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武训传》的资料拼接1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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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河待整

关于《武训传》的资料拼接1

……武训，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原名武七，山东堂邑（今山东聊城）柳林镇人。“训”是清朝嘉奖他办学有功的赐名1。武训一生最大的成绩，就是以行乞的方式，在山东创办了三所义学，开展免费教育。他不是中国传统史学所重点书写的帝王将相类人物，而是典型的社会下层人物。然而吊诡的是：武训过世后的百年内，社会上流传的关于他的故事愈发丰富。武训的形象也前后发生巨大差异，一度沦落为“大流氓”“大地主”“大债主”。学界既有之研究，多将焦点聚合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武训传》批判事件”，未能注意到长时段内武训历史形象的变迁与差异……

……武训在生前就已经得到地方官员与士绅的表彰，逝后更是获誉无数。最早公开为武训请表的是柳林镇贡生杨树坊，他在光绪十四年（1886年）即向堂邑县署报告武训的事迹。此后由县令上报州府，再由知州上报巡抚衙门，希望巡抚大人向朝廷奏明此事。当年，朝廷批准山东地方官员赐给武训一个“乐善好施”的牌匾，加以旌表。庚子之役后，清朝实施新政，学制有所改革，倡导新式学堂。在此背景下，1904年，山东临清州知州及所属几个知县，联名向巡抚衙门上报义丐武训的事迹。奏曰：“若得千百武训起，而辅之则学校只兴可翘首而待矣。”1这是在办新学的大潮下，临清州地方官员大力旌表武训的重要原因。待到光绪皇帝驾崩，新君登基，前山东巡抚袁树勋则向朝廷奏请，将武训积资兴学的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袁以为：“武训行乞办义学的事迹，寻常旌表，不足以示来兹而风薄俗。”2朝廷批示交学部议，后经学部审议，准许将武训宣付国史馆立传3。消息传来，时有报道称：“武训以一乞人，兴学三州县，积资万余串，给予寻常。武训终一生之所获，惟以兴学为己任，实于今日世道，人心大有裨益。”4

民国初年，新闻报刊上关于武训兴学的报道并不多5。随着“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武训逐渐为世人所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许多民间人士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也纷纷倡导平民教育。这一时期，杨吟秋编纂的《行乞兴学义士武训事略》（1933年）、张道平编的《行乞兴学的武训先生》（民光印刷公司1935年）、申报馆编《行乞兴学的武训》（申报馆，1937年）等书写武训事迹的书籍问世。时人甚至还印制了《武训先生纪念册》（汶光印刷公司1934年）。这些作品逐渐勾勒出一个更加丰满的“武训”，加深了时人对“武训”的记忆与了解。

到了全满抗战时期，对塑造“武训”伟大形象产生重大影响的则首推段承泽的《武训先生画传》。此画传文字作者是段承泽，绘画作者是孙之儁。最早由生活教育社于1938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影响甚大。陶行知在看过此画传之后，公开呼吁“新武训”的出现，希望许许多多的“新武训”能够办抗战救国的义学，配合时代之需要6。陶行知还进一步阐释了什么是武训精神。在他看来主要有有四点。一有合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有合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有进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7。孙瑜后来有拍摄电影《武训传》的构想，也是受到这本画传的启发8。

除陶行知外，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对于武训人物评价道：“武训看出文盲的需要教育，与乞丐需要饮食一样。武训以历年乞讨所得足办三义学而有余，可见筹款不算很难。武先生似乎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再说教育经费困难了，只要你们刻苦而诚恳就好了。这是武先生提醒我们的。’”9由上可见，“武训”已经成为当时号召社会发展教育的一个“标兵”，一种精神象征和感召。

时代呼唤着“新武训”的出现，也迫切需要人们学习武训精神。武训其人其事渐渐被广为传颂，同时“叙述版本”也五花八门。一些具体的细节，在层累叙述中出现了差异。如有人说武训“三岁而父亡”1，有人说他5岁时候父亲死了2。再如多数版本都认为武训是1838年出生的，然而有人却写为1808年。还有武训到底办了多少所义学，也在流传中被夸大，有人甚至说是30所3。称赞武训的儿歌，从无到有，最后竟达30余首4。更加夸张的是，有人公开著文称武训是武松的后嗣5。武训渐渐有被“神化”的迹象。诸如“丐王”“丐圣”“千古义丐”等称号不胜累举。人们已经不再去关注武训到底做了什么事，重要的是，时代需要传播武训这样的历史人物，借宣颂武训来号召富商大贾们捐资兴学、鼓励人们在战时要艰苦奋斗，告诫儿童们要努力学习，珍惜教育机会等。

1941年，国民党中宣部的“喉舌”—《中央周刊》为纪念武训诞辰，刊发了一篇关于武训的文章，“武训”被作者认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象征，是国魂所在。“一个人若想为国家做事情，总是有机会的。武训一个乞丐都能有这样的贡献，更何况其他人？”作者呼吁多一些武训的出现，为国家服务6。武训不断被丰富和改造，以合乎时代需要。人们用诞辰纪念仪式、文章著作、石像等种种媒介，建构起了一个伟大的武训。这就是1949年以前，一个近乎“半神半人”的武训。

1945年12月4日，武训诞辰107周年纪念会于重庆召开。会上有人向民国政府建议，把12月5日确定为国家兴学节7。次年，武训诞辰108周年纪念大会，孔祥熙到会致辞8。当时全国多地建有武训学校及武训教育会，武训犹如当代孔孟一般受人敬仰，特别是教育界人士，更是对其倍加推崇。

早在1944年，就有一部不出名的电影小说《义丐武训》9，是否改编为电影，今人已不甚了解。抗战末期，孙瑜在重庆看到了陶行知送给他的《武训先生画传》，当时就有拍一部关于武训的传记电影的想法。战争结束，政府还都。孙瑜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准备完成《武训传》这部电影。1948年开始，孙瑜便紧锣密鼓筹备拍摄《武训传》，对此事当时的报纸多有报道。《武训传》的男主角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演员赵丹。饰演幼年武训的是孙瑜的儿子孙栋光10。《武训传》在摄制的过程中，便得到舆论热议。一方面是因为导演孙瑜、主演赵丹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更是武训这个人物已有的光环。当时媒体对此部电影称之为“中制巨片”，一部理想的教育片。从当时的电影剧本来看，《武训传》所要向观众讲述的故事，基本与晚清民国以来已经被建构成型的武训其人其事无异11。影片在1949年前只完成了约三分之一，此后因政治局势之巨变而耽搁。

战后短暂几年，除了电影《武训传》之外，金陵大学影音部曾制作了一部名为《武训》的静映卷片（幻灯片）。拍摄电影成本太高，静映卷片成本低、耗时短1。金大的孙明经对武训事迹的了解，如同孙瑜一样，也是通过段承泽的《武训先生画传》。据孙明经言，他当时便深感武训的伟大2。战后在“建国初期、教育第一”的号召下，为了针对中国实际的需要，孙便组织人手选武训做一部静映卷片，以引起国人对教育的兴趣。孙等人还特意撰写了卷片的说明书，以便放映时候与字幕连起来向观众宣读。这部静映卷片，一以贯之地塑造了一个孝顺、渴望读书、能吃苦、乐于助人的武训。民国教育部购买了20份拷贝，向各省市教育厅局分发，以鼓励教育事业发展3。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总统府，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被终结了。已经加入私营昆仑电影公司的孙瑜，决定继续摄制《武训传》。但是原有的电影剧本肯定要修改。如何按照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来描写武训这个人呢？……

……1944年夏，孙瑜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一天，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1945年孙瑜赴美国时，身边还带着《武训先生画传》和初拟的简单《剧情梗概》。1947年秋天，孙瑜在回国的旅途中，拿出笔记簿来，开始写了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包括艺术加工虚构的）也逐渐在孙瑜的头脑中形象化了。

　　回国后不久，孙瑜就决心筹摄《武训传》。1948年1月初，孙瑜在南京赶写“分场剧本”，1月底就写成简单的电影文学剧本。

　　这个《武训传》分场剧本，描写武训自幼穷苦，乞讨为生，他羡慕村里有钱人的孩子入私塾念书，有一次，他壮起胆子走进一个学堂里，跪着请求收他念书，但是，老塾师见乞丐进门，认为“有辱斯文”，一顿戒尺和呵责把小武训赶了出去。武训不能念书，后来到张举人家帮佣，言明每年工钱6000文铜钱。武训帮工3年，等他要求支钱回家看望生病的伯母时，张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拿出假账簿，说他钱已支用完毕，武训不服，被一顿毒打赶了出来。经过这些教训，武训懂得了穷人不识字的苦，决心兴办义学，要让穷孩子也能读书识字，不受欺侮。于是，武训做短工、讨饭，敲铜瓢卖唱要钱，集资办学。他一生到处奔波行乞，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最终办成了几处对穷孩子进行免费教育的义学。电影分场剧本着重刻画了武训一生的苦行，主调完全是歌颂性的……

　　《武训传》分场剧本写完打印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交郑君里分送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人。赵丹曾在医院里阅读过《武训先生画传》，他见清朝的山东同乡武训（赵丹也是山东人）忍辱负重，终生艰苦修“义学”的事迹，曾感动得痛哭流涕。后来孙瑜在上海约他合作主演，他立刻接受了……

……1948年1月，孙瑜改编成电影《武训传》的分场剧本，希望能在昆仑影业公司拍摄。那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勒令“中制”拍摄“反共、剿共”影片。阳翰笙说服孙瑜和赵丹将《武训传》在“中制”投入拍摄，占用他们的场地、设备和人员，使他们拍不成反共影片。到11月，刚完成全剧三分之一摄制时，厂方因资金枯竭而宣布停拍。1949年初，由昆仑影业公司向“中制”购得影片拍摄权以及已拍成的声底片和拷贝，可是因为昆仑公司正在赶摄《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武训传》的拍摄只得搁浅。……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电影局，负责全国电影事务。当时全国文化领导机构尚未创办，而电影管理先行，表明中共对电影这个宣传利器的高度重视。经过十余年战乱摧残，民族电影工业处于崩溃边缘，整个市场几乎都被好莱坞统治。刚刚接管电影产业的共产党，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审查政策，以此鼓励国产电影尽快恢复发展，打退进口“毒素电影”。时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的夏衍，向上海电影人传达政策时说：“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也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在此背景下，国营厂、私营厂、公私合营厂，共同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旗开得胜的局面，出品了《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白毛女》、《钢铁战士》、《我这一辈子》等国产佳作，夺回了电影市场半壁江山。

1950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展开。国际国内形势剧变，电影业也深受影响：英美电影全面禁映；对国产电影的审查标准也开始收紧。当年春天，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内蒙春光》。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是第一个接到停映通知的国产电影。原因是将蒙古族王公塑造成恶有恶报的反面角色，违反了解放初期的民族政策，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内蒙古主席乌兰夫等领导都认为不太妥当。

停映大概一个月后，编导按照各方讨论意见，将影片进行了修改。结尾蒙古族王公终于醒悟，被党争取了过来。改后上交周恩来、朱德观看提意见，又给毛泽东看。江青给导演干学伟打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的几点指示，其中包括把片名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几经周折，《内蒙人民的胜利》于1951年复映，还获得了捷克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1950年底制作完成的《荣誉属于谁》则没有这么幸运。电影名字取自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的同名讲话，讲话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故事讲述的是在东北铁路管理局某分局，局长保守自大，新来的副局长则积极进取，主张学习苏联先进的调车法，以解决列车的堵塞困难，两名局长产生矛盾。最后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的副局长是正确的，荣誉属于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者。

1950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铁道部对此片进行了审查，领导看完都很高兴，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说片子里的共产党员演得像，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对铁路的同志很有教育意义。电影顺利上映，但很快收到停映通知，并且没有明确理由。

导演成荫写了很多书面检讨，越写越糊涂，因为连周扬都不知道这部片子犯错的根本原因，江青也说得含含糊糊。直到很多年后，经过各方分析，联系1954年的“高饶事件”，才约略揣测出其中玄机。《荣誉属于谁》不仅片名出自高岗讲话，内容歌颂高岗治下的东北地区，而且影片结论是荣誉属于学习苏联的人。当时中苏虽然表面处于蜜月期，但毛泽东早已不满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对他本人的压制，而高岗与苏联关系十分密切。1950年，矛盾已经在发酵。

《荣誉属于谁》无意间卷入政坛纷争，且始终没有得到影片被禁的官方答案，导演成荫无所适从，私下长叹：“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这句话在电影圈悄然传开，一时成为业内名言。电影人意识到，“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1949年6月20日，孙瑜在解放后的上海接到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在北京，几千位来自全国的文艺战士云集一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欢迎辞，听取了周恩来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其他首长们的讲话。在每天的文艺晚会上，孙瑜和其他艺术工作者愉快地欣赏了老解放区艺术家们的那些充满革命豪情和蓬勃朝气的歌舞、戏剧的演出……

……当昆仑公司决定重拍该片时，孙瑜本人也没有多大把握，当时，“脑海里总飘浮着一个很大的问号——武训其人其事怎么样?在北京的全国文代大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1949年7月26日，孙瑜在文代会期间的一个晚宴上向周恩来谈到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时，周在短暂时间里谈了自己的看法：“(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周恩来的寥寥数语使孙瑜对所谓“义学”的事，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发生了疑问，据此对剧本的主题思想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读书识字终身艰苦兴学但“劳而无功”……

……赵丹明确地认为：“武训不是一个怪物，不是一个‘超人’，更不是立云的高不可攀的‘神’和‘圣’，尤其不是什么变态心理的畸形人物，而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一生的事迹，也仅仅只是劳动人民向剥削阶级作反抗作斗争的典型事例之一。又因为一百多年前的被压迫劳苦大众还不可能有今天的革命理论和组织领导，所以一切反抗斗争必然失败，加上武训又是彻头彻尾的以个人有限的力量来进行反抗和斗争，所以《武训传》也就必然只可能写成一个悲剧的收场。”……

　　……一天晚上，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后的盛大晚宴上，周恩来和茅盾、郭沫若都参加了。孙瑜从老远处挤到周恩来跟前，颇为唐突地告诉站着的周恩来，他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并请教总理对武训的看法，周恩来略为思索，告诉孙瑜，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3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在当时参加晚宴的一些同志都想和总理说话的情形下，周恩来不可能再和孙瑜多谈。但他的寥寥数语，已给了孙瑜很大的启发……

……昆仑影业公司当时苦于没有适当剧本可供拍摄，生产又不能“停工待料”，于是在1949年12月决定拍摄《武训传》，还向政府申请到贷款。编导委员会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等对剧本的修改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应将原来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正剧，改为“兴学失败”的悲剧。大家感到武训立志终生艰苦为穷孩子们修“义学”，其志可嘉，精神可贵，但“兴学”绝不可能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穷人地位。孙瑜听了意见，又记起文代会期间周恩来对他拍《武训传》这一题材要注意站稳立场的提醒，还有夏衍曾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将剧本改为武训终身艰苦兴学是“劳而无功”的悲剧，而武训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值得歌颂。剧情上加了一头一尾，以解放后老师在武训纪念会上向学生讲故事的形式，联系新时代的需要评价武训；为了表现那个时代的“革命行动”，加强了周大的戏。开拍不久，遇到“二六轰炸”造成的断电停拍等困难；后期剪接室不慎失火，震撼着摄制组每个人的心，大家团结奋战，在火焰中终于抢出了《武训传》的底片和拷贝。……

……孙瑜原来写的《武训传》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大家感到，武训兴办“义学”可以作为一部兴学失败了的悲剧来写，而武训本人到老来也发现和感到他自己失败的痛苦，才能成为一个大的悲剧。这些修改意见，孙瑜都一一接受。孙瑜认为，封建统治者不准穷人念书，但武训说“咱穷人偏要念书”那一种“悲剧性的反抗”，能揭露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阴险刻毒，也是对《武训传》剧本的修改和提高。同时，虽然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上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写了武训为穷孩子们终生艰苦兴学劳而无功，可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的。于是孙瑜在昆仑公司昼夜赶写，很快地修改了剧情和写好了分镜头本……

……在《武训传》修改后重拍前夕的1950年1月4日晚，昆仑公司编导会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上海军管会文艺界的领导讨论电影脚本。在讨论会上，夏衍即表示：“武训不足为训。”[7]当时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也认为，要拍农村教育片，不如歌颂老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端予。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陆万美看了剧本以后，提出“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这说明在重拍前关于这个题材大家是有疑问的……

……1950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昆仑影业公司请了当时负责上海电影事业的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3位领导来到公司，由孙瑜口头把修改后的《武训传》的主题思想和剧情场次细讲了一遍，赵丹作了补充发言。夏衍等人听完介绍之后，建议孙瑜把电影的开场和结尾再做一次修改，原来的开场戏是以一个“老布皈”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故事，改为由解放后的一个“女教师”在武训诞生111周年纪念会时，对几个小学生讲武训兴学的故事；在片尾还是由解放后的那位“女教师”做出结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这样，剧本当晚就被夏衍等领导口头通过，决定继续拍摄了……

　　1950年2月，孙瑜和《武训传》外景队———演员赵丹和饰小武训的孙栋光、摄影师韩仲良、美工师丁辰、制片主任孟君谋等人，到了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借住在柳林镇的武训师范学校里，武训师范学校的旁边就是武训的坟墓（这个坟墓后来在“文革”初期就被一些“红卫兵”们砸烂了，据说还把武训的骨头刨出来，淋上汽油当众烧毁）。在开拍前，孙瑜邀请了好多位老年农民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的种种细节……

……编导会成员又到北京，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因工作忙，没有时间看剧本，只给他们提了两个建议：一、要他们到武训家乡去实地调查，究竟人民群众对武训是怎么看的;二、要他们把电影剧本和人民群众中流行的关于武训的传说有摄制价值的，对照一下，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具体问题让他们去找有关同志商量。

　　最后修订的电影《武训传》剧情如下：武训五岁丧父，随母亲行乞度日。七岁时求私塾教师收留读书，遭富家子弟驱赶。十七岁在张举人家做长工，结识车夫周大和婢女小桃。武训听说小桃因不识字被卖到张家，武训也因不识字，不仅未领到工钱，反遭管家赵熊毒打。周大见武训被欺，义愤不平，痛殴赵熊后，被打入囚牢。小桃不甘于再被卖身，饮恨自尽。武训痛感穷人不识字的不幸，决心兴修义学，让穷孩子读书识字，免再受人欺骗。他开始唱歌卖艺、装疯卖傻、积钱修学的屈辱生活。周大越狱后，劝武训投奔农民义军，武训未表同意。10年后，武训积聚的120吊铜钱，被地保侵吞，但他初衷未改，仍一心行乞兴学。20年后，武训购置了一些学田，并积存六千多串铜钱。他去杨进士家门前跪求三日，当地士绅为其精神所动，义学遂告办成。郭知县和张抚台借义学以邀功，奏报朝廷，清廷因此为武训建牌坊，赐黄马褂，武训在盛典中由疑惑而悲愤，他叮嘱孩子们长大后“不要忘记自己是庄稼人”，丢弃了黄马褂，踽踽而去。最后，周大率义军火烧张举人家，纵马疾驰，隐没于黄尘中。片尾女教师说了一番话，特意强调：“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孙瑜为增加主人公更多更大的困难和矛盾，又精心增加了一些细节。例如，武训因不识字受了欺骗和一顿毒打，在破庙卧床悲戚昏睡，深夜里幻入一场大梦（代表他的思索），幻见张举人变成红顶朝服的魔鬼，把他和无数的“文盲”打下寒冰苦海和炽热的火狱里受罪，最后他回忆幼时听武母“义学”的话，从苦海幻进天堂杏坛，把封建恶魔张举人打下尘埃，因而最后武训得出了他“修义学”的“伟大计划”。

　　与此同时，孙瑜又从历史现实出发，力图合情合理地在戏的主线外添加了支线，发展了郑君里提出过把车夫周大作为北伐太平军被打散的军士的建议，增加了周大的戏，写他在小偷李四和一个管狱的王牢头（两个新添的虚构人物）的冒险协助下，纠合死牢中的囚犯们，打出牢狱，“逼上梁山”，带领一支农民武装的队伍，和官府恶霸们英勇地斗争下去———在剧情上和武训兴学成为“一文一武”正副两条线。这两条线轻重不同地并行发展，互相衬托，直到剧终。

　　为了更进一步深化电影的主题思想，孙瑜又增加了这样的情节：武训在办成第一个“义学”后不久，含泪跪谢考得第一名的小学生赵光远时，竟然在赵光远的口中听到“书念好了，就可以做官”的话语，白发苍苍的武训当时犹如霹雳击顶，惊痛地发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义学”，竟会劳而无功，一败涂地！最后，老武训在悲愤的心情中，拒绝穿“皇上”赐给他的“黄马褂”，拒不跪谢皇恩，装疯子进行他的“悲剧性的反抗”。他对一群小学生痛哭流涕，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的同时，又在剧终时看到所谓“武”的一线———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装农民弟兄们在原野上英勇地跃马飞驰而过，再次高喊“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为了加戏，孙瑜在电影里加强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阴险。蔡楚生在养病中，还热情地自动替孙瑜写了一段精彩台词，刻画山东抚台张曜和幕僚吴庸之利用武训，为武训奏请清廷赐造牌坊，以“收揽民心”的卑鄙对话……

……1950年9月摄制基本完成。公司负责人审看“毛片”后，觉得长度已达一部半，质量也好，要求再加一些戏，成为上下两集。孙瑜担心戏拉长损伤艺术质量，最初固执地拒绝，然而在厂方提出“明天大家的工资都要发不出了”的情形下，也不得不同意重新增加拍摄内容，终于在1950年底作为上下集赶拍完成。公映后，反响强烈。据夏衍回忆，当时影片送审在华东局机关内放映，参加的人除了上海市党政负责人外，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居然也来了。这位向来不苟言笑的首长，看完影片却笑容满面，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他们成功。华东地区第一号人物这一表态，无疑是一锤定音。1951年2月，影片送中南海放映，有一百多位首长观看，周总理、朱老总也看了。看后，朱老总微笑地握着孙瑜的手说：“很有教育意义。”……

……2月21日晚7时，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带了孙瑜和史东山两人乘汽车直赴中南海。周恩来等大约有百多位中央首长谈笑着走进了中南海放映大厅，都来看电影《武训传》。孙瑜没有预料会有那么多的中央首长来看这部片子。这晚，毛泽东主席没有来看，后来据中影华北管理处的同志告诉孙瑜说，主席几天后又专门调了《武训传》去看……

……富甲一方、骡马成群的豪绅乡宦张举人，侵占田地、包揽词讼、高利盘剥、鱼肉乡里的恶霸行径，深刻暴露了封建黑暗统治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农妇陈二嫂被驴打滚逼上绝境时受到搭救，小桃被骗当婢女遭毒打受到老佣人钱妈同情关心，周大义救武训、带领穷人造反，李四照料武训，狱卒暗救周大，村民支持武训解囊相助等等，显示出劳苦大众之间的友爱之情。武训凭良心、卖体力做牛做马，应得的三年打工钱被张举人造假账赖掉时，从哀求到终于不怕老爷威严地喊出一声“要凭良心”的抗议。武训抗议遭祸，被张家毒打昏倒，在九死一生中醒来，决心走上为穷孩子兴义学苦行之路。苦行中，武训甘愿当傻瓜，除了像牛一样地苦干，犁田、推磨、倒草、拣布头、缠线袋……还被人当马骑，沿街喊唱：“你行好，俺代劳……”为了穷孩子，为了修义学，苦行30年后终于办成义学，武训听到学生琅琅读书声时，站立在教室外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喃喃低语：“穷孩子也能念书哪！”当听到学生讲“学而优则仕”时却怔住了，“做官……穷人念好了书给穷人想办法，做了官那怎么办？”武训疑惑痛苦，愁苦万分地在学生面前跪求：“千万不要忘记庄稼人啊！”封建统治者为了利用武训而为他“立牌坊”、赐“黄马褂”，武训却公然把显示“皇恩浩荡”的“黄马褂”弃之于地……这一幅幅动人的银幕景象，栩栩如生，简练而又集中，亲切自然。

上集结尾的那段平行蒙太奇画面令人难忘，地主爪牙从破庙里抓走小桃，痛打武训。忽然狂风卷起、雷电闪动，死牢里的周大迎着风雷怒吼：“打雷了，劈死那些吃人魔鬼！”泥地里的武训迎着暴风雨爬行，喊叫着：“报仇！我要报仇！咱穷人要报仇啊！”还有下集里那组平行蒙太奇镜头：武训出钱买粮救灾，嗷嗷待哺的灾民们在吞咽着救济粮；张举人等却在院子里饮酒赏花，杯盘交错，两组影像形成强烈对比。小道具“不倒翁”在剧中三处不同情景下的运用，自然贴切，意味隽永；陪伴小桃苦难命运的那朵珍爱的小红剪绒花，栽在小桃坟前的那粒桃核长大成树的景象情真意深……这些都那么富有诗意地象征着人物的精神美。

全片演员阵容强大，大多数是知名度较高、富有表演经验的艺术家，从主角到配角都是旗鼓相当，如周伯勋的张举人、蒋天流的四奶奶、吴茵的钱妈，还有新秀王蓓的小桃，各显特色，都表演得十分贴切。特别是赵丹的杰出表演，是武训形象获得成功的重要关键。赵丹表演上的成功，一是由于他与导演孙瑜在对武训这一人物的理解和艺术构想上心心相印，浑然一体；二是他以精湛的演技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角色的感应中。赵丹明确地认为：“武训不是一个怪物，不是一个‘超人’，更不是立云的高不可攀的‘神’和‘圣’，尤其不是什么变态心理的畸形人物，而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一生的事迹，也仅仅只是劳动人民向剥削阶级作反抗作斗争的典型事例之一。又因为一百多年前的被压迫劳苦大众还不可能有今天的革命理论和组织领导，所以一切反抗斗争必然失败，加上武训又是彻头彻尾的以个人有限的力量来进行反抗和斗争，所以《武训传》也就必然只可能写成一个悲剧的收场。”

再现于银幕上的武训形象，三十年如一日的苦操奇行，行乞兴学，怪诞中未让人感到像个“神”或“妖”，关键就在于赵丹对角色的正确把握。他始终将武训立足于普通农民的本性上，展示他性格上的复杂矛盾：坚韧与软弱、忠厚与迂腐、清醒与盲目、平凡与非凡……并且努力地将它们自然地交融于一体。赵丹扮演的武训在银幕上最初出现时是一位17岁的青年农民，敦厚笃实，胆小卑微，神情中带出他七岁成了孤儿后在艰苦生活中备尝磨难的经历。豪门大院的威风令他心颤，见到举人老爷时他吓得瑟瑟发抖下跪，然而干起活来他浑身是劲，自信“咱庄稼人有的是力气，咱凭力气吃饭”，忠厚得近乎傻气，在张家尽干着顶脏顶累的活。婢女小桃同情他，劝他不要太老实拼命干。武训的老实不但没有得到起码的回报，反而受到张举人残酷的欺诈，面对三年打工的血汗钱被张举人造假账侵吞时，武训这个老实人在苦苦哀求无用时，也开始睁大眼睛向举人老爷喊出“做人要凭良心”的抗争，武训软弱的性格开始起了变化。武训昏睡破庙三天三夜梦幻里出现的，是他濒临死亡时的苦苦挣扎。梦醒后他果断地宣布要为穷孩子办“义学”的决心，20年来受剥削受欺压郁结胸中的仇恨和愤怒一下子迸发了出来：“奶奶的，他们不准咱们念书，咱们就偏要念书！我拼着我这一辈子什么别的也不干，专去修义学！”“奶奶的，我们要报仇！”人物此时极度痛苦的心灵难以抑制。这一非凡的决心是他经历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悟出来的，也是他性格中坚韧一面的升华，终于不顾一切地横下了一条心。这以后种种难以忍受的苦行，以至那些自虐自辱愚昧落后的行径，绝不是活得无聊的自我作践，而是一个身处社会底层一无所有的老实农民无可奈何而又义无反顾地进行的一种抗争，同时也受制于他性格中互为矛盾的那些积极和消极因素的影响。他坚韧不拔，终于积攒到了办学的钱款，也得到社会的同情，可是他的迂腐和盲目仍然没能摆脱封建黑暗势力的突然袭击，十年来积下的心血钱轻易地相信一纸凭证存放到地保高春山处，高春山偷走凭证狠毒地剥夺了武训的全部所有。这一沉重的打击对于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武训也差一点被打垮。他顿足哭喊：“苦命的孩子，义学修不成了！你们念书的日子还没有来啊！俺们的义学办不成了！……”悲痛绝望的呼号令人震撼。武训一切为着穷孩子们的满腔赤诚终于感动了众乡亲，一幅动人肺腑解囊相助的情景使武训重新奋起。这一挫折对他盲目自信的弱点是一个批判。而他还是没被压倒，在劳苦大众友爱的支持下，他性格中的坚韧和顽强的一面不断地发展。可是武训的苦斗最后还是陷入疑惑和痛苦，不知所向，孤独地行走在荒野中，作为一个银幕形象，以悲剧性的失败画上了句号……

……在电影的整个放映中，周总理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银幕。孙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观察他对电影的反应。尽管上海、南京等处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好评”，孙瑜仍然像一个刚刚交上考卷的小学生，心里相当紧张地等待老师评分！电影放完后，周总理没有在大厅里提多少意见。总理只在某一艺术处理上告诉孙瑜，武训在庙会广场上卖打讨钱时，张举人手下两个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描写似乎太长了。孙瑜即于第二天把踢打武训的镜头剪短了。

　　《武训传》2月25日在北京公映之前，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试映。公映之后，称誉和推荐的文章在报刊上接踵而来。孙瑜在北京逗留了约10天，很多看过片子的领导和同志们都说《武训传》的社会效果颇好。一些原来不安心、不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看了《武训传》以后，开始安心教育，热爱孩子，纷纷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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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1950年底和1951年初，《武训传》上映。夏衍回忆说：“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做了许多过高的评介，这就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17]

　　电影放映后“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一片赞美颂扬之声。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4月下旬，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大众报》、《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即发表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40余篇，全国各地有上百篇。上海的《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影评文章大部分认同电影编导对武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赞扬，调门更高。有人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切实地做到了鲁迅先生的名言：‘俯首甘为孺子牛’。”[18]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19]“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20]他“能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的实际情况里，了解了封建社会的封建的家族和亲友关系的必有的坏的发展和无限的阴谋。”“他是惯于韧性战的一个智慧的义学组织者。”[21]“他的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还有文章把武训与周大进行了比较，说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和周大的思想和行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华民族的革命性的论述。[22]

　　大家还歌颂《武训传》是“具有相当高度思想性”[23]，“富有历史意义的教育片”[24]，“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它会告诉你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25]“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26]“为武训先生那种坚强不屈舍身为穷苦人们服务的精神所深切的感动着、教育着”[27]，因此，人们纷纷表示要“学习武训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28]育才学校的一位老师说：“看完这张片子之后我哭了。我哭。不是伤心，而是觉得只有在穷人里面才能产生出武训这样的人。”[29]这些连篇累牍的肯定和赞扬文章，同样充斥着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观点。

　　1951年3月25日，《进步日报》发表了晴籍所写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提出异议：“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物跟今天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是多么不相衬?他能在我们要培养的新英雄气概上起点什么作用呢?”文章最后指出，“这个人物不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好传统”。“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称赞《武训传》，更不能无条件地学习他。”但4月4日，就有3篇文章[30]对该文进行批驳。其中一篇文章辩护说，武训“只是想在封建统治下，划出一个特殊的地区，来培养革命的干部。”[31]

　　年初与电影放映的同时，还出版了几本书。有孙瑜著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上海新亚书店出版)，李士钊编、孙之隽绘的《武训画传》(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柏水编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上海通联书店出版)，金陵大学影音部编绘、杨宝楠画的连环画《武训》(上海大众美术出版社)等，同样对武训和“武训精神”极为推崇。有的认为，“实际上武训先生是一个最典型最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先生的反地主、反恶霸、反封建制度、反缠足、反迷信等进步思想，他那种坚韧的斗争意志，虽然表现在不同的行动里，但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32]“武训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33]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对一个思想混乱、倾向错误的影片“好评如潮”，甚至许多“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称赞武训的精神，这是毛泽东决定要开展批判的关键。虽然如夏衍所说，许多过高的评介，有与电影有深厚渊源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的贡献，“好评如潮”也有导演孙瑜和演员赵丹是著名影视人的影响力，但也说明这样的观念很有社会基础，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集中流露，反映了这个群体的认知水平。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34]这与夏衍的回忆一致。

　　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态度更鲜明;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加强导向作用。社论提出“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35]，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同时，对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北京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大众电影》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武训传》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　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毛泽东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因此，他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首先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五十五年前的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我编一版要闻一年多以来，常收到新华社播发有关国内国际大事的《人民日报》社论，地方报纸必须转载，但是《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却是破天荒头一回，不禁有点惊讶，赶紧细读社论全文：……

……我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这篇社论同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或者新华社作为电讯稿发出来的社论完全不同。那些关于抗美援朝、国际形势的社论，可以使你情绪激昂，充满自豪感；那些关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论，政策性指导性很强。但是这一篇社论，说的是一部电影，却提得那么高，那么严厉，“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些非常严峻的责问，哪里是社论的口气？点了那么多作者的名字，那么多文章的题目，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是不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就可以用这样的口气写社论？我越读越糊涂，也越读越紧张，不管懂不懂，理解不理解，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也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

……这个“编者按”措词很厉害，上海话就是“很结棍”。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认为大概要批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没有想到其他。不料才过几天，社论就出来了，而且更加严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想着，管夜班的副总编辑魏克明同志来上班了。没等他坐下，我就告诉他新华社发来一篇《人民日报》重要社论，说着，赶紧将那一叠电讯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来，茶也来不及喝，烟也来不及抽，先仔细地读了一遍。看完，对我微笑一下说：“这篇社论非同小可。我估计有几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毛主席修改过《人民日报》社论，在战争年代用新华社名义写过评论和通讯，但是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电影的社论，却是从未想到的。听老魏的口气，似乎很肯定。果然，他的估计很准确，不久，就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写了社论中除了一大批名单以外的段落。“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种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都有这篇社论，1977年4月，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就收入此文，注为“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节录”。

　　问题提得如此严重，如此尖锐：“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同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党的生活”专栏还发表了一篇专文，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已将“讨论”改为“批判”了），口气同样很严厉。报社编前会上，有人问报纸应该怎么办，要不要组织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着，说：《人民日报》怎么宣传我们就跟着办，《武训传》是上海拍的电影，更要看市委的态度，不必忙。现在上海正忙着“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大炮，要宣传报道的东西很多，不要又开辟一个宣传战场。然而《武训传》这部电影毕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立刻受到重大的冲击，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夏衍，正参加一个由林伯渠、沈钧儒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远在欧洲。上海文艺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长于伶负责，他又兼电影厂厂长，自然首当其冲。5月21日上海各报一律转载社论，当天晚上，组织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开会，重新放映《武训传》。放映之前，有关负责人黄源（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和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三人先后发言，检讨自己过去对这部影片的错误态度。据于伶同志四十年后对我追叙，那一天他从早到晚处于紧张状态中，连饭都顾不上吃，准备组织大家看电影，作检讨性发言，市委更决定要他以上海电影厂厂长身份写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训传》讨论会消息同时见报。一天之内赶一篇文章怎么来得及？但又非写不可。于是，那天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电影处楼下放映室看电影并且作自我批评的同时，在放映室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冯定和原《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两位大手笔正伏案挥毫，赶写一篇《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和讨论》文章，署名于伶，当晚送到《解放日报》，同新闻一起在第二天见报，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领导机关向中央表一个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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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2

家园

……3月24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领导的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38]

　　3月下旬，开始批评《武训传》的立场与观点的错误。周扬“在三月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对这电影作了批评”。[39]4月20日，周扬在政务院第81次政务会议上作题为《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的报告，再次点名批评《武训传》，说：“昆仑公司的《武训传》就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40]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连续发表三篇批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指出，武训的兴义学的这个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也不是什么有着太平军一样的“革命的意义”，武训刚好和这些虚伪的赞美相反：是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因为《武训传》在教育界影响很大，江华发表《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文章指出：从一些对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分析中，有很多极端缺乏阶级观点的说法;从一些对武训苦行兴学事迹的探讨中，有很多完全违反唯物史观的论调，特别是从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更有很多糊涂的观念。和武训一生事迹紧紧地联系着的，对于教育事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看法，也值得分清是非，消除各种各样混乱的观点。建议教育界普遍地进行对于武训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研究，使教育工作者从思想上、理论上，大大提高一步。当时的团中央副书记许立群觉得陶行知和影片《武训传》把武训捧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他就写文章投了稿。[41]认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42]但整体看来，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贾霁和江华的文章，以及《文艺报》发表的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和鲁迅的《难答的问题》等文章。正如配发的编者按所说，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这说明对《武训传》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够，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一篇5月27日的检讨文章中说“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43]因此，毛泽东要发动大讨论、大批判引起人们足够重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目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结论。“通过这一场原则性的讨论，使每个共产党员懂得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的原则区别，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区别。”[44]具体布置是，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

　　5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还预期：这一场思想讨论将会极大地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水准，丰富我们党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性，使我们了解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应当表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错误是应当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还是应当采取革命的斗争态度。[45]毛泽东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抓住电影《武训传》存在的思想问题，通过讨论和批评，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首先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胡绳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阐述，指出，“不应该抽象地看‘普及文化教育’。”“人民的‘文化翻身’，必然追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而来，决不能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变革的前提。在革命斗争时期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其意义就是阻止群众的觉悟，抵抗革命斗争，所以是反动的，是向反动阶级投降。”[46]6月1日，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仅仅10天后，郭沫若写出《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刊登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表示自己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

　　徐特立、马叙伦等文教系统的负责人也作检查。马叙伦认为自己“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并且还在领导全国的教育工作，却还来盲目地表扬武训，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47]

　　夏衍回国一个多月后，在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做出诚恳的检查。他说：“上海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宣传侵蚀的地方，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长期发生重大影响的地方。同时，从长期反动统治下面刚刚获得了解放的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又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上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武训传》的教训中，暴露了上海革命文艺界和自己工作中思想工作薄弱、自由主义庸俗习气浓厚、事务主义的作风，《武训传》的教训充分说明了：“今天中国的文化艺术阵线固然是统一战线的(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同思想和倾向)，但是，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的领导的力量。”……

……作为华东和上海文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的夏衍，到6月下旬才从东欧访问结束回国，自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卷进狂飚的中心。据他四十年后所作《武训传事件始末》一文（见《夏衍全集》第十五卷《懒寻旧梦录》附录二）回忆：一回到北京，他的老战友、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不满地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二、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周扬却提醒他：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因为事先没有考虑到这部片子的反动性而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检讨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夏衍还说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总理在电话中就《武训传》的问题作了指示：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要对事不对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说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宣传部长舒同。回上海后，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这次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毛还亲笔修改，有一段就是毛写的。并说毛主席看了之后对他（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以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他向夏衍、戴伯韬等文化教育界负责人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他甚至强调：“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意见。”他的表态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一致的，是正确的态度，夏衍等同志根据他们的指示行动，就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上海只开了两次一百人左右的会，没有搞什么“运动”，《武训传》电影主要摄制人员孙瑜、赵丹等，只在会上作了些自我批评，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

1951年上半年，全国上下正处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各项政治运动的高潮中，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热火朝天。这场突然从天而降的狂飚，虽然没有搅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但是规模还是不小。《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七十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集会消息和读者来信一百二十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也树立了一个模式，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制。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不说别的，只以上海的电影为例，1950年到1951年生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为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开拍，文化界形成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这还只是电影生产这一个方面，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影响要大得多。

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四万五千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被调查的人只能顺着调查者的话说，要什么就说什么的主观主义的调查。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著有《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揭露，叙述了事实真相，此处不赘。调查记表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为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文化部李进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进”最容易为读者忽略，其实却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不知何故要冒称文化部的人。中宣部那时在文艺处之外，有一个电影处（并无戏剧处、音乐处、文学处……），不久以后江青不当电影处长了，这个处也就撤销。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说：“《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

通宝推：大眼,

复 3

家园

……一九五一年复，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三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下面的十五段文字，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以此可见，毛泽东对武训批判的重视程度。

一

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摘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也不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们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二

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武训和杨鸣谦〔３〕或杨树坊〔４〕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气的血缘亲属。非常合理，武训和杨鸣谦一同受到了满清王朝褒奖，武训被赐与“乐善好施”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仪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他们不愧为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帮助满清王朝，对革命人民执行所谓剿抚兼施政策的两匹忠实的走狗！

三

武训宣传者们高兴歌颂武训的“孝行”和“友爱”，这事我们也作了调查。和这种歌颂相反，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武训早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七十九岁的郭继武说：“他娘他哥都没占他的光，他娘死的时候还不是象一条狗一样。”有人说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在武训正患财迷病的时候，这可能是事实。群众说，武训把要来的干粮拿去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的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四

武茂林是武训的远房侄孙，一生帮助武训干所谓行乞兴学，结果被杨树坊逼死。武鲁林是武谦的孙子，武克信的儿子，在武训晚年过继武训为孙，被杨家控以“抗不交学租”，县官捉去拷打重伤，放出来，第二天就死了。我们在前面说过武训不顾家，这是他少年和中年的事。到他老年，大约是对杨树坊控制过严不满，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满，还是请求杨家允许拨出了四十余亩地以作武家祭田的名义交给武鲁林的父亲武克信耕种，同时以每年交租钱十串给学校的条件满足了杨家。此事曾在官厅立了案（见《兴学始末记》，说是四十亩，武金兴告诉我们是四十余亩）。但杨家后来硬夺回去，否认祭田，肯定是学田，派武鲁林送重租，武鲁林出不起，发生争讼，因此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夺去。这就是武家“两条人命”的公案。群众对于此事一概同情武家。当武金兴向我们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和他都感觉难过。武金兴沉痛地说：“我们和杨家有仇！”

五

光绪十四年以后武训在堂邑方面所增加的财产是他的私产，并未捐入学校。许谨传就是替武训管理这部分私产的一个人。在武训死后，许谨传的长子许功珏，曾被杨家以“抗不交学租”的罪名关进牢里过。根据这一点，就可知道武训生前没有交出的私产，凡是被地主们知道了的，在武训死后都被地主们以学田名义夺去了。武茂林手中也很可能有这种性质的财产。武训在光绪十四年以前所积的财产是否全部捐给柳林学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分未交出而由武茂林管着，武茂林之死可能也和这点有关，不过我们未找到确实证据。许谨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兴学始末记》所载靳鹗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说：“赵郎砦、王二大砦等村，旧有善书会一道（原文如此，疑有误——笔者），武训捐助京钱二百余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内，许谨传等欲为武训立碑，武训不许。每年齐社一次，武训不论有何事故，必亲身到社，并遍阅每年所印善书簿记。又自取各善书若干卷随身携带，到处施放”。这个“善书会一道”看来像是个会门组织，许谨传是个头儿。武训则因出了许多钱，成了这组织的大头儿。由此可知，许谨传也是一个拥护武训那一套，并帮助武训工作的人，是武训的亲信人物之一。他很有些像武茂林，不过他干的是“善书”，不是“兴学”罢了。

六

于殿元诉状中所说的赵一琴，是当时临清的有声望的大绅士，是个举人。武训和于殿元“结拜生死之交”，要赵一琴主盟，赵一琴也肯出面为他们主盟，我们判断是和争夺临清学校管理权一事有关的。武训愿意赵一琴一派辅导于殿元在他死后接管这个学校，而不愿意靳鹗秋一派管这个学校。故靳鹗秋方面的人也不能否认武于结盟赵为主盟一事，而只能说“巧与结盟”。

七

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及其流氓兄弟们和地主阶级有矛盾，但在他生前这种矛盾还没有表面化，主要靠了官僚尤其省城官僚方面的维持。武训一死，他的学校先后瓦解，财产被地主霸占侵蚀，他的亲信都被打击。当地群众对于武训是嫌恶的，但对于受打击最惨的他的代理人，例如武茂林，则是寄与同情的。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许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

八

在武训死后，在鲁西及别地出现了一批吃武训饭的人。其中一人是临清的号称“武训第二”的王丕显，是一个借兴学发财的学棍，这里不来详说。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栋。武金栋，堂邑武庄人，是武训的疏族，现年七十八岁，他就是现存的一个活武训。他在武训死后一意学武训，见有钱人就磕头，低眉顺眼，出口成词，到处募捐，很积了一笔钱。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到过南京，为国民党所赏识，捧为法宝。他和我们见面，还是口中念念有词。他对群众的态度很坏，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在土地改革时把他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我们找他谈话，柳林镇的群众很感诧异。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群众指着说：“为啥这家伙又来了！”

九

根据要能作“满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学这一点看来，“崇贤义塾”的学生入学资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

十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开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在学生的成份方面，经过我们调查，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

十一

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武训这时单在堂邑方面，已集了很大一笔财产，计七千多吊，“义学”一办成就不得不受杨树坊的控制。所以此时杨树坊叫武训办“义学”，武训虽欲不办也不可能了。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后来有几年率性停办，毫无意于什么义学不义学，就证明了这点。以上是学校所以办成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时地主阶级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们利用武训的债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为他们的子孙建立一所学校，何乐而不为。《兴学始末记》中说：“堂邑、馆陶与临郡接境，自咸丰甲寅兵燹后，贫家不能读书者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页）。这里所指的“兵燹”，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曾经攻克过这一带好些县城。这里所指的“贫家”，就是地主阶级自己。这样，一方面杨树坊等地主阶级需要办学校，一方面武训已骑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积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办，因此武训就替地主阶级、并在地主阶级主持下，办起学校来了。

十二

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武训，依靠封建统治的势力，剥削、敲诈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成三所学校，这种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规律的。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

十三

我们将武训学校的调查集中在柳林镇，将武训高利贷的调查集中在临清镇。这是因为武训的学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训的高利贷，则临清是典型。

十四

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我们见到的七十四张文约内，有三十八张，都是三亩以下的数字；十亩以上的，只有五张。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三十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

十五

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毛泽东修改后还有一信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据手稿刊印。……

……抛开方法，仅从文本上看,《调查记》似乎科学严谨，尊重历史。它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所有的结论似乎都有充分的证据——或当事人（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口述，或文字资料的佐证。

可是30年后，当历史允许人们公平、理性地重新评价武训和《武训传》的时候，《调查记》所提供的证据即刻土崩瓦解，《调查记》下的结论被一一推翻。人们将这个《调查记》与反右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的冤案联系起来是毫不奇怪的。它不但是权力话语动用国家力量，有组织有目的地制造伪证的领军之作，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的最大特点是：有罪推定——“先定结论后找证据”。

因此，调查组“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当时参加座谈的人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武训就是个穷要饭的，‘武二豆沫、大叫化子’；有人称他为‘武圣人’，说他要饭攒钱是为穷人办义学，他把乞讨来的钱存放到买卖铺户生息长利，用来办义学。总的看，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22页）。

开会之初，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70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09页）

用这种调查方法，给武训戴上什么帽子都不算难事。

据调查团成员之一，当年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回忆，“大地主、大债主”和“大流氓”是调查组回京后给武训定的结论。可是，根据所得材料，武训够不上“大地主”的资格，于是派他回去想办法。司洛路到了武训的家乡武庄，找到武训的二哥武谦的曾孙武金兴，从他手里拿到两本上面写着“义学正”的地亩账。“调查团一看这两本地亩账，就说定地主是够了，所以给武训戴上了‘大地主’的帽子。”（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司洛路同志谈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写作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28页）

那么这两本地亩账是否能证明武训是个大地主呢？当年参加调查的中共临清镇宣传部长赵国璧，在三十多年后说了实话：“武训一生的确买了几百亩地，在临清大概就有二三百亩，这些地就在临清西南的杨坟一带，那里有武训办的一处义学，他所有的地，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对此，《调查记》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他（武训——作者注）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原注），一方面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一方面也是为了必须保持这‘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他的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这种解释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武训进行欺骗、剥削所得财产是否用在了自己身上？三十五年后，聊城师范的两位教师在重新调查后，以不胜感慨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

《调查记》详细论列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的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因为怕穷人还不起债，武训就采取“穷人使，富人保”的办法，也就是把钱贷给富人，让富人转贷穷人，他跟富人要账。其贷款的附带原则是，贷款人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算账。武训贷款的利息比清政府规定的还高——月利三分，“如果向地主豪绅或银号存钱，由他们转放高利贷，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标准低一些，以便地主他们为他经手放债，也得到一部分好处。”武训讨债的手段一般人学不了，调查组在当地的劳动人民中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姓张的衙役借了武训二十吊钱赖着不还，武训就睡在衙门口，早晨起来抓起自己的屎就吃，行人围观，惊动了州官，只得命令那个姓张的衙役赶快把本利一并还给武训。当地劳动人民还揭发，武训还用高利贷夺走了两个看闸人栖身的小屋，夺走了一个卖书人的箱子。据此，《调查记》写道：“凡属劳动人民，都说，当时他们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钱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

令人费解的是，在调查组依靠的“劳动人民”中，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这个“财迷”把迷来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

35年后，人们找到了答案：“当地群众说，这些钱是用在办义学上，所以借他钱的人也给他一点利息，但是并不高，而且多是借给一些商人，所以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待。”参加过调查团的赵国璧甚至认为，上当受骗的不是借贷人而是放贷者——武训自己：“武训本人不识字，他乞讨来的钱，托人给存放到一些店铺里生点息，利息有高有低，他自己不会记账，就拾些破绳头、布条搓成绳，借他钱多的他就打个大结，借他钱少的，他就打个小结。因为这，他少不了挨勒受骗。”（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把武训定为“大流氓”有两个“证据”。其一，武训拜过许多年轻妇女做干娘，其中一个青年守寡的干娘生了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另外，他还“吃”过族弟媳的“妈妈”（即乳房——作者注）。其二，几个帮助武训兴办兴学的人都是流氓（调查记没提供任何证据），“因此我们断定，武训生前，在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口，而武训等人就是这个帮口的核心人物。”

但是，前一个“证据”被参加调查的两个人轻易地推翻了：“当时调查这个事时，很多人都嘻嘻哈哈地当笑话说的，确实不确实呢？并没有调查到结实的材料。”（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22页） “这些传说根本没有进行核实，纯是些流言蜚语，却拿来作了定案的根据，实在是冤枉。”（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而后一个“证据”，要么是猜测，要么是株连——说武训的帮手是流氓，没有任何证据，由此推论出武训也是流氓，更是荒谬绝伦。没有证据，只好靠“我们断定”。(本站评注：1949年以后所有冤假错案的定案中，这种凭推断而不管证据是极为普遍的，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普通百姓)

除了这三个罪名，武训的另一大罪恶是反对农民革命。《调查记》公布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在武训打出“行乞兴学”招牌的第二年，他的家乡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的首领就是四年后被搬上银幕的宋景诗。这一发现使武训的批判者占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因此，与武训兴学扯不上关系的宋景诗以“农民革命领袖”的身份列在了《调查记》的开篇。

然而，在史实面前，这位被描绘成“站在历史的最前面”的“当地农民群众最有名的领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却露出了另一副面孔。史实昭示人们——宋景诗确实领导了农民革命，确实与官兵和民团作过战，确实被清廷所捕杀。但同时，他也确实投降过清廷，确实救过清朝大员胜保的命，确实英勇地剿杀过自己的战友。“宋景诗投降后，便与过去的战友以及渡过黄河的捻军、长枪会军作战，累立战功，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同治元年（1862）宋景诗又随胜保到安徽、河南、陕西与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作战。宋景诗在陕西前线还得到了清廷赏赐的‘巴图鲁’（勇士）名号。”（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原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4页）

宋景诗反叛过清廷，但不是为了重归革命，而是因为招抚他的胜保被政敌扳倒，革职拿问。失去靠山，宋景诗担心清廷会收拾他，于是，率部逃回山东，但立即又投到官军麾下，参加了对张锡珠义军的围剿。他的反复无常，使清廷明白，此人既不可用又不可留。在宋景诗打败张锡珠义军，活捉张的儿子张金堂后，清廷决定朝他下手。而宋景诗却一边与官军作战，一边向敌人频送秋波。但“狡兔”已死，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要把武训比下去，就要把宋景诗抬起来。抬起来就要维护宋的“高大全”形象，要维护这一形象，就必须对他的投降官军这一关键问题做出解释。《调查记》的解释是，宋景诗这样做“决不是真的”而是“策略性的暂时的妥协”。为了做出这一结论，《调查记》采取了两个办法——

办法之一是无视史实。在《宋景诗档案史料》中保存了许多督抚的奏折，这些奏折详细地记载了宋景诗围剿各类起义军的战斗情况。黄清源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九日，胜保被直东起义军包围，西安骑兵来救，立即又被义军击溃。在此危急时刻，宋景诗及其弟宋景礼率‘靖东营’骑兵飞至，‘跃马大呼陷阵’，‘狠命冲杀’，演出了沙场救主的一幕。胜保得救后，‘立摘西安骑将珊瑚顶赏景诗’。（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兵部侍郎胜保折》”（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6页）同治元年（1862）正月，胜保派宋景诗部作为前队去安徽剿捻，二十二日，胜保军与捻军遭遇，副都统乌勒兴阿被捻军挑下马来，宋景诗及时赶到，冲到阵前，救起乌勒兴阿。（见《督办安徽军务胜保片》）《调查记》对这类记载一律视而不见。

办法之二是歪曲史实。《调查记》说：“同年（即同治元年）十一年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据州城东营街一带，这一仗，宋景诗从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大败清兵。”事实上，这个时候，宋还在陕西，“他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临清，但绝非‘进据州城’，而是向知州彭垣表示‘情愿听候调遣’（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山东巡抚谭廷襄折》）。之后，他并未‘大败清兵’，相反地是帮助清兵镇压张锡珠起义军。（《山东军兴纪略》）”（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7页）为了彰显宋景诗的革命形象，《调查记》不惜张冠李戴——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下旨：副都统遮克敦布“畏贼如虎”剿匪不力，被革职，发往新疆。在遮克敦布“畏贼如虎”的时候，宋景诗还在陕西。这里的“贼”分明指的是张锡珠的义军。（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３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6页，据黄清源说，这件事在谭廷襄的奏折和《山东军兴纪略》中均有记载。）可是，《调查记》却告诉人们，遮克敦布所畏之“贼”是宋景诗。这类的例子多多，不一一举列。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值得一提：1951年9月，在《武训传》批判如火如荼之际，陈白尘与贾霁合作，写成了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无疑是对《武训传》的另一种方式的“讨论”。在上海待罪的孙瑜听到消息，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向领导请缨，希望允许他执导这部歌颂农民革命领袖的影片。然而，到了北京，“读了宋景诗的资料，我的头感到胀大而又昏眩起来。清朝‘官书’是全部捏造或是部分真实呢？关于宋的‘乞降’和受‘招抚’，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曾提到过它，但坚称宋景诗是‘假投降’。问题是这一‘假投降’至今仍然是一个大问号。”这个大问号终于把孙瑜压垮了——“一年度过，我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1954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

孙瑜感到疑惑的，难道戏剧家陈白尘没有感觉？难道名导演郑君里没有觉察？而参加调查的人们，尤其是调查记的执笔者——诗人袁水拍、影评家钟惦棐为什么要那样处理史料？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们求真的愿望？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战胜了良知的呼唤，克服了内心的疑惑呢？为什么在整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拜倒在这个《调查记》的面前呢？

《调查记》评论说：“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通宝推：普鲁托,大眼,

复 4

家园

……1951年夏天，随着《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下简称《讨论》)，一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起。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场大批判运动，不管怎样，可算是真正地给我爸上了一课：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里，文学创作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它必须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一丝一毫也不能有所偏离！为此，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只能听取上面的决定。” 7月下旬，为配合针对《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日报》刊发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其中提到了一位“和武训同时代、同地方的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很快便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许多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他和他的黑旗军的英勇事迹，许多人更要求以电影、戏剧等文艺形式来表现他们的历史”，以此来向“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武训传》予以坚决的还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文艺界领导岗位上忙得不可开交、陷入创作停滞期的陈白尘，随即被中宣部点名叫到北京，参加电影《宋景诗》的写作。“9月初，在周扬、邓拓、李进(即江青——笔者注，下同)等同志的指导与鼓舞之下，‘宋景诗’创作组成立了。”(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前记》)

创作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被定为“在研究了有关宋景诗的文字材料以后，前往原山东省堂邑一带进行宋景诗的历史调查，以农民群众所提供的历史材料，来创作表现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的电影及舞台剧本”。这一历史调查，无疑是对此前受到高度赞扬的“武训历史调查”的效仿，同时也标志着被郭沫若赞誉为“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的“历史调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范式，在新中国史学界已经确立。在为期两个月的调查过程中，由陈白尘、贾霁、阿甲、翁偶虹等10人组成的调查组一共调查了8个县、163个村庄，访问了719位老人，记录原始谈话材料约18万字，此后又搜集了50万字以上的有关宋景诗的直接、间接文字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宋景诗历史调查记》(署名为“宋景诗历史调查组调查，陈白尘撰述”)；而陈白尘为调查撰写的“提要”，则以《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为题，连载在1952年11月1日至2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为调查的最终目的，陈白尘和贾霁合著了电影文学剧本《宋景诗》，连载于1953年《人民文学》第九至第十一期，并在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此外，陈白尘还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本“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贾霁则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宋景诗起义故事》。

正如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作为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对相关史料的充分搜集、整理、消化本是创作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当这种“调查”是建立在先有“定论”的基础上、为所谓的“定论”去寻找论据，其真实性便大打折扣了；更有甚者，为达到目的不惜歪曲、捏造“史实”，使历史调查彻底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研究的纯洁性和严肃性。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对此有着理智而深刻的认识。在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书中，他以“注释”的形式阐述了对“宋景诗历史调查”的看法：

中国大陆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历史著述：陈白尘的《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该书部分是以口述史料为基础。作者是位剧作家，那次口述历史调查的目的是写一部有关宋景诗的电影剧本。该剧本与电影《武训传》相似，武训由一个鲁西乞丐变成慈善家，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该电影中的改良主义思想。实际上，宋景诗最先被一个“早期”调查组“发现”，这个调查组当时在搜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材料……中国历史学家常跟我提到陈白尘的书，将它作为妄用口述历史资料的典型。因此，我在本书中极少引用它，它应被作为概述一次极复杂起义的—个尝试来阅读。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文章是本杰明·杨的《宋景诗和他的黑旗军》……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似乎是毫无批判地依靠陈白尘的书籍。([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4-65页)

周锡瑞的话说得相当含蓄，但我们仍能明显从中感觉出他对调查结果真实性的怀疑，以及对陈白尘等人的不满。其实，在查阅资料和调查访问的过程中，陈白尘很快便发现了两个疑点：首先，在宋景诗起义的时候，武训还只是个少年，倘若安排二人作为对比的形象同时出现在银幕上，就会显得不伦不类；其次，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争论不休的关于宋景诗“变节”“投降”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宋景诗的历史评价。对于这次历史调查的原因和目的，陈白尘自然是心知肚明；而在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上，他也是煞费苦心。

对于第一个问题，陈白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主动回避，无论是在剧本《宋景诗》还是在“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中，以及《调查记》“提要”中，他都没有让武训露面，甚至连武训的名字都未提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樊粹庭创作并出版于1952年的豫剧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位“豫剧改革第一人”不仅让宋景诗和武训在戏里直接唱起了对手戏，而且严格遵照《讨论》定下的基调来设计人物形象、虚构戏剧冲突。在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于1952年10月的单行本前，附有作者撰写的《编写宋景诗与武训的经过》，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急于“表态”的姿态：“……宋景诗愈可爱，武训便愈可憎；因此才激起我们编写《宋景诗与武训》的动机。一九五一年八月开始动笔，但是很难找出宋景诗与武训的关系事迹，所以也就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经过两个月的思考和友人的多次研究，才决定了初步意见。主要是：一、写宋景诗和武训青年时代的一段关系，从故事开始到结束时间约为两年。二、依据武训历史调查团所发表的人物事迹，除少数次要些的以外，其余都尽量容纳在故事里面尊重调查内容。……”而在登场人物表中，作者对二人的设定为：“宋景诗——起义农民，‘黑旗军’首领。28岁。”“武训——流氓，统治阶级的帮凶。21岁。”由此出发，武训在剧中第一次露面，便是哼唱着黄色小调亮相；其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秉性，驱使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以杨鸣谦、杨树坊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狗腿子，甚至出卖农民起义领袖；而他兴办义学的目的，也因此被界定为“教他们(地主)瞧起我”。作者历经两个月的思考和研究，最终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的却是这样一出与历史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闹剧。究其原因，固然与传统戏曲在表现形式、受众心理等方面的特点有关，但作者急于“配合”、大胆“领会”的意图，才是其创作的真正出发点。

前一个问题姑且可以用回避的办法敷衍过去，但宋景诗是否曾经“变节”这一原则性问题则要求作者必须严肃对待。对此，陈白尘选择与“上级”和“权威”保持一致。据陈虹回忆，陈白尘曾就此问题当面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指示说，“宋景诗投降清廷只是他一时的策略，不必为此去否定他的一生”；进一步咨询范文澜等著名学者，得到的答复则是“既然李进同志这样说了，你就放心去写吧！”而《宋景诗》的悲剧，恰恰正如在这种不容置疑式的“权威”和敷衍了事的“保证”下酝酿出的一坛苦酒。由于审查者相互之间的观点存在极大分歧，导致影片拍摄完成后迟迟不能过审，剧本和样片陷入了无休止的修改循环之中。剧本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已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日写完。七月三十一日修改完。十月十六日三次修改完。”1954年1月27日，作者又改出了第四稿。但直到收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陈白尘文集》时，剧本内容仍在某些方面与影片公映版本存在巨大差别。陈白尘本人并未对剧本和影片的修改作过详细说明，倒是影片导演郑君里曾写过一篇《我们在探索前进——关于“宋景诗”的修改》，发表在《中国电影》1957年第3期上。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不难体味到《宋景诗》编创人员的苦衷和艰辛。

郑君里坦言：“《宋景诗》是我国国产第一部历史影片，我们在创作上毫无经验。在我们创作全程中，最伤脑筋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对宋景诗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据清代官书上记载：宋景诗曾一度向清朝钦差大臣胜保‘投降’。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宋景诗果真背叛过人民，这部影片能否成立，就是个疑问。”但是这个“根本性问题”，显然无法简单地用“是”或“否”来予以肯定或否定；宋景诗一生经历的复杂性，迫使影片编创人员不得不玩起一种“逻辑游戏”来，即在充分肯定宋景诗功绩的同时有限度地承认并批评他的“投降”：充分肯定，是因为他的经历以“造反”始，又以“造反”终，期间经历了一连串的艰难困苦、迂回曲折的斗争；有限度地承认并批评他的“投降”，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由于当时的农民运动带有“自发性的弱点”；编创人员甚至还区分了宋景诗的“投降”与“诈降”之间的区别。郑君里在文章中为读者详细对比了前后三稿剧本对“投降”问题的表现，并最终提炼出如下心得：

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在学习。就在这次工作里，我们逐步学习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复杂的史料，开始懂得把农民的阶级局限性与农民在阶级斗争中的智慧和英勇区分开来，从而赋予作为农民英雄的宋景诗以应有的风貌。我们学习了：既要展示宋景诗“投降”前后各个方面的、历史的、具体的情况(包括宋景诗的主观愿望和作为)，使观众对宋景诗有正确的评价，同时，还得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使观众明白“投降”给当时人民带来一些什么损害。

简而言之一句话：既不能给农民革命领袖脸上抹黑，又要充分暴露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为此，在剧本的修改过程中，编创人员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不留神便会触碰政治高压线，后果不堪设想。陈白尘那条曾被许多人所诟病的座右铭——“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便是这种高压心态下的产物。在影片的公映版本中，政治性得到高度彰显，其中不乏生硬的口号式表达，带有浓郁的说教气息，艺术性也因此大打折扣。相比较而言，作为电影剧本的“副产品”，“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却显得更为活泼生动些。可惜的是，八卷本《陈白尘文集》中却并未收录这部不那么“畏首畏脚”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复 5

家园

……记者来到聊城冠县柳林镇武训纪念馆，但见大门坐北朝南，正对着武训祠，祠里面陈列着武训一生的图文传记，后面是圆包形的武训墓。路的两旁，竖立着各个时期的名人对武训的题词石碑，路东有一座八角形的石亭，上面刻着季羡林先生题写的“武训魂”，路西有一座武训手持铜勺的乞讨石像，上面刻着“高歌台”，亭台两两相望。

　　记者在一块刻着“行兼孔墨”的石碑前驻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振乾介绍：“这是说武训先生的善举兼有孔子的尊师重教和墨子的平等博爱之意。”王振乾告诉记者，武训故居离此约有三四公里，已经在1993年拆除。拆除前它是一栋土坯危房，几根木头支撑着一面将倾的山墙。武训后人把它拆掉重建，以解决全家人的安身问题。新建的房门前，挂着“堪称丐圣”的匾牌，提醒人们这里曾是武训居住过的地方。

　　武训一生未娶妻生子，其长兄武谦的次孙武芳林过继给他当了孙子，便有后人传承下来。

　　土改开始时，武训玄孙武玉泉12周岁。“我家很苦，国民党南下没带走的杂牌军把粮食又给吃了一部分，9岁时，父亲就领着我去黄河南边的梁山县逃荒要饭。”武玉泉回忆说，他家土改前有6亩多地，属于贫农，土改时从地主富农手里分得9分多地。

　　“文革”期间，武玉泉家庭的命运当然更差些。“我们被扣上‘武训孝子贤孙’的帽子，是‘武训流毒’，抬不起头来。标语都是‘打倒武训’、‘武训是豪户的狗腿子’、‘武训前披羊皮，后披狗皮’。父亲也成为四类分子，和其他地主富农一起上台开会挨批斗。”

　　武家被抄了家。“村里一个老师带着十多个红卫兵，打着小纸旗，喊着‘打倒武训流毒’、‘打倒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口号，要求我把武训有关的东西全拿出来。”武玉泉说。

　　武玉泉的父亲武金兴偷偷把武训神主匣子里的神主牌位留了下来，其他如“乐善好施”匾额等都被抄走，运到村小学烧掉了。待到1966年农历七月十三日，红卫兵涌入武训祠堂，扒掉了武训的墓。武训被抛尸，是武金兴冒险将尸骸偷偷取走，埋在了村边的一片麦地中。

反问调查团：“老爷爷有什么错？”

　　当年在《武训传》上映并引来文艺界诸多好评之后，《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开始刊发批评文章。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社论要求“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接下来，《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发起13人“武训历史调查团”，开始前往武训生活过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调查，江青也化名“李进”一同前往。

　　江青等人来柳林镇调查那一年，族人武金居12周岁，正读小学。“我从小就顽皮，看见一个女的坐在车上，很好奇。就在武庄小学门口，有站岗的扛着枪，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个小孩都被拦住了，我闯了进去。我看见我哥武金栋、我五爷爷都在，有人在问有人在记。后来听人说车里的女人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记得她的模样，不太高，长得不算孬，四方脸，短发，那时还没戴眼镜。”

　　据武训玄孙武玉泉回忆，调查团成员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曾前来他家，向父亲武金兴要去包括地亩账在内的相关资料，“态度也不错”。“父亲以为地亩账是老爷爷的功劳，谁知江青说：一个人三顷地！扣上地主的帽子。”

　　武金兴还被叫到柳林镇与江青谈话。“江青问父亲叫啥，问还有什么材料，让人给父亲倒茶水喝。父亲之前就听别人说，要找武训的错了。父亲说，老爷爷有什么错，他承担。认为都是功劳，没错误。”

　　村民的很多话，被调查团加以利用。武玉泉说，后路堂村有一个叫路延林的老人，说武训放债只放给好户，不放给穷人。武玉泉辩解说：“实际上是，放钱给穷人，穷人还不起，没法办学。能收回来才放钱。”

　　此时，武训已经去世55周年。“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就胡言胡语乱编。”武玉泉说。

　　但也有村民，在调查团前保持了沉默。据调查团成员之一、时任临清县临清镇委宣传部长的赵国璧回忆：被调查人中，有个在清朝当过“藤甲兵”的人，名叫李汉邦，七十多岁了，独个儿居住。当调查团到他家时，张口便对武训为人大加赞扬，他说：“武训可是个好人啊！他一生吃苦耐劳，攒钱为穷孩子办义学！我见过他，也知道他的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正是山东巡抚张曜大人来临清的时候。”到了晚上，村干部对他说：“武训挨批了，说话得留神点！”这样，到第二天，调查团又去找他作调查时，他便说：“我耳朵聋，听不懂你们的话。”以后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另一调查团成员、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长的司洛路还提及，调查团先到堂邑县找了县长赵安邦，他是个念书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柳林东南赵家里庄人，离武训家只有十几里地。在开始会见调查团来人时，他就说：“对武训这个人可不能乱批评！”当时他不知道“李进”是什么人，县委书记段俊卿对他说明“李进”就是江青后，就不记得他再对调查团说武训的好话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炉之后，武庄村干部曾找到武金兴，告诉他上面已经在批判武训。“他说武训是地主富农的奴才，见到富人就磕头。我父亲说，磕头不给钱都没办法，不磕头谁给钱？我父亲也会说一套理。等村干部走了，我父亲说，批判的人你有权力，说圆就圆说扁就扁咱有什么办法？很生气。”武玉泉说，在调查团调查之前，父亲武金兴曾做过一个梦，他去武训祠堂，看见有几个人在那里喝凉茶，父亲怀里揣着一锡壶热茶，想与这些人的凉茶混着一起喝，但这些人不同意。父亲转了三圈，找不到老爷爷牌位，后来在西山头看到很多张纸把老爷爷的头像给盖住了，他就一张一张地揭，老爷爷金光闪闪的头像就在西山头露出来了……

……1951年下半年，全国掀起批判武训的高潮。

　　堂邑县老城隍庙的神位已被拉倒，成为县委办公所在地。江青等调查团成员来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去聊城接，江青坐小车，其他60多人坐大汽车。调查团在县委大院内后面的楼住，单吃小灶。

　　此时，郝瑞琛已是堂邑县委宣传部干事，但没有参加调查采访，他负责誊写武训师范学校教师名录，那里面有很多秀才与拔贡，“江青夸我字写得不错。不过，那时我不知道‘李进’就是江青。”

　　看到报纸上那么多批判武训的文章，郝瑞琛感觉如鲠在喉。当年他25岁，不知道《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谁的大手笔，也没有掂量掂量这篇《党的生活》专栏文章有多大分量。“我写了2500多字的文章——《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县委二三十个人围着我，有人说：‘小郝，你可别写这个，不行，了不得。’我不听他们的，两个小时就写好了。”

　　郝瑞琛写好以后，曾经给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看过，他们都出于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劝他不要发表。郝瑞琛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他认为，对《武训传》的讨论，不过是学术讨论嘛，学术讨论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意见才能引起学术争鸣，越争越明，才能出现真理，达到共识，就是错了也不至于给予处分。如果都随声附和，哪里还有争鸣呢？所以他就直言不讳，大胆地把文稿寄出去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稿子邮到《平原日报》没20天，发表了。”不过，郝瑞琛的文章是作为反面典范发表的，《平原日报》附了一则编者按：“今天像郝瑞琛这样的人却仍坚持认为‘武训是值得表扬赞誉与学习的’，只不过证明：他们坚持着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立场而已。”

　　堂邑县县委书记等人去省里开会时，提前知晓了批判郝瑞琛的消息，回来后召开县委会议，开除了郝瑞琛的党籍、工作，让他回农村劳动。“连胸前的县委会证章也没收了，轰出县委会，第二天我就扛着铺盖回家了。后来去学校里，才看到批判我的报纸。”郝瑞琛说。

　　对武训批判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文革”爆发后。“《人民日报》重新刊发了批判武训的社论，我也因为这个挨过批斗，村里的小孩都喊我‘二武训’，受歧视得很。”郝瑞琛说。

　　郝瑞琛一直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到1980年10月才得到平反……

复 6

家园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毛泽东病逝，而江青则关进了秦城监狱。“平反冤假错案”工程启动，此时距离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有半个甲子，当年一些参与批判武训的人，也开始有所反思。

最早提出为武训“平反”的文字，大概是张经济——一个与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毫不相关的人所写的《希望给武训平反》。该文刊发于山东曲阜师范学院1980年第四期的《齐鲁学刊》（双月刊）。接下来，该刊又连续刊发来信来稿综述《关于武训和电影的评论》，立场鲜明地要求为电影《武训传》及武训本人恢复名誉。

这份刊物1981年发表的冯毅之的《要从的调查中吸取教训》，和4年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发的《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司洛路同志谈的写作情况》，因是来自“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的第一手材料，迄今仍是研究《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最核心文献之一。

而官方对武训平反的最早公开回应，是在1983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全国普通教育会议上讲话时曾提及：“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的名誉。”两年后，胡乔木在北京“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对武训批判做了否定性发言，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武训平反问题，至此进入实际操作层面。

但平反工作，出于“以免把事情搞得复杂化”考量，进行得遮遮掩掩。最终虎头蛇尾了事。

在《齐鲁学刊》刊发《希望给武训平反》之前，张经济已经在到处投稿，呼吁为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平反。他工作于江苏无锡市公安局崇安分局，在文革期间曾去过武训的家乡，“耳闻目睹当地干部、群众对武训的冤、错、假案很是不平，言辞之间极其崇敬这位穷苦人的教育家。”他个人也认同这个观点，所以自文革结束的1976年起，就开始不懈地给媒体写信。

1978年，在海峡对岸，台湾《山东文献》发表了沈景鸿《乡贤武训》、张培鸿《圣丐武训行乞所唱的歌谣》以及《武训传略》等文，纪念武训。这代表了彼岸华人世界的另一种价值观。而在大陆，为武训平反的呼声也酝酿着，即将蔚为风潮。1979年11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即有人提出，对于“武训传批判”这一历史公案，应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而《齐鲁学刊》是较早公开表达这种立场，且引发舆论很大反响的媒体。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的张经济文章，堪称一声惊雷。

“还有一些‘禁区’并未打破，对武训的评价就是一例。至今，他的名誉还没有恢复，他的冤案还没有昭雪，学术界、教育界仍不敢提到他的名字，难道这种状况应当继续下去吗？！”张经济在信中说，“武训何罪？还不是因为他忍受屈辱为穷孩子办了义学吗？这有什么罪？这个为穷人办了好事的老实人，竟然在他死后几十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惹下了大祸，惨遭批判，被打成：清朝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平心而论，这三顶帽子硬套在武训的头上，是缺少根据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也是江青等人从50年代起就搞文化专制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这封来信仍有着时代的痕迹，譬如他在论证中还强调：“清朝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据学界考证，清廷并未嘉奖武训黄马褂——笔者注），并没有以此欺压过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同孔子每收一名弟子需缴十条干肉相比，总要进步得多吧。”“他本人并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终失败，那只是当时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该文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新闻社以电讯稿的方式，转发了这篇文章，《文汇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和山东本地的党报《大众日报》，也都转载了该信的摘要。

接下来，《齐鲁学刊》趁热打铁，又在接下来一期的刊物上发表李士钊《对问题应进行学术性探讨》。李士钊原为上海武训学校校长，1951年编著的《武训画传》亦被毛泽东在社论中点名批评。

李士钊在文中回顾说：“一部电影有缺点与错误,进行适当的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活动。但是,后来的发展,使这一学术领域的活动变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政治思想运动,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变成了对关于武训的各种著作及其作者的批判,问题牵扯之广,时间持续之长,在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很突出的。至于对《武训传》的作者(主要是孙瑜和我)的批评,更是极尽讽刺、挖苦和奚落之能事,完全离开了学术讨论的范围。特别是江青插手搞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后,使一切不同意见都处于窒息状态。”他希望能够回归学术层面，重新评价《武训传》。

而《齐鲁学刊》连续两期刊发的来信来稿综述《关于武训和电影的评论》，则汇集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与学人意见——如北师大教育系曾文聪、南京师院俞润生、辽宁大学中文系刘卓等。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应予平反。

媒体已经有了讨论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空间，但官方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直保持沉默。据说195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层，对平反有反对意见。

万里：能否恢复武训的名誉？

按照武训重孙武玉泉的回忆，李士钊曾于1980年与聊城师范学院的相关人士来武庄，重新调查武训。“他说上面要调查，为武训恢复名誉。把村里的老人都叫来，了解情况。当时我们家连茶壶和碗都没有，不得不到另一个村民家里去。”武玉泉对笔者说，李士钊没有在武庄住宿，当天就离开了。但此后数年，他又来过武庄多次。

但官方一直迟迟不予表态。

在官方表态之前，1951年“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原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所撰写的文章《要从的调查中吸取教训》（《齐鲁学刊》1981年第1期），值得单独做一介绍。他应是最早公开提出武训批判是“冤家错案”的“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

冯毅之在文章中做了自我检讨：“我当时的觉悟不高，政治水平低，思想不解放，盲目崇拜也很严重，又加上受了‘盲从也比不服从好’谬论的影响，在调查中虽然感到有些不实事求是，却从未敢怀疑过批判《武训传》会有问题。”

“就调查材料来看，武训为办义学叫穷孩子念书，他掏钱募捐，积累基金，他自己却吃粗穿破，甘心情愿地做了一辈子乞丐。他最后买了三四百亩地，都是托人管理的，所有收入他未用分文，都用于办义学了，这样怎能说他是大地主呢？义学基金是放过债，但他自己不曾经手，所收利息也全部归义学使用，他自己没有买过一件新衣，吃过一顿好饭，又怎能说他是剥削人的大债主呢？他为了讨钱办义学，什么苦行的事都干，什么难堪的洋相都出，见人就下跪叩头，甘做儿子，学驴叫狗爬。对于这样一个被义学迷了心窍、完全忘私为穷人谋利益的人，说他是大流氓，实在是太不公道了。”冯毅之最后说，只有真正彻底地实行民主，提倡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认真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才有可能避免像《武训传》批判这类是非颠倒的冤假错案发生。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齐鲁学刊》未再刊发有关武训平反方面的文章。按张明《为武训的研究说几句话》一文的说法，聊城师范学院教师李绪基、孙永都也曾在1981年访问了《武训传》编导孙瑜和“武训历史调查组”的部分同志，但是和《齐鲁学刊》一样，他们也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调查材料未能问世。可见在平反武训问题上，阻力仍然巨大。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武训传》平反的表态，因此显得难能可贵。万里曾先后两次做类此表态，最早的一次是1983年7月27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全国普教会议上，万里说：“解放后，教育很有成绩。但错话、错事也很多，批了武训。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的名誉。他要饭所得用来办学，却给他戴上一顶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帽子。现在如果有这样精神的人，应该表扬。”

大概是万里讲话的影响，1984年开始，武训故乡山东冠县开始有所动作。中国文联副主席吴作人为“武训先生故居”题了字，这年秋天，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则先后写了“武训纪念堂”、“武训先生之墓”及“山东堂邑武庄武训学校”、“山东堂邑柳林武训学校”两块校牌。

但真正的变化，还要等到1985年胡乔木的公开表态。

胡乔木：武训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

1985年6月25日晚，万里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张绍虞——此人1954年任堂邑师范学校（原柳林武训师范学校）校长，两人就武训平反问题进行了对话。一个月后，李士钊根据张绍虞的复述整理了对话内容：

张绍虞：武训这个人，现在看可不可以为他平反？

万里：我已经两次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为他平了反。话是我讲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很同意。

张绍虞：你两次为武训平反的讲话，下边都不算数！群众为武训平反搞了些民间活动，领导既不支持也不表示反对。

万里：那好，这么办吧！你回去由县里向地区行署写报告，再由地区行署向省府打报告，由省府向国务院打报告，国务院作一次专门研究，然后批回去为武训平反，恢复武训师范。

张绍虞：武训这个问题，省里是否有权为之平反？

万里：省里有权为武训平反。哪个朝代办教育都是对的。武训这个人不能批判，正如斯大林不能批判，孔子也不能批判。孔子是位老教育家，他在教育史上有重大贡献不能批判，武训办学还有罪吗？1951年5月批判武训时，我正在重庆，就不同意。后来听说是毛主席带头批的，我就不好说了。因为牵扯儒家、法家的不同观点问题而没讲的。毛主席是个伟大人物，后期有些错误，如果每个问题都批判他也不好，所以有几句涉及毛主席的话我都叫勾了去了。因为不宜上报，不宜广播。

张绍虞：原堂邑柳林武训师范是1951年批判武训后，先改为堂邑师范，以后又改为柳林师范的。可是1962年下了马。

万里：下了马，现在可以恢复。你回去可以找李昌安同志（山东省省长），他可以向国务院打报告，批一下就行了。

张绍虞：因为批判武训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株连，如《武训画传》作者李士钊就曾受株连，他原来是十三级干部，后来变为十七级的（实际是由原文艺三级降为文艺十级）。你和李士钊熟吗？

万里：我不熟悉。这个事你回去要抓紧办，争取在十三大之前办完，凡是因批判武训受株连的干部、群众都要彻底平反。

张绍虞回去后立即行动。7月30日，冠县人民政府向聊城行署和山东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提了三点建议和要求：1.为武训彻底恢复名誉，推倒强加于武训的诸如“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等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同时，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恢复名誉。2.修复柳林镇原“崇贤义塾”遗址、“武林”遗址和“武训故居”，供人们瞻仰和游览。3.恢复和重建武训师范学校。修复和重建项目共需投资530万元，鉴于地、县两级财政困难，呈请纳入国家计划。

冠县的报告还未获山东省政府批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就于1985年9月5日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称，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1951年）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胡乔木还说，对《武训传》导演和演员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

胡乔木做出否定建国初对《武训传》批判的讲话时，李士钊也在现场。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了这个消息，表明胡乔木的讲话代表中央，并表达出强烈的平反武训信号。

“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

在胡乔木讲话两个半月之后，山东省省长李昌安和宣传部长郑维民接见了张绍虞和冠县副县长许公绥。李昌安在提到万里与胡乔木的讲话后表示：是否存在平反问题，怎样平法，由中央决定。省政府会把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的意见集中起来向国务院写个报告。

李昌安透露，万里此前来山东时，还向李昌安问及张绍虞是否来省政府找过，让省政府给国务院写个报告。

张绍虞和许公绥显得有些急迫，郑维民部长回答说，平反涉及好几个层次，包括武训的问题、电影的问题和武训师范学校的恢复问题，要组织人研究，查找资料。李昌安说，恢复武训的名誉是肯定的。但怎样恢复还要中央说句话，省里不能定。武训师范也要恢复，名字不一定叫武训师范。等中央同意后，再一项一项落实。

1985年12月18日，山东省政府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及4点意见：一、为武训恢复名誉，山东省主要通过内部处理的方式，拟于明年召开一次“武训学术讨论会”，对强加给武训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诬蔑不实的罪名予以推倒。会后在《大众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讨论会消息和介绍武训生平及其兴学精神的文章，以此来表明武训名誉已经恢复。二、武训批判涉及的问题和造成的影响是全国性的，不仅仅是山东一个省。因此，建议请国务院考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三、遭到破坏的“崇贤义塾”遗址、“武林”遗址和武训故居等，可逐步恢复，供人们瞻仰游览。武训师范学校，酌情重建为冠县师范学校，鉴于地方财政比较困难，请国家财政给予支持。

4个多月后，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做出批复：“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胡乔木同志作了指示：‘武训其人，过去大加挞伐是错误的，现在如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最好在彻底查清当时指责各项问题的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这与武训传之涉及陶行知、孙瑜等一大批人有所不同。’请遵照乔木通知的批示精神斟酌处理。”

在胡乔木讲话之后，国内报刊曾刊发数篇关于武训的文章，包括《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发表了孙瑜的《关于如何编导电影的真实情况》。在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后，他本人还拍过《宋景诗》（1955）《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等电影，但到了文革，则受到严厉的批斗，还被抄了家。而今，他终于可以放下包袱再就《武训传》发声。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也在1985年第四期，将四五年前因“极左思潮”干扰而未能刊发的文章，公之于众。

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全国媒体出现一次不大不小的宣传武训的热潮，包括《人民日报》还曾摘要转载北京《群言》杂志刊发的《批判对教育的影响》（作者刘季平）。

1986年4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刘兰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做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工作中的部分情况和要求》的发言。她提的建议包括，恢复过去以“武训”命名的三十多所学校，修复武训墓、故居和纪念堂；恢复各级教科书中有关武训的篇章；重新放映《武训传》；为《武训传》批判受株连的干部、群众进行政治上的彻底平反。

此时，山东省正沉浸在召开“武训学术讨论会”的期待中，聊城师范学院为配合讨论会的召开，正在编辑出版《武训史料丛刊》和《在江青炮制下的背面》。但国务院“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的批复，让“武训学术讨论会”胎死腹中。刘兰盈代表关于公开放映《武训传》等建议，自然也无人落实。

和胡乔木最初讲话时党媒的宣传相反，官方正式为武训平反时，选择了静悄悄的方式。

消失的武训故居和被唤醒的记忆

在武训重孙武玉泉的记忆中，1980年代末期，正是武训平反的困顿阶段。“武训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要等到1991年。这一年3月25日，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放出一则20天前的消息，称武训研讨会筹备会议已于3月6日在冠县召开，冠县武训故居委员会、聊城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等单位是发起单位。会议决定9月下旬召开武训研讨会。

研讨会9月25日召开时，主办单位又多了冠县县委、县政府。来自北京、江苏、山东等省市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丁方明和陶行知之子、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系教授陶成等人发来了贺信。会议为期两天，按照国庆节这一天《聊城日报》的报道，大家认为：“武训兴学是有着时代局限的，这种局限是武训本人无法解脱的，不能因其局限性就全盘否定武训本人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虽然是在为武训正名，但这些专家学者们，似乎比宣称“哪个朝代办教育都是对的”的万里更加坚持原教旨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武训的局限性这一前提。这是1990年代初的舆论氛围。

武训的后人此时则被政府淡忘，他们甚至相当长时间内不知道武训已经被平反。1989年，冠县柳林镇武训纪念馆筹建小组开始修复武训墓，但并未通知武玉泉等人。以至于保存在他那里的李士钊撰写的《叔先祖武公墓志》并没有刻碑。甚至于连文革期间掘墓后，被武玉泉父亲偷偷埋在一块麦地里的武训遗骨，也未移葬墓中。武训墓内空空如也。

之前屡屡提及的“武训故居保护”，并未得到贯彻。“武训故居有三间正房，一间门楼。房子山头都歪了，用棍子顶住，成了危房。我们和县里说了好几次，希望拨款加强保护，县里说找这个事没意思。我父亲1993年为此还去京上访，但一直没解决。那一年，就把故居拆了重建。”武玉泉之子武成田对笔者说。

冠县曾一度想在武训墓东侧建武训祖居院，还拟在柳林镇对外主要交通干道上设置武训故里坊。这些想法遭到武训后人的反对。武玉泉为武训长兄武谦的重孙，虽然武训后来与武谦分家，但分家后一直居无定所，所以他们认为，故居应指武训在武庄的祖宅。

1999年，冠县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有柳林镇武庄村的武训故居。但政府的行动晚了一步，此时武训的故居已经过1993年的重建。

武训后人有一连串的想法，想要把武训的故居做大。全国政协委员舒乙2007年还曾提案修复武训故居，并认为其有资格成为全国级重点文保单位。山东省政府对舒乙的答复是，武训祠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关于在武庄建立武训故居纪念馆的问题，根据考证，当年武训与其兄分家后，一直居无定所，无故居可言。由于该镇已有武训祠，且规模较大，功能比较完善。因此，从尊重历史保护和现实情况出发，当地将在进一步保护和利用好武训祠，搜集相关文物和资料进行集中展示，充分发挥其文物保护单位的作用方面多做文章。

言外之意，武训分家前的故居，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保护和扩展。

这大概和1993年武训祖宅已在政府的轻忽下，而被拆除重建有关？毕竟它已非原版文物。一次静悄悄的平反，最终让我们失去了一间有资格成为国家文保的老屋。

2011年，武训批判60周年。笔者来到冠县柳林镇。武训祠及墓所在的武训纪念馆，空空荡荡，大门紧闭，已连续多年不对游人开放。即便在武训的故里，他仍是一个被轻忽的人物……

*1：新中国第一部禁片《武训传》沉浮录 https://history.sohu.com/20140731/n402969518.shtml

*2：毛主席痛批《武训传》：揭其拍摄与被禁内幕 https://m.people.cn/n4/0/2017/0725/c677-9396262-8_2.html

*3：毛泽东为什么批判电影《武训传》？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8/11/395506.html

*4：百年来“武训”形象之变迁与建构 http://www.szlilun.com/content/mb/2019-11/28/content_22665426_2.htm

*5：袁鹰：狂飚为谁从天落？——电影《武训传》讨论：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7535.html

*6：为乞讨办学的武训“平反”为何要静悄悄 https://www.laoziliao.net/history/info/2861

*7：《武训传》被禁后：文革武家被抄武训坟被刨尸https://history.sohu.com/20140226/n395670579_2.shtml

*8：毛泽东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和给胡乔木的信 http://economy.guoxue.com/?p=5753

*9：有罪推定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逻辑 http://www.yxjedu.com/lou_shi/de_lei_sha_yu_wuxun/diao_cha_wu_xu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