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我们应当怎样纪念李文亮医生 -- 任爱杰

洋人虚伪，其最善YSE, BUT忽悠大法。其控制舆论的关键，就是好像在同意你们，但是真实意图在后面的BUT。

可以想象一下：

岸英同志为国捐躯，但是我们也不要学他忽视战场安全；

于谦同志勇挑重担，但是我们也不要学他不顾帝王感情；

岳飞同志收复河山，但是我们也不要学他不讲大宋政治。。。

再顶天立地的英雄，后面都可以加个BUT，何况李文亮个普通孩子呢？

后果，就是他们透露出来的，人人都成了精致利己者。

不管做了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为了民族做出来一点点贡献，我们都要纪念这位李医生的。

而不是今不如古。

就拿你举的例子来说--

的确，武汉官僚们上报后在没有批复的情况下可能无权公布信息。但不公布信息并不等于什么都不做，坐等疫病爆发。如果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官员，那么即使事先没有预案，先检查一下本市的医疗设备情况，看看医疗器材，床位等等是不是够用。召集各医院领导做出准备。提前调度防护服、呼吸机等等总没问题吧？

但是武汉和湖北官僚们干了什么呢？答案是什么都没准备。不但没准备，还大开两会，大开万家宴等等群众集会。诚然，领导们可以推说他们被专家们误导了，毕竟专家当时说“未见明显人传人”。

但真是如此？还是因为怕担责任？毕竟如果发动医疗系统做准备，万一上头不批，或者疫病不来，那么岂不是至少要落个“糜费公款”的罪名？而如果疫病不来，自己又做了决定，那么岂不是成了笑柄。以后上司会不会认为自己神经过敏，没有才干？仕途岂不是一片黑暗？如果进一步影响到两会，影响了春节的欢乐团结喜庆的气氛，这官恐怕就当到头了。

反过来，如果把专家的“未见明显人传人”解释为不会人传人，那么就什么都不用干，皆大欢喜。即使后来真的疫病发生了，自己没有直接责任。自己都是听专家的。专家治国嘛。

不论非典也好，这次也好，官僚们的心态其实和嘉庆年间的同行们一样 -- 希图侥幸！

但希图侥幸者往往得不到好运。不论是嘉庆、非典还是新冠，历史再三证明了墨菲定律。于是黑天鹅们铺天盖地而来。官员们手足无措，以致大局崩坏，悔不当初。

兵法有云--“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接到警报，不做准备，自然要一败涂地。现在的官员们真的是承平日久，脑子里早就没有了这根弦。而更重要的，是到底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还是自己升官发财放在首位？这决定了面对警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反之，看湖北周边诸省，一闻警讯，如临大敌，早早就做出了防疫隔离的措施。这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所以，这次总结经验教训，一定要把官员们利益和警讯挂钩才行。接到警讯，上报是基本的。在等待批复期间，立刻为最坏情况做准备也是应当的。没有做到的官员应当追究一定的责任。这样至少可以树立一个范本。至少官员们如果不能时时刻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那么至少让他们知道，因循疲顽是要受到惩罚的。

1，如果什么都不做，老好人，得60分，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肯定会动到别人的利益，大概率得30分，小概率得90分。正常人会如何选择。所以近年来社会活力方面有点“一抓就死”的感觉。

2，昂扬的斗志从何而来？如果我努力工作是为了供20年的房贷或者保险费，那挺没劲的，及格万岁，稳定稳重。则要给工作赋予意义，以前动员人民修路修水库说是为了毛主席，今天华为人知道自己努力工作是在跟美帝战斗了，全社会都要被意义动员起来，而不是工资扣罚条例。

就你举的这些事例来看，

武汉和湖北的官僚与其说是“怕担责任”，还不如说是真的以为没啥鸟事。因为“怕担责任”说明胆小，如果真知道肺炎有多严重，就不会豁出自己的命去开大会了。这种无知的后果是现在据说当地已经有好几个厅级官员病死了。

湖北前黄石市长、长江财险董事长杨晓波因重症肺炎病死

武汉市民宗委原主任，也就是统领宗教的官员王献良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抢救无效，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去世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钢铁系统出身，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是银行出身。两个人都缺乏防疫经验。

是的，现在的技术官僚，就是把做官做公务员当成一个谋生手段，上面不指示下面坚决不动。

动了，就有可能犯错，犯了错，发挥主观能动的就要首当其冲地背锅。有了功，上面抢功的不要太多。

所以，以我一个工科生的愚见，要有一个合适的制度，保护那些主观能动的基层干部。至于怎么保证，我也不知道。

原文：训诫是人民法院以国家名义对犯罪情节轻微

武汉：警察对医生训诫。

这次舆情明显是境外独轮运采用运作策划，并在内部推墙党协助下完成的。

在巡视中排在前面的相当重要内容，这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在中美PK的大背景下，确保自身不乱。

从治国角度讲，历朝历代，瘟疫如同洪水、地震、干旱、蝗灾等一样，均为最高级别的灾害，因此也是为官为政者的头等大事，是风险防范的首要。

蒋某作为一方大员，在疫情已经出现苗头的时候，与中央精神对着干，也缺乏一般为官者的基本素质，对重大形势丧失判断力，被几个专家一忽悠就忽悠瘸了，所作所为充其量只能算一介循规蹈矩的小吏水平。

所以总结教训，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反思。

第一，新时代党国大员要员的能力水平问题。如果能力水平都如蒋某，或者说一个救火队长水平的人都找不出来，需要习总两个亲自，那么现在堂上的衮衮诸公又是怎么选拔上来的，靠亲疏有别？靠听话？靠两袖清风不犯错误？固然这些因素很重要，但对于群众而言，能打的可能更重要。

第二，专家治国的问题。高福院士已经很久未在官媒上露面了，作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应该算御用的最高级别专家了，很显然由于建言有误现在被打入冷宫，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专家治国失败？恐怕也不能这么说，不是还有钟南山、李淑娟这样的专家力挽狂澜吗？

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专家？或者说哪儿的专家靠谱。

一直有个模糊的感觉，觉得中国现在最生猛的科研，不在专门搞科研的科研院所，而在企业。道理大概这样，科研院所作为事业单位，与企业相比，第一没什么钱，第二没什么竞争，所以科研院所差不多是养老养名望，由于有官方背景，往往名气很大，但实力水平一般。

如果决策找这样的专家，失败的可能性要大的多，问题是官方决策，从程序上讲，找官方科研机构又是必须的，否则养这些人干嘛？

从趋势上，产研发一体是保障专家水平的必然，但一个行业，产研发一体的单位有好多家，行业决策时七嘴八舌的又听谁？但不管怎么说，不能在这些产研发一体的单位之上，再成立一个官方机构来统一意见。从这次疫情来看，疾控中心在拿出提出决策意见之前，没有和钟南山、李淑娟、军队的陈薇院士这些产研发一体的大拿们共享沟通，从而导致国家决策失败。

这次疫情后来搞的国家专家组，以后可能要变成类似委员会的常设机构，来替代疾控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