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林党有那么坏吗？ -- 狂草舞茅

要是多几十年，兴许就能把后金熬死。

当然明朝肯定是要完的。

但不等于东林党不是混账。

叫唤”泰山会、西湖大学都不是东林党”的，站位在大众的对立面。这个立场你狂兄算是亮明了？不再“不确定”了？

按照明、清、民国、现在的国法，孙承宗先生早就犯了叛国罪，而且是“为党（东林党）犯罪”，因为他个人虽然不同意东林党人袁崇焕通敌卖国，但是他犯了知情不举的罪行，早就该被判罪处死。

所谓阉党，不过是东林党发明出的一个罪名，从来就没有什么阉党，只有帝党。台、港、米国从电影媒体下手，向大陆“知识分子”和大众灌输“东林党是好人、阉党是坏人“；用”专制皇帝“影射教员TG。这与毒教材等意识形态侵略，实质是一样的。

徐阶杀了胡宗宪，与秦桧杀了岳飞，是一回事。徐阶团伙谋杀张居正，也是东林党罪行的一部分。”十年个屁“倒是真实反应出东林党的真实情感。

忙总对明史那点儿认识，在七年前还算值得看看。可他那拿王世贞说法（谣言）当真事的水平，在爱好明史的网友中也就一般人而已，居然还能被你拿着当大棒，挺好笑。

“制度制度”，和公知口里的”体制体制“，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关于读书的建议要修正一点：如果老兄看的都是东林党和公知的书，读得越多越......

但是，他不好代表大多数的。

他不能阻止大家的堕落，尽管他做了一些，也在改变国家的问题。

也不算知情不报，在辽东，方法也尚可。总之是在努力改。

不像其他人都在做无用功，其实就是传统艺能。

当然，左良玉等也不是好东西。虽然他们是武将，但是也有责任。

我个人对于秦良玉这种武将还是有敬意。

https://www.talkcc.com/article/4767046

至于左良玉，就是一个明末怪胎政治体制下出现的兵痞。靠不住的。

明末有军事能力的文官和（对农民军）有战斗力的军队多的是，但统统都被崇祯的急躁病给害死了。剩下的就是这种兵痞指挥的军阀了。

本人就是要正本清源地讲一讲东林。东林书院由来。

https://www.talkcc.com/article/4767046

毛文龙比那些军阀武将要好得多。

东江那么困难，也没怎么投降，回到了大陆就完犊子，可见这个圈子多恶劣。

当然，东江最后投降了十分遗憾，这也不能埋怨毛文龙啊。

像左良玉这种，和曾国藩啥区别。唉。

有军事能力的文官，并不多，孙承宗这种很少见了，大多是袁崇焕，我呸。

在民族危难来临之际，这帮标榜道德、自诩大任的读书人未能拯救。

如果放在宋末，他们中的某些殉节者可能被吹嘘成是文天祥。

但清朝在文化上，可比蒙古人狡猾多了，一定先把东林党污名化。这个过程，乾隆亲自操刀。

日本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污蔑”崖山之后无中国“。扯淡。

历史很复杂，象袁崇焕，他的座师韩爌、提拔他的侯恂都是东林党。但他给魏忠贤修生祠。你说他是东林党还是阉党？

如果另外一个角度看，明朝是个乌七八糟的时代，史料也多，东林党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也是乌七八糟一片。明朝早该灭亡，早死早托生。

但至少一部分东林党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操守还是应该肯定的。

至少，他们主张（但没做到）的学风在清朝被发扬光大，变得务实和坚忍，要不然，中国可能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了。

被他干掉的毛文龙算东林还是阉党？

袁世凯在卖国方面肯定不够格

可算拍江南氏族的马屁。

我就恨这些人这么聪明，真的不干好事，太可气了。

然后拿一些成熟的辞令糊弄老百姓和世界，结果被西方打了个啥也不是。

他们和蒋介石的结合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就佩服蒋介石一生充分相信和依靠外援的执着劲，这种心理，很牛。

1. 鱼米之乡，剩余价值高，大户们盘剥老百姓凶残些，老百姓还是能吃上饭，不至于造反。把同样做法移植到其它相对贫穷的地区，立马天下大乱。

2. 闲下来的粮食多，就导致读书人多，嘴杂想法多，牛逼吹的大，却又干不成事。看看上海就知道了。全国人民乖乖地排队做核酸，上海一个城市各种奇谈怪论比全国人民加一起都多。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论证详实。可惜找不到了。马寅初好像是因为政治观点和某些行为被打成右派的，记不太清楚了。

1957年 8月31日，社科院哲学社科部开始批判费孝通、吴景超等“资产阶级”社会学家。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已经在党内形成决议的人口控制思想被彻底推翻，节育问题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诡计和阴谋。

　　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名批评了马寅初，说：“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当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最高领袖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阐释：“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最高指示一出，人口问题之争彻底变为阶级路线之争。

　　7月1日康生给北大师生作报告时质问，“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此后两年的政治讨伐中，马寅初“单枪匹马出来应战”，他毫不客气地说那些针对他和《新人口论》的两百多篇批评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以经常学习”。

　　他坚称人口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他谢绝了周恩来等人“认个错，低一下头”的好意，“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万马齐喑的1960年，他在《新建设》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

　　康生指示北京大学时任领导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之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他门上去。我们不发动，群众贴他是右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

　　在他的鼓动和指示下，全国报刊又一次掀起围攻马寅初的高潮。这两场大批判在理论上摧毁了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问题的探索。由于错过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大好时机，最终如同马寅初先生当年预言的那样，人口过多一度成为了我们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