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刘亚洲涉及严重经济贪腐问题或被判死缓，希望是真的 -- 睡醒的猫

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从77年恢复高考以来

经过46年时间的努力，已经基本搭建完成，覆盖了一个人从出生到30岁，也正好是前半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规训体系，并且成功地挟制了社会上大多数人，还有很多相关的产业。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6年6月2日第14版，作者：佚名，原题：恢复高考，“独木桥”步步难行，节选

我1975年高中毕业后，到了湖南宁乡县莲湖大队插队。1977年得知恢复高考时，离考试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为了参加长沙一所学校组织的考前复习，我请了几次假，惹得大队领导很不高兴。

当时高考报名必须由单位盖章批准，我非常害怕大队领导不批准我报名。我妈知道这个情况后，将大队书记生病的夫人从宁乡接到长沙我家住，陪她去医院看病，送饭端水地伺候她。终于，我的报名被批准了。高考中我发挥得不错，上了录取线。可能由于紧张，体检时我被检出高血压。不仅我，我们院子参加高考体检的小伙伴也有3人查出了高血压。一纸体检不合格的通知，将我挡在了大学门外。还好，1978年7月我再次踏入考场，又一次顺利地上了录取线。吸取上一次的教训，我提前几个月就服了降压药，体检终于过关，如愿考入湖南医科大学。进大学后，我再也没发现过有高血压的情况。

#知青#

原题

绝处逢生：1977年高考

作者：吕丁倩

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1977年高考把以往十一届的学生挤在一起考大学，读大学，真可谓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奇观。我亲身经历了这一重要事件。那是我一生永远不敢忘怀的一段历史。

1977年秋天，我还在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厂汉门洞大队厂汉村下乡，和所有的知青一样，躇踌满志，充满了梦想和希望。 那是我插队的第四年, 按内蒙古政策，劳动两年之后便有资格被推荐招工或招生。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没有社会关系为我“走后门“，所有的机会都与我无缘，一次次地遭到拒绝，使我陷入极度的绝望。

白天劳动，晚上是我伏案读书的时间，坐在小木箱前学习至深夜或凌晨。尽管我被再三拒绝过，一再被人奚落，讥讽，嘲笑过，可我内心始终没有放弃那个遥远的，似乎永远不会实现的梦想：考大学。那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是无法形容的。



我在插队落户的乡下留影

我给自己制定学习计划，平时衣服口袋里装着各种纸条，有化学式、数学题、英语单词、古文和诗句。常年如此，养成了习惯，读书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读过的书籍中有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第三本《我的大学》的第一行是：我要到喀山上大学去了。每次读到这里，我会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我明白，上大学，那是在贫穷中挣扎的高尔基的天真的渴望和憧憬，也是在绝望中挣扎的我，一个普通知青的天真的渴望和憧憬。

其实我不知道伏在木箱子边，伴着小油灯读书，是否真的能够把我带进大学。但是学习使我感受到充实和快乐，书本将我领进另一个神奇浩翰的世界，忘记现实生活中的烦恼。我相信，将来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一定需要文化知识。

四十年过去了，恢复高考消息发布那天的情景还在我眼前。那是一个十月深秋的早晨。山村像往常一样安静。秋收后山坡上的田地又变成一片土黄色。阴沉的天空，灰濛濛的云雾，夜间下过一阵细雨，凉飕飕的风吹来深秋的寒意。

那天分配的劳动是在南边山坡下地里起山药，即挖土豆，要赶在霜降之前把地里的土豆抢收回来。像往常一样，我起得很早，简单地吃了早饭，复习隔天晚上的学习笔记。等着大家一起下地。知青们有的已经把铁锹斜靠在门边，有的还在急匆匆地扒完最后几口饭。

跟每天一样，我把黑色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在知青房外面的窗台上，让大伙听到新闻联播。这小收音机只有肥皂盒那么大，但是灵敏度很高，音色清亮。它是我唯一的，在这群山里和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的小匣子。收音机里嘹亮地播放着熟悉的乐曲，然后是中央台播音员熟悉的声音。

突然间，每个人都戛然停止了手里正在做的事情，呆在原地不动。时间和人都在一刹间凝固了。新闻中说：国家教育部决定，今年1977年冬季全国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制度。我的心砰砰地跳起来，大家疑惑地互相看着。我一言未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终于盼来了！我知道没有听错。

我们反复听了其他电台的转播。证实了这一轰动全国的消息，大意是：十年来的第一次高考马上来临，不需要推荐，没有指标限制，参加文化考试，择优录取，重在本人表现。凡是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到1966年毕业的老三届高中生这个范围内的青年，都可以自愿报名。

那天是1977年10月21日。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当天，知青们仍然下地“起山药”去了。大家都明显有点心神不定。第二天就有人回家，在几天里，所有的知青们都陆续回包头。一个傍晚，我收工回来发现知青房已经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村里常常停电，到晚上，只有我房间的一盏孤灯，知青房安静得令人发怵。



40多年前我所在的知青点

以后的几天里，新闻广播里每天会播送一些明确的有关高考的消息，事情渐渐明朗起来。各省命题，内蒙古考试日期定在12月13日~15日。

农忙的尾声，我还在劳动。一天，我挑着土豆筐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田里跑，惦记着高考，心慌意乱。想到政审，刚刚燃烧起来的希望的火花，立即又熄灭了，感到无比沮丧。一走神，摔倒在土豆地里，扭伤了右膝盖，痛得不能走路（这伤一直持续到一年之后才痊愈）。我没法劳动了，留在知青房看书。

更多的消息很快传来了：凡是有意参加高考的知青和回乡青年，直接到公社学区办公室开证明，然后到固阳县教育局招生办报名。不需要经过大队。

想起两个多月前曾与公社副书记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 他断言说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被推荐招工。没料到变化竟然如此迅速地发生了。

当我在公社学区办公室顺利拿到证明时，我反复看着这盖着红章的公文信纸，不敢相信居然像打一张出差介绍信那么简单。当时，我并没有感到欣喜，只感到由衷的舒畅。

恢复高考瞬时成为全国热烈议论的话题。至于高考到底用什么程序，怎么录取，所有这些如同迷雾一般，还有很多未知数。虽然我有预感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拼博，但还是低估了这场高考的艰难程度和机遇性。

1977年11月7日立冬，所有留在记忆里的1977年高考都跟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寒冷。那个漫长的冬天真的是"冷彻骨"。从10月21日发出通知到3月18日进校，这4个月包括了内蒙古冬季严寒季节。

我下乡的村子地处偏僻高寒山区。在严寒冬季，气候环境更为险恶，经常在零下十多度到零下二十多度。村子离开公社36里，全是山沟里的河漕路，沿途要爬坡下坡，一般徒步行走。公社邮电所每隔十天半月送一次信来。有时干脆托人捎来放在村口供销社，自己去拿，消息非常闭塞。在高考整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高考的通知，包括成绩、口试、体检、大学录取通知书，连一次口信都没有收到过。

为了追随那一缕游丝般的高考线索，我不得不经常顶着凛冽的寒风，奔波在被冰雪封冻的旷野山沟里；踏着齐膝的积雪，往返在36里长的河漕路上；我曾经迷失在风雪弥漫中，滚下山坡陷入雪坑；曾经在黑夜降临时，冒着冰雪路滑的危险在公路上拦车去赶口试……我的第六感官几度觉察死神的影子在身边徘徊。所有滞留在记忆深处的寒冷，焦虑，恐惧，疲劳，饥饿，多年来经常会出现在梦里。那些清晰的画面，似乎发生在昨天。我常说，我是从内蒙古的雪堆里爬出来走上我的求学之路。



追溯1977年的高考细节，虽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寒冷，难以形容的千难万险，但是每个重要的环节都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巧合，在万分惊险中峰迴路转，并且在难以置信的艰险中得以奇迹般地完成。毋庸置疑，命运之神执意要把这个赋予我平等机会的1977年高考，淋漓尽致地为我演绎了一场十分悲怆的、绝处逢生的人生经典。

冬天来了。清晨，田野山坡上覆盖着薄薄的白花花的冷霜冰凌。平时知青们的房间连在一起相依取暖。隔壁两边的房间没有烟火，我的房间就特别冷。煤炭剩下不多了，不敢多烧炕灶。膝盖受伤不能挑水，尽量省着用水，每天煮白菜，土豆，煮糜米粥，撒上点盐花。炕上冰冷，看书时得把毯子折起来垫在炕上，然后坐在毯子上。

夜里气温驟降，外面阵阵大风呼啸而过，凄厉的号叫，掠过知青房屋顶，门窗不时地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好像随时会把屋顶掀翻。房间里满是嗖嗖的风，我戴着棉帽子，用围巾包住了头，身上穿着短棉大衣。到深夜，更是寒气逼人。我把棉被围裹在身上，只露出眼睛和手指。



（网络选图）

那几天里，收到我父母一封厚厚的来信，很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抄写了许多史地和时政复习资料。这么厚的信越行迢迢三千里路，碾转投递，没有丢失确实是个奇迹。信中说高考复习在家乡常熟已是热火朝天，各学校都在印刷资料，开复习班，不知我还需要什么资料。我捧着父母的信好久舍不得放下。

几天以后，有位知青回村取衣物。他说，包头市已经是轰轰烈烈的，成立了许多高考复习班，挤满了人。他问我去哪里参加复习，我说就待在村里。这是令人悲哀的现实。知青房就是我的家。我的心像一根小草般随风飘荡，时时都有无家可归的感觉。

扭伤的右膝盖稍好些，我急着要到固阳县城去报名。我背着书包，瘸着腿走到三岔口去搭乘公交车。车站没有标记，只要站在河漕路上等，来往汽车会停下来。这是厂汉村周围唯一的公交车站，到固阳县办理琐事就在这里坐车。那个路口两旁是连绵的山坡，渺无人迹。旷野里的寒风更是猛烈，一阵风就能把人推出好几步，而且冷得彻骨。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紧紧地用棉大衣裹住身体，一边来回走动取暖。汽车终于出现了，远远地像头老牛似的缓缓地爬过来，好大一阵才开到跟前。

汽车一路颠簸着，车里很冷，呼呼的风从车底下钻进来。好不容易捱到固阳县城时已经是下午，觉得肚子饿身上冷。那个年代固阳县城里没有餐馆，物资匮乏，小食品店的货架上是空的，很难觅到一点食物。我出门时没有干粮可带，只好忍耐着。

先要赶紧去拍照片，报名时需要交给招生办。固阳县只有一条大街贯穿全城，很快就找到照相馆。里面挤满了年轻人，吵吵嚷嚷地，都在谈论高考的事情。路上冻了好几个小时，在热乎乎的照相馆里暖了一会，觉得瘫软无力，有点犯困。正在这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作准备。我赶紧脱掉短棉大衣和薄棉袄，里面特意穿着回南方探亲时买的深蓝色的运动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摄影师又喊我名字，轮到我了。慌乱中把衣物书包全扔在墙角处地上，着实有点狼狈，旁边一个好心的女孩子说替我看着东西。我赶快跑过去坐到照相的凳子上。

强烈的灯光照得我一时睁不开眼睛。在亮光的刺激下，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拍高考准考证的照片，下面要对付的将是一场神秘的，艰难的竞争。我不禁直了直背，打起点精神，脸颊和耳朵还是冰冷的。我赶紧定神看着摄像镜头，没来得及再想什么。摄影师已经在喊下一个名字。

这张准考证照片就此准确无误地记录了我生平第一次得到的公平机会。后来的大学申请表，大学入学登记表上都用这张照片。距离1966年拍小学毕业照，即报考初中，整整过去了11年。

为了报名，我借宿在固阳堂弟家。他也请假在家复习功课。他只有单人一间房间，进门左边摆张单人床，里面炕上也摆一张单人床，有时来客人小住。我就借用这个小床。

晚上找不到地方吃饭，堂弟带我去县委食堂。5毛钱一顿晚饭。把我吓坏了，在队里强劳力干两天活也赚不出5毛钱。我硬着头皮买了饭菜，确实很不错，盛得满满的。我好多天没有吃像样的饭菜了，总算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饭。好久没有在暖和的屋子里过夜，晚上沉沉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觉得舒服多了。

我到县教育局招生办报名，办公室里意外地冷清。 一个中年干部负责办理手续，他说该报名的基本都报了。我说打算报化学，四年本科。他随口说了句，大多数考生都报考理工科。我警觉起来，马上追问文理科报名情况。这位干部耐心又健谈。他说报考文科本科专业的较少，报英语专业的只有寥寥几个。他又主动拿出英语专业报名表，一张张地翻给我看。

我眼前一亮，说让我考虑一下。思考了一会，我当机立断改报英语本科。这位干部替我作了登记，把大学申请表交给我，并查看了英语专业招生的几所院校。只有内蒙古师院，包头师专，河北大学，还有两三个北方的省立大学。至于北京，上海的高等院校一个也没有。

从一开始，这次高考就颇具戏剧性：恢复高考消息刚播出，我在土豆地扭伤膝盖，拖延了报名。当我赶到县招生办，已经是报名的尾声，我才有机会了解到报名情况。又遇到这位热心的招生干部，主动告诉我报英文专业的考生很少，才会出现戏剧性的改报专业，发生在短短15分钟之内。报考化学只是为了躲避政治，我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很可能会考不取。那么我的1977年高考，就会是另一番结局，我的人生轨迹一定会就此改道。

那时候我出门身边习惯带着一方砚台，一截墨和一支蝇头小楷笔，常常用蝇头小楷代替钢笔。我很认真地用小楷逐项填写大学申请表，唯一的选择就是师范类的院校。我父亲仍然在专政管制之下，家庭经济窘迫，无力供我上大学。任何一个学院愿意接收我，离开农村，那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内蒙古师院外语系为第一志愿。第二和第三分别为呼市和包头师专。

最令人苦恼的是填写家庭出身。每次涉及到家庭，都会使我陷入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长时间的忧郁。每一次填写家庭出身，等于在逼迫我重温一遍家庭的罪恶，重新体验一次认罪的羞辱，再一次提醒自己是黑五类子女。诛连，两千年来的封建朝代沿袭至今，作为政治统治手段，确实具有它巨大的震慑威力。

我用小楷一笔一划地把报名表填好之后，交给了招生办。没想到我用蝇头小楷填写大学报名表的事很快被传出去。堂弟听说了，回来笑着说，固阳县里从来没见过。

前不久和一位学生联系上了，四十年不见，这位已经当了教育局长的学生发微信给我，还提到这件事；“1977年恢复高考，您是固阳县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用小楷填写报名表的考生，至今还在固阳传为佳话。”我感到真的非常意外。

报名之后，我到城里去了解复习班的情况。走在大街上，我觉察到固阳城里有一种异样的激情在骚动着，一反过去那种北方边远小城的懒散缓慢的生活节奏，城内沸沸扬扬地到处都在流传各种关于高考的消息。遇到熟人生人，第一句话就是，你考大学吗？

固阳中学开办了各类课程复习班，全部免费。据说，这是建国以来高考历史上唯一的提供全社会免费复习的一年。在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去上课的年轻人络驿不绝，有的骑着自行车。每个人都带着书包，或夹着书本，行色匆匆的样子。午后时间，涌入校园的人潮，又分别涌入各个教室。校园里熙熙攘攘的，我选了一节史地复习班。当我按时来到教室门口时，里面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人头簇动，连过道和门口都坐得满满的。

自从1966年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社会上出现这种如火如荼的学习文化的热情。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从来不敢拿着书在街上走，得把书卷起来塞在袖子里面。

一小时的复习课结束了，我决定回村复习。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课上讲的内容太少，太松散。我宁愿自己挑重点自学。况且我不能在固阳久住。

晚上回去之后，总觉得心神不安，反复思考着报名的事情。其实，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摆脱不了的对政审的恐惧和忧虑，有如惊弓之鸟。政审可以在瞬间断送我的一生。到底是择优录取，还是“重在个人表现”？我越想越心慌。借鉴以往的经验，重在表现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怎么办呢？以前有人指点过我，教我写一份对家庭的认识，以表示自己跟家庭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也可算是重在表现了。

事实上，我曾经无数次地写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对家庭的检讨和认罪。为不是自己的罪恶而作出认罪态度。比如：斗私批修、思想学习汇报、学习最高指示心得，都必须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此倒是提高了娴熟的写作能力。但是，每次这样的经历，我都像挨了一顿鞭子，被抽得皮开肉绽，心里淌血，留下无数的坑坑洼洼。

别无选择，我又趴在灯下，端端正正地用蝇头小楷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本人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在政治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线。我是可教育好子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家庭不能选择，走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等等。我的叙述平静而不乏据理力争，措词恳切。

在高考中，文化考试并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我是抱着临阵磨枪，竭尽最大努力去拚博一回的态度。巨大的精神负担来自对政审的惶恐和忧虑。即使新政策是“重在本人表现”，可谁能保证呢？我多么希望招生院校的政审人员给我一点宽大和仁慈。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不能享受与其他孩子同等的待遇和权利，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体验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委屈和耻辱感。渐渐地，读书和思考培养了我性格里强烈的不肯屈服的精神，也培养了同样强烈的正义感和自豪感。

面临高考，这个赋予我的第一个公平机会，好像霍然间敞开了希望的窗口，一缕温暖明媚的阳光透进了我几乎冰冷绝望的心灵，照亮了我整个生命。我渴望这温暖，渴望这光明，渴望得太久太久了。我要不顾一切地去追随那一缕阳光。

我回到招生办，把写好的对家庭的认识夹在大学申请表里。任何时候回想起来，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我深藏心底真正想说的，但是万万不能说的，只有两句话：我父亲是无罪的，我是无辜的。我父亲在反右运动末期时，被嫉妒他的小人使计诬陷，硬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1979年，父亲得到平反，重返教育界工作。那是后话。

改报英文专业，使我格外兴奋。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得到了机会。我立即返回村里，开始拼命地埋头复习英文。我的应急策略是：每天逼迫自己默写100~200个单词和词组，死记硬背单独的句子，练习写短文，同时系统整理语法规则，翻译课文或故事，译过一遍之后会记得很牢。

我喜欢英语是由来已久的。从小就偏爱外国文学，我家有不少小人书，《哈姆雷特》《冰雪女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苏联的寓言童话书。在初中时，跟同学偷偷地借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我觉得外国作品风格和内容丰富新颖。

小时候常听我母亲唱英文歌曲。关着屋门，母亲会给我们轻轻唱《老黑奴》《当我们还年轻》《可爱的家》等等。母亲说她读大学时选读的英文原著，这令我十分向往。

我的英语学习启蒙阶段是在1968年初，正值文革武斗时期。我到济南姥姥家去。我那才华横溢的大舅教我英语，我学得津津有味。可惜大舅很快回四川了。这短短的英语学习给我一生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的姥爷是济南市颇有名望的英语老教师。在蔡元培当校长的那个时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姥爷家有那么多的英文书籍，我只能翻看插画。我时常仰望那一叠叠的书，心想将来学会了英文，再回来读这些书。围绕着家庭关于学习英语的神秘故事，使我对学英语着了迷。

初中后失学在家，广播电台开始教英语。我在家跟着听。不久我被临时分派到针织厂烘烫车间学工。机器一天到晚轰轰地响，震耳欲聋，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在轰鸣声中大声背诵英语，把《我爱北京天安门》等英文课文和每天学的单词背得滚瓜烂熟。多年后在美国读书时，连美国学生都不知道的词汇，诸如“无产阶级”“贫下中农“，我仍然可以脱口而出。

1970年代初常有人被控告偷听敌台，里通外国。我怕被人诬陷，不敢常听，在家偷偷地读写。在这期间，我在下乡和分配工作上屡遭排挤和刁难，情绪万分沮丧。有一天，我父亲把一本旧的英文课本打开，鼓励我坚持自学。那年我16岁，从此我便开始了踏实认真的英语自学。但是自学一门外国语言还是有很多困难。



我自学英语的笔记本

没有时间复习中文，只是在休息时间浏览自己保存的书籍。我在1966年小学毕业之后从未停止过阅读。文革初期弄到一本《五四散文》，小学水平的我，就开始啃读这本北大中文系1956年的阅读课本，里面汇总了鲁迅、朱自清等作家的作品。将近十年里，我熟读这些文章，并能背出大部分章节。还有好多本高校的教科书，《写作知识与修辞》《古代散文》《荔枝蜜》散文集，还有《契科夫短篇小说》《评红楼梦》、唐诗宋词、历史、外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在这一书难求的关健时刻，我的书箱简直就是"聚宝箱"。

在高考复习的那段日子，生活来源已经濒临山穷水尽。粮食，土豆，白菜，煤炭都所剩无几了。入冬之前，生产队派马车到银盘湾煤矿去给各家拉炭。忙于高考，我忘记拉炭的事。剩下的大多是碎炭面，有的像石块那样。烧不着火，炕上冰冷，水缸里结了冰块。到井上担一次水变成最头痛的事。我舍不得用水。渴了就把结成的冰块含在嘴里，用白水煮土豆吃一天。有时看书入神，煮糊了锅还不知道，这些事后来都成为村里的轶事趣谈。40多年后，当时村里的小孩子还记得听大人说过。

我从未觉得读书艰苦，能够从早到晚埋头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真正的艰苦是寒冷，是饥饿。即使没有高考，知青的生活也是同样这么困难。每天缺乏的，要克服的却是生活的基本需要。

天越来越冷，情况越来越糟。夜里，屋里温度零下好几度，我从早到晚穿着棉短大衣，再裹上被子。戴着棉帽子和围巾。手指冻得不能写字。我就用眼睛读，嘴里念。背躺在炕上脊梁背后实在太冷，常常冻醒，就斜靠在木箱上睡一会。买不到煤油，从供销社买的柴油，点上灯不一会儿，一股黑烟缭绕，在房间里散开来，不长时间小屋里就黑烟腾腾，鼻子里黑黑的。我只好戴上口罩。不一会儿，白口罩上出现两个黑洞洞。

临近高考日期还剩十多天，在这白雪皑皑的山村里，似乎与世隔绝，心里很不踏实。我背上一大包书，顶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再次到三岔口车站坐车到固阳，堂弟很爽气地同意我在那里借住参加高考。

小屋子的桌旁边立着个铁炉子，炉火燃烧起来，屋里暖烘烘的。小桌上放着书，我俩各占一半，各看自己的书。

桌子中间放着我的小收音机，不停地响着。除了新闻联播以外，许多被批判为大毒草的电影戏剧文艺作品也在开始播放。每天都听到在文革时期禁锢的电影插曲和小时候唱过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南泥湾》《我的祖国》，时隔十多年，听起来那么熟悉，亲切。一边看书，一边听着久违的优美音乐。

虽然这些与复习功课毫无关系，可是我觉察到广播里的音乐和文艺作品送来的是一种承诺，一片光明和一线希望。这时候社会气氛显然随着高考的恢复也在迅速改变。我感觉到新时期的来临。

这时候的固阳城里，高考热情上升到白热化，而天气温度向相反方向急剧下降，远低于零下冰冻点。

有一天，我出门迎面遇到一位年轻姑娘。有些面熟。她抬眼看了看我，又低下头。那不是前公社书记的女儿吗？她胖了些，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神态呆呆的，没有了以前的灵气。1974年我见过她填写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入学申请表。可是被人告发说她没有下乡锻炼，而是在公社学校教书。听说她的招生资格被取消后，得了精神病分裂症。后来公社书记也调走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微微臃肿的身体走过去，心里很难过。很多干部为子女铺好了完美理想的路，优先通过招生和招工离开农村。但是她却不尽如人意地成为牺牲品。我还是对她非常同情。

我在街上又遇到另一位曾经邂逅过的女孩子。父亲是县委书记，她正匆匆赶回包头市读复习班。我心想，如果是1976年，像你这样的干部子女哪里需要去复习呢。有一个招生名额也会送你，又哪里会轮得到我呢。

我知道还有几位部队，包头大工业公司的高干子女也在参加高考，在我看来也是新奇的事情。

1977年恢复高考，为所有青年提供平等的机会，干部子女们失去了优先权。 但是大部分普通家庭子女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成熟的条件抓住这个机会，文革十年，他们被荒废得太久了。

我带了一些口粮交到固阳粮库换回一点现金和粮票，用以维持在固阳高考期间伙食费用。我计算了一下身边的钱和粮票很紧张，于是我便沿着大街找到一家旅馆里的食堂。每天傍晚卖饭菜。柜台上挤满了人，但是很便宜，1斤粮票，5个馒头（混合玉米面）只要1毛多。

为了节约时间，在最后这十天里，我干脆每天傍晚在食堂下班前去买五个馒头。晚饭吃两个馒头，因为要熬夜。早上起来吃一个，中午只吃两个馒头，喝白开水，一直坚持到考试结束。

高考终于来了。12月13日早上，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有许多学生，一起涌进校园，寻找各自的考场。理科考场在校园的左边，右边是文科。考英文的教室在右边靠近学校的操场。

每天考两门课，中午休息。考史地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考政治印象也不深，但是超乎预料地顺利，并获得较高分数。我想原因之一不外乎我常常替厂汉大队写汇报稿件，公社的政治学习会议都派我做代表写总结。

考数学时出现了奇迹。那是个上午。一早起来，喝着白开水啃个馒头。多日不吃盐，嘴里又发苦又发甜，感觉有点噁心。早上只有半个小时浏览学习资料。但是一直没来得及复习立体几何。我想了个办法，把几个复杂的立体几何公式抄写在一块小纸片上，一边走，一边背这些公式。

到了考场门口，我使劲盯着纸片，恨不得把这些公式刻印在脑子里。考生差不多到齐了，我在门外把小纸条撕碎扔掉。刚进教室坐好，老师发给每人一张白纸作草稿。我灵机一动，把刚才记的那几个公式刷刷地写在白纸上，其中有计算圆锥体积的公式。几分钟以后，考卷发下来，我大致看了一下，惊愕得不知所措。最后一个大题20分，正是计算园椎体体积的应用题。

我立刻把这题目仔细计算好，又作了复查。多年以来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是否老天在冥冥中关注着我。为什么偏偏把这个公式放在考卷里，而且设置为20分呢。可以想像，这个20分在录取我的天平的那一端，重重地压了一码。

15号下午加考英文。报名时全固阳县18个考生。可是那天考场里不满10个人，已经有人放弃了。刚开考不长时间，坐在我右边一个男生推开课桌，大踏步地离开了考场。我抬头目送着他走出教室，那双皮鞋的响声很坚定果断。好像已经决意不再恋战。

英语考卷上的生词并不多。而是语法部分根本不熟悉，只能胡乱对付。有两个短文题目，我选的是"我的朋友"，复习时背诵了很多句子基本都用上了。我饶有信心地写一位知青朋友的共同生活，劳动和学习。整个考试时间，手里的笔没有停过。满满地写到考试结束。不过，我估计语法错误，拼写错误百出。

印象最深的还是考作文。从第一天开始，两位监考老师就经常轮流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答卷。刚开始我有点不自在，后来我就顾不上这些了，只管埋头答卷。

作文命题有两个，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谈实事求是》。在农村自学时，我曾经练习写过各种小文章，其中就有“谈谈事实求是”。这一概念我从小就耳熟能详。我父亲为了申诉他的冤案，我看着他写了十几年审诉。他常说"要实事求是"。因为有人把莫须有的罪名硬加在他身上。

在考场上，我顿时觉得全身的血涌上来，头里热烘烘的。脑海里出现一副副画面：家里烟雾缭绕，我父亲坐在桌旁，面对着政治外调人员，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蜷缩在窗外走廊里，正好听得到我父亲的说话声......我要实事求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不能编造。这些话不知道重复过多少次。

我仔细思考了一会，立了个题纲。然后奋笔疾书。没有草稿，来不及修改时间就到了。我坐在教室中间，老师从第一排开始收卷，走到我身边时，我还有两三句话没写完。我说，老师，马上就好，等一会儿。那老师什么也没说，走到后边去了。我很快写完，急匆匆注上名字，顾不上再看一眼，立即把考卷递上去。这时候，教室里还有两三个学生趴在桌子上。

高考结束了，考场没有一个人，我呆呆坐在座位上。三天的考试，犹如一场梦。不一会儿，那位监考女老师进来提醒我，该锁门了，走吧。我跟在她后边往外走。神差鬼使地，我突然问道，你看大家考得怎么样？她摇头，忽然又稍稍转身，一边轻轻说了声：你还行。

教室门都锁了，校园里空空荡荡。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往校门走去。忽然间，一种强烈的情感猛烈地攫住我的全身，双腿顿时瘫软起来，走不动了。我一下子坐在教室侧面的石头上，失声痛哭起来。长久以来忍受的折磨，憋在心里的怨屈，全部涌上心头。

我用围巾捂着脸。泪水湿了一大片围巾。冬天的黄昏更显阴晦，空旷的操场寂静无声，只有一阵阵凌厉刺骨的寒风嗖嗖地吹过，似有凄凉万古之感。

多年后回忆，仍然觉得我需要痛哭一场。好像是个拳击手，经历了反复的生死拚杀，浑身伤血，没有一滴眼泪。从拳击场撤下来时，反而要为自己还活着而痛哭。

这个傍晚，我径直走到那家旅馆食堂吃晚饭。怀着要犒劳自己的心情，排队买了一个菜和馒头。内蒙古冬天只有大白菜和土豆。在柜台前接过菜碗时，连汤带菜都是冷的，羊油凝结成了白色的小片片，漂浮在上面。我问柜台上的师傅是否可以热一下，他给我倒了些滚热的开水。

我终于可以吃一顿真正的晚餐了，坐在餐桌边，喝着有盐的热菜汤，吃着馒头。那咸味可真香啊！真美味！我已经有十天没有吃盐，一天到晚喉咙和嘴巴里又苦又甜的味道，非常恶心难受。

考完第二天就回厂汗村。我拖着步子，疲惫不堪。 在上坡的小路上有人跟我说， 分给我的土豆还在地里呢，恐怕都冻了。土豆算作我的口粮，不知道队里的账上还剩多少粮食。太累了，我没有一点儿力气去搭理这些事。

离开十多天回来，知青房就像一座冻得凝固起来的泥土雕塑。顶着朔风，伫立在山坡上。开门走进去一股寒气扑面。土炕冰冷，水缸里结着一层冰。脚下的土地冻得硬梆梆的。连一点尘土都没有。我意识到我又回到这个山穷水尽的境地，又要开始我的孤单穷困的生活。艰难还没有结束。

等待高考结果的这段日子非常缓慢, 心绪不安，我计算着日子，天天眼巴巴地往山下那条小路上张望好几回，看有没有邮电所的人来送信。常常去供销社问询是否有人捎信来。我会常常站在知青房门口，呆呆地猜想会不会有人捎来高考消息。其实我也不知道高考的程序是什么，该送来什么消息。

在此期间，每隔几天我就冒着凌厉的寒风步行36里路到公社学区打听消息。一个多月没有任何动静。

整个寒冬腊月在煎熬中度过，知青房冻得像一座冰雪女王的皇宫，屋顶上压着一层白雪，屋檐下挂满着冰凌，显得又矮又低。到晚上，我穿上所有能套上的毛衣裤，棉衣和短大衣。再把棉被子围裹在身上。

一天，我躺着迷迷糊糊地看见墙壁和房梁顶交接处闪着几道微弱的亮光。仔细观察了一下，墙壁上绽开了几处裂缝。在缝缭里看到星星在闪烁。我不禁觉得一阵心酸。昏昏欲睡却不敢睡得太沉。半夜冻醒了，起来加点碎炭块，在地上来回走动一下。

为了取暖，我干脆白天到老乡家去，带着书，坐在老乡家热乎乎的炕上。有时太阳从窗口晒进来，热烘烘的。因为夜里冻得睡不着，我常常在老乡家的热炕头上沉沉地补睡上一大觉。有时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打扑克牌，暂时忘记了烦恼。

在这段时间里，我整天都像逃难流浪一样，白天找个老乡家里取暖，晚上才回知青房挨冻，熬过那些长长的黑夜。

1978年1月1日元旦那天阳光灿烂。清早我把唯一没有补丁的，夏天的确凉长裤穿上，擦洗了大头鞋，给自己过个新年的第一天。面对东南方向，久久地凝视那片连绵起伏的群山。我的新年计划是：马上开始学习，如果没有考取，就参加1978年7月份的考试，一定要在新一年里考上大学。

这时连下几场大雪不化，漫山遍野都是皑皑的白雪，厚厚的雪地冻得硬梆梆的。门前不远处，常有一群黑乌鸦飞来觅食，呱呱大叫着。我心里一阵紧张，这不是好兆头吧！我把洗脸水朝着讨厌的乌鸦泼过去，再捏几个雪球扔过去，硬是把它们赶走。有时又看见几只黑喜鹊飞来了，叽叽喳喳地叫着，挺热闹。我心里又一阵高兴，隔着窗户观察它们，希望能辨出什么幸运的迹象。

终于，这一天，我等不下去了。为什么是这一天。始终是个谜。在这一天我经历了一生中最危险，最恐怖的一幕。

上午，天空阴沉灰暗。我感觉有点烦躁，坐立不安。书也看不下去。突然觉得应该到公社去打听一下消息。

外面寒风呼啸着，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吹透了身上的棉衣，一阵阵透心凉。河漕路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看不出哪里是路，我犹豫了一会，但是焦急的心情催促着我快点动身。出门前，我学老乡把一根带子在小棉袄外面绕了几圈，紧紧地把棉袄箍在身上，再套上短棉大衣，厚厚实实的。然后把两条毛线裤套在一起，再加上大头皮鞋，臃肿不堪的样子。走路像个笨熊似的。

天气恶劣，没有卡车来拉矿石。地面上的白雪没有一点车辆和行人的痕迹。我一步深一步浅地走着，有时一只脚陷进雪坑里。弄得鞋里都是雪。我把裤腿扎起来塞在大头鞋帮里。一点一点地往前走得很慢。

一路有上下坡，用两手扒着爬上去，下坡就干脆坐在冰冻的雪地上，往下滑去。走了好长时间，看到右边河漕路边的半坡上有几座白雪覆盖的房子，房顶上冒着几条炊烟。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那是窑子湾。窑子湾村紧挨着河漕路。

我不敢耽误，继续在雪地里赶路。徒然间，天色变得更加阴沉起来，灰暗浓厚的云层在头顶上飞速移过来，带来大片大片的鹅毛大雪。由远而近，雪花片密密地落下来，寂静中只听到哗啦哗啦的响声。我仰面朝天望去，天地之间浑然一片，全是怒气冲冲的雪团团在飞舞，很吓人。至今我害怕看到天气变化时的天空。

狂风接连不断地哀嚎起来，雪片猛烈地旋转，扑头盖脸朝我打来。帽子上，身上全都是雪。我将要被吞噬在暴风雪中。四面一片混沌，我的视线模糊，只能看到几米远的地方，分不清东南西北。

一会儿手脚全麻木了，我忽然想到不能停止活动，否则会冻死在这荒坡雪地里。我不停地一点点往前移动，前边是一面斜坡，我得爬上去才安全。棉手套湿了又被冻硬了，受伤的右膝盖一使劲就疼，爬不动了，就趴在雪地上喘口气。不知怎么一滑，我整个人滑下坡去，翻滚着掉到了坡底，摔在雪堆里。坡下白茫茫一片，好像是掉进雪的大海，寒风不停地刮起雪花的碎粒旋转乱舞着。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卧趴在雪地里，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冻死了，我就要冻死在这里了。



我记得前两年的一个严寒日子，忽鸡沟公社关卡附近的坡下，雪地里卧着一具女尸，听说是冻死的。在严寒天气零下二三十度时待在户外，一旦停止活动，人就会冻僵或冻死。

我硬撑着站起来，不停地来回跺着脚。身上还斜挎着书包，里面有我随身带的宝贵的英语书和笔记本。我头发上挂着冰凌，浑身沾满了冰雪。

人的勇气和力量来自求生的本能。我又拼命再爬一次，幸亏这是个趄坡，终于慢慢地爬上去了。虽然我冻得几乎麻木了，但我的第六感官不断地告诉自己千万保持清醒。我机械地，不停地往前迈着步子。慢慢地，发现风雪渐渐变小，视野也渐渐开阔清晰些。我并没有走远，根据自己的判断，我奋力朝着眼熟的几个小山坡方向，顺着沟里走去。终于，我的脚板踏在硬梆梆的公路上，我松了口气。忽鸡沟公社就在前面了。

忽鸡沟公社地处固阳县海拔最高点。冬天气温更低，风雪更多，变化莫测。当我趄趔着走进公社学区，才知道已经下午4点多。平时两个多小时的路，走了6个小时。

到了学区办公室，工作人员说，有个通知是给你的。什么！ 我大吃一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要到来。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尽管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已经结婚生子，很多人已经开始工作，很多人在田地里干着农活，但还是决定奋力一搏。

如今，40年过去了，对于高考，似乎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于那段历史，很多人没有忘记，特别是那个年代的人，无论是考进的，还是没有考进的。

●人物：汪永斌

●身份：浙江万里学院 教授

考前时常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

甚至是洗脚、上厕所都在看书



汪教授（右1）为同学们上课

汪永斌是金华兰溪人。

1977年10月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还能参加高考。1973年高中毕业后，他就回乡务农了，靠高中物理课学的知识，他当过农村机电工，做过全村线路改造和安装电灯电器等，不过大部分时间依然在干农活。

1975年，公社组织选拔民办老师，汪永斌去报名了，考得还不错，于是就成了一名民办老师，教化学，从家步行到学校有20多公里，那年他19岁。



汪教授当年在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门口拍摄的照片

“1977年10月份，我的父亲告诉我，机会来了，可以高考了。当时父亲的建议是让我考个中专，比较容易上线。而我的想法是背水一战，如果当年考不上，第二年我再考中专也行。”那天起，汪永斌开始了“白天上课，晚上复习”的生活，即使在晚上，也要在批改完学生作业、备好课后，才有时间复习下要考的内容。

他回忆，“时常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甚至是洗脚、上厕所都在看书”，整整三个月，每天都是挑灯夜战。相比于时间，复习材料更加紧缺。当时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另考史地（历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学）。汪永斌考的是理科，除了一份考试大纲还有当年留下的高中书本，其他啥也没有。

“那次高考，没有复习班，也没有可以去请教的老师，完全靠自己，所以，我深知我们这些起跑线都是一样的人，比的就是谁更努力更勤奋。”

每个人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大学里为了学习，甚至路灯下看书

“我记得放榜是在1978年的年初，那年我父亲作为公社干部去兰溪开会，大会上宣布了上榜考生的名单，我就在其中。父亲后来跟我说‘一个公社差不多就考进一人，别提有多自豪’。”那个年代，因为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汪永斌直到周五结束一周工作、花了两个多小时步行到家里才知道信息，“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父亲在村口等着我回来，开心得一直握着我的手。用农村里的话说：‘可以脱掉草鞋穿皮鞋了！’”

最后，汪永斌被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录取了，学农业机械化专业。说起在大学的四年，他这样说，“可能现在的学生，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我们，有多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路灯下看书、打着手电看书，那是每个人都干过的事情。”

读书放假期间，他还回乡免费修拖拉机、打稻机和抽水机等农业机械，积累实战经验。毕业以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工作，成为了一名老师。

“其实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当一名中小学老师，没有想到，最后成了一名大学老师。”汪永斌在母校一待就是40年。伴着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的改建，也见证了浙江万里学院的变迁，他从一个助教做到了现在的教授。他主攻汽车，机电一体化、节能减排方向，近年来发表论文80多篇。

干完下个月，汪永斌教授就要退休了，离开他心爱的校园、学生。

最近，他会时常回想起当年，我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人物：翁振涛

●身份：宁波千普机电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大家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从外包工到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



翁振涛上大学第一天 图片由本人提供

翁振涛在工作中

采访翁振涛时，他刚参加完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40年前的记忆一下子在脑海翻腾起来。

1977年，“文革”结束。当时，他正在宁波第一糕点食品厂做外包工，干体力活。

那一年，高考恢复了。宁波市十一中学（后来合并到东恩中学）的班主任吴老师特意找到他，让他备战高考。

“从小学开始，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能参加高考，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大家都在拼命用功，到哪里都捧着一本书，我们都清楚，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那一年的高考在冬天，历届中学生一起走进考场。年纪大的有33岁了，早已娶妻生子，年纪小的只有16岁。当年，翁振涛刚好18岁。

那年他的高考成绩是260分，很快轮到填报志愿环节，大家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当时同学的父亲推荐我学液压专业，说这是新技术，以后大有可为。”有技术就有出路，这句话深深打动了翁振涛，他在第一志愿栏毅然写下浙江大学液压传动与控制专业。

毕业后坚持“科技报国”

26岁研发出中国第一台两板机

刚上大学，翁振涛就遭遇沉重打击。“摸底考一塌糊涂，有的连考题都看不懂，英语只有零分。”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

每天5点半起床，一边晨跑锻炼身体，一边拿英语书背单词，然后再去教室上课。中午吃过饭后，也不睡午觉，一直学习到晚上11点半回到寝室。“那时候学习氛围很好，每个人都在刻苦学习。每天的生活，就是教室——食堂——寝室，毫无杂念。”

很快，翁振涛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几个学期后，各科平均分已经达到95分以上。

1982年，翁振涛大学毕业，他如愿回到宁波，在宁波塑机厂任技术员。

他觉察到，未来塑机行业的发展趋势是由三板机向两板机转移。他向厂里提出研究申请，但并未得到支持。

“这项创新不光光是为了一家企业，而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1986年，26岁的翁振涛成功研发了中国第一台两板机的样机，当年就获得宁波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获得了国家专利。

1989年6月，他毅然离厂，走上了创业路。“我既是老板，又是工人；既当技术员，又当营销员。”

2004年，宁波千普机电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企业销售额直线上升，到2007年，销售额已突破1亿元。

作为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毕业生，翁振涛一直关注着母校的发展，关心母校的人才培养。1997年，他在学校设立“华液奖教金”，奖励优秀老师。十年以后，他捐款100万，支持学院老师学生出国交流，成立“千普华液奖励基金”。2011年再次捐250万，支持浙江大学建造教学楼。

●人物：范盈盈

●身份：李惠利东部医院妇科主任 主任医师

迟到十分钟，差点取消高考资格

没考医学院却误打误撞学了医



范盈盈为病患开刀

采访范盈盈的时候，是23日下午三点多，她刚好做完手术从手术室出来。穿着深绿色的手术服，戴着深绿色的手术帽，做了三台大手术，但人还挺精神。她抓起办公桌上的杯子，一口气喝完了大半杯白开水。

范盈盈是宁波人。1977年7月23日，她从宁波五中（现在的效实中学）毕业，随后就到江北费市公社上邵大队插队。



范盈盈提供的1977年高考准考证

同年9月，范盈盈接到了老师的通知，让她去参加高考。“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是班里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老师很重视我，叮嘱我一定要去参加高考。当时，五中为了备战高考，开了个高复班，大约有四五十个人。”

当年考试的很多细节，范盈盈还记得很清楚。“我们的考场在宁波一中。我因为不认识路，急匆匆跑进考场已经迟到了10分钟。后来听说跟我一样的人也有，考试那天公交车路线坐反了。按照规定，迟到15分钟就要取消高考资格。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好惊险。

高考结束之后，范盈盈马上又回到江北插队。“用现在的话说，当年的我非常淡定。父母让我在家等录取通知，我没听他们的，又归队了。我没怎么想过，这次高考会对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就把它当做平时的一场考试。所以填志愿时也是糊里糊涂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老师说，医学院的分数很高，让我们不要填。我填的志愿就不是医学院，然后就是‘服从分配’。”

“服从分配”成就了她的人生

老师说她天生适合当外科医生

也许是“服从分配”成就了范盈盈现在的人生。“12月份的一天，我在队里干活，有人通知我，被浙江医科大学录取了，可以到杭州去读大学了。”

“当医生，我没想过啊。但是我不抵触，可以上大学了，前面有未知的人生道路等着我，我心里自然是非常兴奋和激动。”

1978年3月份，范盈盈拖着一个在农村用草绳捆绑的箱子直接来到了位于杭州湖滨的浙江医科大学，成为一名医学生。

正式开课之后，范盈盈才明白，误打误撞的学医道路，自己是走对了。“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一行。比如很多人会害怕上解剖课，我的脑海里就没有‘怕’这个字。白天在实验室里上完解剖课，有些问题没想明白，晚上还经常回到实验室里再看看。后来到医院实习，老师就说我天生适合当外科医生，建议我去外科或者妇产科。”

“在当时，医生青黄不接，尤其是妇产科医生，更加稀缺。哪里缺人就去哪里，我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后来有很多换科室的机会，但我喜欢这个领域，坚决不换。”

1982年12月份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范盈盈分配到舟山人民医院当医生，1995年调到宁波市李惠利医院。

“我很幸运，高中毕业当年就恢复了高考，这比历届生会容易一些；我很幸运，误打误撞找了一份自己从心底里喜欢又适合的工作。如果没有这次高考，我的人生道路又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人物：陈联飞

●身份：宁波市海曙区文物管理所 副研究馆员

心中种下一颗求学的种子

即便在田间劳作也不忘听课看书



陈联飞在大学寝室中

作为宁波资深的文史专家，陈联飞对于城区一带大大小小的历史建筑和文保点，都深有研究。跑文化线的记者也经常会找他，聊聊地方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

然而，回过头看拥有的一切，这位老学者却直言：“要感谢一场考试，从此改变人生之路，指引他找到前进目标。”

年过六旬的陈联飞，是慈溪市新浦镇水湘村人。早年父亲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对知识对学习比较看重。



陈联飞与同学合影 图片由本人提供

1970年，因为历史原因，陈联飞初中毕业回乡劳动两年，后公社初中办戴帽高中班时又返回校园。

有阵子，没了学习环境，干脆随大人回乡田地劳作，待农闲的时候再跑到学校上课。直到上高中，读书的劲头上来了，他将初中阶段没有学的知识从头学起。

高中毕业四年后的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按照当时的办学条件，大学录取率不高，有的复习中途转而考中专，陈联飞却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备战高考的大军。这个决定，有长辈起初并不看好，甚至认为是眼高手低，但他还是咬牙坚持下来。

“学习是个积累的过程。我在毕业后的四年田间劳动中，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表，今天学什么，明天复习什么，完成了才能休息。之所以如此执着，就是心中种下了一颗求学的种子，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有机会上大学。”陈联飞说。

白天围涂造田，晚上继续复习

一路过关斩将，考入师范学院

高考初试过关后，陈联飞白天参加围涂造田大会战，晚上继续复习、做练习题，“有的时候实在太累，但想想放弃可惜，又继续拿起课本夜读。”

记得高考那天，昔日教过他的老师也加入到考生队伍，为同一个梦想而奋斗。

进考场后，试卷都是背面放置在桌上。监考老师让考生先静坐15分钟，等到铃声响起，再拿起纸笔作答。

后来，一路过关斩将，他考入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那年村里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榜单贴出，邻里街坊都跑来祝贺。

大学四年，陈联飞被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所感染，开始接触古文、古书。同时，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思维活跃，彼此在交流中打开了眼界。至今，他都很感谢这段经历。

“干我们这行，光有绘图、测量等专业能力还不够，文史功底也很重要。”陈联飞举了个家族家谱研究的例子，“你要挖掘某文保单位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就得熟悉地方志、家族宗谱，比如你要研究天一阁，就得去翻《范氏宗谱》，你要研究南宋石刻，离不开《史氏宗谱》。宗谱里面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最近一阵，他正在着手编制《海曙区文物志》，将一些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进行梳理，方便将来的学者做资料参考。

●新闻链接

恢复高考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多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1978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原题为《“还是很感恩那次机会，让我有了不一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