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清朝相关论文资料整理，陆陆续续有空就补充一点 -- 阴霾信仰

看“文字狱”“文字狱”喊得这么凄厉，我还以为有几万例……

以前看老广说“文字狱”，还有不少拍皇帝马屁没拍好，被治罪的。

不过，想想很合理，有资格被用“文字”入罪的，在古代应该都是体面人。

我一直在强调文字狱中君主的个人意志。

因为文字狱本身，君主和官僚团体之间存在某种张力。

官僚集团对文字狱这件事，态度很暧昧。一切都取决于君主的意志。

如果君主认为这是个大案子，那么就严办。如果君主没有意见，就轻轻放下。

单凭乾隆一个人，没有和整个官僚集团形成共识，是办不了几件案子的。

官僚集团对文字狱的暧昧，也能理解。

就拿一柱楼诗案和坚磨生诗抄案来说，这两个案子是乾隆多次提及的典型案例，在一柱楼诗案的当事人，光是罚没田产一项，就有14000亩。而坚磨生诗抄案的当事人就是高级官僚。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文字狱案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官僚集团。

其次呢，官僚集团多出生儒生团体，本身对文字获罪，在价值观上就存在抵触。你让一个文人不去BB，这该有多难。

再说，文字狱存在一个深文周纳罗织罪行的问题，让官僚主动去做这些，缺乏利益驱动，而且还会受到指责。

还有，大家都是文人，谁都有几行歪诗，今天你拿别人的歪诗整人，明天就会有人拿你的歪诗来整你，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政治默契。

这样一来呢，在文字狱这件事上，官僚集团基本上是被动配合。

主动的也有，大多是文字狱中“邪教邪术”这一类，这一类呢，当事人多半是普通民众或生员，属于被统治阶级，而且破邪教也符合儒家道德观念，还能迎合君主。这类事干起来就相对主动一些。

至于你提到的，拍乾隆马屁，反而吃到文字狱的，案例也不少。不仅拍马屁会吃文字狱，而且骂人骂不好一样会吃文字狱，比如钱名世案，钱名世因为拍年羹尧的马屁，后来受到牵连，雍正办文字狱也有意思，相比于杀人，更喜欢诛心，钱名世按律该斩，然而雍正又放他一马，放钱名世回老家，但是要在家门口挂一块匾“名教罪人”，还安排地方官经常去查看到底挂没挂。这样雍正还不过瘾，又安排在京城的文官每人都要写首诗骂钱名世，有几个写得不好的，治的罪比钱名世还重。

文革前期天下大乱，原因是各个单位领导自己打起来了，互相抓语言中的小辫子和历史问题。

后期，大家都躺平，上面也没办法。

肖克回忆录谈过他调到军政大学当校长，怎么和政委唐亮配合的。他们俩如果分了两派，那就难免XXXX了。

有人又写告状信，说学校有人（政治部主任王焕如）攻击江青。1974年

2 月28 日，王洪文在信上批示：“王焕如的这些话用意恶劣，军大党委要严肃追

查，认真处理。”过了一天，3 月2 日，王洪文又在另一封诬告信上批示：“军政

大学党委对王焕如的这些错误如何对待？军大不应该联系实际揭一下盖子吗？”王

洪文的这两次批示都是经过江青、张春桥圈阅过的。我们压下了没有传达，也没有

按照他的“批示”去办。我向叶剑英副主席报告了这件事和我们的处理办法。叶帅

同样用默许的方式支持了我们。

。。。。。

当然，学校内部也不是一池静水，社会上的风吹草动在校内也会引起波澜。1976

年2 月，有人收集北大、清华的一些东西，要塞进政治教学里去；本来训练计划是

经过校党委讨论决定的，“四人帮”一搞“批邓”，有人就提出要修改训练计划，

反反复复搞了几次；还有人企图以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来打我和唐亮。但这

些人毕竟是少数，校党委和部系党委总的说是团结的，稳定的，也是经得起考验的，

少数人想跳也跳不起来。特别是唐亮和我，在抵制“四人帮”的问题上，完全一致，

互相默契，且互相关心。

批林批孔时，王洪文总是想挑动军政大学揭所谓的“阶级斗争盖子”，有人企

图把揭批的矛头引到唐亮身上。当时有人同我谈话，说唐亮怎么怎么不好，我一听

就知道他们的用意，不表态，示以抵制。1976 年“天安门事件”后，上面要求各

大单位开“声讨会”，并要求将主要领导谁参加了、谁未参加的情况，向上面作报

告。我对开“声讨会”很反感，就有意不去参加。

唐亮为了保护我，特别交代办公室起草报告的同志，要写上：“萧克因病没有

到会”。报告起草好，唐亮看了觉得还不行，又改为“萧克同志因病发烧了没有到

会”，使我免遭“四人帮”的纠缠。这也说明，办公室许多干部，也同我们一致抵

制当时“左”的淫威。

例如你说的《海瑞罢官》，为什么攻击吴晗几年前写的一出响应太祖号召的新编历史剧。最表面的原因是要通过攻击吴晗牵扯到彭真和刘少奇。至于彭德怀，那时候已经是死老虎。不过拿来作靶子而已。

就像秦始皇搞焚书坑儒，焚的只是不符合秦朝意识形态的书，技术类的书籍仍然是保留的。坑的也不是儒，而是反对他的方士。

清朝的大多数文字狱也是类似。都是政治斗争而不是表面上的仅仅因为文字犯讳。至于技术类书籍，清朝基本不禁。即使像《天工开物》这种有犯讳文字的，也会改头换面出个洁本。

至于说钳制思想，这还真说不上。清朝前期固然文字狱利害。但从康熙开始对于西方科学是一直在推动的。例如康熙下令编撰《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律吕正义》。包括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初等数学的多方面材料。此书有着康熙“御制”的名义，使其广泛流传，从而形成了乾嘉时期数学研究的高潮。

尽管康熙推动，实际上仍然没有在中国产生工业革命。这并不是文字狱的问题。而是科举本身仍然只考四书五经八股文。研究科学在清朝最好的出路不过工匠，作不了大官，也没有经济回报。自然没有什么浪花。

至于意大利自文艺复兴后科学衰落，真不知道从何说起。博物学的奠基人，Ulisse Aldrovandi 难道不算科学家？Luigi Ferdinando Marsili 不算科学家？这些人不算出名的话， Luigi Galvani 总听说过吧？这位最出名的是解剖青蛙发现了生物电流。再例如 Marcello Malpighi， 意大利生物学家、组织学家。用显微镜研究人体的微细结构，发现了肾小球、肾小管、红细胞、毛细血管，完善了血液循环理论。

科学的进步需要巨大的几乎不求回报的投资。在古代，这只能是由有钱有闲的阶级完成，或者是有钱阶级赞助科学家完成。意大利能引领文艺复兴时代的潮流，主要是意大利当时处于东西贸易的十字路口，非常富庶，足以支撑各种科学和艺术研究。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意大利的贸易中转站地位丧失，财富流向西欧，自然对于科学的投入逐步减少，大多数成果都来自新兴的西方国家了。这其实是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文字狱的问题。

你昨天不还说西方也搞文字狱吗？

文字狱的必要条件，要有个对动机的引申，所以我觉得界限划在海瑞罢官上，这既是政治事件（这本书挑不出毛病，其他书也能找到毛病），也是文字狱（因为立案依据是对作者动机的脑补）。

当然也存在着纯粹的文字狱，同一时期，我爸单位有个同事，公函第一句敬祝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挨批了，这算什么呢？也是政治斗争的形式？

相反，西欧当年禁书，你认为也是文字狱，我认为不算。

（具体到伽利略，倒真和文字狱有关系，普遍认为他受审的直接原因，是那本两个体系的对话---寓言体的对话中的一个傻瓜形象，教皇认为在影射自己。）

至于教廷钳制思想，对科学发展当然有影响。且不论，意大利后面的那几位能不能和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尔他们相提并论。

说一个简单的现象，几十年间，伽利略的书要到荷兰才能出版，怎么也不能说对意大利没有影响吧？

康熙到乾隆前期，绝大部分文字狱是政治案件。像曾静案根本就是谋反，和文字狱一点关系都没有。

后世把曾静案说成是文字狱，主要还是因为两点：

一是牵出了吕留良案。吕留良本人反清，但他这个反清其实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一样。大势已去后就只好发发牢骚，本人“不食周粟”。但儿子吕葆中依然入仕满清。曾静用吕的学说，当时给吕氏辩护的人说：

雍正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就是赦免主犯曾静，却严惩早就死掉的吕留良父子。而吕留良本人却早就被康熙赦免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吕留良父子算是因言获罪。

第二个原因则是乾隆的骚操作。乾隆上台后处死本已赦免的曾静也就罢了。偏偏还把他老爹写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出尔反尔，此地无银三百两。

文字狱本身来说，都是政治斗争的表现。具体到乾隆，完全同意你的君主个人意志起了很大作用的分析。曾静案像这样翻烙饼，基本就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加君主的一时好恶。

文字狱是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没问题吧？西方的文字狱，例如法国禁止出版法文《圣经》，销毁路德书籍等等，正是由于旧教和新教的激烈斗争啊。

至于你认为的意大利后面几位不能和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尔他们相提并论。这只是你的看法罢了。至少生物电流的发现奠定了电学和神经学的基础，毛细血管的发现完善了血液循环理论，奠定了现代医学基础。这些都是不次于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尔的。

如果对比中、西文字狱。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字狱大多禁的是意识形态，对于科学和技术并不禁止。就像秦焚书却保留巫医百工著作一样。而西方的文字狱（好比伽利略）不但禁意识形态，同样禁科学和技术。

那么，什么都禁的西方这五百年飞黄腾达，不禁科学的中国反而落后，何故？

还是得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找根本原因吧。

以前有一篇 产生资本主义的几个基本条件。

清朝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只是没有工业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罢了。即使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没有发展出近代快捷方便价格低廉的运输手段之前，其工业品相对于满清仍然没有价格优势，必须依靠鸦片来实现贸易平衡。

如果仅仅依靠欧洲市场本身，英国是无法进一步发展的。这已为葡、西、荷兰的历史所证明。即纯粹贸易最终只能导致关税壁垒和内卷，最终资金消耗完毕（如西班牙）则只能衰落。英国（以及拿破仑之后的法国第二殖民帝国）的特殊之处是其广泛得剥削殖民地。和葡、西、荷开发完全蛮荒的殖民地不同，英法夺取的，例如印度，大多是在近代之前的富庶之地，不但是原材料供应地，同时也是产品倾销市场。

那么以清朝本身来说，如果类似英国的纺织业革命，进而工业革命爆发于江浙，同时无外力干扰，则中国其他地区则类似英之印度，法之北非。满清的百年盛世，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这个财富端看如何榨取。例如满清前期一直是薄赋政策。但二鸦之后，加大税收力度，到末年居然能够收到近三亿两，所谓原始积累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其后历史的发展也给予了印证。洋务运动的高光时刻是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的军事胜利。如果不纠缠于满清政权是否保存的问题（辛亥革命成功与其说是必然，不如说是撞了大运。），则可以把晚清到民国的发展视作一个连续过程。这段历史，如果中国不受外来干涉，或者外来干涉暂时不起作用（例如一战），则民族资本主义会迅速发展。反过来，如果对外战败，外国干涉，则买办、官僚资本、封建残余占上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就必然受到压制和打击。

值得指出的是，现代化工业发展，必然以工农业剪刀差剥削农民为原始积累手段。西方和中国的区别，无非是西方剥削本国的同时必须对外掠夺来补足本国狭小的市场。中国可以巨大的人口基数来吸收这个冲击。俄、中等体量巨大的后发国家则必须走与英法等轻工起家的不同道路。盖统治基础是农民。如果搞轻工优先，辅以自由市场，则必然导致农村全面破产。于是工业未成，而全国造反。中国自清末至民国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于是本朝反其道而行之，优先发展重工，夯实基础。然后开放，此为厚积而薄发。当然，本朝未必是先知先觉，只是形势格禁，不得不为。

如上，中国如果要破局，如果没有外来干涉，则走轻工道路。如果有外来干涉，则走本朝道路。后一条，已为百年来实践所证明。

君权（王权）主要是仲裁权，大部分时间都是要依附于官僚的（官僚掌控议事提案权），强势的君主才能用文字狱这种工具敲打官僚，大部分情况就要引入其他权力架构制衡，比如阉党、外戚（其实都是官僚分支），教权（风险极大），资本（高智商软柿子，渗透力强）。

明朝个奇葩，把官僚主体彻底当成外人，把阉党扶正，于是官僚转身去和资本抱团了，整个王朝半身不遂。清朝有限引入了教权，打压了资本，但这个制衡跛脚，官僚势大，皇帝过得苦哈哈，但王朝确实运转得不错。

说有呢，是乾隆时，这群宗室子弟确实不安分。

不安分的原因，先说表层原因，是这群宗室子弟对乾隆继位不服气。

弘皙呢，是康熙废太子之子。很受康熙看重，在康熙的继承人规划中，等于两代接班人都安排好了。

更有意思的一点呢，雍正对弘皙也很好，多次夸奖弘皙，同时多次说自己的儿子不成器。

熟悉夺嫡故事，都知道雍正有个好兄弟胤祥，本来雍正继位之后，大家都要避讳，不能用胤字，同辈的兄弟都改成允，而允祥去世后，雍正特批不用避讳，名字改回胤祥。

而这个胤祥的后人，偏偏看不起乾隆，加入了弘皙的团伙。

同时呢，乾隆即位之后呢，对宗室特别宽厚。

以上种种，就滋长的宗室成员的政治野心，这个皇帝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嘛。

接下来，就是深层的原因了。

深层的原因呢，就是乾隆的宽厚嘛，那是他想宽厚。实际上乾隆这个人呢，对君权抓得特别紧。

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完善军机处，提出一个重大的举措：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这一下等于收走了宗室的干政权力。宽厚无非是给点好处，和权力能比吗？这些宗室成员又不傻。这项政策呢，一直持续到咸丰去世后，两宫发动祺祥政变，才彻底打破。

所以呢，说有，这个有政治野心的宗室团体确实存在。

说没有，他们哪有这个本事谋逆，后续的发展进程，完全是被乾隆玩弄于股掌之间，和乾隆比帝王心术，这些人还真不是对手。

按他的研究，这一条基本很难实现，对此还提出了现在有些滥用的概念“内卷”。

当时人口增加是政府最头疼的事。而且以古代政府对社会控制能力和治理水平，要达到平衡，难度不敢想象。

可以联想吗？

在反清的南革之前，历史中可曾有过这个词？如阴兄、月兄了解，望告知。谢谢。

《文明》（Sid Meier's Civilization）的基本设定就是科学家、艺术家和其他非直接生产者必须由城市的生产人口来保障。如果生产力不足就不行。

《文明》初版设定非常有历史深度。真正的育教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