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清朝相关论文资料整理，陆陆续续有空就补充一点 -- 阴霾信仰
前文说了，革命、考古使得不重要了。
问题可不是几本书，本质上讲等于修改、限制路线，而且不只是书本身，还要考虑修改本身的意味，这和指鹿为马是一个性质的。
文化当然不是在那几本书里，只是说影响大。产生的垃圾，参与教育，影响和阻碍思想发展的危害是不可忽视的。危害向来就在于此。
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产生的效果不同。
四库删书既然是文化政策，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底层知识分子能有什么影响？
这项政策可能会对地主官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即使没有四库删书，他们就不反动了？就敢革命了？
这项政策是在封建统治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但是无论删书还是不删书，只要生产关系没有改变，经济基础没有改变，那么这些地主官僚的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观念能有多大改变。
没有这项文化政策，这些地主官僚的知识分子就变成革命者了？
说到底，把什么文字狱，什么删书说得这么严重的，完全是地主官僚知识分子的甩锅行为。他们这个群体才是最大的反动集团，才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阻碍。
真正谈得上深远影响的是世界格局的改变，在不发展生产力，不自强就要亡国的境地前，人民群众才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诞生出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
而这些人和四库全书删不删破书，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太平天国一样大量烧书删书，但是不妨碍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力量。
我的意思是性质的确恶劣，当时影响不小，但具体如何还是要看其他条件。
指的是所有删改书厄。
从兄说的更像是楼上的命题。
另外单纯讨论影响深远，显然思想是很重要的，一百年前什么路都试过了，最后选择马列不是没道理的。当然这也得限定范围谈具体。至少我不觉得存在所谓根本，只有特定情境下的主导。
每一个政权是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来进行文化建设。
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统治者的意愿不是每个人的意愿，更不是你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我看不出四库删书和广电总局有什么区别。
文艺产品的生产，古今中外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这有什么奇怪的。
回到四库全书的评价，当时有100本书被私人收藏家收藏，谁也看不到，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影响是0。
现在清政府征收上来80本，删掉20本，至少社会上还能看到60本。
删掉20本，就算站在最中立的角度来评价是过。
但是为社会提供了60本，这就是功。
功过相抵，还是中性。
最后一点，还是影响，我这里大胆估计一下，能被四库删书影响到人群，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是拥护这项政策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本性，最反对删书的是他们，最喜欢删书的也是他们。
我认为贬义，是因为这意味着实施方愿意为了一时之利而祸害未来，又或者使用这样的行动来搞团团伙伙。所以尽管事实上呈现多元而无法判断性质，但从价值上一定是有害的。何况具体事实中也有很多危害，只是被后来的事件所阻断而已。类似的，我就认为现在学界的部分学派，又或者文化左派在搞类似的事情。不是说限制政策，尽管事实上有很多限制，而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祸害学界，并且树立了这样一种价值……可以以此获利。
总的来说，这里不限定内容、引入前提或者更高一层的价值，实际上是无法得出结论的。
比如这里的政策，显然和一般的限制级内容是不同的。虽然这点本身也需要定义。单纯讨论限制自然是中性的。
孔子笔削《春秋》，把《诗经》删节到只剩十分之一的篇幅。汉代之后，所有古史全部消失，包括司马迁作《史记》所本的秦国史书。
删书是儒家的老本行啊。怎么只准儒生删？皇帝就删不得？
下面有解释，主要是指用来指鹿为马之类。
姑且不论笔削春秋从实证上是否成立，这里的核心论点在于这种逻辑关系反应出来的价值，并没有讨论具体内容如何，不是指基于价值观限制和删减这一行为。下面也说了，不讨论具体，实际上只能是中性的。
朱元璋删减孟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不引入价值观，是不可能有所结论的。
如果要讨论儒家，那么也需要说明具体，澄清定义，比如儒家显然是无法作为整体讨论的，只能说限定具体学派和学人上面去，还要考虑到当时有没有反面，这种行为在当时、在现在是否有标准可以判断其好坏。
单纯就逻辑关系来说，A对B进行删减。这个是不会有结论的。我讨论的也不是这个，而是A对B进行删减，C参与工作。在明知影响的情况下，A和C都认可这种做法，并且主动实践。所以实际上说的不是一回事。勉强可以说是说一部分人的助纣为虐。
何老学贯中西，这篇文章应该是20年前发表的。当时还组织一个研讨会，会议论文是发表在《文史哲》还是《开放年代》，记不清了。何老在会上，谈了利玛窦，立论宏远，胜义迭出，看了受益匪浅。
何老先生估计没想到，多年之后围绕利玛窦出现各种惊人的观点，前些年香港有个学者李兆良出了几本书，认为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是郑和的地图，而当年最早发现美洲的也是郑和的舰队。本来呢，学术界觉得这也太“民科”了，没多加理会。没想到呢，李兆良真能找来中科院的大佬站台。逼得一些研究者下台对线，说起来也不亏啊，论文还能往《历史研究》上发，中科院大佬一站台，层次就是不一样啊。李兆良终于引起学术界注意，研究者的打脸论文能发到《历史研究》，大佬顺便科普一下地图学，三赢。
乾隆当皇帝的必要条件是有这么一个儿子。
结果永琏九岁去世，所以乾隆必须让位。
这个说法，超出我的想象范围。
我看了一下《坤舆万国全图》就接受了李的观点。就图上意大利那歪歪扭扭的样子，利玛窦决不可能是不远万里来中国传授知识的地图家。
现在的情况是，坚持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观点的传统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期刊“批驳”李兆良，但是拒绝发表李兆良的争鸣文章。
但是，西方已经逐步不再把利玛窦作为《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了。
想当然耳。
高阳的小说确实不错，我一般不看历史小说，真实的历史已经足够有趣了。
不过，高阳的小说确实有点意思，基本算是“无一事无来历”，只是来历多少有些可疑。但是当成笔记野史的串烧看看，是极好的。
不过这些文字已经过时200多年了。
以至于一鸦时候英国人打过来的时候，还看到一大堆“沿袭戚继光遗法”的字眼。
几百年的断层和脱节，哪那么容易去弥补。
一本《中国文祸史》，总共258页，清朝独占141页，其他朝代共分117页。
百度即可，乾隆时期，西北、西南、东南，各个方向边疆史地研究成果丰硕，怎么你连百度都不愿意用一下吗？
你的执念真的太深了。
所谓文祸，不就是少了点文人的无病呻吟和无聊马屁，这也值得痛心疾首？
西北史地学：
郭丽萍的专著《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从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着手，探讨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兴盛与康乾盛世国家对西北控制的联系，对乾嘉以降的经世致用精神和考据学传统对西北史地学的影响条分缕析，认为“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研究是前人关于经世之思考与成熟考据学双重作用的产物，其完整的面貌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经世致用的贯彻、考据学的发扬”。
清代西北学研究的最初印象是由康熙时期那些跟随征战大军走出边塞、走进大漠的文人学士们留下的征人行纪、日记、杂记描绘出来的。在康熙、乾隆两朝征战西北的同时，清代开始了对西北大规模的舆地勘测和舆图绘制工作。“通过测量获取各地的经度、纬度、时刻、日景等数据”，钦天监官员“掌握了西域九十多个测量点的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冬至夏至的昼夜长短及节气早晚等数据”。确定了西域各地的地理方位、西域的区域范围及其在王朝版图中的位置，“新疆的轮廓较清晰地展现出来了”（24 页）。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六月，这批资料转给了方略馆，经过军机大臣傅恒等人再次编辑，形成《西域图志》的雏形。
西南方向：
《四川全图》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由董邦达领衔绘制于清代乾隆初年用兵瞻对,金川之际,以文字注记和图绘相结合的方式展现四川各府州县官兵员数和仓谷数量,城池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公共建筑,由塘组成的基层军事巡防网络,以城池为中心的山川形势,意在向乾隆帝呈现兵多粮足,城防严密,基层组织完备,清晏有序的地方形象,增强其对西南边防的信心.同时,该图既是研究董邦达"应制图式"的重要画作,也是了解战前清军在四川的粮谷储备和军事驻防格局的珍贵档案资料.
东南史地：
乾隆三十三年（1768），著名学者齐召南去世，终年六十六岁。齐召南，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浙江天台人。乾隆元年（1736），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大清一统志》纂修官，武英殿校刊经史官，《明鉴纲止》馆纂修官。八年（1743）充日讲起居注官。乾隆十二年（1747）充《大清会典》及《续文献通考》纂修官。翌年，授礼部侍郎。十四年（1749），以母老已病辞官。归里后，主教蕺山、万松两书院。不久因同族齐周华文字狱，以循隐罪，拟流，抄家。乾隆帝念其年老赦免，给还部分财产，作为养赡之资。齐召南以病残之身，兼以恐惧抑郁，乾隆三十三年去世。齐召南性机敏，善考订，尤其熟悉史地掌故。所著有：《水道提纲》、《历代帝王年表》、《后汉公卿表》、《史汉功臣候第考》等。其《水道提纲》专考河流，以郦道元《水经注》，明于西北而暗于东南，且对域外水道未详；黄宗羲《今水经》知南而不知北，固作此书予以补正。书中以巨川为纲，以所汇众流为目，故名纲目，条理清楚，注解详明，足资研究史地者参考。
清代东南诸省在开禁后与海外世界的接触逐渐增多,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东南督抚因担任海疆守土重任并兼管海关等事,事巨权重.乾隆后期一系列东南督抚腐败案件的连接出现,其反映的不仅是吏治问题,也涉及社会经济制度和环境等问题.督抚贪腐所得及其投资意向乃至消费习惯等都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你说，我该相信葛剑雄，还是应该相信你？
清康熙、乾隆年间进行的全国地图测绘，标志着我国地图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皇舆全图》和《内府舆图》就是这两次测绘的成果。
康熙通过学习与比较，认识到新法测绘的优点，决定采用新技术、任用外国传教士进行全国性的测量。同时派人向他们学习新的技术。乾隆年间的测绘已以我国人为主了。而且从测绘一开始康熙就派大臣督办，始终掌握着测绘的主权。
尽管传教士的工作和他们传播的知识对测绘起了较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我国专门人员和各地官民的协助，没有我国历代的大量典籍、资料供参阅，光靠人数不多的外国人要在短期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