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踏雪寻痕-从文革到陆肆老报刊拾零-1-开篇 -- 龙眼
是文革期间才普及高中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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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才普及高中，这和留学不矛盾啊。。
如果你说，文革期间中国没有大学生，所以不需要中国出去留学，这个我同意。
但是，没有普及高中，就不能允许中国人民留学，这是什么逻辑？
那旧社会，高中更没有普及，那出国留学的那些留学生都是错的？就不应该去留学？那“两弹一星元勋”中，那么多的欧美留学生，都应该拿他们怎么办呢？比如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等等？
事实上，50年代，中国就送了不少的学生去苏联留学，不是吗？
那个时候，高中更没有普及吧？
你们的逻辑啊，真的很差劲
我妈妈是小学老师，2005年后退休后一直从事扫盲工作，扫盲对象绝大部分是50和60年代出生的女性，去年才停止。
我的同辈人里面，父系这边，70年之前出生的女性11人，高中毕业1人，文盲6人，其他小学或初中毕业，男性7人，高中毕业3人，初中毕业2人，小学毕业2人。70年之后男的4人，1个大学毕业，2个初中毕业，1个小学毕业。女的5人，1个高中专毕业，2个高中毕业，2个初中毕业。这是我们那边的普遍情况。母系这边大多出国，不好统计。
真是服了！
我说的很清楚，坏人只是利用所谓大多数人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
解放前、文革前和文革中，都有大学生，需要移民和留学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利用这一小部分人的所谓留学、移民权力说事情，不谈大多数人的上学问题，而说所有人的留学权力，就是胡搅蛮缠。
解放后，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也是国家出钱，留学要国家出钱，国家要照顾大多数人的上学问题，不能无限制的支持想留学的人。
和高中尽可能下乡，你们那里确实特殊，按理说应该算乡，但是，实际上距离城市那么近，还是应该属于城市吧。
你应该思考你爹妈，如果按照解放前或者改开模式，应该在哪里工作，我想应该是进城了。
而恰恰是文革留住了你爹妈在你们当地吧，这也确实可算你家的遗憾吧。
当然，现在厉害了，你们直接归属城市了，也算是一种方案。
留学要国家出钱，国家要照顾大多数人的上学问题，不能无限制的支持想留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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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的留学一定要国家出钱？
我说的是留学的权力！
因为，就算是解放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能够有经济实力自费出国留学的家庭很多，比如民族资本家、民主人士、大学教授、爱国华侨等等，哪里需要国家出钱去留学了？ 自费留学或者靠经济担保出国留学，根本不需要国家出钱，需要的是国家批准！ 问题是，当时国家根本不会批准。
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剥夺了人民留学的权力。
这个权力，其实对国家并无害处，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就基本放开了这个渠道。
同理，福建、广东等地都有大量的侨属、侨眷，他们的华人华侨亲属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的海外亲属很多完全可以在经济上负担他们在国内的亲属去留学，并不需要国家出钱。但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些家属们的留学权力就是被剥夺了。
明白了吗？
这个问题，我举两个例子就好理解了。
1. 1980年代初的电影【牧马人】中，男主角“右派分子”许灵均的父亲，就是在美国的亿万富翁。如果国家政策允许，他早就可以在60年代、70年代就出国去留学或移民的。哪里需要国家出钱了？
2. 1979年的电影【海外赤子】里，华侨的女儿黄思华是个百灵鸟，极有唱歌的天赋，但因为她是华侨 的女儿，所以政治上属于“另类”，导致她的歌唱事业受阻；是改革开放以后，党的侨务政策放松了，她才能通过政审进入部队文工团。如果当时允许自费留学，她留在海外的的哥哥黄思国是个企业家，完全可以把她接到海外，自费去音乐学院深造。哪里需要国家出钱了？
3. 再举个实际的例子。
顾毓琇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科学家，他于1923年去美国留学，是第一个在麻省理工取得理工科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曾经担任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抗战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陈立夫任部长）、中央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中央大学校长原由蒋介石担任，后由顾毓琇接任）。他和孙立人将军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和陈立夫坐同一条船去的美国。抗战期间，他和周恩来夫妇多有接触，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1973年，顾毓琇夫妇从美国回国访问，周总理在中共“十大”闭幕的当晚，就接见了顾毓琇先生并畅谈多时。
顾毓秀先生曾是江泽民主席在上海交大时的老师，江泽民当年曾选修他的电机及运算微积课。1997年10月，江主席到美国访问期间，特意到费城去看望了他。江泽民还向随行人员介绍说，顾老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家。
1949年，顾毓琇离开大陆去了美国，带走了他的子女中的顾慰华、顾慰中、顾慰民、顾慰国，留下了子女顾慰连、顾慰文、顾慰庆在大陆生活。（注：这三位都是我党地下党员）。
这种类似的情况有很多，顾毓琇先生的子女和亲属，如果当时国家批准，是完全可以不需要国家负担、自己自费出国留学的。但国家当时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缺点就是缺点，无论怎么地 美化都没用。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侨务政策，确实是极大的伤害了海外华人华侨的感情。留学政策只是其中之一。
我父母50年出生，文革前刚刚上高中。当时公社里最高的是高小，所以他们去区中学读的初中，这里的区是县辖区。文革中期我们那里才成立农中，两年制的，招1-2班级，按当时的人口水平，普及的话应该4个班级以上。所以我们那里文革期间初中教育开始比较便利，但是离普及还是很远。
改开后批判之。
老师是哪里来的呢？
你定义的普及是多少？
董必武：
【１８８６年生，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１９０３年考取秀才。１９０５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１９１０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１９１１年参加了辛亥革命, 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１４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５年６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１９１６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１９１８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１９１９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１９２０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
林伯渠：
【1886年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徐特立：
【1919年，国内兴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年已42岁的徐特立也报名前往，成为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在法国四年间，他边做工边学法语，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回国后，他任长沙第一女师校长，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
。。。。。
另外，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也是留日的留学生和留学英国的留学生。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至于其他人士，比如黄兴、蔡锷等留学生，就不说了。
总之，和我摆事实、讲道理，你们没那个水平。你们只能讲歪理。
像钱学森先生那样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反而还在海外仰人鼻息，过着低声下气的日子，你还洋洋得意，你不觉得惭愧吗？
为人民立新功
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議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鱿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
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和电报，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论是十年内战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
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誉，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
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
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誉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很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
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
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
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想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
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拚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
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
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
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
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音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渠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份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象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
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
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
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们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根据记录整理）
而且说话态度很低。
级延续几千年的文教宣垄断特权的战士，特别是她还要改造他们为工农兵服务，为昔日被他们统治剥削压迫的泥腿子劳动人民服务，这人家能不必欲除之而后快吗？
她是真正学习了毛泽东思想，要把吸了几千年血的吸血鬼改造成吃素的动物，结果是粉身碎骨。
难怪她和四人的所有历史文献资料都被禁呢。
但是，历史并不总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螺旋上升的。
再高明的化妆术，也经不起时间的验证。
时间和现实，是人民群众最好的辩证唯物主义老师。
现在关键是确认他们，包括林彪康老说话问题不大。
不是改开后的说法，他们说的都是错的。
真正的代言。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凡考虑一点，她就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