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如何分好蛋糕 --中特社会主义该咋搞好分配解决不平衡 -- 不远攸高

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

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

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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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

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书院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

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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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

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

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

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 痛苦

——帕切科《诗人之恋》

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

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

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

我体验了一个月。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 (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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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

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

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

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们体面地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栖息的孤独中有充裕的时间

来思考希望的问题：

能否有一天

我们的生命

不再像霍布斯所说

只是污秽、野蛮与短暂的?

——帕切科《约拿报告》

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

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

——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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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

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我说下另个关于罚款的问题。

比如说：案例一。

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

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单。

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

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

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

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

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干嘛这么轴?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

——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

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

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

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

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

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彷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

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

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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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

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

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 。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

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

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

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

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四、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复仇是世界的主旋律

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

我们永续这无尽循环

——帕切科《牢笼》

我不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它就是个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

我读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书，结识了很多读书人。但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

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

我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我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家庭。读高中的时候，我顶着巨大压力，离开了教会的钳制。母亲经常叹息说，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还认真，为什么不回到教会里?

为什么呢? 我觉得“精华已尽皆堪弃”。

这是围棋世界里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这个信念是最关键的。我见过很多自称严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们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欢: 被动地屈服于某些戒律，内心却充满了私欲，这不是买椟还珠吗?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应该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财富是流动不居的。最起码，得理解世界各阶层必须平衡发展，竭泽而渔必将鸡飞蛋打。说他们之所以慷韦伯谈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仅仅因为道德追求，主要是认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他人，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

说得远一点，世界的终点是“空”(空不是无)。我所理解的“空”，是生灭灭生，循环往复，不为某人某姓永远独存。获取大量金钱，有点意思，但也没太大意思。

以前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老百姓爱说，人就是懒骨头，能上不能下。

确实是这样的。年近半百，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娇气，越来越矫情，越来越脾气坏，越来越没耐心。这样发展下去，是要下地狱的。

张爱玲说，有年元宵节，胡兰成陪着她到上海郊区闲转悠，钻进一个棚子里听流浪剧团唱野戏。寒冬，那些女演员冻得红彤彤的，嗓子都冻哑了，就在幕布后面土堆上描眉换装。看了一会儿，胡兰成说走吧。张爱玲说，你走吧，我再看会儿。

后来，张爱玲在美国回忆这件事。她说，我感到震撼，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女人，再苦再穷，大世界天崩地裂，也挡不住她们活下去，就像野草一样。

确实如此。

通宝推：翼德,西安笨老虎,北纬42度,七天,脊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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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险恶而愚蠢

复你这里忽略了一点

家园

这个是显然的

就是无论老板还是工人，都不是铁板一块。

这个其实就是我经常强调的，竞争无处不在，工人之间会竞争，老板之间也会竞争。我说的统一标准，意思是，如果约束工人竞争（统一起来斗老板），是不是也应该约束老板竞争（统一起来斗工人）？

复当年确实极度缺钱，如今大不一样了

家园

从亲近资本到亲近劳动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觉得一个可行的过渡方式就是：从主要亲近物质资本，转向主要更亲近人力资本。这样，也能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质量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政策协调。

复真体制内还是缺钱

家园

70万个村庄，欠了9000亿？村债务也要爆了

70万个村庄，欠了9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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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过年期间，马学梅和一位当村支书的亲戚聚餐，注意到“村级债务”的概念。作为民盟宁夏区委会参政议政处副处长，马学梅从2017年至2022年到上百个村庄参与扶贫工作，但之前未曾特别留意过这个问题。

　　回家之后，马学梅收集并阅读了大量资料，又对从前扶贫去过的二十多个乡镇村干部做调查，形成了一篇以社情民意形式撰写的文章，递送到民盟中央。出乎她的意料，这篇文章不仅被民盟采用，并最终在2023年的全国两会成为民盟中央的集体提案之一。

　　“小村大债”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据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130万元。

　　几位近年来到多地村庄进行过调研的专家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村级债务分布范围极广，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他们所调研的村庄几乎都有村级债务。不少村庄债务近百万，而负债最严重的村庄，只有一两千人，负债却高达几千万。他们指出，“小村大债”已经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的“拦路虎”，抑制村级债务增长迫在眉睫。

多位专家认为，因村庄建设导致的建设性债务是新村级债务的主要来源。图/视觉中国多位专家认为，因村庄建设导致的建设性债务是新村级债务的主要来源。图/视觉中国

　　几十年前的旧债

　　周向前是中部某省份的一位村副书记，在村子里工作接近15年。在他的记忆中，村子一直都有负债。2020年下半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开展全国村级债务摸底调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摸清村级债务情况。根据周向前所在村的统计，其村级债务超过200万元。

　　在该村超过200万元的债务中，有几十万元是“旧债”，也就是19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间村集体形成的债务，这被学界称为“传统村级债务”或“旧村级债务”。

　　“原来农业税费任务重，不少农户无法上缴税费，只能是村集体为农户垫付税费，借款完成税费上缴任务。”周向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十年来，有一些农户经济状况好了，就把钱还给了村集体，抵了债务，还有一些农户直到现在还没有还上，因此债务延续至今。

　　旧村级债务在农村是普遍存在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曾到多地农村调研村级债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村级债务总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税费改革前形成的旧村级债务。

　　旧村级债务中，除了因收缴税费导致的债务，还有一部分是村集体为完成上级的经济考核任务而举债兴办集体企业形成的。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在2019年曾到湖北省某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田野调查，据他了解，该村1990年代接到上级要求，必须兴办桑树基地等三个产业，但在投入大量资金后，三个项目仅持续1年时间就在1996年全部破产，并留下了21万余元的村级债务。

　　旧村级债务的债权方构成较为复杂，吕德文说，村集体除了会向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民间金融机构借贷，也会以较高的利息向村干部和村民借款。

　　根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桂华所著《村级债务的“堵”与“疏”》一文，农村税费改革前，全国村级债务规模约为3600亿元。当时，学界一度将村级债务视为基层治理中的最大难题之一。

　　税费改革后，旧村级债务被“锁定”，债务利息不再增长，留着逐年化解。一些村子的债务在税费改革后的十余年内已逐渐还清，但在吕德文调研的村子里，有些村直到现在还在偿还二三十年前的旧债。

　　王丽惠是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近几年来每年暑假都会到农村进行调研。在她调研的一个村庄，一位退休村干部曾在几十年前借款给村集体，后来他罹患癌症，缺钱医治，但手中的白条始终没有兑现，直到他去世，村集体欠他的债都没有还清。

　　建设性债务是主要来源

　　在周向前所在的村子，村级债务更多还是来源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形成的新村级债务。

　　走进村口的仿古门廊，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曾经杂草丛生的堰塘，经过整治已经成为点缀村庄的风景，新建的村民广场也是全镇最大的。而在整洁的村容和崭新的楼房背后，是多年累积的村级债务。

　　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因村庄建设导致的建设性债务是新村级债务的主要来源，项目制则是新村级债务产生的制度背景。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是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的。黄岩指出，中央政府为了保障专项转移支付体现政策目标，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资金，村庄在承接项目时也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其目的之一在于对基层政府或地方社会产生激励作用。但是，很多村子没有能力筹集相应的配套资金，只能采取借债、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级债务。

　　以周向前所在的村子为例，该村从2006年到2018年陆续实施了通村公路硬化项目，目前硬化公路总公里数接近19公里，总投资额达到600万元左右。周向前说，前些年，按照3.5米宽的乡村公路建设标准，上级补助资金为每公里10万元，2018年补助资金标准上调至每公里20万元，总体计算下来，该村的通村公路硬化项目约有一半资金是村里配套的，因此形成了一定的村级债务。

　　还有一些村庄建设的项目是在项目验收之后，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获得资金，前期需要村里垫资。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的黄碧街村在2019年开展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丽水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吴玉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村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先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3024.24万元，其中“以奖代补”的财政资金支持204万元，占比仅6.7%，其余的资金由村级向村民筹建，导致大量债务产生。

　　在建设性债务之外，新村级债务中还有一种因集体经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债务。

　　不过，多位专家指出，经营性债务在村庄并不多见。在王丽惠调研过的村子里，还没有产生经营性负债的。吕德文也几乎没有调研过存在经营性负债的村子，在他看来，许多村庄在2000年左右已经因为举债发展集体经济得到教训，因此不会轻易因发展集体经营项目而欠债，“极少数村庄有经营性债务，要么是村庄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适合开发旅游，要么是村干部比较自信”。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村级债务中经营性债务占比高的村子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浙江省丽水市的村庄就有这样的例子。吴玉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截至2022年6月底，丽水市有986个村子有村级债务，负债金额共计5.93亿元，其中集体经营性负债约为3.73亿元，占比接近63%。

　　值得注意的是，丽水市诸多村庄的经营性负债体现为投资，具有一定的清偿能力。2017年，丽水市青田县出资在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工业厂房，产业园项目首期投资1.47亿元。据青田发布报道，该产业园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青田县的村集体经济增加收益1470万元。吴玉平提供的数据显示，丽水市村级债务中，3.73亿元的集体经营性负债推动形成资产6.09亿元，年度收益4722.45万元，平均收益率达12.64%。

　　但是，不是所有经营性债务都能取得收益。当村庄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村集体经营能力有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成为难以填满的窟窿。黄岩在广东调研时发现，一些城市周边的村庄为了发展经济，向银行借贷在村里建了工业园，期望工业园建成后租给企业，形成稳定收益，但是一部分工业园的设计不科学、招商不顺利，项目经营失败，因此形成村级负债。

　　新村级债务中，建设性债务由于主要是各类拖欠的工程尾款，是无息债务，债权人主要是工程队老板，具有私人性。王丽惠发现，许多乡村工程在招标时就要求老板带资建设。老板同意行政村的欠债也有经济理性考量，例如工程项目有一定利润空间，即便被村子欠了几万元债务仍可盈利，并且这些债务相当于纯利，每年还一些就可以。

　　经营性债务则主要是向当地农商行、信用社的贷款，还有一些是向“先富起来的村级精英”的借款，往往是有息债务。

　　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比建设性债务更棘手。吕德文指出，建设性债务形成后其实就锁定了，不会增长，但经营性债务可能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为了盘活经营性项目有可能持续投入，使得债务越滚越大。

　　“资源下乡的一种异化结果”

　　在黄岩看来，如果说旧村级负债是一种资源挤压型负债，新村级负债则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形成于21世纪以来国家大规模自上而下向农村输入资源的过程中，是资源下乡的一种异化结果，“产生巨额新村级债务的原因当然不在于资源本身，而是在于资源落地的操作方式”。

　　项目制对于配套资金的硬性要求往往是导致新村级债务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新村级债务形成的根源并不能完全归结于此。

　　吕德文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历史上是“好村”的村庄，后来反而成了“差村”，是因为他们承担了地方的示范任务，包括美丽乡村建设、旅游开发、人居环境整治等，他们必须要推进政策硬性要求的建设项目。这其中，有很多工程是不那么必要的，“我调研的村子里，债务比较庞大的，都是因为搞形式主义工程欠了债”。

　　黄岩曾经调研的湖北省某村是一座传统的农业村庄，共有村民1476人，约一半村民常年外出务工，空心化严重，该村所属镇在县域GDP排名倒数第二。在这样一座村庄，截至2019年底的负债高达270万元，最主要的原因是村办公大楼建设及其周边环境整治。黄岩说，该村的整治工程从一进村庄就可看到的“村办公大楼”开始，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公共办公职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得见的“亮点”，是“需要的成绩”。

　　黄岩指出，政绩工程下的利益合谋，是新村级债务形成的内在动机。“资源在下乡工程中，不单单要发挥供给农村公共品的作用，它同样承载着各个行为主体多种意图。工程就是一块‘肥肉’，是各种利益主体参与到这些项目的建设中，上级政府要政绩，村集体要面子，村干部要利益。”

　　在新村级债务形成的过程中，部分村干部的“活跃”确实不容忽视。王丽惠说，堰塘、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关乎村民对村干部的评价，关乎村干部是否能够连任，也是村干部在任期间有所作为的体现，因而，即使借债某些村干部也必须推进。另外，王丽惠发现，在项目工程建设上，某些村干部多抱着“要么不建，要建就要建好”的想法去建设，所以支出常超出预算。

　　需要指出的是，造成新村级债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并非不合理的“脸面工程”，而是必要的村庄建设。

　　周向前说，这些年来，他所在的村子对于争取各项项目很积极，因为包括开挖清洗堰塘、维修整治渠道等在内的工程是农户真正需要的，“改善了农户的生活环境，也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幸福感”，所以虽然这些建设带来了负债，但周向前认为，利益大于负担。

　　“新村级债务形成的另一个根源，就是村级‘造血’能力薄弱，而农村的基础设施欠账太多。”黄岩说，1990年代，村里可能有一条土路就够了，但现在农村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村集体只能硬着头皮建设。

　　新村级债务对村庄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周向前直言，这几年因为村子有债务，在开展各项工作时总是放不开，顾虑很多。吕德文也认为，债务对村级组织影响很大，相当于村干部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搞建设和服务群众，整天为怎么化解债务焦头烂额，“债务不化解掉，等于整个村就僵死在这里了，几乎不可能把村庄发展好”。

　　经过在湖北某村的调研，黄岩发现，新村级债务困局还会造成基层权力僵化和固化，多数村民和村干部不愿意接替巨额村级债务的“烂摊子”。

　　还有一种更为极端的情况——尽管工程队老板作为债权人，通常希望与村级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近年来工程队老板将村委会告上法庭的案件变得越来越多。

　　以山西省高平市为例，该市常住人口45万余人，辖15个乡镇或街道、304个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最近几年，高平市涉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和农村（社区）组织债权债务案件数量飙升，2016年1件，2017年52件，2018年114件。高平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玲玉在一篇调研报告中指出，高平市基本上所有乡镇（办事处）都涉及债权债务案件，债务金额达数千万元，而且作为被告的乡镇（办事处）、村委（居委）基本上全部败诉。

　　当村集体资产有限，村委会不配合执行，不仅影响村委会及其组成人员，也会拖累整个村庄的发展。

　　2019年，河南某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因为拒绝履行法院支付工程款的判决而被强制拘留。还有一些村委会成为了“老赖”，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根据《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村委会将在参与政府投资项目、获取补贴和政策支持、获评文明村镇奖项等方面受到限制。

　　马学梅说，当村干部成为“老赖”，整个村子的运行会更困难，除了在参与项目、获取补贴时受限制，村干部所有的培训活动、外出学习也会受影响，因为坐不了高铁、飞机，“往往就得换人，但这一波人下去之后，债务依旧没解决，（施工队）再告，（新的村委会）再变成‘老赖’”。马学梅指出，一定程度上，村级债务会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化解之难

　　如今，对于存在村级欠债的村庄，化解债务已经成为头等大事。

　　但在村集体经济收入较低的村庄，化解债务并不容易。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浙江省已全面消除集体经济年收入低于10万元、经营性收入低于5万元的薄弱村。但是王丽惠指出，排除江浙沪、珠三角的省份，全国很多村子的集体经济年收入仍不超过10万元，甚至在她调研的村子中，绝大多数的村集体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

　　周向前说，其所在村子的村集体年收入就不超过10万元，对于偿还村级债务作用轻微。前几年，该村有一大部分债务得到化解，主要靠地方政府征收该村集体土地得到的收入。

　　很多村子都像周向前所在的村子一样，通过寻找外部资金化解村级债务。王丽惠举例说，比如通过土地增减挂钩，“在土地上找钱”，她还调研过一些村子，会通过接受水库移民、获取移民扶持资金的方式化解村级债务。

　　周向前提到了一个词语，“化缘”，当村集体经济很难增收，村干部只能到对口帮扶单位去多沟通，或者去找一些有能力的人，先“化缘”一些资金渡过难关。

　　为了化解债务，周向前所在的村子还在继续“跑项目”。吕德文说，这是很多村子的选择，因为这些村庄没有能力赚钱化解债务，只能通过不断跑新项目，用新项目的资金去还旧项目的债。而申请越多，就意味着村子要配套的资金越多，于是陷入一个怪圈：往往是国家投入得越多，专项资金下达得越多，村级债务就会越多。

　　“其实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王丽惠发现，当村庄以“跑项目”作为填补债务的主渠道，往往会造成“滚雪球”困局，这中间会充满了关系运作，产生资源损耗和权力寻租。

　　王丽惠还指出，“跑项目”的债务化解方式也会导致村与村的建设能力失衡。“项目资源越多的村，村干部声望越高，越容易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能争取到更多项目，且项目越多的村，村庄建设越好，上级政府也越认为村干部能做事，项目批给这样的村，也更放心，因而债务可以持续化解，但也在持续积累；而资源少、建设少的村越来越缺项目资金，村庄建设越发停滞，债务也无法化解。”

　　“小村大债”的化解难题已经引起了各方关注。民盟中央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中提出了一种倒逼机制，建议建立和落实“第一责任人”制度，明确各镇（街）镇长（主任）和各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化解村级债务的第一责任人，把村级债权的回收率、债务偿还率、资产增长率和是否出现新增债务作为镇村干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同时把考核结果与干部的报酬、评优、提拔等挂钩。

　　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在推进村级债务化解时引入类似机制。2023年1月，中共丽水市委组织部和丽水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村级债务化解工作指引（试行）》，其中指出对负债100万元以上的村，由县处级领导包村化解债务，逐村制定方案。

　　除了探索化解已有村级债务，如何从源头防范新增村级债务，也是亟待探索的。周向前说，其所在村庄上级政府从2021年强调不允许举债搞建设，所有项目在动工之前要由乡镇一级把关资金筹措情况，“卡得很严”，如果想新增债务，几乎不会通过审批。

　　上述丽水市的《村级债务化解工作指引（试行）》也强调要从源头上遏制债务，包括要建立新增债务负面清单和加强新增债务审批管理。

　　除此之外，多位专家提到，村一级项目施工的方式还可以优化，以避免村级债务的产生。

　　吕德文在北京平谷区罗营镇调研时发现，该地正在探索村民自施项目，部分工程从项目前期工作、项目建设、竣工验收到建成维护，全程由村民共同参与，相较于找施工队，工程成本显著降低。王丽惠在中部某省调研时则发现，一些地方的项目制度也在变化，以前项目资金是直接拨到村里，现在则是 60万元以下项目镇里招标，60万元以上项目县里招投标，把项目资金直接打给施工方，“甲方变了，不再是村两委，而是县级政府，村级欠债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减少不必要的项目。吕德文指出，“形式主义的工程就不要再搞了，经营性的项目，村级组织也尽量少介入。要是能做到，可以大大减轻村子的负担，减少债务”。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周向前为化名；实习生陈袁对本文亦有贡献）

复剥削的正统定义

家园

工人的剩余价值肯定是被自己的公司占有了

只是公司把这部分分了（公司亏损高官高薪），或者好一点儿投入到公司发展中，然后，公司倒闭，被出售，可不就成了别的公司的资产。

如果是工人不给力，企业发工资发亏了，那确实是没被剥削，因为工人创造的劳动价值少于工资吗。

复这个是显然的

家园

反垄断法？

西方有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成文法律。不过我们管理似乎也不以法律为最高准绳。比如上次拍阿里，就是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