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兄台前面评述的都没问题,但是到了新中国就戛然而止,不说横向对比的俄国、土耳其其实已经有反例的成份,就算对比近三十年,显然也是完全无法自圆其说了。中国直到习大上台,靠的难道不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全国包括主席台,哪个没有买办的成色?国企早就划分殆尽,从上到下老了移民出国基本是主流,所以文中诟病清末以后的情况,对应近三十年,都可以对应到,所以官僚资本主义不好吗?至少从中国自己的发展历程看,真说不上。这里面的关键其实就是两个:国策,棋手or棋子。
谁都不想当棋子,但棋子or棋子是个被动考评的,往往不以对象国主观意识改变(朝鲜主观能动性够强吧,有几个会认为他是棋手?)而国策又必然根据棋手or棋手的定位来制定,否则就是豪赌。中国在清末,境况比起今天的朝鲜恐怕还不如,就是一只待宰的猪,这时候采取官僚资本主义,就是采取伺机而动的国策,如果按老兄说的以农业强基础,以当时的执行力,最后必然变成和改开后的境况一样,白猫黑猫遍地开花,然后全国一盘散沙,地域差异直接导致地方坐大国家解体(满清-民国可没有核弹和解放军护体)。
国策层面,满清和新中国搞的其实都是强干弱枝,但因为国际和内在环境不同,所以效果迥异,满清在国际上毫无地位,无非可以选择割肉割给谁家多一点;新中国前期有苏联及共产国际罩着,中期又发展出核弹和洲际导弹练成金钟罩,和满清的环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以当时的满清来说,最可能翻身当棋手的策略,就是把留不住的地盘全扔了,甚至伙同列强一起剥削瓜分这些控不住的地盘,然后强行在核心地域完成工业化;在国际政治上学习朝鲜金三反复横跳,最后选定一个靠谱老大,铁心投靠。但满清最后在国策上的选择是尽力保证了整个中国地域的完整,虽然耗死了自己,却给民国乃至新中国留下了非常好的民意基础(如果按我说的那个拼棋手策略,一旦国策失败,很多地域必然长时间甚至可见未来永久脱离中国)。
最后对比一下前后三十年,从国策上讲,前三十年强干弱枝(国进民退,甚至工农剪刀差内部原始积累),后三十年强枝弱干(国退民进,地方接近自治)。结果主动进取谋求棋手地位的前三十年败了;彻底躺平,与鹅毛等国竞赛谁躺得更平,自甘棋子的后三十年,反而赢了。所以冥冥中,确实有一种叫“国运”的东西。
南明时期的历史,公认的头绪众多、纷纭复杂,很不容易理出清晰的脉络。在东林党,有坚持抗清直到死亡的,有很早就投降的,也有生死不明的。在明皇室成员,有至死不降的,也有投降被杀的,也有生死不明的。在农民起义军,无论是李自成余部还是张献忠余部,有坚持抗清到底的,也有投降清朝的如孙可望几个。
现在的研究,除了东林党搞垮弘光朝廷算是有组织的行为,其它则扑朔迷离,理不出一个清晰的线索。直到黄宗羲组织浙东史学,到北京‘帮助’满清朝廷编写明史(顺带销毁资料),东林党才又有了明确的组织意义上的活动。
要研究南明17年间,原来输入中国境内的9亿两白银的去向,大概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清朝进入北京,直到清朝晚期,都没有试图像明朝、元朝、以及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学习,搞纸质的国家货币。满清与白银的掌握集团究竟是有秘密协议?还是有默契?也是值得研究的。
从功效上看,黄宗羲派子弟到北京帮助满清修明史,是很“成功”的:一、达到了洗白东林党在明朝晚期的犯罪的目的;二、达到了继续维持程朱理学在中国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的目的;三、共同达到了把明朝灭亡,归结于朱姓皇帝的目的。
这个”成功“,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影响民国的教育文化。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还在继续扮演着“政治正确”的组成部分。
今天的中国社会,对于东林党的评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非历史专业的大众对东林党开始有了负面的评价,而“知识分子”圈则坚持东林党的正面结论。像顾诚先生《南明史》那种揭露史可法、东林党之历史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孤掌难鸣。
不过对于程朱理学,则中米湾‘大合作’,一起努力把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对大众宣传是“一体”,和儒学、孔子之学也是“一体”,是需要“恢复”“复兴”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暂时还没有大众层面对此发出有影响的质疑。
朱世巍最近在微博里,指出是曾国藩发起树立了“明代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而在大众的被宣传的印象里,似乎是明末在日本的反清革命党,才发觉出黄、顾、王有“民主主义”思想,从而大书特书。到底实情如何,也需要认真研究。
看曲阜孔庙的网页,黄宗羲等已经进了配飨,不知道这和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杜维明等到山东的活动有什么关联,如有知道详情的河友,请指点,谢。
因为优秀,困难时能够想尽办法挺过去;有机会时,则能抓住机会发展自己。
满清的失败,是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农耕文明里面,还没能理解和接受工业文明的新东西。
所以,才有觉醒年代,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
从这个角度讲,三座大山是果,不是因。
至于改开后三十年,也不是说三座大山又回来了,拿历史来比较的话,类似于国共第二次合作,TG还是当年的TG,只是老蒋换成了美西方。
现在的情形是,美西方和当年的老蒋一样,不想和平共处,那就斗争到底呗。
为了研究这段时间的东林党和程朱理学,又借来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学习,还没有过完一遍。但是从光明日报出版社的那个版本的前言中,有了一点新问题,忍不住先抛个砖引些玉:
顾诚先生生前出版的关于明史研究的书籍,不过区区两本:《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在前言的表述中,顾诚先生最重意的,其实是关于明代卫所的历史研究,惜乎找资料难难难,可能还有其它的阻力,顾诚先生始终未能就此问题写成《南明史》那样的著作。
不知何时才能有史学专业人士能续起顾诚先生未竟的明代卫所历史研究。
明代卫所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卫所在设立之初都是有土地的,且不归户部等所管辖。显见是明初朱元璋朱棣设计的对士大夫文官体系的制衡。全部卫所所辖田地有多少?顾诚先生并没有在前言中给出他研究得出的具体数字,只是说清初顺治户部统计的田亩数,之所以高于万历时期的户部田亩数、看不出改朝换代大战乱时期的负面影响,原因就在于清初的户部已经将明代原来的户部所辖的官田和卫所所辖的官田,全部统计在一起的结果。
在《中国军事经济史》(后勤学院张振龙等编写)一书中,对于明代的屯田估算为90多万顷。在《明书.土田志》中记载,“国初(屯田)原额九十万三千三百一十三顷九十五亩零”。在《春明梦余录》中记载,“国家原额屯田八十九万二千七百八十九顷”。
万历八年,张居正改革清丈全国田亩,全国共有土地701.3万顷,比清丈之前多出233.6万顷,也即清丈前的土地是467.7万顷。这些数字看起来是户部所辖的民田数。按照之前官田一民田七的比例,还有户部辖下的官田66.8万顷。因此顾诚先生说,“为国内外史学家判定为不可信的明处以来约850万顷以上的数字则包括了行政与军事两大系统的耕地数”——66.8+90=156.8;156.8+701.3=858.1万顷耕地。156.8除858.1=18.27%。
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说明明清朝代更迭,有18.27%的土地落入的私人的“所有”,从朝廷(或者国家)所有,变成了在新朝合法化——都纳入户部纳税的——私人合法土地。
这能解释为什么满清一个只有区区7万八旗兵的小集团,能够吞并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的重要原因。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黄宗羲等汉族士大夫要急吼吼地剃头,到清廷做官;或者自带狗粮到朝廷“帮助”修史,借机大肆销毁明代朝廷档案的动机。
看不出满清刚入住紫禁城,有什么动机要销毁明代这些官田的档案。
无论从哪个时代、哪种角度、哪种道德体系,黄宗羲们这些程朱理学之徒算是什么东西?!
以至于遮掩了地主的残酷剥削。
南明历史太一言难尽了。
分享一个视频,对程朱理学士大夫阶级的罪行,以及北宋时期东林书院的出现与靖康耻的关系,都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观点:
https://m.weibo.cn/status/4762934661874449?wm=3333_2001&from=10C5493010&sourcetype=weixin
另外,因为与阴老兄对于传教士搞的崇祯历书的讨论,且黄宗羲也号称是“天文历算学家”,所以看起来那个历书的创制、验证、争议、最后被满清才用,其过程应该不是单纯几个耶稣会传教士搞,很可能也有东林党在其中参与。有关此方面还有待研究。
一个女人,18岁成年后,靠父母节衣缩食,自己刻苦学习七年,25岁读完硕士;然后到夜总会专陪大老板睡觉,吃香的喝辣的,直到32岁年老色衰准备转型当妈妈桑。感慨说,我前七年辛辛苦苦败了,这七年靠着躺平叉开腿,反而赢了。
不仅仅是可笑。
顺便说一句:回首上半年的抗疫,上海和广州深圳的不同表现,再看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苏浙与广东福建的不同表现,或可以找出很多有趣的异同之处:
都是广州广东在前,上海苏浙在后;都是上海苏浙不吸取广东方面的经验;都是在上海苏浙损失最重。
欢迎补充。
”感谢“狂舞茅草老兄的过激反应,迫使我对宋代东林党从不太关注,转变到感觉可能那是发掘明代东林党的一条途径。
狂老兄先是坚持有东林书院才有东林党,没有东林书院就不是东林党,他按这种逻辑的观点:徐阶不是东林党,西湖大学、泰山会、爱丁堡官学商团伙都不是东林党!可是当提到东林党书院始建于宋代,狂老兄就有些失态,极力否定宋代开始就有东林党,完全置他自己之前的“逻辑”而不顾。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开始花点时间看资料,初步一看,还真看出不少问号。
东林党的思想纲领是宋代士大夫归纳总结的程朱理学。‘程’是程颐程颢兄弟俩,‘朱’是朱熹。程朱之间的关系是:程颐有个学生弟子叫杨时,杨时创办了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史称”道学南传“——看起来是组织交代的任务。杨时办东林书院十年,公开记名的弟子有上千人,朱熹就是杨时的弟子的弟子。
东林党人写历史,从来都是撒谎成性,和米国现在的民主党精英很像,都认为大众都是可以随便骗的“愚民”。比如关于朱熹的爹,非要说“朱松上书反对议和而得罪秦桧,被贬逐出京。宣和五年(1123年),朱松任尤溪县尉,举家迁居尤溪县水南郑安道馆舍。“——宣和五年,正是北宋收复了燕京,和金国的战争是宣和七年。秦桧在宣和五年还在太学里当叫兽。
所以杨时的所做所为,首先要从东林党人对其的颂扬中,才能看出问号:比如赵构刚刚做皇帝,杨时就“上疏请求废除茶、盐二法”——那可是抗金最需要财政支持的紧要关头,这和明代东林党的所作所为有一丝一毫的区别吗?
其次,杨时的所作所为,要从东林党对之不言不语的空白中,才能看出问题:比如杨时自1106年到余杭做官,直到1124年才离开江浙到开封,史称“讲学十八年,培养弟子千人”。东林书院建于1111年。方腊起义在1120年,方腊起义前后不过几个月,据说是为了反对花石纲。杨时和他的东林书院,处于方腊起义的中心地区,杨时的介绍关于他们这一大帮在之前、之后、之间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基本是一字未提。有意思吧?!
既然提到了秦桧,秦桧中进士之前都住在江浙,那么秦桧是不是东林书院的学生?是不是杨时的学生?有没有到过东林书院学习?反正东林书院成立于1111年,秦桧进士及第是1115年,从时间和明代东林党科举舞弊的实例看,秦桧目前不排除是东林书院的早期的学生。
第二点佐证,就是秦桧在高宗罢免他之后,还能复起,还能执掌南宋19年大权,没有一帮本地官学商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事。
第三点佐证,就是后来的史弥远,既给朱熹平反、也给秦桧恢复爵位。
明代的东林党,我们已经知道“布衣操控朝政”,比如顾宪成李三才,张溥吴昌时非法操纵首辅人选。而杨时及其宋代东林党也是一样:“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
。杨时自婺州返毗陵,在东林书院讲学。这年,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出使高丽国。国王问:“龟山先生现在还在吗?”二位使臣答:“根据诏书已经赶往朝廷”。使臣回国后向微宗皇帝奏报,徽宗下旨任杨时为都堂审察,杨时以病辞免。
宣和六年(1124年),杨时多年来培育弟子千人。高丽国王在这时派三位使臣来宋朝。中书舍人傅墨卿考虑到杨时并未在朝廷做官,将失信于高丽国王,于是他力荐杨时到中央朝廷任职,随后杨时接到徽宗御笔诏书,入朝担任秘书郎。”
——一个小小的秘书长,就能代替皇帝向属国国王决定官员的升迁!还TMD扯失不失信!命令皇帝亲手请东林党人到朝廷当官,惊喜不惊喜?!这不是结成了严密的政治团伙,又是什么?!
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用非法的手段逼迫皇帝给杨时“升官”?
这厮的“政绩”,就是在金兵南下时,先是到太原,要太原军民把城市交给金兵。其次是任南京留守(地方长官)时,不战而降将南京交给了金军。
一、柳家和东林党
1. 柳家安排利益流向美国,违法把用户数据挪动美国。他们是带路党,铁证如山。
2. 你得同样拿出铁证,证明东林党是带路党,才能说明他们是一类货色。
3. 你只是反复无证据、无论证地下各种结论,指责东林党是个利益团伙。
4. 东林党即使是个利益集团,也未必是带路党啊。何况你通篇都是下结论,不论证,逻辑度还不如妇女骂街。
二、秦桧与宋代东林党
1. 秦桧是建炎4年10月逃回南宋,当月被宰相主和派范宗尹推荐并任命为礼部尚书。之后一直是高官。
2. 杨时依附于李纲。书面证据已在别贴说的清清楚楚。建炎元年五月甲午(五日)宋高宗(赵构)起用李纲为相。李纲是主战派。当时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 李纲75天罢相。
3. 因此从官位和政治派系,秦桧不可能屈尊到东林书院这种野生地方去学习或讲学。
4. 你没有给出任何证据,通篇臆测,完全凭个人好恶,硬说秦桧是宋代东林党。
5. 你全部历史贴都毫无价值,不在于观点,而在于完全没有逻辑和论证。
宋代没有东林党,只有主和派和主战派,或者爱国派与带路党。
明代基本没有主和派。或许心里想主和,甚至暗地媾和,但上至皇帝下至群臣,谁也不敢公开主和。倒的确有东林和阉党之分。
你如果把带路党或者阉党美化为务实派也可以。我不指责。但东林党肯定不是务实派,他们是标榜道德、讲究殉节的愤青派。东林党投降清朝的不是没有,但比例比其它派系少,乾隆对此不满,对东林大加抨击。原话我也其它帖子多次引用了,大致说这帮东林鸟人,整天道德、殉节,但一点实际能力都没有。我基本同意乾隆的评价。
总之,你所有关于东林党的帖子都是颠倒黑白的污蔑之词,且一点逻辑都没有。把柳家这样的带路党比喻成东林党更是莫名其妙,就好比说,”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真可恶,他是民国的文天祥“。你不觉得自己精分吗?
,提了裤子就更不认账“的主儿。你老兄‘不辞辛苦’亲身为我做注解。河里极少敢于公开为爱丁堡官学商团伙辩护他们不是东林党的,老兄不再”不确信“而跳出来下场,‘欢迎欢迎’。
要不是老兄这么激动,我还不知道去看看早以为是历史常识的那些人物介绍,一看,才发现老兄居然这么勇于撒谎、敢于耍赖。看来我对东林党的认识还是不够啊。
李纲从一个沙县(对,就是那个沙县小吃的沙县)管税务的,差不多和杨时一起被调到开封,职位不过是个祭祀时端茶倒水的小屁官,就能做出废立皇帝的”大事“,这只能是士大夫政治团伙所为,是宋代东林党所为。
秦桧到底在哪里的书院准备的科举?既然是空白,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老兄如果有勇气,就解释一下史弥远为秦桧和朱熹平反的理由吧。
最小的,你老兄找出了什么“杨时在庐山建东林书院”的出处了吗?这可是你最起码的“学术水平”啊。
那些给狂老兄点赞的,也别光隐身了,下场溜溜呗。
作为宋朝,有没有这群人,这种做事风格呢?
比如,岳飞问题,辛弃疾问题。
张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