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除了西安事变，张学良还做过这件好事 -- 忘情
他只是为了他的论述罢了，意图应该是为蒋介石粉饰。
而对于国共，不仅要看答应了什么，而要看做了什么，比如蒋介石在谈判的时候军队都在他的指挥下干了什么，是否还在急促剿共，虽然烈度小了很多。
张学良为何只相信蒋和两宋的保证呢？这是什么高深的逻辑啊？合情理吗？如果不合，他的推论怎么成立呢？
那么就应该继续谈判，而不是放蒋。
张学良的先送有张自身的需要，也有中共过于宽松的操作，我方显然是软了，应该打一打，因为，在谈判中、谈判后，蒋都继续攻击了红军，并且造成了上万人的损失。
与其如此，中央红军还不如动一动，在到了陕北之后，红军对中央军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当然，张良肯定看到了周对蒋的让步，这事可以类比历史上的各种招安，但红军是有优势的，因为有苏联对蒋压力。
其实这个标题我是想搞点惊悚效果的，如果您只因为这个就进来，那是可能失望了。
但是，张学良的确是一个很残酷的人，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张学良早期在东北搞的新军阀政治，因为他是一个土匪头子出身的民国政治家（张作霖）的孩子，也拥有传统的两面三刀，翻云覆雨等操作的，不过政治技巧极其成熟，是来自请父亲的封建社会那一套，虽然借助了日本的那一套相对先进的现代化建设发展体系，但是也大量的吸收了日本的落后封建那一套。
后来成熟了，也是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他搞了议会，规范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了东北议会（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2283371071665065&wfr=spider&for=pc），改变了张作霖的独裁体制，这是上层的方面；在下层他打击黄赌毒，对待士兵超出了当时的其他军阀甚至蒋介石的部队，尤其是比较亲共（苏联或者说利用苏联的）人物冯玉祥（也是个被果粉污蔑的民国人物）。他的做法比新军阀蒋介石还要进步得多。因此东北社会各方面发展很快，可以说张作霖时期的工业发展，张学良借助当年良好的时机打下了基础，在日本的扶持下，张学良确实搞得非常不错。网上吹牛的解放前的东北经济建设成果，在日据之前几乎都是张学良的成果。杨宇霆等也确实是张作霖时期的扶持者，这点张作霖很放权，这个成就中唯一的遗憾是日本外资太多了，奉系控制力不强，所以这个经济成就说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勉强。在果粉谈论民国成就的时候，往往不小心被算成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成就。
这类资料网上一搜一大片，大家（包括果粉）也是认的，但是习惯算作张作霖的成绩（秦伟毕竟张作霖还活着，他师最高领导人，这就是为了否定张学良的能力），奉系1910年代的成绩基础确实是张作霖开始操作打牢的。
张学良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操作却偏向民主政治，试图搞张学良自己能力下理解的新时代政治，这点是关键点，贯穿了他自由时期的整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进步的亲共的资产阶级政客，懂得和共产党合作，类似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凯末尔。而不是孙中山的走投无路的被迫选择。在这里张学良的确是有主动性的，虽然方案曲折。
只是，只要张作霖还活着，和共产党（中共或者苏共）合作这事就搞不成，虽然在1931年前后，张学良还没有太成熟，但是已经具备了隐忍能力，各种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无法直接公开坦率的和中共合作（也包括苏共，无论对奉系内部还是对国民党交往），在自己单独执政之前更不用说了。
在这段时期，我有个猜测，不一定准确，他虽然认可和信任蒋介石的能力但是也在不断的测试蒋介石，而不是单纯的被蒋介石蒙蔽才打了中东路，付出的结果是东北军主力的牺牲，他对自己很狠、冷酷无情，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了。
第一次就是他和郭松龄互相配合着搞自己的亲爹，意思是代替张作霖执政（张作霖下马，安养天年），但是，日本介入，郭松龄失败了，他只得狠心抛弃了郭松龄，不得不抛弃。在这里，他和郭松龄精心培育的军队部分就被牺牲掉了，张学良流了很多眼泪，因为士兵的牺牲、郭松龄的死亡、自己的计划失败等等等。
他本来是个现代化的富二代、官二代，但是有理想有道德，不认可自己父亲的那套传统旧思想和投降日本人，这种准亡国奴状态，张学良是无法忍受的。但是他和郭松龄的计划因为日本人的加入，失败了，郭松龄也牺牲了，所以他憎恨引日寇入场的杨宇霆等老奉系派系。杨宇霆是非常依赖日本人的，虽然说确实没有投降，但是犯下了很多错误，比如：东北军政被日本人疯狂的渗透，杨宇霆可以部分说有很大的执行错误。张学良第一次戒大烟，是杨宇霆找来了日本人军医马天池，通过使用吗啡让张学良戒大烟，结果成功的让张学良染上了更厉害的吗啡毒品，各种毒瘾反应，生不如死。从今天各种资料分析，杨宇霆应该并非故意，但是这种事实上的伤害，加上后来马天池的消失不见，确实令人奇怪和怀疑。为此，张学良因为东北易帜问题冷酷的处死了杨宇霆。张学良也一直说，他确实知道杨宇霆不会背叛自己，但是也没办法。
东北易帜，杨宇霆是不支持的，而且还忽悠大部分老奉系针对（接近反对）张学良的易帜活动，不说这事做得明不明智，这种反对统一的人必然遭到反噬。杨宇霆的策略是往后拖，不激怒日本，以维持东北独立性，委曲求全。大家认为这样做就不会有1931年的918了（这还是今天的大多数国人的看法），实际上，张学良在张作霖被刺后并未激怒日本，但是日本人还是发动了918！！！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东北易帜（由此可见东北易帜的难度，只是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一时的冲动，其实除了杨宇霆，反对派很多，几乎可以说张学良一人独自悍然东北易帜）。其实，918这个结果在张作霖在自己的地盘遇刺时就已经注定了！！！当然，这里也和日本人强力控制南满铁路有很大的关系（日本人搞刺杀太方便了），而张作霖遇刺则代表他的所谓柔和绥靖对日路线完全走不通了。
张学良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他心向祖国，抓住这个时机要求统一，而不是所谓利用蒋介石攻击其他军阀（否则哪里来的张学良在1930年中原大战的位置优势呢？如果不看力量大小，那不是其他军阀都可以通过参与帮助蒋介石获胜了吗？），这种谣言当然是中国敌对势力造谣性的分析，他们拒绝承认张学良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
这个时期的中国确实处于可怜的相当的未定和相对混乱时期，这意味着当时确实有太多的事情操作难度很大。比如简单的说，共产党建立不到一年，张学良可能同情中共，也认可苏联的部分实力（大家认为那时的苏联未必比日本人更强大，是日俄战争的失败者，这导致了张学良错误的判断了苏联的实力，在中东路失败了，不敢惹日本），但是从实力上观察，不敢得罪日本、不和苏联中共合作才是常理，这也是张作霖的判断，所以杀了李大钊。如果张作霖是走钢丝（这是果粉一再的说法，意思是张作霖可以左右逢源，延缓日本侵略），就不可能冲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抓捕李大钊等啊，这明显是大部分倾向于日本的基本的操作嘛。在这个时期，中国还不算现在大家认为的那个中国（历史谈及此处太少了，不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的危险），只有张学良和蒋介石才心里有中国、提防日本，但是操作上又做不了太多。蒋介石没有胆子，张学良没有实力。
那时的最高领导人没有拥有1937年的全国一致，同仇敌忾，其实就是在1937年，有一些军阀还和日本勾勾搭搭，甚至蒋介石势力中的何应钦、汪精卫等还在亲日。何应钦也算亲日派，但是也更跟随忠诚于蒋介石，可被信任。
所以这个时期，张学良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这个判断是对的，也是符合他的身份和能力的），他自己无法领导全国人民支持东北抗战，做不到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根据他自己的思维和能力判断，他认为蒋介石还是当时中国的唯一他可选的对象，当年的周总理对蒋介石也服服的。
http://news.sohu.com/a/524208930_100114195
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那么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这些话似乎是针对博古，其实就是当时民国历史的真实的反映。所以即便如此，张学良还是只能认定蒋介石，因为蒋介石队伍多，好几十万，也有钱。这个判断在大多数人看来基本上也是没什么问题的。通过长征的只言片语认准毛主席，或者说，即便是在西安事变中通过毛主席的安排认准毛主席，这对于军事不那么强的张学良来说是很难的。一些人总是希望事后诸葛亮，根据新中国后来建国虚假的理解当时的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行为，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根本就不亲共。当年有几个人能想到1949年居然是中共建立新中国呢？张学良很聪明，但是也想不到，所以只能选择蒋介石，苏联的助攻没那么大，而且都助攻在了蒋介石身上也是很有意思吧。
他的中原大战，因为政治时机把握得极其精确，战争效果不明显，对他的战争能力考验力严重不够，而在之前的郭奉战争中，他的主力部队也被日本人打得很惨，在中东路之战中，又被打得很惨，真是悲剧，张学良心疼坏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张学良完全无法在毛主席的几个战术动作中确认毛主席的军事能力。同时，他也知道周总理才是当时红军的话事人（周叶亲近于蒋介石，张学良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只能还是继续选择蒋介石等等等。
而在对红军作战中，他是在自己主动和红军打假球，从鄂豫皖开始，这也是我所说的他的残酷计划，牺牲的是东北军自己主力士兵的利益。有先生质疑张学良为何不去打山东土匪刘黑七，而在鄂豫皖打徐海东红25师，我个人是认为张学良试图通过宽松的处理缓和对红军的矛盾，释放善意。事后东北军对当地的祸害也确实小，也与他跟随红25军离开也有关系。会剿计划还趁机泄露了，这些都有历史资料证实。
尘封档案：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泄露军情通共案”，潘文郁烈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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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情暴露，张学良亲自处死了潘文郁烈士。真正的你的战友送你上路。
血洗鄂豫皖的是蒋介石中央军，东北军则是很软弱，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玩，这点大家如果观察是可以看到的。同时，由于东北军的宽松，红25军发展不错，仗是必须要打的，但是损失不大，吴焕先的牺牲是偶然现象，确实可惜。甚至之后随着东北军旅游结束，红28军高敬亭部还发展起来了。这个和中央苏区后来的发展没法比。官方主流说法叫东北军思乡，不思作战、战斗力弱，等等等原因，就是很少提张学良的善意。
可是就是这样（软弱）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被周总理奉为了主导，其实是回避周的责任等诸多因素。
其实东北军兵精粮足，战斗力还是在线的，只是张学良就是在安排打假球罢了。
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十几万人，红军5、6万，我方确实应该尊重东北军，但是，谈判中周总理的态度也是过于划水、打酱油了。之前的忽悠全不谈了。难道中共只是过去挑拨离间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吗？这肯定不对啊。是要看苏联的脸色，但是那时我方态度也是太过于中立了，正是因为一再不表态，所以张学良赶快离开了西安，送蒋介石回南京了。
在鄂豫皖，张学良损失了115师等部队。前面我说了，他在假打，我们却在真打，但是控制规模烈度也不是很容易的。这个在中央红军和陕西部队配合时就乱套了。我军组织度好，但是东北军不太行，就不说陕西部队了。张汉民事件只是其中一个（也类似，只是徐海东他们不信任杨虎城部队的假打）。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从意大利回国。蒋介石这时正在加紧对苏区的“围剿”，遂让张重整军旅帮他“剿共”。 2月7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亲任总司令，张代行），3月1日张学良在武昌“剿匪”总部正式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将原驻河北、河南的东北军纷纷南调，王以哲军调驻豫南，刘多荃师调驻平汉线南段，何柱国军由石家庄调到鄂东的宋埠麻城一带，“围剿”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徐海东部。
张学良出国两年，但是回国后对东北军的掌控仍然很在线，还是很厉害的。
革命并不轻松，你要假打，要取得对方的善意，哪里那么容易呢，直到后来，毛主席释放高福源之后，双方才终于进入了良性循环，在此前，张学良已经损失了三个多师，当然，一些东北军士兵也确实加入了我军，成为了抗战一份子，但是大部分都被释放回东北军等等等。这个时期东北军还是东北军，没有真正进入中共部队，双方正在走向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意外。
张学良通过控制黎天才等前共产党员、同事也是部分托派（自主的，爱国的为国的）友好的接近中共，表达出善意，最终获得了回报。可惜那时我们周总还在肃托。
1940年秋，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派代表与驻徐州日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和约。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共产党员）掌握了其中详情，立即报告常恩多，并要求锄奸。常恩多毅然答应。两人经过一番计议，拟定了锄奸方案，决定借9月21日晚上看戏之机，活捉缪澂流。21日晚，按约定时间，常恩多向各处下令、扣押了参与此案的有关将校，并将知情不举的旅、团长解除武装，看押起来。与此同时，万毅旅长指挥所部包围了军部机关，扣押了副军长朴炳珊等几个通敌要犯。缪澂流和总部几个大员正在村外看戏，因六六七团一营营长韩子嘉叛变告密，他们才得以仓皇逃出。次日清晨，常恩多向全国各界发出“九二二”通电，提出“锄奸救国”口号并向蒋介石和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发出了“血泪电”。之后，常恩多又奋笔疾书，撰写了《“九二二”锄奸的前前后后》一文，派人到各地张贴、散发、有力地揭露了缪澂流等国民党投降派的汉奸嘴脸，教育广大爱国军民抗战到底。但亲日派何应钦竟密电于学忠，表示支持通敌叛逆缪澂流。不久，蒋介石又来电责备常恩多师“不识大体、意气用事……”常恩多愤然大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随即分兵袭击莒南大店和日照北廓两个敌伪据点，又亲率部队在多水店子与敌伪作战，三战皆捷。常恩多由于心情郁闷、忧愤，积劳而成疾。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又电令第一一一师“肃清共产党，消灭八路军”，该师反动分子遂掀起了反共恶浪。他们设下“鸿门宴”，将万毅扣押，并逮捕了地下共产党员数人。常恩多虽已病势沉重，但他为了抗战前途，坚持团结进步，抵制分裂倒退；乃率部东移，开进甲子山区，把原来的平原地区和一些交通要镇让给了八路军，游击队。这时，汪精卫认为常恩多已濒于“山穷水尽”的绝境，便派人到鲁南，以委以伪山东政府的军政大权为条件，拉拢常恩多叛变投敌。常恩多盛怒之下，派人抓住两个送信的汉奸，杀掉一个，放另一个回去报信。
8月3日，国特分子把万毅出走的责任全推到郭维城身上。常恩多得知后决定立即行动，遂命刘唱凯按既定方案做好一切准备。下午5点，团长以上的军官们都按通知到参谋长住处集合好，刘副官镇静目右地带领他们去听师长最后一次讲话。刚走进师长的大门口，早就布置好的手枪兵们一跃而出，下了他们的枪，押起了副师长、参谋长等几个顽固派，带领4个团长会见师长。常恩多教育他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坚持抗战，跟随郭处长起义，去找共产党，联合八路军。团长们应命走后，郭维城又叫来了八大处的处长，扣起了国特分子，常恩多鼓励其他人和八路军团结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8月5日，常恩多又召集全师校以上军官讲了话，号召大家要为后世子孙求光明，谋幸福，不当亡国奴，不能再去干同胞相煎的蠢事，要和八路军联合抗日。8月7日下午，听说万毅当晚可回到三三三旅，常恩多极为欣慰，遂急命刘副官去接他。但在此时，在师部被关押的特务分子收买、策动了部分士兵开始叛逃，情势危急，常恩多遂决心率部南下抗日根据地。8月8日拂晓，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开往莒南抗日根据地王家坊前，并电告万毅（评中将不是没有原因的）、刘副官前往。
当晚，常恩多将这支尚有2000多人的部队带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9月，常恩多为抗日救国事业耗尽了最后的心血，与世长辞，时年47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常恩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赞扬他是“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
在红军会师前后的一个月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已经被打怕了，我军在劳山和榆林桥镇大破敌军，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为此，张学良亲赴庆阳告诫其下属的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没有他的命令不许与红军交火。
可是，蒋介石早就越过张学良，严令董英斌调集五个师兵分两路对红军进攻。
经过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判定，与会者一致断定是敌人的必经之地，最后确定了作战原则：将敌引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后续部队。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一定要打歼灭战。
此文是今天的主流看法，其实就是因为张学良配合假打而已。
这段话里面信息很多，张学良不让打，要控制节奏，蒋介石趁机试探和下蛆，结果有部队听了，但是红军必须保持战略态势，该收拾就是得收拾，张学良的跟随模式的善意也不行。
交往的节奏不能让张学良控制，红军经不起无谓的损失，张学良的军事能力不太靠谱。
董英斌接受张学良的命令和手下说要和红军假打，结果蒋介石发现了，审判董手下，手下说，这是董师长的命令，结果董英斌不能承认，被处分了，也是有趣，从这里说，假打也不容易。可惜他被蒋介石裹挟到台湾了。
说了这么多，我当然是赞美西安事变，赞美张学良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民族英雄，他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了他个人为了中国的伟大目标。他不是不抵抗份子。他只是为了抗战目标不择手段，对有些人是冷酷无情，但是对人民和国家，真没的说。
当奉军全部过了黄河后，部下前来请示，要不要炸了黄河大桥，以阻追兵。
张学良站在黄河边上，看着长长的黄河大桥，慢慢摇了摇头。
部下又问： “郑州城里的军火库和粮仓怎么办？里边可是有不少军火和粮食。”
张学良说： “原封不动。”
部下又说： “那就都落到敌人手里了！”
张学良瞪了那个部下一眼：“谁是敌人？我说不动就不动！”
白崇禧
当那位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率部兵不血刃地进驻郑州后，看着完好无损的黄河大桥和几座同样是完好无损的军火库、粮仓，满脸鄙夷，对部下把张学良好一顿埋汰： “都说张学良少年英雄，会打仗，你们瞧瞧，这哪里有一点儿会打仗的样子！连黄河大桥都不炸，是不是怕咱们追不上他啊！叫我说，他也就是玩风流韵事是一把好手！”
随从将领们都大笑起来。正在这时，传令兵来报，陇海路督办章枯求见。
章祜走了进来，将一封信交给白崇禧，说： “白将军，这是张学良临撤退时，让我转交给您的信件，请您过目。”
白崇禧接过信，只见信中写道：
“我未破坏黄河铁桥，因系中国最大建筑之一，如果破坏，一时不易修复，不忍伤国家元气，非我撤退仓促不及破坏也。我军在郑县仍储存有给养甚多，非我忘记焚毁。频年战争，豫民流离可惨，何必火以灾黎渴望之食粮？我们同系中国人，贵军如不急需，请你们把它散给灾民，这算补一补咱们的罪。我有些重伤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官本着人道的观念，加以医救，不胜感激。我们总会有见面的一日，到那时再谢吧.…”
白崇禧将张学良的来信交给手下一众将领，让他们传看。一时间，满屋寂静无声，包括白崇禧本人，都不知说什么好。
本文参考自：《走进大帅府，走进张学良》
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提出三点约定：
（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
（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
（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构筑抗日统战政治话语。礼敬谦恭之余，毛泽东亲书注意铸炼伟辞，指陈反侵略战争的紧迫性，彰显抗战救亡事业的正义性，表述共产党捐弃前嫌、要求结成联合阵线的正确性。例如，“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
这点不是只有毛主席看到了，张学良也同样看到了，希望合作，但是合作并不意味着双方就亲密无间了，没有那么乐观理想的现实。这才是现实。
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的精兵，战斗力也是刚刚的。是经过了战争不断洗礼的，其实正规军也往往如此，但是正规军由于所谓国力，要依靠拉壮丁等操作，所以战斗力往往是不够好的。大家也知道，国军也在吃兵血，至少1936年的国军，哪怕是中央军也避免不了这个问题。北伐军时期的动人心理已经不在了。
所以，到了陕北的红军，真是精华中的精华了，但是很多人，尤其是果粉，为了黑共故意或者干脆不知道这个事情，确实是红军是当时最优秀的份子，而且他们还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其实他们大多能力已经可以充任基干军队成员了，他们都是班排连级高手了，只是由于历史的遗憾，他们没能成为中国军队的基干军队班排成员。这点确实可惜。
可以说，他们水平还不算太高，但是都是当时中国军队中的天花板了。敌人，果粉，共黑其实都是一个说法，即蒋介石可以随时搞死这些中国的红军精英，这是认识完全错误的。
他们可能疲惫，但是战斗力则是很强的了，东北军西北军的精干力量是绝对没这么多的。而且由于人数减少，武器是很够的。
这就是红军被锻打的成果。东北军，人数多，装备好，身体素质也好，和红军不相上下，在尽全力的情况下，可能差点不多。而有了毛主席高超战术的加成，红军是没法再失败的。
由于人数的差距，装备的差距，苏联的指挥，等等，周总在谈判中怂了，也是没办法吧，唉。
张学良只是一个有着民族主义情怀的爱国的纨绔少爷。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这样一个定位。
至于西安事变客观上很大的帮助了TG，所以TG对他评价高，这属于TG一贯作风，统一战线嘛。如果没有被蒋裹挟走，留在大陆那也是至少政协副主席。
郭松龄反奉，干掉杨宇霆，东北易帜，交好蒋介石，中原大战，西安事变，还有各种私生活。给人的印象就是地主家平庸子在长辈骤去后畏畏缩缩，勉力维持，被各方大佬忽悠来忽悠去，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幸得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