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近30年来最好的国产战争片 -- 向前向前

打仗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同时，打仗又不是一个人的事。

高度危险和高度协同，就需要高度信任。

古人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诗。

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也是军中大忌。

所以，不愿离开老部队，到新部队受排斥，很大程度上是由军队的这个特点所决定的。

停战后二级英雄张桃芳被选到空军学飞行，应该是飞行天赋不太好，早早就停飞了，记得八十年代有资料说最后职务是大队教导员。

最主要的业务不行那肯定就没戏了

估计选他当飞行员是看他眼神好？感觉有点乱点鸳鸯谱。他要是踏踏实实在陆军应该还能混的好点

缺乏飞行技术的志愿军空军在朝鲜能与技术高超的米国空军一较高下，一是因为所驾驶的飞机不输米国，另一个就是飞行员勇敢，关键时刻敢撞、敢打对头，在米国飞行员躲避的一刻往往破绽就露出来了，被志愿军飞行员抓住战机。所以停战以后周总理指示要从陆军战斗英雄中选拔飞行员，张桃芳就被选上了。

以我父亲作为老三届参军入伍提干转业的经历，我的认识在部队真的是要跟着自己的上级和首长山头走，个人能力很重要，但是离开了老部队老领导，个人能力就没那么重要了。信任比黄金，个人有能力只能保证你继续发挥作用，但是上级不拿你当优先级考虑的话，上升空间太小了。多做事才有机会露脸，但是多做就可能多犯错，也不能人人满意，这个时候上级一句话，结局大不同。我父亲在老部队最早入党提干，后来是最年轻的正营职参谋。调动以后，轨迹大不同了。

其次就是对上和对下的关系，爱兵如子那是没错，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是现实，和什么性质的军队没啥特殊关系。像李延年那样爱护和维护士兵，在决策和判断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斩钉截铁，这并不一定能入有些人的法眼。

大约是38年在石家庄某处参军的...60年代就离休在家养病...

入朝后在他团里做宣传的张平（可能是个股长或科长）...文革时在203师做师长了...

经常看见张平坐着吉普过来看马老团长...有时是战士扛着一两袋面粉送上楼...

马老团长家人口多...他哥哥的两个孩子也是在他家养大的...

后来张平做到68的军长了...

在学校听过杨育才的报告...

院里还有一位...入朝时职务不知...驻上海周边...带1200多人入朝...回国时还有200多人...师长离休...他儿子穿一件飞行员的皮夹克...问他...说是他爸爸在朝鲜发的...

68的吴怀才是30年的党员红军...他儿子讲：江南游击队...升的慢...

这种搞山头的文化最终会变成各路军阀，往轻的说增加行政内耗，效率降低，往重的说，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

我大学同学家是江西省军区的，203师杨栋梁师长在江西当省军区司令时，他家的儿子小四与我同学四姐结婚了，杨栋梁因彪帅事件被免职后去往济南居住，但这个儿子一家就留在南昌了，现在他们夫妇俩常年住广州带外孙。

吴在济南大院还有房子...部队虽调防东北...根子都还在济南...

吴的大儿子转业回来和我同事...成立新公司也在一起...

退休了也常聚...聊聊军内整改的一些事...

还有几个子弟...不待见...回来分配的工作不太好...

人家李延年本人可是从来不提功劳二字，

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中活下来的人，他们更渴望的是和平安逸的生活，而不是什么待遇高低。

这样的故事从来就不绝于耳，从战场上负伤退役回家，一生务农，几十年后儿女才从报纸上看到部队寻找功臣的消息或是木箱子里压箱底的勋章上才知道父亲功劳的，不知凡几。李延年不过是其一而已。

他们谁追求过待遇？谁把功劳挂在嘴边过？

反而是某些已然位居高阶将领的，哪怕人都已经化灰了还在喋喋不休该不该封帅。

李延年还活着，真好。他就是一个活着的样板。

国庆70周年授勋时，我不知道李延年是谁，也没有去了解。这次看了电视剧，感觉明显有所拔高，他的军政素质和领导能力不可能真如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强。当然，作为代表志愿军英雄的艺术形象，拔高自有其道理。

我也去查过志愿军的英模表，双特级的杨根思和黄继光都是烈士，双一级的有几十位，其中烈士也不少，又过了六七十年，尚健在的不一定只有李延年，但肯定也没有几位了。仅仅从这个角度，他得到这枚国家勋章，又是何其不易。当然，他被授予国家勋章，也绝不会仅仅只是在志愿军英模中他活得最长的，最关键的还是他一直清楚自己的位置。

【“所有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都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为新中国牺牲的英雄们。”】

实际上，军队以及类似战线上的英模，在立功之后的人生际遇，差别还真是有，往往反差还蛮大。烈士就不说了，活下来的人都应该觉得比烈士幸运。当然，同样是烈士，甚至是同样英勇的烈士，身后的荣誉也会差别很大。普通的战士，没有大牺牲也没有大功劳，但也是有功人员吧，他们的人生际遇也是会有差别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理解的情况。

我有二个堂伯父，我称大伯二伯，他们是亲兄弟，分别参加了抗美援朝和援越。复员后就都过得不算好。

我以前不知道我们之间的血缘有多近，前几年看到了十几年前续修的家谱，才知道不是那么近。我父亲和他们共同一个高祖（祖父的祖父），也就是说他们刚好在五服之内，而到我这一代就出五服了。但是因为我们家族人丁稀少，所以实际关系还比较近。

按家谱记载，我大伯二伯的曾祖父是，武童屡拔前茅，也就是习武应武科举的，但是这种写法就不肯定到底是考上了武秀才还是没有。不过看到这一条记载，我就想他们家兄弟2人出国参战还真不奇怪，原来一直是有习武传统的。毛主席说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多得很，要像挑女婿一样挑。可以印证。

我小时候问过大伯在朝鲜怎么打仗，他说在山上放哨，看见美国飞机过来了就打信号弹报警，我觉得很不过瘾。最近看毛主席总结《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其中竟然专门讲到了打信号弹防空。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看来，打信号枪防空的简单工作也还是重要的。

大伯复员后被分配到大西北炼油厂（我不知道是哪一家），但是南方人吃不了北方的苦，困难时期竟然放弃公职跑回家乡。这相当于当逃兵了，但是各方面对他还是很照顾。首先是大伯的战友介绍自己的妹妹与我大伯结婚，然后我大伯母又作为复员军人军属被优先安排进国营工厂当工人。大伯母是从南京市郊（长江大桥江北处）嫁到武汉市郊的，按说两边条件差不多，但我大伯母还是想念南京家乡，怕失去了自由身不方便回南京，不愿意当工人。最后还是让我大伯这个自动脱离国营企业的逃兵又重新进了国营企业。我印象中，他的工资级别不低，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不过，大伯喜欢喝点小酒，这就会弄得经济上比较紧张，所以他也常有牢骚，觉得他作为参战过的军人被照顾得不够多。后来他学了一手推拿按摩的功夫，业余诊治病人，靠病人的敬送比较好的解决了喝小酒的来源，但也还是有牢骚。到退休前后，他作为参战军人所受的照顾逐步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可惜他没有福气享受多久，没几年就去世了。

二伯经历的曲折就更大了。他复员后因为男女关系问题竟然进了监狱，具体什么情况我完全不知，不过那时候男女关系出了问题男方很容易被入罪，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复员军人的身份显然也无济于事。他从牢里出来的时候大约文革已经结束了，但显然大家都很谨慎，所以少有交流，我也从没有想过去问他在越南什么情况。但是他出来后情况还不错，妻子有正式工作，没有与他离婚，他出来后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但是会开拖拉机和汽车，经济状况也很快好起来。

这么一回顾，又觉得他们兄弟二人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比，并不是过得那么不好，其实比很多人过得还是要好很多。但是把抗美援朝和援越的光环加在他们身上，就觉得有点不好了。

我想这也是他能长寿的重要原因。但其他人，尤其是各级军队干部组织部门应该关注他的待遇问题，往大一点说，这事关一个国家与民族价值观取向问题。在常年和平之后，在既没有战功、又没有德行的徐才厚、郭伯雄之流曾经充斥军队要职、掌握将士们仕途的年代过后，在一个不贪污不送礼就不得晋升的军内风气蔓延并被习总整肃过后，我们关注、探讨一下李延年这样的英雄在和平年代为什么没能提拔起来，为什么没能把淡泊名利的风气在军队传承下去，还是有一定合理性和启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