有现成的经验：把砂滤器做成模块组，每隔一段时间就做一次更替，被换下来的砂滤器经过清洁后可以再度利用。

1893年，劳伦斯市的第一座水过滤厂建成，伤寒患病率下降了80%。

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新的麻烦又来了。

周润发拍过一部电影叫《秋天里的童话》，他所饰演的那个角色“船头尺”有一句叫我印象深刻的台词：“女人真茶煲”。茶煲就是trouble，就是麻烦。我有时想，这世界如果缺了女人，男人百分之百要变成猪。

闲话少叙，还是让我重回正题。麻烦是，尽管可以用模块组来解决流速逐步变缓的问题，但这种过滤装置仍然太慢，所以水处理厂需要占用极大的面积。像劳伦斯这样的小城，占地面积大约相当一座美式橄榄球场，大约长110米宽50米。可是像费城这样的大都市，就需要10个或者20个。在这里我需要再次提醒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要解决的是系统问题，也就是说，要拿出的是工程方案。另外，水处理厂往往需要建在市中心，那里可是寸土寸金。这似乎又绕回了前面那个老话题：要命还是要钱？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这只是在钱和命之间做选择。

第二个麻烦是，砂滤器不能应对所有的水，一些富含悬浮颗粒物的水体就会让它很快失效，所以旧式的砂滤器只能应用在一部分地区，比如伦敦和巴黎，但密西西比河的河水就太过浑浊了。

悬浮颗粒物何以令砂滤器失效呢？这是一个物理学所研究的问题（当然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化学问题）。河水中的悬浮颗粒物主要是黏土，黏土很容易失去氢离子，从而带有负电荷。而前述细砂上的凝胶物也带有负电荷，于是同性相斥，大幅减弱净水作用。

再者，水中细小颗粒物沉降速度很慢，所以如果打算简单用沉淀池来搞定水中的黏土并不可行。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呢？既然是物化问题，那就用物化的办法来对付它。工程师经反复实验，发现如果往水中添加一些“盐”，就可以克服电荷排斥，另一方面还能促使小颗粒物因相互吸引变得更大，从而加快沉降速度。这种“盐”叫硫酸铝，也就是明矾。

其实我们今天有理由怀疑，当初工程师们究竟是不是非常清楚这里的物化原理，但他们终究是发明了新工艺，这工艺行之有效。原理如下：明矾，也就是硫酸铝进入水中后形成带正电荷的粒子，这样它就会吸引带负电荷的黏土颗粒，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颗粒。此时颗粒的总电荷为负，因此它又会吸引另一个带有正电荷的含铝粒子，颗粒变得更大。这过程的奥妙就在于“不平衡”，于是雪球——应该说是泥石球——越滚越大，但比较松软，我们后来管这种较大的松软的“泥石球”叫絮状物。它将在重力作用下，也就是在我们的母亲的帮助下，沉降到池底。

后来人们发现，除了明矾，还有其它化学品可以选择。这一发现，将在未来派上用场。

上述内容，只是轻描淡写，至少我本人很难想象出来，这一路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要探索发现，要分析实验，要设计调试，还要跟各式各样的人周旋，说服他们，安抚他们……好吧，不管怎么说，到此时此刻，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基本搞定了水过滤问题。这一整套“底子”我们今天还在用。200多年来，它拯救了难以计数的生命，但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我不是来宣讲感恩的，我是说，除了打败伤寒，水过滤工厂还有出乎意料的功效，连死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都下降了。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7岁，到了1947年，这一数字变成了63。并不能说，这只是水过滤厂的功效，我以为，可能比较恰当的概括是：当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时，在初期，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前进的一步伴随着死亡的威胁。好在我们无所畏惧，大概也可以说还赖上天眷顾，我们算是活下来了，挺过来了。

作为我本人而言，对于这段历史，我最关心的是变化。

我一直对自然学科这个称谓表示抗拒，我认为应该叫机械学科更为直观，这是因为在许多人的习惯中，自然往往和生命有关。诚然，生命的本质是不是就是机械运动，这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双方你来我往，不断拿出更为有力的证据，但时至今日，仍无定论。我的意思是，可能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把工业 与机械、工程这些个词汇绑定在一起，他们的“死敌”是自然与生命，但这个看法或许是错的。

看法是错还是对，在某种程度来看，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它有深远的影响。比如我们许多人，尽管接受过相关教育，但一听到转基因三个字就感到害怕。至少在普遍的观念中，工业时代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农业社会大相径庭，这令一些人感到厌烦，感到不自在，感到不舒服。我们有一个普遍而共同的感受，那就是生活在工业 时代中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设计或者制造出来的那个“零件”将用来干什么，它可能会救人，同时也可能会杀人。用俗话来说，我们过的日子，非常的没谱。这不是因为我们缺少知识，而是工业 时代下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我们到今天仍然觉得非常陌生的存在。我们人类，用自然科学，将自然给“放逐”了。

如果要我打个比方，大概可以说，农业社会好比是白昼，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 ，我们的感受是越走天越黑。之前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是自然的，是将自己融入整个自然界，靠天吃饭，之后我们的方式是机械的，是单干（当然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单干）。

我相信，不必多言，借由正文中那段历史，我们能更多的体会到单干的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并不能简单说，我们人类太自以为是了（尽管我也经常用这样的词，但我的用意是警示），自以为可以自立了，其实不懂的太多。

这一步迈走出去，可能我们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要下多大的决心。事实上，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没有进行过“战前总动员”，我们稀里糊涂的就上了战场，而不幸的是，多数人是新兵蛋子，很快就丢掉了性命。在这最近500年当中，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同伴，但也战胜了无数困难。

其实我们不怕死，我坚信这一点。我们最为忧虑的是，我们彼此屠杀。这不是因为我们嗜血好战，而是因为我们盲目、无知。我经常听人说起，要敬畏人性，但不客气的说，说这些话的人，只是鹦鹉学舌，他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敬畏人性。很简单，我们不懂。污水处理我们人类费了很大的劲才得以较为妥善的解决，但比起复杂的人性，这是小问题，小案子。

该怎样说才好呢？我的看法，当放下成见——然而是这一句无用的废话，我们连自己有哪些成见都不清楚，如何放下？

所以我只能说，活下去，努力的活下去吧。

这两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我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

它们出自《世说新语》：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支道林是东晋高僧（此时的僧与后来的僧很不一样），他的话并不容易理解，但总有能先明白之处。

孙安国是北人，褚季野是南人（似乎是以黄河为南北分界），二人的对话有互相推重之意，我倒认为不必深究。支道林的观点，首先要注意，他点评的是“中人以还”，中人，中等人，中等才质的人，以还即以下的意思，所以他在谈南北“大众文化”之不同，而这，恰好就是我感兴趣的原因所在。我所研究的内容之一，就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下，大众文化的同与异。

最近我似乎有所理解了。

牖中窥日，从窗户缝里窥视太阳，说是小器，好像不准确，说是谨慎，又好像少了点味道，但我的感受告诉我，这用来形容农业社会下的大众文化，尤其是中国，恰如其分。事后诸葛亮的说，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此时条件有多么的优渥，有一些担心其实是多余的。但要强调，这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因为人最缺的就是自知之明。

那么显处视月呢？看起来视野开阔，选择很多，但其实身处夜晚，比起白日，可是条件要差太多。这不恰好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吗？仍然是缺少自知之明，不知道工业社会中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但心态上却无比的所谓自信，此乃身在祸中不知祸。

怎么来理解自知之明呢？自知，并非只是知道自己，光是知道自己并没有任何用处，自知之明仍然是知己知彼，要明白自己处在怎样的环境中，自己能会干什么，该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很难有自知之明？就拿农业社会来说，我们面对的是“自然”、“天神”，我们产生了太多的畏惧心理，这是因为我们了解得不够充分。又拿工业 社会来说，我们面对的是“机械”、“社会”，我们对自然的了解较以往更深更广，但我们却不了解自己，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了解自己，所以又一次的缺少自知之明。

如此一来，就牖中窥日，就显处视月，就迷信的畏惧，就盲目的自信。

依我个人之浅见，我们今人，当取古者大众文化中的谨慎，取古者精英文化中的广博，如此方可既严谨亦包容。

去年这个时候洋葱价格接近1卢比每公斤，眼下最贵的卖100卢比。

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剥削阶级夺走了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

有的人，其实就只会喷。

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要初中文化。印度地处热带季风带，热带的意思是从年头到年尾都热，季风的意思是一年中降雨量起伏很大，具体就是上半年旱，下半年涝。今年6月，雨没来，印度洋葱产量锐减。

中国的猪肉价格是另一码事，是“工业”问题。正如我在前面说的，农业社会主要是“天灾”，工业社会主要是“人祸”。猪鸡鱼鸭的养殖工业化程度不断攀升，这样，就像人类居住的城市里会爆发霍乱、伤寒一样，二师兄们也频频死于瘟疫。并且，二师兄们多数都患有重度抑郁症——目前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还非常少。

印度洋葱是天灾触发人祸，说明什么呢？奸诈。天灾来了，该是抱团取暖。

中国猪肉是人祸触发天灾。说明什么呢？愚昧，根本不懂工业化，就大搞工业化养殖。中国的老师也一样。此时当怎么办？

现在我来代表100年前跟列宁同志论战的所谓资产阶级剥削份子，回答为什么所谓资本主义社会总有经济危机。通俗的说，工业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因为其量巨大，其能巨高，原先或可被“自然”熨平的波动变成了惊涛骇浪，而可笑的是，列宁同志还在论证社会主义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这跟那污蔑羊污染了水的狼，有区别吗？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过去是骑马，马一抖机灵，人就摔断腿，如今是开车，驾驶员混了个车本，就上路了，结果怎么样？把刹车当油门，撞死了别人，自己进班房。

相对于如今这个社会，我们，尤其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后进国家里的人，不是一般的愚昧，而是极其愚昧，但首当其冲的，是老师愚昧，父母愚昧。孩子，是受害者。当然，还有一种愚昧，就是在发展在探索的过程中，把问题搞错了，这是难免的，必然的。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岂能混为一谈？

马克思也好，列宁也罢，都是“老人”，他们的观点，值得商榷之处甚多，大概可以说，他们生长在“世纪转折期”，还在用旧经验分析新问题，用农业社会里要去克服的人祸问题、趁火打劫问题，来解释工业社会里的无知问题，当然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搞错了问题的关键。之所以在苏联，在中国，曾经取得一定的成功，那是因为这两国家当初都处于农业社会的晚期，历史的惯性还在起作用。可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还拿一个“过去式”看眼下，看未来，这难道不可以说是自己主动爬进坟墓，自己主动倒退吗？

说到根本，我们今天许多人，其学习方式还是“农业的”、“自然的”，放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当然就成了事实上的混文凭混日子瞎BB。一个初中水平的问题都回答不了，还论国家大计，还论社会制度，想来可谓滑稽万分。

我可以下定论，打保票，我们中国的学校一定出大事，有大难。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比工业养殖场里的猪跟鸡还不如，猪鸡得了瘟疫，人类尚能承认是自己不会养，孩子们得了“瘟疫”，就只会被骂。不死几万个学生，这些当老师当家长的，绝不会承认是自己的错，是自己愚昧。居然还有一名数学老师叫嚷：“我是教数学的，你说的是地理问题”，恬不知耻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根据我们现今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可能自夏朝起，就解决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性技术问题。何谓基础性技术问题？简单说就是把种子播种的土地里，人工培育之后，长出来的庄稼够养活人了。因此，接下来突出的问题就是人祸问题。那么人祸问题包含几项具体的内容，其一，懒惰问题，农耕很辛苦，有人不愿意干，所以要反对；其二，储备问题，因为“天”有起伏，“收”因而有薄丰，当反对丰年大吃大喝，商的灭亡很有可能就是饮酒太多，粮食都拿去酿酒了；其三，趁火打劫问题，还是因为有天灾，故总有人趁灾囤货，故一些重要生产生活资料需控制在“政府”手中。综合来说，儒法上位，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们的错误在于刻舟求剑。解决了基础性技术问题，不代表技术不需要升级了。人口数量尽管增长缓慢，但日积月累下来，人口总量不断刷新历史记录，我们没有及时开展（国家级的）科研探索活动，结果又造成了长久无法解决的“流民问题”（本质就是就业失业问题），流民问题最终演变成了土匪问题、农民暴动问题、外族入侵问题……

那么西方人就不刻舟求剑了吗？一个样。尽管所谓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可是西方人并没有认识到，工业化生产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老天爷不显灵了”，过去流水可以“自动”杀毒清洁，如今面对工业污水和数量极其庞大的人口“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过去养殖业并不会频繁出现瘟疫，如今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过去诸多貌似不存在人或者微小的于是不足挂齿、无需担心的问题，如今却变成了高难度问题。科研攻关已经很是困难，然而旧思想所形成的阻力却更是难以用和平方式来加以克服。

所以，我个人所见，我们人类确实总是无知，但无知总是能和平的解决，真正要了我们的命，是我们的思想问题，我们永远活在历史中，一贯过度依赖历史经验，用旧思想来分析新问题。

那么我是不是在一味的否定旧呢？如果你是这么看的，恐怕又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了。旧思想解决不了新问题，是解决不了【紧跟着出现】的新问题，而不是解决不了一切在未来出现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情况已经又变了，我们的基础性科研工作已经很久没有突破了，（对于全人类这个整体而言）“缺乏（技术性）知识”在短时间内恐怕无法改变，所以过去的人祸问题再度登上舞台。我一直说，我们中国人当有这个自信，接下来的阶段，我们才有大概率渡过难关，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中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应对【大规模】人祸问题的经验，而西方人恰好不擅长。

我们中国有四大名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四本，单看都趣味不大，合在一起才有味道。“水浒”跟“三国”都是流民问题的结果，前者是土匪，后者是暴动。《西游记》和《红楼梦》谈的上层问题，吃饱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中国人是怎么办的呢？不是当齐天大圣，就是谋求千年不死，再不就是纸醉金迷当娘炮，机关算尽把自己个算进去了，独独没有人搞科研探索。今天不又重演了吗？

在另一个角度来看，《水浒传》跟《西游记》侧重于个体问题，以个体为前景，以社会为背景，虚实相映，可谓高级。《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侧重于集团问题、整体问题，走马灯般登场的人物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来了个“集体亮相”，可谓精彩。

这就让我们产生了一种“一觉醒来一切如故”之感。可真的是这样吗？

依我我之见，核心在于搞不定“变与不变”。

我们今天该怎么学习？还能像过去农民那样吗，把学习当种地，把考分当庄稼给“收割”了？于是高分低能，学的是知识，学了就忘，或者根本就是文字、符号，根本派不上用场。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像过去农民那样学习？时代变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另一方面，我们能跟历史毅然决然的决裂分手吗？不能，风又刮回来了，老树要开新花了。一度有用，又一度无用的，如今又有用了。这是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吗？并非如此，有的以前是小规模问题，如今发展成了大规模问题，或可以说，“道”未变，“术”需变。有的以前是大规模问题，其实如今已经不必担心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小规模问题。这是不变中有变化。

如果我们搞不定这变与不变，应对不了不变中的变化，看不清变化中的不变，必然就会“踩错点”、“站错队”、“自乱阵脚”。

老冉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我改编一下：谋成长如炒股票。

股票是涨完了跌，跌完了涨，周而复始，圆周运动，此乃不变。股票是有可能涨完了跌跌完了涨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也有可能是地板下面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下面还有地狱地狱还分十八层，还有可能整体横平，此外，每次幅度不同，速率不同，此乃变化。求成长、谋成长，就是把自己当支股票反复炒，不是炒得笑逐颜开，就是炒得灰头土脸。

现阶段以及下阶段的人祸问题，需要再次重申一遍。主要原因有三条：

第一：过度理性化。比如小孩子们有些所谓的作恶，本是他们有嬉戏的需求，但未得到满足，结果只好“作恶”，可是我们今人把它看的很严重。

第二：“凑的太近或太远”。有人说，是显微镜和望远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以为此话不假。现在我们拿着显微镜观察社会，结果就如同拿着显微镜看美女的脸：我的天，这么多坑，我的娘，居然还有虫！这不是一般的丑陋，这……算了，我还是赶紧跑吧。有的人又拿望远镜看社会，动不动就开始规划设计理想社会，要不就是万世太平、万事无忧。

第三：流通速度或者数量极大。我还不敢下定论说这样的速度和数量一定是我们人类整体或个体无法承受的，但至少可以说，习惯于用历史经验来看问题的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

结果会是什么呢？弄“假”成真，原本只是错觉，结果变成了“真相”，天下要乱。

香港问题就是个典型。其实香港自回归之初就开始混乱了。当年谣传要“共产共妻”，结果许多港人夺路而逃，甩卖资产，卖在地板上，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商人大获其利。这一次，他们“长了经验”，觉得不会出大事，上一次就是自己慌了神，同样的亏不能吃二回，结果呢？又玩砸吧，这次李嘉诚是真跑了，港人就像被套牢的股民，还等着李嘉诚来解放他们。

香港如今变成了中石油，李菲特已经跑啦，一去不回头啦。

反复误判，反复自残。为什么？无知，却不自知，进一步把局做实，集体倒霉。这是深刻的教训，我们可不能不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