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存点资料：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 -- 老老狐狸

一、中共中央秘书和秘书工作部门的早期设立

党的一大至二大期间，由于当时全党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只有五六个，只选出由三至五人组成的执委会，并未设立秘书职务。中央书记（二大后称委员长）陈独秀自己写文章、写通信、写通知，同共产国际、其他委员、地方组织、其他党派联络。其他委员按分工协助陈独秀，均是自己动手写文章、通知，起草决议，作记录等。

（一）最早设立的中共中央秘书。

1923年6月，全国党员发展到420人，有五个区委一个地执委，数十个特支、支部。中央领导工作日益繁忙，主要领导人急需减少事务性工作，以便集中精力加强政治和组织领导。为此，党的三大制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其中规定“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秘书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1]

从此，中共中央机关设立了常设的、固定的中央经常领导机关——中央局。但仅是领导人职务分工，并未设立工作部门。党的三大选举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秘书毛泽东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第二把手，是仅次于陈独秀的党中央领导人。

（二）最早设立的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工作部门。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后，中央秘书与会计不再是中央局委员，也不是中央执行委员。当时由尹宽担任中央局秘书，负责事务技术性文书工作。5月由任作民继任中央局秘书兼会计。随着全党队伍的发展扩大，地方区执委、地执委等增多，特别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即将进行，党中央领导工作更加繁重，中央机关各部门逐渐健全，工作人员增多，仅仅由秘书兼会计任作民一个人已难以承担繁重的事务工作。据1926年2月4日王若飞在《给（袁）庆云、（刘）伯坚、（王）人达诸同志信》内称，中央决定“增设秘书部，调我任秘书部主任”。[2]当时王若飞正在河南，中央秘书部并未立即成立。王若飞于“3月下旬到上海就任”。[3]1926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央“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4]中央正式成立中央秘书处，应是7月。从此中共中央机关才有了固定的常设的秘书工作部门，负责中央各种技术性事务工作。

（三）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设立。

1927年四五月间召开了党的五大。5月中旬左右，中央常委会决定王若飞继续担任中央秘书厅主任，即党的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常委会决定将中央秘书处改为中央秘书厅，负责人称主任。不久王若飞被派赴上海，5月29日中央常委会决定任作民暂代他的职务。此前5月25日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常委李维汉担任中央秘书长（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但李当时正在湖南，一直没到职。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瞿秋白增补为中央常委，并决定中央秘书长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乔年暂时代理。6月中旬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常委蔡和森兼任中央秘书长。

这是中共中央最早正式决定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之下设立中央秘书长。事实上蔡和森是第一任中央秘书长。6月20日中央决定“中央常委会议由常委三人、秘书长一人组成；政治局委员有时间即可到会”。6月24日蔡和森因病请假，中央常委决定他休假，决定由常委张国焘兼任中央秘书长。6月30日，中央常委会又决定由中央委员邓中夏担任中央秘书长。

（四）中共中央秘书长与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的区别。

从上述王若飞任中央秘书厅主任而蔡和森任中央秘书长同时并存的事实上，明显可以区别两者职权的不同，中央秘书厅（后称中央秘书处）主任（处长），其职责主要是“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并不参与中央领导决策；而“中央秘书长”则是中央常委会成员，由中央常委兼任，参与中央领导决策，是中央总书记的主要助手，协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性、组织性重要问题；而非日常事务性技术性工作。

二、白区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发展变化

（一）转入地下斗争的中央机关秘书工作部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八七会议决定：“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常委李维汉兼任中央秘书长，并兼管中央秘书厅工作，并没有设立主任的职务。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分批秘密迁回上海。11月9日至10日的“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组中央机关，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撤销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中央农委。在中央组织局下设立文书科。中央常委之下另设有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和秘书处。中央组织局秘书是邓希贤（邓小平）。“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央秘书处”，“年底（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5]

（二）党的六大及其后中央秘书长及中央秘书处的设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7月20日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职工、农民、妇女运动三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组织、宣传、军事三部和秘书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秘书处为常务委员会之秘书处。中央秘书处工作由中央秘书长兼管，下辖“文书、会计、交通、调查”。当时，中央秘书处已属中央部委一级部门，未查见有处长职务的规定或当时的称谓，而是由中央秘书长兼管。

（三）中央秘书处的组织逐渐发展稳定。

1928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和大会部分工作人员先后回国到上海，充实加强了中央机关。此后在中央秘书长周恩来主持下，中央秘书处机构逐步发展健全。1928年12月至1929初李维汉曾短期代理过中央秘书长。

1929年至1930年的中央秘书处是坚持白区地下斗争较为稳定的阶段。主要情况有：

一是中共中央秘书处职权的变化。据《邓小平年谱》称，邓小平1928年“11月13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建议决定改中央秘书长为中央事务秘书长”。“11月14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事务秘书长，领导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6]1929年10月《中共中央秘书处过去的缺点和最近的工作计划》指出：中央秘书处“是中央工作尤其是常委工作的执行机关”。193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其工作报告大纲》指出中央秘书处“是党内机要工作的总汇”。[7]即处于地下秘密斗争，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机关各部门驻地分散，需要高度保密，采取个人单线联系的状况下，中央秘书处的职权由“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扩大为中央常委日常工作的执行机关；成为党中央机关各部门秘密、机要工作的集中联络点，中央领导人与中央各部门、党中央同各地方党部联系的枢纽；同各省委秘书处建立密切的业务指导关系，包括“经济的送达，关系的建立，文件的分配，议程的提出等”。为加强对全党秘密工作的指导，1929年中央秘书处编辑出版了《秘书处通信》，作为秘书工作指导性刊物。

二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组织逐渐健全。据1930年6月8日《中共中央秘书处科长联席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者为“晓、建、菊、方、威”。[8]“晓”为晓野、即余泽鸿，为中央秘书处负责人；“建”即顾建业，时任内交科科长；“菊”为王菊人，即熊瑾玎，时任会计科科长；“方”为方英，时任外交科科长；“威”即张唯一，时任文书科科长。另有翻译科，科长刘少文。无线电台负责人李强、张沈川，后陈寿昌。秘书处的各科、室均分散隐蔽居住于上海法租界各处。各科内又设有由二三人组成小单位，如文书科下有收发处、药水密写处、缮写油印处、文件阅览处、文件保管处等，均有专人负责。油印处由李宇超负责，文件保管由陈为人负责。

三是中共中央秘书长与中央事务秘书长似同时并存。据《邓小平年谱》称，邓小平1929年“8月27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记录……决定余泽鸿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9]但据《任弼时年谱》称：1929年，“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及候补常委联席会议，向忠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李立三到会指导”。另据《李立三传》称“1929年秋李立三兼任秘书长”。[10]李立三时任中央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应是继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0年9月他因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于六届三中全会被撤职。经查，此后未见再由中央常委兼任中央秘书长。据黄文容称，1930年9月“我负责秘书处工作”。另据柯庆施1940年12月1日亲笔写的《自传》称“一九三一年夏，中央决定我代替王（黄）文容（后被捕自首）做秘书长。一直到1932年初”。1944年7月29日中央组织部等单位“学习分委会”文件称“柯庆施同志一九二二年入党，在党内曾任省委书记、中央秘书长、前委书记……”这是延安整风审查干部历史的结论文字，称柯庆施任过中央秘书长，应是可信的；但准确讲他是继黄文容任中央事务秘书长，（或称秘书处秘书长）而非“中共中央秘书长”。

三、苏区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组织变化

（一）驻中央苏区瑞金的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

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张闻天、秦邦宪、陈云及刘少奇、杨尚昆等先后迁入中央苏区。原中央秘书处几经敌人破坏，组织缩编，人员减少，部分干部已先后转移至苏区。余下工作人员由秘书处负责人（习惯称秘书长）黄文容（黄玠然）带领，仍留驻上海原地，改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

在苏区，党组织虽并未公开，但不再需要秘密斗争的工作方式，已经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设有秘书处，因此，中共中央局秘书处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改组后的中央秘书处，只设有文书科、会计科、交通科、机要科、管理科等。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的先后是严重（张志诚）、邓湘君。文书科科长刘自兴，机要科科长陈一新，交通科科长陈彭年。1934年1月后，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仍是邓湘君。《红色中华》第161期报道：1934年3月2日“中央局秘书长邓湘君”因经济账目不清被撤职。此后由刘少文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机要秘书，并管理中央文件资料、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在党中央负总责的秦邦宪（博古）身边工作。邓小平“1934年12月15日……黎平会议后……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11]另据查，1934年春王首道调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直至10月。[12]中央秘书处工作是由王首道主管。从1933年1月以后，党中央并未再设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任的“中央秘书长”职务。

（二）长征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变化。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党中央机关大力精简，中央组织局撤销，中央秘书处等各部门干部分配到各军团与军委纵队。如中央局秘书长王首道担任中革军委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记录者是刘少文。1935年5月长征过彝族区时王首道被派去做地方工作。据萧向荣自传称“1935年7月，我调到党中央秘书处任秘书处长，至10月”。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对外公开用西北中央局”称谓。欧阳钦“11月任西北中央局秘书长”。[13]吴溉之1936年春调任西北中央局秘书长。以上史料证明，欧阳钦、吴溉之先后担任的西北中央局秘书长，即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但实际是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并非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任的“中央秘书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21-122.

[2][7][8]中共秘书工作简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20.68-69.86.186.217.192.197.

[3]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25.[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34.

[5][6][9][11]邓小平年谱[M].37.43.49.115.

[10]李立三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94.

[1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998.

[13]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93.294.欧阳钦1941年9月30日亲笔写“杨清自传”，杨清即欧阳钦。

长征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是极为关键的一环。长征不仅揭开了中国革命的崭新一页，使得中共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实现了战略转移，赢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来看，它进一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它所体现的长征精神，也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正是由于其重要意义，关于长征的研究从未停止过，纪念长征的优秀作品频出。但在众多纪念长征作品中，存在一些需要厘清的史实问题。本文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辨析与说明。

对于中央红军确定落脚陕北来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在哈达铺读到报载陕北红军和根据地活动的信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节。他们读到的是一张报纸还是一批报纸？应该尽可能说清楚、说准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版本第113页说是一张报纸，2011年新版第161页，依然说是一张报纸。其间还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这是一张《山西日报》。其实，只要看一看张闻天和博古当时读过报纸后发表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们读到的不只是一张报纸而是一批报纸。文章中引用的这批报纸是天津《大公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进驻没有国民党军守备的甘南小镇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到达。当天，洛甫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后，毛、洛、博等读到一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这些报纸大多是两天前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从当地邮局得到的。另外，红军侦察连在军阀鲁大昌部的一个少校军官的行李中也缴获了几份报纸，聂荣臻即送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找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核实情况。贾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看过报纸后很高兴，向叶谈了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叶即把这些报纸拿给彭德怀，彭看后即带着报纸找到毛泽东。

毛、洛、博翻读报纸，喜出望外。他们从报纸上登载的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很大的发展！这让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八千人的红军队伍欣喜万分。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那么，到陕北落脚，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作出这个决定，真如水到渠成！

9月22日，洛甫写下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文中摘引了天津《大公报》7月29日社论《论陕乱》，7月23日关于阎锡山22日在纪念周上的报告，8月1日关于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谈陕北红军活动情况的报道、同日关于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军事活动取得胜利情况的记载，7月31日《大公报》对阎锡山在29日纪念周报告中对山西红军发展情况的阐述。张闻天在对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等情况摘引并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表示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落脚的意向。张闻天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地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据此，他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和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决定提出的任务—“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之苏区”。

博古也根据报载材料写了一篇文章：《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我们支队的任务》，提出把发展着的陕西苏维埃运动“转变为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是“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

9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指出红军前进的方向是“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同时宣布中央决定：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

9月27日，张闻天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洛甫和博古的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1935年9月28日刚刚恢复出版的《前进报》（油印）第3期上，传递了党中央关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意向。这天早上，召开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进行突破固原、平凉国民党封锁线，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去的战斗动员。

邓小平负责遵义会议的记录。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队秘书长。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开始得到重用，调任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接替他的是刘英。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刘英是中央队的秘书长，中央会议的记录者是她做的。这些记录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过草地以后，萧向荣接任，再之后是吴亮平接任，也有他们做的会议记录作证。也就是说，从遵义会议前后起，先后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是四位：邓小平、刘英、萧向荣、吴亮平。那么，邓小平的前任是谁呢？是邓颖超。她因为身体不好而由邓小平接替。

中央队秘书长的职责是什么呢？刘英有一段回忆，讲她接到通知先后同李富春、毛泽东、王稼祥以及张闻天的谈话：

遵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个条子。李富春当时是政治部代主任，地方工作部归他分管。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

我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富春笑呵呵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

……

我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主席问我：“你知道是谁提议你来的？”

我说：“李富春呗！”

他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他们向我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正这么谈着，闻天回来了，他也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

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秘书长。

可见，中央队秘书长同中央秘书长不是一回事。

刘英同志反复向笔者说明，她接替小平同志担任的是中央队秘书长而不是中央秘书长，叮嘱我们：这个“队”字不能少。

刘英同志的再三交代不是随意说的。因为当时确有人讲小平同志担任职务时少了一个队字。那样一来，同先后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其他五位的地位就摆不平，结果适得其反。

遵义会议前后的中央会议记录都已深陷草地而永远消失，那么，长征中的中央会议记录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到完好的保存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藏传佛教的寺院里召开，集中讨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当前战略方针。这次会议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会议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记录。记录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中央档案馆给笔者阅读了这次会议记录的复印件。笔者一看是刘英同志的笔迹，即告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同时报告了刘英。刘英同志听了很高兴，说：“是啊，从两河口会议开始到毛儿盖会议，我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中央会议的记录都是我做的。”

档案馆即约请刘英鉴定，并讲述有关情况。笔者陪同前往。

档案馆拿出原件，请老人阅览。会议记录用的是24开道林纸练习簿，上海出品。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7月18日的芦花会议，8月4日至6日的沙窝政治局会议，8月19日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会议记录清清楚楚，都是刘英的手迹。刘英回忆往事，非常振奋，说当时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时交给笔者做记录，会后还给他。

又看毛儿盖会议以后的记录，记录是另一位了。刘英一看就说，毛儿盖会议以后就过草地了。过草地后我病了，萧向荣接替我担任中央队秘书长。这些记录是萧向荣的字。再后面是吴亮平。刘英说，吴亮平文化水平高，记得也好。

为什么看不到遵义会议记录？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邓小平以中央队秘书长的身份担任会议记录。但是，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的记录都没有找到。张闻天的提纲和依照提纲所作的“反报告”以及张闻天作“反报告”后的会议情况，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及各军团领导同志的发言，虽然其基本内容都包含在《遵义会议决议》之中，但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写成于1935年二三月间从威信到鸭溪途中），为弄清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加上《遵义会议决议》，当时的文件和来往电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基本搞清楚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和前因后果。但没有看到会议记录，总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那么，为什么看不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呢？

长征中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同志告诉笔者：遵义会议的记录和长征中遵义会议前的中央会议记录，都是放在一个铅皮箱子里的，挑这个文件挑子的红军战士，在过草地的时候，人和挑子一起陷在沼泽地里了。因此珍贵的遵义会议记录，再也看不到了。

毛泽东、张闻天怎样纠正陕北肃反严重错误，下令“刀下留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实现了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

毛泽东、张闻天到吴起镇后就向当地干部打听刘志丹。得知刘志丹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红二十六军进行肃反，营以上干部几百人被捕，有些人已被当作“反革命”错杀。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时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将这样的群众领袖、革命英雄当作肃反对象，明显是一种“左”倾错误。这一严重错误使陕北党、红军、根据地陷入危机。

毛泽东、张闻天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制止、纠正错误。先派贾拓夫携电台到永宁山约陕甘特委书记到甘泉下寺湾集中，组织部部长罗迈同行。贾拓夫遇到陕甘特委负责人后，证实了刘志丹被捕等事，当即电告毛泽东、张闻天。毛、张即以党中央名义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1月2日，毛泽东、张闻天到达下寺湾。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关于肃反情况的汇报。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

此后，张闻天领导处理纠错的工作。他立即派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先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把事态控制起来，避免进一步恶化。还组织了一个五人“党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在博古领导下审查错误肃反事件。张闻天亲自过问“五人小组”的工作。到瓦窑堡后，很快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关押的干部。不到一个月，1935年11月26日，党中央即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11月底，张闻天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活动分子会议。陕北肃反错误得到及时制止、迅速纠正，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根据地，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有的学者说：长征是一个仓促的战略大转移，没有“北上抗日”的口号。这种说法实际上歪曲了历史。

在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之前，就先派出两支部队去探路。其中一支由方志敏率领，名字就叫“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不是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喊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吗?!

此后，遵义会议确定了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四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后，又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展开激烈争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北上方针，最终决定落脚陕北，紧靠抗日前线。说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始至终，都是贯彻“北上抗日”方针的。

关于长征的意义，大家都熟知毛泽东的论述。

1935年12月27日，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两天，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用热烈的诗化的语言，论述了长征的意义：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为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而作的。毛泽东在报告中对长征意义的论述实际上是发挥了《瓦窑堡会议决议》对长征意义的总结。

在张闻天起草、经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张闻天第一次全面论述了长征的意义。他写道：

困难的关头已经过去了。中央红军以十二个月的工夫，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的长追，宣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围追堵截的破产，突破了历史上军事远征的记录。并且以宣传队的作用，向着他所纵横驰骋的十一个省区二万万以上的民众，指出了解除痛苦救己救国的道路。以播种机的作用，散布了许多革命的种子。中央红军与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之后，对于向着陕甘苏区进行的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彻底的粉碎，更加表示了苏维埃运动新时期的到来。

《瓦窑堡会议决议》通过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传达报告，对张闻天起草的决议所作的对长征意义的总结，作了阐述和发挥。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一起踏上长征路，一起在长征途中团结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同志，战胜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又一起领导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征途上的千难万险，战胜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同时他们又一起精辟地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他们两人，一先一后，对于长征伟大意义所作的完全一致的经典性论述，是“毛洛合作”贯穿于长征始终的生动体现。讲中共中央领导对长征意义的总结，不提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是不能完整地反映历史全貌的。

从上述王若飞任中央秘书厅主任而蔡和森任中央秘书长同时并存的事实上，明显可以区别两者职权的不同，中央秘书厅（后称中央秘书处）主任（处长），其职责主要是“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并不参与中央领导决策；而“中央秘书长”则是中央常委会成员，由中央常委兼任，参与中央领导决策，是中央总书记的主要助手，协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性、组织性重要问题；而非日常事务性技术性工作。

1932年　

5月，到江西中央苏区。在《党的建设》、《支部生活》等刊物上发表《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紧急动员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等多篇文章。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干事。

1933年　

1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多篇文章。

1934年　

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

1936年　

在陕北，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

遵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个条子。李富春当时是政治部代主任，地方工作部归他分管。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

我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富春笑呵呵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

……

我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主席问我：“你知道是谁提议你来的？”

我说：“李富春呗！”

他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他们向我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正这么谈着，闻天回来了，他也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