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研究历史的立场问题 -- 任爱杰

有人说按人头发钱是最坏的扶贫方法。站在资本家角度，这当然对。最好不扶贫，让他们不996就去死。

按人头发钱是不是最坏的扶贫方法？要看怎么执行。如果只是发了钱就啥都不管了，不论从哪个阶级的立场出发都不是啥好办法。

那么授人以渔如何？也要看如何执行。外国的方法，例如美国，一个人如果要拿失业补助，他必须出示自己在积极寻找工作的证据，另外还要出示自己参加了再就业补习班之类的证据。

看上去当然很美妙。问题是这些所谓的“授人以渔”全靠失业者自觉。所谓的证据也是失业者自己提供。这样搞其实就是个形式主义。大多数的失业者并不会真的按照规定一星期面试5个工作(因为其实没有这么多面试机会）。同时也未必会去上什么再就业补习班（因为这种补习班大多只是要钱，并不会为失业者重新找工作。）

中国的扶贫则是真正要和扶贫对象吃住在一起，帮助扶贫对象直到其能真正自立为止。

这就是个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的问题。古今中外，或许有政权能够把税收的触角伸到每个基层家庭，但新中国是独一份的政府用自己的基层组织，不去搜刮，而去帮扶的政府。

这才是真正打破传统的治理手段。

站到唯物史观角度来看，这些争论算得上什么呢？

西方洗脑的情况是不是主要因素，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时候，不能令人信服。

我的看法是，任何一项政策是否能推行，并且能推行的顺利，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和配合程度。

你不能说现在政策出现了问题，就全是政策推行者的锅。

一年到头，推行了这么多政策，有的执行好，有的执行不好。怎么解释呢？

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确实有很多强制，很多暴力，但是不要以为人民群众是不敢反抗的。以前城市征地开始搞强制，土地是国家的，名正言顺，但是能推行多久？

推行一项政策，是有行政成本的，如果人民群众广泛的不理解，不配合，你是推行不下去的。防疫同样是例子，没有人民群众的配合，中国防疫能这么顺利吗？

当时的生产力条件，确实让人民群众产生了，中国人确实太多了的想法。为什么“上山下乡”？城市养不了这么多人。

现在生产力进步了，社会老龄化了，需要的青年劳动者多了，才想起来人口问题，但是也不要把锅都甩给政策制定者，甚至西方。

查理曼一死，三个儿子就分家。这其实是游牧传统，蒙古也是如此。

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在春秋战国就确立了。

我把外部的西方洗脑和内部的经济压力（包括粮食问题和就业问题等）这两方面的原因并列，用了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句式，并没有突出哪一方面是主要原因，实际上，我认为后者才是主要原因，也就是主要基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做出的决策，并没有把前者作为主要原因的意思，当然，我的表述确实不够严谨，容易引发歧义就是，同时，我也肯定了当时制定该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唯一诟病的，也仅仅是在后续的执行过程中，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来及时进行调整而已，除了因为句式使用的原因可能引发歧义之外，你是不是对我上一个帖子所要表达的意思有什么误解？

也要警惕“民族主义史观”下的“爱国”变质为新法西斯思潮。

一、不要被“原始档案”、“满文老档”、“罗列详实”所迷惑。费正清门下的新清史派，其实根本就不对这些资料做真伪鉴定，而是把这个问题推给了过去的乾隆和现在的满遗自居的某些人。就好像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学会的“此文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在史料真伪问题上，新清史派则是“资料的真伪由满族先人/现人负责”。

二、清末民初反清的很多宣传资料，其真伪存立，也要用任兄此处说的阶级立场分析。辛亥革命不是一场席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大革命，而是社会少数参与的运动，士大夫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运动中起了很大的影响。把“文字狱”当作清朝的主要罪状，将中国科学技术工业商业不发达都归罪于“文字狱”，也是阶级立场下的历史观。

十来年前互联网时代，自由主义公知兴风作浪，抱着所谓民族主义大旗才能把他们打倒在地，否则根本胜不过其话术。

蓝色皇汉与满克思是一体两面，无视这点纠结表面正统王朝的话术无甚意义。万顺天国作古多年，网上口水大战没几人是纠结死去皇帝的家事。

问题是如何坚持阶级叙事，老鼠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现实生活不可能指望人人念经一帆风顺，如摆在眼前许多政策，是否要推行56民族1族1策呢？从始至终，左右两面大旗地方分离主义都在打，港独、台独也是一样的。

打碎过去容易，要超越何其难。尽管我们绝不能放弃它的可能性，但眼下局面确实在坎上徘徊唉。

只注意到了最抓眼球的“阴谋论”，向你道歉。

另外，再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

这里有两点，我不是很认同。

第一点，政策调整这个锅由计生委来背，不全面。

首先，计生委是利益集团这一点，就不是很准确。

所谓利益，无非一个权，一个钱。权，计生部门的仕途并不算宽广。钱，靠计生罚款能有几个钱？

国家一级的计生系统彭佩云还算有些影响力，之前之后的领导你能想到几个？彭佩云的后任张维庆是给人让路才到计生委。

基层，计生工作很重要，计生部门安排的工作其它部门比较配合，但这是专项工作，除了计生，几乎没什么影响力。

真到了政策改变的时候，说撤就撤了，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点牵扯。

作为一个部门，肯定是有部门利益，但是如果说这项工作真是“百万漕工”，我觉得也不至于。“百万漕工”的部门在于利益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计生说到底是专项部门，有利益，但是不会有太多牵扯，咔嚓一刀就完事。

其次，计生委是执行部门，大政方针估计不是他们说了算。还是国家领导人定。

前边说了，作为一个部门，肯定存在部门利益，肯定希望本部门能长期存在，在给领导的情况汇报中对有利于本部门存在的话会多说，但是领导人不傻，这个道理不可能不明白。他们有多种渠道，政策调整绝不可能只看部门的情况汇报。

而在基层，执行情况会更灵活一点，这里结合第二点谈。

下边就是，我的第二点不认同。

这一点，我不是十分认同。

从政策发布和宣传推广的情况来说，你说的不错。计划生育没有及时调整，即使有所调整，也是向严的一面调整。

但是，从执行的情况看，计划生育的调整一直在进行中。

根据我的了解，计划生育从82年定为国策，到90年代，执行的趋势是向严的方向发展。没记错的话《超生游击队》就是这一时期的小品。

但是90年代之后，执行力度就松了不少。

全国的情况，我没有调查，但是在本省及周边省份的情况，从95年之后到胡温时期，计生基本局势就是“城市紧，农村松”。

从明面上说，计生工作是有一票否决权的，在管理考核制度不断完善细密的同时，却明显放松农村的计生工作，很多农村基本就是放开了生。这种情况是有些不合理的，作为基层政府不是管不了，就是没去管，基本就是躺平。

而这种“城市紧，农村松”的执行调整，是执行过程中的自然调整，还是有上级的操作，这就不是很清楚了。

但我更偏向是出于上级的操作。

如果是执行过程中的自然调整，“城市紧，农村松”会不断反复，就是农村松一阵，然后整改，再紧一阵。不会是一直这么松。如果是上级操作就很简单了，上级只要调整考核范围就足够了，要知道懒政才是基层的常态，只要上级不要求，下边自然会躺平。

如果是上级的调整，我推测可能是计划生育已经纳入国策，调整起来难度很大，只能先通过执行来松动，调整。

当然，必须要声明一下，以上都是我的推测，我没有内幕信息。

我的结论是，计生政策的调整在执行层面一直在进行，而把握政策走向的不大可能是计生委，这个部门没这么大的影响力。

道歉万万使不得，大家相互分享观点和看法，共同学习和进步而已。您的分析很细致，赞一个！

其实对于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我提到的没有“及时”，主要是指对大方向的整体调整，也就是从“一胎化”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胎”一直到“鼓励三胎”这样级别的调整，感觉这样的调整迟了点。现在大家讨论人口话题这么多，也是去年人口七普数据出来后，数据实在太扎眼，和之前的数据，在统计学意义上，其实衔接是有问题的，令人眼镜大跌，从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说到底，主要是对今后老龄化的担忧，特别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

而从实际工作的执行层面来说，各级计生部门和不同地方政府，对于这项长达几十年的基本国策的落实，肯定是层差不齐，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和灵活处理的，不仅包括你提到的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各个省、市之间，或者更笼统一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差距都很大，大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讲得不好听一点，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客观来说，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工作中也只能是把握住大原则和底线，然后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细则等，这更应该叫实事求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家大业大，这么多的人和事，各种情况特别复杂，必须也必然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否则，工作就做不下去了，从这点上来说，在把握整体原则和局部细节的平衡上，土共做得是相当优秀了，否则早散架了，更别提发展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

至于说没有及时的进行大方向的调整，这口锅，如您所说，只扣到计生委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头上，确实有失偏颇。应该说，计生委等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政策的大方向的调整，是起到负面的阻碍作用的，但政策的整体僵化现象，也许更应该说，是所有人共同推动的，国家不是一个自然人，说变就变，所谓船大难掉头，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每个组织，很多时候都是盲人摸象，不识庐山真面目，正如我们回看历史，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弊端和体制僵化，整个国家正在失去活力，眼看着一步步走向死亡，但当时深处其中的人，往往看不清，即使看清了也往往无能为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改革这么难吧！

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解释，我认为不够完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类情况出现，或者是政策面有较大弹性，或者是对策有很大的利益驱动。这才会让各级部门在执行时，寻求利益最大化。

但是“计生”政策，政策面比较刚性，弹性空间很小。利益层面，地方政府可能会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别人开方便之门，但是很难这样大范围的出现“执行抛荒”的情况。

“懒政”可以解释，但是“懒政”现象是一时的，如果说“农村松”的情况出现反复，呈现“松——紧——松”的情况，可以用“懒政”来解释。而当时的情况是一年比一年松。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声明一下，我一没有对全国范围进行大面积调查，二没有任何内幕资料，以下都是我的个人推论。

根据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我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会是下级执行部门单方面的不作为，而是上级存在一定程度的默许。

毕竟“计生”被定为“基本国策”，这就导致对“计生”政策的调整格外困难，即使今天计生部门基本撤除，鼓励生育的大环境下，“计生”一词依然被定为基本国策。

习近平：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

但是在本世纪初的时候，国家已经认为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

这是2001年的报道，暂时是我找到较早，但我记得这样的提法是早于2001年。

中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2001年，中新社）

在2000年左右，国家已经做出了这样的战略判断，同时“用工荒”的情况，“老龄化社会”我印象中在这一时期就有人提出。当时还有本畅销书《大国空巢》。时间不一定准确，左右差不了几年。

我的推论是，当时的现实环境和舆论对“计生”政策提出质疑和挑战，但是中央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具体原因我就不清楚了），没有在政策层面做出回应，而是相对务实的在执行层面做了一定程度的放松。政策是源于理论假说，谁知道哪个理论假说更正确呢？如果在执行层面做调整，领导会主动很多，无论是收还是放，都能得心应手。

所以，我的意见是，95年之后到胡温时期“计生”在执行层面的调整，不能仅仅认为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可能是上级放松对执行层面的要求，下级则主动或被动（懒政）的做出调整。最后强调一句，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推测。

查理曼那是欧洲封建早期。后来欧洲的封建主基本上实现长子继承制，后面的儿子很多去当教士，尤其向科隆这样的由主教管理的地区，主教基本上是封建主的非长子，罗马教皇也类似。与此相对应，各方默认高级教士拥有情妇和私生子。

你看一下科隆大主教的清单，1864年之前的主教的姓里都带冯，其中1583-1723年都是巴伐利亚王室的幼子，其他还有奥地利王室和别的贵族家庭。

我觉得欧洲当年有两件事缓解了继承时的冲突。一是欧洲接受基督教后比较严格的执行一夫一妻制，所以封建主合法后代的数量有限，而且当年婴儿死亡率比较高，能活到后面争权夺利的儿子比较少。二，当年当教士并最终成为主教甚至教皇是封建主幼子的另一出路。欧洲皇权和教权平行，当教士也算不差的出路。而且说实话高级教士生活很不错，住主教宫殿，收宗教税，甚至有自己的军队，吃肉喝酒完全没问题，社会也普遍默认高级教士拥有情妇和私生子。

纵观改开这几十年，计生政策整体上的趋势，即使只考虑在政策放开之前的时间段，是由紧趋松，这点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虽然缺乏足够的调查和数据来支撑判断，但这种大时间尺度上的整体变化，根据日常生活，还是容易感知得到的。但局部来看，就不好说了，就我知道的身边真实案例，在全面放开“一胎化”政策之前，既有通过罚款或者其他方式超生的，也有被强制堕胎的（发生在政策全面放开前不久，真的很不幸），但孤例不证就是。

从来兄的意思是，出于某些原因，决策层一时之间难以对政策进行明面上的及时调整，于是，利用一些内部的默契，默许甚至“鼓励”在执行层面打折扣，从而实现变相地调整政策的目的，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不能说是不可能，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土共的“只做不说”的风格，但我还是比较存疑的。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土共在做各种决策时，主要是基于客观现实和数据，不太可能被“历史包袱”绑架，也就是实事求是，土共是相当务实和灵活的，很少教条化，所以才显得“土”嘛，😂😂😂决策层也很重视调研，这个是从教员时代就打下的底子，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至于调研和搜集的作为决策依据的数据和信息，和客观实际的偏离度和误差，那是另一回事。

计划生育这个词汇，我认为是完全中性的，甚至于是偏向褒义的，作为国策，理应长期坚持，同时，也不能因为作为国策而成为调整的思想障碍，国策是国策，该坚持坚持，但是这国策的具体内涵，完全是可以跟随时代调整变化的，就好比改开也是基本国策，但改开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也是不断变化的。“一胎化”是计划生育，“全面两胎”也是计划生育，甚至于完全放开，鼓励多生，乃至制定奖励计划，同样也是计划生育，完全不冲突啊。我是不同意把“计划生育”和“一胎化”这二者划等号，它们应该是属于包含关系。当然了，这是我的理解，决策层或者其他老百姓怎么理解，那是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