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一） -- 孤星

前一段时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国家宣布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农业部、商务部马上出来表态，国内粮食库存总量充裕，不必抢购囤积。

人是铁，饭是钢。老百姓几千年吃不饱饭的问题，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终于解决。

还记得小学初中的时候，学过看过《金色的鱼钩》《老山界》《草地晚餐》《七根火柴》《丰碑》等描写红军长征的故事，还有陈毅元帅的《赣南游击词》，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确，在战争年代，缺吃少穿是常态。正因为如此，在开国将帅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回忆，也留下了很多真实感人的故事。

1.红军时期。

1955年授衔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出身于穷苦人家，参加革命前吃不饱饭是普遍现象。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参加革命的，还有像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等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放弃高官厚禄的，毕竟是少数。《彭德怀自述》还回忆了他童年时代跟随祖母出去讨饭的苦难经历。

正因为吃不饱饭，正因为受到欺压，正因为不平等，才要参加红军闹革命。不少人参加红军，只是带着一种朴素的感情和追求，并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对于一帮十几岁的不识字的农民子弟，不能要求太高。

当了红军，行军，打仗，饥一顿饱一顿。吃顿饱饭也不容易。井冈山时期，朱德还得亲自挑粮。红一方面军长征，除了军事上的失利，根据地财政枯竭、山穷水尽也是重要原因。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很多人牺牲，很多人退缩，很多人叛变，坚持下来、活到1949年的，都是幸运儿。靠的是坚定信念，靠的是钢铁意志，靠的是必胜信心，靠的是人民支持。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近9万人，长征途中还有补充，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八千人。

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贺龙的外甥女婿、杨尚昆的妹夫廖汉生中将回忆到，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部队对湘鄂边苏区进行围剿，他当时随贺龙的大姐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原型）带领的游击队在山上打游击，大雪封山没吃的，一伙人好不容易下山从群众家里带回一罐黄豆，每天煮一点。贺英规定，吃的时候，只许“骑马”（筷子立着夹），不许“抬轿”（筷子平着抄）。黄豆吃完了，就四处捡野果，挖野菜，猕猴桃、羊桃子、蕨葛根都没少吃。

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的鄂东北道委、游击总司令部秘书科长刘华清回忆到，1933年11月，国民党部队对鄂豫皖苏区围剿，他随郑位三在湖北红安北部打游击，冬天山上有时连野菜都找不到，只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白天不敢生火，也没锅，只能晚上用茶缸子煮点东西吃。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当地人烟稀少，大片无人区，没有庄稼地，没有牛羊群，有钱没地方花，筹粮十分困难，经常断粮，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大批同志因为饥饿倒下。一口吃的，一口热水，有时就能救一条命回来。红四方面军和改称红五军、红三十二军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过了三次草地，一次比一次苦。

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彭德怀是出名的。黄克诚大奖回忆，红三军团在彭德怀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俄界会议决定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后，派到红三军团部队的一军团干部，经常私下里弄好吃的，引起不少议论。李志民上将回忆，过草地的时候，彭德怀得知部队断粮，有的连队挖草根吃，有的煮皮带吃，以身作则，马上命令把军团部六匹骡马全部杀了，连他自己舍不得骑、经常用省下来的干粮喂的黑骡子也没留下。杀了之后，军团机关也只留下一点杂碎。

宋任穷上将当时担任干部团政委。他们过草地走了七天七夜，每天只吃三两粮、一两片烤羊肉干，主要靠吃青苗，青稞是最好的饭。有一次碰到董必武，抓一点干炒青稞给董老，就是最好的招待。

王平上将时任红十一团政委。团直属队发现了一匹死马，也不管怎么死的，弄来就吃。掉队和他们走在一起的红1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孙毅，本来不吃羊肉和马肉，这会也没那么多讲究了，拿来就吃。过班佑河之后，彭德怀令王平带一个营回去接应尚未过河的部队，王平他们老大不情愿地往回走了几十里，拿望远镜一看，河对岸七八百人都不动了，派人过去一看，除了1名战士还有喘息（后来也没救过来），其他同志都牺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当时担任红六师政委的廖汉生回忆，从甘孜到草地中心的阿坝，原计划走10 天左右，结果走了17 天。红六师只带了一天半的青稞粉（后来从其他师调剂了一点），因此专门规定，各级首长要到连上帮助分发青稞粉，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红17团有一个指导员分青稞粉的时候多拿了一把，马上撤职。到阿坝后，根据前边部队经验，红六师四处翻藏民家的牛粪堆（怀疑里边藏有粮食），打开藏民家里佛龛上供奉的菩萨肚子，也没找到多少粮食，还饿死10几个人。有次实在没东西吃，廖汉生的警卫员烤了一小块草鞋上的牛皮给他，结果几个人推来推去都没吃。过了阿坝，红二方面军全军断粮，沿途的野菜也早被挖光，幸好等来了朱老总让红四方面军留下的一批牛羊。到了水洼多的地方，廖汉生他们开始学着贺龙钓鱼，无盐水煮，后来又有了罗炳辉给的二两盐，吃得津津有味。

全世界唯一两次被授予上将的洪学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接替调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王宏坤负责方面军的后方（筹粮、后方医院、伤病员安置、安全保卫等）。从黑水、芦花到班佑，几百里草地，他们弄不到粮食，就采蘑菇、挖野菜、杀马，有时就把皮带、马鞍煮了吃。洪学智得了伤寒病倒，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老中医开药吃，每天吃水煮小蘑菇（没有盐），冲白糖水喝，才给救回来。

红军征粮，有的时候存在与民争食的问题。当地主要是藏区，一开始藏民不了解红军，基本都跑了，甚至对红军打黑枪。后来，一些头人、寺庙跟红军关系不错，卖了很多粮食给红军。大户无所谓，但对于散户藏民来说，粮食就那么多，红军吃了或带走了，藏民自己就没的吃。红军纪律好，哪怕藏民家里没人，带走粮食也给钱，或者打欠条（当时能想到什么时候革命胜利给兑现？），但即使拿到钱，藏民也不好找地方买粮。王平回忆到，藏民跑了，他们就自己动手割青稞准备干粮，自己动手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当时说，听到牲畜的叫声心就跳，不宰吧，部队没吃的，实在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红军驻地外边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我们就得饿死。”据说建国后给了当地人不少补偿。

走出草地到了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哈达铺，物价便宜，吃的东西就多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红10团通信主任张震，带了2个通信兵，买了3只母鸡、5斤面，竟然没吃饱！廖汉生率红六师在哈达铺休整，有的战士饿得太久，吃锅盔吃得太急太饱，撑死了。

西路军失败后，剩下不多的同志在祁连山风餐露宿，东躲西藏。未来的国防部长、1955年到1988年终于进步一级（从中将到上将）的秦基伟，和几个同志好不容易在一户农牧民家里美美吃了一只羊，睡了一个踏实觉，结果悲剧了，第二天早上被马家军俘虏，后来侥幸在和一批西路军战士被押解到西安的途中逃脱。徐向前、李聚奎上将等比他运气好点，一路要饭回到了陕北。李聚奎路上碰到曾在国民党26路军当兵的一个青年，吃了顿饱饭，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背着不少大馒头上路。欧阳毅中将一路卖字加乞讨回了陕北。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日子也绝不好过。

正因为吃顿饱饭不容易，有人请你吃顿好的、给点好东西，你能记一辈子！1936年11月红军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打响之前，红三十一军行经红七十八师二三二团驻地，肖克带着妻子和10几个人去跟团政委刘懋功（1955年少将）要吃的。炊事员们立即动手，用剩下的1个牛头炒了一锅肉，烙了荞面饼子。肖克一行一扫而光，再三道谢，尽兴离开。40多年后，刘懋功在兰空当司令，肖克前去视察，还记得这事。

王宗槐中将念念不忘，1935年6月，他随红四团行进到卓克基以北十余里处的马塘村，刚安排好住宿，团政委杨成武给了他一包盐，大概五斤重，太珍贵了！

当然，长征路上也不都是苦日子，有打土豪、发洋财、开洋荤的时候。王平回忆，部队在云南白水缴获了不少火腿，没少吃。进军金沙江途中，在一个天主教堂发现不少铁桶饼干和果酱。张爱萍（时任红十一团政委，王平是政治处主任，后来接任政委）懂外文，拿起果酱就吃。王平怕被忽悠，没敢吃，被张爱萍笑话是土包子，后来看马夫吃饼干才跟着吃，后悔没让部队多带一些。

因为吃，还差点闹出命案。1930年10月，红四方面军攻下河南光山县城，当班长的陈锡联在街上遇见了老班长孙玉清。第二天一早，孙玉清拿几个钢板，陈锡联带班里的10几个战士凑了点钱，一起买了几根油条和一碗鸡血汤，每个人尝了尝，结果被定性为“吃喝委员会”，陈锡联差点被抓。没有徐向前及时制止，就没有后来的陈上将和“陈三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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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我国对此有深刻认知，相信能解决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高级技工，需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相信能够解决。

只是对食物温度要求非常高，吃麦片粥温度低于70度不能入口，按照现在医学上的说法，这样高温度的食物容易引发口腔癌症。

因为林彪饮食质量一般，都影响到下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东北期间他的秘书谭云鹤离开他，原因一是因为同学叶群老是小谭小谭地呼唤支使他让他不舒服，二是吃得太差，比较起来，102、103那里就吃的太好了。当然，罗荣恒的肾长期不好，吃好点补补很正常，肝不好的103在苏联待了几年，与国内土八路比较，应该把胃也养得待遇可以。其实林彪不是不知道吃的好歹，在双城东野指挥部，财主房东请吃了一顿饭，林彪事后也评价“好吃”，但是“不能再吃了”。可见对口腹之欲他是克制的，平时嚼一嚼炒黄豆就算了，一个有毅力的人啊！

东北战局稳定，不用东奔西跑，可以从苏联买，缴获又多，领导吃得不错。。

但当官的就差很多，国共军队粮饷，就兵来说，共军偏少，但国军多发不下来，实际上，共军不说好，至少差不多。

区别最大的是军官，不说粮，光是正规官饷，就叫士兵望尘，更别说再吃下兵血。

共军粮饷，官兵区别有，但很小，大部分情况下，是尽可能落实的。

看个回忆，红军时一个白军，被俘交枪拿路费，回去又来了，再交枪再拿回路费，看架式就是来卖枪的，第三回交完枪也实在觉的过不去了，就参加红军了，上甘岭时，已经是共军师长了，打的也不错。

内战时，能和共军硬打的，能看到资 料的，都是粮饷参到位的。

另一个极端点例子是打西藏，藏军奴世兵，极弱，新战前藏民一见解放军，都说会望风而跑，结果渡江时，打的还是很叫劲的，上岸俘了，一发俘路费，就完了，遣散费只有三块大洋，但已经相当于，藏军，几年的军饷了。然后的问题 就是，刚放的俘兵，一再跑回来，想二次被俘。

再往后大小仗，实际上藏政府军，就没参打的了，真能叫劲还很残忍的，都是土司的私兵。

是45师崔建功吧？只知道他原来是东北军的，前后当了三次俘虏？记得他好像抗战末期就当军分区司令了。

还有一个与吃有关的有趣故事是陈赓吃黄了黄永胜邓华陶汉章等人开的饭店。

黄永胜和邓华在抗战后期率领一个旅回陕甘宁保卫延安，为搞副业增加收入，参谋长陶汉章负责开了一家红星饭店，食材来自大生产活动的成果。头两个月饭店赚了七百大洋。大家喜出望外，商量如何扩大影响，决定请陈赓做广告，引导一些熟人来吃饭。陈赓两手一摊说我没钱，黄等人忙说：你是老革命，我们不收钱。没想到陈赓吃完把嘴一抹，回延安到处宣传：黄永胜他们红星饭店饭菜可口，对老革命不收钱.....于是，延安的各路老红军干部们纷纷来吃白食，黄、邓、陶等人实在抹不下脸来，最终饭店只好关门。

事后看见林彪急火攻心病倒，哭着找陈正人检讨，第二天还给林递交了书面检讨。

朱德回忆，他好时家里，一年有一半时间能吃上细粮，就算好了，后来日子紧了，有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粒米，全是粗粮，就这个日子，地主灾年加租，也混不下去，全家四散逃荒了。

国民党的上将陈诚回忆，他 所在地的地主，会收走全部细粮，佃户只有瓜菜可吃。

当然了，前一段扯什么民国范，大力宣传佃户长工，天天有酒肉吃，有钱拿，不太干活，地主主要负责作饭发钱，扯这个蛋的，背后是现在当了地产商的，高干子弟官二代，还伙差放高利贷的知识分子。一看就是稀奇古怪东西吃太多，把脑子烧坏了，光强拆打人冲前头不过瘾，还想把全国老百姓，都当傻子。不过最近听说，有人有牢饭吃了，不知道能不能恢复点智力。

公众号太多，不太可能经常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