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 桃花源中人
不错，这两个词汇有着很大的意识形态上的褒贬光环，但这是你无能为力的，人的观念会被宣传给时代导引，五十年前共产主义也不是贬义词，文革也不是贬义词，追着意识形态高潮走，或者给自己张冠李戴一上来就有着理亏的劣势，名不正言不顺，做的成绩都是给别人当嫁衣，失败了是咎由自取，成功了是沾了自由民主的光。
评判朝鲜时候不要忘了沙特，哪个比哪个更专制？经济成功与社会满足度显然不是制度的原因。今天虽然可以使用分分合合自己对自己解释，但你防不住明天别人把你的分分合合给解释成民主与专制，结果还是一场空。
为什么专制就不能成功，就不能理直气壮的利国利民，从秦始皇开始就是专制，以后仍然要高举专制大旗，只要实践证明利国利民，老百姓满意，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专制没什么贬义的地方，专制胜于民主就可以放在台面上比较。东方文明的传统自古就有着深厚的专制因素，而且是东方民族生存到今天的不二法宝，是如何历史上形成的不去管，但跟随白左思潮去给自己的家底改弦更张，这是败家子的行为。一家一本帐，民主自由适合西欧历史形成的社会，东亚地区不一定适合。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很赞同你文化确实超越了抱着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这个大腿去打造意识形态的实践，血缘基因这些确实在中国不但自古以来就没有市场，就是今天也被全世界所抛弃。 说白了，任何张口就是血缘民族的本质上就是在给一尊挖坑，更不用说血缘民族本质上就是资本卖拐的套路，都是希特勒玩剩下的了，绝对是负资产。
如果用心比较一百年上世纪两大思潮共产与纳粹的细微不同之处，一个醒目不能绕过的地方就是血缘种族这些东西在共产中完全不存在，但反而是纳粹理论中的重中之重。今天中国是走共产道路还是走纳粹道路，这还用说么，在这个问题上甚至都不存在打左灯向右转的空间，就连普京大帝都知道反纳粹亚速营去号召，还犹豫什么。
其实我们应该与西方争夺民主的定义。形式民主并不等于民主。民主这个好用的帽子，本来就是美国偷苏联的。
高举改革开放大旗，打右灯向左转，把蹬以前用过的方法再用一遍就可以。托什么古嘛。
不腾出空间，地方太小，新的上层没地方站。
存一下谢茂松的解读https://www.guancha.cn/xiemaosong/2023_06_17_697181_s.shtml
观察者网：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了堪称文化地标、文化殿堂的两家“国字号”机构，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这两个地方一个被誉为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一个是中国历史研究国家级殿堂。我们注意到，他们都具有存史和文明探源的功能，您认为这样的安排有何深意？
谢茂松：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有着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历史记载与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丰富的文献典籍。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以“文、行、忠、信”四科设教，居首的“文”正是文献。
“文”之为“文”，文献之为文献，是有其严格标准的。文献中最重要的是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经学、史学，而六经皆史，《六经》多记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尤其是夏商周三代之文与政教事迹，确实可视为史。早期中华文明夏商周三代之人、事与文被上升到经的高度，经者，大经大法，常道也，普遍之大道也。三代之后的事迹记载则为史。孔子强调文献记载作为历史证据的重要性，文献不足则无以引证。故而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在世界上最重文献的记录与典籍的保存。
中国作为文明大国，有文明大国宏阔而博大精深的学术、知识体系与相应的大规模的文献典籍。而中国又一直是大一统国家，所以朝廷专门设有大规模藏书的馆阁。当大规模战乱发生，一时出现分裂后，大量藏书往往在战火中被毁。而当战乱停止，重新恢复统一，新的王朝出现盛世，大兴文治，大规模藏书的馆阁的建立就成为盛世的重要标志。今天的国家版本馆正是接续、发扬光大这一文明传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国家版本馆的深意正在于此。
馆阁藏书除了收藏文献的国家藏书功能，重要的还有研究历史、文献之功能。中国历代皆设史馆以修史，历史书写一方面提供文化认同，也就是中国之为中国之所在，中华文明连续未断裂，很重要的就是文化认同、文明意识的凝聚；历史书写另一方面保存历史经验，为当世与后世提供治乱兴衰的历史借鉴功能，这也是王朝有兴衰，而中华文明却能延续不断的关键，这些正是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所特有的。藏书与研究二者具有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视察国家版本馆与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深意，正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历史文明意识。
考古学者张光直先生将世界上的文明区分为两类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是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中华文明作为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明经验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明智慧，这对于中国是无尽的自家宝藏，对于世界也将提供丰富的经验与启示。中华文明作为原生道路文明，就像植物育种、杂交首先需要找到原生种子一样，具有最大的可能性。
观察者网：考察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我们注意到，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曾多次主持召开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座谈会。这次这样高规格，以文化传承为主题的是还是第一次，你怎么看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意义？
谢茂松：党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座谈会，像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影响深远的座谈会，其意义既是指导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也在更深层次上接续历史上像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由“文”而入“道”，建立新道统。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现代中国的新道统。
这样高规格，第一次以文化传承为主题的座谈会的深远意义，是接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明意识的高度成熟，具有面向未来中国百年甚至千年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将自觉确立新道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就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
观察者网：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进行了重要论述，对中华文明精准画像。他指出，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您如何评价这一论述？您认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将如何帮助外界认识现代中国、未来中国？
谢茂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要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这五个突出特征，首先要理解连续性，连续性是最直观，也是最紧要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未断裂，决定了中华文明传统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感叹时光流逝的消极态度，而是对于中华文明如大江大河一般连续的自信。
《论语》记载孔子弟子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回答就是文明论的回答，说的就是中华文明的继承、发展、创新的根本问题。西周文明是对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集大成，一世为三十年，百世为三千年，孔子距今二千五百年，孔子之所以自信地说出“百世可知“，正在于中华文明的连续，在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的连续，也就是“道”、“道统”的连续，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的连续。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往上由商代礼乐文明对于夏代礼乐文明的继承发展创新来理解商代，再往下看周代对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集大成来深刻理解周代礼乐文明，进而理解未来三千年中国文明。
孔子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理解今天的中国，要全面、通贯地理解七十多年新中国史、百年党史，还要理解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进而再往上理解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史、三千年前的西周礼乐文明；还要溯源而上理解五千多年前的中华文明，以至八千年前中华文明之起源，这就是通史之为通史的上下节节贯通的“通识”所在。今天的中国道路是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传统中来，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
如同大树底下的树根扎得有多深、树根的延展有多广，大树就有多高，树冠就有多宽。中国道路深深植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传统，所以能够可大可久，其中蕴含着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可大可久之道”。
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而没有断裂，今天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根本上在于其保持文明的主体性。也正是因为保持了文明的主体性，中华文明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具有创新性，所以连续完全不是停滞，而是在连续中不断保持创新的生机活力，唯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才能保持连续性，所以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也是中华文明为何能保持连续性的内在原因所在。中华文明正如川流不息的大江大河一样，在创新中保持连续性。
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原典的五经之首的《周易》，其起首的乾、坤二卦被认为是理解《周易》的门户，乾卦的大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诠释的就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坤卦的大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诠释的是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学习，而学习是在坚持主体性的前提下的学习，学习的同时又丰富了主体性，中国对于外来的佛教的学习并加以中国化，就是典型例子。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神论，而深刻认识到阴、阳的差异的存在并充分加以发自内在的尊重，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强调阴、阳二者之间的和谐一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孤阳不生，独阴不长。阴、阳二者之间的和谐、共济一体是“太和”，即最高的和谐，这就是乾卦《彖辞》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国历史上不主动挑起战争，但当外地入侵时，则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秉持和平性，也正是中华文明能够保持连续性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看到天安门城楼上同时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牌匾，这是家国天下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以及止于至善之理想追求。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以大一统为常态，而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也没有一统，这是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中国历史上是农业文明大国，有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经常要面对水旱灾害，这就需要协调上下游，而赈灾更需要全国层面的统筹，这些都需要大一统国家来全国统筹，对冲各种风险。若是小国，是无法对冲水旱灾害等各种风险的。
中国长期面临亚欧大陆北方游牧民族草原帝国的冲击，这就需要发展出大规模的常备军以及相应的粮饷的统筹，而这也需要大一统。大一统保证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历史上虽然一时有分裂，但统一是人心所向，所以分裂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征，以直观的连续性起始，以直观的对外的和平性为结，五个特征贯通为一体。
观察者网：建党百年之际，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次他展开系统论述，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您怎么看这五个维度的表述？
谢茂松：毛泽东在新中国就要成立前半个月发表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那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第二个结合则是再一次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这两次大的精神主动是辩证统一的，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共同体意识以及对于历史、实践、矛盾，都是二者彼此契合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这也就是为何不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扬广大，而在其发源地欧洲式微。从文明史来看，这就像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消亡，而在中国发扬光大，佛教在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大乘佛教。佛教同时也给中华文明带来义理思维的严密结构、出世间的超越性、世间出世间二者之间的张力。
就像中国有佛教发展的文明土壤与政治社会土壤。今天的中国同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厚文明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揭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中华文明的大本大源，这也就是文明的主体性、创新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历史上佛教的中国化一样，关键是“化”，是有机的变化、转化，马克思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观察者网：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应该怎么理解这一表述的深刻内涵？
谢茂松：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面下未来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关键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指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宝贵资源。
我们党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思想解放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坚持走中国自己的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将这一态度形象地用“有的放矢”这一成语作为譬喻。“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前几次的思想解放，显性地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而这一次的思想解放则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在于高度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到作为理论和制度创新的资源的高度，由此我们关于思想创新、制度创新的想象空间被极大打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积极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改革顶层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意味着新时代的全面创制与立国规模弘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全面创制与立国规模弘远的文明进程中将成为至关重要的思想与制度资源，这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深远文明意义。
过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不在“名”上却在“实”上，作为深层文化积淀，习焉不察地在底层逻辑上不自觉地作用于我们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则是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这根本上是反求诸己的主体性自觉，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自家宝藏的自我认识，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创新、制度创新中的位置由自在到自为、自觉的认识飞跃。
观察者网：此次，总书记首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作出集中部署。他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您认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间节点上，总书记提出这一命题有何深意？这一部署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认识存在哪些逻辑关系？
谢茂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对现代化的巨大挑战，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引进马克思的先进思想并加以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而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北宋理学家程颐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明体达用之学，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体性，中华文明是大本大源之“体”，第二个结合正是温故知新、固本开新、明体达用，最终化解、超越了古今之争、中西之争，从而贯通古、今、中、西、马。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传统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传统如水之连续不断而无分过去、现在、未来之水，传统又如流水之为活水之不断创新，中华文明传统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完全是一体相生的。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古老的中华文明才能成功应对现代的挑战与冲击，在现代的创新中保持文明主体性、保持文明连续性，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命题，正是召开这次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命题，这也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原因。”让绵延不绝的悠久文明发扬光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文明使命，第二个结合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挥根本性作用，而这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三重文明意义。
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三个新高度指向着中国之为中国在于中国文化，指向着新中国之为新中国在于中国新文化，指向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作为文明的文化、制度的内外两端，这也正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最根本、最整全的文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指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征，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最后归结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根本上都是指向建设新文明、新道统，具有开中国千年新局的文明意义。
登在了今年《文史哲》第3期上。
还可以和刘跃进的《〈春秋〉“大一统”观的文化呈现》 的一起读。
习核心下一步如果准备搞习式“王化”那咱也得有个心理准备。😄
大一统确实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之一了，是中国人最深层的心理结构。除了您推荐的这两篇思想上阐述的，还可以对看美国学者罗泰的《宗子维城》，完全从考古材料看从西周到春秋的文化怎么逐渐大一统。
个人觉得“王化”关键的还是拿什么来化，或者所谓的“王”是什么，上古是周礼，然后是郡县和儒家礼教，到清末也一直延续，杨念群的新书就写清代的大一统。一共时期是共产主义来化，二共能自我保全就不错了也没想要化什么，到一尊的新时代“王化”怎么搞我挺期待的。
时代呼唤董仲舒✊
融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大循环，是新新中国立国之本。但是好说不好听，在外给人家当奴才怕家里人不高兴，所以这个治病苦口的药丸子外面要加一个糖衣，就是【古老文明】。这样吃下去顺气一些。
但是分析重要的政治事件走向，要看内核而不是糖衣。看事前预测，事后验证，我的政治时事分析能力西西河历史前五没问题。为什么我能预测对，就是因为我抓住了党中央的这个核心。
如果说理论体系的话。
这就是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主义”，差不多本世纪初就已经成熟，并且是学界包括西方到现在为止认可的唯一一套以中国上古历史和思想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理论。赵的《天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算是这个理论的最新表述。
印象中，在08到2015年之间，“天下主义”事实上是作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的background而存在的，无论是“大国崛起”、“厉害了我的国”还是“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可以算是天下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界也有类似的共识，比如甘阳就曾说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总结的“儒学普遍主义”提法太西方，应该叫“儒家天下主义”。
不过总的来说，“天下主义”还面临以下困难：
一是从理论构成来讲，赵汀阳指出的中国上古时代，大概只有西周时期是天下主义比较完美的范本，但西周却最终崩溃走向了东周和春秋战国，岂不证明天下主义必然走向诸侯争霸和瓦解？
二是，2015年之后，尤其是川普贸易战开始，资本主义内生危机愈演愈烈，产生了逆全球化危机，包括现在的经济危机和俄乌冲突等，都是逆全球化的一部分，这都对天下主义的愿景产生了冲击。
三是，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还是秦汉开始的大一统，其中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冲突贯穿始终，从外部看，则是“王朝帝国”与“民族国家”两种叙事的交织演进，汪晖用了百万字四卷本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也没能完全处理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天下主义”也只是一个理论愿景，而不是一套可实行的解决方案。
与之相对的，“通三统”严格来说也不算一个理论体系，更是一种路径或者说愿景，因为“统”就是理论体系，“通”说明原本是不通的，只有打通了才叫体系。但怎么打通？这显然是单靠理论解决不了的。
还有就是，赵汀阳师从的是西方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一脉，这也是他的理论能被西方听“懂”并接纳的原因之一。当然接纳不代表接受，只是认为你是能自圆其说的。但分析哲学现在在西方也不算显学，并且分析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渊源差别还是有点大，所以这套体系目前看来还是表述性强一些，实践性还需要证明。
至于本届班子到现在提出来的，无论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还是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仍然可以算是“通三统”这个演进范式的一部分，但是不是真的有新东西，还未可知。不知道国师是不是这些年潜心研究真的开悟了，还是后面藏着什么新东西。但从赵汀阳、汪晖、甘阳等人的努力来看，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最近看甘阳在八十年代就提中国现代文化，而最近官方才正式提出一个建设中华现代文明，可能现在才有这种条件和普遍的意识吧。
具体做法目前主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吧，但看起来也只是个初步的提法。
感谢桃花兄推荐。
1.
杨念群的新书就写清代的大一统。
说到杨念群，华华觉得他关于“逆现代化效应”和“文化中心主义”的论述很好很到位，可以作为对当今一些“奇思妙想”的反映。
首先我们要问：什么叫“逆现代化现象”？刚刚我提到，“连带一体论”认为，只要物质生活变化了，肚子喂饱了，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紧随着发生好的转变，这是一种直线进化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改革开放初几乎人人都信，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遭到致命打击。按照西方理论，现代化过程本应像推土机一样，一路疯狂碾压过去，在它的巨轮下，一切旧事物被彻底粉碎实属理所应当。人们越富裕，那些过去支配生活的旧常识就被消灭得越彻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中国南方一些富庶地区，现代化程度越高，宗族复兴运动和求神拜庙现象就恢复得越厉害，旧常识重新获得人们青睐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的突飞猛进恰好与传统的逆向回流并肩而行，这就是我说的“逆现代化效应”。
其次，与之相呼应，学术界产生了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逆反潮流，如“文化热”“国学热”“孔子热”等。这说明“逆现代化现象”出现后大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想回头再看看传统有什么用，借此摆脱经济发展决定论的模式。令人遗憾的是，旧常识对新常识发起反冲击后还是找不到一个新支点，因为两者的关系不能抽象讨论，必须有强大的制度和历史分析作支撑。
在当代学界，新儒家们每年都要开会，争论儒学到底是个啥，争来争去大多说的是些四六不着调的闲话，没几个人说到点子上。有人不怀好意，说国学热的副产品就是琢磨出了一种叫“开会儒学”的东西，除了有闲心开会，根本没打算解决中国问题。话是损了点，却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为了给自己挣面子，老说西方充其量是个贫血的巨人，只有坚船利炮没有人文精神，好像人家就是单靠财大气粗犯浑打架就能吃遍天下，骨子里根本没资格和国人谈什么文化，讲什么人文精神，好像这东西纯粹是中国的专利发明。口气俨然当年宋朝人打了败仗还不忘捎上辽金是番邦野人这句骂人话。
第三，“文化中心主义”的兴起涉及了儒学复兴的问题，一个途径是认为儒学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孔子化身为一个普通人，是每个人身边的孔子。到底什么是“生孔子”“死孔子”“真孔子”“假孔子”？同样涉及旧常识与新常识之间的纠缠对抗。比如李零先生解读《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句话时举了个例子，“比”是拉拉扯扯，“周”是和衷共济。北京人、东北人和上海人、江浙人比，好像比较豪放。前者喜欢说，后者斤斤计较，什么都事儿事儿的，特别矫情，特别孙子。但这种豪放，有时很可怕。他说，咱俩谁和谁呀，一下就豪放到你的钱包上了。这个路子就是把孔子放在普通人的生活脉络中，看看他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智慧。
第四，只有把儒学看作是社会治理技术，解释才有穿透力。儒学是对调理社会有用的技术，不是娘娘腔式的没用说教。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只把儒学放在进化论的时间脉络中估算它的价值，那儒学真是没什么用，可是如果把它复原到历史空间中去检验它就会有意义，因为儒学在疆域广大的中国可以用软性的道德控制节约治理成本。
第五，“儒家社会主义”“儒家宪政主义”等等说法现在很时髦，我对此不予评论，因为把儒学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生拉硬扯在一起的人是想当帝王师，想把儒学再政治化，儒学的思想绝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和民主，两者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
第六，“儒家民族主义”在当代的复苏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族群冲突既有差别也有联系，儒学最早讨论民族问题依靠的是华夷之辨，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了现在，儒学成为对抗西方张扬自身文化优势的资源，西方是远来的“夷”，我们接受了“夷”的逻辑和制度，但又在自卑与自信中不断摇摆徘徊。关于儒学有很多旧常识，也发明了许多新常识，一些新儒家喜欢从政治的角度，用民族主义的语言去解释儒学是什么，最后形成了一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自说自话，纯属自摸意淫，根本没人信。以上简单揭示的是新常识产生的一些当代根源。
2.
到一尊的新时代“王化”怎么搞我挺期待的。
关于这一点，《学习时报》今天第一版，马奔腾的文章写的可以算一个方向的信号。
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是中华民族创造博大精深的文化并形成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继续取得成功的精神财富。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体现的是“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的创新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也形塑着当代中国的崭新模样。
应时而变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一个民族，其创新性首要体现于支配其行为的深层生存哲学。中华民族决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民族，创新性是其传统生存哲学的典型特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创新求变的重要性，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的盘铭上就写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老的经典《易经》强调变易的意义，如《杂卦传》指出《革》卦和《鼎》卦的主旨：“《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解释《贲》卦的《彖传》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传》也说：“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种应时而变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儒、释、道三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相辅相成，是形成民族精神的基础。作为中华传统哲学的主体，儒家在特定的阶段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但纵观其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很好地继承了《易经》的变易思想，总能应对时代的挑战，适时进行调整和革新。在统一的汉帝国稳定之后，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思想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于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经学家引阴阳、五行学说入儒，使儒家在关注人世的基础上开始具备更广阔的宇宙视野，并试图将世间一切纳入此架构并获得合理解释。谶纬化的儒家在汉末走向衰落，魏晋时期儒家又尝试与道家结合，以适应政治形势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伦理融为一体，于是玄学产生并于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风貌。至唐代，韩愈在佛教、道教的压力下试图建立儒家的道统，并发掘儒家的心性思想。至宋代，儒家汲取了道家的宇宙观，以及道家、佛家的心性观念，发展出被称为“新的儒家”的理学、心学思想。一时间，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儒学大家如群星璀璨，他们新见纷呈，使儒家思想更为深刻和丰富，蔚为大观。自元代直至清末，理学成为官方的主流学术思想，带有禅学色彩的心学也影响到一代又一代士人的生活。理学、心学是儒家哲学的高地，但绝非终点。当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经历痛入骨髓的百年屈辱，当传统文化屡遭西方思想的冲击而面临重重困境，许多文化英杰肩负起革新儒家、发展儒学的神圣使命，于是有了现代新儒家的出现。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些新儒家的学者，或援佛入儒，或援西方哲学入儒，在中西文化空前碰撞的时代，为传统儒家哲学寻找新的生机。
与儒家哲学创新发展的过程相始终，历史上不同时期所重视的儒家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有所调整。从西汉时期直至南宋，作为经学核心的儒家经典由五经发展到七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自元代始，又由于理学已成官方哲学，四书跃升为科举的重点，获得了超越五经的地位。儒家经典在每个时期的变化还体现在那些研究著作的层出叠见。中国古代的哲人主要依靠注释和研究经典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如宋代王安石等人的《三经新义》、朱熹的《诗集传》，相关书籍浩如烟海。所以即使对同一部儒家经典，不同时期人们的理解常大不相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就是为了给他的变法革新建立理论依据，带有鲜明的时代性。
佛教哲学的发展也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佛教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魏晋时伴随玄学的兴起，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等哲学范畴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佛学由于在理路上有与玄学相近之处而迅速传播。特别是大乘空观可比配于老庄的贵无思想，一个讲“空”一个谈“无”，两者相得益彰。但源于印度的中国早期佛教在伦理观念、价值导向上与本土文化存在诸多冲突之处，所以佛门中人和士大夫群体很早就致力于三教融通，从多层面改造佛教以适应中国人的需要。魏晋时期曾流行的主张一切皆空的般若系思想，逐渐被并不完全否定现世的涅槃系思想取代，中国化佛教——禅宗最终在唐代产生。在禅宗这里，所应空掉的是妄心、妄境，而真心、真境则并非虚无。禅宗汲取了儒家的入世精神、道家的任运自然的追求，成为一种境界超迈、充满情趣的生活哲学。并且它厌弃对外在权威的依赖、强调自我的价值，以至于后来成为许多哲学家理论创新的思想武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是革命性的。禅宗和原始佛教的距离是如此之大，范文澜甚至说：“禅宗顿教，慧能是创始人。他的始祖实际是庄周，达摩不算是始祖。”这种对外来佛教文化的成功改造不但使佛教在中国获得了新生，也使它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乃至普通人的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使中华文明更为内蕴深厚、丰富多彩。即如文学艺术，就深受佛禅浸润，禅为书法、音乐、绘画、诗歌、戏曲、小说、园林等增添了无尽的空灵和意味。季羡林在《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说：“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
道教哲学同样重视创新。道教自东汉时期产生，它神化了老子“道”的理论，杂以神仙方术等民间信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汉代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和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都是比较原始的民间道教派别；东晋时葛洪撰《抱朴子》，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将养生与应世相结合，确立了道教发展的基本方向。后经南北朝时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人借鉴儒家和佛教两家的思想，道教从内容到形式得以不断充实，终于在唐宋时期发展到鼎盛。宋代以后，道教继续追求三教合一，更加侧重内丹的修炼，在元代发展出正一、全真两大宗派。但明中叶之后，道教在民间的活跃度较高，在官方和士大夫群体中的影响渐小。在不断创新以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这一点上，中国佛教比道教走得更远。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既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传统智慧的继承，又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即重视史实的书写，孔子整理的《春秋》后来被作为儒家的基本经典。修史也成为历朝历代的文化使命，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司马迁、班固、司马光、刘知幾、元好问等著名的史学家。作为古代学术主体的经学的发展，也是在尊重儒家基本经典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阐释和运用。与重视既往经验相关，中国人很早就有收集、研究文物的传统，颜师古《等慈寺碑》中说“即倾许之人徒，收亡隋之文物”，文天祥《跋诚斋〈锦江文稿〉》中慨叹“呜呼！庚申一变，瑞之文物煨烬十九”，均是看到了文物的重要性。宋朝时已出现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研究古物的金石学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并不简单肯定或否定前代的制度，孔子曾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是辩证的继承，是在“因”的过程中有损有益。这样的历史传统，使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经验与智慧不至于因天灾人祸而湮灭，又能在继承、革新中得以发扬光大。“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传统智慧的保存和利用，是中华文明在创新中永葆活力的坚实基础。
因为有注重创新的特质，所以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制度、科技等方面都有数不胜数的发明创造。就政治制度来说，监察制度、科举制度、文官制度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秦朝统一天下后，创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监督百官的监察制度，后来历代不断加以完善。御史往往以较低的官阶对级别高的官吏形成威慑和约束，正如顾炎武所言：“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古代监察制度选拔御史的严格程序、行使权力的独立性原则仍能给今天的监察制度建设以启示。中国的科举制自西汉设立太学并从中选拔人才即已萌芽，至隋唐时期正式确立。科举制打破了豪门世袭，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激发了人民的创造热情和家国情怀。而与选贤任能、提高行政效率密切相关的文官制度，中国至少自隋唐即已实行，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古代中国科技上的成就也同样令人瞩目。除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四大发明，还有产生于战国时期的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学巨著，有北魏贾思勰的农书《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综合性著作《梦溪笔谈》……这些伟大的成就，早已泽被宇内。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认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中华民族有超过五千年的不曾中断的文明史，创造了无尽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值得骄傲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只是在近现代的百年里，当遇到西方冲击的时候，我们遭遇了较大挫折。但秉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数仁人志士勇于学习、守正创新，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改进和提升着我们的文化，使中华文明逐渐步出低谷、走向新的高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而今，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进入辉煌的新时代，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最新体现。
〔作者系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教授〕
看完之后华华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但是感觉不实际的猜想😂：习核心不会是想把儒、释、道全部杂糅并在其基础上来一场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jie）新（hun）吧？🤣
3.
时代呼唤董仲舒✊
就是您这句话、这个表情让华华觉得您有点可爱哈哈哈。😂
那么，谁会是“新时代”的“董仲舒”呢？🤔
大家好，我是花见花开、人见人爱的可爱华华！
所以很有意思，八十年代现代化刚刚开了个头，这些学人已经走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批判的路上了。
不过这种“超前性”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相关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很难吸引更多的人共情。
现在依然也是这样，一种新的思想理论在其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出现之前，是绝不可能被广泛接受的。而这是全人类目前面临的难题。
中国人这么多，聪明的读书人也不少，如果高层有那样的导向和机会肯定会吸引人去搞的，“经世致用”也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主义结合的典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