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回国卖房记 -- hansens
你的表达没毛病。新西河的水平就这样，难为你还那么认真。
中国有句老话你可能忘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北京地下车库人防最低是核6级。
由基础到结构主体等级都够用了。
国家不让你买，一定要买！
这是网友这些年对政府房地产政策的总结。也许事后证明，你恰恰卖对时候了。
我们差不多时候出国。我们家两个都是全奖。自己只需要出培养费和出国的机票。就这一共不到七万的培养费，我们家是找了父母两边的亲戚才给凑起来。而我父母都是体制内有不错工作的，而且都不是底层。楼下还有回帖说带了两千美元出国，我带了400，已经觉得不算穷了。我同学的第一辆车花了300元，居然也开了几年。
98年那会能一下拿出来九万元，有一说一，绝对家庭情况算相当不错的了。搜了一下，"1998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7479元，比上年增长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其中，国有单位职工7668元，实际增长6.7%；城镇集体单位5331元，实际增长3.1%；其他单位8972元，实际下降1.7%。"这个收入，存9万还是不容易的。要知道这以前收入更低。
文革期间，地委一位副书记曾下放到我们公社做书记，我们村是他的重点工作村之一，留下了他的一些政绩，其中就包括我们村保健站。不像其他村赤脚医生在家里坐诊，我们村保健站在村委旁边有专门的办公室，药房相对正规，还有一个里间可以做一些相对私密的检查，能辐射附近3、4个村。除了医生是退伍的军医（可能是连队卫生员），还有一个护士（医助），抓药、打针（包括青霉素皮试）、处理简单外伤（用酒精、碘伏、红药水、纱布、医用胶布）都是她干。
在村里能做上这种工作的都是书记的红人、而且一般长得比较好。她嫁给了一个从地区来的知青，知青高中毕业，据说学习非常好。
文革后，知青没回城，而是在乡初中做民办教师教数学，据说教得非常好（没教过我）。80年代通过参加考试和培训转成公办教师。保健站后来被医生和护士（医助）承包（或者医生承包，护士（医助）被雇佣）。由于比普通乡村医生正规、比乡医院便宜，故而生意特别好，医生吃肉、护士（医助）喝汤。
她们家一个公办教师，一个个体护士（医助），80年代在我们村肯定是top的。
我大二暑假那年，她大儿子考上了县师范。90年代的农村人，孩子考上吃国库粮的饭碗是大事。浑身兴奋的她溜达到我们家找人分享她的喜悦。聊到各种土政策收费，孩子上学要花xxx钱。她没话找话：“七天，不怕我来借钱吧”。我回答说，“你要真借的话，我家只能卖房子了”。她马上说，“七天你放心，我家拿两个xxx出来也不用卖房”。再后来她的小儿子也考上了县师范。
大儿子在师范谈了个女朋友，她很不满意。女孩长相一般、家境不好，而且比他大（农村女孩复读多年考中专的情况很多）。大儿子一句话把她给噎住了：“你不是也比我爸大”。
俩儿子和大儿媳后来都回到我们乡工作。然后他老公开始张罗在县城买宅基地盖房，并千方百计调到县城工作。后来他曾经跟我爹说，你的俩孩子一个市里、一个北京，我怎么着也得把我这俩从农村弄出去。
全家搬到县城后，少了一份收入。为了增加收入，多给儿子们攒点家底，他老公又整出了不少动静，挺有意思的。
男的不是下乡知青，是城里的造反派头目。被另一派打败后，跑到我们村避难。
后来在我们村被招了女婿，不过生的俩儿子都随了父姓。大儿子应该是77年或78年生的，总之都是文革以后生的。
文革后他考过大学，考上后回去得瑟，被人告了，取消入学资格（三种人？）。此后不敢再得瑟了，在我们乡考上公办教师也没敢声张。
人不是很随和，他和我一个生产队、住一条街，他还是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但是基本没有互动。他太太很随和。
巡诊的啊。
覃祥官，1933年农历9月26日出生在长阳县榔坪镇杜家村。中国合作医疗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第四届省人大代表。196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庆祝国庆20周年的游行观礼。1974年秋，随同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问日本等。
1976年10月被破格提拔到省卫生厅任副厅长，1977年辞官还乡，在乐园公社卫生院行医。
1981年3月，被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长阳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政协委员。因病于2008年10月23日凌晨2点50分在榔坪镇乐园去世，享年76岁。
此后不久，他又作为全国“赤脚医生”代表，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1975年元月，覃祥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前夕，他第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乐园公社开展合作医疗的有关情况。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在会上，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
1976年国庆节以后，43岁的覃祥官刚从菲律宾开会归来，中共湖北省委就破格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
此时，卫生部一位副部长曾私下告诉覃祥官说：“中央有领导很赏识你，你有可能上调北京工作，前途无量啊！”。覃祥官听后微微一笑，他平静地告诉对方，自己“不是当官的料”。
6个多月后，覃祥官终于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官还乡”抓合作医疗。他以“先回去看看”为由，给厅长打了声招呼，就自个搭班车回到了长阳土家山寨。从此，他一去不复返，再未回到厅里上过班。但副厅长的职务，省里却一直为他保留着。辞官还乡的覃祥官继续重操旧业。他一边在乐园公社卫生院为群众防病治病，指导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一边参加大队的农业生产劳动。
此后不久，覃祥官被选为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
合作医疗制度因“一刀切”而陷入低谷。覃祥官精心饲养的5头梅花鹿跑了，20多只獐子也逃了。他为此急得唉声叹气，茶饭不思，一连在家躺了好几天。合作医疗是这种景况，覃祥官的命运可想而知。省卫生厅副厅长的职务被免，地委委员、县委常委职务也不复存在。
他惟一保留的职务是乐园公社卫生院党支部书记，据说这还是县里点名让“照顾”的。
没有什么会要他开了，也没有人找他商量工作了。卫生院考虑到他是“当过厅长的人”，更不便安排他参加医生值班。他在卫生院似乎成了一个闲人。实在没什么事可做，他就主动替病人打打水，帮院里扫扫地干干杂活。为此有人传出话来说：“覃祥官被贬到卫生院做清洁工了。”
还有一个县领导上乐园检查工作时，曾当面嘲讽他说：“老覃呀，我看你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个极左的东西，要批判。”覃祥官愤怒地说：“要坐牢，我一个人坐。”
一气之下，他独自跑回杜家村去了。
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的没得法。”
合作医疗经过几年的冷落之后，老百姓又想起了覃祥官。医药费上涨，看病吃药是越来越困难了，“还是合作医疗好啊！” 之后，湖北、山东、江苏、湖南、四川等10多个省市又悄然兴起了合作医疗。乐园的山路上又有了参观者，各级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人们发现，覃祥官在杜家村的那段日子，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喂猪带打杂”，他同村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把这个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下来了。1978年2月，覃祥官连任成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3年，覃祥官按副县级干部待遇退休，每月有1000多元的工资。办了退休手续的覃祥官, 依然忘不了昔日诞生“合作医疗”的那方故土。他婉言谢绝了县卫生局留其在县城居住的好意，坚持回到海拔1500多米的乐园杜家村，与至今仍是农民的“厅长夫人”相濡以沫，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
王桂珍，女，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现浦东新区祝桥镇）大沟村，是“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王桂珍作为“赤脚医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职业群体的典型代表，王桂珍是电影《春苗》的原型，除得到毛主席的多次接见外，还曾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建国20周年庆典，代表中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发言，还曾短期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一职，1977年发行的上海市壹市斤粮票上还有其肖像。
改革开放后，她和老伴开办印刷厂（哈哈哈哈），走上了勤劳致富的道路，同时也不忘为乡亲做好事，努力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多次被镇评为优秀党员。
当时，“看病难”是一个普遍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政策调整，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经大队党支部推荐，1965年，王桂珍在公社卫生院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农村卫生员培训。
王桂珍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是班里学得最好的。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她就拿个手电筒在被子里学到半夜12点。看不懂就问别人，直到搞懂为止。
王桂珍常说，赤脚医生是“肩上有药箱，脚下有泥巴，心中有人民”。当时，她一个人要管大队里将近2000位村民，经常走家串户，为大家解决头疼脑热的问题，在一点一滴之间，培养起了村民对她的信任。
我当时就在农村，是赤脚医生制度的受益者，小时候体弱，经常得病，但是得病基本不出家门，一叫就到，离得近也是原因，吃药打针都可以解决。
直到今天，这位当年的赤脚医生还骑着小摩托到处给村里人看病，很佩服他。
90年代之后他成了乡村医生，家里也富裕了，几百万的家产。我个人觉得，凭借他这一辈子的积德行善，他值这个价钱。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药真比别人家便宜。这是农村的功德了。就不说他几乎随叫随到，远的不能太及时，相邻左近的也都能到，无论刮风下雨。很了不起。
我在上面一个帖子写过了，我姐姐87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之后就差不多自力更生了，所以我家主要供我读书和出国。你家供两个孩子读大学，这期间的花费翻倍。90年代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大学确实不容易，就算在大学不收学费的年代也是如此。我同寝室的一个四川同学，来自教师家庭，兄弟两个同时在上海上大学，家里勉强可以支持。一个湖南农村同学，他和弟弟都是大学，所以他大学毕业三年后才出国，就是他弟弟大学毕业后，他出国的机票钱还是找我借的。
另外我在我帖子里也写了，我们农村家庭当时还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平，除了买点衣服，荤菜，电灯的电费，其他几乎都靠自给自足，这些钱完全是省出来的。你父母在城市里是体制内的，肯定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比如衣服，家电，家具等。另外城里人的住房问题很可能是90年代解决的，这当然会对家庭存款有很大影响。
就富裕了，然后又故意说自己父母职位很低，同时又拥有了出国留学的费用。
还想试图说自己家没有外快，然后就富裕了。
这就很矛盾，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盖房子的钱和留学费用的来源，即便是拖拉机拉货，按理说也没这个钱，他妈是乡村教师，在90年代能挣出他出国留学的九万元，感觉也不可信。
盖房子钱是多少钱？哪年？
确实感觉他没说清楚。
我个人不觉得我家当时的收入属于 top 5% ... 你真的相信1998年的时候中国 95% 的家庭拿不出 9 万元资助子女留学?
首先声明，我是赞同假日网友本篇论述和大部分观点的。
但是别人认为你属于最高 5％，我们一般反驳是不不不，我也就是中游，不是说我属于 6％，所以你说的不对，这么个弱反驳。
而假日网友这个反问，你真的相信，或者可以改为类似的你以为，你以为大部分中国人民吃不起茶叶蛋？其实是吃得起的。你以为 95％ 中国人民买不起北上广的房子？其实只有90％买不起，这个，确实容易引起歧义。
引起歧义，尤其不是作者的本意，当然廓清为好。
澄清就好了
七天先生嘛...每天不调拨一下是非，怕是就浑身不舒服
还是一天不挑拨离间就浑身不舒服呢
当然也可能是top 10%,总之是很top了
我在这楼里面发帖，因为贼不走空网友单独点名我燕人网友和我，认为我们在上好的大学，之后还出国，起点远高于他和海峰网友。我用我个人的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我是普通家庭，家里省吃俭用支持我出国留学。之后兰州人也以他的个人情况进行了说明。因此我认为以我的班级为例子也在一定程度上能支持我的观点。
最根本的一点，对辩论双方的要求应该一致。不能要求我提供统计意义上无暇的数据，而对方仅仅举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