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些感慨 -- 唐家山
第一，邓的经济政策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是邓在政治和思想上大搞对西方投降是无争议的，八十年代群魔乱舞是邓纵容和支持的。所以，无论立场比邓左还是右，批判投降主义是正当的。正如秦桧的恶名来自于对金投降主义，而不是经济上左还是右。
第二，就连续性而言，邓已经把局面 下成这个样子了，后来人没有多少改变的空间了。大折腾风险很高，结局也未必美好。你这里苛责后来人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邓路线是国际资本主义鼎力支持的，所以就目前而言，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倒是一致的。在国内提倡阶级斗争，只会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联盟的一致打击，或者歪曲。比较明智的策略，倒是先让中国跟西方打起来，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绑上我们的战车，让他们跟西方不死不休。到时候我们再搞阶级斗争，那样才是事半功倍。
无论立场比邓左还是右，批判投降主义是正当的。正如秦桧的恶名来自于对金投降主义，而不是经济上左还是右。
一说美帝，就似乎美帝未卜先知，二战后就预见到ICT是未来的黄金，石油，是国之重器，恨不得说七十年前美国总统就站在拜登同一个起跑线上，下了七十年ICT大棋才做到今天孤独求败的，似乎美帝也曾经出过一个500年不世出的神仙总统，这跪的也是无边了。甚至还有人阴谋论美帝接受当年中国把放弃ICT当投名状的，那么销毁核武器不是更投名状么😁。
猜想如果用当下的观点去评价古时的卧薪尝胆，估计也逃不脱背叛列祖列宗不肖子孙的恶名，幸亏勾践十年后翻身了，否则白尝了十年胆一事无成不是落了个寂寞。
就不能老老实实承认，没有当年的“买办”，哪来今天的“偷着乐”的日子。就凭爱国，聪明？ 这地球哪个国家人不爱国不聪明。有得有失是人间常态，治国本来就要求身段灵活，决策从来就是用可以付出的代价去赌博未来，未卜先知十全十美是宗教里的上帝，上帝之外所有人都是 奸诈的大恶人，是不是很耳熟。
眼前的事，目前看差距不大，参与度势头与近年投入还要盖过美帝，从国家到民间也给力，如果事后还要复盘那就真的没得再说什么了。
就不能老老实实承认，没有当年的“买办”，哪来今天的“偷着乐”的日子。
人口危机更是大坑。
如果出生人口下跌止不住，不光凳，整个二共都得钉上历史耻辱柱。
挂着毛主席的羊头骂着邓天尊当吆喝卖着自己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狗肉，
然后诓骗人民群众为这种无耻言行而花钱买单。
看到了你对80年代ICT产业的一些批评，算是你的观点的一个平衡吧。
不过我觉得你为80年代半导体产业政策的一些辩护逻辑有可商榷之处。
1，
我对改开以来历史的评价基于两点，一是（绝）大多数人还是爱国的，二是中国的聪明人是很多的。
如果我这两点立得住的话。那么看看ICT行业的例子，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视角。
我同意你说的这两点，但我不明白这两点立住了跟我们讨论的命题有什么关系。你的意思是因为有这两点，所以中国不会犯错误，不会走弯路，还是中国也会犯错误，也会走弯路，但最终会被反思被纠正过来？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认为是第二个意思。所以，一些人一些政策在80年代出了错，就会有人在后面的年代反思和改正这些错误，有的错误当时就纠正了，比如秦山核电站，有的则要等到十几年后，要386这样级别的人上台才能纠正。
我们这些键政局从业人员对80年代半导体产业的反思和批评，同样也是认识和改正错误的一部分民意。越是把某些年代放在神位之上不让批评，错误就改正得越晚。
2，
如果事后马后炮来看，比较好的对策是两种。一种是像韩国那样，举国投入，不计国本在前沿硬跟，等厮杀到最后就是剩者为王。另一种是跟随策略，在有护城河的细分需求上保证自己能活下去。
中国当时主要采用的是第二种策略，这个也是正面硬刚撞的头破血流之后不得已的办法。
我不知道你说的“当时”是不是指80年代，从你的上下文来看，似乎不是。
我不认为80年代采用了第二种策略。具体到半导体产业，80年代的策略就是，大量引进芯片和芯片的生产能力，而半导体的国产化制造的技术、产业链，国产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几乎是全线放弃了。
3，所谓的赢者通吃就心安理得躺平的说法
如果需求没有制造出来或者没达到生存线，那就是踩踏和赢者通吃。与之配套的，就是在生态环境上的赢者为王，在如此快速迭代的技术发展面前，选择最主流的生态是开发者和使用者的本能。
在进取者看来，赢者通吃都是局部的，是有条件的。ICT行业并不只是通用芯片+OS生态，尤其我们目前讨论的重点是被掐脖子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不能用通用芯片+OS生态代替ICT的一切，就算不能与生态竞争，为什么要放弃半导体国产设备和制造工艺的发展呢？
即使是赢者通吃的生态，也不是完全不能作为。华为做通信，思科是事实上的标准，华为采取的策略就是跟思科兼容，跟赢家站在一起。
你提到的李国杰院士没有因为“赢者通吃”，就不做曙光计算机了，他采取了和华为一样的策略，这才在90年代有了曙光系列。更让人钦佩的是，李院士在曙光计算机之后，紧接着就在计算所立项做通用CPU，这份坚定和勇气更是与80年代的做法截然相反。
不要一提买办就把李院士说法拿出来，似乎他支持80年代的做法似的。
他是90年代以来拨乱反正的一员。
4，
李院士是院士，是体制内的专家和官员，他确实没说过买办这个词，但这不代表他没批过80年代的做法。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者和国家智囊科学家，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做法：
（有的人）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对我国的封锁和遏制，把国与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严肃斗争看成仅仅是互通有无的买卖行为；看不起我国的自主开发能力，把我国科技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技术引进上。
这段话，我觉得其实跟批买办也差不多了。
李院士是体制内的官员，他很巧妙地找到了背锅侠——主流经济学家：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国内搞研发成本高于国外，技术和资金一样可以流动，关键技术也可以通过引进获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技术来源主要应靠外国。主流经济学家们还认为当前只能主要抓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先改善产业要素禀赋而不是攻克关键技术，等资金和人才积累多了，才有条件强调自主创新。
李院士批的这些言论，就在河里，就在这栋楼里，都有很多。
5，
一旦批判上升买办路线，性质就变了。买办路线总要有人来执行吧，我不否认执行的人中间真有买办，但绝不是主流。把大多数执行的人说成买办，那岂不是把这些人切割到人民之外。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
这种株连，也太勉强了。难道批王明路线，就是批红军的那些军团长、军长、师长等等各级指战员吗？恰恰相反，红军的各级指战员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80年代的做法影响最大的，就是国产芯片和国产半导体设备产业，以及这些产业的从业人员。他们研究半导体制造技术，却没有机会以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建立和提高中国国产的半导体制造产业链的水平。
6，最后，关于买办型的产业政策这个说法
如果论决策者的初心，我认为不是买办，不管是邓还是赵，我认为初心都是为了国家发展的；
如果论迹，我根据自己受到的教育的判断买办做法的标准是：
是不是放任大量进口产品和技术严重冲击国产产品和国产产业链；
是不是抑制甚至打压国产产品和国产产业链，包括对国产产业链釜底抽薪；
是不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造成了国家利益的损失。
我认为在对于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一些产业，这3条都是成立的。
我倒觉得秦山核电站能幸存下来有点像渎职。
市场有市场的逻辑，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政策能完全左右的。
短期内美的限制为国内企业腾出了市场空间。长远看即使现在取消限制，也有没有企业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美产品上，因为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再抽风。
从大面上来说，国内有市场，有资金，有人才，有完整的配套体系和生态系统。芯片跃进只有成本大小，进度快慢，没有最终失败的可能。米国是什么样的笨蛋才能想出限制，脱钩这个蠢招啊。
老潜你水平低，看不懂老邓的吸星大法。当然，我也是过了很多年才看懂。
世界上的事情，隔了很多年，因果关系都散乱了，不可控因素太多了，只要倒着推，总能把任何决策捧为高瞻远瞩。
只要中国成功登顶，那邓肯定要从坟墓里爬出来，争一争这个功劳，就像他领导百色起义，出席遵义会议，指挥淮海战争一样。
如果中国失败了，肯定是从邓到江湖到一尊，大家互相推，都是你搞坏了。不过那时候也没啥意义了。
只要中国成功登顶，那邓肯定要从坟墓里爬出来，争一争这个功劳，就像他领导百色起义，出席遵义会议，指挥淮海战争一样。
你最后的三条“是不是”，前两条肯定都是“是”，第三条取决于对“严重后果”的认定。
但问题在于，复盘，我觉得你也拿不出一条“三不”的路线图。
这里的麻烦在于，芯片这东西其实是生产资料，离消费端还挺远。大家进口芯片其实不是自己玩，而是做成产品卖了挣钱的，于是必然考虑成本和效费比。国产芯片良品率低成本高，用了不挣钱甚至卖不出去，而国外芯片成本低，用了就能挣到钱，那下游厂家必然愿意用进口芯片。你总不能说上游芯片研发院所和生产商是国家利益，下游用芯片的制造商就不是国家利益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