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六） -- 孤星

七、十年文革

十年文革，风云诡谲，自刘少奇以下，大批高级干部被卷入历史的漩涡。昨天还高高在上，今天就失去自由。昨天还批斗别人，今天却成了被批斗对象。昨天还住在宽敞大院，今天被关进了小黑屋。打倒、“解放”、再打倒、再“解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的人没等到“解放”就离世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人自危的压抑环境中，精神上的痛苦自不必说，生活待遇上的反差也是巨大的。

陈毅背着“二月逆流黑干将”和“老右”的罪名郁郁而终。《陈丕显回忆录》中描写了在陈毅家的“最后一顿晚餐”。1966年10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陈毅请参会的华东几个省市负责人到中南海家里吃饭，参加的有陈丕显及夫人谢志成、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以前到北京开会，这些人没少去陈毅家里，但这次不一样了。几个人坐车，神神秘秘地离开京西宾馆，由于怕被盯梢，只能绕来绕去。吃的是川菜，喝的是茅台。但这顿饭吃得很难受，陈毅与几个人频频碰杯，不断劝酒：“喝，说不定是最后一次啦!”（网上有帖子说，张茜埋怨陈毅乱说，被陈毅吼了一句。根据以往经验，如果张茜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不欢而散。但这次没有。）陈毅还斩钉截铁地预言林彪会当叛徒！陈毅的话一语成谶。这顿饭确实成为他和这几个人的最后一次聚会。回去之后，几个人都很快被打倒。陈丕显被关了八年，恢复自由到北京时，陈毅已逝世多年。

再对比下其他人回忆中的陈毅。那是怎样的陈军长？秦基伟回忆，上世界五六十年代，周恩来、陈毅出访时经常经停昆明。出访回来经常要庆功，陈毅有次“穿梭于各桌之间，四处挑战”，有次摇摇晃晃地拿了六个酒杯，与秦基伟连干三杯。陈毅爱吃肉，保健医生和张茜不让吃，他就想办法把张茜支开。闫红彦家里有个四川籍厨师，腊肉做得很好。陈毅吃了一次过瘾，每次到昆明，即使闫没邀请，也主动提出去他家里。吃点腊肉、腊耳朵之类，再来几个家常菜。1964年春天，朝鲜人民军一位高级将领在昆明养病，周恩来、陈毅出国路过看望他之后，提出由秦基伟安排家宴请他，周陈二人参加。桌上的湖北农家菜肉丁汤，陈毅吃得很高兴。陈毅还很喜欢吃煮玉米烧玉米。

时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刘懋功回忆，1964年初，陈毅访问肯尼亚回来，后边要陪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中间有个空档去了趟西双版纳，带了一条西双版纳公安处送的大蟒蛇回昆明。红烧、清炖，又吃肉又喝汤，不亦乐乎。

196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为了预防与苏联干架，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干部，被战备疏散到外地。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到苏州，周恩来在京留守。很多政治上“犯错误”、靠边站的“闲人”甚至正被审查的刘少奇等人，也在疏散之列，其实有点软禁的性质，徐向前说这期间过的是半囚禁的日子。不少材料说这些人是被林彪为便于夺权赶出北京的，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准确的。一些重要人员的名单和疏散地是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当然，在北京就靠边站的人，到了地方受点冷落、歧视都是难免的。

朱德、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等20多人，拖家带口到了广州从化。朱德一家在从化住了差不多一年，按康克清的回忆，尽管行动受一定限制，伙食挺不错的，不时有鱼、肉、蛋和海鲜，自己还摘野菜、蘑菇。但同被疏散到从化的曾碧漪（中央苏区时期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带了一个两岁半的孙女，很少见到荤菜，所以康克清经常叫她孙女一起吃，或者分点好菜给她们。当时参与接待的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招待科副科长陈良顺回忆，尽管周恩来要求不补助伙食，但小伙房（其中10多户单独起伙，剩下的每2户配1名厨师）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块五，根本不够吃，军区还得补。招待所自产的水果、蔬菜、鱼，还有偶尔打来的野猪肉，也经常送给他们吃，免费的。多数人家里还养鸡，比如张云逸夫人养了二三十只，后期每天收的蛋都吃不完。

带家属的日子好过一点，孤零零出去的就惨了。聂荣臻本来要被疏散到郑州，后来找周恩来，换到了邯郸。他带着6岁的外孙女聂菲（夫人下放劳动）到了邯郸，仅有的1个秘书留在北京值班。住在邯郸行署宾馆，条件很差，但他在邯郸有一些老部下，还算受到善待，军分区的人时常去看看他。他吃得很简单，主食经常搭配一些玉米、小米等粗粮。到了春节，军分区政委去看他，送了10多斤花生，后来就弄到米饭里掺着吃。他在邯郸待的时间不长，1970年2月下旬经周恩来批准后就回北京治湿疹了，受罪不多。

徐向前只带1名随员（夫人下放劳动）到了开封，基本一直住在军分区干休所（中间短暂住过刘少奇病死的那个楼），直到1971年4月才回京。《开封日报》登出“‘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欢迎”他，当地的接待原则是“不冷不热，偏重于冷”，所以吃喝条件估计不咋地。二炮副军职干部郭升允之子回忆，徐向前对干休所院子里的一个孩子说，开封的桶子鸡好吃，但咬不动。他还给在青岛的儿子徐小岩寄过桶子鸡。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周恩来专门给当地打电话关照他，但没用。他在长沙备受冷落和歧视，除了47军军长黎原和副政委李振军之外，基本没人上门。王震过去的一个警卫员在岳阳军分区任职，安排他去岳阳转了一圈。回长沙后，因为毛泽东要去长沙，汪东兴一个电话把他赶到了湘潭。他当时的警卫参谋胡家虎回忆说，到了湘潭，境况更为凄惨，当地领导没有人来看他，生活上没人关心过问，给他做的饭菜也不可口，时常吃不好饭。胡家虎买了电炉和炊具，早晚给他做点稀饭、面条、蛋糕、藕粉等充饥。这就是后来叶剑英说的“在湘潭自己采购、自负盈亏”的由来。1970年，孔从洲到湘潭出差，有一天在市招待所食堂吃饭，看到他一个人在角落里吃。饭后孔去看他，问他身体情况和需要什么东西，他很激动，说不要什么，家里送来了收音机，身体还好。有时想想，文革的打击面这么大，这么折腾老干部，这样的“斗争策略”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疏散到各地的几位老帅，好歹不用劳动，也没地方劳动（陈、徐、聂、叶之前在北京下放劳动过）。级别低点的就得劳动了，不劳动也没事干。在北京靠边站两年七个多月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李成芳等6人被疏散到湖南汉寿县西湖农场（部队的），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连队伙食极差，整月不见荤腥。秦基伟种水稻，种菜，种出了一个37斤的冬瓜。有一次，他买了点小虾，煮熟后正端回宿舍，因为路滑，把右胳膊摔坏了。到长沙的部队医院看胳膊，途中在一家小饭馆吃了40个饺子，这是他一生中吃得最多的一顿。后来，他们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住，家属能去了。秦基伟用多余的馒头发酵后做酱，做成的黄酱成了这几家炒回锅肉、酱爆肉的好佐料。1973年元旦，几家人聚餐，每家分别做一荤一素端一起吃，但没酒喝。1974年4月，秦基伟终于回到北京获得“解放”。

二炮司令员向守志还没上任（自己没看到任命书）就被打倒，1969年10月被疏散到郑州，在炮兵干休所、农场养了几个月猪，种了一年菜，茄子、冬瓜、白菜种得很好，生产队里的种菜能手都夸他。

黄火青在本溪住了几年。1973年种了170多棵玉米，种的蔬菜吃不完。1974年，搬到条件稍微好点的盘锦农场住，种了很多西红柿、萝卜、茼蒿、丝瓜、苦瓜和向日葵。

之前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被放逐到马王堆，没事干，种菜种豆，自种自吃。

北京的要疏散，地方的“牛鬼蛇神”也得疏散。长期在黑龙江任职、最后一个职务是最高检检察长的杨易辰，被弄到离哈尔滨500多里的柳河“五七干校”。早饭吃的是巴掌大的两个玉米面饼子、带冰渣的咸菜。午饭和晚饭是黑面馒头，中午有点土豆白菜汤。好在每月还发30块钱生活费，可以偷着到商店买饼干吃。

疏散对象过的日子，比被关起来的强多了。至少还有点人身自由，有的还能种点菜吃。1968年5月，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被送到通州的北京卫戍区部队监护，与吕正操、张学思、蒋南翔等人关在一个楼里。伙食和战士一个标准，每天四毛多（但连队能养猪种菜，还有伙食结余，可以调剂；想想朱德在从化两块五的标准还不够吃）。早上吃玉米糊糊，中午吃粗窝头，晚上吃馒头，副食都是白菜萝卜之类的便宜蔬菜。“与他近一二十年的生活水平相比，可就悬殊很大了，最初确实难以适应”，很快就浮肿了。“九一三”事件之后，待遇和处境有了明显改善。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2名战士专门给这些“犯人”做饭，伙食标准提高到六毛，饭菜好一点了。后来家人可以过去探望，每次给他带不少糖果、罐头、水果。1974年9月29日，伍修权被解除监护，回家后想吃三个荷包蛋解馋，结果家里只有两个，无法满足他的“奢望”。

“四大金刚”风光一时，但也有倒台的一天。吴法宪回忆，起初被关在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在通州的一个连部，团长对他不错，连里吃饭时单独给他炒点猪肉或鸡蛋，有时还有牛肉吃。后来移到团招待所住，早上吃油饼、稀饭、咸菜，中午晚上两菜一汤，不时有鸡、鱼吃，还给他买茶叶、饼干、糖果、水果。李震、吴忠、杨德中、郭玉峰提审他的时候，到了饭点，给他炒四个菜，还吃过对虾。1973年他在党的十大上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之后，待遇就不行了，大米和富强粉吃不上了，米里沙子很多，做菜水平也下来了。文革之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吃得更差，窝头、萝卜白菜是常态，偶尔吃点包子饺子。审判期间，在301医院吃得不错，判了之后回到监狱，彻底成了囚徒，又吃上了窝头。后来赵紫阳有个批示，吃得又好点了。吴法宪回忆录中还提到，几十万红卫兵串联上了庐山，没饭吃。按照周恩来要求，空军把周边几个城市集中起来的食品，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最后还是饿死了几个学生。

邱会作起初被关在顺义。前两个月，吃得很差，和战士吃的一样，洋葱、白菜，最好的菜是煮土豆，米饭里沙子巨多。他只好把早餐的一个馒头留到中午吃，两个月体重减了20多斤。有次吃猪肉烧土豆，吃了几块肥肉，持续拉肚子一个星期。由于黄永胜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改善伙食，1971年12月1日起，他们几个的伙食费提高到1块，邱会作吃警卫三师师部小灶，晚上还单独加个菜。有一阵还天天炖鸡给他吃。到秦城监狱后，待遇完全不同了。馒头、窝头、米饭，米饭里沙子很多，水煮白菜，水煮土豆，有时有点肥肉。邱会作肠胃不好，不能吃冷的，经常吃了冷窝头就腹泻。公审之后，吃的更加囚徒化，早上稀饭馒头，中午窝头，晚上粗米饭。副食是水煮白菜帮子。

吴法宪、邱会作觉得自己很冤，但空军和总后等单位那些被他们打倒的人呢？

大批老干部被“解放”后，住在中组部、总参、总政等的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很多人等了很长时间，秦基伟等了3个月算短的，廖汉生就等了1年多。一些人无家可归（之前房子被收走了），只能每天读书看报，闲聊，有时凑在一起喝酒吃饭。

金如柏（金一南的父亲）夫人郑织文1997年发表的《五位将军一次苦涩的欢聚》提到，1973年春天，刚“解放”出来的秦基伟、廖汉生、黄新廷、李成芳带夫人到他们家里吃饭。她专门去西单菜市场买菜，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只鸭子、一块肥肉、几条小鱼和一些素菜。黄新廷带了一个开封桶子鸡，李成芳带了一只甲鱼。劫后重逢，大家吃得很高兴。席间，金如柏还回忆起抗战期间，有次好不容易炖了一只羊，没盐吃，有个战士误把一桶油漆当成酱倒进锅里，白白糟蹋了一锅羊肉。

患难见真情。聂力的书里写到，1973年3月，邓小平回京后，提前没约就去聂荣臻家里看他，两个老乡感慨万千。4月1日，聂家请邓家过去吃豆花、喝茅台。50年代，两家住隔壁，来往很多，邓家经常到聂家吃豆花。

韩先楚有性格，但粗中有细，很关心领导。在东北的战斗岁月里，特别是因为七道江会议，韩先楚与陈云结下了很深的感情。1967年6月之后，韩先楚在北京住了一年多，个把月就去看陈云一次。后来陈云下放到南昌附近的青云谱劳动，韩先楚知道后，马上派人专门去安排陈云的生活和安全警卫，并很快过去看望。不久，又派专列把陈云接到福州，亲自陪同去医院检查身体，安排治疗，改善生活。陈云喝青云谱的水过敏，韩先楚让人弄了一些大桶装满水给陈云带回去。叶剑英在湖南岳阳，韩先楚路过岳阳也去看望，还定期派人去送吃的。文革之前，韩先楚经常派人给毛、周和陈云、徐向前、叶剑英、徐海东等送水果，给林彪也送过藕粉、水果。1963年，中办发通知，制止给中央领导送东西，韩先楚照送不误。

适当烧冷灶还是很有必要的。邱会作回忆，一方面军过草地前，各个部队都给中央送吃的，红一军团送的最多。林彪专门从红二师派了一个八人担架队和一匹壮骡子去给毛泽东服务。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再三嘱咐邱会作把毛泽东照顾好，并给他带了三十几个面饼和二十斤牛肉干、马肉干。

关心领导，才能更好地与领导互动。文革之前，韩先楚有次在武汉东湖宾馆休养，早上起来打鸟，把住在隔壁的毛泽东惊动了。晚上毛泽东主动去看他，带了很多芒果、一大碗娃娃鱼给他。

韩先楚不仅关心领导，也关心他的那些战友。张正隆写的《战将韩先楚》中提到，1969年秋，陈再道、李志民、钟汉华等人被发配到江西农场劳动改造。韩先楚以检查身体为名，用飞机将他们接到福州，每人一幢小楼，有专车，有保健医生、护士，看文件，放专场电影，与在职的军区首长待遇一样。等他们精神和身体都恢复得差不多了，又安排他们在福州、蒲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瑞金、井冈山、吉安、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转了两个多月。有的人到了福州要里脊肉吃，过上几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了，说晚上浑身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没点名，可能是陈上将吧。

此前担任军事学院院长的王平被监护了一段时间，1972年才被放出来。1973年8月到1974年2月，一直住在总政的西直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批林批孔”搞起来之后，他赶紧回南京。路经武汉（这是什么路线？），受到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热烈欢迎，一些老同志轮流请他吃饭。回南京后，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弄了一些狗肉，包得严严实实的，半夜叫警卫员送过去。

身处逆境，妻离子散，昔日的老友纷纷倒台，普通人、陌生人的关心和慰藉也很重要。

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习仲勋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受到错误审查，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1975年5月至1978年2月，他在北京被解除监护，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审查。夫人齐心在《我与习仲勋》一文中说：在洛耐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更坚定了他在有生之年回报党和人民的信念。洛阳的一些老干部、老工人回忆，习仲勋怕牵连别人，与干部接触不多，但与工人师傅打成一片，喜欢与工人一起泡澡堂，经常串门，没少吃工人家的面条、荷包蛋、煮玉米。邻居李金海有次还送了半只山羊给他。他还常常买一只茶鸡蛋或烤红薯，坐在摊亭的小马扎上，边吃边聊，吃完了再走。

离开洛阳后，习仲勋还惦记着在洛阳交下的这些朋友。1978年4月，他到广东任职，专门让夫人和大儿子到洛阳跟大家道别。小儿子后来到洛外上学，经常带挂历、糖果到洛阳送人。习仲勋回北京任职后，经常请人到北京玩。1985年，李金海到北京看他，带了不少挂历回去一家家送，齐心用铅笔写的名单。好多年之后，两个儿子还分别到洛阳看望大家，交代如果有事就找他们。以前看过一个人的帖子，比较习家和薄家，明显习家更有人情味。

1970年1月至1972年2月，肖克到设在江西的农垦部“五七”干校劳动，也没少种菜。他在红军当师长时的一个伙夫（因回家养病失散）到处打听，带了一只打来的麂子去看他。还有他当年的一个通信员（也是因为回家养病失散），步行走了几个县，带了一块腊肉去看他。

洪学智庐山会议之后就被降级处理，到吉林省当副厅长。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在农场劳动，放马的一个哑巴经常摘野蘑菇送给他。

秦基伟在江西劳动期间，有的战士有时会急匆匆地往他衣服口袋里塞个水果或塞块糕点。

写多了，收尾吧。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花了400元。复出后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这一做法，还亲自给杨勇打电话。张震他们几个要平摊饭费，杨勇不让，一个人掏了腰包，并作了检讨。

2011年去内蒙，饭桌上听说，季节好的时候，某地市接待任务很重。市委书记有次一晚上转了18个场子，很多老同志很不满意，怎么过来喝了一杯就走人呢？还是八项规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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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房（其中10多户单独起伙，剩下的每2户配1名厨师）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块五，根本不够吃，军区还得补

》》》一人一天伙食标准两元五，一个月七十五元。当时一个月七八十块钱就是高级工资好阔气，他一月七十五块钱的伙食费居然“根本不够吃”?这是顿顿山珍海味的标准吗？

这里面有吃了苦的，是少数人和少数时段，其余大部分都跟江西著名的牛棚是一回事。回忆录这些东西尤其76年后那些有特定指向和特殊作用的，基本上只印证了太祖的名言“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想想就好笑。

如厨师的工资等。有一些是单独开伙。不知道怎么算的。伍修权他们被关在北京通州，一开始是四毛五的标准，后来涨到六毛。黄永胜等在九一三之后被关起来，过了一段时间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改善伙食，伙食标准提高到一块。

可又不少吃

夫人啥的没准都不算

埋怨林彪搞不到奶粉鸡蛋，对比对象好象就是杨尚昆伍修权

其实韩先楚人精的水平比许世友还高，堪称人见人爱。林彪这么欣赏他，913之后居然毫发无损，跟他会做人烧冷灶很有关系。

要说人精，许世友这种装粗人是低水平的，大佬们都看破不说破罢了，韩先楚才叫高段位。

丁盛就傻愣愣的，913本来就差点翻车，毛主席亲自谈话后力保才过关。还不吸取教训，结果76年以后谁都落井下石。

被关起来的很惨。疏散的，下放的，如果没人关照，总体也比较惨的吧。九一三之后，处境都好一些了。回北京之后就好了，吃喝没问题。工资补发，还能拿到一大笔钱。记不得廖汉生还是吕正操补发了8000多块。很多人迟迟没分配工作，一直住招待所，吃的也不会差。

当年 儿子降生时我们夫妻俩准备换更大的住宅,那时我就选好一个小区,标准是其离单位近,离老人家近,马路对面就是一所不错的小学.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果然不错,平日上班,儿子上学,老人来往都方便极了.而且到几年后儿子上学时,房产升值已经近百万,有同事等到他们孩子 快上学时再想买那个小区,哀叹已经买不起了.

两三年后我们准备再买一套小房当投资兼出租,这时我又订了标准“宁愿买贵些的,也要一靠近商业区,二带学区”,果然,买了一套小房(当时已经是近二万一平了),刚过一年就猛升到近三万一平.老婆当时是很佩服我的,和我妈聊天时说过这种大事还得听我的意见(家里平时的小事我是压根不管哪).

但几年过去了,一次和老婆聊天时,突然发现在她的记忆里这两个买房的决策都变成她作的主了……也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存心抢功,夫妻俩私下聊天为这个有什么好争功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记忆会潜移默化地往美化自己的方面变化,这也是一种本能吧.再一想,弄不好是我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了美化也未可知啊.

夫妻俩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记忆尚且如此,何况政界人物的回忆录呢,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其扬长避短,隐恶扬善是不可避免地.所以对回忆录的客观态度应该是”可作重要参考,不可盲目采信,可能的情况下多方比较,最好是有可靠一手资料”的对比印证.

张正隆的书里写的，不知有没有水分。说是兰州自来水质量不好，之前军区首长家喝井水，有阵给韩先楚断了井水供应，粮油肉补助也没了，想买白糖也不给，电话也有人监控。

许世友本身是粗人，不是装的吧。在南京也没少整人。韩先楚的确是高段位，傍上陈云，和几个老帅都不错。后来不当军委常委，到人大当副委员长，好像是陈云给说的话。

杨成武肖华这样的就不行了，风光时得罪人太多。

两面派，明面拍林彪暗面拍张春桥，张春桥还帮过他，结果76年之后许脸一抹不认了。

至于整人，是文革初期当权派镇压造反派，那是不是粗人都整人啊。

韩先楚在兰州那段。其实也是因为支持福建省军区当权派镇压地方造反派的遗留问题。他这个还算好了，最后不还是保下来，稍微吃几天教训罢了。

这些年看了百八十本回忆录，简单说说体会。回忆录，一般都是写作班子、夫人、子女定稿的，有的还是本人去世之后出版的。写的时候，本人看几遍，提提意见，再改。有精力的，亲自动手改几遍。当然，口述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功劳多说点，缺点问题一笔带过，少说或者不说。跟自己关系好的人，相关的事多写几句。别人干的坏事，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涉及到“人民内部矛盾的“，一般都不点名，只能看的时候自己猜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有的还不承认。洪学智回忆录中，就不承认红四一帮人在延安准备脱队出去打游击。郭洪涛回忆录中，就不承认陕北肃反他应承担的责任。传记也是一样。黄罗斌的传记，也不承认他在西北战场上屡次擅自带队撤逃的过错。

另外，过了几十年的事，也只能是个大概印象，写出来出点错在所难免，未必是本意。时间、地名、人物、经过，有原始记录（当时的各种战报、总结材料、日记等，当然日记也能改）、正史记载的，可以核对印证。没有资料的，就没法核对，说啥就是啥了。所以，写作班子、家人的能力水平、认真劲也很重要，给你好好查资料，质量好点。不下功夫，错误就更多了。这两年一直盯着看晋察冀一分区老人杨浩之子yanxin的新浪博客，他考证出杨成武回忆录中很多错误。

退休前职位越高，配的写作班子越强，投入越大，质量就越好。张震回忆录上下册，铜版纸，内容很丰富，很生动，很感人，印刷质量比刘华清回忆录还好。张胜给张爱萍写的《两代军人的对话》，比较精彩，爆了很多料。但也有网友说，张爱萍在七机部也整过人，真假就不知道了。

刘华清回忆录和陈再道回忆录，关于郑庄寨的战斗，有一段话是完全一样的，考虑到刘华清回忆录后出的，只能是刘的写作班子抄了陈的。

所以说，崔永元前些年弄口述历史，找了一堆草根老兵回忆往事，就当笑话看吧。

张爱萍与许世友在解放一江山时有分歧，遭到打压。许是华东副司令，张是参谋长（之前让他以副司令身份兼，张推了）。所以，书里对许没正面评价。

书里有这么一段话：

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不算毛泽东的24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委员中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造反组织支持的领导干部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但许世友比陈锡联还强。至少说了他一句，陈锡联直接被省略号了。

他虽然在老将里文化比较高，但性子其实是爆的，跟彭德怀很投合，有些人叫他小彭德怀。

后来被赵紫阳算计了打入冷宫他又觉得委屈了。

毛主席还让许读红楼梦呢，几乎没文化能读嘛，后来还能跟毛主席说出点心得来。许估计是常年酗酒眼神不大好，所以要看大字。

张爱萍和许的梁子就是一江山岛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