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艰难困苦，玉汝成之（一） -- 史文恭
史注：下面一段是胡继成将军回忆录里最打动我的部分。按照个人的经验，所有的开国将军都有很多故事，可惜的是时光匆匆，带走太大的传奇。把胡继成将军少年时所受到的这段磨难岁月整理出来，是希望给现在的我们知道，先辈走过的道路是何等的曲折痛苦，这也同时解答了为什么开国后我们拥有一批如此优秀的开国高级将领和干部。其实这也是100年这个伟大的政党能够取得如此超越古人和同时代其它国家辉煌业绩的本质原因，中国共产党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总有一群真正经受各种考验但始终砥砺前行的脊梁队伍。他们的背影在历史的风烟下变得模糊，但他们留下的足迹却深刻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中国。
“6月中旬，部队围七里坪已达40余天，由于缺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再加战斗伤亡和“左”倾“肃反”扩大化，部队减员过半，只剩下6000余人了，省委才不得不下命令撤出战斗，向北转移。
（史注：七里坪之战是当时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了1933年3月10日党中央的《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指令给红二十五军规定了具体的“反攻计划”。。。。。
指令规定，“改组后的红25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任务”。指令最后强调，“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就是现在”。
遵照中央进攻中心城镇的军事指令，中共鄂豫皖省委于5月初决定率红25军围攻七里坪。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实际该任务无法完成。红25军以10000余人进攻6000余装备精良敌人，无法攻取外围阵地，只能围困。战而在粮食供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围攻，越来越陷入被动。到6月上旬，由于断粮、战斗和疾病造成伤亡日增，部队减员竟达一半，全军仅剩下6000余人，体质也极度虚弱。同时，各地敌军也乘红军自困于七里坪之际，不断进犯根据地中心区。6月13日夜，红25军被迫撤出围攻七里坪的阵地。历时月余的七里坪战役，以失利而告终。
当时鄂豫皖省委的负责人就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烈士。他算是有革命干劲，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却不懂得根据实际情况变通的那类年轻革命家。后来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但他在醒悟不久，因病死于红25军的长征途中。）
部队撤出七里坪后，我们生吃了一些地里的芹菜和豆角，便去打沙窝。没打下，吃了半碗半生不熟的炒面，又去打黄土岗，也没打下，继续饿着肚子北上打福田河。饿着肚子行军打仗的味道真不好受啊，有的同志饿死在路上，有的同志离开了部队，有的同志实在饿得走不动受不了了，竟然开枪自杀了。和我同期担任连长的六连长就是饿得走不动受不了自杀的。
我挺过来了，既没自杀，也没开小差，不然，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给你讲故事了，对吧？不过，我随后所受的饥饿罪可真比死了还难受。我很不幸，部队打黄土岗未胜再北上打福田河后，与红二十八师会师，日子便开始好转了，可我却倒在黄安（今红安）县境内由黄土岗去福田河的路上，脱离了部队，在荒山野岭里艰难地度过了270个日日夜夜。
离开黄土岗不久，深夜北行。我饿昏了，拉痢虚脱，一头栽倒在地，便滚下山沟昏迷过去。醒来时，连里司务长坐在我身边，急忙对我说，连长，你饿昏倒摔下山沟来了，你有病，现在又摔伤了，不可能跟随部队走了，我身上还藏有两小块干牛肉，原本打算留着救急用的，现在给你留下。你顺着这山沟往西走，翻山，钻沟，再翻山到邱家畈（今湖北红安县境内），那儿有个野战医院，你在那儿养好伤养好病，再来找我们，我现在得赶快去追赶部队了。
司务长说完，把两小块牛肉塞进我胸口里，便匆匆忙忙赶部队去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眼泪忍不住就滚了出来。我知道，我无法要求他搀扶我去追赶部队，我体弱有病又摔伤了，根本走不动，弄不好就会落在敌人手里，连累他也送了性命。我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
司务长走后，我赶紧按他所指方向，顺着山沟往里爬。山沟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森林里不时传来野猪和狼争食咬扯的响声，叫人听了毛骨悚然。
我连爬带滚往邱家畈方向走，路上又碰见几个伤兵饿倒在地上呻吟。我赶紧掏出身上那两小块牛肉和他们一起分着吃了，带着他们一起继续赶路。我们几个人打起精神，咬牙硬撑着，互相拉扯搀扶着跌跌撞撞往前摸，互相鼓励着：坚持走吧，到了邱家畈就好了，那里有粮食，有药品，有医生，我们千万别在路上倒下，倒下就没命了，不饿死也会被狼吃了。
经过一夜的挣扎，次日拂晓，我们终于在邱家畈找到了二十五军的野战医院。我们高兴极了，赶紧连滚带爬向医院奔去。
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让我们充满生存希望的医院竟然已名存实亡。
邱家畈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座落在两山之间的一个山冲里。自从25军医院跟随部队攻打七里坪迁到这儿后，这个鲜为人知的小山村顿时变得热闹起来。我们走进村里一看，屋里屋外，村里村外，房前屋后，一切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到处都躺着缺胳膊断腿扎满绷带的伤员，空气里到处散发着一股股令人发呕的血腥味，绿头苍蝇到处成群结队乱飞，伤员们嘈杂的呻吟声、吆喝声、叫骂声连成一片，却不见医务人员忙碌奔走的身影。今天你们听说这样的场面，可能会埋怨我们的伤员和医务人员，可在那年那月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你是不会埋怨他们的。蚂蚁尚想活命，何况人呢，他们都想尽快得到饮食、得到治疗，能活命站起来，重新走向战场啊！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浑身冒着虚汗，在一间黑暗的草屋内找到了院长。问明情况，才知道这儿现在只有一名院长、一名女护士、一名男管理员，可伤员却已增加到3000多人。
史注：上面很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左倾教条主义者们要被主席老人家在延安大声呵斥的原因。硬着头皮打仗，打败了却没有收拾局面的办法，这是最可恶的。
院长叫吴子南，时年大约三十三四岁。女护士叫余国清，大约二十出头。管理员大约三十几岁，记不清姓名了。
院长向我诉苦说，眼下主力部队不知去了何处，伤员已达3000多人，所剩口粮、药品无几，不知道如何是好，现正派人与主力部队联系解决办法。
我说，能不能找当地群众想办法？院长说，原来上级曾考虑把伤员分到老百姓家里去，可现在我军败走七里坪，敌人追逼得紧，稍有些钱财的百姓都逃走了，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群众自身都难保，根本无力照看伤员，更难解决他们的治疗和食宿问题。眼下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3000多人很快就断粮了，我真不知道咋办啊！派出去寻找部队的几个人都未回来，不知道是牺牲了，还是出了什么其它情况，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呢！
我见医院已到这种地步，不想再给他们增添麻烦，决定自己到后山森林里找处遮风避雨的岩洞住下休养。
吴院长也没啥办法，给了我点盐，让我在山上挖些刺黄连根叶熬水喝，慢慢恢复体力，吃的问题自己想法解决。
我体弱无力，不仅拉痢，身上还长满了脓泡疮，又痒又痛，站都站不稳，到哪儿去找吃的啊！没办法，为了生存，我还是得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喘往后山爬。
我气喘吁吁爬到半山腰，坐在一间烧毁倒塌的茅屋下休息，忽然在一处断墙处大树下发现一堆新土。我凭感觉意识到这儿可能埋有东西，赶紧弯腰去刨，越往里刨，越觉得下面似乎有东西，一双长满脓泡疮的手刨得血淋淋的，也不愿停止。刨了半天，终于刨出了一个瓦罐，打开一看，里面装了一罐金灿灿的谷子。我如获至宝，迫不及待抓了两把生谷塞进嘴里嚼了起来。压住饥渴的火焰后，我赶紧把罐里的谷子全部倒进了自己身上的口粮袋里。
你看你看，我干什么了？我违犯部队纪律了！革命军人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竟拿了老百姓的谷子，这谷子可能是主人留下的稻种啊！我吃了他们回来咋办？
那一刻，我内心矛盾极了，把谷子反反复复倒进罐里几次，最后还是给人家写了张“73师219团3营7连长胡继成吃”的纸条装进罐里埋了，把谷子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口粮袋。
我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这家主人可能远走他乡了，可能被敌人杀害了，可能也参军了，可能回来时已用不上这谷种了……我先背着，要是这几天他就回来了，我可以还他。
我背着谷子继续往大山上爬，在密林深处一个岩洞里住了下来，岩洞周围还住着许多伤兵。我们挖野菜、摘树叶、捡蘑菇、砍葛藤吃，用山泉水洗伤口和脓泡疮。
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约到了七八月间，敌人88师知道邱家畈住有红军伤兵，立刻派一个团的兵力血洗了邱家畈。他们烧、杀、打、砸，把小小的邱家畈弄得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他们扫荡村子后，又派部队上山“清剿”，许多跑不动的伤员，全被他们砍死在林中。经过这场屠杀，3000多伤病员，只有一半退进了深山老林，另一半全被敌人杀害了。
（史注：这种毫无基本道德的大规模屠杀伤兵在国民党的军队屡见不鲜，和那些所谓的公知们认为的不同，俺深信建国初期的“镇反”绝对是必要的，而且尺度还是太仁慈了。顺便说下，果粉的偶像张灵甫死后，我军还给他入馆安葬，事实上，他在进攻我根据地的时候，居然把已故的罗炳辉将军遗体掘坟暴尸，所以天道伦常，国民党不死，天理难容啊。）
1000多名伤病员全部涌进山林，吃的问题更困难了。医院完全失去了群众的帮助，根本无法活下去。不几天，上山的伤病员又饿死了不少人。有一天，林子里有个战士爬出来找吃的，碰上我要吃的，我忍不住把背了许久的谷子舀了一碗给他，他生吃了几口便断了气。这时我已饿得无力挖坑，只好将他拖进树林里，用树枝树叶掩埋了。
1000多个伤病员生命危在旦夕，得有人站出来，组织他们与饥饿、与疾病、与敌人作斗争啊！”
没有在乡镇以下实际工作过两三年以上的，不得担任县处级，起码地厅级以上正职或类似职务。有一段时间，似乎是县处级干部，就算是基层，这个绝对不正确。
如前段时间讨论的陈行甲，自述巴东民刁，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思想，却能堂而皇之的宣讲，并得到相当的认同。
创业亦是如此
（史按：个人命运的转折一般都来自两点，一是个人内心强大的奋斗精神，二是把自己和外部结合起来。陷入绝境的胡继成老将军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历史上多少伟人都必须要走出困境的必然道路-----）
望见邱家畈烈火熊熊，我们知道出大事了，早先上山的伤病员赶紧互相搀扶着向大山深处转移，三五成群地寻找藏身之处。
几天后，我在密林深处找到了院长吴子南和女护士余国清以及那个管理员。
吴子南院长说，接到群众报告有敌人来袭击的消息后，他们就赶紧组织伤病员往山上转移，可惜，伤病员太多，有的伤情又太重，费了很大的劲，才转移出来一半的人。
敌人撤走后，我和吴子南等几个同志悄悄地摸出树林，又回到邱家畈察看。这时，整个村子全被敌人烧光，变成了一片废墟。夏季，尸体腐烂得快，没掩埋的红军战士遗体屋内屋外、田头地角、树上树下，到处都是。我们找群众挖坑埋了两三天才埋完。
眼看这种情况，邱家畈是不能再返回去了，敌人既然血洗过这儿，肯定还会不时派兵前来袭击的。再说，回到这儿仍然解决不了粮食和药品的问题，那反而不如藏在深山老林里安全些。这一带深山老林经过敌我双方反复交战，早已变成无人区了，伤病员藏在山上，一时半时敌人是无法跟踪追杀的。于是，我和吴子南院长又带领下山的伤病员回到了山上。
经过这次大难，上山后的伤病员们思想大都很沉闷，不知道部队在哪里，不知道省委在哪里，只知道山外有敌人，谁也不敢出去。
邱家畈被敌人袭击后，外面的同志并不知道，我们上山后，陆陆续续还有些同志从山外找了进来。不久，山上的伤病员很快又增加到了近两千人。
两千人每天都要吃饭啊，一人一天吃一斤粮，也得要2000斤。可山上哪有粮，一颗也没有。没办法，大家只好在密林深处先搭窝棚住下，继续挖野菜、摘树叶、挖葛根、捡蘑菇充饥。不到一月，许多伤病员缺乏营养，开始出现浮肿，连挖野菜的力气都没有了。
为了躲避敌人追杀，为了寻找食物，伤病员在深山老林里藏得很分散，很快就在人自为战的落后环境下生存了。一旦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不用派一个团，派—个营摸上山来，我们恐怕也难逃出山林了。
替换 情况万分危急！
你可能会埋怨我们的主力部队，可能会埋怨苏区的党组织。但你不能埋怨他们，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军正追着新二十五军剩余的部队进攻呢，他们也在和敌人作殊死斗争。当时的鄂豫皖省委领导一直跟着新二十五军转战，根本不知道邱家畈一带大山里还有这么多伤病员。说实话，在那种条件下，即便知道了又怎么样？能打回来带着这两千伤病员和敌人作战吗？当然不行，要是那样的话，红二十五军恐怕就没办法保存革命力量和敌人战斗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只有伤病员们自救！
那一年，我刚满18岁，看到情况危急，忙去找吴院长商量自救办法。
在一个野草茂密的山坡上，我找到了吴子南院长。这时候，他只有靠草药救护伤病员了。他上山后，每天都上山采药，自制自配草药救护伤病员，身体已枯瘦如柴。
我说，吴院长，我们不能这么像一群无头鸟似的躲在这里，我们得组织起来，一边坚持斗争，一边寻找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不时出击打击敌人，补充粮、药，才能生存下去。
听了我的话，吴院长十分高兴，连连点头，但片刻之间又皱紧眉头说，哎，谁来组织指挥呢？我们医院3个人没法挑起这副担子啊！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受伤来医院前是二一九团三营七连连长。现在，我们这里一两千伤病员和部队及地方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面临众多困难，生存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我们绝不能悲观绝望。我们这些人都是很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了，只要能设法活下来，等到能出山时，就是革命的宝贵力量。现在，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和干部应当勇敢地站出来，挑起组织指挥的重担，把山上所有的伤病员团结起来，坚持斗争！
吴院长听了我的建议，非常高兴，说，我知道，这山上除了你我，还有几个党员干部，我们马上找他们一起开会商量自救办法吧。
次日，我们在山上找到5名党员干部，在密林深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第一次自救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和一个掩护连，由吴子南同志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由我担任掩护连连长。
会后，我们几个人分别找人谈话，组织队伍。经过几天的努力，100多人报名参加了掩护连。我把掩护连分成3个组：一个组负责驻藏地四面山上的警戒，一旦发现敌人进山“清剿”，立刻燃烧烟火报警，通知伤病员向密林深处转移；一个组负责出山侦察，打听我主力行动方向和敌人活动情报，掌握敌人行动方向；一个组晚上出去活动，到白区搞粮食。
成立掩护连后，我每天晚上都带人下山搞粮。开初，不敢走得很远，因为既摸不清山下敌人情况，我们体力又都很差，走远了，一旦被敌人发现，恐怕就很难返回山上了。我们只好去找群众借粮、借盐，说等部队打回来后再还他们。
这时候，山下靠近敌人的群众，许多人家都被敌人盯得很紧。敌人威胁老百姓说，谁窝藏红军或为红军送粮、送盐，就立刻处死。敌人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去找老百姓，有些胆小的群众就给我们跪下，求我们离他家远些，以免遭杀身之祸。原来和红军关系好的群众，也没法拿出粮食给我们，只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弄些酸菜，并叫我们到他们地里去“刨青”，弄些尚未成熟的红苕、玉米和菜什么的。我们知道，这种代价是很沉重的，“刨青”弄走了群众地里尚未成熟的粮食，就等于断了群众的生活口粮了，不忍心去弄。可好些群众焦急地说，先把山上伤病员的命保下再说吧，只要有人在，将来什么事情都好办，还怕没饭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些话，心里都还热乎乎的，一碗米养恩人啦，当年要不是老区人民给我们出主意，给我们饭吃，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活到现在？更别说当什么官了。
就这样，在群众的指点下，我们每晚都避开敌人，到老百姓地里去“刨青”，弄些红苕、玉米、豇豆上山救命。
可是，这样的日子不长，便被敌人发现了，发现地里有大面积“刨青”的痕迹，就知道山上还有伤病员。于是，敌人立刻出动一个营的兵力上山“清剿”，在山上追杀了好几天。他们捣毁了我们的窝棚，冲散了我们的队伍，杀死了我们好几百跑不动的重伤病员。还好，由于我们的侦察兵和警戒哨提前发现了敌人的行动，我们将大部分伤病员都撤进了深山老林，在这次打击中才没受到灭顶之灾。
敌人撤退后，我们清点人数，还有1300多人。大家幸免大难不死，正聚在老林深处欢跳，突然吴子南院长慌慌张张跑来叫我：小胡，胡连长，小余，余国清不见了！
众人一听，大惊失色，惶恐不安，都急着要去找。
当时，这位只有十七八岁的小余，是山上一两千伤病员中唯一的一个女性，所有的伤病员对她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她个头不高，身体结实，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活泼、善良，走到哪里，就给哪里的伤病员带来银铃般的笑声，鼓舞着伤病员们浑身充满战胜千难万险渴求生存的强烈愿望。眼下，大家都逃出来了，她却不见了，同志们怎么不着急呢？更重要的是，没有她，这逃出虎口的一千多伤病员的护理问题怎么办啊！
我听老院长一说，立即通知掩护连集合，下令全连分成3人一小组，立刻分头到周围的山上去找。
第一天，回来30多个人，没找着余国清。
第二天，回来几十个人，仍然不见余国清的踪影……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6天6夜没合眼，在营地四周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候她的消息。哎，你千万别怀疑我们有什么爱情关系啊！那时候，就是真诚的同志关系，最多潜意识里有种兄妹似的关系。那年月，我们单纯得很啦，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复杂。
第7天上午，我坐立不安地等待最后几个小组回来，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才见几位同志满头大汗抬着小余回来。
原来，敌人搜山时，小余一早就上山采药去了，不知道敌人进山了。等到下午返回营地时，忽然听见枪响，才发现营地里到处都是敌人，树林里的窝棚正在燃烧，山谷里到处传出阵阵嘈杂声和叫骂声，同志们一个也不见了，只远远看见一些躺在林子里的血肉模糊的伤员尸体。
她知道出事了，赶紧背起背篓往林子深处跑，可始终未见战友们。没办法，她只好割了几把葛藤，爬上一棵老树，把自己拴在枝叶茂密的树丫上藏了起来。就这样，她躲在森林深处，白天在林子里采野菜、野果充饥，寻找同志们，夜晚，把自己绑在老树丫上睡觉，一直躲藏了6天，饿的奄奄一息，再也走不动了，直到营救小组的同志找到她，才把她抬回来。
经过6天的生死离别，小余激动万分，和大家一见面，就忍不住放声大哭。可就是这么一位好女孩、好同志，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竞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泼了许多污水，含冤离开了人世。我们这些幸存者，一想到此事，就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移居新的营地住下后，找遍一千多人的身上，都找不到火种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咱们不能像动物一样天天吃生的啊！必须马上到山下弄火种。我们从山下弄回一个装有炭火的瓦罐，终于把火升了起来。有了火，日子就好过多了。不料几天后，老天开始没完没了地下绵雨，把大部分火堆都淋灭了。为了保住最后一堆火种，我特别派了两名战士昼夜值班守候火种。他们怕有闪失，把自己的床单、被面撕成布搓成布绳，点燃备用，火堆被雨水淋湿了，再用床单、被面火绳续火，始终保住了火源。
不久，有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来山下活动，我们掩护连便下山跟随他们去白区搞粮。一段时间里，我们每晚能弄回三四百斤粮食，伤病员吃了细粮，身体便开始慢慢好转了。
可惜，好景不长，游击队怕被敌人缠住，没住多久就转移了。
游击队转移后，我们没枪没刀，又不敢去白区搞粮了，日子又开始过得艰难起来。就在我们再次陷入饥饿的严重威胁时，忽然又遇上了生机。有一天，我们的伤病员在森林里救回了一个被狼咬伤的游击队重伤员。
（史注：余国清老前辈，是红25军长征中唯一的7名女兵，实际她们都是护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徐海东大将的夫人，周东屏。7位女兵在长征过程中牺牲了2位。余国清（后改名余光）与李资平结婚。李资平是开国少将，也是我军卫生战线的老领导。广东广州人。2004年9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下图是余国清老前辈建国后照片。值得一提的是，上面说到的红25军7仙女[B]小时候都是缠足的，所以这样的条件下，她们能完成长征实在太不容易了。而这种情况下，支持2000多伤员的余国清，也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们见过太多电视剧里浓妆艳抹的女红军了，谁能想到，真实的历史里，女红军会碰到这样的经历。---而坦白说，比起后来西路军的女战士，余国清老前辈的经历，毕竟她看到了革命成功。）[/B]
（史注：在经过各种艰难困苦后，终于胡继成将军和他1300多名战友的命运迎来了转折）
“........大家见抬回一个游击队的伤员，都像见到家里的亲人似的，非常关心他。吴子南院长和小余赶紧给他清理伤口，把仅有的一点草药粉也给他敷上包扎了。可惜，这位游击队员伤势太重，吴院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救活他。
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便是一般过路人被救了，没有暴尸荒野，内心也会存感激之情的，何况，游击队战士和正规部队之间本身就存在极深的战友情、同志情呢？
于是，这位游击队战士临断气前，向我们吃力地吐露了一个让我们兴奋不已的秘密：游击队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座大山上，埋藏有枪支弹药和粮食。这是鄂东北游击队埋藏的。
(史注：鄂东北游击队，就是后来红28军的一部分，也就是高敬亭将军的队伍。）
我一听，高兴得跳起来，这不是武装我们医院掩护连的最好本钱吗？这时候，枪支弹药和粮食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了武器，我们掩护连就如鱼得水，还愁搞不到粮食吗？
可是，片刻之间，大家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这事难办。未经请示，就动用鄂东北游击队埋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惹恼了游击队的领导，可不是闹着玩的。此时，又正是“左”倾路线扩大化动不动就肃反杀人的时候，私自取了这些枪和粮食，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史注：高敬亭将军治军非常严厉，而肃反也。。。。。非常非常严厉）
吴子南院长想了想说，听说他们正在附近活动，我们派人向他们请示动用这批枪支弹药好不好？
管理员这个人很直爽，反对说，游击队领导的脾气倔得很，那是他们留下的以防不测的老本，你给他们要，他们肯定不会给你。再说，他们几百人神出鬼没地在大山密林中转，和敌人藏猫猫呢，你一时半时怎么找得着他们。现在，我们一千多人要活下去，只有冒这个险，赶紧去把枪支弹药挖出来，把我们的掩护连武装起来搞粮食自救，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坐在这里等死！管他娘的，咱们先斩后奏，如果上面追查，就说是我干的，要关要杀我一人承担！
听管理员这么说，我也忍不住站出来说，也算我一份。
大家见有人承头，都涌上前表示，真出了事，我们大家一起顶，要活活在一块儿，要死也死在一块儿，我们在这儿已两次险遭敌人杀害了，也不怕再冒这一次风险。
大家统一意见后，立刻派人按那位被狼咬伤的游击队员所指示的暗号，去把那四五十条枪和弹药挖了回来。
掩护连武装起来后，冬天来临，恶劣的天气便开始下雪了。满天鹅毛大雪很快把山林地面覆盖了，我们再也挖不到野菜，找不到野果充饥，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到白区搞粮，挽救山上一千多伤病员的性命。
我带着掩护连隔三插五摸到白区去搞粮。从我们隐藏的深山到有粮的白区，大都要走好几十里路，有的地方，甚至要走上百里。我们衣衫单薄，腹中饥渴，打着赤脚在雪地里赶路，一次最多也只能搞三四百斤粮食。
那段日子里，搞粮食真难啊！穷苦人家哪有多少粮食借给我们啊，我们也不忍心挨家挨户去要穷苦人家的救命粮，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去富裕户和地主家取粮或借粮。每次在一个村里不敢停留久了，放好掩护哨，冲进大户人家弄上二三百斤、三四百斤粮食，便赶紧撤退，以防地主、民团武装追来难以脱身。
我们在不同的方向搞了一段时间粮后，勉强维持了一千多人的生活。其间，有两次碰上大户，我们还搞到了两三头肥猪。我们的动作之神速，令常人难以想象，仅用十几分钟，就割下猪头，把猪当场砍成四大块，扛着冲了出来。在我的印象中，这几十年来，最好吃的猪肉就是那年冬天吃的那战斗猪肉了。大家都是大半年没见油晕的饥饿之人了，把那带毛猪肉用热水洗干净，放在火上把猪毛烧掉，把猪皮烧黄，再拿到山泉水里冲洗干净，砍成小块，丢在清水里煮好，放少量盐，啊，整个山林都飘逸着让人流口水的鲜猪肉香味。
（史注：我知道这个比喻很不厚道也不得体，但对于当时18岁的胡继成，上面的记忆真的是一段让后人读起来笑中有泪的“火热的青春”记忆。）
打粮队在雪地里跑了一个冬天，慢慢地都穿上了地主老财家的鞋，行动就更方便了，无论多苦，都坚持出去弄粮。就这样，终于渡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把一千多伤病员保存了下来。
大约是次年四五月份，我们终于熬到了头。一天深夜，山下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琢磨大概可能是游击队打回来了，忙派出侦察人员下山打探虚实。次日上午，3名侦察员兴高采烈回来报告：主力部队打回来了，在沙窝以西的高山寨一带，和敌人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个营。胜利的喜讯立刻传遍了整个山林，大家立刻把篝火烧得熊熊的欢庆胜利。
我立刻带人下山去见首长，一看才知道是我们红二十五军的副军长徐海东带着一个团打过来了。原来，这大半年间，他们也经历了一场大难。七里坪战役失利后，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皖西中心苏区保卫战中又遭失利。1933年10月初，全军向东运动，通过黄麻公路时被敌人分割，军长吴焕先带几百人上天台山、老君山一带打游击；副军长徐海东带1000余人转战皖西北地区又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和敌人战斗。1934年4月16日，吴军长和徐军长两军在河南商城东南部豹子岩会师，红二十五军才又获得新生。会师后，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头天夜里这一仗，就是徐海东军长指挥打的。
我见到军长，像久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娘，眼泪忍不住啪达啪达往下掉。军长拉着我的手说，小家伙，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啊！妈的，你们真是铁打的汉子，创造了奇迹。现在山上还有多少人？
我回答说，掩护连有两百多能打仗的了，还有一两百也快恢复健康了，剩下的七八百人身体还很虚弱。
徐海东军长高兴地说，昨夜这一场，我们也伤亡了一两百人，你的掩护连正好补充进来。能带走的，这次都带走，不能带走的，继续留在山上养病，军里马上派人送医务人员和粮食上去。好啊，因祸得福，你们为革命保存了实力啊！
（史注：徐海东大将当时也真是九死一生，红25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牺牲，徐海东军长的受伤，是子弹从左眼下方进入，从颈后飞出。。军医院钱信忠院长实施紧急抢救，总算止住了血，可徐海东的喉咙被异物堵塞，呼吸困难，生命垂危。
危急关头，18岁的周少兰走过来，果断地用嘴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块和浓痰一口口地吮出。徐海东的呼吸终于变得均匀了。
周少兰曾回忆：“当时，医院条件很差，没有什么药品，我们只能用盐水洗洗伤口，又用碘酒擦擦，然后再用绷带包扎起来。徐海东就这样睡在担架上，昏迷了4天。在他负伤后昏迷不醒的四天四夜里，我奉命守护在他的身边。
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徐海东和周少兰形影不离。一天，二人返回驻地时，天色已晚。为避免闲言碎语，徐海东就把身材娇小的周少兰裹到大衣里，走进大门。碰巧站岗的是个新兵，见到军长立即敬礼，眼睛也不敢正视，低头往地上看，却意外地发现大衣下竟有4条腿。
于是，“徐军长四条腿”的故事很快就在全军传开来了。徐海东听到后，不以为然地说：“大惊小怪！说我四条腿就四条腿，我还要娶周少兰做老婆哩！”
史注： 兄弟俺引用了这些逸事是想为大伙儿说清楚，胡继成和他的1300多名伤兵战友并不是部队的弃儿，而是当时极其困难局面下不幸的结果。当然，就像徐海东大将在重伤后获得了一段颇有喜剧色彩的感情一样，胡继成老将军终于通过和战友们不懈的努力与自救，获得了新生。这份记忆，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依然具有深刻的力量吧。）
（配图：徐军长的四条腿）
随后，第一批伤病员有500多人归了队，剩下的七八百人，不久，也很快归队成了战斗骨干。
归队后，分配到223团任五连长，从此，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回到部队，结束了大半年的苦难生活，这本来应该是件很高兴的事，可是，归队不久，我就倒霉了。我组织连队上山砍柴时，不慎把刀砍卷了，“左”倾肃反组的人认为我有抵触情绪，应当算是“改组派”分子，便把我关了起来。
今天你听说这种事，可能会觉得很好笑，这算什么事儿嘛，也要被抓关押。可那年月，这种事一点也不可笑，很严肃的，被关押、罚苦力，算是最轻的惩罚了，有不少人还不明不白的就掉了脑袋，很痛心的被自己人处死了。就在这段时间里，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政治部主任陈启波、独立第6师师长姚家芳、皖西北游击司令吴保才等领导同志，都被杀害了，像我这样的小连长被关一关，根本不算什么事。
我大约被关押了4个多月，放出做苦力背粮跟部队行军。有一天，突然被徐海东军长发现了，问：你们抓这个娃娃干什么？肃反组的人说，这家伙是‘改组派’。徐海东军长说他是改组派？不会吧！他在邱家畈成立掩护连，保护伤病员可立了大功啊！我了解这孩子，把他放了吧。
肃反组的人当即把我放了，让我重新回到连队当兵。不久，连队派我到根据地西边信阳一带筹粮，打一仗大获全胜，顺利完成任务，又恢复了我的连长职务。”
好了，以上就是俺对胡继成老将军回忆录的部分摘录。现在河里的论点比较多，但真的历史的“料”可能还需要多铺叙一些。个人的 感觉，如果看的史料，故事够多，可能有些论点能变得扎实，生动而朴素。但这是一个，向庞大的腰围一样，需要积累的过程。这大概也就是俺啰啰嗦嗦整理了这么些帖子的原因吧。谢谢大家！
革命者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正确的策略和行动上。
胡继成这几个党员在如此绝境中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十八岁的娃娃能做得到这么大的事，这个少将职衔我是服气的。担负起两千个伤员的性命，不是件容易的事。
看完第一篇时，我就疑惑：这是妥妥的绝境，他们怎么活得下来？
胡继成表现出了党性，几个党员表现出了党性，十八岁的娃娃就敢于挑起重任，这不叫先进，什么叫先进？今天输的什么液，想你的夜，先进吗？
大冬天的赤着脚跑几十里给伤员搞粮食，这样的人不信服，什么人才信服？亿万钱财家里藏，小区处处有新娘，信服吗？
不由想起了一部革命老电影《五更寒》，感觉与本文很配，别的不多说，向老前辈们致敬！
自己放弃的，那真的就放弃了。
最初是首都警卫师，31年一分为二建立87师88师，33年9月87师88师又各分出一部分组建36师，这三个师加上教导总队就是国军最精锐的德械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就是88师的。33年七八月的88师，师长就是那位“飞”将军孙元良。
解放战争中87，88两师在东北被灭掉，不过死之前还挣扎了一下，陈明仁守四平就是这两个师，两师在东北被灭后，陈明仁又在湖南利用两师剩余人员重新组建，湖南和平起义后陈明仁没管住这两师又叛变了（陈明仁让人诟病的地方，自己刚组建的核心部队竟然不听话），最后被消灭于广西边境。
36师也算88师后裔，千里转进后现在是关渡指挥部，台北沿海第一道防线。
中国古人早有定论。不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政府的政策就会流于表面，甚至会起反作用。
马忆湘，红二方面军的女红小鬼，参军时只有12岁，解放后曾经任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政委，少校军衔。你文中余国清的照片其实是马忆湘的。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