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两会记事 -- 神仙驴

有军区和“钦差大臣”。平西王夫妻应该只是被推出来的“背锅侠”，策划的很是周密，几乎可以说是算无遗漏。

就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来说，应该是“用更大的错误(恶行)去掩盖错误(恶行)”，最终害人害己。某些不拿人当人、畜生不如的东西双手早已沾满鲜血了，不在乎多沾一滴两滴了。

“算计着算计着，一辈子也就这样过完了。”

“别人能算计的，为什么他不能？”

长者要是不知道当年存在大规模走私，长者还是那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长者吗？

如果我没记错，分税制改革后，关税是中央税，也就是说走私不走私，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没有半毛钱影响。所以地方根本就没有动机严格地查关税。

因此当年走私的必然不止厦门、必然不止远华。

与其说查到李纪周打住，不如说查到厦门打住，这本质上不是一个反腐问题，而是央地博弈的问题。

长者要是连这都不懂，怎么会被大家尊称一声“长者”？

事实是改革开放年代，出过五个从非政治局委员直接到常委的例子。92年出了三个，分别是朱镕基，刘华清和胡锦涛，然后是2007年的习近平和李克强。

这些人这么提拔都是特例。

我记忆里就有朱镕基在上海（89-91），李瑞环在天津（87-89），俞正声在青岛（92-94），梁广大在珠海，厉有为在深圳（93-95），这些都是当年的明星城市。

我们先不说吴黄到底谁是老江嫡系这些比较虚的东西，而是应该看看对两人仕途重要的86年。根据我的记忆，86和87年是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的高潮，类似于部队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地方干部也走上了党和政两条路。就在86年，黄菊当上了上海常务副市长，就表明他走的是政的路，而吴邦国一直沿着党的路走下去。所以80，90年代的省长直接升任所在省或调任其他省的书记比较少，新世纪这一情况就比较多，因为党政分开的说法完全过时了。

恩格斯

一

　　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双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们来到已经是一种威胁和危险。

　　第二，——对于这一点，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直还没有足够地加以强调，——因为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挠和破坏我们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其目的是占领一些可以保证它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的地理据点。［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而是“使进步的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沙皇的铁蹄之下”。——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的一个功劳就在于，他第一个在1848年指出，并从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强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的工人政党不得不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在这里，当我根据这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见时，我也仅仅是作为我的亡友的继承者，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国内，关于这一切只容许官方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有任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分是由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政府的无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它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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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上一世纪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拥有一大片国土，它的居民完全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稀少，但增长迅速，因此，单是时间的推移就足以保证国家威力的增长。这些居民在精神上停滞不前，缺乏创造性，但是在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范围内，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坚韧顽强，大胆无畏，忠诚不二，吃苦耐劳，对于由密集的群众决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来说，他们是最好的兵源。这个国家的本土只有自己的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只有这一面可以受到攻击；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道途梗阻，幅员广阔，补给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搞各种能把任何一个别的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的勾当。

　　强大的、在防御方面几乎是不能攻破的俄国，在进攻方面却相应地软弱无力。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武装和调动，都碰到极大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也极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能够大规模地采取攻势的试图都遭到了失败；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作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2]的尝试，也会遭到完全的失败。可以说，在这里障碍几乎与需要组织的群众的数字的平方成正比地增长，更不用谈在少得可怜的城市居民中找不到现在所需的大量军官了。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来说从来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只愿意进行这样的战争：由俄国的盟国担负主要的担子，由它们的变成了战场的领土承受破坏，由它们提供最多的兵士，而俄国军队则担任后备军这种在大多数战斗中都备受珍惜、但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较少牺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在1813—1815年的战争[13]中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只是在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时，才自己把战争担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无须跟任何人分享战利品。

　　然而再回过来看看1760年的俄国。这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不可攻克的国家的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了真正的matière　à　conquêtes〔侵略对象〕。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的；查理十二以此葬送了瑞典，并清楚地向大家表明了俄国是不可攻克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摧毁，他们的防御力量暂时还算可观，但也已减弱；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徒（构成巴尔干半岛大多数居民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中已开始骚动。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又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保护被压迫的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的使命，这里就会马上为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山脉以南，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小的基督教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阿尔明尼亚人，对于他们，沙皇政府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而且，在这里，在南方，还有一件使贪婪的侵略者着迷的、在欧洲无与伦比的战利品：东罗马帝国的旧都，整个正教世界的都城；这个城市，单是它的俄国名称——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就表明了对东方的统治，表明它的统治者在东方基督教徒中间享有的威望。

　　然而，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普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洲的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独占统治。这会意味着，只要沙皇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封锁黑海，禁止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别的商船和舰队航行，会意味着把黑海变为俄国的军港和俄国舰队独占的演习场所，俄国舰队可以在任何时刻从这个安全的后备阵地通过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偷袭，然后返回这个港口隐蔽。那时，俄国只要再取得对松德海峡和两个贝耳特海峡的同样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从海上也就无法攻破它了。

　　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将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亚得利亚海。但是如果不相应地扩展俄国整个西部边界，不大大地扩张它的势力范围，西南部的这段边界就是不稳固的。而在这方面，形势可以说是更加有利的。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它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他们的客栈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karczma　zajezdna），而且他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们还有“民族原则”[14]这样一个借口。波兰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古人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归并于所谓立陶宛公国以寻求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并[15]。此后，由于波兰有较高的文明，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十六世纪，耶稣会教徒统治波兰，迫使波兰的信奉正教的俄罗斯臣民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了大俄罗斯的沙皇们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提出领土要求，尽管根据最著名的现代斯拉夫学家来克洛希奇的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并不就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正教的维护者，要保护东方礼天主教徒[16]，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的现状。

　　在波兰后面是另一个似乎已最终陷入完全崩溃状态的国家——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起，德意志罗马帝国就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帝国诸侯的权力愈来愈接近完全的自主。他们不服从皇帝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相当于波兰的liberum　veto〔自由否决权〕）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条款得到法国和瑞典的明确保障[17]；因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得取决于其全部利益在于阻挠这一加强的外国的同意。而且瑞典由于在德国有它的征服地，所以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它在帝国议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在每一次战争中，皇帝都发现德意志帝国诸侯是他的外国敌人的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乎帝国所有较大的诸侯和中等诸侯都被路易十四收买了，而且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已经被破坏到这种地步，要不是每年流入这笔用于贿买的法国钱，它就根本不可能在国内维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注：见Gülich．《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etc．》

Jena　1830，2．Band，S．201—206[18]。］。因此，皇帝早已不是在只要他花钱而除了麻烦和忧虑之外什么也不带给他的帝国内部寻找他的政权的支柱，而是在他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地中寻找了。于是普鲁士王朝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手开始显露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决不是像彼得的继承者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恭顺奴仆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的“伟大”）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清楚地（比他那大概是由某个后裔编写的所谓遗嘱[19]中所写的要清楚得多）看到了、制定了并开始实行了无论是对瑞典、土耳其、波斯和波兰的还是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除瑞典之外，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注意。瑞典他一定能打垮；波兰只要他一伸手就能拿到；至于土耳其，离它还太远；但是要在德国站稳脚跟，在那里占据法国所充分利用的而瑞典还没有力量利用的那种地位，——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他曾经尽一切方法想取得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从而侧身于德意志帝国诸侯之列，但是徒劳；他只是成功地采取了同德意志帝国诸侯通婚以及在外交上利用德国内部纠纷的办法。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鲁士的兴起，这种情况进一步变得有利于俄国了。普鲁士的成长使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差不多与他势均力敌的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不能离开法国或俄国——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愈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愈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

　　由上可见，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而要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许诺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领比利时和德国领土的前景引诱法国；可以用向法国、普鲁士，而从约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诺言引诱奥地利。因此，只要善于利用相互冲突的利益，就能保证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这样，与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是这样三个大国，它们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是几乎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领和野心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不论地点，不择手段，只求取得真正权力、能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找到真正用武之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地方啊！而“开明的”十八世纪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在为“人类”服务的名义下走遍全欧，谒见所有开明的君主，——而在那时有哪个君主不想成为开明的呢！——在找到好差事的地方安居下来，组成一个“没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开明国际。这一国际拜倒在北方的塞米拉米达的脚下，拜倒在那位在俄国被叫做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也没有祖国的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的脚下。这位叶卡特林娜正是从这个国际中为自己的俄国外交耶稣会搜罗人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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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亚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到那一天，俾斯麦［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意志帝国”。——编者注］将失去他的一切反对法国的同盟者，因为这些同盟者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才投入他的怀抱的。不论对于奥地利来说还是对于意大利来说，为俾斯麦［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为俾斯麦”，而是“为德国皇帝”。——编者注］火中取栗，去参加欧洲大战，都不会有丝毫的好处。德意志帝国又将陷于孤立，在那种情况下，用毛奇的说法是：大家全都怕它，可是谁也不喜欢它[78]，这是它的政策的必然结果。那时，为自由而斗争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相互接近，对两国的局势来说将是非常自然的，而对欧洲整个局势来说将是非常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本人或他的继承者在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之前也必须三思，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不会牵制奥地利，奥地利也不会牵制俄国，来掩护他的侧翼，两国反而都会为他遭到的每一个失败而高兴，这样，即使单是法国人他是否能对付得了，也是值得怀疑的。那时所有的同情都会在法国一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障法国不再丧失领土。因此，那时德意志帝国将不会采取战争的方针，相反，它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孤立地位难以忍受，因而将诚心诚意地去同法国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可怕的战争危险就会消除，欧洲就能裁军，而从这里得益最多的会是德国自己。

　　到那一天，奥地利将丧失它存在的唯一的历史根据——作为防止俄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屏障。只要俄国不再威胁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对于这堆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存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洲）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注：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希腊人［注：英译文中在“希腊人”的后面补充有：“阿尔明尼亚人”。——编者注］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时很快就会发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爱琴海之间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民族的残余部分实行自治和实行自由联合的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以解放这些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

　　到那时，法国将摆脱由于和沙皇结盟而陷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反常的处境。如果说沙皇厌恶与共和国结盟，那末革命的法国人民对于与暴君，与波兰和俄国的刽子手结盟则更加厌恶得多。法国如果站在沙皇一边作战，一旦失败，法国就不可能使用自己伟大的、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1793年的挽救手段——进行革命，通过恐怖来动员全民的力量，在敌对的国家进行革命宣传。一旦如此，沙皇就会立即与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因为从1848年起时代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从那时候起沙皇已经在俄国国内亲身体验过什么是恐怖了。因此，与沙皇结盟根本不会加强法国的力量，相反，在最危险的关头，它会妨碍法国拔出自己的刀剑。但是，如果俄国国民议会在俄国取代了强大的沙皇的地位，那末新的解放了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同盟就是十分自然和完全正常的了，那时这个同盟将促进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阻碍它，那时这个同盟对于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也会是有利的。由此可见，沙皇的万能威势的破灭对于法国也有好处。

　　与此同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乎当做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至连德意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不断增长的军事拨款的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注：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则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编者注］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之害。所以，一旦这个主要堡垒［注：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编者注］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注：在英译文中，这句话原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皇政权，可是这一定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步骤”。接着还加了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国或法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的力量每隔三年便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的政党，在总数700万张选票中，它拥有1437000张，一切惩治法和非常法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步，同时也满怀决心——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决心更是空前地坚定——去争回1848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会给他们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证明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着专制和宗法权力的德国皇帝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编者注］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印象中， 省长选举事故在90年代都有两例，贵州省长选举事故 浙江省长选举事故 本地普通副省长 不是省委常委，当选省长，挤掉其他当选人。你不会认为这算常态吧

我想最后一句话还是能实现的。

一尊打破旧规不少，但是跳级进常委的倒还没有。

当然，这也不是一尊看重这条规矩，但凡有人跳常，肯定是明日之星。一尊无意立储，所以不会捧任何人。

气人宗的乐趣，相当一部分就是建立在气人之上。

一尊什么的说说就好，习真有独断专行的力量么？哪怕连任的今天。

真当习是皇帝了，就算真皇帝也没这个能力把官僚阶层整体清理，这么干活不过三天。哪怕主席当年的威望和地位也没做到，摔个粉身碎骨。

也没抓住现在的主要矛盾啊，中国当前最大的目标是打赢新冷战，尽快抓住最后的和平时期实现现代化，尽快越过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华民族的复兴，迈上那个台阶。阶级矛盾都要因此成为主要矛盾之一，而不是最大矛盾。

你要打倒那些人那个阶级的力量积蓄几十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权力有权力要实力有实力要暴力有暴力要外援有外援要媒体有媒体。要是暴力革命，可能演变成内战，至少也是10年中前三年的混乱。在当今世界这么干了，会有什么后果？要抢回这艘大船的控制权主导权，也不能把船弄裂了弄坏了吧，周围可有群鲨环绕。那不是和沉船派推强排和反贼们站到一个战壕里了吗？

只能逐步改变

这次访问俄罗斯不知道能确立啥。

谌贻琴都是国务委员了，也是副国级；按理说在政府系统是比陈高的。那陈下面还有机会进常委么？

我不配什么大，不过是闲扯。

虽然都是副国级，一般来说，党内排位：

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比如有一年，公安部长（兼国务委员）贾春旺来湖北省厅剪彩，痤次自然得排在政治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之后。

陈身前已有沪强（代表浙系），身后更是众多更为年轻的新晋政治局委员。前景不甚明朗。

更何况，沪强在习总心中地位，远高于陈。而沪强与陈，远谈不上亲近。

咱们每年进口大豆相当于1亿亩土地的产出，合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俄国出地，中国出人开垦种大豆，省得美国又拿这个掐脖子。正好巴西的土地不用种大豆，改种粮食内销，巴西人民也能吃饱饭了

俄罗斯大豆质量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