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阴谋论做探讨的一些新旧材料 -- 红裤衩

别急着吹嘘这家美国药企，先看看这个……

作者 :正文注明 2020-02-12 20:15:06

来源微信公众号：补壹刀

执笔/刀贱笑

https://www.haoz.net/zatan/dongfang/139650/

寄托着国人厚望的美国新药瑞德西韦，是否真能帮忙驱散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疫情阴霾，至少要到4月底才知道。

但在美国西南部的福斯特城，它已早早投下一束阳光：

总部位于这座加州小城的吉利德科学公司，过去半个多月股价连阳，其中多天涨停。

这个转折，恐怕连吉利德自己也没料到。

瑞德西韦2016年面世，初衷是为抗击埃博拉病毒。但4年间埃博拉肆虐了好几轮，这款新药却始终没能在临床实验中证明自己有效，去年黯然退出战斗序列。

但转眼间，走了麦城的产品又成了提升业绩的良药。

瑞德西韦爆红之下，网上围绕吉利德科学吵翻了天。

有人说吉利德“救中国于危难”，跟国内一些只会蹭热点割韭菜的药企相比高下立判。

另一些人则提醒别高估这家美企的善良，甚至挖出它在当年非典背后闪现的黑影。

1

转折开始于1月31日。瑞德西韦可能对新冠肺炎有效的消息传来。

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当天刊发的一篇论文说，美国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使用这款新药进行实验性治疗，病情迅速缓解。

何时迎来拐点和是否有特效药，是疫情暴发以来国人最关切的两个焦点。因此消息一出，瑞德西韦关注度陡增，吉利德股价应声上涨，开始持续至今的亮眼表现。

不过，转折的真正节点还要等到5天之后。

2月5日，吉利德公司宣布与中国卫生部门达成协议，有关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在武汉启动。因为情况紧急，试验直接进入三期，一旦过关便可立即投入实际应用。

工程院院士王辰说，“我们对瑞德西韦抱有较大的希望”。但在网上，“较大希望”很快就被传成了“最大希望”。瑞德西韦英文名Remdesivir也被人音译成“人民的希望”。

吉利德CEO丹尼尔·奥代刚接掌公司不到一年，但在美国医药行业沉浮已超过30载。他敏锐嗅到了转机，立即就把当晚的一场公司“内部”会议，开成了唯恐天下不知的宣介大会。

转过天来，他的那句“病人第一，暂不卷入专利纠纷”传遍网络。

这句话一箭多雕：

不仅澄清了“美国总统特赦瑞德西韦在华专利”等传言，干净利落了结了“挑起”专利之争的国内某病毒所，还捎带手塑造了吉利德的“医者仁心”形象。

丹尼尔·奥代和管理层的高超不止于此。

接下来短短几天，吉利德又至少两发声明。一则强调“无偿”为中方提供研究药物，不计回报。二来展示自己的严谨，申明瑞德西韦还只是一种研究中的实验性药物，能否抗击新冠病毒还不确定。

先是无招胜有招，接着又以退为进，吉利德迅速收割一大波儿仰视：

“不比不知道！我们的研究所和专家们除了抢专利和发论文，还会干什么？”

“瞧瞧人家，再看看咱的药企，除了蹭热点抬股价，关键时刻一点忙都帮不上！”

一些之前被嘲讽造谣崇美的人更是得着了理：

“真相了吧？你们天天骂美国，关键时刻还是人家来帮忙了!”

2

吉利德的一番操作及时而紧凑，但越这样越招来了警惕。不少人感觉这家药企有点贼，故意让人觉得它好像图名不图利。

事实也逐渐印证着这种怀疑。

在8日晚最新声明的末尾，吉利德突兀地提到何时给瑞德西韦“强制许可”的问题，还自问自答地说：“现阶段讨论任何强制许可或其他类型许可还为时尚早”。

当然还早。临床实验开始还没几天，是否有效还不一定，就急着要“强制许可”了？

吉利德的“考虑长远”不止于此。它自己反复强调瑞德西韦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未定，但现实中却已经在多措并举，“迅速扩大瑞德西韦的生产规模”。

有网友说，吉利德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遮掩不住自己对这场意外“商机”的渴望。

有外媒说，吉利德上下的急切在所难免。

过去几年，这家药企处境并不美妙，营收连续下滑，2018年跌出据守多年的全球顶级制药TOP10榜单。股价也从巅峰时的130美元几近腰斩。

丹尼尔·奥代去年3月接棒CEO后苦寻突围，但瑞德西韦的意外转折，却是这一年来他所听到的为数不多的“好消息”。

除了吉利德自我暴露心迹，还有人挖掘这家药企的历史，希望从中获得更多“预见”。

吉利德最为人称道的贡献之一,是几乎以一己之力消灭了丙肝。它从2013年开始相继推出索非布韦及二代升级版本的口服制剂，病人只需每日服用一次，连用12周就能彻底治愈。

善莫大焉，两款神药给全球丙肝患者带来福音。但没多久就有一些患者抗议，说吉利德的“善良”，是被作为稀缺品明码标价了的：

索非布韦一个疗程费用高达8.4万美元，相当于每粒药超过1000美元。

这几天，在吉利德围绕瑞德西韦在中国展开公关攻势时，有知情者特意把这段历史翻了出来：

如果瑞德西韦确定有效，到时候吉利德还会像现在说的，在定价上“病人第一”吗？

挖掘吉利德公司史的人，还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巧合”。

2003年2月非典在中国刚一扩大，美国罗氏制药就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造出特效药“达菲”。而罗氏制药和吉利德一直是铁杆商业联盟，吉利德为“达菲”提供了主要成分原料。

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吉利德又如此及时地拿出潜在特效药瑞德西韦。而且，丹尼尔·奥代在接任吉利德CEO之前，主要从业经验就是在罗氏制药。

一手制造病毒一手提供解药，这是好莱坞科幻电影里大反派们惯用的发财伎俩。

艺术源于生活。

吉利德科学，会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大反派”吗？

3

上海师大一位教授对这种“猜测”表达了厌恶。他在朋友圈说：

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成熟与进步，阴谋论不但没帮助，而且有坏处，容易形成恶性的路径依赖。

想想也是。一家美国企业，17年间两次对同一个东方大国发动致命性的生化攻击。

再牛的科幻作家，恐怕都想不出这样戏剧的桥段。

如果不是阴谋，那么拨开纷杂争议，还原现实中的吉利德科学，就变得更重要了。

吉利德被誉为“医药界的苹果”，有着曲折的创业故事。

1987年，29岁的医学博士麦克尔·里奥丹在加州创业，一开始研发方向就定在抗病毒领域。

最初几年既没产品也没收入，但里奥丹通过融资等手段竭力维持，坚持招揽抗病毒领域的顶级科研人才。

虽然1997年因业绩惨淡被迫辞任CEO，但他已经为吉利德“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基于前期积累和后期并购，吉利德2001年开始迎来转机和爆发，在抗艾和丙肝两个领域迅速占据头把交椅，奠定行业新贵角色。

为什么吉利德能成？

执着专注当然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极为重视创新研发。

吉利德在全球有1.1万员工，其中研发人员占比55%，达到6000人左右。市场销售人员不到3000人。

光是2019年前9个月，它在研发上就投入了多达72亿美元，即大约500亿人民币。

这是啥概念？有人查了中国研发投入最大的恒瑞、百济神州等药企，2018年最多也没超过50亿人民币。

虽然这几年业绩走低，但在著名医药咨询公司IDEA Pharma去年初公布的“医药创新指数”排行榜上，吉利德依然位居榜首。

网上有种说法，只有打开一台精密电器的后盖时，你才能发现日本隐藏着的强大。

同样，当人们正视吉拉德科学这样的美国企业，或许也能见微知著，发现美国还没衰落下去的那部分强大，沉淀在哪。

4

疫情暴发以来，有两本书在网上不时被人提起。

一本早就有名，美国人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书中举了两个例子：1519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领600人，就征服了有数百万人口且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

短短13年后，另一个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如法炮制，率领只有168人的小队，瞬间击垮人口千万之众的印加帝国。

原因何在？作者的解释是西班牙人身上的病菌，帮着他们灭了两个文明灿烂的中美洲帝国。

网上一些人在抱着这本书猜想：难道吉利德从500年前的西班牙前辈那里学到了什么？

另一本也是美国人的，亨利·西格里斯特的《疾病与人类文明》。

作者不是考察人类内部不同群体或国家间的争斗，而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放在疾病的对立面，以纵向数千年的跨度，考察疾病对整个人类及其文明的冲击和改变。

他的结论中包含一个简单道理：瘟疫、鼠疫等传染性疾病，向来就是人类公敌，需要共同应对。

说白了，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人类，那么就都在一条船上。眼下最重要的是谁能打谁先上，协力干掉病毒。

希望武汉尽快传来瑞德西韦的好消息。但最好，吉利德别把它卖到1000美元一粒。

美国科学家再次证明：引发大疫情的是人造冠状病毒不是蝙蝠的自然病毒

阳光飘散 • 2020-02-14 • 来源：新浪微博

标题之所以用“再次”，是因为这一帮几乎相同的科学家在2015年干过这样的事，而且，采用了相同的做法。

　　　　美国科学家再次证明：引发大疫情的是人造冠状病毒，不是蝙蝠的自然病毒！

　　作者：阳光飘散

　　标题之所以用“再次”，是因为这一帮几乎相同的科学家在2015年干过这样的事，而且，采用了相同的做法。

　　先看他们2015年的做法。

　　类似SARS的流行蝙蝠冠状病毒簇显示了感染人类的可能性

　　(A SARS-like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

　　2015-11-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m.3985

　　(研究人员主要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病毒学、传染病学科学家，中国有2人：Xing-Yi Ge，Zheng-Li Shi)

　　首先，利用SARS和MERS制造紧张气氛，把读者的眼光吸引到不会说话的动物身上(跨物种)，形成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减少或阻止读者思考、质疑的可能性：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CoV)的出现突显了跨物种传播事件的威胁，能导致人类暴发。

　　(The emergence of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 and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CoV underscores the threat of cross-species transmission events leading to outbreaks in humans. )

　　第二步，把蝙蝠及蝙蝠身上的自然冠状病毒推到前面未审先判：

　　本文中，我们检查了目前在中国马蹄蝠种群中传播的SARS样病毒SHC014-CoV传播疾病的可能性。(Herewe examine the disease potential of a SARS-like virus, SHC014-CoV, which is currently circulating in Chinese horseshoe bat populations. )

　　第三步，在连施上述两个障眼法后，用科学做挡箭牌，抛出利用蝙蝠自然病毒偷天换日后的实验室转基因人造病毒，并证明这个人造病毒可以直接感染人引发大疫情。

　　使用SARS-冠状病毒反向遗传学系统，我们生成并鉴定了一种在适应小鼠的SARS-冠状病毒主干中表达蝙蝠冠状病毒SHC014尖峰的嵌合病毒。(Using the SARS-CoV reverse genetics system2, we generated and characterized a chimeric virusexpressing the spike of bat coronavirus SHC014 in a mouse-adapted SARS-CoV backbone.)

　　结果表明，在野生型主链中编码SHC014刺突的2b组病毒可以有效利用SARS受体人类血管紧张素转化酶II (ACE2)的多个直系同源物，在原代的人呼吸道细胞中有效复制，并达到与流行病相当的体外滴度 SARS-冠状病毒株。(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group 2b viruses encoding the SHC014 spike in a wild-type backbone can efficiently use multiple orthologs of the SARS receptor human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I (ACE2), replicate efficiently in primary human airway cells and achieve in vitro titers equivalent to epidemic strains ofSARS-CoV. )

　　这段科学味道十足的论文内容，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看得云里雾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

　　利用从中国马蹄蝠身上获得的自然冠状病毒，这些科学家用转基因技术，在实验室制造了一个转基因人造病毒---嵌合病毒!

　　科学家们先在老鼠身上实验，发现病毒可以感染老鼠。

　　然后又用这个人造病毒去感染实验室培育的人的呼吸系统细胞，发现可以感染，而且针对性感染能力很强，那就是中国人、华人呼吸系统细胞中比欧美人种高5倍左右的ACE2!

　　SARS病毒也同样是针对ACE2进行高效感染的，也就是，细胞里ACE2高的人种极易感染SARS和类似的冠状病毒，而且也极易传染给同类人。

　　看明白了的人就会提出这么两个科学问题：

　　既然论证的是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直接用蝙蝠身上的自然、原始病毒实验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吗？

　　科学家们却在实验室制造一个新的嵌合病毒再去做实验，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最严重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如果蝙蝠的自然冠状病毒能直接感染人或通过中间宿主间接感染人，科学家们直接拿出证据不就得了吗?而且，这也最有说服力，没人会再去搞什么阴谋论了。

　　可是，这么简单的事科学家们偏不做，偏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偏要多此一举，是不是太奇怪了?

　　太奇怪的现象背后必然有太大的问题，事出怪异必有妖，或者说：阴谋!

　　那么简单、那么直接的事不去做，那些科学家们却不停地用人造病毒偷天换日说明了什么、证明了什么呢?

　　用具有高度怀疑、质疑精神多思考一会儿就会发现三个大问题：

　　1.这些科学家根本没法证明蝙蝠的自然冠状病毒可以直接或者间接感染人引发大疫情。

　　2.能够感染人，或者跳过中间宿主直接感染人的、或者寄生在中间宿主后再间接感染人并引发大疫情的冠状病毒只能是实验室的转基因人造病毒(嵌合病毒)！

　　3. 科学家们弯弯绕的目的：一旦发生人造病毒感染人引发大疫情的可怕情况，可以成功转移视线，让人们拿动物是问，而罪魁祸首则可以不被发现。就像这次新冠疫情那样：把可能的动物给查遍了，可是依然无法100%确定，罪魁祸首则成了偷笑的旁观者。

　　所以，即使是普通人，最好学会正确思考问题，这一点，对手握国计民生天大责任的大官人们就更重要了!

　　第四步，通过旁敲侧击，包括制造恐慌(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大流行)，进一步坐实、栽赃蝙蝠和自然冠状病毒，让人们对实验室制造的转基因人造病毒的明显巨大危害不再有丝毫怀疑。

　　另外，体内实验证明嵌合病毒在小鼠肺中的复制具有明显的发病机理。对现有基于SARS的免疫治疗和预防方式的评估显示疗效较差;使用新型刺突蛋白，单克隆抗体和疫苗方法均无法防止冠状病毒感染。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合成了感染性全长SHC014重组病毒，并在体外和体内证明了强大的病毒复制能力。我们的工作表明，蝙蝠种群中目前流行的病毒可能会再次出现SARS-冠状病毒的流行风险。(Additionally, in vivo experiments demonstrate replication of the chimeric virus in mouse lung with notable pathogenesis. Evaluation of available SARS-based immune-therapeutic andprophylactic modalities revealed poor efficacy; both monoclonal antibody and vaccine approaches failed to neutralize and protect from infection with CoVs using the novel spike protein.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dings, we synthetically re-derived an infectious full-length SHC014 recombinant virus and demonstrate robust viral replication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Our work suggests a potential risk of SARS-CoV re-emergence from viruses currently circulating in bat populations.)

　　转基因人造嵌合病毒在实验中能感染人体细胞，现实里当然能感染人并引发大疫情了。所以，专业的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就发出了警告：

　　2015年的科学研究证明：新型冠状病毒完全可以用转基因技术在实验室制造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8472825380866&mod=zwenzhang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西蒙•韦恩•霍布森(Simon Wain-Hobson)告诉《自然》杂志：“如果[新]病毒逃逸了，谁也无法预测其传播途径。”

　　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总裁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告诉《自然》杂志说：“(结果)将这种病毒从候选的新型病原体变成了明显的现实危险。”】

　　我们再看看几乎同一批科学家2016年的实验室研究是不是故伎重演：

　　类似SARS的WIV1-冠状病毒蓄势待发感染人类

　　(SARS-likeWIV1-CoV poised for human emergence)

　　2016-3-15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3/11/3048

　　人畜共患病的暴发对人类疾病以及全球经济都构成威胁。(Outbreaks from zoonotic sources representa threat to both human disease as well as the global economy.)

　　尽管进行了大量宏基因组学研究，但利用这些数据库识别未来威胁的方法仍未得到开发。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描述了一种将现有宏基因组学数据与反向遗传学相结合的方法，以设计试剂来评估流行人畜共患病毒的出现和致病性。(Despite a wealth of metagenomics studies,methods to leverage these datasets to identify future threats areunderdeveloped. In this study, we describe an approach that combines existingmetagenomics data with reverse genetics to engineer reagents to evaluateemergence and pathogenic potential of circulating zoonotic viruses.)

　　研究结果集中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样病毒，结果表明WIV1-冠状病毒(CoV)簇具有直接感染的能力，并可能在有限的人群中传播。(Focusing on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syndrome (SARS)-like viru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WIV1-coronavirus(CoV) cluster has the ability to directly infect and may undergo limitedtransmission in human populations. )

　　然而，体内减毒表明该流行病需要额外的适应性。重要的是，在没有使用目前疫苗的情况下，现有的SARS单克隆抗体成功地限制了病毒感染。(However, in vivo attenuation suggests additional adaptation isrequired for epidemic disease. Importantly, available SARS monoclonalantibodies offered success in limiting viral infection absent from availablevaccine approaches. )

　　【注：这里的“额外的适应性”啥意思?应该是说自然冠状病毒不会引起大疫情，要引发大疫情，就需要补足这些“额外的适应性”，例如，只针对中国人、华人细胞的ACE2，只针对阿拉伯人细胞的DPP4，怎么补足呢?这就只能靠实验室转基因技术了!】

　　总之，这些数据突出了该平台的实用性，可用于识别并优先排序动物存储库中的大流行前菌株，并记录WIV1-冠状病毒对人类的威胁。(Together,the data highlight the utility of a platform to identify and prioritizeprepandemic strains harbored in animal reservoirs and document the threat posedby WIV1-CoV for emergence in human populations.)

　　尽管以前与上呼吸道感染有关，但在2002–2003年出现的严重急性呼吸道冠状病毒(SARS-CoV)及最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则凸显了跨物种传播的威胁，导致了强大的流行性病毒感染。(Although previously associated with upperrespiratory infections, the emergence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coronavirus(SARS-CoV) in 2002–2003, and more recently,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CoV underscores the threat of cross-species transmission leading tovirulent pandemic viral infections. )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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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盛行的研究表明，SARS-冠状病毒是从中国马蹄蝠的病毒中出现的，鉴定出使用人类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的祖先菌株已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Whereas prevailing research suggests thatSARS-CoV emerged from viruses in the Chinese horseshoe bat, identifying aprogenitor strain that used human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 (ACE2) hadproven elusive. )

　　但是，最近的宏基因组学研究分离出了几个具有≥90%以上基因组同源性的SARS样病毒序列，它们代表了与流行毒株最接近的序列。重要的是，研究人员还分离出了具有复制能力的病毒。作为Rs3306簇一部分的WIV1-冠状病毒可以使用ACE2直系同源基因并在人类细胞中介导了低水平复制。(However, recent metagenomics studiesisolated several SARS-like virus sequences that share ≥90% genome-wide homology and represented the closestsequences to the epidemic strains. Importantly, researchers also isolatedreplication competent virus; WIV1-CoV, part of the Rs3306 cluster, could useACE2 orthologs and mediated low-level replication in human cells. )

　　总体而言，证据表明SARS冠状病毒很可能源于中国的马蹄蝠，这些蝙蝠群中仍带有类似病毒。(Overall,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SARS-CoV likelyemerged from Chinese horseshoe bats and that similar viruses are still harboredin these populations.)

　　WIV1-冠状病毒的识别及其使用ACE2直系同源物的能力为可能再次爆发提供了警示，并为未来的冠状病毒爆发做好了准备。(The identification of WIV1-CoV and itscapacity to use ACE2 orthologs offers a warning for possible reemergence and providesan opportunity to prepare for a future CoV outbreak.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来转换宏基因组学的发现。该方法必须产生关键的诊断试剂，确定新菌株出现的可能性，并确定当前疗法的功效。在此前提下，我们开发了一个框架，可使用反向遗传系统构建全长嵌合病毒来检查流行的冠状病毒。(To achieve this goal, a new platform isrequired to translate metagenomics findings; the approach must generatecritical diagnostic reagents, define emergence potential of novel strains, anddetermine efficacy of current therapeutics. Building on this premise, wedeveloped a framework to examine circulating CoVs using reverse genetic systemsto construct full-length and chimeric viruses. )

　　结果表明，由于在人的原始呼吸系统上皮细胞培养物中的有效复制，使用WIV1-冠状病毒刺突的病毒有望在人群中出现。但是，对于发病机制和流行病，可能需要独立于穗蛋白受体结合域的其他适应作用。重要的是，与现有的疫苗方法不同，针对SARS的单克隆抗体策略对WIV1-冠状病毒峰值有效。(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viruses using WIV1-CoVspike are poised to emerge in human populations due to efficient replication inprimary human airway epithelial cell cultures. However, additional adaptation,potentially independent of the spike protein receptor-binding domain, isrequired for pathogenesis and epidemic disease. Importantly, monoclonalantibody strategies against SARS were effective against WIV1-CoV spike unlikeavailable vaccine approaches.)

　　总之，这些结果突出了开发平台的实用性，可用于评估正在传播的人畜共患病毒未来出现和流行潜力的威胁。(Together, the results highlight theutility of developing platforms to evaluate circulating zoonotic viruses asthreats for future emergence and epidemic potential.)

　　啰嗦了一大堆后，还是露出了马脚：这个可感染人的病毒依然是实验室制造的转基因人造病毒！

　　同样的疑问：蝙蝠身上的W1V1自然病毒能直接或间接感染人引发大疫情吗?当然不可能!

　　所以，结论有且只有一个：

　　蝙蝠身上的自然冠状病毒病毒不可能直接感染人或间接感染人，能直接感染人的只能是实验室制造的转基因人造病毒！！！！！

　　最后，给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大官人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嵌合病毒”?

　　“嵌”的意思是：把东西填镶在空隙里：嵌入。

　　“嵌合”的意思自然就是“把东西填镶在空隙里”再合上。外表看上去就是一个整体。

　　“嵌合病毒”(chimeric virus)又是什么意思，怎么做到的呢?

　　其制作方法并不是拉郎配，把一种病毒强塞进另一个病毒里面。而是利用转基因技术，先提取次病毒的基因，并在必要时进行修饰、改造，再转入到主病毒里面，从而制造出一个“嵌合病毒”，必要时再做修饰、改造。

　　上面两个研究中，主病毒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蝙蝠身上的自然冠状病毒。嵌合病毒就是往这个主病毒里面转入另一个次病毒的一个或多个基因。

　　如此操作的“嵌合病毒”安全吗?

　　事实证明：不安全，绝对不安全，极度危险！甚至真的可能毁灭人类!

　　因为蝙蝠的自然冠状病毒不具有直接感染人的能力。而实验室制造的转基因人造嵌合病毒却可以直接感染人引发大疫情了!

　　可见，所有的转基因都不安全。例如：老鼠吃天然大米会很健康，但吃转基因抗虫大米，时间一长，就会生病、死亡;法国科学家的转基因玉米试验也充分证明了转基因杀人不见血的巨大危害;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自己的试验也充分证明了转基因杀人不见血的巨大危害!

　　面对转基因可能的亡国灭种的巨大危害，中国人民还能继续“昏睡百年”吗?!

　　部分参考文章：

　　千百年来的证据证明：蝙蝠自然病毒直接或间接感染人并引发大疫情的可能性为零！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6322149867527&mod=zwenzhang

　　蝙蝠侠为不会说话的蝙蝠仗义执言：蝙蝠不给国内外神专家当背锅侠！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9443513155638

　　石正丽5年前的论文被扒出：“我们构建了一种嵌合病毒”

　　http://www.szhgh.com/Article/news/society/2020-02-03/222219.html

　　警惕新型生物武器的大规模袭击

　　来源：国防参考 2016-03-10

　　http://www.globalview.cn/html/military/info_9588.html

　　国防部罕见警告：人种基因武器，不得不防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20-02-09/222881.html

　　让生物战争走进国防视野

　　来源：中国国防报 2011-10-24

　　http://www.gfdy.gov.cn/headlines/2011-10/24/content_4933787.htm

　　基因战争将以洗牌方式变革人类战争

　　来源：中国国防报 2014-01-23

　　http://www.81.cn/jwgd/2014-01/23/content_5747637_2.htm

　　现实版“生化危机”：基因武器将如何影响未来战争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 2017-11-1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3646808945303857&wfr=spider&for=pc

　　辟谣特大骗子集团，主流媒体19年前就报道了美国强大杀伤力的生化武器研制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8868222418946&mod=zwenzhang

　　荷兰科学家培育超级病毒爆发恐致数百万人死亡

　　2011年11月28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11-28/3491984.shtml

　　https://tech.sina.com.cn/d/2011-11-28/08206392543.shtml

　　25个阴谋论水落石出证明：污蔑、攻击阴谋论的都是美国走狗、美国间谍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7742165041177&mod=zwenzhang

　　用硬核数据拷问：美国政府大放流感死亡人数卫星到底是何居心？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8097904934925&mod=zwenzhang

　　皇帝不急太监急，揭露美国巨大阴谋的阴谋论为何让它们长期恨之入骨？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7395031859204&mod=zwenzhang

　　阴谋者被抓现行：美国外交官直接参与美国军方的生物武器军事计划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5808632840629&mod=zwenzhang

　　解惑：为何高度智能化的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而非其他城市？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3674780680352&mod=zwenzhang

　　类似SARS的新病毒可以从蝙蝠直接感染人，目前无药可医

　　(New SARS-like virus can jump directly frombats to humans, no treatment available )

　　2015-11-10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5/11/151110115711.htm

　　3个月前，健康专家发布了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不祥警告。他们的模拟显示，它可以杀死6500万人。

　　(Healthexperts issued an ominous warning about a coronavirus pandemic 3 months ago.Their simulation showed it could kill 65 million people.)

　　2020-1-23

　　https://www.pulse.com.gh/bi/tech/health-experts-issued-an-ominous-warning-about-a-coronavirus-pandemic-3-months-ago/p2czdxw

　　https://wearechangetv.us/2020/01/scientists-predicted-coronavirus-could-kill-65-million-in-warning-3-months-before-deadly-outbreak-in-china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scientist-who-simulated-the-global-impact-of-a-coronavirus-outbreak-says-the-cats-already-out-of-the-bag-and-chinas-efforts-to-contain-the-disease-unlikely-to-be-effective-2020-01-24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au/scientist-simulated-coronavirus-pandemic-deaths-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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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哈佛大学在安徽猎取基因事件再回顾

熊蕾 · 2020-02-16 · 来源：环球视野

哈佛拿走我们多少基因样本，特别是哮喘病基因的样本，我们难道不该追究：它们最后到了哪里？做什么用了？美国的有关研究机构对安徽那些提供了血样的农民，对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所交代吗？

　　继2003年非典之后，又一波新冠状病毒汹汹而来，再次肆虐中华大地。

　　虽然很多专家说这两波病毒没有直接关系(尽管都被追踪到一种蝙蝠身上)，但是我这个外行却也能看出，这两种病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针对我们的肺，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窒息。

　　这让我想起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安徽猎取基因的事件。

　　早在1996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的新闻栏目就率先报道说，哈佛的群体遗传研究计划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

　　我在2001年1月就哈佛项目引起的违背生命伦理的原则进行了调查。我们当时了解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资助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涉及基因的采集的项目共有9个，包括高血压、骨质疏松症、尼古丁成瘾等，而有关哮喘病和气管及肺功能的基因项目就有两个。这9个项目，全部是在中国采集样本，采样现场基本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

　　然而，截止到2001年1月，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批准的哈佛大学在中国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一共只有3项，涉及高血压、尼古丁成瘾和冠心病及骨质疏松症方面的生态遗传学研究。没有哮喘和呼吸道方面的基因项目。

　　而2002年3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哈佛大学在安徽总共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共有15个，包括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殖疏松等。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仅哮喘病一项，项目负责人、当时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徐希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基因样本就有16000多份。

　　其实当时欧洲和美国有不少研究机构都在中国进行收集基因样本，并不止哈佛大学一家，也不止是在安徽。其中，1998年3月，欧洲和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就曾经和中国某部委合作，想在中国各地收集老人的基因样本，试图了解长寿的秘密。这个项目遭到了当时中方一位工作人员童增的质疑。童增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个名为中国长寿老人健康调查的培训。其间，一个欧洲专家指导他们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样，教他们把那些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热水中浸泡，再搓热，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针管从老人手指取血。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从第二滴血开始，从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满直径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5个圆圈。这个项目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美国杜克大学和欧洲一些研究机构参与，中国老龄委等协助。这种取血办法引起了童增的怀疑。起初他担心这样采血，对高龄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后来他发现，培训的中文资料和说明，都似乎有意识地回避英文资料中的基因字样。他认为，“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通过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但童增也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受到严厉处分，并被辞退。

　　当时来中国采集基因样本的国际项目，没有一个公开说是采集基因样本，大都是打着健康调查的旗号，却都要采集血样。在童增公开质疑长寿老人健康调查前后，就有一些专家也公开提出质疑，媒体上发出了不少警惕中国遗传资源流失的报道。然而很快，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媒体上就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国家很快出台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专门为管理人类遗传资源制定的一个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6月10日颁布施行。

　　那么，哈佛大学为什么选择在安徽采集基因？

　　看看项目负责人徐希平本人如何讲的。他1996年在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申请资助 “气管感应与肺功能的遗传因素”项目的预算论证中，这样写道：在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这类气管疾病中，要害的问题是具有很强的基因基础的气管感应和肺功能水平。而要剖析这些基本的基因“需要独一无二的人口资源，准确而全面的表型，以及有效的研究设计。”他之所以建议在中国的安徽进行“基因筛选”，是因为那里的人口“多，是同种，大多数没有看过病”。他说，在比较闭塞的安徽省，哮喘病人家庭的基因对这些表型的影响是普遍的。在美国，慢性阻碍性肺病患者很多都用过药物，使研究受到影响，而在中国这“很罕见”。选择安庆做基因研究是因为“个体在民族、环境、职业和饮食方面相对来说都是同质的”;“村庄已存在了几千年，常住人口相当稳定”;“580万人口的规模足以确保有4000户指标个案家庭”。而且“大多数受试者没有服用过任何降压药物”。

　　最早资助哈佛哮喘病项目的，是美国千年制药公司。千年公司成立于1993年。1995年12月，在它同意资助哈佛在安徽的哮喘病项目仅仅5个月之后，瑞典一家大制药公司就投给它5300万美元，对呼吸道疾病的遗传基因进行研究。千年公司和哈佛官员都认为，是安徽项目确保了这笔投资。到2002年时，千年公司的雇员已从最初的100来人发展到超过千人，资产已达数十亿美元。1994年底，千年公司与徐希平达成协议，在中国安徽表型500个家庭(400个哮喘家庭，100个非哮喘家庭)，并把500个家庭的DNA提交给千年公司进行匿名基因搜寻，寻找哮喘基因。千年公司为此提供资金999996美元。

　　我们对哈佛大学在安徽的基因项目调查，重点只是看它们是否违规，即是否违反我们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否违反了生命伦理准则。

　　为什么选择这个重点?因为诸如基因流失、生物安全问题，不仅太过专业，而且当时也似乎被列为禁区，不好触及。而生命伦理准则，却是国际性话题。

　　2001年1月，我和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汪延一起，从徐希平的母校，也是哈佛项目中方合作伙伴之一的安徽医科大学开始调查。安医大主管科研的一位副校长介绍说，当强调合作“必须经国家批准才能做”时，“人家3个月就能拿来批文”。管理办法出台后，就因为基因材料不好出境，所以徐希平才在安庆成立一个研究所。但是，他以前究竟拿走了多少材料，谁也说不清。据他自己的一篇论文讲，1993年他在安庆做的一个高血压项目，就要在20多万人中筛选样本。这位副校长感觉到这些项目跨的单位太多，没有一个单位能和他完整合作。而且，在这些项目上，中方力量比较弱，项目又分成几块， “我们的利益不容易得到保护”，中方合作者“没有一家可以全程监控”。

　　对于美国媒体报道最初给哈佛项目投资的美国千年制药公司仅仅因为可以接触安徽的DNA资源，便在哮喘病等几个基因研究项目上获得投资一亿多美元的事，副校长毫不知情。他感到，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接下来调查农民的知情同意权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

　　联合国大会1998年12月通过了《人类基因组宣言》， 宣言明确指出，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中，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中，必须遵守生命伦理的原则，而在对生命科学的所有研究中，知情同意是最重要的原则。

　　我们驱车从合肥到安庆再到岳西，就是想亲自听听被采过血样的农民，是否知道他们是在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作“贡献”。

　　由安庆市卫生局局长等人陪同，我们到了地处皖西的岳西县头陀镇。镇卫生院对当年的体检没有任何档案记录。我们提出找一户当时抽过血样的农民。他们说，这些农民不住在镇上，最近的一户要走十几里山路，那里不通车。山高路远，雪后路滑，“你们上不去”。我当时就有些犹豫，看向汪延。汪延患有心肌炎，走平路都常常会喘不上气。我觉得这样的山路会要了他老命!可是汪延毫不犹豫地说，你们找个向导来，我们走上去。不听听农民怎样讲，我们心里不踏实。我当时非常感动。最后他们找来一位向导，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小时，到了松山村那位农民家。这时我们赫然看到一条宽阔的车道直通村边，虽然是土道，但是走拖拉机完全不成问题。向导有些尴尬地说，可以开拖拉机上去的，但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我和汪延都没说什么。这些基层干部的担心，我觉得也能理解。

　　这位农民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参加了两次“体检”。他们每人有两本当年发的健康卡，一本记载着1996年11月5日的检查，项目有心肺功能、血压等，并抽了血;另一本记载着1997年3月10日的第二次检查，也抽了血，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他说，“胳膊从一个小洞伸进布帘里，医生在布帘后面，看不见”。两次都给了误工补助，头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两包方便面——NIH的资助标准是，每个抽血人员补贴10美元。第二次“体检”是有选择的，村里只有他们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儿子和外孙女，只要老两口和两个女儿去。他们愿意去，“因为大女的病情比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厉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疗”。但是他们盼望的治疗并没有来。只给了一个安庆美中生物医学环境卫生研究所开的居民健康检查报告单。另外说老汉有高血压，给了两瓶降压药。

　　他们一家都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人给他们看过、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也不知道与哈佛的合作。我们拿出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给我们的知情同意书样本给他们念：“我知道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北京医科大学、安庆市卫生局、安庆美中生物医学环境卫生研究所联合主持题为‘中国( )病分子遗传流行病学研究’的科研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调查中国(农村)居民( )病患病情况，分布特征，研究其与遗传的关系，研究各种环境因素在其发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终发展出对这种疾病的新的预防与治疗方法。在此我同意参加该项目活动。……我知道参加本研究会得到有关的免费体检、化验与咨询，今后还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优惠医疗保健服务……”他们听了，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血样送到哪儿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老汉记得签过字，不过是为了领误工补助。

　　回到合肥，与哈佛合作的3个项目之一的中方负责人、安医大一位教授告诉我们，1996年在岳西的体检是他主持的，与哈佛的项目“没有关系”。哮喘病项目“从1993年到1994年开始做预调查，一直做到1998年结束”，但1996年在岳西的摸底“不是为哮喘来摸底”，而是“基线调查”，“基线调查是预调查”，“主要是看老百姓对合作医疗的恢复是否满意”。

　　我们问这位教授这个调查是谁资助的?他说是卫生部与世界银行搞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项目给的钱。 我告诉他，世界银行的项目是有记录的。教授马上改口说，不记得钱是哪里来的了，因为“也没花多少钱”。“没花多少”是多少呢?他“不记得”了。为什么搞合作医疗的调查要抽血，而且要抽两次，而且第二次专挑有呼吸道疾病的家庭?他无法回答。两次调查有什么结果，有没有研究报告?他依然是“不记得”，只是一再说，“那是个很小的课题”。

　　回到北京，我们询问了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答复是，世行在中国从没有资助过需要抽血体检的卫生项目。

　　在合肥时，中科院“百人计划”教授徐希平和我们谈了近8个小时。他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跟国外合作，国外肯定有利。但是这种研究“从出论文到出专利还有很长的时间”。他说，人类基因有共同的部分，也有差异。研究中国的材料，对研究一些疾病的机理有好处。他对能拿到NIH的资金非常自豪，因为拿它的项目，“要经过最苛刻的评审”，因此它资助的课题“是最高荣誉的课题”。他认为有些科学家“耸人听闻”地夸大了基因资源的重要性，对他进行攻击。“妒嫉我的大有人在，”他说。“攻击我的人对我都不了解。”

　　对于知情同意，徐希平说，“我的要求非常清楚。我们作为sponsor institute(主导研究机构)有责任，但不负主要责任。执行不是我的责任。不能因为我杀人而让我的院长负责。我们是有协议的。他们没执行，不能开罪于我。”

　　我当时就提出，他这个比方不恰当。知情同意的概念在中国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他作为从国外带来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应当负责任地把这个概念灌输给每一个参加项目的人，并做好示范。最后他表示要“调查一下”。

　　

从安徽回到北京，我们收到了安医大生物医学研究所、岳西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等同时发来的四份传真，主要内容是说岳西县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的两次“体检”都“与哈佛大学无关”。虽然1995年安医大和哈佛大学就在安庆地区开展“支气管哮喘遗传流行病学研究”项目，但在各县是“分别自签协议之日起”才开始项目。“协议前的工作均属我们国内卫生部门自行开展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如在岳西县，支喘课题是1997年9月9日签定的协议，9月前的地方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

　　但是，我们在网上查到以徐希平为首署名的一篇论文，却与上述说法不符。徐希平和安医大那位教授、安庆市卫生局长等8位作者在1999年12月第160卷第6期《美国呼吸保健医学杂志》发表的题为《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肺功能族群》的论文中，明确写出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群体遗传研究项目采样的地点：“哮喘病指标家庭是通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8个县(枞阳、怀宁、潜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收集的。”岳西赫然列在其中。而且论文写得明明白白：现场调查是在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完成的。

　　这能说岳西的“体检”与哈佛大学的项目没有关系吗？

　　而且，NIH在2000年再次资助哈佛两项哮喘基因研究的项目，因为他们并没有别的哮喘病样本调查现场，所以我们怀疑他们仍然在使用1994年到1998年在安徽收集的血样。而国家遗传资源办公室并没有批准这些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在发表哮喘病方面的论文。这能说是合法的吗?

　　我们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收到了徐希平分别写给中科院、教育部和中科大领导的告状信，说我们“反全球化”、败坏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的名誉、干扰了国际合作，还“泄密”。其他问题倒也罢了，“泄密”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所谓的“秘密”，就是徐希平是中科院百人计划的一员，他不希望美国方面知道他在中国有百人计划项目。我就此又专门请教了中科院主管百人计划的部门，他们肯定地说，百人计划项目的名称并不保密，都是公开的。

　　在安徽调查时，从安医大、安庆卫生局到中科大，我们接触的所有人都对徐希平赞誉有加，称赞他为家乡捐资助教，称赞他去国多年始终爱国，还保持着共产党员的身份等等。我承认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认为，爱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不表明做科研可以违反伦理准则吧?

　　最后，我和汪延的这个调查报道，以《令人生疑的国际基因合作项目》为题，发表在2001年3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13期《瞭望》周刊。我们在文章中，对安徽有些人不遗余力否认明显有失误的工作同一个研究项目的外国主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有关系的做法，提出疑问：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机构在中国偏远农村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没有完全遵守生命伦理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帮着他们来遮掩和否认?如果一个目的在于造福人类的科研项目，对为它做出贡献却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群体，如安徽深山里的农民的权利漠然视之，它又能给参与其中的实力较弱的合作方带来多大的利益呢?我们作为这种合作的一方，又如何保证我们中国应有的利益呢?在与哈佛的合作中，中方付出的是独一无二的基因资源，是国家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几级农村医疗体系。相比之下，哈佛项目提供给我们的，是独一无二的吗?中方的所得与中方的付出相称吗?

　　在采访中，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哈佛的这些基因项目，从样本筛选到采集，离开我们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几级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是不可能的。这应当是中方的一笔巨大投入。但是中方参加项目的很多人却认为“我们没投什么钱”。持这种看法，能坚持中方在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吗?

　　根据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准则，参与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一定要得到本人的同意，而同意的基础是知情。知情的内容，既包括研究目的、方法及研究项目是谁出资、谁受益等与研究有关的所有情况，也包括参与者的利益和权利。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根据1996年美国、欧洲等医药管理机构联席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通过的《临床实践指南》，“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个人通过这个过程在了解了决定参与实验的所有相关方面之后，自愿表达他或她参加该项实验的意愿。”也就是说，知情同意强调的是获得同意的过程，而不是用书面、签字等形式获得文书的过程。知情同意不能仅凭一纸表格来证明，来取代。检查、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做到了知情同意，不能仅看参与者的签字，更要看参与者是否“充分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资金的来源、任何可能的利益冲突、研究者所属的机构、预期的受益、潜在的风险和研究可能引起的不适”，要看他们的同意是否是在充分知情而且完全不受胁迫利诱的情况下给出的，还要看他们是否了解自己在参与过程中的权益。

　　但是哈佛大学在安徽的基因项目完全罔顾了这些原则。2002年3月28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该办公室通报了他们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安徽项目的初步调查结果说，徐希平所主持的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随即承认，他们在人体医学实验的监督上，的确有改进的必要;该院已决定暂停在中国进行的一切研究，重新审查这些研究项目;并对徐希平进行了谴责。2002年5月14日，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北京大学演讲回答学生提问时，公开承认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农村进行的人体研究“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

　　美方的调查通报公布之后，我和汪延再次在《瞭望》周刊发表了文章，题为《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违规》。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再次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最终被证明违规的研究项目，为什么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无阻?中国方面正式批准的项目与实际进行的项目数量能够差出这么多，说明了什么?怎样保护我们在基因研究中的权益?

　　而美方的调查虽然有了这些结论，但是仍然不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负责调查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首任主任就原在哈佛大学任职，领导过哈佛大学对哮喘病研究项目的内部调查。而他对这个调查其实并不用心，在担任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主任时，就向美国政府提出，没有必要对在中国的哮喘病基因研究做进一步的纠偏行动。

　　所以，我觉得对美方调查的不足之处，光是在中文媒体发声是不够的，我就在英文中国日报相继发表了一些英文评论文章，提出，这么大范围的违规，不能仅仅追究项目负责人个人的责任。美方有关机构成建制的不道德也应追究。比如以审核严苛著称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什么会批准一个人负责这样多的项目?徐希平所在的哈佛大学，最早给项目投资的千年公司，难道没有责任?有人责怪中方合作人员没有认真执行有关伦理准则。我提出，发起和资助这些基因项目都不是这些中方合作伙伴。这是美方出资并主导的研究项目。问题不在于这些中国工作人员是否执行不力。问题在于美国的出资机构为什么允许这些不合格的合作伙伴参与这样的研究。

　　2003年春夏之交，我们国内突发了“非典”。就在这个期间，5月30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宣布，美国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对他们在中国进行遗传和环境流行病研究项目的调查结束。美国政府接受了哈佛对违规的“纠正行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两位教授到安徽做了现场调查，调查表明参与项目的中国农民都“给出了自愿的知情同意”。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强调，“哈佛谋求在其所有的工作中确保对人体研究对象最高水准的保护”，“没有一个参加者受到了伤害，没有发生一起有意违反人体研究对象程序的事故”。

　　我注意到，美方到安徽调查的人是本身就组织实施了违规项目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自己的教授，而不是第三方。而且有人告诉我，带领并陪同他们调查的，是徐希平本人。由于非典期间北京还没有解禁，我出不去，就给其中一位哈佛的调查人员，也就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的主任，发去电邮，问他是否讲中文?能否用中文与安徽农民直接交流?如果不能，他的翻译是谁?他在中国的访问会见是谁安排的?他去过哪些采样现场?他是如何肯定知情同意书是研究对象在研究进行的当时签署的?他的调查有多大的独立性?但是，他没有回答我这些问题，而是把我的邮件转给了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新闻发言人。这位新闻发言人只给我发来一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在美国政府调查结束后于5月30日发的那份声明，对我提的问题一概没有回答。于是我就此再次写了英文评论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直接指出美方的调查掩盖了他们研究中的不端行为。

　　非典结束后，2003年8月，我和我的同事文赤桦，会同安徽分社记者汪延，再去安徽，直奔安庆市枞阳县的农村，采访了一位当年被采血样时受到伤害的农民，和一位村医。之后，我们三人的调查报道发表在2003年9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38期《瞭望》周刊，题为《哈佛基因项目调查：一场偷猎中国基因的活动》。同时，我和文赤桦联名写了一篇英文调查报道，中国日报在2003年9月25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报道，题为《一个农户的回忆》。

　　我们找的那个农民是知情人提供的线索。2003年时他55岁。他告诉我们，1995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上面来人”叫他到镇卫生院去“体检”。他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就去了，因为据称“体检”是给农民服务的，“有病给你治病还不要钱”。这对平时 “没钱买药就望着”，有钱买药也得等到实在喘得受不了时才吃一片的这位农民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他们有4个儿子，按要求带着两个儿子去“体检”。因为没钱坐车，他们步行十多里地，赶到镇卫生院，得到一顿免费午餐后，下午开始检查。他们回忆，同时做检查的还有来自其他村的二、三十人。他们所在的村民组30来户人家中，他们是唯一被喊去参加“体检”的。“体检”时给他们量了体温，抽了血。然后检查者让这个农民张开嘴，向他嘴里喷了一种“雾一样”的东西，让他说“啊”。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吸入这种药品干什么用，可能引起什么风险。他记得那东西“是装在一个塑料瓶子里，像打灭蚊剂一样的，”“‘啊’了三、四下, 他就上不来气了，像死了一样。”在场的医生都怕了，赶紧抢救，“挂水(输液)”、“灌氧气”。做检查的医生没有一个是当地的，说话口音就不一样。但是他们夫妻俩都说不上来他们是哪里来的。那位农民一直到后半夜“气才接上来”。这之后，就没人再管他了。第二天，无人过问的夫妻俩离开了医院，自己找了辆便车回家，因为“没有钞票了”，给他们的200元“抢救就花掉了”。抢救的时候，有个大夫答应以后给他们寄药来，但是他们“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药”。那之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那些做检查的医生，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体检”的结果。两夫妻都是文盲，他们说，无论“体检”之前还是之后，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或听说过“知情同意书”，更没有在这样的文书上签过名或按过手印。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血样给了谁。

　　村医是我们到枞阳之后随机找的。他当年52岁，当村医已经30多年。他明确表示知道那次“体检”是“给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基因研究”做的，但是他说不上项目的名称。他说，“当时要我们通知农民去‘检查身体’，看是什么原因引起哮喘的。”他肯定，当时“讲了要治疗，后来没有。”他说他对这个项目不是没有疑问。他说，“一听说这是美国人搞的项目，我心里就琢磨了一下，怕这里有什么名堂。”可是，他“又否定了这个疑问，因为当时它是有政府组织领导的”，所以他没有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按照要求，他把村里患有哮喘病的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名单及简单情况登记造册，大概“有十几个”。然后他陪着参加“体检”的村民到了县防疫站，“移交”名单之后他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体检”的过程。没有人告诉他或者任何受检农民，检查有哪些程序，也没有告诉他们“体检”的结果。他和这些农民都没有看到或听说过“知情同意书”，更不知道血样会被送往美国。这个事过后再没人提起，他说。“不了了之了。”但是他希望能对它们“追根究底”，“让我们都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当然也不指望我们的调查报道会有什么结果，当时想的就是立此存照。我们不能指望美国政府来为中国的农民伸张正义，来认真执行生命伦理准则。我只想表明，对你们美国机构在我们中国做的基因项目，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怀疑的。对你们就这些项目存在的问题所做的那种看似认真其实是走过场的调查，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看透的。你们要掩盖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把它们摊到全世界面前。

　　2004年第4期《美国生物伦理学报》刊登了国际知名生物和医学伦理学家致该刊编者的信，谴责哈佛大学在安徽的人体基因研究项目有悖生命伦理原则。这7位来自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南非和瑞士的知名伦理学家在信中说，哈佛大学在安徽农村的研究涉及环境和职业病、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遗传病、群体遗传学、生殖健康、哮喘和慢性呼吸障碍疾病等。这些研究并没有经过伦理审查批准，没有获得知情同意，而且中国的基因样本提供者也不大可能受益。他们对这样赫赫有名的机构，并且是拿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金进行的这种性质的研究，竟然能逃过严格的伦理审查而表示深深的关切。他们希望展开对这种研究的深入讨论，并敦促国际生命伦理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哈佛的这些研究，并表明将来不要再发生这种性质的研究的意愿。一位德国伦理学家告诉我，这是国际伦理学界首次公开对此事表示关切，并对有关机构进行谴责。

　　非典之后，童增在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他以美国一些科研机构90年代以来猎取中国基因样本的事实，结合华人对非典病毒特别易感的现象，提出一个假设：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他因此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对此，童增说：“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我有怀疑的权利。”

　　我个人认为，童增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中国人应该保持这样的警惕。科学研究当然需要证据。但是像基因武器这样的问题，真要拿到证据才可以怀疑，那什么都晚了。

　　201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我国第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危害我国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保护资源提供者的合法权益。条例特别规定，外国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根据这个条例，哈佛那些项目再也不能够在中国进行了。但是想想哈佛拿走我们多少基因样本，特别是哮喘病基因的样本，我们难道不该追究：它们最后到了哪里?做什么用了?美国的有关研究机构对安徽那些提供了血样的农民，对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所交代吗?

　　【熊蕾，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高级编辑，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