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改开40年,从纳米小洞儿同志的刺激说开 -- 真历啊
不知不觉,改开已经40多年了,眼看着就奔50年去了。
当年对毛时代的种种指责如果落实到自己的身上呢?什么叫本来应该取得更大的成绩?而这40年代,本来又应该取得多大的成绩呢?
时间这东西,很公平!很公平!很公平!不是么?你们某些先生指责毛时代取得的成绩慢,是不是今天也报复到了自己的身上呢?
无论怎样,毛时代的水库建设的功劳就在那里摆着呢,这些年很努力的建设各种的大坝,现代化大坝,那么,当年的水库建设可有可无么?不是的,就在那里,这是一座座在用或者病险的丰碑啊!不是么?
如果单纯比较GDP,那么这些水库价值当年的GDP多少?价值今天的GDP又是多少呢?
我想这不是没有数据可以比较的,但是敢不敢像中国的基尼系数一样亮出来,这是一个国家的勇气!!!有这个自信嘛?
说到这里,海外学子不归,当然有各种的原因,然而比钱学森他们更艰难嘛?当然不是,而是确实国家还有严重的问题导致大家现实或者心理的问题。
这些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说的是,改开后的后三十年是不是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了中国的科技人员的地位有待提高?导致了大家心里对此还有芥蒂或者不满意,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嘛?
看看这张图,有何感想啊?
这说明什么,作为同样的世界第二,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培育除自己的科技人员体系,导致大量的海外人员没有回来嘛。
这说明前段时间的各种科技计划几乎都是狗屁啦。没有达到目的啊。
还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外流,高级资本家外流,问题在哪里?这说明这个世界第二比苏联是不是差多了?
大家当然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但是我个人认为,哪有那么大啊,当然抗疫国家的表现基本是很好的,但是还不够,不是么?
直到今天,西方的抗疫问题也没有导致大家的慌乱感,不是吗?是的呀!
这就死血淋淋的现实呀。
改开要50年啦!是不是要好好比较一下数据,究竟哪里进步了,哪里退步,真的心里没数吗?
指责文革时期必然不会进步的理由和数据到底是什么嘛。你们为什么对那十年有那么大的需求呢?为什么要求那么大呢?
呵呵。
我在河友孟先生的讨论中发了张春桥和王洪文的离婚文章啊,这一看就是今天显然的主流的文章,有点骂他们忘恩负义的,但是当然最主要还是黑化他们。
然而,但凡是有点人性的人啊,就能很明显看到以下的要点啊:
第一,他们预知了危险;
第二,他们不怕自己面对危险;
第三,他们知道走资派要翻案;
第四,他们为老婆考虑;
第五,他们的夫人在当时就表现出来了极高的人性;
第六,他们的夫人在他们被判刑后也对他们不离不弃,表现出了极高的人性光辉;
第七,他们很坦然啊;
第八,这篇文章反证出了他们的高大,不是吗?那位肖木的想法,如果不是编者、作者自由发挥,就是说明肖木很操蛋!张春桥他们要怕了,需要那样么?
张春桥为了老婆离婚可谓绞尽脑汁啊,但是呢,呵呵了。真是喜新厌旧吗?揣测这点的人才是卑鄙无耻吧。
难道这些文章还有继续存在的一毛钱的必要性吗?难道真的不令人作呕吗?
真的太恶心了,颠倒黑白到了这种地步,合适吗?
所谓文革十年四人一手遮天,呵呵。
我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维持这种谎言,维持这种模式,这样,真的好嘛?
科研体系主要靠企业,事业单位靠不住,类似于陕西农民挖到价值连城的汉唐文物,然后事业单位经层层审批后发放奖金一万元。
他们可以说,这是为日后翻案留下伏笔,就说是故意的。或者是内部人士有意留下的漏洞。
这种曲折的逻辑不是说没有,但是大部分我个人还是感觉是无病呻吟。
济南战役,粟裕的意图是围点打援,在他的计划之下,整个华东野战军被分成为攻城和阻援两支队伍,其中攻城部队大约占华东野战军44%,而阻援部队占了56%。
因此攻城的速度上可以放慢一些示敌以弱,这样既能诱出徐州方向的援军扩大战果,也可以减少攻城部队的伤亡。而许世友的想法相对简单多了,那就是强攻济南,用最快的速度吃下济南这块肥肉,至于徐州方向的援军能吃多少算多少不必强求。
事实上在当年七月的时候,粟裕将军就已经开始提出攻克济南的建议,并且以当时山东兵团的战斗力攻克济南并没有问题,同时,他还认为攻克济南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城一镇的得失。
济南作为华东地区的重镇,一旦被围困,势必会吸引国共双方的注意力,徐州方向的国民党三大兵团必然会北上驰援。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不仅仅只动用山东兵团,而是调动整个华野,整个战略意图就是从单纯攻克济南改成了围点打援,济南虽然有重兵把守,但当时几乎已经成为了孤城,被我军团团包围,可以说是翁中之鳖,迟早都会被打下来。
(注意,王耀武也早不做打算,既不给兵,也不让跑,王耀武认为守住毫无胜算,此时王耀武已经释放地下党和解放军战俘)
若是能再缓缓工程的同时,借此机会吞掉徐州三个兵团,一举消灭国民党在长江北岸的有生力量,那就能随时饮马长江剑指南京,相当于提前拉开大决战的序幕。
中央电文中指出:“许谭攻济南,可先占领机场,以两三个星期完成攻城准备,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
华野代司令员粟裕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仅仅以山东兵团实施济南战役,力量是不充分的,请求休整一个月左右后,集中华野全军再发起济南战役。
西柏坡采纳了这一建议,7月23日复电粟裕和许谭,批准华野全军休整一个月。在休整期间,粟裕跟陈士榘、唐亮等野司首长多次研究后,于8月10日给西柏坡发出了一封长电,提出了关于下一步作战的三个方案:
1、集中全力出豫皖苏,以运动战寻歼邱清泉整编第5军,解决掉这一大敌;
2、集中全力攻济南,对于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兵力阻击之;
3、攻济与打援同时进行,有重点地配合和使用兵力。
粟裕在电文最后特别说明:“我们详细研究了以上三案,认为以执行第三案为最好”,这个第三案的核心部署,是以山东兵团所属的两个纵队首先攻击济南机场,而集中11个纵队的主力准备打援,待重创或者击溃杜聿明的援军后,再回师全力攻城。
山东兵团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就回忆,战前“在曲阜会议上有争执,主要是攻击时间问题,我说最多20天,被大家挖苦的不得了”,毕竟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型攻坚战,而守敌王耀武又不是无能之辈,轻敌肯定是要不得的。正是考虑到了济南是块硬骨头,所以粟裕才决心先打援敌,然后从容收拾王耀武,做长时间围攻之准备,这是非常客观的。
但是西柏坡敏锐地发现了作战计划中存在的问题:你们第三案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指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援敌,形成一次大的歼灭战),其弱点是只以两纵队占领飞机场,对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援敌必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办法。
1948年8月20日,粟裕等华野首长按此电指示,在曲阜召开济南战役作战会议,经过五天五夜的详细探讨,最终形成了“攻济打援”的战役决心。
为了保证打援作战的顺利进行,粟裕同时请求调苏北兵团加入山东战场,西柏坡第一时间复电同意,命令韦国清率两个纵队另一个旅北上,所有部队统归粟裕指挥。在曲阜会议的最后一天,粟裕在兵力分配上进行了重大调整,华野所有参战部队被分为攻坚和打援两大集团,其中攻城兵力14万人,占全部参战兵力的44%;打援集团18万人,占全部参战兵力的56%。
1948年8月31日,粟裕上报华野关于攻济打援的详细部署,西柏坡复电完全同意。
以约18万人组成阻援兵团,由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指挥:即以4、8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3旅,位于金乡、城武、巨野、嘉祥地区,构筑若干道防御阵地,坚决阻击可能由商丘、砀山地区北援之敌;以鲁中南纵队4个团及第7纵队一部于官桥至滕县之间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节节阻击可能由徐州北援之敌;以第1、第6纵队、第7纵队主力、隶属粟兵团的中野11纵队,以及苏北韦吉兵团2、12纵配属特纵炮兵第2团、第3团两个连,分别集结于济宁、充州和滕县以东地区,待机歼击沿津浦路北援之敌。以11纵和各军区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配合下,积极向当面之敌出击,破坏津浦路、陇海路,牵制国民党军,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 [8]
党中央决定:
“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粟裕提出:
“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休整时间一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于打援中选择有利阵地,求歼邱兵团之大部或全部。”
8月10日,粟裕又向中央军委提出集中华野全部30万人全军参战,并且提出了 “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三个作战方案进行选择。
蒋介石曾制定了一个投入27万兵力的会战计划,要王耀武率10万人守军“确保济南”,要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随时准备北上增援,在兖州、济南之间同华野主力会战。然而,这个部署不仅晚了一步,而且由于徐州地区的敌人,慑于粟裕打援集团兵力如此强大,一个个都不敢贸然进犯,最后没能落实。
8月10日,粟裕将自己与陈士榘等人计划的三种攻打济南的作战方案,上报给了毛主席,同时也发给了山东兵团司令许世友,谭震林等人。
毛主席看完作战计划,选择了其中一种,他回电: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
粟裕曾给许世友发电时讲到:完成攻济之各种准备。
在此之前的华野外线与内线重新会合,已经过去了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有些独立部队作战养成了本位主义,不太愿意接受统一的指挥,陈毅曾说过:“一年来最头痛的是本位主义、山头主义。过去是农村环境,各自为政,各有各的一套,合起来就不习惯,统一指挥也不高兴,成为掩护贪污、腐化、浪费,破坏团结统一的坏东西。”
许世友当时并不愿服从粟裕的指挥,8月20日,粟裕在兖州准备和许世友,谭震林再一次商议攻城细节,但是许世友没有出席,他在胶东疗养。
几天后,粟裕给军委发电称华野攻克济南信心甚高,毛主席欣慰的同时还有疑惑,为什么许世友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电报里?他当即回电: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
在电报的最后,毛主席以商量的口气说:“如何,请酌办。”接到主席电报,粟裕当即给许世友发电,要他前来济南前线,指挥攻城作战。
8月25日到29日,粟裕在曲阜主持了华野纵队以上级别将领的军事会议,布置了济南战役的具体任务,许世友没来参与。
会议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为四个部分:
一、攻坚集团,由东、西两个兵团组成:
一是以原山东兵团的9纵、13纵及渤海纵队(6个团)共24个团为攻坚东兵团;
二是以原华野外线兵团的3纵、10纵及鲁中南纵队(4个团)共19个团组成攻坚西兵团。
二、打援集团,由原华野外线兵团所属的1纵、6纵、中野11纵、山东兵团的7纵、苏北兵团7个团和鲁中南纵队4个团共52个团组成。
三、阻援集团,由原华野外线兵团4纵、8纵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共20个团组成。
四、扫荡部队,由原华野外线兵团的两广纵队和野司特务团组成。
8月31日,粟裕等人联名将这份作战计划上报给主席,并且提议9月16日进行济南战役,主席回电:完全同意,随后,粟裕在华野发布了《华东野战军济徐作战预备命令》
粟裕明确的指出,要许世友担任攻打济南的前线总指挥,他发电要许世友迅速来到济南前线,但是许世友并没有回电,9月7日,毛主席给粟裕发电,问许世友的行踪。
这个时候,许世友再次受到主席督促,他不敢再推脱,随即前来作战指挥部,许世友来了以后,对于粟裕的作战计划,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粟裕的作战计划没有集中兵力,因而他提议将攻城西兵团中的两个纵队抽一个纵队到铁路以东。
这个时候,负责西线主攻的10纵司令宋时轮告诉粟裕,敌人在济南机场的外围兵力已达5个旅,对此,粟裕要求攻城部队东兵团中抽调13纵全部至少一个师,协同西兵团完成迅速攻占机场的任务。
同时,粟裕也给许世友回电,拒绝了他从攻城西兵团抽调部队到铁路以东的建议,粟裕指出:攻济之第一步要求,似宜以迅速攻占机场断绝敌人空援为目标,许世友对粟裕的态度,明显很是不喜,他跨过华野指挥部,直接跟军委发电,要求为自己集中增加兵力进行攻城。
毛主席看完后回电的第一句话是:你已到前方,甚慰。同时,毛主席在回电中也指出,对于粟裕的作战方案,他是十分赞同的,他还给许世友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
许世友再也没有提要为自己集中兵力的事情,济南战役9月16日打响,粟裕为华野全军总指挥,许世友为攻济前线总指挥。
众所周知,粟裕在华野是代司令兼政委,虽然是一把手,但是华野很多将领对他并不服气,粟裕也知道如此,因而当时他一直建议自己成为副司令,由陈毅担任一把手,直到后来主席将陈毅调到了中原局,粟裕才勉强成为了代司令。
粟裕作为军事统帅,他深知两军交战时,如果部队将领不服从命令时带来的后果,毛主席也知道他的难处,他准备调陈毅回去,但是中野事多(哈哈哈哈),陈毅回不到华野,这时,毛主席便给曾经华中局的一把手饶漱石发电,要他回华野帮助粟裕整顿内部纪律。
9月27日,毛主席给饶漱石发电:到华野前委后,可帮助工作一个时期。
10月5月,华野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召开,在会议上,饶漱石明确的提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是军事会议中讨论作战、编制、后勤、教育等问题时,华野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中央对华野的作战特别满意,但对华野后勤没有制度、造成浪费,以及部队的骄气,提出严肃的批评。
饶漱石说:“中央责成我要在华野全军展开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对不服从前委领导的违反纪律的各负责同志要执行纪律处分,此次打济南,我们估计这次战役将是空前的,中央对各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
会议结束后,粟裕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对许世友的山东兵团,进行了重组。
原山东兵团原下辖7纵、9纵和13纵,粟裕将其主力9纵与原外线兵团的10纵进行调换,即新的山东兵团下辖7纵、10纵和13纵,9纵则和1纵、3纵、4纵、6纵、8纵、鲁中南纵队等部队一样,由华野司令部直辖。
这一次重组以后,许世友就离开了战场,直到越南战争。
重点还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和毛主席军事思想完全符合!
@cba
这时粟裕叫屈?呵呵呵。
粟裕会因为这个叫屈啊?
@cba:
你黑粟裕挺带劲啊。
如果不是影响,他会怎么做?
我没说粟裕正好堵上,你是没看我的电报么?
我前面的电报,应该是昨天吧,说的就是在南边,范围相对宽泛。
B站视频也体现了这一点。
当年法院判决金庸父亲的罪名是“抗粮不交、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藏匿枪支”。
从某些辩护性叙述看,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查树勋确实少交了粮食(辩护言论称“粮食在佃农手里,佃农自己交了,查树勋家所交的粮就少了”),在家里窝藏过土匪(辩护言论称被窝藏的土匪其实是查树勋的小舅子),从家里搜出了枪支(辩护言论称是小舅子偷偷藏的,查树勋夫妇并不知晓)。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查良镛,这个时候邓小平要收回香港,需要用金庸,(认为)金庸是香港最有影响的人。邓小平跟他说,以前的事儿咱就不算了,团结起来向前看。
因为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几年后,1985年7月23日,海宁县法院撤销了原判决,宣告他父亲无罪。
这事挺值得研究的,他父亲到底有罪没罪?是原来的判决错误,还是这个撤销判决错误?
当地政府显然是根据新时代的要求,为了讨好金庸,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金庸是怎么回复的呢?金庸致信海宁县委,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金庸这个信写得非常得体。政府是善意,要感谢,他没有说对不对,他把是非含糊过去了,用了春秋笔法,“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
是这么评价的,没说你们这个撤销就是对的,但是承认你们对我好,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