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这位客人是谁呢 -- 方平
难度太高了.😁
实际上某为前几年最担心的后来者是三爽.
诺记这回横跳到不是兄台这么个说法。全因老美整华为导致。o-ran目前看是诺记铁了心投入的，我们几个o-ran的feature都一直在做，前段暂停是因为o-ran联盟里有几家中国公司是和华为有业务的，导致一些闭门讨论有法律风险，后来磋商一轮搞成全open的，相当于o-ran对所有人包括华为都可见，然后再继续。这中间我们feature也没停。
既然敲了字，再接着多说几句抛砖引玉，等通信大牛来讨论讨论。
o-ran和v-ran是区别的概念。个人理解，o-ran是把包括非云化硬件在内的，所有通信网元都透明化管理的一张网，他要的是运营商的组网自由，任意设备商的任意网元运营商任意搭配使用，用同一套网管全管住。v-ran是把设备商各自的专有硬件设备尽量虚拟化搬到云上，运营商只需要一套统一标准的data center就可以装任意设备商的任意网元。当然这个有点理想化，因为不同网元需要的算力可能差别很大，目前做法是一个级别的网元对应一个级别的data center。o-ran加上v-ran，理想化状态就是运营商对设备商的通吃，大设备商全消失，只剩下做RF和按o-ran固定接口实现一个个网元功能pod的小工作室到处讨饭吃……
撇开o-ran不论，v-ran我觉得还是符合以后的技术方向的，大部分东西虚拟化后可以灵活部署，外面只留RF单元，整张网的灵活性很大也很节能，AI之类新技术的使用场景想象空间也很大。当然这个要做到技术难度很大很大，再加上通信设备要求的高可靠性怎么适配现在容器上的低支持度，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诺记一直在搞这个，槽点很多，但是还是一直有进展。华为这方面从外部看一直是表现不感兴趣的。我倒是很希望华为是表里不一，实际是在默默储备准备一鸣惊人的。因为这个在我看来是引领时代的技术进步。当然我也有疑惑怕太超前底层易用性等的技术还没到那一步，尤其是华为发力云这么久，但是自己就是不搞v-ran让我很疑惑，因为我觉得任老板应该不是那种就顾着当前这一亩三分地的人，说不定人家其实搞了发现搞不动呢。
还有，最重要的是诺记CEO不是三哥了，但求老哥适当高看一眼，哈哈哈。
O-RAN现在基本上指O-RAN Alliance. 估计所有设备商都巴不得open RAN 搞不成，不然要被运营商随便捏。哪怕设备商自己搞出来了，利润也是要大幅下降的。美国运营商推open RAN的决心不小，对依赖美国这个高利润率市场的北欧两家来说，再不情愿也得全力投入。前面说诺记横跳是在开玩笑，不做是不可能不做的，要洽运营商饭嘛，但是也确实希望诺发挥传统艺能搅和搅和😄。传统设备商加入进来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真是看不到，做出来是死，做不出来也是死，等死，如之奈何啊。除非open RAN真的扶不上墙。华为今年表态说认为现在不是时候，那么什么才是华为的时候？
美国很多技术和产品要求最终用户声明，中美双方海关都要求原产地声明，有些人从香港或者第三国闹闹也不是不行，但是对于在美国定居的，属于随时吃牢饭的节奏。
美国梦的本质是大家都一起来发财。本猫有一个猜想，就是单纯以发财为立国之本和本土造血（就像欧亚那样依靠本土精英建设）是无法共存的。
发财的本质一个是把饼做大，一个是重新分配。其实在美国历史上，这两个都同时存在，轻重不同而已。重新分配和饼做大在美国并不互相矛盾，没有重新分配拿出位置来接收新血液新精英，美国也没法从13州的邦联发展到全世界老大。但只靠重新分配，发财那是注定不能一起的，那聚集起来的发财客就会自己打起来。
重新分配一开始是把印第安人踢走，这一下得到的新资源，按今天价值估算至少是几十万亿美元的级别。后来的人不好踢了，没法搞这么大的动作，那就共存。在1950年代以前，这个共存在明面上的体现，就是不断有人被接受进白人团体。一开始是德国人法国人，后来是爱尔兰人意大利波兰人，再后来是犹太人。只要你的族裔被承认是白人，那就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可以一步步往上爬。爬到顶峰的标志，就是肯尼迪家族成了民主党一个主要派系（爱尔兰人天主教徒，其实这个震撼也不比奥巴马当总统小多少）。
50年代以后，白人已经接收得差不多了。往后再接收外来精英，就都是亚洲人南美人非洲人了（这其实是民权运动的基础，亚洲人南美人不说，奥巴马鲍威尔这些顶级黑人精英都是外来的，不是本土的），这实在是没法再承认这些新人也是白人了。但接受得差不多到白人要失去统治地位中间还隔了几十年，这几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弹指一挥间，可在现实世界里足够打一场冷战还绰绰有余，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迷失在宣传口号里。两党面对新现实，处理方法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要在全球重演一次印第安人式的大重新分配。现在川普领着红脖子要反击是其中一种方法，但恐怕无法成功就先彻底消灭了美国存在的基础。而反川普的建制派，其实也要消灭美国存在的基础，只不过他们更自私，自认为已经成了超白人，不想领着红脖子一起玩罢了（否则万一侥幸成功了分饼还要给红脖一份）。
澳洲某小型运营商，其升级路线只有华为能提供设备。直接放弃。
前几年有个报道，英国伦敦警察局，自己要搞个系统。需要找几个厂家去七拼八凑。报道说，其实华为是最合适的vendor，能提供端到端设备，只是大家不敢提而已。
5G RAN主要可以划分为Radio Unit(AAU/RRU)、Distributed Unit、Central Unit三个模块。现在设备商给运营商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系统的解决方案，好比是个PC一体机。而且设备商的RU-DU-CU之间的接口有很多私有协议，不同设备商的相同功能模块互不兼容。广义的open RAN的目标之一是把这些模块用公开化兼容化的接口包裹起来，这样运营商可以在市场上从不同的供货商那里采购互相兼容可以互联互操作的模块，自己整合成一个完整系统，就好比我们自己买CPU、内存、显卡、主板攒出一台电脑。如果这个目标完全实现，而且运营商自己有整合系统的能力，那就不再需要大设备商或者说大设备商退化为子模块的诸多供应商之一。这方面主要是运营商的诉求，希望摆脱受制于设备商的局面。
open RAN另一个目标即vRAN，要把这些模块的功能虚拟化，用通用芯片在云端实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设备商的专用芯片实现。这主要是美国金融资本作没了自家设备商以后，试图靠美国在IT业的优势对中欧尤其是中国的CT优势搞维度打击。
某为还打算在奥运前给伦敦地铁弄4g覆盖呢
结果人家宁可用垃圾wifi凑合也不要手机网络
实际上哪怕在华为无线在英国最风光的时候, 也有不止一个无线网络服务商,不让华为碰伦敦地区
不过从这些来看，除了接口协议公开化标准化以外，其他的我个人感觉都不是很靠谱。
因为系统的整合同样也是一件很技术的活。就算是运营商能自己整合设备，但是各运营商的整合能力不同，整合出的设备同样会有区别。还不如让设备供应商来整合，这样就算是运营商某天倒闭了，之前所依靠的设备可以直接用到其他运营商上。
至于通过通用芯片用云端来实现专用芯片的效果，我个人感觉其实就类似win11兼容安卓应用的做法，效率应该会大打折扣。
就拿开放接口来说，为此增加的这些中间层是付出复杂性可靠性代价的，这一点方平兄在主贴里已经提到了。用通用芯片的问题就像你说的，效率、可靠、功耗都远不如专用芯片。
最后的结果是很大几率出现一个大的设备商来垄断市场。
如果设备中的组件可以自行的更换，那么必须要确定一种或者几种协议和接口来作为通用协议和通用接口的标准。首先是各设备商开会扯皮，接着各种小动作，到最后，自然是以实力最强的设备商自用的协议和接口来作为标准。
协议和接口肯定会牵扯到专利授权之类的问题，立了一个标准，那么最后立标准的设备商就会因为专利和授权获得最大的利益，进而实质上垄断市场。毕竟自己的标准自己最熟悉。至于标准跟不上时代而落后，那就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至于用通用芯片模拟专用芯片，如果能搞成，那微软的跨平台系统早就搞成了。
我当时就在现场
【混个脸熟】
【氨基酸浓汤】
【我叫青天白日勋章】
一般经济学史里说，德国人李斯特是国家经济学说为开端。其实李斯特是学美国人的后来者。
下面转一份国内演化经济学大佬贾根良的文章说一下，美国学派的历史。至于美国人背叛自己的立国之本，纯粹是无知，美国佬可是靠贸易保护强大起来的。现在不过是复兴先人政策吧了。弱就贸易保护，强就自由贸易。这才是美国常态。
二、美国学派的主要思想
1.“制造业”立国
美国在19世纪初依靠向欧洲市场提供粮食和原材料来换取工业品，这种产业结构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供需和价格波动。这种不利的局面让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不再相信英法古典经济学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所倡导的经济政策。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最早阐述了“制造业”立国的基本思想：(1)制造业易于采用分工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充分利用机器，训练技术人才；(3)可以增加社会各阶层就业，减轻社会负担；(4)鼓励外来移民，促进本国工业发展；(5)为人们彼此在才能和偏好上的差异提供更大的活动范围；(6)可以扩大农产品市场，而且对农产品的需求是稳定的；(7)为企业提供更广阔和多样化的场所。汉密尔顿在认识到发展制造业重要性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制造业的一系列战略。[2]
另一个对美国制造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丹尼尔·雷蒙德，他提出了“美国制造业制度”。他认为，一个国家生产财富的能力正如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一样是由所选择的职业和职业所含技术水平决定的。[5]如果美国不选择制造业的话，那么美国就是一个财富生产能力低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比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不过，雷蒙德也认为，制造业发展的初期比农业需要更多的资本，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所以需要国家给予支持。[5]国家通过各种措施保护刚建立的制造业，虽然在短期内使物价上涨、工资增加，但是也会刺激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9]
2.贸易保护主义
汉密尔顿提出可以通过实行保护性关税、财政补贴等手段，同时必须采取发放政府奖金和技师监督等措施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2]在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提倡对制成品进口征收关税，甚至禁止进口；对于原材料进口采取较低关税，这都成为后来美国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基本政策。
在19世纪50年代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个经济学家”的亨利·凯里是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林肯的经济顾问，他鼓吹由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1824年提出的意在保护制造业的“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s)。他认为国家之间的差异就是技术上的差异，由于技术上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所以对技术落后的国家要实行保护政策。[4]
约翰·雷认为幼稚产业从不成熟、没有竞争力发展到成熟并有竞争力需要一个过程，幼稚产业的技术进步本身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需要贸易保护。[10]科尔顿(Colton)也认为，高关税对保护美国工人独立和高生活水准是必需的，这种积极的保护是持续自由的前提。[10]菲利普斯认为保护是有利于所有阶级的工具。[7]贸易保护是“美国制度”的核心思想，[11]它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法国经济史学家巴路殊指出，在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几乎贯穿于这个时期，美国也是最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者。1830-1910年，美国人均GDP指标最好的20年分别是1870-1890年和1890-1910年。这两个时期也是美国贸易保护程度非常高的时期。[12]
3.主张政府发挥巨大作用
李嘉图认为：在没有政府的干预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最为繁荣。需要国家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免一切干预，既不要鼓励生产一个源泉，也不要抑制另一个源泉。[13]美国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政府不仅要在保护民族工业上做出贡献，而且要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直接投资，这就需要一个大政府。[5]
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不仅强调政府应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政府更广泛的作用提出了许多在现在看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观点。例如，雷蒙德认为，应该给政府更多的权力，去做私人做不了的事情。他认为政府不仅可以为国民开发新领域提供机会，而且可以调节个人道德和经济的关系。同时对于像大河、湖泊和信息的主要动脉，国家应该把不同部分连接起来，既能在和平时期促使最便宜和最好的商业和社会交往，降低交易成本，又能保证最有效的战争防卫系统。[14]约翰·雷认为，保护幼稚工业不仅需要关税保护，而且还需要各种奖金、保险费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国家资金，这就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创造了条件。[6]
对于创造金融基础结构方面，主要是汉密尔顿关于美国应该建立银行的看法，美利坚银行既是商业银行，又是准公共性质的中央银行。1791年，美利坚第一银行经国会特许成立，它的成立应归功于汉密尔顿。1811年，国会收回特许，之后由于出现了所预料的没有联邦银行存在的问题，1816年，国会特许成立美利坚第二银行。美国学派认为，只有政府发起的国家银行才能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对货币的需求和促进商业发展，这包括抑制投机活动的信贷管制，保证经济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4.高工资战略
雷蒙德提出的一个影响很大的经济政策就是提倡美国实行高工资战略。[5]工业比农业更容易分工，从而可以比农业更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的资本投入工业会带来更多利润，这样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走向高工资状况。[14]美国学派认为，高工资反映了高生产率而不是高生产成本，人为地降低工资，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其实，这只是产品在劳动成本方面竞争的一个优势。[5]劳动、资本和土地它们三者之间不仅存在自身竞争，而且相互竞争。产品市场价格主要不是由廉价劳动力而是由技术所决定的。[15]
正如伦德德尔(Lauderdale)在批判斯密《国富论》时所指出的，一个国家不要害怕工资的提高会抑制经济繁荣，可以用资本设备代替劳动力。[15]美国学派认为，产业不断进步的过程就是资本不断代替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5]低工资并不是优势，而是一个国家产业难以升级和劳动力技术难以提高的障碍。只要存在以较高技术含量的机器代替劳动的趋势，那么一个国家就不会存在永远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优势。
5.教育、智力和技术创新
当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时，他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更使经济学获得了“沉闷科学”的绰号。因此，古典经济学低估教育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夸大“报酬递减”的作用并非偶然。在经济思想史上，美国学派是最早比较系统和突出强调教育、智力和技术创新重要性的经济学派。
雷蒙德认为，政府干预不仅可以通过扩大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和统一国内市场以及建立促进工业增长的国家银行来实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发展公共教育，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期发展。[5]最先提出以能力(energy)作为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史密斯也高度重视教育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作用。[16]
约翰·雷是最早强调创新和技术变迁的经济学家，他分析了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并强调政府在引导货币从奢侈品消费流向对技术创新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教育上负有重要职责。[6]约翰·雷对技术在美国赶超当时先进的英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经济增长是由新技术所导致的不完全竞争引起和促进的。[6]同时，他也强调由于新技术而建立一个新企业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一旦建立，就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潜在的收益。[10]
史密斯首次提出以精神力量为支柱的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两个基本力量是人类的智慧和毅力(wit and will)，智慧延伸技术能力的界限，而社会的毅力能提供充足的激励去投资技术。[17]对史密斯来说，精神力量相对自然固有的资源来说具有无限的潜力。
http://www.cssn.cn/jjx/jjx_lljjx/jjx_jjsxs/201310/t20131024_5174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