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华的你办事我放心是不是明显的矫诏？ -- 真历啊

　　5月4日开始，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整个会议情况，由康生向杭州的毛泽东汇报并传达其指示。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称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囯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了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党委的权。

　　两天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了工作组，说是“协助”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接管了北京市委，夺了市委的权。

　　北京市公安局8名正副局长先后被捕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邢相生。邢相生之下，有副局长吕展、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等。邢相生此前任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是1960年代初，接替已担任副市长的冯基平任局长的。吕展这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还担任北京市公安总队（即现北京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兼政委。

　　公安部工作组进驻之初，原局领导班子成员，虽说大感意外，但还平靜接受。这些人，都是颇有经历，也受过中共党内历次政治运动磨炼的资深干部。这次也准备象以往那样，所谓在运动中经风雨，“接受组织审査考验”。特别是多数人认为自身各方面无大问题，不怕审查，充其量坐一段时间“冷板凳”而已。

　　然而，这回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工作组不仅夺了他们的手中大权，而且正准备将他们置之死地。整个北京市，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5月14日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后，原北京市委近于瘫痪。市委、市政府各高官、各部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中央没对外宣布改组北京旧市委，建立新市委之前，一切仍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运作，在进行。

　　5月23日，北京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决定。同时宣布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宣布对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长（即现今政法委书记）刘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贾星五等5人停职检查。此前被停职检查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已于5月18日自杀身亡。

　　吴徳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次中央高层对北京市委大改组时，紧急从吉林召至首都，出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见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中囯历史》2009年4月23日）

　　按吴德的回忆，当时他在会上宣布的所谓“隔离审查”，“停职检查”等表述，其实是文雅说法，真实事实其实就是逮捕。吴德说，当时，“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5页）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坐在台上主持大会的工作组组长李钊，本来是打算取代邢相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然而后来，这位新局长李钊也被捕了。吳徳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把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长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逮捕了。”吴德还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里吴德的记述应是有误。公安部派去北京市公安局先做工作组组长，后来又当了局长的那位李钊，以后确实又被逮捕了。但那是差不多一年以后的亊。据原21军政委，“文革”初奉调公安部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后来兼任部党组成员的施义之回忆，李钊是1967年4月以后，因牵涉原东北公安局“李平生专案－亊”，由谢富治授意逮捕的。

李钊后来之被捕，是渉及其他事，而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班子问题。而且时间在1967年4月以后，不是“文革”之初。

　　冯基平带着秘书5月31日从北京上了火车，6月1日到达西安。6月5日晚上9点多，陕西省委行政科长白泉来到11号院冯的住处，对冯基平说：“霍书记请您去一趟。”冯基平跟白泉走了，来到霍士廉的办公室。这时，西北局书记王林和霍士廉向冯基平宣布：“从今天起，中央决定你停止工作，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冯基平一言未发就退出来。接着，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来了，从秘书手中把冯基平的手枪收去，后又查看了室内的电线，最后对冯基平的秘书们说：“这儿，由我负责，不要你们管啦，冯基平的秘书工作，由西北局派人。”（见《冯基平传》第327至329页）

　　冯基平被“隔离反省”后，由省公安厅负责关押监管，被当做“敌我性质”对待。一个长期担任京都公安局长的省委常务书记，竟然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受到如此对待，实在让人感叹。其实就连陝西省最高层人物，也不知他到底犯何亊。

　　当时，同为陕西省委书记的章泽，曽悄悄问冯基平的秘书：“老冯是什么问题？”秘书也一脸茫然，回答说：“不知道。”再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被红卫兵批斗时，红卫兵问他：“冯基平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叛徒问题？”霍士廉也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

　　8月，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根据公安部专案组意图，弄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的材料上报。正式将北京市公安局原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由此株连的人，数百上千。正式逮捕者，也数以百计。北京市公安局，正如吴德所说，被“一锅端”了。

　　冯基平后来被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　　冯基平带着秘书5月31日从北京上了火车，6月1日到达西安。6月5日晚上9点多，陕西省委行政科长白泉来到11号院冯的住处，对冯基平说：“霍书记请您去一趟。”冯基平跟白泉走了，来到霍士廉的办公室。这时，西北局书记王林和霍士廉向冯基平宣布：“从今天起，中央决定你停止工作，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冯基平一言未发就退出来。接着，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来了，从秘书手中把冯基平的手枪收去，后又查看了室内的电线，最后对冯基平的秘书们说：“这儿，由我负责，不要你们管啦，冯基平的秘书工作，由西北局派人。”（见《冯基平传》第327至329页）

　　冯基平被“隔离反省”后，由省公安厅负责关押监管，被当做“敌我性质”对待。一个长期担任京都公安局长的省委常务书记，竟然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受到如此对待，实在让人感叹。其实就连陝西省最高层人物，也不知他到底犯何亊。

　　当时，同为陕西省委书记的章泽，曽悄悄问冯基平的秘书：“老冯是什么问题？”秘书也一脸茫然，回答说：“不知道。”再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被红卫兵批斗时，红卫兵问他：“冯基平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叛徒问题？”霍士廉也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

　　8月，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根据公安部专案组意图，弄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的材料上报。正式将北京市公安局原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由此株连的人，数百上千。正式逮捕者，也数以百计。北京市公安局，正如吴德所说，被“一锅端”了。

　　冯基平后来被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

　　前文讲过，吴德说将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8人全部逮捕，一网打尽，其指令，是“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

　　这个“中央负责同志”，正是指的周恩来。而具体决策和执行依据，则是当时新建立起来其职权跨越党政军警各界，权力极大的一个称为“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当时“首都工作组”一切重大行动和举措，均要周恩来最后拍板。

　　关于对外界来说，显得很神秘、很不寻常的“首都工作组”，一度曽参与其事的吴德，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叙：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工作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4至5页）。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具体经过和背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和指挥。

　　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被搞掉后，由公安部工作组代掌其权的局面大致维持了半年左右。随着“文革”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全囯范围内，对运动初期“工作组”问题的否定批判不断升级，“工作组”，已成了“镇压群众”，“破坏文革运动”的代名词。在此大背景下，公安部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起来。

　　到1966年年底，在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和首都政法系统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双重夹击下，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由公安部工作组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不单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说话没人听不说，自身地位也芨芨可危。

　　1967年1月，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北京市公安局也被“夺权”。关于这次夺权经过，带官方性质的正统著述，有如下记载：

　　阴谋家谢富治，依据形势的发展，认为公安部的“工作组”不能尽快砸烂公安局，于1967年1月17日，鼓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造反派的头斗陈荣金、徐贵春与公安局“公安公社”造反派的头头王应凯，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33页）

　　这种叙述，显然与事实真相有较大出入。真实内幕是，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并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是经周恩来同意并亲自下的指示，得中央最高领导层批准才行动的。

公安部前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施义之，对此记叙说：

　　公安部派局级干部李钊、刘坚夫、程诚等一批干部去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接管干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们都要求回原单位。中央决定从军队抽调干部去实行军管。正在这时，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要求接管公安局，周恩来总理同意让他们试试。“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后镇压了四季青公社的一派群众组织，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打人、武斗等亊件，他们无力处理。为此，公安部还专派一些局、处和一般干部协助他们处理。鉴于这种请况，周总理又给“政法公社”的群众做工作，说你们能力不行，公安局应该由军队接管，要“政法公社”撤出北京市公安局。（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可见，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并夺权，既非造反派野心，更非林彪、“四人帮”甚至谢富治“阴谋”。

由政法学生接管首都公安局的尝试没持续多久。仅仅过了20多天，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就实行了军管，正式建立了“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最初的领导班子，中央作如下安排：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军管会政委范普权，副主任：刘传新，王更印。这几人均是从各军区抽调的现役军以上干部。后来，牟立善、范普权因故未能到职。真正到任的是两位副主任，刘传新和王更印。

　　中央当年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组建的军管阵容非常厐大。共抽调有各级军官1400余名，名单报上来，人员在北京集中后，由公安部进行政审。施义之就是当年负责审查接送这1000多军管干部的主要负责人。

　　施义之回忆说：“到公安部后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带政治部的十多位干部审查从大军区调来、准备到北京市公安局执行军管任务的1400余名军、师、团、營、连干部。”又说，“政法公社撤出，1400名军队干部开进北京市公安局。进驻前在北京饭店开了动员大会，有谢富治、李震、杨奇凊、吴德等人参加。谢富治、吴德讲了话。”“其中军级干部任市局领导，师级干部到各区分局任领导，团、营干部为处、科领导，连级干部到各派出所。”

　　3月24日，军管一个月左右，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弄出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指责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不仅如此，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当年5月18日，刘传新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虽死，但北京市公安局在任领导班子的“文革”所作所为，仍要淸算。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正式“清查四人帮在市公安局的罪行”。对刘传新以下的班子成员，也来了个“一锅端”。二把手，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副局长单春林被隔离审查；另外三名副局长被宣布停职检查。

　　同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9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复出，担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1977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戚本禹）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是“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五月会议”，5月4日到5月26日。

此话当时被认为是针对彭真、罗瑞卿等。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决心对刘少奇公开摊牌，并让林彪接替其接班人位置。据吴法宪回忆，有次他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周对他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1966年8月初，有人从杭州发匿名信给朱德，策动他起来发动政变。曾参与侦察此案的浙江省公安厅原侦察干部杨宪澄回忆了事件经过：

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公安部谢富治将其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此案因发信邮戳为8月8日，故称为“八八大案”。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为作案者大胆妄为：语词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同时到达时间十分接近，对朱德行踪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绽。在此期间他们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他们曾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当公安部得知他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他们工作情况，对这么一起大案从此偃旗息鼓实属反常。同年12月，杨在时任该省公安厅副厅长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此案的看法。杨大胆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了杨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千万别在外面乱说。”1967年2月传出所谓“贺龙兵变”之类传闻，不久戚本禹又提出“打倒黑司令朱德”口号的大字报，北京红卫兵举城响应，毛出面阻止，亲自表态“朱德是红司令”，也许那支测量朱德忠诚的“体温表”起了作用。

据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作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响应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五月会议”时，毛泽东仍在杭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实际上会议进展情况以及会上一切决定，均由康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再由康生向政治局传达。

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毛泽东补充说：“我的这篇讲话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有许多话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从毛泽东讲话的口气推测，这应该是事后回顾，但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始，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已经对刘少奇强烈不满了。至于戚本禹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始于刘少奇在河北搞土改之时，当时可能只是属于工作性质的分歧，而此后的高饶事件，毛对刘不满意，但还不至于立即要走马换将。但毛也的确说过有人要整死高岗，令举座惊愕的话。

毛泽东在又一次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及党可能分裂变修的问题，并含沙射影直指刘少奇。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及政变问题。毛泽东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说：“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

5月5日，毛泽东对在上海的周恩来说：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需要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你回北京去，要尽快选调部队，确保首都的安全。

1966年5月14日，周恩来送走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之后，立即约叶剑英到西花厅商讨如何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两人商定尽快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负责解决扩建北京卫戍区和加强北京要害部门警卫问题，并决定把选调警卫部队和选配好卫戍区领导班子作为工作重点。周恩来说，这个小组就叫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

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与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其成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

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提交后，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批示“照办”。

关于首都工作组正副组长，雷英夫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周恩来为组长，邓小平、叶剑英为副组长，而参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的张民回忆：周恩来说过，如果他不在北京，这方面的工作请示邓小平。

但文革很快全面展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始终没有与邓小平有过工作上的联系。

从这个成员名单来看，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苏谦益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这意味着，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政。

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

1966年5月19日，周恩来约见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向他们布置任务：

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决定成立首都工作组，再在组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

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够了，要可靠、精干。

1966年5月20日上午，确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人选：除王尚荣主要抓这项工作外，雷英夫、谭旌樵负责日常工作，另抽调处长左勇、参谋朱耀华、张志民、张民共四人，此外还有一保密员、打字员，共计九人。当天下午，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即进驻京西宾馆主楼第12层，楼梯口布设哨兵，无关人员不准进入该楼层，这九人单独就餐，尽可能不与外人接触。

在“首都工作组”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之前，周恩来在叶剑英协助下，已经有所动作。

据相关当事人回忆，周、叶二人当时主要抓了北京卫戍区的改组扩建，以及相关部队的调动及协调。简而言之，此时整个首都地区已被周、叶二人主掌的“首都工作组”从军事上以及“安全警卫”方面控制了。

1966年5月21日，王尚荣以办公室主任名义，在京西宾馆召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明确该办公室是常设办公机构，立即开始工作，当前任务是选调部队、扩建北京卫戍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安全。

会议特别强调，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所有上报文件，都是属于绝密级，只打印两份，派参谋直接送到他的办公室，其中一份由他转呈毛主席，不能打电话，更不能派通信员送文件。

雷英夫给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起了一个代号为“编写组”。

北京卫戍区几经变革，其前身是平津卫戍司令部，于1949年2月3日成立，华北军区司令部兼管，聂荣臻兼任司令，薄一波兼任政委，下辖两个独立师，此后不久改称京津卫戍区；1959年1月22日，撤销京津卫戍区，组建北京卫戍区，归属北京军区建制；1963年，北京卫戍区缩编，司令员是曾美；1966年2月24日，中央军委调25军参谋长李家益任司令员，组建北京卫戍区独立团；1966年5月18日，确定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

这一天，正是林彪五•一八讲话之时，扩建北京卫戍区，防范“政变”的意图昭然若揭。也就是说，组建首都工作组，林彪应该是知情人之一。

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此后又由新华社全文转发后，传遍全国，文革急剧升温。为了在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前，完成选调警卫部队，扩建北京卫戍区领导机关，使首都安全得到保障，让毛泽东放心，周恩来领导首都工作组，很快拟定了北京卫戍部队的组织结构与扩编方案，以四个师组成北京卫戍部队，

原中央警卫师改称警卫第一师，

北京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第2师，这两个师以执行城区和近郊区重点保护目标的警卫任务为主，以部分兵力执行机动任务；

选调24军的第70师为警卫3师，仍驻怀柔地区，

调63军的第189师为警卫4师，部署在南苑、长辛店和北郊的清河地区。

1966年5月26日下午3点半，首都工作组会议原定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但临时改在一茶炉房召开。与会人员有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谭旌樵等。在会议上，叶剑英说：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是一件大事，不能马虎，要按原则办事，按军委关于部队调动的规定执行，要有严格的程序。今后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警卫部队执行任务时，一定要经总理批准。周恩来说：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1966年5月29日，毛泽东批示“照办”首都工作组的有关报告。

此后不久，叶剑英指示：位于高碑店的第112师，位于天津的第196师和位于宣化的第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

1966年5月31日，周恩来指示：6月3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要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

1966年6月3日上午，北京卫戍区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周恩来主持，杨成武宣读命令，傅崇碧代表全体官兵宣誓：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

而杨成武还指出：卫戍部队的具体任务，按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

叶剑英也发表了讲话，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等参加了会议。

1966年6月6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搬到三座门办公，原住在三座门的临时性单位全部搬出。三座门是中央军委的一个活动中心，看似普通庭园，有一镶嵌着为人民服务的大红字照壁，警卫森严，异常神秘。神秘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搬进之后，它就更加神秘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进驻三座门之后，工作全面展开，范围不断扩大，人员不断增加，一度扩大到二十多人。办公室下设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

张民说到社会人口清查清理工作，的确伤害了不少人，但他也说，“这个灾难也不都是首都工作组造成的”，“在红卫兵的冲击下，没有什么政策可言，原来首都工作组按周恩来部署的一套方针政策，已经不起什么作用。”

红卫兵所作所为又该谁来负责？而邱会作的回忆中，则提到有一个勘察小组：“为了具体进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小组成员有杨成武、邱会作、汪东兴、万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杨成武为主持人。

勘察小组对北京城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对远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南口、紫金关两个中央首脑指挥工程；房山、长辛店的广播发射台和劳改农场、秦城监狱等。对近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战时指挥所），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西山（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还勘察过密云、顺义、通县、长辛店等处卫戍区部队的外围部署地区。对城内曾经勘察过的有：电视大楼、电讯大楼、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围的高层建筑。电讯大楼屋顶上，距离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径只有几百米，肉眼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在楼顶开会，研究过对中南海的保卫和安全问题。”

关于首都工作组，后来担任北京市主要负责人的吴德曾有回忆。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时，被选中调来北京，任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中共“十大”吴德进入中央政治局，一直担任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吴德近年有一部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据吴德回忆，“首都工作组”不仅主持改组北京卫戍区，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甚至连改组北京市委这样的大事，都是由这个“首都工作组”在具体主持操作。由此，一方面可见当年这个“首都工作组”确实非同寻常。

吴德写道：“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逮捕。“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这种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

而据邱会作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的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非常保密，因为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

在周恩来主持和指挥的“首都工作组”完完全全控制了北京后，毛泽东在1966年7月18日乘专列回到北京。

1965年11月12日，即《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天杨尚昆被撤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继任）两天后，毛泽东离京赴南方。

此次返京，北京政治形势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自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因对文革运动到底怎么搞法，心中全然无数，多次请毛回京坐镇，毛泽东执意不回。事后看，毛泽东及江青等，是担心毛的安全得不到百分之百的保证，担心遭到刘或其它人的“暗算”。

毛泽东返京前一周的7月11日，周恩来曾专机飞临武汉。在当天及第二天，周恩来连续单独去见毛泽东。周为何赴武汉？是毛泽东召他去还是他自己决定去？《周恩来年谱》仅简单记载：“7月11日 飞武汉。”“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至于谈话内容，未作更多披露，只提及毛给周看了几天前写给江青的信。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上下卷《毛泽东传》，对此更是只字未提。

反而如此写道：“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

也许是毛因为打算返京，独召周恩来赴武汉，详细了解首都现状及高层动向，尤其是北京安全保卫及局势控制方面是否万无一失，以决定是否返京及何时返京。

周恩来也一定会向毛泽东全面汇报“首都工作组”组建运作详情，以及卫戍区部署、部队调动等等，让毛对北京安全以及对整个局势控制心中有数。其后，周恩来又专飞上海见江青。名义上是将毛7月8日那封信转交江青。实际上，也是将北京高层动态，及北京安全防范情况包括部队部署告诉江青，让其彻底放心。因为此前江青说过：“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以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正是如此，才有了7月18日毛泽东离京半年多之后的正式返京，而且重回第一线亲自主政。

刘少奇得知毛泽东返京，曾想登门汇报，却被毛因为劳累婉言拒绝，而毛泽东却接见了陈伯达、张春桥等。

7月19日深夜，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才在怀仁堂见到了毛泽东。返京后在10天之内，毛泽东采取了两大动作。

其一，宣布撤销文革初期派往各学校和单位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并以此为由，追究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任。

其二，决定紧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机构（包括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进行全面改组。

中共八大党章规定，每年或至少两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但自从1962年9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再未开－次中央全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仅有74名中委、67名候补中委与会，却另有47名非中委或候补中委的人“列席”。

这些列席者，包括江靑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还有北大“第一张马列大字报”作者聂元梓在内的十多名“革命师生代表”，有的人不是党员。全会议程和时间也多有变化。原定开5天，后来开了12天。

原定议程，会议第一天由邓小平以总书记名义向与会者宣布说明，主要有：讨论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议确定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决议等。

会议中途，毛泽东于8月5日，写下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于8月7日临时作会议文件散发。

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和结局，也由此大变。

列席这次全会闭幕式的吴法宪谈及当时自已所经历的一些内情：

8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它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等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吴法宪还说，当时在场的那20多位高级将领和部长们，听后全部都沉默不语，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当时在场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恩来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会也就散了。”

8月12日，全会闭幕当天，根据毛泽东提议，改组了中央机构，重选了政治局常委（本来选举政治局成员和常委应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第八位。

当天，刘少奇在会上作检讨性发言。他说，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它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刘少奇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

就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和当天，叶群两次找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写刘少奇的材料。

8月14日，林彪将这两份材料通过江青交到了毛泽东那里。

9月10日左右，刘少奇写出了《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呈报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于9月14日复函刘少奇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接毛泽东复函的当天，向已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致信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刘少奇有所不知，就在他给周恩来写信两天后的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以薄一波等61人出狱事为题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毛泽东当时没表态，将之存档留下材料。而江青等人已在秘密建立针对王光美（实为整刘）的专案组。

11月12日，刘少奇在出席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后，就再没在公众场合露面，一直处于软禁中。

在1966年的8月12日前后，叶剑英向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传达周恩来指示，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游行大会，大会之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首都红卫兵。

叶剑英要求，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要协同北京卫戍区做好组织指挥和安全警卫工作。

8月15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接到通知“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已决定于8月18日上午举行，规模100万人，广场安排30万人，70万人游行通过天安门。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除留一人看家外，全部到天安门城楼值班和参加现场工作。

此后毛泽东的十次检阅红卫兵，首都工作组及其办公室都是不遗余力恪尽职守完成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提到于1966年8月25日正式成立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其骨干是北京西城八中、四中等学校的高中红卫兵倡议，海淀区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和东城区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成，俗称“西纠”。周恩来发现了“西纠”，并予以大力支持，“红卫兵有许多创造，纠察队就是一个”。为了表彰和鼓励“西纠”，周恩来亲自点名西纠派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西纠”成立之后，不断发布“呼吁书”与“通令”，积极介入文革。周恩来多次接见“西纠”总部主要成员，“西纠”紧密配合周恩来，不可避免与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发生激烈对抗，“西纠”总部主要人物之一孔丹有一《难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有“西纠及其通令”、“西纠的活动”、“母亲与西纠”、“西纠祸及父母”等章节，详细叙述了西纠在文革中的种种作为，其中有他去给毛泽东戴西纠袖章被周恩来阻止、叶剑英为西纠解决具体问题、西纠配合首都工作组等细节，当然也说到了他的母亲许明的自杀并且留下遗书：关于西纠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与总理无涉。

戚本禹也在《回忆江青同志》一文中，提到了许明自杀前还与他通电话的细节。说“西纠”是首都工作组的倚重力量，应该是事实。

由于毛泽东明确表态，“西纠”存在了一个月左右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强里面而强令解散寿终正寝了。

“联动”比西纠成立晚，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石油附中、101中学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商议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和行动委员会，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集体主持日常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牛皖平是主要负责人。联动成立，矛头所向，就是中央文革，但联动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之间是否有着密切联系，尚不得而知。

实际上，首都工作组在完成调兵遣将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之后，很快就陷于事务性的工作。

据参与该工作组的张民回忆，此后的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协同北京卫戍区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搞好组织指挥和安全警卫工作；

二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保护一批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科学家等；

三是维持好首都的秩序，使首都不致发生重大的动乱事件。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林彪一同出席，大会的警卫工作即由“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卫戍区共同担负。现场的参谋人员在临时的作战值班室完成了通讯系统的检验，并与军内各重要部门取得联系和沟通。这次庆祝大会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第一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首都工作组”又马不停蹄地为毛泽东组织忙碌了以后多次的检阅红卫兵活动。

比如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提出的方案之一是，50万红卫兵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由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再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接见大会的方式完成整个接见过程。

由于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组织方面存在“散”和“乱”的严重问题。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下面分别编组若干个团、营、连。各大“联指”分别由北京军区、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联指”的总指挥由师以上首长担任，其他团长、营长、连长由部队相应干部担任。

另外，还从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抽调干部，分别到各营、连做红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负责物资供给，保障红卫兵的生活需要。事实证明，“联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各“联指”对红卫兵进行了军事化的训练，按班、排、连、营、团组织序列，由部队的干部带领，不仅加强了纪律教育，而且还严格管理，在以后毛泽东多次检阅红卫兵时，红卫兵们原来的“散”和“乱”得到有效的改进。

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在三天内筹集了6000辆卡车。当时“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几个参谋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分别打电话从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司令部，及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抽调汽车，火速集中到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最终所调的6000辆汽车全部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保证了11月10日检阅活动的进行。

　　文革初起时，一些老干部被点名批判，一些人被联动保皇派抓走，最早被抓的有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得到报告后，紧急报告周恩来。周通知北京卫戍区尽快将被抓走的人找回来。事后周恩来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协同卫戍区认真研究，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在中国科研前沿搞“两弹一星”的专家们在此时也未能幸免被揪斗和关押，北京卫戍区在聂荣臻的要求下派出军队保护这些专家的人身安全，以保障科研工作的进行。此外，一批著名的统战人士在毛泽东指示下，周恩来也通过卫戍区予以保护，如章士钊、宋庆龄、郭沫若、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李宗仁、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等。

　　针对文革期间北京卫戍区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对一些老干部实施的“监护”，如彭真、罗瑞卿、黄克诚、彭德怀、王尚荣、刘志坚等人。周恩来解释：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不能随便自由行动，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

　　“首都工作组”在文革中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维持首都的秩序和安全。1966年8月底，北京某中学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路牌换成“反修路”，并要在现场召开命名大会。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提出加强警卫力量，以免发生不测。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立即采取三项措施：

（1）红卫兵可以改路名，但不要在大使馆前开大会，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墙上，更不能冲击大使馆；

（2）北京卫戍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徒手到现场执行警卫任务，防止红卫兵采取过激行动；

（3）“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和卫戍区要派人到现场检查巡视，防止发生不测事件。如有紧急状况要立即报告。

“首都工作组”在维护北京地区秩序与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66年8月22日，总参谋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代总参谋长、党委书记杨成武作机关开展文革运动的动员报告。下午总参通讯兵部有人到总参机关所在地旃坛寺贴大字报，指责杨成武的讲话压制革命群众。此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大字报，矛头对准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8月25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陪同的有总理周恩来、代总长杨成武和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国防部外事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陪同和引见的人还没有到场，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

周恩来与杨成武商量后，同意潘振武不参加当天的接见活动。

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潘振武参加上述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的活动，而在于当天叶剑英以军委名义做出限制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多条规定，并下发全军。

8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

大意是：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以后再酌情处理；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

这一精神显然与军内机关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

8月25日，总参作战部和国防部外事局的一些人贴大字报，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拿着质问信、抗议书等，质问代总长杨成武和潘振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

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此时，贺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亦贴出《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杨成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据张民回忆，王尚荣和雷英夫当时受到一批“极左派”群众的压力，并未细看大字报内容，也没有慎重考虑大字报的后果，不知道其中有攻击杨成武、王新亭的内容，就“稀里糊涂”地在上面签了名。这张大字报的出现引起了总参各部的连锁反应，总参各部、各局陆续出现揭发批判杨成武、王新亭的大字报，解放军的中枢部门总参谋部出现不稳、动乱的迹象。

　　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紧急召开军委会议，萧华、张爱萍和杨成武等与会，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林彪认为仅仅批评王尚荣、雷英夫是不够的，坚持撤销此二人的职务。

在31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上决定撤销王、雷二人的职务，停职反省。

在“八•二五事件”刚刚发生时，“周总理知道后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这个看法实际上与林彪的动作不谋而合。

针对发生在总参的这一事件，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接见外宾时说：“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军内一部分人批判杨成武如同前不久空军、海军一些人批判吴法宪、余立金、萧劲光、苏振华等人一样。

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却不能容忍地方文革运动中的造反夺权事件在军内发生。王尚荣、雷英夫虽然不是大人物，但快刀斩乱麻地撤销他们二人的职务却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军队的领导权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自从罗瑞卿事件后，杨成武实际上成为仅次于林彪、叶剑英的军队实权人物，军委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如无毛泽东、林彪、叶剑英等人的首肯，很难动摇杨成武在军内的地位。

由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正副组长皆被打倒，周恩来临时抽调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德出面领导，然后再调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兼管“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工作，使之能够继续运转。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整个政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方面利益及权力的较量与冲突，“首都工作组”的工作到1966年下半年，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首先是“首都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先后受到冲击，如王尚荣、雷英夫等，以后甚至被打倒靠边，其自身难保，无法再参加“首都工作组”任何工作。

北京市委的李雪峰、万里也都被打倒靠边，

再以后是身为国务院秘书长、一直是周恩来总理手下主要助手的周荣鑫，因为“西纠”问题，在一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就是挨批斗，被停止工作。

到1967年初，刘志坚、郑维山两位军中将领，也先后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无法工作。

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王尚荣、雷英夫、于桑等，也先后在本单位挨批斗。整个“首都工作组”，仅剩下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傅崇碧等几个成员，而1968年初的杨余傅事件是否与杨成武、傅崇碧等人参与首都工作组有关，很难说清楚。

2月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由于2月10日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与陈伯达这一背景，出席碰头会的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3人找江青汇报会议情况。江青当即安排3人直接面见毛泽东。

2月17日谭震林致信林彪，指名痛斥江青。

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紧急召集会议，当众大发脾气（？），使得主持这次碰头会的周恩来不得不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立即指示要对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3人开“政治生活批评会”进行批判，并让3人“请假、检讨”。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开了7次“批评会”，除几位元帅、副总理检讨外，周恩来再次检讨。

叶剑英基本上靠边站，被停止工作，周恩来处境也很艰难，郑维山因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被批斗，他也要主持北京军区工作，也要做检查等原因，已经很少到三座门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来了。

1967年6月，周恩来终于在已经递送一个多月的请示撤销首都工作组的报告上签字“同意”。

1966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为头，以“革干子弟”为骨干，先后成立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以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工作组的路线。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卫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坏、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对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要求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道理，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条”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亦置之不顾，而是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我们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我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我，她也从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为，对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总理对他们这些胡乱打人的行为同样是坚决反对的。在会上，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

　　戚本禹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做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我一到那里，在那里的头头们都已经知道我要过去了，他们确实是消息灵通，早都聚在门口等着我们了。起先有几个人还想上来阻止我进去，但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军战士制止了。战士们说，这是中央首长，你们谁不服从指令，我们奉命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你为什么要打她?她说，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说，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样打地。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 结果装了满満的好几筐。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我问他，是市里的什么人给你们指示的？他说，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调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掉了。査都没法査。

　　回来后我就向谢富治说了这事。谢富治说，这絶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他们根本没有向公安部报告过此事，估计是“首都工作组”给他们下的命令。

谢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之一。

我问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那你也应该知道啊。谢富治说，那里全是军队的人说了算，他在那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谢富治不同意他们乱抓人、乱抄家、乱打、乱杀，认为他们这种做法与历来的做法都不一样，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多管他们的事，连开会都很少去参加。

　　我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带回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当场就向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所有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带去的这些血迹斑斑的刑具，就喊了起来，你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拿下去。她这个人是见不得血的。不过她很快就说：他们这么做，不是想给文革抹黑吗？她的政治敏感性确实很强。叶群也明确表示林彪从来是反对打人的。可陈伯达这时却在一边说，革命嘛，总是会伴随着血腥味的。还引证说，这是高尔基说的。他还学着江青以前批评我的话，说我是不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没经过革命风浪，书呆子。所以9月以后我们继续去取缔这时已由这些“老红卫兵”为主体组成的“西纠”、“东纠”那些关人打人据点的时候，有时会叫上陈伯达一起去。他到现场去一看，那些残酷的场面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后他反对“西纠”的“老红卫兵”暴行的时候比我还起动。

　　1966年的8月下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里，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为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里，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调“红卫兵”的年龄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学生。而且他们说，在他们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也有当地的警察带路。

　　那时候，康生的孙女张力在大兴县当团委干部，她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里的。王力认识她，我们就打电话叫她过来。张力告诉我们，事先确实是接到了上面的指示的。但具体是那个上级，她也不太清楚，因为别人对她进行了封锁，不跟她讲，开会也不让她参加。她说，她当时也没法出来说话，不然别人就会指责她阶级立场有问题。她还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我们也向陈伯达作了汇报。陈伯达开始还不把它当回事，只说你们处理得对。我们对陈伯达说，你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我们只是个组员。出了这种事，如果主席追究起来，你的责任就大了。我说，这事你要出来讲话的，否则你将来是要负历史的责任的。他一听也吓坏了，第二天，他就出面讲了话，强烈地指责了这种法西斯暴行。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关锋看问题比较尖鋭，他说，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搞破坏，故意用打人、杀人来制造混乱。我说，可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是谁在背后故意搞破坏的直接证据。关锋比我沉着，他说，我们不能光写打人的事情，我们得先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成绩，说一下红卫兵怎样意气风发 怎样破四旧立四新，做了很多工作。先写这一些，然后再说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一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等随意打人，甚至杀人的问题。而且他们是盲目地打人、杀人。同时在我们报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问题。随便什么人，戴个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这怎么行呢？

　　在这个报告里，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因为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杀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报告中写上了。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关锋还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用打、砸、抢、抓、杀、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给了林彪、总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此外不知道是为什么，主席还特意把它批给了薄一波。为什么主席批给薄一波？这个问题我问过陈伯达。他说，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运动情况，不仅万里卷进了这些事情，薄一波也卷进去了。我又问，万里是彭真信任的人，应该是靠边了，为什么还在工作？陈伯达说，刘少奇、邓小平都信任万里，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着，8月2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亲自找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里开会。在会上，我们把“老红卫兵”的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乱杀人的事都具体地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

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

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

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

叶剑英则一声不吭。

毛主席郑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用文斗，不能用武斗。在不久前中央发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这话（这话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里没有说这是毛主席说的）。

会上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发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这以后，“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

　　接着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讨论，关锋把这些“老红卫兵”等组织的活动总结为是刘、邓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实质上是刘、邓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关锋在理论上的确是有高度的。王力也很慷慨激昂他拍着桌子路它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文化革命的羊头，卖的是刘、邓路线的狗肉）。我则说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股异己的力量。

　　在我和王力赶去大兴县的路上，我们看到在那里房屋的墙上，到处都涂上了红色的油漆，还有许多用红布拉出来的横幅标语，还到处树立着密密麻麻的红旗。我们间当地的干部，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在搞“红海洋”。这也是上面有人布置下来的。我跟王力说，这样搞法，如果再在全国一推广，那得浪费多少油漆和布料啊，而且这都是要让老百姓自已掏钱的，这不是又要增加群众的负担了吗？这种做法完全是形式主义，一点意思都没有。

后来看到更多报告材料， “红海洋”在全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我们就此事专门又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到了下面有人大搞“红海洋”的事。主席对这类事非常重视，专门对此作出了批示，还让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制止搞“红海洋”。

　　12．3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文革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与动向，周总理都是随时了解与掌握的。我去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是周总理也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等等违反“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政策的现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制止的态度，周总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

　　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四中的高中学生孔丹，父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对孔丹的情况也很了解与熟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孔丹作为中学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会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孔丹、 陈小鲁等人适时牵头发起，在8月25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成立。孔丹他们自认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他们要站出来执行政策，制止武斗，维护秩序，要来纠察其它的红卫兵组织。“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车正在调査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和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立场是以保护他们的“父辈老干部”的安全与秩序为出发点的，因而很快发展为对抗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刘、邓路线对其追害的造反行动。

孔丹组织领导了“西纠”队伍，阻挠、驱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千师生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造反派师生到国防科委上访请愿，并为此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

“西纠”造反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

他们常以暴力手段来执行他们的任务，维护秩序，军用皮带、钢鞭等是他们的惯用的打人工具。对他们所认定的斗争对象，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并将八万多所谓“黑六类”家庭赶出了北京。为此祸及这类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对他们这种行为一切干部、群众和红卫兵。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色恐怖万岁！”以“西纠”为代表的、“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体的所谓“老红卫兵”，当时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愤，到了闻风色变的程度。

　　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发表后，我们继续检査与执行制止暴力行为。这时的“老红卫兵”大多为“西纠”、“东纠”、“海纠”成员了。他们以“西纠”等名义，更狂热地私设“监狱”、“劳改营”，关押拷打他们随意认定的“敌人”、“坏人”。

我（戚本禹）和陈伯达、王力、关锋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学等“西纠”、“东纠”等组织活动猖獗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去进行取缔、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缴凶器。我们去的时候，都有卫戍区军车开道，带着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去的。在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那些“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不敢作任何反抗。

经过我们的坚决行动，北京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的歪风，基本被制止下来。

　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的发动文革，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北京的中学流传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是一个充满封建统治阶级“血统论”色彩的束西。它一出来就在学生中引起了一场范国很广的大辩论。

　　江青和陈伯达都去讲了话，否定了这个对联。当时他们还是想从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这里所说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个含糊命题，可是连这个说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实，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权，他们首先就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在工作组的时候，他们大都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组被撤走了，他们就要由自己来掌权了。然而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官僚特权，你现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么他们仍然会变着法地镇压造反群众。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是所谓的“狗崽子”。即使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的学生，也不在他们的眼里的。

　　这些人当时大都还只是15、6岁的小孩子。有些话，都是他们的老子不敢讲，而由他们出来讲的。对这一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围绕这个对联的辩论中，出了一个人物，叫谭力夫。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能说会道。他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到处发表演说，大肆鼓吹那套“血统论”。谭力夫的讲话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他的讲话被迅速印发到了全国各地，农村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其传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委员。这说明当时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谭力夫的父亲过去在最高检察院当领导，原来是康生的部下。所以康生就来跟我和关锋讲，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因为康生来打了招呼，我们也不打算怎么为难他，1966年11月，我们决定把言谭力夫找来谈话，想给他讲一些道理。

　　从1966年的年底开始，一些“联动”分子先后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可是因为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著名将军陈士渠的儿子也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让他们去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可陈士渠知道以后，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陈士渠是在井冈山时期参加了革命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还表扬他“大义灭亲”。后来董老（董必武）也为他的小儿子董良翻参加“联动”的事，向毛主席写了检讨。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后，就让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联动”统统放了。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首都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保证中央和首都的安全。

首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担任，副主任雷英夫(作战部副部长)、史进前(总政保卫部部长)、于桑(公安部副部长)，其他人员来自北京各大单位，办公地点设在三座门。

5月16日深夜24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指示，并交代了北京军区的任务：调两个师来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要调两个师的兵力进京，此事重大而且紧急。廖汉生立即按照杨成武的指令，找到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副司令员郑维山、傅崇碧等人，向他们通报了情况，连夜商讨落实的方案，初步拟定调第63军第189师和第24军第70师进京，归卫戍区建制。

北京军区提出的是一个十分便捷、合理的解决方案。

5月17日下午，廖汉生将北京军区领导拟出的方案向杨成武做了汇报。杨表示：同意63军调一个师，另一个师则可以提出几种方案来，再研究。当晚，廖汉生将杨的意见转告了杨勇司令员。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63军驻石家庄的189师和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

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5月19日下午，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再次讨论，21日晚，又正式上报了方案。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据廖汉生回忆，周恩来当场确定调第189师和第70师进京，担负首都警卫任务。

5月27日，军委命令，将原属公安部队司令部指挥的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63军所辖的第189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2师，189师番号不变。5月31日，周恩来将5月26日的会议情况，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6月3日，首都工作领导小组和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有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以及北京军区负责同志参加的卫戍区营以上干部会议，简称六三会议，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上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在会上讲了话。

据傅崇碧回忆：六三会议决定北京卫戍区在原来部队的基础上（注：原有驻北京市内的首都警卫师和卫戍区独立团）增加到3个师1个团，“当时决定将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70师调来，成立警卫第3师；把63军189师调来，归北京卫戍区建制。”但傅崇碧的回忆似乎有矛盾，应该是增加到4个师1个团。

北京市军事志记载：1966年3月成立卫戍区独立团，6月1日，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189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6月3日陆军第70师改隶北京卫戍区。况且70、189师改番号为警卫第3、第4师是1969年底的事了。

傅的回忆录接着也说：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共有4个师，每师辖6个团，外加1个独立团，1个军乐团，1个干部大队，级别为兵团级。5月31日至6月6日，189师从石家庄获鹿地区进抵北京市郊长辛店、清河、南苑地区。6月15日，中央军委命令第七十师调属北京卫成区建制。从6月20日开始，至24日，全部交接完毕。原驻地北京以东顺义、通县及怀柔一线不变。至此，卫戍区扩编完毕。

“首都工作组”一切举措、行动和部署，只对周恩来负责，它不仅绕过了中央书记处，也绕过了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还绕过了中央军委和总参。

文献显示，周恩来当天书面报告毛泽东审批的决定和相应部署主要为：

其一，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由傅崇碧任司令员；

其二，调解放军第63军驻防石家庄的189师，以及第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北京，作为卫戍部队，担任首都卫戍任务；

其三，待这些部队到京后，立即对原来担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门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宣传机构的警戒保卫部署，全部作重新调整。（以上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至32页）

周恩来这份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单独约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此二人都是当时实际控制和指挥首都地区部队的关键实权人物），就部队一系列调动安排进行具体落实。

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周恩来这次单独约见军方实权人物，是事先经中央军委批准或授权，或起码告知了中央军委领导。

还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长期主管的是政府（国务院）事务，共和国以来，也从来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如今却单独召见军方高层，并做出如此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是不寻常的，有越权之嫌。他依据的，显然就是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所谓“首都工作组”。

该文献记载，三个人（实际是周恩来一人，其它两人都听周的）当天就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下来后书面报告毛泽东。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十分重要：周恩来是写亲笔信，派信得过的“信使”专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而不用领导人专用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或是机密电报等。这说明毛也好，周也好，已对此时的中央有关部门怀有戒心，怕其间相关消息被窃听被窃看。他们已经不完全相信，无论中央高层或军方警方乃至情报机构的保密电话电报等通讯方式，可以做到“绝对保密”。宁肯选择最原始最麻烦最费时的“信使送信”方法。

1967年武汉的“七二○”事件中，中共高层也采用过这种“信使送信”方法。

“首都工作组”日常工作班子的组建及负责人，据傅崇碧回忆是：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担任；办公室副主任3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办公室其余工作人员由北京军内外各大单位选调。（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其办公室正副主任均由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及负责安全警卫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出任。

1966年4月中旬，他受周恩来委派，与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同赴上海，参与对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修改（这种委派，不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派，而由周恩来直接指派，这也十分耐人寻味。说明彼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其时，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开扩大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受毛泽东指派，正在上海主持这个文件的修改事宜。其间，文件草稿已作过多次讨论修改。 有一天，几个人正在座谈讨论时，江青突然耸人听闻地当众说，她担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没有保障”，并表现出深为忧虑的样子。几个人听了不免吃惊。 作为军方人员的刘志坚，深感江青此说事关重大。思索之后，下来立即通过军内保密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北京的总参谋部。总参谋部负责人对此自然也万分重视，当即以总参名义，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要许世友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可靠部队，加强杭州地区的警戒，保障毛泽东的安全。 同时，总参负责人要刘志坚立即赶赴杭州，向周恩来及中央军委领导报告。刘志坚第二天即秘赴杭州，分别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告诉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已经采取的军事警戒及安全部署情况。（《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第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之后，江青还多次对杨成武等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还要总参及中央军委，特别加强毛泽东的安全保障工作。

据后来一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这个话，文革初他刚从东北调来北京时，奉命去见刚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叶剑英，叶剑英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吴德写道：“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而这种“安全保障”，并不是指一般性的安全警卫，而主要是“防政变”的相关军事部署大动作。

毛泽东于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面对面的严厉指责。毛泽东在讲话中厉声指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好检讨认错，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余怒不息，公然当面指斥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这时，叶剑英突然插话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没料，此话引起毛泽东更大的怒火和指责，当即厉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16页） 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座者，均为党政军最高层人物，毛泽东公然声称“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刘少奇也被激怒了，失去了冷静，当场带着有顶撞毛泽东的态度（？）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刘少奇年谱》下册第6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在中共历来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北京卫戍部队，不是按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办，而是按周恩来、叶剑英和这个“首都工作组”的指示办。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北京卫戍部队扩编的同时，在叶剑英主持下，“首都工作组”当即提出了对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及一系列整编安排方案。

该方案主要内容为：

一，在6月10日前，完成保卫北京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

二，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卫戍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级干部调配；

三，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也就在6月3日当天，周恩来对“首都工作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调整方案作出批示。其批示如下：“剑英、成武、王尚荣三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4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它三事均同意。”（以上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80页）

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江青本人）经常直接对北京卫戍区（？），对谢富治掌握的公安部发号施令（这个确实有，是谢富治支持文革小组），直接下达指示。

据傅崇碧回忆，当林彪听说叶剑英的两个孩子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在卫戍区所属部队当兵时，就给傅崇碧下令，要把他们抓起来。傅崇碧不愿这样干，就派人事先通知他们离开。

到了1968年3月，一天，谢富治突然又找他布置说（谢富治已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中央文革小组已决定逮捕叶剑英的子女叶选宁和叶向真，以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谢富治要傅崇碧带人去执行。 傅崇碧当然不干，说：“这得先给叶帅打电话，报告他老人家。”谢富治说：“一打电话不都跑逑了，还抓什么？”傅崇碧坚持说：“你不让打电话，我不派人去。”谢富治没办法，只好说：“你不去，可不要走漏了风声。”最后，谢富治另外派人去抓，自然一个也没抓到，因为傅崇碧也派人暗中通了消息。（《傅崇碧回忆录》第185页）

毛泽东的十次检阅红卫兵，首都工作组及其办公室都是不遗余力恪尽职守完成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提到于1966年8月25日正式成立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其骨干是北京西城八中、四中等学校的高中红卫兵倡议，海淀区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和东城区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成，俗称“西纠”。周恩来发现了“西纠”，并予以大力支持，“红卫兵有许多创造，纠察队就是一个”。为了表彰和鼓励“西纠”，周恩来亲自点名西纠派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西纠”成立之后，不断发布“呼吁书”与“通令”，积极介入文革。周恩来多次接见“西纠”总部主要成员，“西纠”紧密配合周恩来，不可避免与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发生激烈对抗，“西纠”总部主要人物之一孔丹有一《难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有“西纠及其通令”、“西纠的活动”、“母亲与西纠”、“西纠祸及父母”等章节，详细叙述了西纠在文革中的种种作为，其中有他去给毛泽东戴西纠袖章被周恩来阻止、叶剑英为西纠解决具体问题、西纠配合首都工作组等细节，当然也说到了他的母亲许明的自杀并且留下遗书：关于西纠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与总理无涉。戚本禹也在《回忆江青同志》一文中，提到了许明自杀前还与他通电话的细节。说“西纠”是首都工作组的倚重力量，应该是事实。由于毛泽东明确表态，“西纠”存在了一个月左右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强里面而强令解散寿终正寝了。至于“联动”，比西纠成立要晚，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石油附中、101中学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商议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和行动委员会，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集体主持日常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牛皖平是主要负责人。联动成立，矛头所向，就是中央文革，但联动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之间是否有着密切联系，尚不得而知。

　　“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首都工作组”又马不停蹄地为毛泽东组织忙碌了以后多次的检阅红卫兵活动。比如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提出的方案之一是，50万红卫兵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由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再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接见大会的方式完成整个接见过程。由于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组织方面存在“散”和“乱”的严重问题。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下面分别编组若干个团、营、连。各大“联指”分别由北京军区、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联指”的总指挥由师以上首长担任，其他团长、营长、连长由部队相应干部担任。另外，还从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抽调干部，分别到各营、连做红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负责物资供给，保障红卫兵的生活需要。事实证明，“联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各“联指”对红卫兵进行了军事化的训练，按班、排、连、营、团组织序列，由部队的干部带领，不仅加强了纪律教育，而且还严格管理，在以后毛泽东多次检阅红卫兵时，红卫兵们原来的“散”和“乱”得到有效的改进。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在三天内筹集了6000辆卡车。当时“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几个参谋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分别打电话从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司令部，及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抽调汽车，火速集中到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最终所调的6000辆汽车全部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保证了11月10日检阅活动的进行。

　　文革初起时，一些老干部被点名批判，一些人被“造反派”、“红卫兵”抓走，最早被抓的有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得到报告后，紧急报告周恩来。周通知北京卫戍区尽快将被抓走的人找回来。事后周恩来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协同卫戍区认真研究，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在中国科研前沿搞“两弹一星”的专家们在此时也未能幸免被揪斗和关押，北京卫戍区在聂荣臻的要求下派出军队保护这些专家的人身安全，以保障科研工作的进行。此外，一批著名的统战人士在毛泽东指示下，周恩来也通过卫戍区予以保护，如章士钊、宋庆龄、郭沫若、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李宗仁、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等。

　　但针对文革期间北京卫戍区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对一些老干部实施的“监护”，如彭真、罗瑞卿、黄克诚、彭德怀、王尚荣、刘志坚等人”。据周恩来解释：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不能随便自由，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但也有例外：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西郊一处部队驻地的小院，基本上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监狱。除了每天反省之外，还要经常被各种不同的人带出去到各种不同的场合接受批斗，批斗会当中还多次被殴伤。彭每天上下午各只有15分钟放风，身旁有军人随时监视。彭德怀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却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死。

　　“首都工作组”在文革中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维持首都的秩序和安全。1966年8月底，北京某中学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路牌换成“反修路”，并要在现场召开命名大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提出加强警卫力量，以免发生不测。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立即采取三项措施：

（1）红卫兵可以改路名，但不要在大使馆前开大会，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墙上，更不能冲击大使馆；

（2）北京卫戍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徒手到现场执行警卫任务，防止红卫兵采取过激行动；

（3）“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和卫戍区要派人到现场检查巡视，防止发生不测事件。如有紧急状况要立即报告。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为了对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1970年11月，中央组织宣传组成立。

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任副组长。

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同时，工会、青年团、妇联的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

撤销原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由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

1976年结束后，中央组织宣传组停止工作。

1963年7月1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陆定一、萧华、许立群(1)等开会，提出出版一批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供干部阅读，并印一部分大字本。要中央宣传部开出一个书目来，报他批准。

八月十四日，关于印大字本问题，指示周扬"同意用照相放大胶印的办法。但请注意封面不用硬纸；大书(例如《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过去例作一卷或两卷，现应分装四卷或八卷，使每卷重量减轻。"这批著作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版。

　　(1)许立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 1963 年又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1964 年 7 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办公室主任。

　　1964年7月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 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

　　1966年2月3日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召开会议，讨论自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队伍等问题。五人小组成员除周扬缺席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等十一人出席。

会后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 （后被称为《二月提纲》——编者注）。

《提纲》指出：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 》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

要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点名给以重点批判要慎重，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这个《提纲》，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

　　(1)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 1964年 7 月 设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5 人组成。

《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张、江、姚反档集团的决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四人有以下十大罪状：

　　1、进行分裂党、篡档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架空毛主席。

　　2、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妄图打倒周恩来同志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4、打击和诬陷***。

　　5、在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6、阴谋推翻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7、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8、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

　　9、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10、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摘录）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通过）

全会一致认为，粉碎“四人帮”九个多月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大得党心、军心、民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全国到处是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国民经济正在出现新的跃进局面。实践证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央政治局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和对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全会一致表示同意。全会认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同林彪一伙勾结在一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大以来，王张江姚“四人帮”使用种种阴谋手法，猖狂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架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

他们利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阴谋组织自己的“内阁”，妄图打倒周恩来同志。

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疯狂打击和诬陷***同志。

他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先后确定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极端仇视，疯狂反对，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

他们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阴谋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决议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们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归功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决议指出，根据调查核实的大量证据，已经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全会对“四人帮”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表示极大的革命义愤。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1966.02.12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个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是剥削阶级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我们在斗争中，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或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及原件附件之二

1966.05.16；中发［66］267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同志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各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同志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段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共印三九，九八五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