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篇关于文革的有意思的文章和感想 -- 真离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1966年11月20日的重要通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1967年1月22日

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

1967年1月28日 《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八条"

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1967年9月20日

不知谁批准的搞“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红卫兵还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那时是对土豪劣绅的。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

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

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全体工作会议上承认：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1967年2月6日，开会时批评江青和陈伯达：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

1967年9月9日，谈到工厂两派冲突时，毛泽东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

1967年12月18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 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华历史教授秦晖猜的是为了“挑起官僚和百姓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斗，毛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大救星的角色，一会拯救造反派，一会拯救当权派。于是他能重新赢得这两个群体的民心。”

虽然他这个瞎猜不好证伪，但问题是他这个瞎猜的论据太薄弱，仅仅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结果，进行了自由的想象。硬核的证据非常欠缺。

而且我认为他的推论有个错误，那就是当时老百姓压根不知道大跃进的错误是毛犯的，绝大部分老百姓都相信党的宣传，归罪为自然灾害和苏联搞鬼，清醒的老百姓也不过是以为是下面的奸臣搞鬼。不存在用这种方法重新赢得百姓的民心这个说法。而且这说法成立的前提是老毛一开始就完全预见到了文革的走势，但看毛泽东年谱很清楚，他也是见招拆招，文革的走势大部分和他的想法并不一致。

1966年5月4日-26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发动文革，并正式决议批判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并撤职处理，毛就呆在上海杭州连这个会都没参加，而是刘少奇主持的。他就此前将常委们叫到杭州开了个会，刘少奇就得回北京去乖乖落实，完全不敢偏离毛定下的基调。

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全会的代表马上就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马上就丢权了，靠边站了。而这时文革最正式的纲领性文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都还没出台呢。而毛泽东是直到8月18日才正式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有理的“夺权运动”更是要到1967年1月的上海一月风暴才揭开序幕。

看看时间线：

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北大聂元梓5月25日才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而红卫兵是5月29日才因为清华附中预科的一张大字报而诞生，8月7日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上已经垮台，8月8日才出台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8月18日毛才第一次接见红卫兵。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才开始揭开全国造反派夺权的序幕。

这个时间线非常清楚，毛不是为了打倒刘邓所以发动文革，而是要发动文革所以才打倒刘邓。

在城市一片动乱时，大多数农村地区是平静安稳的，只有城市郊区的一些村庄有时会卷入文革中。

在1966年以前，教育体制忽视农村的现象十分严重，城乡教育的不平等愈演愈烈。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巿地区，大学和中学主要设在城巿，而且城巿小学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农村。入学考试、升学制度、严格的入学年龄限制以及必须缴纳学费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城市贫困家庭出身的青年受教育的机会。

而文革10年，农村小学和初中入学人数迅速增长。小学生人数在十年里从1.16亿人增加到1.5亿人，初中人数从1500万人增加到5800万人。更详细的资料大家可以自行查阅这篇文革时期的教育扩展

在山东即墨于1969年至1976年实施初等教育改革方案的七年中，共有19,130名高中毕业生，比文革前十七年的人数增加了十三倍。在同一时期，有84,727名初中毕业生，比文革前几年的人数多17倍（见表1和表2）。

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了发展农村工业的政策。此后，农村工业作为毛时代发展战略的一个主要创新而蓬勃发展，为邓小平时代的乡镇企业全面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毛时代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化肥有一半产自地方农村工厂，迅速增加的农机产量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工厂制造的。此外，许多社办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钢材、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医药产品以及各式各样的小商品。到1970年代中期，一个县拥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已不足为奇。 在1960年代初期，农村中的28万个医疗诊所，有20万个被迫关闭，而城市里的医疗机构却翻了一番。1965年，毛批评说，医生只是为了城里的利益培养的，可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要求改革。到1970年代中期，有一百多万这样的医疗辅助人员（是1965年的四倍）活跃在农村医疗领域里，为农民提供卫生保健教育。

后来发现有人看了这段话挺生气，认为我造谣。那么，我新开文革农村数据出处这个贴，给出数据的出处吧。

很多人的问题是将不仅仅是文革的问题也全给归给文革头上了，比如说他们文革时也吃不饱饭啥的。问题是农村文革前更吃不饱啊，真正的锅是大跃进啊。农村真正要吃饱得改革开放5-10年后的事了。这和文革有啥关系？上次有人将出门要开介绍信的罪也给归到文革头上，这和文革有啥关系？文革前和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你出去都得要介绍信，中国废除遣送站是2003年发生 孙志刚案后才废除的，反而文革时没有遣送站，学生们还能免费坐火车大串联，四川的造反派还能跑上海来将四川省委书记给抓回去批斗，写了一起轰轰烈烈的智擒李井泉。

文革期间农村受益的主要是3个方面：

1、教育。其中的数据出处主要是：

时磊，杨德才，21世纪双月刊，2010年2月号，总第117期， 文革时期的教育扩展

Suzanne Pepper ，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Two Steps Forward,Two Steps Back,and Begin Again? ” The China Quarterly，No. 81 (March 1980）pp6-7

韩东屏 《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第五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教育改革

2、医疗。其中的数据出处主要是：

《毛泽东年谱》1965年6月26日

王胜: 《政策、 政治与农民健康：“文革” 时期农村的 “卫生革命”》

安炳炯：《中国政治与文化大革命》

3、农村工业。其中的数据出处主要是

Mark Seld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p. 125. For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s of the summer of 1975, Thvight Perkins (ed.),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另外这里再补充点资料

1970年2月通过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中开设80亿专项基金，县新开办的“五小”工业，头两三年利润归县政府所有，省，市，自治区可以给与免税和政策支持，银行给与贷款上支持[12]。1971年9月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上提出目标，到1980年全国主要农、林、牧、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为此将五小工业开放到社队级别[3][1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五小工业转型为乡镇企业[14]。

该小组根据毛泽东提议于1964年7月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1964年7月，由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一中央非常设机构，主要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

1966年2月，针对日益升级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并在会后起草了“二月提纲”，试图将批判运动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但后来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91期《彭真和中共东北局争论— 兼论其与高岗、林彪、陈云之关係》节选

琉璃萤火虫

1945 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组建中共东北中央局（简称为东北局），以指导、统筹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东北局委员有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由彭真挂帅担任书记。

中共中央对于在东北发展、开创新局如此地重视，为何会任命彭真为负责领导这一关键任务的东北局书记？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一、彭真是中共延安时期地位扬升最快的党内领导人之一。相较于他者，彭真与中共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中央主席）、刘少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关係，皆甚为紧密，同时深得两人的信任。二、相比其他党内领袖，彭真较擅长于城市工作和管理，在党内也分管此项工作并担任相关的领导职务（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城市工作部部长）。 [1] 东北大小城市林立、工人聚集，本来即是中共发展城市工作的重要预定目的地，彭真应可在当地发挥所长。[2] 然而，针对彭真本人军事经历阙如的情况，以及为了因应东北战事难免的情势，中共中央指派军事将领林彪前往东北，明令其“协助”彭真“指挥作战”。 [3] 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 年 1 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司令，彭真则膺任该军的第一政治委员。

在延安获得中央层峰荣宠的彭真，是否有能力在千里之外掌握要领、独当一面，打开并统御东北的局面？作为政治新星的他，在东北身处在不少较其还更为资深老成、阅历丰富的高干群体中，能否顺其心意地驾驭和服众？这都是新官上任的彭真所将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1945 年底工作方针转变的争论：从“独霸东北”到发展根据地

彭真率领的东北局东出山海关后，要如何经略关外的“白山黑水”？1945年 9 月底，中共中央（因毛泽东前赴重庆与国府进行谈判，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一度主张东北局採取向邻近苏联、蒙古、朝鲜的四周边陲地区分散发展的方针，将来再图控制南部（南满）的铁路干道和沿线大城。 [4] 但彭真认为初来乍到对环境不熟悉，加上当下人手不足、许多人员还在赶来东北的途中，所以实际上没有执行此一分散发展的方针，而是将党员干部和部队主力置于南满。

10 月中旬，毛泽东返抵延安后，认为国军尚未进入东北，国府主要关注关内，能用于东北的兵力也有限，以及苏联红军对中共东北局态度友善并加以鼓励。 [5] 他决定“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亲自主持制定了“竭尽全力，霸佔全东北”的工作方针，也就是主张集中主力在从锦州至渖阳的一线地带，阻绝国府军队出关入境。 [6]

彭真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新定的工作方针悉心领会、坚决执行。10 月下旬，彭真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将领：当前作战方针和任务是配合苏军佔领东北、保住渖阳，拒敌于山海关内。 [7]时至 11 月中旬，彭真犹饶有信心地认为：前“满州国”的军队可以成建制地顺利收编（他以摘拿成串葡萄为比喻），凭藉相关力量可以实践完成“拒敌于国门之外，独佔东北”的政策。另外，彭真也认为在东北中共比国民党更有政治影响并享有群众的好感。[8]

相异于态度乐观、积极推行党中央“独霸东北”方针的彭真，东北的其他中共要人之间却逐渐形成了退避乡村、长期打算的看法，并促使中共中央调整原有的工作方针。

一是来自前线的军方将领。黄克诚领军赶赴东北后，发现实际情况远不如原先预期的光明，甚为担忧重蹈当年中共西路军孤立无援、兵败河西走廊的覆辙。 [9] 11 月下旬，他向毛泽东反映中共部队遭遇的“七无”困境（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并提议暂不作战、进行修整，“以一部主力去佔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毛泽东要黄克诚直接向彭真领衔的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然而，黄回忆“先后给东北局发了三封内容类似的电报，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但始终未见回音”。[10] 相对于彭真的不予回应，黄克诚所提的不宜“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应及早建立后方根据地、站稳脚跟后再寻求与国军决战的意见，为林彪所採纳。

面对在 11 月间已开始出关进击东北的国军，林彪没有按中央、东北局（彭真）“守住大门”、节节抵抗的指示行事。他主张避免仓促应战，以防被各个击破；引对方拉长、分散后再伺机突击弱点。

另一是来自北满地区的政治领袖。11 月 20 日，高岗、张闻天、李富春抵达渖阳后，即参与彭真主持的东北局会议。高岗、张闻天在会上表示：苏联势必会将主要城市交予国民政府，国军也会涌入东北；在敌强我弱之下，中共在东北应避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作长期应战的准备。彭真则继续坚信中共的优势地位、苏方的支持和夺佔南满城市的重要性。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11]高岗、张闻天转赴北满后，与 11 月初成立的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交换意见，感到所见略同、一拍即合。不久，三人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满洲及北满工作的意见与请示〉，反映他们不同于彭真将工作重心置诸南满的意见。他们主张：独霸东北已不可能，宜将发展重心转至北满、东满、西满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尽快在其中建立根据地。 [12]

中共中央看到情势急遽变化，特别是 11 月下旬苏联声称要履行对国民政府的条约义务，让国军接管东北主要城市和铁路干道，以及东北军方和北满党人纷纷提出转赴边陲地带发展的意见后，也认为原先“独佔东北”、控制各大城市的计画已无可能。11 月下旬起，中共中央（毛泽东因病休息，由刘少奇代理主持）表示为了“照顾”苏联在东北对国民政府的条约“信用”，开始要求彭真及东北局将工作发展重点，转朝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方向调整（刘少奇在发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文中，对此用“让开大路、佔领两厢”形容；相关文字有无发给彭真和东北局？这是否成为党中央此时和其后对东北局指示的核心方针和唯一内容？后来皆成为争论的议题）。12 月 28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其中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佔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13] 毛的指示形同正式放弃了原先的“独霸东北”方针，确认东北问题複杂、艰钜，中共在无法一举吞佔东北的情况下，必须从长计议、步步为营。

1945 年 11 月至 12 月，东北局不少人提出要离开大城市和主要干道而去发展革命根据地时，彭真反应消极、转变迟缓，曾一度心想坚守渖阳，而遭致林彪的反弹和不予配合； [14] 另也遭到高岗、陈云的质疑和催促。 [15] 刘少奇亦以个人名义致电彭真：“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姿势”。 [16]

彭真意兴不高、转变缓慢的可能原因有：

一、对于东北的城乡关係和区域发展格局，彭真认为有其特殊性，包括：大中城市林立、铁路交通便捷；城市经济和工业发达，其运作可自外于凋敝的农村；重要城市多座落、集中在南满，而且当地人力、资源富饶，可供给军需。 [17] 依此思路，佔有大城市和统领南满，不但必要，更应优先。此外，彭真的城市管理专长，在此处也更得以适才、适所。

二、彭真对于情势过于乐观，对获得苏联红军支持有过高的期待，特别是以为后者会将其佔领的城市要地和虏获的日本军队武器装备，做出有利于中共的安排。然而，实际的发展却非彭真所期盼的顺遂，甚至在 11 月下旬发生苏军威胁中共限时撤离渖阳等中心城市的情况。苏联佔领东北期间，有时重视自身的国家利益，甚于发扬国际主义、支援中共，这让寄望苏方奥援的彭真颇为被动。

三、彭真不懂军事作战（他自己也承认），比较看重主要城池的得失及其政治象徵意义，至于军队有生力量保存的关键意义，则较无体认；更重要的是，彭真似不晓得发展革命根据地对于维持、支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至关重要，尤其是分化并动员群众，促之参军和提供后勤支援，以及藉此加大部队移动的纵深空间和安全屏蔽。对于急需解决的兵源问题，彭真以为透过收编地方武力，军队即可以迅速组建和扩张，对相关工作的难度和複杂性有所低估，彭真后来也为此遭受严厉批评。 [18]

（二）1946 年上半年对执行新方针的争论、四平决战

1945 年底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努力发展革命根据地以后，关于此一新工作方针的执行问题，便成为东北中共高干争论的焦点。彭真自认他在接获毛泽东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后，就对发展根据地甚是注意、未尝放鬆（其晚年对此特别强调）。[19] 但是当初积极呼吁在偏远地区开创根据地的其他东北高干们，却认为彭真对这一新工作方针的宣传加以设限， [20]而且在现实中仍然将工作重心的主要比例，置于准备攻佔大城市的目标之上，活动范围也徘迴在距离主要城市和交通干道附近不远的地域。换言之，他们认定彭真是“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有如将毛泽东的新战略指示当作具文。 [21]

在东北与彭真工作关係密切、政策立场相近的伍修权，晚年也指出东北高干之间存在的立场分野：开始撤离渖阳时，我们的指导思想还离不开大城市，仍在渖阳附近转，先撤到本溪，在那裡呆了一个多月。随著形势发展，又转到抚顺，在那裡召开了抚顺会议。在此以前，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 [22]

伍修权所言的抚顺会议，指的是 1946 年 3 月上旬在抚顺举行的东北局会议。在此会上，中共东北要人针对工作经营方向问题的争论白热化，甚至到了当面指责对方的田地。 [23] 林彪在会中公然批评彭真主持的东北局“没有一比较突出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提出：“今天在东北以战争和发动群众是主要的，但有些同志不是这样认为的”，“城市和乡村的问题，看法很不一致”，“东北局没有战争观念”、“发动群众不敢放手，有右的倾向”。 [24] 林彪、黄克诚还批评彭真、东北局没有用心建立根据地、没有替军队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25]

根据其他与会人士的观察：林彪在会上的发言“有伤忠厚”；彭真不与之争吵，表现得较有“涵养”。[26] 彭真在会上并非孤家寡人，而是获得林枫、李立三、吕正操等人的支持。林枫质问林彪：“这是东北局的会议，怎就你一个人讲？”针对林彪批评彭真、东北局分派太少干部到农村开展根据地工作的意见，林枫回以“来的少，就来一万多人”。 [27] 林枫更反过来批评林彪“一仗都不打，从山海关一直退到这裡，是逃跑主义”。也就是指责林彪在去年 11、12 月之交没有尽责“守住大门”和拦截国军。林彪辩解：依当前情势，不应硬拼；而且其行动皆报告请示中央。 [28] 李立三不但呼应彭真主张的有苏军支持、中共享有优势的意见，更提出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也就是改变林彪统帅该军的领导地位。 [29]眼见会中彭真的声援者不少，彭真作结论时也略作自我批评， [30] 林彪在会议尾声相形收敛许多。 [31]

东北局抚顺会议虽然看似平静落幕，但因政策争论引发的人事对立，在会后进一步加剧演变成彼此皆向中共中央告状、主张将对方调离现职的地步。冲突的两造在东北结怨甚深、以至长年不忘，恐与这种彼此在政治上皆不留馀地、杀到见骨的作法有关。彭真方面，他曾提议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层，不再由林彪领军； [32] 林彪方面，抚顺会议后他与没有赶上会议的北满代表高岗在梅河口交换意见，两人商定由高岗前去延安报告东北情况，并敦请刘少奇前来关外，代替彭真主持工作。 [33] 高岗最后虽因局势紧张没有成行，但是林彪、高岗的此次会晤相谈和达成共识，犹如东北军方和北满党人两股反对彭真势力的完成结盟。这股政治合流后来成为推倒彭真在东北局首席地位的主要力量。

彭真在 1946 年第一季、甚至接连的第二季，继续表现追求大城市的倾向，其成因可能除了前述的彭真首重掌控城市的政策偏好、对苏联军队仍寄予厚望（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后来称此为“想靠红军保镳”），[34]以及他偏重政治、不谙军事的思考惯性；中共中央对东北问题的立场模稜和政策操作，也是一个具有关键影响的重要因素。

一、中共中央对东北政策本身的模糊性。

在东北局内部争论的过程中，彭真每每坚称其乃“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指示精神”。 [35]事实上，由于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政策和指示中所存在的“两面性”，让彭真和其对立面都可以从中找到支持自身主张的政治依据。

中共中央在 1945 年底陆续要求东北局努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指示，就有这种情形。例如：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指示，虽指出“力求控制”周遭中小城镇和广袤农村为“工作重心”，但文中也提到“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应要“力求插足”； [36] 毛泽东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强调“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佔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但也表示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言放弃”。[37]有鑑于此，代表彭真对东北问题看法的著作强调：中共中央即使在提出“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时，“也没有提出过不去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而轻易地将大城市和主要铁路让给国民党去佔领”。 [38] 彭真晚年回顾这段历史时，更指称：“从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东北局出关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军撤出四平、长春，随著形势变化，东北局和东总遵照中央指示，大部份时间是集中主力同国民党军队打大仗，争夺东北”。 [39]

二、中共中央顺应国内情势发展对东北的政策操作。

1946 年初，根据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进程发展，中共中央深度参与、甚而主导制定了东北局的因应对策。1 月 10 日，国共签订了停战协定，中共中央一时也对国内的和平前景乐观以待；毛泽东甚至曾考虑指派彭真出任国府委员会中 8 名中共代表之一。 [40] 但由于停战协定并无限制国府对东北调动军队，中共认为国府的政治盘算是不欲自缚手脚，方便未来用兵以囊括整个东北入袋。 [41] 果不其然，次月国府即向东北大举运兵，计划在苏军全面撤离后（3 月初开始撤走）接管其辖区，并用精锐的武装部队逐步挺进、追剿共军。中共中央对此自不会坐视不管，拱手让出该党在东北的现有地盘。

在 2 月至 4 月，中共中央（无论是毛泽东或刘少奇）和领导东北局的彭真理念相仿、合拍（有时更是彼此加乘），皆主张集中兵力重挫在东北集结的国军，藉此挫敌锐气并制造军事震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俟苏军一走，“不惜任何牺牲”，抢佔渖阳以北的主要干道和沿线重要城市如长春、哈尔滨、四平，同时保卫北满，创造分庭抗礼的局面， [42]以达到以打促谈、以战逼和的政治目的，亦即迫使国府同意在东北停战，更在国共分据东北的既成事实之下，最终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 [43] 中共中央这一阶段的指示 — “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佔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44]， 就有论者概括为“佔领大路，阻敌北进”，以与“让开大路、佔领两厢”作对比和区别。 [45]

根据前述“以战止战”、“以战促和”的意图和思维，4 月下旬，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不惜以重大牺牲开展四平保卫战，甚而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关于此一焦土对战决策的形成，彭真不但与闻也表赞同。 [46] 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彭真领衔的东北局督促林彪率领共军贯彻。共军在这场为时超过一个月的正规阵地防御战中，造成国军 1 万多人死伤，自身也付出八千馀人的性命。最后以林彪率军放弃阵地后撤结束。中共中央虽发电肯定坚守四平一役， [47]但因为共军本身伤亡惨重（军方尤为痛心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关内的部队骨干），以及随撤退产生的一波溃逃效应，引发两极化的评价。对此不满的矛头，指向强力督军坐镇的彭真和他所代表的攻佔大城市、血拼求速决的政治倾向。

（三）东北局改组，林彪取代彭真

四平血战后，林彪、高岗、陈云、罗荣桓向中共中央发电，要求改组东北局，建议由林彪取代彭真出任书记。[48]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最后也做此安排。其可能的考虑是：东北局内部存在工作分歧甚至“将帅不合”的局面，彭真的领导威信已受到强烈质疑。更现实的考量是，国共和谈难以为继，两方大战的局面恐无法避免，东北归于谁手的问题也终将取决于战场而非谈判。彭真能文不能武的局限，让之愈加难以继续身负领导东北局的重任。 [49]

1946 年 6 月 3 日，中共中央要东北局重拾毛泽东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6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下令东北局领导进行改组：林彪同时担任东北局书记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和政治委员，全权主持东北的党政军工作；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林、彭、罗、高、陈组成东北局常委。毛泽东在同一电文中还特意加写：“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50]

林彪主持东北局工作后，彭真排序仅在其之后，居于第二。但由于彭真是被其东北局同僚联手告发下黯然离开领导岗位，处境尴尬、形单影隻。林彪为了削弱彭真的权力，重用高岗并让之兼任秘书长；林彪称东北局由高岗实行“秘书长专政”，高岗因而“权势很大，盛气凌人”。 [51] 彭真却只落得管理哈尔滨一城。

1946 年 7 月上旬，林彪主持东北局会议，通过陈云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因为在 7 月 7 日通过，后来通称为“七七决议”）。其主要内容有：当前情势是敌强我弱，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主要办法是发动群众。为此，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偏重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会有两头落空的危险，“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在作战原则方面，在敌强我弱下，“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七七决议”报请中共中央审定并获同意。东北局也迅速动员大量干部下乡工作。 [52] “七七决议”的观点和主张，与先前彭真主持东北局时的评估和做法明显有别，甚至是针锋相对。其之颁布无疑宣告彭真的“人去政息”。

1969年，他在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任内, 奉命办了一件事，没想到这件事影响了他的后半生。阎仲川曾详细地向我叙述了这一切。

这年10月1日是国庆20周年，表面上，举国热烈庆祝，一片升平景象，暗地里正是与苏联紧张对峙之时。为了防备苏军偷袭，部队全面一级战备，枪上膛，刀出鞘，全军枕戈待旦，党中央也做了一系列部署。

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问题，阎仲川列席了这次会议。就在这个会上，总参谋长黄永胜指定阎仲川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进驻一个既定的指挥位置，昼夜值班，预防不测。中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黄永胜等人则进入前进指挥所。10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这时军内有一个“一号令”。“九一三”事件后，这个所谓号令一下子变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出的令人震惊的“反革命政变预演”的号令。这个号令包含了什么内容?是怎么发出的？与阎仲川又有何干系？

原来，1969年10月18日晚，黄永胜秘书通知阎仲川上山到前进指挥所开会。阎赶到时，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到场。黄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对阎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下,给部队传达。”

林的指示比较简短，大体是：

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

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等立即疏散隐蔽；

沿海各军区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阎仲川立即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在文字上稍做整理、修改后交值班参谋特急发出。

值班参谋请示：按什么文号顺序编发？阎想了一下，考虑这是“前指”建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随口说；“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令’吧！”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号令发出后，办事一贯谨慎、精明的阎仲川觉得兹事体大，需要向上备案，于是让值班参谋将号令稿送呈黄永胜总长审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长已服安眠药睡下了，不能打扰。

阎又考虑到此指示来自“林办”，同时将号令稿上报林副主席。档案记载，“林办”收到号令时间是21时44分。上报后，“林办”没有回示。阎这才放下心来。

就我这样一个非军事的外行人看来，虽然这是一个绝密的号令，虽然事关备战的军机大事， 虽然是最高统帅下达的指令，但其内容仅是一般的动员令，仅是一般的部署，仅是一般的向下级打招呼，它并没有具体的安排和布置，也没有特定的动员和调动。

号令发出去了，没有什么人再过问。只是阎仲川次日得知，周恩来总理曾对编号提出批评， 经他向总理解释后，总理未再追究。

1971年913上午10时左右，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最早向包括阎仲川在内的5位副总参谋长（另4位是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陈继德）传达了林彪出逃的消息。阎听后犹如晴天霹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24日，按原定安排，他随从李先念副总理赴越南访问。返国后，阎未能回家，立即被关押审查，让他揭发原总参谋长黄永胜和林彪叛国的问题。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阎仲川扳着手指计算，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6个月。

随着审查的深入，反复查实他和黄永胜的关系，以至他和林彪的关系，都属于上下级执行公务的工作关系，均有据可查，有人可证。被怀疑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能够得到排除或澄清。但在“一号令”问题上，他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令”是他签发的，像一座大山一样，始终压在他头上，使他透不过气来。

为何把“一号令”定为反革命性质？审讯者说: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令’？我没听说过。”背着主席发表号令，不是反革命行动是什么!

对此，阎仲川非常坦然地回答：“主席日理万机，他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记下一个电话稿的编号？”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文革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都要主席亲自批准，向全军发布“一号令”，这样大的动作，怎能对主席隐瞒？硬要把这个号令同林彪的反革命活动挂起钩来，阎仲川说，我至死也不能招供。

审讯时，逼迫他招供这个号令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还要他供出有若干人参与其事。阎仲川顶住天大的压力，忍受皮肉之苦，坚持实事求是，交代的材料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硬是挺过了一天又一天……

又过了3年多，到了1982年，副总长张才千代表组织宣布了审查结论，笼统地说他在广州军区支左和总部工作犯有错误，宣布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他的主要问题本是“一号令”，奇怪的是，在审查结论中只字未提。这真是成了欲加之罪，实在无词了。

离休后，阎仲川曾多次请求对“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令’”做出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总想把“一号令”作为罪状写进林彪和黄永胜的起诉书，但证据不足。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全军要害部门师职以上的干部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结果一无所获，由此决定取消这条罪状。

历史终归要恢复它的本来面貌。1980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明确记载：林彪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略，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由此表明, 这个号令与“反革命预演”并无干系。

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09期，作者张颂甲（《经济日报》原副总编）

苏静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和他的关系也不错。解放后两人的家也仅仅相隔一条街，但是苏静总共就去过他家两次。一次是关于《毛泽东选集》中关于东北战场的注释，按照罗荣桓的吩咐去征求意见。第二次去之前是参加军官干部了解情况，之前还征求过周恩来总理的意见。

他不去并不是他认为，林彪会出事，而是认为“一方面没有直接工作关系。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林彪受过伤，不好去打扰。”

林彪倒台之后，中央抓了92人的，但是专案组纪登奎后来告诉他中央原本是要抓93人的，他就是那个被漏掉的人。

90年代，陈云建议苏静担任四野战史的领导小组副组长，1997年，由于对四野战史持有不同意见，加上自己病重，主动辞去了副组长的职务，一个月后苏静将军静悄悄地病逝于解放军309医院。

“九·一三”事件后, 因为苏静从参加革命开始, 就在林彪的红一军团当参谋。平型关大捷后, 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 苏静就在林彪身边，解放战争又当过四野的副参谋长。于是江青把矛头对准了苏静。

他却很坦然, 在群众大会上引火烧身：“我与林彪的关系最密切。”苏静的夫人气得不得了：“你是不是傻到家了？”

李先念后来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 只知道他给林彪当过副参谋长, 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 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

后来有人悄悄对他说：“老苏啊, 中央原定要抓93个林彪死党, 结果只抓了92个。”

苏静家离林彪的住处只隔一条街, 步行最多只需十几分钟就到了, 然而解放后，却只去过林彪家两次。第一次是在编写《毛泽东选集》四卷，文章中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 罗荣桓让他找林彪征求意见。第二次是林彪召集参加军管的干部了解军管情况。

苏静的儿子曾问他：“你过去跟林彪那么熟，为什么不经常去林彪家串串门呢？”

苏静平淡地说：“没有直接工作关系，林彪因为过去受伤身体很不好，不便去打搅。”

东北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却出现了一些不大正常的情况。关于初进东北这一段的分歧和争议，战史编写领导小组意见不能一致。

早在80年代出版的《辽沈决战》一书，在写综述的同时，由韩先楚组织苏静等人写了一篇有关军事问题的概述。此文章经韩先楚找作者逐字逐句推敲，并邀请在京的各纵队老同志集体审查通过。不久后，适逢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幕时节，这篇文章主持者，苏静，却被追究指责。

早在1961年至1963年年间，苏静曾在罗荣桓、刘亚楼的指导下，领导一个写作班子，写了几年战史，其中的编写提纲，主旨要义，均经罗帅审阅过。而且他是四野领导机关从始至终参加了战争全过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是最了解真实情况的，可以说，他是在战史领导小组内最有发言权的一位领导。

1994年开始写四野战史，陈云和彭真两人担任总顾问。未等战史写成，陈云过早作古。战史编写过程中，曾多次发生争议，困难重重。

最后审稿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苏静、刘振华两位副组长认为有人一意孤行，严重篡改历史，感到自己承担不了这个历史责任。向中央报告，要求辞去副组长职务。

苏静过早去世，和那次会议的气氛不无关系。在他临终前的几个月里，翻阅资料，找人取证，因此操劳过度，加之心情十分不愉快，不久便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战史中的争论。

直到临终前，还嘱咐子女们在战史领导小组成员中不要署自己的名字。

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期间与彭总、邓华二人完美协作，帮助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三人的革命友谊也是牢不可破的，这种感情十分纯粹无私。然而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总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经济的责任感，犀利地点出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结果招来了过度的解读和批判。不仅彭总的问题被错误定性，与其有过密切工作交集的一些将领都受到牵连。

一些懂得明哲保身的人通过和彭总划清界限，说一些违心的话来帮自己解围，但是洪学智不会这样做。洪学智上山时间比其他将领要晚一些，在会场上拿到彭总的意见书后，洪学智仔细阅读，并按照主持人的要求表态。其实在上山之前，洪学智就认为生产中的浮夸问题很严重，看不到民生的改善。因此洪学智十分赞赏彭总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公开表示：“彭总讲了真话，是对工作的负责。至于你们说的里通外国，请问彭总会说哪国外语？出访东欧，他都需要守着翻译讲话，这样的情况下要怎么个里通外国呢？”

洪学智的一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场的高级将领其实有很多人是支持彭总和洪学智的，但敢于替他们讲话的人不多。由于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控制了会场，洪学智等将领很快被压制。随后包括彭总、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在内的一批开国将帅，被免去了军内职务，并被要求检查和改造，有的还下放农场从事体力劳动。1977年，敢讲真话的洪学智上将终于收到了组织的平反通知。

在信中，林晓霖请求他在2件事上给予帮助。

第一件事是请求启动一直被搁置至今的《四野战史》的编写工作。

第二件事就是兴建平津战役纪念馆。

第二件事不值一提，是举手之劳。然而，第一件事却让陈云眯起了眼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其实，早在60年代初期，四野的老政委罗荣桓就曾提议让当年的副参谋长苏静组织人员来编写《四野战史》，只不过后来因为林彪的问题而被迫搁置。

林彪的身份太过敏感，而四野却又绕不开林彪，这就是《四野战史》一直难以开启编写工作的原因所在。

“这小丫头给我出了个难题啊……”陈云喃喃说道。

至于林晓霖为何要陈云帮助，那是因为陈云当年是中共东北局的元老，长期主管东北的根据地建设和财政经济工作，可以说是在背后默默支持四野的“大管家”。

陈云在80年代就曾主持过《辽沈决战》一书的编写工作，在编撰过程中要求客观看待林彪的功绩，不能因为林彪后来的问题而回避甚至抹杀他在解放东北时的贡献。

正因如此，林晓霖才会找上陈云，她认为对方肯定会客观看待此事，支持《四野战史》的编写工作。

其实陈云心里也一直有为四野编著战史的想法，只是牵扯太多才放下了。

该找谁来负责战史的编写工作呢？陈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福将”洪学智。

之所以选择洪学智，陈云是有自己的考量的。首先，洪学智几乎全程参与了四野的所有重大战事。其次，他与洪学智曾经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陈云非常赞赏洪学智的能力。

于是，陈云一个电话打到了洪学智那里去，邀请他不日登门拜访。

等到洪学智上门了，陈云直接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叫你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急需你去办。第一嘛，就是关于《四野战史》的问题，二野的战史已经出版了，一野和三野也写得差不多了，唯独四野没有一点动静，这可不像话。我想请你来领导同志们编写。第二，就是兴建平津战役纪念馆，四野在这场大战也是出了不少力的，纪念馆一定要建，地点可以选在天津。”

对此，洪学智闻言却摆摆手地婉拒了：“老领导，第二件事没问题，但第一件事我恐怕……你可真是为难我，我的水平自己还是清楚的，四野还有很多老同志健在，主持战史编写工作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实在是无法胜任。”

陈云叹气道：“唉，我知道你有难处，毕竟那个人实在是讳莫如深，涉及到他就很难办了。但他是他，四野是四野，不能因为他一人就抹杀了四野的贡献。而且他本人也居功甚伟，如果不能客观描述这些事实，那么，战史内容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

随后，陈云又说：“至于主持人选，其他的老同志年纪都大了，身体上也不太好，当个顾问还行，主持编写工作恐怕身体撑不住。你是最佳人选，就不要推辞了，回去后把我的意见向军委汇报一下。”

洪学智见状只好苦笑着答应：“好吧，但到时候还是得让四野的老领导们当顾问，而且老领导你得当我的总顾问！”

陈云笑了笑，点头表示同意。

第二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决定由洪学智出任《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组长，另有吕正操、萧克等二十六名老同志任顾问。

令人遗憾的是，本该担任总顾问的陈云却在4月已经去世了，便由彭真接任。

洪学智铭记着陈云先前对他的教诲，坚持尊重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带领编写团队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军委和四野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在主持编写战史的同时，洪学智也没有忘记陈云对他的另一嘱托，最终，他于1997年在天津成功建成平津战役纪念馆。

在洪学智的倡导下，落成后的纪念馆不收门票，实行免费参观以更好地向群众普及革命教育。

1998年，《四野战史》正式出版。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分歧，首先源于对形势的分析。当时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由于对基本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对苏方可能给予我们的帮助希望过高，对战场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同时还认为东北地区离开大城市就很难生存，因此便产生了挡住敌人进攻，首先占领大城市的观点。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当时主张首先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艰苦创业先站稳脚跟，再逐步夺取胜利的观点是对立的。当然，对这个问题，也要作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

刚一进入东北，对陆续到达东北的干部，彭真同志曾多次作过动员报告，主题是“独占东北”。声言，国民党来十万，我们现有三十万，三比一，必操胜算（那时的三十万，除老区调入尚未到齐的十多万人外，其余二十万都是新发展的部队，成分复杂，并无战斗力，后来形势一紧张，不少部分叛变为匪）。

当时，“独占东北”的口号，开始是中央提出的。作为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彭真）不作具体分析，一派乐观情绪，是天真的妄想的。我听过这个报告，也问过不少人，他们也听过类似的报告。这种情绪，确实影响了不少干部，也直接影响了最初一段时间各方面的工作。

一个多月以后（10月底到11月底），山海关、锦州相继失守，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城市及中长路沿线，苏军要交给国民党接收，形势已经很清楚，占领大城市已无可能，工作重点应坚决及时地转移。从战史看，似也作了一些交代，也引用了东北局彭真同志发的几份电报，和各地剿匪发动群众的成果，而且还划为一个阶段。但是，实际上工作着眼点仍然在想着夺取大城市。1945年12月5日，东北局主要领导曾电报中央，同时南北满和前指通报。欲乘苏军撤退之机，集中五万军队夺取沈阳。这个计划当即被中央和东北局的高（岗）陈（云）张（闻天）所否定。他们对东北全盘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十分全面十分明确而且正确的建议。12月28日，中央下达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这是接受高、陈、张的建议拟就的。这是一关于东北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本应下大力部署贯彻，但实际上东北局只是作了一般的布置。

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底，几个月间，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迟迟不想离开沈阳，后被苏军强制撤离。先是从沈阳市中心撤到铁西区，后又从铁西区撤到本溪，2月从本溪撤到抚顺，只是围着沈阳打转。最后，重回沈阳已无可能，才一步步地向北转移。四平、长春撤退之后，东北局撤至哈尔滨，到这时占领城市的设想已一步步落空，彭真同志才不得不承认“我前一段没有搞好”，表示愧意。

这一阶段，干部力量的投入，主要仍然在沈阳及其周围，战史中提到说这是正确的。如果说这也是正确的，那就无异于否定了当时对这个问题正确的批评意见。这样评价，实际上是说，准备占领大城市的方针是没有错的。这一段，干部力量的大部分投向了沈阳和辽宁地区（主要在沈阳和各中等城市），这里很快被敌方占领，不但建不成根据地，干部还受到了相当损失，这既失掉了时间，又损失了干部，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这中间。1946年1月底到2月初，又受和平谈判的影响，认为东北和平很快就会到来，东北局曾向中央建议，尽量在中长路沿线，特别是沈阳以南少丢一些地区，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更加影响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

到1946年3月底，全国和平谈判。最后要解决东北停战问题，中央对东北的战略要求，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要东北我军，攻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要保卫四平，保卫本溪，打四平、本溪保卫战，提出这是东北最后一战的口号。四平保卫战激战月余，被迫撤退时，还要求坚守公主岭，把长春变为“马德里”等等。彭真同志以东北局名义，全力执行了这一决定。包括最后一战的口号，都曾不留余地地作了布置。当然，当时在东北主要领导层内，对此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后面有关四平保卫战问题将详细述及。

彭真同志由于对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部队情况陌生，对军队建设缺乏应有的经验，对新部队满足于轰轰烈烈的发展，对潜在的危机并未及时察觉（当时的号召是发展一个连当连长，发展一营当营长，发展一个团当团长），对部队肥皂泡似地迅速发展，盲目认为形势大好喜人，实际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结果情况一变，带走武器装备为匪。攻城掠地，杀我干部，后来还要派主力部队去剿灭。彭真同志为了照顾山头，对新老部队合编犹豫不决，后来形势变化了，新部队的问题大量暴露，迫不得已，才进行了新老合编。

从关内进入的老部队，这时处在最困难阶段。不少部队，根据先到东北的一些同志反映的情况，说东北有的是武器可以补充，中央决定把武器留在了关内。结果到后，情况有变，武器弹药并未及时得到补充。东北的初冬，已是十分寒冷，衣服鞋被，十分缺乏，甚至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战斗任务频繁，伤员无人抬，无处安置，兵员得不到补充。部队和当时的前指，频频向东北局求援，但得不到回应。前指向中央有个报告，说到几个月中间，除派了一架飞机，给送了三百万新东北币，在新区根本不能使用，除此外再没有得到过起码的支援。

最主要的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彭真同志对东北形势的估计，对全盘工作的考虑，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对中央的指示，不管是带根本性的或临时性的，只是照转，作一般的传达布置。他抓不住工作重点和要害，不分缓急轻重，一天忙忙碌碌，事务主义，表现了缺乏驾驭整个局面的能力。关于这一点，在彭真同志调离东北回中央向毛主席述职时，自己承认是事务主义。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彭的这一段工作，有一个谈话，说得很中肯，很明白。

据说还有一段没有写入文字的话。大意是彭真说他那一段的工作，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办的。毛主席说，都是根据中央指示，那派你们去干什么！在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概述时，陈云同志对此点也有过中肯的评价。提到“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缺乏战争经验，缺少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是缺少战争失败和丢失根据地的经验。”

东北局撤到抚顺时，一部分主要领导开过一次小型的东北局会议，就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发生过很激烈的争论。据反映，12月28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前指曾向部队主要干部传达，还受到林枫同志的批评，说是泄露了机密。东北解放后，第四野战军进关前，东北局在沈阳开过一次会议，会后有个决议，对进入东北初期九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分析，对东北整个工作作了总结，并对今后工作作了布置，报告中央，中央批复同意。从上述情况中可见一斑。

当然，对这段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作客观的分析，还是按毛主席说的，因为时间不长，算不上什么路线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问题当时就受到东北局很有分量的一大部分同志的抵制。因此没有造成灾难性的危害。但是由于当时彭真同志处在东北局第一把手的位置，这些是是非非对工作产生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因此，还是如实反映为妥。

四平保卫战之后，实行了战略撤退，中央果断地调整了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东北局）利用短暂的休战时间，召开了东北局会议，总结了半年多以来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总结了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并下最大决心，全党、全军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东北当时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地建设，从而开始一步步走向胜利。

平津战役后，南下之前，四野师以上干部在香山开会，也请彭真同志到会讲了话。我记得当时他说：“东北时期，我工作有错误，林罗的领导是正确的。”当时我觉得，这个首长还真有风格，东北这一段遗案，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了。

据我所知，早在几年前，撰写《辽沈决战》一书时，由陈云同志组织张秀山、王首道等几位同志写一篇综述。在撰写过程中，陈云同志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并对原稿亲自审阅修改。对这个综述，彭真同志看后有意见，他亲自组织人写了篇《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这两篇文章被送到邓小平同志处审阅，这实际上是给小平同志出难题。

1986年12月10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张秀山，称邓小平同志对彭真的《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和《从进军东北到全境解放战争综述》两文的报告指示：“我同先念、陈云同志商量，这种问题不要再扯了，两个文件（综述和彭真《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存档，但都不要发表”。

小平同志的这个表态，是想把问题挂起来。实际上小平同志确也很难，既不能说张秀山等人写的综述不对，也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批评彭真，只好挂起来。

但后来彭真同志的那一篇文章，经过简单修改，在《辽沈决战》续集中作为头篇文章发表了。另一篇综述，则遵照中央的决定，至今仍在封存。《辽沈决战》一书，在写综述的同时，由韩先楚同志组织苏静等同志写了一篇有关军事问题的概述。此文章经韩先楚同志找作者逐字逐句推敲，并邀请在京的各纵队老同志集体审查通过。彭真同志看后有意见，对其中引用“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提法，说中央没有这个指示，说对四平保卫战和中央的评价不一致，是错误的，必须作重要更正，否则不准出版发行。对这篇文章主持者苏静同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幕时节，几个同志还对苏静同志进行追究指责。

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字句，是三省领导共同商定的。彭真同志也不同意，最后勒令把石碑拆毁。

1994年开始写四野战史，陈云和彭真两人担任总顾问（知情人说，彭真是自荐当总顾问的）。未等战史写成，陈云过早作古，从此便只剩了一家之言。书稿的解放战争初期阶段，是由沈阳军区负责的。彭真同志特别关注这一阶段，曾派秘书刘精蒲到东北坐镇。刘在此指手划脚，规定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而且只能照他的意见办理。在这期间，东北曾有一个知情人给我打电话说：看来，这部战史将来要重写了，某某（彭真）大人物，派来秘书，在编写组说我们写的不行，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写。后来在北京审稿的会议上，沈阳军区编写组同志在会上发言，证明了是这么回事。派出的秘书，从沈阳军区编写组到军事科学院，直到最后领导小组审稿会议上，全程插手，这位同志在军事科学院战史编写说明中还受到表彰，可见其干预之深。

最后审稿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组长洪学智态度极不正常，把提意见的人诬为胡搅蛮缠，后来发展到苏静、刘振华两位副组长认为洪一意孤行，严重篡改历史，感到自己承担不了这个历史责任。向中央报告，要求辞去副组长职务。

苏静同志在1961年至1963年，曾在罗荣桓元帅亲自指导下，在空军刘亚楼司令主持下，领导一个写作班子，写了几年战史，其中的编写提纲，主旨要义，均经罗帅审阅过。而且他是四野领导机关从始至终参加了战争全过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是最了解真实情况的，可以说，他是在战史领导小组内最有发言权的一位领导。

苏静同志过早去世，和这次会议气氛不无关系。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翻阅资料，准备争论，找人取证等，的确操劳过度，加之受到非礼待遇，心情十分不愉快，不久便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战史中的争论，对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表示愤慨，对一些人的做法，表示鄙视。直到临终前，还嘱咐子女们，要好好学习，对历史负责，在战史出版时，在战史领导小组成员中不要署自己的名字。

会上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七七决议”的看法和评价，是否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中央指示，以及对四平保卫战的评价等问题。现将苏静同志的几次发言稿附上，比我在这里重复更权威，更具说服力。

会上，彭真同志另一位秘书的发言，道出了问题的真实目的。大意是过去几十年，彭真同志一直在受批判，毛主席在世，不便说话，现在是时候了，该说清楚了。这才是引起争论的真实背景。

出书和争论之际，彭真同志也已去世。个人认为，他老人家不该如此对待历史定案。现在阐述这些事情，只是想提醒作为党史军史的研究人员，如何根据大量的史实资料，作出既对得起先烈，又能够对后世负责的结论，这是作史者的职责。

一、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问题?

?

中央有没有一个文件提到这八个字，两句话？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到这次写四野战史，就成了有争论的问题。近几年，这两句话就在“有”“无”问题上，弄得扑朔迷离，不知所以。据我所知，这两句话，最先用在毛选四卷《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注释上。这个注释是当时四野战史编写室代为拟写的。根据是从中央档案馆抄录来的中央文件中摘录的。这份文电是当时中央发给重庆代表团的，也发给了东北局。代写的注释被采用，从此公诸于世。当时采用这两句话，主要是它十分形象，十分明了，而且比较通俗地表达了当时东北工作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毛主席后来所写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从此这两句话便被各类文件和著作中大量引用，延续几十年，上从毛主席，下到东北广大的黎民百姓，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在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时，筹划在纪念馆门前用这两句话作碑铭。《辽沈决战》这本书，头篇韩先楚同志的文章中也用了这两句话。这两件事，均遭到了彭真同志的坚决反对，理由是中央没有这个指示，没见过中央指示中有这两句话。当时彭真是人大委员长，似乎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故而他说没有，就是没有，一言九鼎。碑嘛，只有撤掉，文章嘛，一定要发重要更正，否则不给钱，不准发行。一切只能照办，这样才总算过了关。

事情的发展，使人莫名其妙。就在辽沈纪念馆开馆不久，1998年10月出版的《辽沈决战》（续集）中以彭真名义撰写的头篇文章，居然又引用了这两句话，原文是：“11月22日（按系1945年——笔者注）中央电告在重庆同美蒋进行谈判的周恩来：一彭林电戊酷（11月19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军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之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告诉我，说彭真承认当时中央有这两句话，时间久了，可能记不清了，所以说没有。

两句话、八个字从“没有”又变成“有”了。

对这样重要的两句话，彭真同志没有记忆，但不该一口咬定。

不料这次写四野战史，又为此引起争议，一定说没有这个指示，在四野战史上不能出现。并说，因为没有这个指示，再版的毛选已经在注释中把这两名勾掉了。

两句话、八个字由“有”又变成“没有”了。

实际上，这两句话、八个字，肯定是有的。当时毛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之后，因疲劳过度，正在休息养病。刘少奇同志主持日常工作，他发给周恩来的电报，同时或者稍后还发给了东北局。在1961年我们编写四野战史时，是见到这个电报的。现在的问题，好像不在于有没有这个电报，而是算不算中央指示，能不能作为中央指示的方针写在历史文件上。这好像是争议的实质。有人说，这不是个指示，这只是为了便于苏军撤退而提出来的。其实这种解释也站不住脚，苏军要撤，尽可自由自主地撤（该电稍后已要求我方按彼方的意见办，撤出大城市及中长路沿线），何须再要我们“便于”？这种解释实在无法使人信服。

我们认为：一、指示是中央来的，两句话是对东北的要求；二、刘少奇同志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他代表中央发出的；三、该文明确表达了一个关系东北今后工作的、全局的、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方针，而且是最早提出来的（和高、陈、张的意见几乎是同时，且早几天，比毛主席12月28日指示早一个多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也引用了这两句话，加以肯定。电报形式虽然没有提出是什么指示，但他仍然是要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他表达了中央对东北的根本方针，也代表了东北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根本意见。作为历史，给予正确评价是应当的，在战史中不应避而不谈。

对这样重要的两句话，彭真同志没有记忆，但不该一口咬定，中央没有这个指示，别人采用了，还坚决反对。这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不敢妄猜。但作为现在作史者，就不能把这样重大历史事实，不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加以肯定。

1946年7月间的东北局会议，是东北解放战争中带关键性的，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现在的四野战史，对那次会议的成果，在审稿会上曾有激烈的争论，后来虽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觉得对全文全貌体现仍然不够。以只写军队战史为由，只谈有关军事部分，把一万二千干部下乡从而加速了根据地建设这件大事，过分淡化了。实际上这是“七七决议”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建设根据地是争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进程中关键性的一步棋（这里讲是扎扎实实的下大力去建设，而不是一般布置或纸上谈兵）。是当时党政军民下狠心下大力共同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东北局抽调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对此又起着主要作用，可以说动真功夫建设根据地，也就是说真正地执行中央1945年12月28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约三、四个月），就创造了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土匪大部分被肃清，群众初步发动，作战有了后方，支前有了群众，兵员得到补充，形势大有好转。为一步步扭转被动局面创造了前提。所以四野战史中，对“七七决议”应作全面阐述，尤其是对当时建设根据地的重大举措，对抽调一万二千干部下乡，更不能省略。

在以往东北广大干部和有关文件中，把东北形势的变化，习惯地分为决议前和决议后。这种提法也并无什么不对。但彭真对此很有异议。说为什么要分决议前决议后呢？好像这么一划分，就像对他有所指责似的。他强调，决议前所有的一切活动和决策，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实际上，决议前确实形势多变，领导层里也确有不同意见和重大分歧。决议本身提出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基本上都是根据前一段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来的。当然有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也不能说作为东北局第一把手没有任何责任。没有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关于根据地建设的迫切性，根据地首先建在那里；关于丢掉和平幻想艰苦创业；以及作战正确指导方针的确定等等，都不可能这样快地达到统一和共识。

为了设法消除决议前和决议后的界线，四野战史中也作了一点文章。

在第三章第一节四平保卫战后的基本形势和方针中，加了很长一段四平保卫战之前东北局的要求布置，说明在那个时候就有建设根据地的部署，并说是经中央批准的。实际上，那一次部署，时间是4月19日，四平保卫战尚未真正开始，那是为了支援四平保卫战而进行的。虽然内容也是建设根据地，但目的不同，工作重点地区指定也不同。建设重点指定在长春、四平为中心及其中间的地区，以及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还是为了保卫大城市。而且把四平撤退前的事，写到四平撤退以后，时差是两个多月，形势和任务都有重大变化，不了解情况的人，不作仔细推敲，看不出其中隐情，真是用心良苦。

历史已经证明，“七七决议”的及时性、正确性和重要性，都是无可争议的。其对东北解放战争一步步取得胜利和第四野战军的发展壮大，都有着直接关系。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就怎样反映，不要轻易改动历史发展的进程。

以上陈述，主要想说明第四野战军战史产生过程发生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和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的个人认识。

至于对四野其他方面的意见，苏静同志的几次发言都提到了，我基本同意这些意见，个人认为许多都是应该考虑的。其中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关战役指导方针的和几个战术问题的总结。这一部分内容，是四野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连敌人都在进行专门研究，我们自己更应该进行认真总结。不要因为某些政治原因，把用鲜血谱成的宝贵经验，加以埋没和摒弃。这些问题，在战史有关章节中，都列出来了。所不足的，是对于每个战役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的提出其历史背景，和整个运用过程中（包括提出、教育、战役中运用和总结提高）的基本特点。对此有必要更深入些总结。之所以要如此，因为这些战术所包含的原则，实际上都是先人早有的，是一般的战术，并没有更新奇的东西。如果离开某一战术提出的历史背景，离开指挥者在战术提炼和运用中的基本特点，对有过自己亲身经历的过来人，一看就能明白，对没有亲历者，尤其是后来人，能否很好理解，或怎么去理解，就很难说了。不是在定稿会上，还有人提出说：进入东北初期提出的“忍、等、狠”的作战方针是错误的吗？是和毛主席“寸土必争”的方针相对立的吗？

以上写了许多，自感人微言轻，加之水平有限，手头又缺乏必要的资料，对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四野战史，只想留下一点不同意见的痕迹，让后人，或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去探索和参考。但愿不要被打入冷宫，仅此而已。

24日，按原定安排，他随从李先念副总理赴越南访问。返国后，阎未能回家，立即被关押审查，让他揭发原总参谋长黄永胜和林彪叛国的问题。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阎仲川扳着手指计算，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6个月。

随着审查的深入，反复查实他和黄永胜的关系，以至他和林彪的关系，都属于上下级执行公务的工作关系，均有据可查，有人可证。被怀疑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能够得到排除或澄清。但在“一号令”问题上，他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令”是他签发的，像一座大山一样，始终压在他头上，使他透不过气来。

为何把“一号令”定为反革命性质？审讯者说: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令’？我没听说过。”背着主席发表号令，不是反革命行动是什么!

对此，阎仲川非常坦然地回答：“主席日理万机，他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记下一个电话稿的编号？”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文革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都要主席亲自批准，向全军发布“一号令”，这样大的动作，怎能对主席隐瞒？硬要把这个号令同林彪的反革命活动挂起钩来，阎仲川说，我至死也不能招供。

审讯时，逼迫他招供这个号令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还要他供出有若干人参与其事。阎仲川顶住天大的压力，忍受皮肉之苦，坚持实事求是，交代的材料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硬是挺过了一天又一天……

又过了3年多，到了1982年，副总长张才千代表组织宣布了审查结论，笼统地说他在广州军区支左和总部工作犯有错误，宣布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他的主要问题本是“一号令”，奇怪的是，在审查结论中只字未提。这真是成了欲加之罪，实在无词了。

离休后，阎仲川曾多次请求对“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令’”做出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总想把“一号令”作为罪状写进林彪和黄永胜的起诉书，但证据不足。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全军要害部门师职以上的干部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结果一无所获，由此决定取消这条罪状。

历史终归要恢复它的本来面貌。1980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明确记载：林彪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略，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由此表明, 这个号令与“反革命预演”并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