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多少年以前，我以为战争胜利就是好--纪念毛主席诞辰 -- 真离
那时我只是一个儿童，喜欢看打仗，自己也喜欢玩，追求、争取胜利。
后来，年级大了，觉得红军长征很伟大，了不起，解放战争胜利，开心，规模也大，很厉害。
这些年过去了，人在成长，开始想了更多，觉得毛主席最了不起的是认可那些国际派的组织形式，而甘心屈服于国际派的错误，这个确实了不起，巨大的了不起，因为，以毛主席的能力玩弄阴谋诡计啊，搞死那些人，连个痕迹都不留，在当时没有任何困难和痕迹。
在改开几十年初期，也有温相等垃圾分析是毛主席阴谋诡计搞死了周鲁、刘安恭等国际派特派员或者领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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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季振同的处死、袁王的死亡，包括富田事变等，都是毛主席弄死的。说实话毛主席是有这个实力的，就像贺龙在湘鄂西搞段德昌那样。但是毛主席没这么做，因为，人人都知道，毛主席是真撤职了，而贺龙可没有。这就是差别。
另一面来说，毛主席肯定知道要团结人团结得多多的，大不了降低条件，就像传统高级军阀那样，他可以做得大家服服的，别人也说不出啥来，但是，那些国际派真的一无是处了吗？哪怕他们掌握了权柄。
他们中确实很多人就是身家在当时属于层次较高的群体，但是他们的高贵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而是他们愿意牺牲家庭背景来做这个事情，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而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不是骑墙，而是真心选择了这条道路，工作能力强弱，水平好坏倒是其次。
我看到的是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毛主席也是有偏向的，容忍了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派系。这是十分痛苦的吧。
因为国际派的能力实在是惨不忍睹，完全不看形势就是干。同时，有的人也是实在顶不住了，投降了，这类也不是没有。
但是对于这个组织，他们的认识显然超过了了这个当时的中国农民群体，也很遵守规则，这是两难，昨日看了一部片子《信仰者》，说的是方志敏，共产国际派是吴天来，这是一个化名，其实应该是乐少华、刘英的结合体。
寻淮州的牺牲真是真是太可惜了。这真是一个聪明又勇猛的战将，他的战术能力在当时是被广大红军高级将领都认可的。那时候，毛主席已经没有能力把他保护在身边了，不得不跟着方志敏红十军团去北上。那就是个按照中央三人团的命令盲目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棒槌，在这里我要指责周总不地道，乱指挥，这事和博古有个毛关系啊。
就算派出他们袭扰蒋介石，起码也得给自主权啊。太可惜了。
不管怎么说，我承认毛主席的选择是对的，完全可以在遵义会议搞死这些中央派，大家皆大欢喜。朱德是既对中央不满意，也对毛不满意，彭老总也有点，林彪更是疑惑，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测，我猜测彭林似乎想，为何不砍了这些棒槌呢？
所以，毛主席，你还是娃娃，这点真是如此。这就是毛主席的五湖四海观啊。
唯一的遗憾和失败，就是在红一四会师时，毛主席没有说服张国焘，张国焘完全不看那一套，非常可惜。
前几天有河友指出陇东训练班没有明注结果，他们成功的反向敌营几十年了。这种可能性肯定有，但是几百名干部，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多说说。
我传一个谣言，有人说戴笠和李世群一样，类属于共产国际，但是我猜测戴笠恐怕独立性要比李士群强很多。我的意思是他们和共产国际应该是有关联。
很有可能陇东就被戴笠出售给中共了吧，所以消失于历史了，当然成功反向敌营十八年的也可能有。
但是我想说的是，直到豫东战役之前，就宣称看穿形势的，基本属于瞎说。在刘邓跃进的时候，我方还是很困难的，在这里，周总和邓错误很大，此时，毛主席出手了定位了解放军的作用和操作手段。
毛主席在短短一年（这块尤其重要）改变了形势，土改、组织等不是绝对主要的，主要的还是毛主席，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事实。大家要知道，组织、土改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也是一样存在的！那时我们更艰难，多亏了有西安事变！！
不得不确认毛主席确实非常非常厉害和能力很强，选择也是正确，哪怕被亲苏派干扰了国家发展建设，但是哪有两全其美的好事呢？
如果毛主席单纯选择团结各方势力，而忽视共产党组织，那么中国不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只能是毛主席捆绑、裹挟着共产党组织来做这件事情（建设中国），那些民主派、军阀派更是烂泥不上墙。
所以我们只能佩服毛主席，佩服他的几十年的选择，我个人认可他的选择。
毛主席万岁！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处死了陈浩，因为卢德铭的支持，卢德铭的威望，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逼走了余洒度和苏先骏。
但是陈浩很聪明，自己也可能觉得有军队支持，卢德铭也牺牲了，他不走，但是作风还是军阀，旧军队作风，和徐庶、韩昌剑、黄子吉几个沆瀣一气，他们可是经过了三湾改编的老战士了。
非常的可惜，仅次于袁崇全的叛变了。按理说他们也是挺有想法，但是他们的破坏性也确实存在。
所以，毛主席在他们要离开后，及时制止了兵变，然后处死了他们。如果按照工农军定义，甚至工农革命军定义，他们都算是合格的。
唯一的问题在于意图搞分裂。吃吃喝喝也不算大事了。
想到这些是因为伯爵副将先生的造谣毛主席搞家庭腐败，论据是江青是高官，这个是事实，李讷是高官，不好意思，这个是造假，毛远新是高官，不好意思，这个也是造假。
毛远新的职务没有伯爵多次造假的那么高，他的职务来源是多次造反后的革命干部职务，进入了省委三结合，在那之前，他因为是毛主席的侄子，确实获得了一部分高干子弟的支持，但是他没有参加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组织。他是一个正常的军队干部，伯爵指出，毛远新军队履历不足，不如粟戎生，所以不配做沈阳空军政委，其实这是一个谎言，我已经在一贴清楚的指明了这种模式。
在毛远新的成长过程中，他是革命干部，意思是文革前参军或者当上干部的干部。
然后他们和保皇派、造反派共同进入了革委会，这个权力机构比较庞大，但是年龄结构很年轻。毛远新只是其中一个，更年轻的还有，当然，他的上位有毛主席的因素，但是也更有毛泽民的烈士身份和母亲的老干身份。类似的革命干部也不少。
所以毛远新来证明毛主席腐败，证据不足。
至于李讷，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没有到职，很可惜，伯爵不承认，也不反驳，因为他无从反驳。
我个认觉得这种低水平的造谣，不应该存在于西西河。
第二点，邓氏家族，第一是康华问题，第二是残疾人基金会问题，伯爵不会不知道周北方和邓质方的问题吧，当然也可能真不知道，装傻呗，邓家的这种腐败好意思和海城地震活命十万人的救世主毛远新比较吗？
呵呵呵。所以，毛主席的腐败，不存在。邓家的腐败，事实存在。
这是二者明显的不同，伯爵的这种虚假的比较方式是错误的，可笑的，也是应该清除的！！！
毛主席诞辰日要到了，继续歌颂毛主席。万岁！
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基本够了。
一、九哥待我如兄如父
王季范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母亲文六妹与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同胞姐妹。王季范自幼勤勉好学，毕业后在湖南一师任教。
1913年，毛泽东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王季范知道后高兴极了，连忙将毛泽东的文章拿给校长看，校长看后称赞不已，说道：“这样的文章，即便是你我之间，又有谁写得出来？”
张贴录取名单时，毛泽东的名字列于榜首，王季范当即派人向毛泽东转告了自己的祝贺之意。
第二年春天，湖南第四师范与省立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被编入一年级8班，王季范和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当时毛泽东来长沙求学十分艰难，家中本就贫寒，父亲也不支持他上学，无奈之下，毛泽东只能半工半读，可他一个半大的孩子，又能赚到多少钱呢？
除了每月要交纳学杂费外，还要买一些笔墨纸砚，参加学生组织也得捐助活动经费，有时毛泽东还会帮助班上比他还穷的同学。
经济窘迫的时候，毛泽东就会来找九哥王季范帮忙。在九哥面前，毛泽东从不绕圈子，他开门见山说道：“九哥，我没钱了，想请你帮帮忙。”
王季范二话没说，将口袋里的钱都给了毛泽东，又说道：“润之，以后要用钱就来找九哥，我的薪水虽不多，但帮助你不成问题。”
王季范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毛泽东写好文言文作文和诗词之类，总要先送给王季范批阅修改。
在一师求学期间，王季范辅导毛泽东阅读了《楚辞》《资治通鉴》及曾国藩的《家书》等古典书籍，为毛泽东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素养，毛泽东在文学方面的造诣，离不开“九哥”王季范的帮助。
1915年5月，一师校长张干提出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交纳10元学杂费，这个消息一经公开，立马遭到了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的反对，学生组织起来举行罢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毛泽东也是数千贫寒学生中的一员，他找到同学周世钊，说道：“这些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私德不好，我们是反对他做校长，不是反对他做家长。我们要赶走他，就要批评他办学如何办得不好，不如我们重新写一个宣言吧！”
周世钊连连点头，两人联手写出一张新的《驱张宣言》，尖锐抨击张干“谄媚逢迎、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然后趁夜色将这份宣言打印了上千份，散发得到处都是。
图|张干
当时校内有很多人嫉妒毛泽东的优秀，便趁机向张干打小报告，说毛泽东带头搞学生运动，还到处散发《驱张宣言》，气急败坏的张干当即决定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
王季范知道后，火急火燎跑回家中，一进门就大喊道：“不好了，润之闯祸了，校长要挂牌开除17个学生，润之就是第一个！”
王季范一连喝了好几杯茶水，才气愤地说道：“张干这事做得太绝了，毛泽东在内的这批学子志向高远，都是人才！不行，我得替他们说说话！”
说到这里，王季范一把扔下筷子，饭也不吃了，就跑到了杨昌济先生家中商量对策。
“什么？毛泽东这样的优等学生也被开除，那什么样的人才才算人才！”杨昌济愤怒地说道。
王季范点点头，应和道：“《驱张宣言》所言皆是事实，怎能滥用私权擅自开除学生呢？”
最终王季范和杨昌济联合起来，与全校教员一起与张干说理。徐特立、袁吉六、符定一等先生召开了全校教职工会议，在会议上王季范等人为毛泽东仗义执言，为学生鸣不平，校长张干一时落入千夫所指的境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张干撤销了对毛泽东等学生的开除处分。
在九哥的帮助下，毛泽东顺利从一师毕业，他办新民学会、领导学生搞爱国运动，将农民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王季范一直在学校里清贫度日，遇到像毛泽东一样贫穷的学生，他仍然会预支自己的工资提供帮助，依然会为学生撑腰，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图|王季范
兄弟俩再次相见，已是1925年8月了。此时的毛泽东成了长沙农民运动领袖，为了九哥的安全，他即便回到长沙也没有联系王季范。
当时军阀赵恒惕听说毛泽东在长沙出现，当即下令围捕毛泽东，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数次逃脱反动派的追捕，但这一次事出突然，组织上根本来不及安排，毛泽东不知该到哪里躲藏，思来想去，也只能九哥一人靠得住了！
这一晚乌云蔽月，街道上伸手不见五指，毛泽东摸黑敲响了九哥的家门。王季范打开门一看，是毛泽东，二话不说就将他拽进了屋内。
毛泽东着急地说道：“九哥，我遭到了赵恒惕的追捕，长沙我是不能待了，我打算去广州，你能帮我准备几套换洗衣服和一些盘缠吗？”
九哥没有半分迟疑，也没有任何废话，先是找来饭菜给毛泽东吃，然后自己走到卧室里，为毛泽东准备衣服和盘缠。毛泽东刚放下筷子，王季范就准备好了一切东西，他将包裹一把塞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不舍地嘱咐道：“九哥，帮我去韶山通知开慧和孩子，让他们赶紧去广州！”
王季范点点头，以一种不容拒绝的语气说道：“这个节骨眼走不安全，我送你出长沙。”
说完这句话，王季范披上外套，拿上家门的钥匙，连夜带着毛泽东来到了湖南私立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找到了老同事，让毛泽东在那里躲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打扮成商人模样，在王季范和老同事的掩护下安全离开长沙。
提起王季范对自己的帮助，毛泽东感动地说道：“九哥待我如兄如父！”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毛泽东两次回到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却因局势复杂，未能与王季范见面。
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外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王季范留在长沙担任育群联立中学校长，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做贡献，两人虽天各一方，但依旧保持书信往来，王季范非常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时常通过报纸关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动向。
那个时候，一些进步学生和老师经常到王季范家中开会，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干脆将王季范家当作秘密联络和开会的场所，王季范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想方设法做好掩护工作。
任教多年的王季范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声望，他的不少学生都在国民党内任职，所以王季范成了国共两党都不敢忽视的名流。
来王季范家中的地下工作者都放心地说道：“王先生的家，就是我们的保险箱！”
图|王季范（右一）和毛泽东（左二）
二、送子上阵，报效祖国
家中常有革命者出入，王季范的儿子王德恒深受影响，也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学校的进步青年约好一起去延安参加抗日。
临行前，王德恒来到父亲的房间，小心翼翼询问道：“爸爸，现在全国有许多有志青年都去延安参加革命了，要是我也能去多好啊！”
听到儿子这么说，王季范严肃地问道：“德恒，你为什么想去延安？”
王德恒不假思索回答：“因为那里有民主、有自由、有光明，还坚持抗日！”
王季范点点头，又问道：“那你真的想好了吗？”
王德恒坚定地看着父亲的眼睛，说道：“爸爸，我真想去，我的行李都准备好了！”
王季范重重叹了一口气，作为一个父亲，他自然想要儿子留在身边，但身为一个中国人，眼下国家危难，一个有志青年，应该以身许国，送子出征才是一个好父亲的选择！
王季范站起身来，一把抱住儿子，不舍地说道：“德恒，你去延安我同意了，延安好，那边的革命空气也好。”
王德恒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没几天就出发前往延安了。
1940年，王德恒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回到湖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外在身份是湖南修业高级农业职工学校教员，可惜王德恒的身份不幸暴露，在回长沙途中被特务残忍杀害，儿子以身殉国，王季范悲痛万分。
他强忍悲痛掩埋好儿子的遗体，趴在儿子的坟头痛哭道：“德恒是为寻找光明而死，他死得其所，死得其时！”
1949年，前线突然传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准备解放长沙的好消息，64岁的老爷子高兴坏了，老百姓都盼着解放军快点来。
为了尽快促成长沙和平解放，一向不爱应酬的王季范厚着脸皮找到了长沙的社会名流，一家家拜访，请他们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长沙。
做好这一切后，王季范给表弟发了一份电报：“湖南和平起义有望！”
最终在王季范和各位有志之士的努力下，长沙很快就顺利解放了，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两鬓斑白的王季范老爷子挤在人群中，激动得泪流满面。
分析如下：
伯爵宣称毛主席腐败，让表侄孙女做了高位。我表示反对。
理由如下，第一王季范对于毛主席和革命都有恩，在这里毛主席把个人恩情加诸于王海容，确实稍有不妥。
第二，名正言顺的，王海容的父亲是正正经经的烈士，王海容获得国家的照顾，天经地义。
第三，也是来自王季范，是支持了长沙的和平起义，因为这个功劳，王海容获得一定的政府支持也是合理合法。
第四，王海容本身能力也是不错，算是脱颖而出。
综上，王海容获得较高地位，合理合法合情，在这里，伯爵先生故意忽视的是王海容是烈士子女，这是他一贯的伪装而已，我基本上认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点，我断定他是有意忽视这点。
而在当时，烈士子女是有历史加成分数的，毛远新也是如此。
这里面，当然确实有毛主席的照看，这点我并不能否认，但是更多的还是其他原因。
毛主席确实走后门，送的是他身边的服务员，有意思的是，这几位服务员后来在历史上都消失了，也是有意思。
这是好的一面，还有一点是，身为毛主席亲人的牺牲，比如，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毛泽民、毛泽覃等我就不说了。应该承认，王德恒烈士，王海容的父亲应该和毛主席关系不大，但是贺敏仁一定和毛主席有关了。
我想，这是不容易的吧。
1935年，红军正在长征的路上。对于当时的共产党而言，前路漫漫，生死悬于一线。然而就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小事”。
之所以说是小事，是因为有一位红军战士犯错误被枪毙了。
相比较于全党的存亡而言，这件事情并不是特别严重。但之所以说此事震惊全党，是因为被枪杀的人是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而且这个案件似乎存在着不少疑点。
因为这一案件，贺子珍甚至都急得病倒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顾那艰辛的岁月，感触革命的艰辛。
贺敏仁，出生于1918年，是贺子珍的弟弟。据文献记载，在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的父母被迫逃离永新，而当时的贺敏仁年纪很小，所以被寄养在了舅母家里。
不过，虽然年幼和父母分离，但贺敏仁从小聪明，而且也不乏热血。稍长大点，他就加入了黄公略率领的游击第三纵队，成为了一名战士。
从当时的记录来看，贺敏仁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而且为人又勇敢。不过，小伙子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性格稍微有些骄傲自大，因此他和周边的人关系不是特别好。
不过，常言道，能者都有个性，如果能够加以引导，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惜，历史没有给予他太多的机会，1934年，他跟随红军长征北上，担任红一军团十一师某团司号员。
众所周知，彼时的红军处在危难关头，蒋介石的大军正在围追堵截，而前方又是无尽的天险。毫无疑问，红军队伍的压力是巨大的，甚至有很多战士被淘汰，例如我们以前学的课文中的《军需处长》，无一不在告诉我们红军长征之艰难。
但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红军领导依旧下达严令，不得拿群众一针一线，所有人要遵守纪律。1935年7月，红军队伍来到了藏民居住的毛儿盖地区，队伍里的领导再次强调，所有人都要严守民族政策，不得违反纪律。
然而，就在这三令五申之下，贺敏仁却被人举报违反了纪律。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的红军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所以很多士兵都饿得两眼发慌，大家都不好过。而与此同时，贺敏仁在红军队伍里面年龄最小，因此不太能忍受这些艰苦，常常会闹些情绪。在如此饥饿的状态下，他难免会有些难以忍受。
于是，贺敏仁开始四处去寻找食物，结果意外地发现山上有座庙。他偷偷跑到了山上，虽然看到门上面贴着红军战士不准入内，但他实在是太饿了，已经无力爬下山，于是就准备推开门去看看。
这不推不要紧，一推开就发现，里面满地散落的经书，而且当他在佛前跪拜以后，意外的发现地上掉下了铜板。
肚子难受让他忽略了严明的纪律，再加上，他觉得这铜板是捡的，应该不算违法。而且捡了铜板下去，可以给士兵们买吃的，于是他就捡了起来。
但谁都没有想到，当他捡了这些铜板，高兴地下山后，结果就被人给发现了，随后就有人举报他私自进入喇嘛庙。而且更加可怕的是，有人说他拿了1000多个银元。
这下可严重了，红军就是靠着纪律保持战斗力，保持和百姓的亲近，如今贺敏仁的举动无疑是在破坏红军的根基。于是，师部派人将他当场给抓了起来，并且要将其处决。
本来以为只是占了个便宜，没想到就要丢性命，贺敏仁当场就被吓坏了，他连忙说，自己没有拿银元，只是拿了百把个铜板，自己是冤枉的。
在被控制起来时，贺敏仁请求和他一起参军的老乡替他写信给姐姐贺子珍，结果这位老乡对文字的掌控不太熟练，所以这封信迟迟未能写成。
而在贺敏仁自救之时，当时的团长和政委也曾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毕竟这是毛泽东的妻弟犯罪。但这里面又发生了意外，原来当时红军的条件十分艰难，想要发一份电报，需要先给电瓶充电，这是需要时间的。
因此，就在两边想要缓解死刑时，师部早就已经通过的决议，红军的纪律是绝对不能破坏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政策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因此，对贺敏仁执行枪决，而且是马上执行。
毫无疑问，两边的各种问题没能赶得上师部的命令，等到中央的回复缓期执行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就这样，木已成舟，一切都难以挽回。当消息传到贺子珍耳中的时候，她整个人都急得病倒了。
当人们向她提及此事时，贺子珍悲痛地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被敌人杀害（不满10岁），没想到小弟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
但当时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其中有问题，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要有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而当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时，毛泽东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发脾气，也没有悲伤。他只是相对无言，抽了根烟后，继续指挥红军长征。也许对于这位领导人而言，即使是自己的命都可以牺牲，只要挽救全党的安全，只要革命能够成功。
当然，贺子珍也在积极的配合毛泽东，为了长征的胜利，为了帮助毛泽东更好的指挥这场战争，她亲自写信说服了亲人，将这件事情揭过。
不过，再回头来看这一事件，那么此事到底是对是错呢？
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经过细致的调查，贺敏仁的确犯有错误，但事实与反应的情况相差很大。尤其是关于他拿了1000个银元，纯粹是虚构，他只是拿了100多个铜板，当时仅值一元多。
只能说，在那危急时刻，红军遭遇了太多的牺牲，而贺敏仁无疑是其中的一个悲剧，让人惋惜，让人无奈。
我个人判断是张国焘杀一儆百，唉。
就不是烈士子弟了？ 为什么他们却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这遭遇对比太强烈了吧？
刘少奇的长子，不也是何宝珍烈士的子女？文革中不也是自杀身亡？
大家都是烈士子弟，你怎么就那么的命好？
王海容是1938年出生的，而孙泱1938年就已经入党了。
百度 孙泱：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科长、朱德总司令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嫩江省委秘书处处长、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朱德副主席秘书，国家计委军工局局长、动员计划局局长、研究编译室主任、计委委员。1957年起到高等教育部门工作，先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南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1964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建国后孙泱离开朱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由于他在朱德身边多年，了解朱德的许多事情，后来参与了《朱德传》的撰写。可是，正是这本《朱德传》给孙泱引来了杀身之祸。
张春桥在“文革”中看了这本书，大骂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而与父亲有着同样刚烈性格的孙泱不肯低头，最后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1967年9月， 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至于周总理养女孙维世，文革中被关进监狱活活打死，那就更众所周知了。
刘允斌，刘少奇和何宝珍烈士的长子
1924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煤矿。
1938年，被接到延安，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就读。
1939年，和妹妹刘爱琴一起赴苏联，进入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
1940年入苏联十年制中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夏，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
1946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核放射化学专业。其间担任中国留苏大学生同乡会会长。
955年，获得副博士学位。此时接到刘少奇的来信，信中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
1957年10月，回到北京，在国家二机部所属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
1962年，调到内蒙古包头市郊外的202厂，组建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并担任主任，负责新型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1967年11月21日在包头卧轨自杀。
您是说官员不应被处理，还是其他考虑。
您的界定在哪里呢？
另外，您觉得孙维世是什么干部啊？
按照您的逻辑，是不是今天某些干部不能自杀啊？
对啊，孙殃的职务也不算低吧？
至于刘少奇的孩子自杀，您是在说今天中国没人自杀吗？
今天我就和您较个真，您说孙维世孙殃是四人帮迫害致死，请给个详细说法，迫害他们的具体人是谁，怎么建立的逻辑联系，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合理清楚的解释啊，呵呵。
没关系，您慢慢编，我等您，看把您嘚瑟的，真以为自己一手遮天了吗，毛远新的事情整明白了吗？看懂了吗？
我就和您较个真了，您给出江等的证据来。
他当年在湖南做地下工作，被人告密，被国民党杀害。
解放后追查王德恒的死因，有人检举说，长沙的长郡中学前校长、教育家彭国钧（1877—1952）有告密嫌疑，于是长沙军管会把彭国钧逮捕。1952年，在把彭国钧押送至其家乡湖南安化县途中，彭国钧跳江自杀身亡，时年76岁。
1982年5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证明彭国钧为起义人员；同年6月28日，长沙市人民法院为之平反昭雪。
同样类似的，还有肖劲光大将的侄儿肖占鳌烈士。他也是在湖南做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杀害的。
肖占鳌烈士的事情，我是在湘阴籍老革命家、任弼时的老战友谭庚棠的儿子写的家族式回忆录（不公开发行）中看到的（我家有个长辈，和谭老的儿子是好友，获赠一本）。1944年，王震、王首道等率领南下支队去湖南等地，临行前任弼时同志一再嘱咐王震：到湖南后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些老党员带出来到延安，其中就有他的老战友、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谭庚棠同志。 肖占鳌烈士本来是要和南下支队一起返回延安的，但他自己主动要求留下在湖南从事地下工作，后来牺牲的。
谭老的儿子文革中去了新疆，得到了谭老的老战友、王震的老部下、新疆兵团副司令员杨宗胜的关照。杨宗胜本来55年可以评中将的，结果只给评了一个大校。结果，杨宗胜从来没有穿过那套大校军服，一直压箱底。
（为什么中将改成大校？ 书中有解释）
我说这么多的意思是，我伯爵说一件历史事件，都是有来历的，都是经得起检验的。
我压根就不会犯你“真离”那种贻笑大方的错误的，什么“毛主席、周总理率领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马上把刘志丹、习仲勋抓起来了”，和“鲁迅加入了兴中会”之类的笑话。。
资料：
【修业学校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徐特立、黄兴、王首道、毛泽覃、欧阳梅生、欧阳立安等曾在这里工作或学习。
1914年8月，政府拨马王街马王庙及都正街都司衙门为修业校址，中学部移都正街，小学部移马王街。1915年，彭国钧继黄海润后任修业学校校长，分别修建两部之楼房教室，学校规模粗具。于是彭制校训校歌。校训为“艰苦朴素”四字；校歌云：“欹欤修业，学生首创，独立而自营。十二人惮心竭力，缔造何艰辛。十年树木，百载经营，继起赖有人。养成我艰苦朴素优良好校风，养成我艰苦朴素优良好校风。”修业学校重课业，升学率高。讲实际，以小学生多市民子弟，因于高小部设珠算课，置贩卖部，供学生实习计数及交易知识，为家长所欢迎。“五四”运动，抵制日货游行，师生多数参加。1919年后，增聘毛泽东、周世钊等来校任教。】
那案件里面也多的是烈士子弟呢。文革中不也被审查、被抓捕很多？
都是烈士子弟，你王海容咋就那么的命好呢，36岁就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别的烈士子弟就要备受折磨呢？
资料：
【迷雾般的“4821”苏修特务案
说起“4821”，不知内情的人大概会以为是一个秘密工厂或代号工程，其实不然。
1948年9月，为了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送21位“根正苗红”的年轻人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21个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一个不漏地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崔军语)。近日，笔者走访了这21位成员中的谢绍明和崔军，荒唐的“4821苏修特务案”在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1948年8月，东北局负责选送21位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赴苏联留学。他们是：
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邹家华(邹韬奋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叶正大(叶挺之子)、叶正明(叶挺之子)、任湘(任作民之子)、刘虎生(刘伯坚之子)、林汉雄(张浩之子，林彪之侄)、罗西北(罗亦农之子)、任岳(任铭鼎之女)、叶楚梅(叶剑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项苏云(项英之女)、李鹏(李硕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朱忠洪(王稼祥义子)、萧永定(萧劲光之子)、江明(高岗外甥)、高毅(高岗之子)、杨廷藩(杨琪之子)。
这21个年轻人，19人是中共党员，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一个党支部，谢绍明、李鹏、崔军为支部委员。时年22岁的谢绍明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了革命，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21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因此被指定为这个“特别”党支部的书记，支部直接归东北局领导。
据谢绍明和崔军回忆，8月下旬，在他们21个人赴苏之前，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国际俱乐部为他们开了一个饯行会，时任东北局领导人的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悉数参加。在这个饯行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党组织讲话，对这21个人出国学习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明确了三条纪律：
其一，必须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其二，专业学习，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其三，留学期间，要集中精力学习，不准谈恋爱。
崔军少将离休前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1948年9月2日，21个“红孩儿”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9月21日，他们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不久，21个人被安排到距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城补习俄语，直到1949年7月。
1949年9月前后，赴苏留学的21个同学分别进了不同的大学，慎重选择了自己的专业，正式开始了在苏联的大学学习生活。罗西北、李鹏、崔军、林汉雄、贺毅等5位同学人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晚一年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的萧永定选择了电机系；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报考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报考了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考入了莫斯科纺织学院；任湘进入了莫斯科地质学院；谢绍明、江明报考了莫斯科农学院；叶楚梅进入了莫斯科大学。
在之后的4到5年时间里，除2位同学因病提前回国之外，其他的19位同学都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在苏联的学习任务，于1954年前后先后回到已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新中国效力。然而，谁也无法预料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4821”群体，竟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中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
“我们21个人回国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党、为国家工作了十多年，谁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全都倒了霉，‘4821’ 被打成了‘苏修特务案’，我们这些人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无一幸免。”2009年年初的一天，已届八旬的崔军将军对笔者说起那一段已经过去了30年的噩梦般的岁月，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4821”21人当中，“文革”期间受罪最大的是罗亦农烈士之子罗西北——一位卓越的水电专家。
水电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时候，罗西北正在以总工程师的身份领导建设黄河刘家峡水电站。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钟爱的工作上，无论道德品质还是工作业绩都让造反派无懈可击。因此，“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罗西北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报，成了当时刘家峡工程局唯一幸免的领导干部。
可是，1968年6月，罗西北突然成了“隐藏最深最深的阶级敌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之后，他被勒令去打煤砖、挖臭水沟，甚至被支使去打扫女厕所以羞辱他的人格。再后来，罗西北被关押在单间的“牛棚”里，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诸如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每一次发报的电报内容。达不到目的，专案组的人便反复地折磨和摧残他。他们把关押他的那间“牛棚”的窗户用牛毛毡钉死，把小单间变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撤睡都不准出屋。就这样，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被打倒了：罗西北的身体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神经反应症状……
崔军是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领袖崔田夫之子。“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在黄河青铜峡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兼质量处理办公室主任。“文革”开始后，由于一大批老同志和业务骨干被打倒，青铜峡工程整个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用崔军的话说，青铜峡的“革命”形势和全国一样，一天比一天“好”，生产形势也和全国一样，一天不如一天。
1967年7月24日，青铜峡工程局的两派“革命”组织“联总”和“工司”在青铜峡黄河大桥发生武斗，一青工在夺取火车头的“战斗”中不慎掉下来被火车轧死。事后，崔军去看望了这位青工的父亲，一位老浇注工人，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崔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年月，许多人失去了正常思维，他的几句安慰话竟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铁证。次日清晨，“打倒杀人凶手幕后策划人崔军”的大标语贴了出来。几天后，除了“杀人凶手”外，崔军又被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崔军语)
1967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大概10点多钟，崔军的家门被叫开，一群戴着“造反”红袖章的人蜂拥而入，指着崔军的鼻子大骂“杀人犯”、 “苏修特务”。随后，他家中的技术资料和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片及笔记，被革命小将撕的撕，摔的摔，扔了一地。崔军在苏联和外国学生、外国教师的合影照，他在黑海休假时和同学一块游泳、晒太阳的照片，成了他里通外国、生活腐化、搞特务活动的罪证。珍贵的技术资料和文艺书籍被销毁，照片和纪念品被抄走。崔军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
之后，他每天胸前挂着重达二十多斤写有“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的大铁牌，戴着二尺多高、用15圆钢筋做成的高帽子，穿着纸糊的写着各种侮辱人格的词语的衣服游街，被人拳打脚踢，用指头粗细的钢筋棍抽，受尽了屈辱，吃尽了苦头。造反派扣发了他的全部工资，每天只给一毛钱吃饭。一毛钱，崔军天天只能吃个半饱，还要去干重体力活，打风钻、搬水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
和罗西北、崔军大同小异，“4821”的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谢绍明在沈阳被隔离审查，每天就是两件事：干重体力活，接受批斗，饮食上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邹家华被关押在“牛棚”里，大夏天不给水喝，逼得他只能在吃完饭洗碗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偷喝洗碗水；朱忠洪在长春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结束前后来到北京，不幸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么，“4821苏修特务案”究竟从何而来呢?
据崔军介绍，对于“苏修特务”这顶帽子，当时正在青铜峡“钻山沟”的他和其他受灾受难的“4821”成员一样，起初以为这只是空穴来风，那些人闹腾一阵子可能也就没劲了。但后来从多次批斗和不断有人来进行的外调中，他才知道这件事绝对非同小可。事过境迁之后，这些当时被蒙在鼓里的21位当事人才知道，原来，“4821苏修特务案”是中央三办立案的大案，而且是由康生亲自抓的，把罗西北、崔军等人抓起来的指令也是康生等人亲自下达的。
谢绍明认为，“4821”成为一个问题，大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中苏交恶，直至后来彻底断绝来往，使得众多留苏人员无辜受到牵连，成了不被信任的对象。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企图借助整治罗西北、邹家华、李鹏等人，达到其攻击、加害周恩来、叶剑英等开国元勋的罪恶目的。
“4821苏修特务案”最终得以平反已是1982年的事了。
据经手平反此案的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志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送去了一份胡耀邦的亲笔批件，让中组部考察了解所列名单上21位同志的情况。并于1981年1月17日再次批示，要“中组部同他们(21位同志)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对他们适当安排”。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组部于1982年1月向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写出了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 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加在21位同志头上的不实之辞被全盘推翻，但他们身心所经受的折磨和摧残，连同他们被耽误的岁月，以及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了。
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和批示下，除失踪的朱忠洪外，其他20位同志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和使用。截止到1981年底，20位“4821”成员中，提任部长的1人，担任副部长或相当职务的3人，副部级后备对象2人，担任司局级职务的7人，准备提拔为副局级的1人，处级干部3人，工程师2人，一般干部1人。
“虎毒尚不食子。这些人个顶个的根正苗红，不是高干子女，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绝对是这个党、这个国家最靠得住的依靠力量，结果‘文化大革命’连他们都不放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灾难和荒谬啊!”李锐曾任原水电部副部长，与罗西北、崔军、李鹏、林汉雄等人自1954 年起就有了交往，对“4821”半数以上的人都比较熟悉，对“4821苏修特务案”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2009年3月5日，在跟笔者谈起这桩陈年旧事的时候，老人感慨万千地说了上述这段话。
沈默克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韩 磊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都是烈士子弟。人家烈士子弟文革中就要受审查甚至被打成“反革命”，你王海容就36岁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这是为啥？不就是你命好嘛。
你伟大统帅和副统帅，每一家都产生好几个高级干部，这让别人如何服气你们？（后面有解释）
注：在这21个人之间，同学感情十分的好。后来，邹家华和叶楚梅结为夫妻；林汉雄和项苏云结为夫妻；李鹏和刘虎生后来结为亲家，李鹏总理的女儿嫁给了刘虎生的儿子。
你确认你了解李鹏简历了么？
就算回来接受了审查，你这些和孙洋，孙维世有毛关系？
一个人在一个时代受到磨难打击就是社会有问题么，你是这个逻辑么？
那么你的基础论点在哪里？人不该有磨难还是烈士不该有磨难呢？
他们磨难致死了，很可惜，那么改开后没有自杀的么，没有被杀的么？还是其他你什么逻辑呢？
您能敞开说说么？归根结底您从腐败任人唯亲把话题转移到这里，您啥意思？
我在推测，您似乎从文革迫害的思维出不来了，呵呵，那些话术文字伤痕和您我最初的讨论有一毛钱关系么？
您在国外到底学啥的？就这逻辑水平您也好意思现眼，还是资料分配您必须贴出来增加奖金啊？您说的这个和讨论到底有啥关系，不觉得自己不是有的放矢吗？
至于您担心的冤枉，国家抓您，冤枉吗？！！！！！咱俩就较这个真！！您冤枉吗？您在国外到底干了嘛？？！！让您在西西河屡屡造谣？？！！
我是上等人，应该被高贵的对待，你让我和它们一样，就是受迫害了，就是天地逆转，没有伦理纲常，抛弃荼毒中华千年文化了。
这种上等人的理由，在不同派系里的观点会有所区别，但是逻辑是一样的。有的是觉得之前有功，比如在江西小洋楼喝茅台的那位勋贵。比如有的是觉得自己是各种龙种，书香门第，比如到香港办报文言骂街的那位。
八十年代千千万万喝农药的农妇不值一提，九十年代埋在矿井的千千万万矿工也不值一提，一个上吊的读书人那可是不得了的。特别是一旦细究，发现上吊的读书人还是功勋的子女打完上吊的。不管，还是骂文革安全些，因为勋贵后来反而在台上。骂完共同敌人文革，再多舔仇家几口，所谓仇恨不过是私下换帽子银子的筹码。
我不能说他们就一定是特务。这个要看证据。但是这种以生殖关系定案的“红色基因”说，我向来嗤之以鼻。
相信红色后代万年传。
“虎毒尚不食子。这些人个顶个的根正苗红，不是高干子女，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绝对是这个党、这个国家最靠得住的依靠力量，结果‘文化大革命’连他们都不放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灾难和荒谬啊!”李锐曾任原水电部副部长，与罗西北、崔军、李鹏、林汉雄等人自1954 年起就有了交往，对“4821”半数以上的人都比较熟悉，对“4821苏修特务案”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2009年3月5日，在跟笔者谈起这桩陈年旧事的时候，老人感慨万千地说了上述这段话。
这是一个身为唯物主义者的共产党人能说出来的话？“这些人个顶个的根正苗红，不是高干子女，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绝对是这个党、这个国家最靠得住的依靠力量，结果‘文化大革命’连他们都不放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灾难和荒谬啊!”什么叫“这些人个顶个的根正苗红，不是高干子女，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绝对是这个党、这个国家最靠得住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靠得住的依靠力量居然不是以伟大的工人阶级为主的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而是高干子女、革烈后代这些享有特权的官僚特权大资产阶级？能说出这种话都是什么人啊？！还不如直白一点，直接说“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或者学人家谭立夫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英雄儿混蛋”得了。搞特权还要绑架上党和国家来为特权叫好？
无数为建立、建设新中国而牺牲革命烈士们表示:听我说谢谢你！😅
天呐，说这话的、认同这话的得是什么封建余孽啊？！
送某些封建欲孽一句话：“大清早亡了！”
要是认不清这句话，那就再来一句：“大宋这半壁江山，不会长久了！”
【而是高干子女、革烈后代这些享有特权的官僚特权大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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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王海容等就是你说的这种革烈后代和享有特权的官僚特权大资产阶级！！
说得好！
河里缺的就是这种声音。
河里有几个老人，喜欢躲躲闪闪地讨论这些微妙的话题。
其实，这样的角度，同样适合观察时下，可以重新审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甚至，你会发现，王岐山也有着特殊的历史面目。
你的视角，还有一些盲区，因此让你不能把过往有机的贯穿起来。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努力，终会窥得全貌。
推理开来，你会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