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毛扶持一个完全反对自己的邓，这是什么逻辑呢？ -- 真历啊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

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

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

（哈哈，1978年哦）

父亲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的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今天我们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父亲希望从不同方面得到最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决策。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的记忆——

1975年，父亲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组织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给我家，在工人宿舍区。当时，家里热闹，不断人，“谈笑有乡邻，往来皆百姓”。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2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颗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亲的亲妹 。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的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撼：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于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也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河南当时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一点攒下的：鹿邑大曲啦，宝丰大曲啦，张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力图犒劳一下在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么奢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

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到过黄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安，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车；从延安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最忙的季节。

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最远的地远在10里路外。这时，我才发觉，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啦！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气儿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

在梁家河乡亲们眼里，我是远道来的稀客，又是陕北“老革命”的亲子、本大队支部书记的亲弟，由此，我获得了最高礼遇：一家一家派着吃饭。乡亲们用白面馍款待我，而这是他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穷的那一家，也用酱油膏煮了汤,下了十几个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来管我的饭。只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妇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馍。我心里流着泪，享受着陕北农民的崇高礼节和深厚情义。

父亲吩咐我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身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的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黄土，送他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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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评论曰：

江山就是人民的出处。

文革对习的影响很深，或许没有文革，习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了。

这就是文革的两面性，其好的地方慢慢在涌现出来。

所以习自己也从来没有否定过文革。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深入思考的。或许可以说，正是毛，隔了几代培养了这个领导人。

殊为不易。算是中国之福……

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

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

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

毛泽东五赞习仲勋：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一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顾全大局，曾五次受到毛泽东的盛赞。

　　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毛泽东与习仲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5年，毛泽东对习仲勋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这算是对习仲勋之名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此前，1935年9月，思想极“左”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立即搞起了 “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起来。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接着，毛泽东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事实表明，极“左”分子所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不成立，是一种陷害。调查结果出来后，毛泽东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习仲勋。一见面，毛泽东十分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3岁。毛泽东和他谈了许多话。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头脑清醒、办事干练的作风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1936年，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负责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 6年间，习仲勋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全面研究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解决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同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足见器重有加。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7年2月10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与十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斗争，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大大挫伤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习仲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一起，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会议上刮起一股极左歪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更甚者，有的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毛泽东阅后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 《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 《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丰富，论述精辟。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 “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

　　“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解放初期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1949年底，项谦纠集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习仲勋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由此拉开了争取项谦投诚工作的序幕。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他高瞻远瞩，多次指示：正确解决项谦叛乱，不仅对解救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

　　1950年8月，项谦投诚，来到西宁，向人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有他向政府投诚，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后，同年7月，项谦终于从南乎加该森林投诚。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恩之情。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魄力、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使毛主席和党中央更加器重他。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主席和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反复考察和衡量，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被毛泽东钦点进京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上任前，习仲勋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恐怕难以担当起全国文教宣传的领导工作。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看见毛泽东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

　　习仲勋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曾亲自领导了由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尚小云、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演员王天民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倍加关怀，无微不至。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 《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在处理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感到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创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都得以解决。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相当满意。1958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休息时，专门约习仲勋来到游泳池，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谈话。1959年4月中旬，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在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康生诬告（唯一的缺憾就在这里啊！！）“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受到停职审查，从此，习仲勋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

毛泽东三救习仲勋

2021-03-06 09:51:35　来源: 素意花开

一、身处绝境时，毛泽东发出“刀下留人”的指示

　　1935

　　年9月，代表党中央的一些思想极“左”分子到陕北根据地搞起了“肃反”，他们竟然荒唐地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罪名是“右倾投降”，原因是他们在争取敌军上层起义和中间力量时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肃反”代表们对他们采取了逼供式的法西斯手段，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面对审查和逼供，习仲勋据理力争，逐条驳斥。结果又被扣上了“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帽子，罪加一等，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审讯。

　　面对来自同志的误解和打击，习仲勋心里十分难过。面对“肃反”代表们的残酷迫害，习仲勋至死不承认自己和刘志丹等是“反革命分子”。

　　得不到满意答案的“肃反”代表们决定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

　　1932年，“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左一）。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来到了陕北吴起镇。在陕北根据地的墙上，毛泽东看到了很多以前贴上去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他在心里牢牢记住了“主席习仲勋”的署名。他看到陕北根据地民众革命热情高涨、红军战斗力很强、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好，所以他坚信边区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同志。因此，当他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是“反革命分子”，正准备处决时非常震惊，立即和中央其他领导商议，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组成一个工作组，由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带领火速赶到瓦窑堡，要“肃反”代表立即释放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当时，“肃反”代表们已经挖好了活埋他们的坑，如果毛泽东的指示再晚来4天，他们就不在人世了。

　　习仲勋等被释放后，毛泽东立即派人调查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快查清，所谓刘志丹、习仲勋等的“反革命罪”都是凭空捏造。于是，毛泽东立即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

　　不久，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会见了刘志丹、习仲勋。当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时很是惊讶，他没想到这个陕甘边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竟然刚满22岁。毛泽东和习仲勋进行了长谈，对习仲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鼓励他大胆工作。很快，习仲勋就担任了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等职。

　　二、身处困境时，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

　　1956

　　年9月，习仲勋到国务院工作。1959年4月，习仲勋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大量的国家事务。这期间发生了小说《刘志丹》事件。

　　1956

　　年，作家李建彤写出了一部小说《刘志丹》。因为习仲勋长期和刘志丹一起战斗、工作过，李建彤便请习仲勋帮助审阅一下小说。习仲勋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刘志丹的深厚感情非常认真地阅读了小说，并多次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特别提到涉及高岗的内容要慎重。李建彤根据习仲勋的意见多次修改小说。1962年，小说刊印少量样书征求许多老同志的意见，并送给了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看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并应大力宣传。从7月底，《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开始连载小说《刘志丹》。

　　1953年1月，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委员们合影，前排左起：黄炎培、郭沫若、彭德怀、陈云、周恩来、宋庆龄、毛泽东、刘少奇、李济深、张澜、董必武、沈钧儒、何香凝，后排右一为习仲勋。

　　此事很快引起了康生的注意。康生曾主编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当时担任中央文教小组理论组组长，并领导着中央党校的工作，可以说掌握着党内理论工作的领导权。由于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康生大力推行“左”倾路线，对许多革命干部进行打击，因此遭到习仲勋的坚决反对。康生心里一直记恨在心，正好此时国内的政治风向有了很大转变，“阶级斗争”被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正在批判彭德怀所谓的“翻案风”，康生便决心借此整倒习仲勋，因此到处宣传说《刘志丹》就是为高岗翻案。

　　其实，此时发表的小说《刘志丹》已经是第六稿了，里面早已经删去了有关高岗的内容。但康生却派人找来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刊印后送到中央会议审查。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小说进行批判，说小说就是为了给高岗翻案。在他的极力鼓惑下，会议由批判彭德怀转而连同小说《刘志丹》一同批判。康生还无耻地捏造出一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在9月24日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私自写了一个纸条递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专注于会议讲话内容，因此未及多想就念了一下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于是，康生便以此作为毛主席语录大造舆论。三天后，习仲勋被停职，开始接受康生负责的专案组长达半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是：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应开除党籍和公职。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而是决定安排习仲勋到党校学习，保留党籍和公职。

　　康生没有罢休，继续编造“黑材料”，建议中央对习仲勋进行“重处理”，妄图置习仲勋于死地。毛泽东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只是撤销了习仲勋副总理的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三、身处险境时，毛泽东同意接走了习仲勋

　　“文革”开始后，志得意满的康生并没有忘记远在河南的习仲勋，他决定对习仲勋下手。于是，他授意北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串联西安、洛阳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对习仲勋进行揪斗。他们先是在洛阳揪斗习仲勋，之后又押到西安继续揪斗。

　　由于长期揪斗和折磨，习仲勋的身体开始垮了。此时，周恩来总理一直惦记着习仲勋这个得力助手，当他得知习仲勋的处境时，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希望能对习仲勋进行保护。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马上派人向揪斗习仲勋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

　　1968

　　年初，得知习仲勋的身体快顶不住了，周恩来又报经毛泽东同意，派飞机飞赴西安接习仲勋进京，交给了卫戍区监护，实际上是以特殊的方式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了。从此，习仲勋生活得到了改善，处境好了起来，身体也得到了恢复。

　　这一时期，许多革命的领导干部遭到康生、“四人帮”的迫害，习仲勋能幸免于难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他的关心。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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