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能让常凯申再三“礼贤下士”，却始终拉拢不到的黄埔学神 -- 忘情

作者：忘情

黄埔一期出了名震天下的“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其中后两位分别在不同的阵营里各自做出了一番事业，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只要提起英年早逝的蒋先云，陈赓便赞不绝口，钦佩有嘉。而自视甚高的贺衷寒也承认，蒋先云才是真正的“黄埔之杰”。

很多人并不清楚，当年蒋介石为了笼络蒋先云这个“人中龙凤”，曾多次“礼贤下士”，甚至以“接班人”的地位相诱，最终却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蒋先云身上究竟有何魄力，竟能让一向薄恩寡义的蒋介石一再“屈尊降贵”呢？

人中龙凤

蒋先云，字湘耘，号巫山，1902年8月17日生于湖南新田县大坪塘村一个没落书香之家。他上有5个哥哥，2个姐姐，在家里排行最小。父亲去世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蒋先云很小就开始放牛、捡柴、打猪草，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蒋先云11岁时，母亲向亲朋借钱，把他送进了本村的保合小学读书。他深知学费来之不易，所以学习特别用功，加上才思敏捷，很快就成了“学霸”，深受学校器重。4年学业期满，学校力荐他跨过高小，直接报考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结果被破格录取。

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有一次老师以“月”字为题，要学生造句联对。蒋先云联想到当时的社会腐败没落和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挥笔写下了“残月西斜，漫洒人间；日出东方，大地红遍”16个字。老师称赞不已，当即批语：“寓情于景，寓理于景，含义深厚，超脱异常，传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先云积极投身运动，担任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

1921年10月，年仅19岁的蒋先云经毛泽东介绍入党，后被毛泽东派往安源路矿开展工人运动。蒋先云在安源办夜校、建立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将工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安源路矿当局将其视为头号大敌，在多次对蒋先云收买未果后，又收卖刺客企图对其行刺。在安源路矿工人们的保护下，蒋先云次次化险为夷。安源路矿当局无奈之下，便四处张贴告示：凡报告蒋先云行踪者，赏洋五百。捉蒋者，赏洋一千。

国共合作决定共同创办黄埔军校时，中国共产党建党未满三年，全国加起来还仅有数百名党员。但为了在军校中开展党的工作，也为了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党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组织、动员年轻而又优秀的党员去报考黄埔军校。毛泽东从广州开完国民党“一大”回长沙，一见蒋先云就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嘿，看你这大块头，是干军事的人才嘛，快去广州报考军校吧！”

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时，共有来自全国21个省区的1200余人报考，其中三分之一有中学或专科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最终录取率仅为三分之一左右。蒋先云以第1名的成绩被黄埔一期录取。

黄埔一期开学后不久，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们就成立了中共黄埔支部，蒋先云被一致推选为党支部书记。蒋先云性情并不是特别活跃。在黄埔岛上，他每天都固定地出现在几个地方，并不到处乱走，但他身上却有种特别的人格魅力，总能将进步青年聚拢到自己身边。在旁人眼中，蒋先云不仅是才华卓绝的同学，还是大哥，更是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在蒋先云等人的努力下，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第等80余名黄埔一期生，在校学习期间入了党。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黄埔一期于1924年5月5日开课时，广州发生了“商团事件”。到7月份，“商团事件”愈演愈烈，反动商团不但控制了广州经济，而且咄咄逼人地胁迫政府投降，广州的革命形势一落千丈。蒋先云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局势变化。他认为应将所有驻扎在广州的，倾向于革命的青年军人统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组织，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

从7月份开始，蒋先云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以驻扎在广州的各军军校为目标，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串联。到8月初，他们不仅与粤、桂、湘、滇各军的军校学生建立了紧密联系，还联系上了海军的部分军舰，开始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名义每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广州局势，商讨解决办法和明确革命军人的责任。随后，他又被一致推选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组组长，负责起草联合会的临时简章及一应筹备事宜。

接过这个诸事繁杂的任务时，已经临近黄埔一期的毕业考试了。在各种社会活动、党组织工作缠身的情况下，蒋先云却在毕业考试中，仍然延续了他在校期间门门功课皆考第一的惊人记录，成为让师生们无不叹服的“黄埔学神”。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称蒋先云为“最可造就的人才”。校长蒋介石则当众夸赞：“蒋先云同学是我们黄埔军校最好的革命军人。如果我们军校的同学个个都像蒋先云，革命一定可以成功！”

矢志不移

蒋先云于1924年11月9日毕业离校后，被分配到黄埔教导团工作。他在做党的工作同时，花了很大精力联络、团结各军中的进步青年。

1925年2月1日，蒋先云主持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仪式。他在致辞时说：“我国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军阀以军人为自私自利的工具。因此军人比其他的国民所受的压迫更重，困苦更多。为了救国救民和救自己，就应该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军阀养军人，是用来压迫人民的。觉悟了的军人，应当与民众联成一气，拥护人民的利益及幸福。我们的敌人就是军阀和帝国主义。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是我们的第一个敌人。因此，在联合旗帜之下的同志们，第一步应一致打倒陈炯明。”

到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陈炯明时，蒋先云已升任第1军第3师第7团党代表。在攻打惠州的战斗中，他亲率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城下，不顾身中三弹，满身是血，仍然一手举着驳壳枪，一手挥着指挥刀率先爬云梯。他的云梯被守敌接连掀翻了两次，他毫不畏惧，又第三次带头攀登云梯，让守敌为之胆寒。

蒋先云作为黄埔一期最优秀的学生，文武双全、品德高尚，在黄埔军中享有极高的威信。蒋介石从不掩饰自己对他的喜爱，无数次当众说蒋先云是他最喜欢、最得意的学生。他曾骂“孙文学会”会员：“你们要抵得上蒋先云的十分之一，我死了都会笑醒！”

为将蒋先云收归麾下，蒋介石曾当面对他许愿：“巫山，将来我们打倒了军阀，我就回去读书写字。这班黄埔学生，个个都是蛟龙猛虎，只有你才管得住他们。”当时，蒋介石已是南方政府事实上的首脑，这番话已是视蒋先云为“接班人”了。但蒋先云却不被所动。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又公开令中共党员退出黄埔军（第1军）及黄埔军校，并亲自主持了黄埔军官退出共产党的会议。会前，蒋介石私下找到蒋先云，许诺只要他声明退出共产党，就立即委任他为黄埔军校中将教育长。面临人生重大选择，蒋先云毫不含糊，他在会上第一个拍案而起：“我是共产党员，永作共产党员。”

此言一出，会场里顿时骚动起来，有人鼓掌，有人跺脚，大部分人交头结耳，议论纷纷。

对蒋先云，蒋介石是有耐心的。他笑了笑：“巫山，你的事，我们开完会后再说！”但蒋先云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丝毫不给蒋介石面子。他抓起面前的“党籍声明表”，当得着蒋介石的面撕得粉碎，一边撕一边愤愤地说：“脱离共产党，就是叛卖革命！”、“官可以不做，而命不可不革！”、“我蒋先云为革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说罢，他拂袖而去。

退出黄埔军的蒋先云，转而从事工农运动。他一边在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当教员，一边在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工作。刘少奇和张太雷都很喜欢这个黄埔最优秀的学生，有一段时间曾让他担任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虽然当众吃了蒋先云的瘪，但蒋介石却对他仍心心念念。不久，蒋介石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亲笔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请蒋先云一定前来就任。他知道蒋先云脾气很拗，又特意派人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打招呼。在陈延年的劝说下，蒋先云这才奉组织之命前往报到。蒋介石一见他，像啥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主动和其握手，并将早已写好的“委任状”拿出来，上面写着委任蒋先云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总司令副官。

北伐途中，蒋介石待蒋先云礼遇有加。有时蒋介石有难以抉择的事，特别是涉及军队内部人事调整、各部矛盾平息等敏感的问题，都叫蒋先云拿主意。蒋先云工作也很勤奋，北伐军总司令部和蒋介石个人的宣言文告，大多是蒋先云的手笔。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就在准备与共产党决裂了。他向蒋先云摊牌，说只要蒋先云退出中共，就立即委任他为第1师中将师长，却依旧遭到了蒋先云的严拒。蒋介石还不死心，又给了蒋先云2个月的时间考虑。在这段时间里，他啥事也不让蒋先云做，开会也不让他参加。他知道蒋先云是那种闲不住的人，越闲就越痛苦。但蒋介石却失算了：蒋先云在赋闲了1个多月后，竟不辞而别，投奔武汉去了。

以死明志

武汉政府那帮人对蒋介石又怕又恨。蒋先云作为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得到了“恨屋及乌”的待遇。蒋先云是得罪了蒋介石投武汉而来，武汉各军都不敢接纳他。中共党内许多人对蒋先云也是风言风语。

刘少奇在广州组织省港大罢工期间，与蒋先云相处得非常融洽。他深知蒋先云的品行，也了解二蒋关系的来龙去脉。经刘少奇介绍，蒋先云担任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该纠察队有5000多人，3000多条枪，是中共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蒋先云上任后，立即组织开展正规军事训练，每天到各训练地点督促检查。

蒋先云对蒋介石的认识，要比陈独秀那样的书呆子深刻得多。他已经预感到中共很快就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生存了。因此他积极主张扩大纠察队，按军队编制进行训练，并尽一切可能获得更多的武器。蒋先云四处奔走，找同学和熟人帮忙。但他所有的努力成果，后来都被陈独秀拱手送人了。

蒋介石在上海策动“4.12”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各界30万人于4月15日举行讨蒋大会。蒋先云担任大会主席，并作了激昂的演讲。他严正指出：“蒋贼不除，世无天日”。

反蒋大会结束后，蒋先云成了武汉的新闻焦点人物。不少黄埔学生拿着不久前登着二蒋合影照片的报纸在背后指指点点。中共党内也不断有人怀疑他，攻击他，让他分外寒心。甚至在武汉政府任命蒋先云为第11军26师77团党代表兼团长时，中共中央代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还怒气冲冲地质问：“你们怎么敢相信蒋先云？这个人升官发财思想重得很，他要不去投靠蒋介石，我不姓张！”

非但如此，张国焘还派人对蒋先云进行政治审查。负责审查的同志找蒋先云谈话时，又不太讲究方式方法，蒋先云为此心情十分沉重。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堂堂正正，不需要当谁的门生，也不需要通过什么大人物的宠爱来发迹。他投身黄埔，是去革命的。他考第一名，靠的是自己的真本事，又不是靠蒋介石放水作弊。凭什么就非要把他和蒋介石拴在一起呢！而且不管他曾多次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的功名利诱，党内同志为什么就是不信任他呢？

有一次，在面对组织审查时，蒋先云曾喃喃自语道：“这么难，还不如死了”但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这句话。事后看，那时他可能就已决定要以死明志了。不过，蒋先云毕竟是人中龙凤，他虽决意赴死，但却并没有意志消沉。他和往常一样组织部队训练，一样做宣传鼓动工作。在不到1个月时间里，就使77团的面貌焕然一新。

1927年4月下旬，武汉政府开始第二期北伐。5月28日，北伐军2个师的兵力在河南临颖与奉军7、8万人激战，对方还有坦克和飞机助战。战局对北伐军极为不利。

蒋先云率全团从右翼出击，包围了位于史庄的奉军炮兵阵地。但数次攻击都未能占领史庄，部队伤亡很大。战斗中，蒋先云左腿中弹，在奔跑时冷不防栽倒在地。士兵们要把他抬到安全的地方去，他却坚决不肯。“你们快去把马给我牵来！”蒋先云站起来说：“临颖城已经在望，我腿伤不要紧，跑不动还可以骑马。我一定要杀退敌人！”说着，他解下绑腿，扎住伤口。豪气万丈地跨上战马，拔出指挥刀，高喊道：“冲锋！向前冲呀！”

77团官兵顿时发出一阵怒吼，纷纷从隐蔽物后站起来，紧随蒋先云朝敌人阵地扑去。“蒋先云不要命了！”26师师长在不远处看见了这个情形，忙派人传令：“叫他下来！”在步兵冲锋阵形中，蒋先云和他胯下的白马成了最显眼的目标。奉军集中火力朝他射击。忽然，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蒋先云身负重伤。

师长的传令兵来了，说：“师长叫你下云！”蒋先云被部下携扶起来，大声喝到：“我蒋先云不捉了张作霖，决不下火线！”他命令士兵将满身鲜血和泥土的自己扶上战马，用尽气力挥刀朝天一指：“弟兄们，跟我来，向前冲啊！”言毕，他一马当先冲入枪林弹雨中。突然，又一发炮弹在蒋先云身边炸开。弹片洞穿了他的腹部。这位黄埔骄子再次栽落马下，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

蒋先云牺牲后，被武汉政府追晋陆军中将。周恩来在武昌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刊登了题为《悼蒋先云同志》的悼词。

郭沫若曾撰文《蒋先云的诗》，他在文中写道：“先云战死了，但他的精神是从此不死了。我本来想做一篇文章来纪念他，但我觉得我们有时间性的文章不足以纪念超时间性的烈士。足以纪念烈士的，只有他自己生前的行动，生前的言论。”“青年人是有好胜的习气的，他当然也不免。”“先云是最爱惜士卒的。他率领士卒有一种天才的手腕，无论怎样的新兵，只要经他训练一两礼拜，使人人都变为效命……如此将材，竟而早逝，我们为革命的前途，不能不深致悼念。”

蒋先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同学徐向前在其回忆录里称“蒋先云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为青年军人的模范”，并题词：“蒋先云烈士永垂不朽！”

许多人喜欢说“政治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似乎不这么说显不出世人皆浊我独请。但是就像最肮脏的屎尿屁也是人体的一部分一样，人类社会总离不开政治，否则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

一个人投身革命就不能怕脏，乃至自污，这也是为理想而献身的一种形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同时保持对理想的信念。党内人品高洁如毛泽东、周恩来，也不得不对现实低头，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如果都像蒋先云这样，中国革命会走向何方且不说，毛周等人今天也不过是偶尔有忘情这样的人提笔纪念而已，成就云云，皆为笑谈。

所以有政治洁癖的人是活不长久的，至少他的政治生命活不长久。譬如文强，以今日而论起点不可谓不高，要论受的委屈也不比蒋先云为轻。像蒋先云一样，文强也无法接受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结果如何呢？

掉进了一个更为肮脏的大粪坑里。

更进一步说，一个人不做事就不会弄脏自己的手，做的事越多，手会越脏。刘少奇曾对时传祥说：“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巧刘少奇现如今也是网络上攻击为政治手段肮脏的政治家，民间的声望不是很好，官方似乎也不大提。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欢，当前的政治现实是继承了当年刘邓一脉，毛泽东思想中的理想主义日渐远离。这往往可悲可叹，理解越深，越是痛苦。

蒋先云的入党介绍人是夏曦。

蒋的牺牲并非简单的道德洁癖，而是国共双方3种势力对他造成的压力下的结果：

1.蒋介石三番五次诱令蒋先云不成,并未善罢甘休，在报纸上别有用心地刊登两人的合影，企图用离间计断其后路，归附于他；

2.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张国焘对国共合作持不同意见，对蒋先云、李之龙这等黄埔英才素无好感，对蒋专门进行立案调查并恶语相伤。张国焘甚至对人讲过“他（指蒋先云）要不去投靠蒋介石，我不姓张”的话，让蒋先云非常心寒和苦闷。张国焘后来到鄂豫皖苏区，对黄埔生许继慎、曾中生、蔡申熙等打击迫害甚至杀害，也是这种原因；

3.国民党右派则出言指责蒋先云“忠于革命是假，忘恩负义是真。”

当时的蒋夹杂在国共3种政治力量的诋毁、不信任的各种压力下，可以说这种压力是空前绝后的，对那个年代一个革命理想高于天的29岁的革命青年来说，可以说把政治生命当成最高的目标，他很难有承受的能力。单纯把这说成是他有政治洁癖，太片面了。

蒋先云妻子是李立三的胞妹李祗欣，新婚不久在1927年4月死于肺结核，这件事也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牺牲时蒋先云是穿的军礼服上战场，赴死之心很坚决。

至于你说的文强，其受的委屈跟蒋先云比起来差太多了，只是被捕出狱后不被四川省委信任这种单方面的压力而已，蒋可是处在当时的三方政治势力的压力下。

不过两人之间还有一点联系的是，夏曦也是文强的入团介绍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然是常理。问题的根本在于：既然有必摧之风，如何才能做到摧而不折，至少不必早夭 ---- 这也是今天我们重读蒋先云烈士个人悲剧的另一层思索。

历朝历代，各行各业，中国均盛产人才；秀林之木，从来不止一根。为什么有的秀木，必摧之风一来，它就夭折了？而有的秀木，同样经历过必摧之风，而且不止一次，那又如何？“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 后半句，就是“千磨万击还坚韧“的毛主席的自谓。

回到蒋先云，与他同时代的徐向前，是不是也是秀木？当然，单论在黄埔的考试成绩、口才表达、个人魅力、组织能力等项，徐自然是远不如蒋的 ---- 这也是蒋校长亲自面试过两人后的结论嘛。

问题是：读军校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将来打仗、打胜仗。谁能说：若蒋仍然活着，他在战场上的才华就一定能高过徐呢？ 同样，谁也不能说：蒋的战争才华一定不如徐。

问题是：在最需要蒋施展自己的战争天赋与才华的中国革命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中，蒋恰恰没有给自己继续施展这种天赋与才华的机会 ----- 因为他被必摧之风----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等人为代表的党内不信任他的领导们-----给摧折了。

设想一下：若蒋先云烈士不是刻意选择于1927年5月28日牺牲在河南，而是再忍两到三个月，忍到8月1日率部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或者是9月9日跟随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蒋的个人天赋与革命理想，是否能有一个更有意义、更为宏大的实现？

毛主席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有伟大的理想主义，他更是已经将理想主义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客观（也就是不完美）实际情况，进行了最广域、最深入、最持久的现实化。

所以说，蒋先云的过早夭折，这不仅仅是蒋烈士的个人悲剧，更是中国革命的时代悲剧。

中共党内军内，被张国焘摧折的秀木可谓多矣。同样富有才华的黄埔一期的许继慎，因为被张打压期间，“多次直率的揭穿张国焘的老底”，“宁折不弯”，终于被张所害。这又是一个等同于蒋先云烈士的个人悲剧与革命的时代悲剧。

问题是：为什么类似处境的徐向前没有被张摧折？是张没有打压他？张连徐的爱妻都摧残致死了。

说到底，徐能忍，而且忍住了、忍到了最后。这就是区别。

关键是：为什么要忍？又为什么能忍？

答案是：为了做事，做大事，做成大事（中国革命）。个人的一切，他人的诋毁、同志的不信任，都能忍。

朱老总在被张国焘分裂事件中，被张部长期裹挟，被张甚至是张的部下们多番谩骂乃至羞辱。朱老总如何做的？同样一个字：忍。

所以主席评论朱老总：“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主席这两句话，前一句谈个人修为，后一句才是人生目的----忍不是为了自己一时做人（包括自己不在乎面子、能忍受同志们的不信任），而是为了能一辈子做事，做大事，做成大事（中国革命）。

抛开邓公的改开路线及晚年风评不谈，主席为什么说邓公人才难得？同样也是看中了邓能“屈”能“伸”，用主席的原话就是“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另一个类似的个人悲剧+时代悲剧，就是59年庐山上的彭德怀元帅。我有时想：对刘系统整人的手段，彭早就不是雏了嘛（45年华北座谈会上就领教过整整43天）。自己明明已经占着理了，而主席作为一把手也得维护方方面面的团结，彭自己为什么不能忍一忍呢？对着拍桌子甚至骂娘能拍出个对国家对老百姓更合适的政策？还是能骂出对个人（包括自己的那一大票老兄弟+庐山上的年轻秀才们）更好的结局嘛？再忍个半年，对方在会上扯的淡，不都被无情的现实无情地批判了嘛。

结果，还是不能忍，非要操娘，连主席的娘也操。操爽操够了，结果一杆子都被打倒了，除了挂甲种菜，还能干什么事？对老百姓有任何好处？

回到主题：为什么蒋先云烈士不能忍张国焘而徐向前能忍？抛开个人性格、成长环境等因素，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太优秀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往往吃亏于之前不长的人生、社会道路上，太过于一帆风顺。

我想徐向前元帅年轻时，不会如蒋先云这般风顺。所以 ，面对冤枉与不信任，徐有更强的承受能力。

当年韩信也如此啊，早年受了多少侮辱？不都成为自己的抗压能力了嘛。

对年轻人，一帆风顺并不是好事 ----- 不好就不好在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习总家庭出身牛逼吧，照样在文革期间挑过九年大粪----至今与外国领导人合影时，一边肩膀还是歪的。

相较于蒋先云，毛主席年轻时，优秀不优秀？在国民党那边做过的官，比蒋先云不小罢？被本党领导、同志们不信任，被留洋的28个半海龟们奚落、尤其是刻意打压的次数乃至年月，比蒋先云多到哪里去了。毛怎么办的？一个字：忍。

历史上所有能干成大事者，莫非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者，方可为常人所不能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无故加之而不怒 ---- 忍，不是为了个人修为做人，而是为了干事干成大事。

普通人能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已是不易，结合程度好的甚至都可以称为强者了。

但对革命者的要求是高于普通人的。能够在1949年10月1日亲眼看到有自己一份心血在其中的、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革命者至少做到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

而毛主席之所以能成为五大导师之一，他的思想能被称为“毛主义”，和他能够把革命的理想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得很好。

你举的例子里最典型误读的就是用徐来对比蒋了。因为俩人面对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不同。蒋是光杆司令，面对是政治上的不信任，当时的4股政治势力：军阀是他的死敌；中共对他不信任；广州蒋介石用离间计；武汉汪精卫说他忘恩负义。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根本是处于无处容身的地步。

而徐则是手握重兵的，哪怕张国焘抓了他妻子，也不敢直接动他。

再说忍，徐在妻子程训宣被杀后忍了吗？他是程被杀5年后才知道死讯的，而此时他刚刚才经历了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

哪怕在这种最低谷的时候，他忍了吗？而是立刻找到曾担任过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局长的周纯全，气愤地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尽管周纯全只是命令的执行者，但据说此后徐帅与周再无交集和往来。

这能叫你所谓的忍吗？更不是什么有更强的承受能力，无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木已成舟后的无奈而已。

包括对红四的历史评价上，徐也是如此。可以说对红四的感情跟付出没有谁能比徐多，整个红四的历史都绕不开徐，尤其是西路军。但为什么之前不谈，到了 八十年代才为西路军争？这也不是忍，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按你忍的逻辑，谭嗣同的牺牲也没有意义了，抗联14年的坚持也不如汪精卫的忍了。但恰恰是这些人的不忍才有其他人忍下的成功吧。

相比你对比的彭总跟徐，个人更崇敬前者，为人民鼓与呼，不计个人得失安危。这才是最大的忍，忍辱负重。

毕竟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他从来本身也有思想独立性，和林彪在辽沈战役一样，是不同意毛主席判断的自我选择。

和蒋先云的意气用事是有一些类似的，就技术能力来说，他应该是比徐向前优秀的。类似的还有李之龙。他俩是真优秀。

许继慎可能有一点你说的问题，如果斗争策略更好一些应该结果更好。

可是那个年代的人确实很多激动人事，也是没办法。

那个时期，很多加入到我党的人事很多人其实思想还不够纯洁，于是就受不了委屈，确实需要想通，而且有一些操作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但是当时的肃反规则确实严厉，也确实因为这种严厉，矫枉过正，导致了党的一定的纯洁性。

需要磨合的时间，当然，当时也有故意为之的因素。算是遗憾吧，以当年的复杂性，只能认可，因为，还有苏联的巨大的影响呢。

连主席最后都对他失望了，自杀，是很严重的错误。

一个人有政治洁癖，很难走得太远。

革命搞了很多年，为啥列宁横空出世之后就如此顺利，就在于列宁主义。上学的时候包括大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专业在内，只教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教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就是革命的技巧和实践，教了你也会，重器不轻易示人的。但是团干们要学列宁的怎么办这本书。

为啥几个毛头小伙学生去了莫斯科的东方大学，28个半布尔什维克回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刘少奇去了半年回来就和李立三搞了安源煤矿罢工呢？当时毛也在湖南，搞了几年也没有这样的声势。

但是毛去了广州之后，每天下午和苏联顾问喝1-2个小时茶，半年之后脱胎换骨，由一个只能写文章的中央秘书（陈独秀的秘书），愤青式的指点江山转变为能领导武装起义的革命家。

朱德，周，陈毅，邓小平无一例外都是到国外培训过的，外国的政治水平确实先进。

这就是秘密。列宁主义就是牛顿定律，靠自己悟靠自己是天才是悟不出来的。林彪彭德怀等军头就是没培训过。而且越接近列宁本源，后来胜利的可能性越大。

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把戊戌变法从宫斗变成革命。

斗争的方式有多种，要赢，必须有人肯死敢死。都忍让妥协，成不了事的，妥着妥着就没了。辛亥革命就是如此，陈独秀右倾亦是如此。要有左，要有右，方能中。

主席，老总，彭总，陈老总，他们一帮人那个怕死？千古艰难唯一死，对一些人来说，死不难，难在该死还是该不死。

其一、自相矛盾

张国焘不敢直接动红1军副军长的徐向前，却敢直接动红1军正军长许继慎？这个逻辑有点绕罢。

其二、有违史实

徐当然是一直在忍啊。正如您所说，从程训宣1932年3月被污为”反革命“被抓始，到1937年徐知道程被害止，徐一直忍了5年呐。期间的内心痛苦，结过婚的人都能感同身受。

况且当年张国焘抓人打人杀人的酷烈手段，红四方面军何人不知？爱妻落在张的手上，即使徐不知其何时被害，但爱妻为保护自己而日日夜夜遭的罪，徐确是亲自派人（红四方面军机械股股长张波）当面了解过，程当面讲过“看来我活不长了”：

爱妻日日夜夜遭罪，徐又是如何做的？

“以大局为重”，就是一个字：忍。

其三、牵强附会

从蒋先云到徐向前，楼上楼下的河友们，讨论的都是党内同志间的斗争策略。而您却说：

坦白说，您举的这三个例子， 我完全跟不上其逻辑节奏。

谭嗣同是牺牲在党内同志手中嘛？慈禧对谭是必预杀之而后快的痛恨，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而谭嗣同选择了“我自横刀向天笑”，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彻底宣告了满清顽固派的不可救药，从此国人皆明白再也不必梦想与他们扯什么“改良”，而只能直接革他们的命，这就是您说的谭嗣同牺牲的意义罢。问题是：您拿谭嗣同牺牲的意义作为论据，想类比的蒋先云牺牲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抗联的面对的，更是预对中国亡国灭种的不共戴天的野蛮残暴的民族敌人 ----- 您拿抗联抗击倭寇的神圣民族独立解放战争，来类比中共党内斗争，过于牵强了罢。

最离谱的，您甚至将民族败类汪逆也拎在这里说事。我通篇的意思讲的明明白白：

您却一个劲的往抗日、往汉奸那边引---- 您是想拿这个汉奸，来类比文中提到的哪位“幸存者”呢？是徐帅？朱老总？还是毛主席？

合适嘛？

到底是谁在自相矛盾？

但凡对那段历史有点了解，也说不出这话吧？

1930年4月许任红一军军长、徐任副军长兼1师师长；到了1931年许就改任红四军11师师长了；1931年7月徐向前任红四军军长、许继慎任12师师长。

张国焘杀许的时候是1931年11月，那时候许是师长、徐是军长。这逻辑很难理解吗？

你的意思是让张国焘用1931年11月份的刀去杀1930年4月份的许军长才叫符合逻辑吗？

这段话里违背了哪个史实？难道你认为徐早知道妻子被杀而假装不知道，却要在兵败西路军之后回到延安才假装刚知道吗？

拜托你拿出徐早知道妻子被杀，5年后才假装知道的历史证据来。

你的话确实让人跟不上节奏了。看看你自己在上面回复的内容，你首尾都在谈历史，怎么到了别人谈历史时，就成了你只谈党内同志的斗争策略了？

这句话叫谈党内同志的斗争策略？

还是这句话叫谈党内同志的斗争策略？

还是这句话叫谈党内同志的斗争策略？

你从历朝历代谈到韩信，甚至苏轼的留侯论都搬上来了，怎么别人谈个谭嗣同就成了牵强附会？

从你的发言里，首尾呼应，中间用韩信举例，任何人看了不都是谈从古到今的忍吗？谁能总结出来你所谓的“楼上楼下的河友们，讨论的都是党内同志间的斗争策略”。理科生的文字表达也不用这么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吧

再回到你举例的韩信胯下之辱，其实就是我认为你的论点是幸存者偏差的直接证明，从古到今受过胯下之辱的人多了，最后封侯拜帅的不就是只有韩信吗？把韩信的成功说成是忍的结果，那就是典型的用结果倒推逻辑

至于我举汪逆的例子，就是说明一味地忍并非国家、民族、政党、个人成功的所谓正道，你所谓的“吃亏须吃早，能忍方可为”就是谬论。跟汪逆的中日早晚必和，早和不如晚和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实上，包括你举例教员的例子，也是对教员的误读。说什么教员“毛主席年轻时，优秀不优秀？在国民党那边做过的官，比蒋先云不小罢？被本党领导、同志们不信任，被留洋的28个半海龟们奚落、尤其是刻意打压的次数乃至年月，比蒋先云多到哪里去了。毛怎么办的？一个字：忍。”多读读那个时代的历史就知道了，教员可从来不是忍字当头的。否则也不会说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名言，更不会说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事实上教员根本不是你笔下的忍，而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更不畏惧牺牲，这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句中已经明明白白体现出来了。而你所谓蒋先云再忍几个月等到八一起义、彭总再忍半年，不过都是站在上帝视角的事后诸葛亮，核心意思不过就是跟别人拼个谁活得长而已。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这格局只能呵呵了

李总不同意毛主席的判断，不是林总一个人不同意，是东北局都不同意。

为此，毛主席从1948年2月提出，到9月济南战役开打后，东北局才勉强同意，林总到锦州后又有反复。

所以，一部毛泽东思想是TG的集体智慧的是指，是毛主席在纠正TG诸同志错误的实践中得出的正确认识。

不是忍与不忍的问题，是认识不够高的问题。

政委情节之所以蔚然成风，主要就是贫道与道友这个问题的门槛太低。

西西河缺的不是政委，西西河总是出现某些道友去揭穿贫道，才是真正的传统项目。希望一直在改的改来改去不要把这个优秀传统给改丢了。

诚如您所述：“但凡对那段历史有点了解，也说不出这话吧？”

您我之所以能讨论到许继慎/徐向前的职务问题，出于您的一个观点：

我之所以列举许曾任红1军正军长而徐曾任红1军副军长，就是不认可您将是否“手握重兵”，作为张国焘是否直接敢动的依据。

因为历史的历程与细节恰恰相反：

1、1930年红1军时代，许徐作为正副军长，各带一部单独行动：徐作为副军长率领红一师，而许作为正军长率领红二、三师 ---- 许当然是“手握重兵”

2、1931年1月，原红1军与红15军合并为红4军，由旷继勋出任军长，下仅辖两个师（红十、红十一），许继慎任第十一师师长 ，徐任军参谋长 ---- 许仍然手握重兵

（以下是张国焘时代）

3、1931年5月初，张到达鄂豫皖

4、5月12日新集召开中共鄂豫皖特委会议后，张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从此掌握鄂豫皖大权

5、红4军军长旷继勋被张国焘降职为红十三师师长 ---- 此前，作为红4军军长，旷继勋自然也是“手握重兵”

6、1931年6月28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会议内容之一就是开始斗争红4军十一师师长许继慎。

7、1931年7月初，徐向前被张国焘任命为红4军军长，许继慎则由红十一师师长转任红十二师师长。

历史细节走到了这里，终于可以到您说的：

问题是：军长又如何？“手握重兵”更如何？红四军前后两任军长，张国焘都能任免，他想动谁，还在乎什么“手握重兵”？

从旷继勋到许继慎到徐向前，哪一个不曾是“手握重兵”？而张国焘动他们（包括妻子）时，何曾由于一个人是否“手握重兵”而不敢动过？

当然，您最后那句，“核心意思不过就是跟别人拼个谁活得长而已”，并由此上升到“做人做事的格局”云云，是您自己的脑补，我就不必置评了。

论坛聊个天嘛，您能呵呵，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