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金秋盛会 -- 神仙驴

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易虹

2016年07月25日10:28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在中共历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人物。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纠纷和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反而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政治逆袭之术，概由于他工于心计，善于见风转向，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变色龙”。

康生的发迹，与他的三次政治投机密不可分。

康生的第一次政治投机是追随李立三。

于是，王明立即提拔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4年中，中共中央实权一直掌握在王明手中，康生在此期间爬上中央领导岗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内容，同时串联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7月1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在会上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到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套政治主张。

在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受到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也转而认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撤销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见风转舵拥护毛泽东。

康生轻松帮江青度难关：建国前夕不让贺子珍进京

2013年11月05日 13:12　来源：人民网

当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严肃批评时，康生立即反戈一击：“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惟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只此一举，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来还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职工部部长等职。与李立三划清界线后，康生就仿佛一根寄生的藤蔓，很快又紧紧地缠上了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被他所看好的未来中央的实力派人物——王明。在李立三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善于“保驾”的康生，曾两次重创王明。王明先后受到警告和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如今时过境迁，康生不得不夹起尾巴，主动上门负荆请罪，获得了王明的原谅。

　　此后不出一年，他便被王明提携为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宣传鼓吹、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得力干将。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眼见得王明渐渐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康生便又开始琢磨着更换门庭的问题，转而将目光盯上了毛泽东。

　　康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有关王明的内幕情况，摇身一变而成为揭发、批判王明的急先锋，甚至于在任何公开场合下都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积极分子。

下定了踹开王明的决心后，康生就千方百计地积极向毛泽东靠拢，一方面采取不断地向毛泽东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动向以及卖力地反击王明和表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鲜明态度等手段，来争取毛泽东的青睐；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兼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是刘少奇），为毛泽东（康生是刘少奇副手）的副手，但实际上却是整风运动的全权具体操作者。

另一方面，他极力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

　　江青成为了毛泽东夫人后，康生多次保江青过关。1938年冬，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的刘晓、王世英等，曾给延安发电，报告江青有叛党变节等历史问题，建议认真审查。这封电报被康生扣下，秘而不宣。1942年延安整风时，康生又帮助江青轻松地度过了“整风”关。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寸大乱。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都没让进。

“文革”中康生与江青遥相呼应，大肆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罗织“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伙同林彪、陈伯达炮制“天才论”语录，帮助江青策划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恩来。最终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在党的十大爬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1期(11月上)，原标题：康生改换门庭的本事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到达了延安，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陈云等人。

当时正是寒冬，延安机场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但毛主席却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早早就去了机场，迎接他们的到来。

王明下了飞机后，毛主席表示了热烈欢迎，还发表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不过，熟悉中共早期历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说这些话，其实并不是发自真心的，而且他也知道，王明这次回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中国革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几天，王明就在“十二月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反对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抗战主张，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共产党要放弃对抗战的领导权，服从国民党的抗战领导。

王明向来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自居，现在又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更加不可一世，在大会上唾沫横飞，极力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独立抗战主张，号召大家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王明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性，还特地示意康生起来说几句。

康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苏联期间，他深知王明的地位之高，就对王明言听计从，甘心当他的“小弟”，甚至在很多场合高喊“王明万岁”，王明对他也非常信任，这次回国还特地把他一起带回来，给自己撑撑场面。

在这次“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就特地让康生起来发言，一起批评毛主席的主张。

但是，康生的发言却让王明很下不来台。

康生是怎么说的呢？

康生说：“我劝你还是少说几句吧，你还不能和毛泽东同志相提并论。”

一听这话，王明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康生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康生继续说：“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正确，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关键时刻挽救红军，我们现在连开会的机会都没有。这样的沉痛教训，我们不能再犯了，所以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接受他的领导。”

那么，康生为什么要突然说这样的话呢？

这就是康生的“聪明”之处，这个人很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回国后这几天，他已经看出来了，毛主席现在就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大家都对他非常支持，不是王明这个空降来的人能比的。

而且，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康生也发现了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无论是见识、威望还是办事能力，都远在王明之上，在毛主席面前，王明就是一个只会说空话的小学生而已。

因此，康生很快就转变了过来，借着这次会议，公开反对王明的主张，同时也向毛主席表示了忠心。

不得不说，康生这个人确实是太“聪明”了，看问题非常准确，做事也非常果断，看准了就干，毫不拖泥带水。

从此，康生就彻底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还促成了江青与毛主席的结合，从此飞黄腾达。

（参考资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王明传》）

如果说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刘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边。是因为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毛一致，毛、刘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的关系，那么，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

毛泽东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年11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见过康生。由于康生与王明曾有过的密切关系。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没有立即赢得毛的信任，毛、康由疏远至亲密。大约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历行“肃托”， 成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熏陶的“专业人士”。在1935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康生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康生在1937年之前的经历表明，他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因此，当康生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和康生只是维持看一般的工作关系，毛辩言鉴貌，仔细观察康生的表现。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与王明、陈云一同进入了中央书记处，由此参与了核心决策，但是康生长期脱离国内斗争，不可能在书记处内拥有较多的发言权，他的具体工作则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和“敌区工作委员会”。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牌的情报和肃反专家，有意发挥其专长，但是，毛又让康生兼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一职，在几乎没有产业工人的陕甘宁边区，此职无疑只是一个虚衔。此时，毛泽东对康生还不知虚实，只能用这一实一虚的方法试探、等待康生。

时年三十九岁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里，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后台，其地位无可取代。1938年初，康生还沿着在莫斯科时紧跟王明的惯性，在延安继续吹捧王明。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当康生陪同王明给设在枣园的敌区干部训练班受训的干部作报告时，康生“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上。’”司马璐回忆的这段史实，当发生在1938年2月末、3月初。因为王明在1937年12月离延安赴武汉后，只是在这个时间因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才返回延安。1938年8月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时，党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康生绝不会再呼喊“王明同志万岁”。

康生毕竟在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经过一段揣摩和悉心的识别，康生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但毛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的基础，康生认定王明决非是毛的对手，中共领袖必属毛无碍。康生一经掂量、估算，马上采取行动，拿出过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泽东的见面礼，以换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投向毛泽东的第一步。康生表态支持毛有关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尽管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在会上提出的这项动议因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康生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的时刻。助了毛一臂之力，从而获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投给毛泽东的一票，立即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职工委员会。

从“三月政治局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半年时间里，康生加紧了和毛泽东的联系，康生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采取联合行动，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或他们五人联名的形式，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康生已愈来愈明显地和王明拉开了距离。

1937年11月29日，毛泽东去延安机场迎接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国，是为了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在5月制定的关于中国抗日形势和中共任务的“新政策”。王明离开莫斯科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王明回国后，各地政治局委员大多已齐集延安。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共13人。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主要是：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

在会上毛泽东没有作正式报告，但他在两次发言中，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统一战线问题要适合于这个总方针。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国民党内划为左、中、右派，而且左、中、右派会变动的。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也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来，而是说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这次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王明的错误意见虽然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没有为全体与会同志所接受。会议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秘书处。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会议之后，王明前往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华中敌后地区的党的工作和开创根据地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是，就全党范围来说，还是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为主。 [2]

毛泽东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中国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十二月会议”上我是孤立的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定各国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陈云回到延安。

王明是带着帮助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回来的。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讨论抗战形势及国共关系等问题，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林伯渠列席了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主要是：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总之，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意见，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核心思想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候补书记的特殊身份；王明也确实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起过积极作用；洛川会议关于红军作战原则存在分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是新事物，如何对待大多数人没有经验等原因，许多与会者受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而此前一再强调必须警惕右倾投降危险、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毛泽东却相对比较“孤立”。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次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去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刚上任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大有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之势。王明在武汉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在跟中共实际领导人叫板，同赴武汉的周恩来、博古等人后来说，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

1938年，中共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了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后任弼时留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王稼祥启程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和任弼时，明确表态推举毛泽东当中共党的领袖。

1938年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开幕(11月6日闭幕)。在会上，王稼祥首先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已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也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王稼祥还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特意嘱咐的话：“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形成了热烈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气氛。共产国际和苏共也迅速表态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时召开的，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全会通过的《决议案》就很多重要问题作出了回答和明确，具有极其重要、深远的意义。《决议案》确定了中华民族坚持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捍卫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正式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抗日战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此外，《决议案》还要求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决议案》还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以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最基本前提”，以保证“争取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和实现建国大业的最重要条件”。这些，对党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直至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来源：《湘潮》2021年04期，作者周树辉（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份，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①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②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③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①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128。

　　②《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1月5日），载《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1。

　　③参见《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1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94。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

　　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

　　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

　　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

　　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说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⑤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 ⑥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⑦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

　　毛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⑧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

　　①《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5。

　　②瓦·崔可夫（1940年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蒋介石的苏联总军事顾问）：《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34-36。

　　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④据1937年11月29日随王明飞抵延安的王明的警卫员李光灿回忆（陈光灿原为西路军战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指派为王明的警卫员，在迪化登机护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毛在讲话时“很热烈，很兴奋……好象喝了点酒”。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287。

　　⑤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期。

　　⑥《周恩来年谱》，页393。

　　⑦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⑧《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7。

　　但是，毛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谁吸引谁”的问题。①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②

　　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他的进攻。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③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德怀、张浩于1936年1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了。

　　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④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⑤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

　　①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全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少量片断散见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权威论著中，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此处资料来源于马齐彬（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8。

　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着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被排除在外。②

　　①有关周恩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被免除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事，可从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证实。该决议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周恩来虽被列名在内，但是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的组织秘书处成员只有中央书记处的五名书记，周被排除在外。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6-407。

　　②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5、406。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

　　此次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

　　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①中共中央表彰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都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①王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②1937年12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的中共东南分局，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由衷地满意。

（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