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记六十年代一次农民进城 -- 天马行空

中专生一个月三十七，生活费紧一点一个月十五，但不是最紧的。

有河友说，暂住证不是针对进城农民的，我完全同意，只是进城农民成为这一制度的最大受害者而已。

有河友说，八十年代身份证出来之后，农民进城不要开介绍信了，这我不完全同意。确实，那时候农民进城不要介绍信了，但是要开类似介绍信的那样的东西，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类似现在的没有犯罪证明，原则上要求在户籍所在地一年一开的，到工作所在地才能顺利办暂住证。

这政策对普通进城农民工倒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多数农民工户籍所在地就是家乡，每年都回来的。苦的是一些所谓白领，工作所在地的户口搞不到，他们的户口可能还在学校，也可能在第一个接收他们的企业所在地。这样，即使他们每年都回家乡，还是开不了这证明。如果专程去户籍所在地跑一趟，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都非常不合算。

没有户籍所在地的证明，原则上是办不了暂住证的。深圳的流动人口管理最规范，这样的管理方法，即使很多高级人才也深受其苦。最典型的是华为，早期员工经常在宿舍被突击检查，查到没有暂住证就抓去收容所。深圳的收容所在樟木头，被抓去收容所，有“到樟木头扛木头”说法。曾担任华为高级副总裁的毛生江，据说就曾经被抓进收容所。华为的员工工作量很大，那时候大多数人也没有手机，有些员工想偷懒，就找个地方躲起来，回来时就说这几天被抓去樟木头了。当时华为人事有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去樟木头捞人，交了大笔罚款之后，大多数暂住证都能搞下来。

特区领导见多识广，政策灵活，管理人员抓到没有暂住证的技术商务人员，尽管也想弄钱，但一般不会对农民工那样使用十分粗暴的方法。对农民工粗暴就粗暴一点，反正他们没什么话语权，最后也没闹出什么事来。

“到樟木头扛木头”的说法，我在读高中时就听说过，后来不记在心上了，前两年看一些老华为人的回忆文章，提到此事，有恍如隔世之感。

为了躲避查暂住证，跑到坟地里面过夜。

如果这么坚信这个时间点，能否给出出处。

我不知道中央领导的分工，这工作方法的由来，但老毛和刘邓的工作风格差别很大，这我是知道的。

老毛对处理人讲究给出路，不要说对普通老百姓，就算对刑满释放的犯罪分子，都会给工作机会的，只是要他们做自食其力的人而已。

刘邓却完全不同，他们的做法，说得好听点就是执行力强，说得难听就是简单粗暴。

邓的西西河多有论述，我就不再啰嗦。刘的工作方法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要说对老百姓，即使对家人也是简单粗暴。

我随便举两个例子：

其长女刘爱琴，当年在莫斯科已经和一个外国青年结婚，刘不看好这婚姻，这本来也不算什么，但要耐心做女儿的思想工作才行。刘却不是这样的，强令女儿回国，使用权力把他们拆开，让女儿恨了他半辈子。

刘的第四任妻子王前生了一男一女之后和他离婚，后来刘进行第五次婚姻，不久又离了，进行第六次婚姻，这次的对象是王美人。本来他进行多少次婚姻都不要紧，问题是他离婚之后就不允许他的两个儿女和王前有任何往来了。王前不但是他前妻，也是三八式干部，看一下自己亲生儿女都不行，这是什么道理？甚至这一男一女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亲生母亲，以为他们的母亲是王美人。在文哥期间，江青出来告知真相，唆使这对儿女写大字报揭发刘，对他造成致命一击。

不要说刘，即使王美人，工作方法也是简单粗暴，睚眦必报。文哥前的什么经验什么工作组且不说她，单说改开后，和她有恩怨的蒯大富刑满释放，九十年代初北京有个街道小工厂聘请他当厂长。当时蒯大富虽然户口被弄到了边疆，但按法规他在北京找到工作了，办张暂住证就可以居住下来了。王美人不干了，找到有关部门大吵大闹，要把蒯大富赶走。最后，有关部门只好劝走蒯大富：你在北京虽然没违法，但是影响一些老干部的感情，还是离开吧。王美人如果想让蒯大富离开北京，就应该找出依据：蒯大富留在北京不符合天条第几条，国法第几款？哪里能大吵大闹，以影响自己感情为由把别人赶走呢？这比《水浒传》中的白秀英“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还要恶劣。

总之，我不知道当时这政策出台的来龙去脉，但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像他们的风格。

我是既鄙视你，又同情你。呵呵

我97年大学毕业，有几个同学去深圳，那时候还要边防证。一直到90年代末，上海户口管理都还非常严格。正规公司根本只允许招上海户口的人或能申请上海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所以那时候非上海户口的白领几乎是不存在的。现在好像户口和工作是分开的。

我九一年去二连玩边贸也需要边防证

我妈在县里的鞋厂当工人，到80年十几年工龄工资还只有20出头。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在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意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有7113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1]。会议主要讨论“大跃进”及大饥荒的问题，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民主集中制”[1]。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则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2][3][4]。七千人大会后中国大陆的大饥荒问题有所缓和，毛泽东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2][4][5]。

你根本就不是人，壕无人性。

大多数生产队既可以说很现实，有可以说很势利，如果社员有能力给足够的钱买工分，恨不得在农闲时期所有的青壮年都出去做农民工。至于不但没钱给生产队，还要生产队帮给公粮杂费的，当然不愿意放他们出去了。这样的限制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当时城里的工作机会很有限，放任像八十九十年代那样到处闯，然后找不到工作的或者没办暂住证的，就抓起来千方百计榨钱，这才更不好。

再说一下，六七十年代的工资虽然低，但是国营工厂工人学徒的工资都有二十多元，一般工人能达到四十多元的。阁下母亲只有二十多元工资，绝对不是正式国营工厂工人。可能是国营工厂临时工，也可能是集体工厂工人。国营工厂有全国工资标准的，但临时工不受标准限制，待遇比正式工差一大截，文革时江青闹了一闹之后差距有变小。集体所有制工厂没有工资标准，甚至有些集体制小工厂，员工全部都是农民身份，工资都不发的，全部记工分。不过即使如此，大多数农民也趋之如骛，毕竟做工人劳动不像农业劳动那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