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投票很多人似乎都觉得国内经济不行，到底为啥不行呢？ -- 胡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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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两样都没有，玩不下去，彻底认栽，放弃产业升级，甘心做美国附庸。同时也是为禁中国货做准备。前一阵不是出了德国人火烧中国车的事情？北美、西欧和日韩对华建立统一贸易壁垒的日子恐怕只在眼前。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前，国民党的支持者一直是苏联。苏联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风险投资人。
而中国共产党的风险投资人是共产国际，背后是犹太人。
共产国际和苏联不是一回事。苏联大清洗，清洗了大量的留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成员。
我当年看《西行漫记》，看到当年在支持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党员，回到苏联的，几乎都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
我的推理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实际上不是一路人。
也是朝鲜半岛统一的时候。
更是第六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也是彻底清算日本人的时候。
北美、西欧和日韩对华建立统一贸易壁垒的日子恐怕只在眼前。
大概是20世纪初的时间，据称是江总智囊一个叫刘吉的人说：我们现在就很好，就是盛世。有记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刘说：如果不是盛世，老百姓可以推翻这个政权呀，现在没有推翻，那就说明是拥护这个政权的，下面也是跟你说的差不多，从1840，从1949云云的，是不是真如刘说的，现在对上世纪整个90年代老百姓过的是啥日子已经有定论。你说的半天依然没有超出刘智囊的那个范围。依然是你认为现实很不错，现实是大家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你定义为这个现实基本上全世界里面最好的。只要别人说不好，或者是如果怎么样可以做到更好，你就说现实就是现实，你再怎么说能做到更好，可现实是这样了。你所表达的意思，其实我早就很清楚，我只不过看看20多年过去了，当年刘智囊的观点现在是不是进步了，是不是更有说服力，或者是进化了，很遗憾，就这。
不管你是推理还是别的资料，能看出来TG的支持者犹太人，进步巨大。
不管是那个时间，还是解放后，或者是基辛格来访，即使是目前的之前，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这就是基辛格没死之前天天念道的。
最基本的底线是毁了日韩，稳住东南亚周边，我们的底线就保住了。
我之前看过上钟钦武的一篇论文，是写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的。以我党的北海币建设为“主体”，以查禁日伪钞券、排除国民党法币和清理土杂币为“两翼”。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初期，我党实行严禁民间“私钞”和国民党“投钞”的政策，但默许民生票等国民党地方金融券流通，同时自行印制地方流通券以纾解通货短缺的压力。随着珍珠港事件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山东货币格局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党也跟着调整政策，强调货币一元化建设，通过构筑北海币货币体系，就挤掉了土杂币、法币和伪钞使用的空间，使我党掌握了区域货币的主导权。
钟钦武从政策动态调整的视角认为，土杂钞的肃清意味山东区域市场民间货币发行权的取缔，中国货币从多元并立走向统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货币现代化的进程。我则是从一贯的阶级斗争视角读出了我党在一场货币战争中既打了日伪、投降派的票子，也打了顽固派的票子，在抗币上打出了一场人民战争。
国民党之前为抵制日伪套取法币、推行伪钞的政策，同时也为了缓解地方小额钞券流通不足的问题也调整过战时货币政策，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就提出“山东省政府八大政策”，其中恢复民生银行、统一全省金融为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沈鸿烈以民生银行为调剂金融的中心，有三点考虑：一是要利用民生银行转发中央政府拨发给省府的经费；二是印发部分钞票,缓解省政府财政拮据的状况；三是遏制北海币、联银券的蔓延势头，抢占山东的货币市场。这一时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经费由财政部给付，来源稳定充足，但处在战争环境中，拨发、运送均不及时，导致省府时常出现青黄不接、财政困难的窘境。鉴于此，财政部允许省府把财政部拨款抵作货币准备金，印发民生钞券。1941年发行1800万元,1942年发行685.5 万元,1943 年发行 754万元。民生券是以财政部拨款为准备金,由中央银行代理。
但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拨款有多有少，并不固定也不及时，准备金对民生券发行数额缺乏限制，省府可根据需要肆意增印；二是拨款以法币形式支付，民生券与法币间并无正常的汇兑关系，而法币本身在急剧贬值，民生券难以起到稳定金融的作用。但是货币发行获益丰厚，各专员公署、县政府及各游击部队见省政府自印民生券颇得实惠，遂起而效仿，或请准或擅自在辖区内大量印发各种金融券强制使用。另外，“货币不统一是国家不统一的反映,也是封建割据局面在经济上的表现。正是这种封建性,导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也未能彻底统一全国货币。在国民政府控制较强的地区,法币推行尚属容易,而地方货币体系独立性较强的地区,法币推行并不顺畅,在边缘及落后省份则因经济发展缓慢,对纸币的接纳较低”。
但我党却根据阶级性和辩证法打赢了这场货币战争。我党认为像民间私人土杂钞这类私票是过去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与地主土劣封建势力勾结的产物,“不收回是遗患无穷的”。所以信锡华就说:“各地商家私人票子应限期收回,必须依靠党与群众保证,发动兑换、清查,并防止拒绝或推延兑换,或变卖财产潜逃他乡,使票子变为废纸,陷害人民的事情发生。”
1940年8月“取缔乡票”便被写入《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此后“整理杂票”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之一被长期贯彻执行。根据地清理土杂钞的方式主要有登记、交押金、限期收回、代为兑换等。对于登记,根据地规定,“各级政府应办理土钞字号登记,无充足准备金者,一律禁止出,有相当准备金者,停止私钞,令其加入官民合办之金融机关,以杜绝土钞之滥发”。对于交押金,根据地则是针对无法限期收回的已发行之土杂钞,由商家交纳保证金,由政府负责收回。对于限期收回,根据地则明令,各土杂钞发行者在规定的时间内以通用货币折兑收回,并不准再行投入市场。代为兑换主要针对的是发行者杳无音讯,为了避免民众遭受损失,由政府筹集资金代为收换其所发行之私钞。
与此同时,根据地还严厉查禁土杂钞的流通,“发动民兵等地方组织在交通要道和集市进行监视和检查,对查获有功者给予奖励”。另外,还沉重打击商贩利用社会地位或别种关系阳奉阴违的情况,并禁止时过境迁后商贩再度发行土杂钞的活动。在查处过程中，我党特别强调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按照实际情况,该没收的没收,不该没收的适当给予兑换”。而且,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利益,根据地还特别强调在执行时,要防止发行土杂钞的商贩倒闭让民众受到较大损失。这种根据不同阶级性“区别对待”而不是“一视同仁”的灵活货币政策反而增加了群众对我党的信任。
我认为我党在货币战争中的这种打法在“中美贸易战”和“金融报国”的今天也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只是，做不到了。都说“知易行难”，但很多时候阶级立场就决定了其实是“知难行更难”。
为证，毛主席的第一次死亡纪念书就是斯大林颁发的，那时毛主席还在被撤职期间。在闽西。
这个事情还很有意思，因为既然是在撤职期间，他的死亡消息怎么传到苏联的呢？
那么打压毛主席的是谁，就是共产国际。也就是周总理，如果就此说共产国际还支持毛主席，过于牵强了。
并不合理。
斯大林也是个相对现实的人，不可能完全赞同共产国际那一套，尤其是虚的那些。
他选择相信一个现实的毛主席才符合逻辑。正如他抗战选择国民党作为合作对象。
昨天的新闻：奔驰汽车宣布放弃全电动车的开发。
其实是奔驰放弃2030只卖电车的承诺，新的预测是2030年的时候，奔驰卖的车全电车和混动占50%，油车也是50%，并没有说放弃全电动车的开发。我认为这是比较现实的作法，不为了政治正确而违反市场规律。这方面宝马就比奔驰现实，出来没说完全转型成电车。
英国当年的情况并不是自己主动放弃哪种车，而是总体经济情况不佳，车厂都被外国公司收购了。普通车领域，通用汽车收购了Vauxhall，福特收购了罗孚，只是它们都经营不善，后来继续转卖，Vauxhall先卖和德国欧宝一起卖给法国标致，然后和菲亚特克莱斯勒合并成Stellantis，它在英国应该还有一定的市场，罗孚的牌子卖给上海汽车总公司了，估计比较死翘翘了。高档车情况也类似，宝马收购劳斯莱斯，大宗众收购宾利，路虎，捷豹又被福特转手给了印度塔塔。阿斯顿马丁原来也被福特收购，后来上市，现在不死不活的。
政策不仅面临敌伪的阻碍，同时，自身也不太能完全施行自己的主打货币法币。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蒋介石集团贪污腐败，执行传统中国文化社会经济规则，导致了自身的能力不足，不能够完成统一货币的任务。
用于稳定币值的基本资金被国民党贪官污吏自己掠夺和挥霍掉了。
这导致了法币在战后的贬值，改成金圆券之后，国民党还是继续不思悔改，民间老百姓和官员都以美元和黄金大洋作为信用货币，转移财产到国外，不思进取。就此金圆券大肆崩塌。
这种心思不再民国的官僚的轻浮行为导致了国家不稳！！！！
国民党失败走向了必然！！！
1949年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大屠杀，除了杀我共人员之外，还杀死了在牢里的反蒋势力，比如杨虎城、黄显声等等等。
这就是蒋介石的民主。
最主要的外部支持者也一直是苏联。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很复杂。苏共自然更多的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而共产国际更多的是指导国际共运，两者之间的任务组织行事方式有差异但主要还是合作关系，共产国际运作的主要资源无疑也是来自于苏联。大清洗涉及的人员太多了，苏共内部被清洗的比率未必比共产国际低。共产主义者理论基础是以阶级划分人的属性搞政治的，跟某个种族没必然关系，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
监管等等。比如人要吃饭不新鲜难道就一定要发明个吃屎会活得更好的理论？
其实这个贴子让人诧异的就是说TG政府没赚过钱不会赚钱这种标新立异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也想明白了你们本意要说的不是政府不会赚钱而是不懂资本如何赚钱，因此一些监管规范市场的措施妨碍了某些资本赚钱对吧？
真要政府会赚钱且下场赚钱，你们为之抱屈喊冤的资本第一个会不答应。拍马屁别拍到马蹄子上去了是起码的常识。
我只是说任何政府本就不应该下场赚钱，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到目前为止在可比较的后发展国家中做得够好了，我并没有说你强加于我的“世界最好”是改无可改的完美了。至于90年代过得不好能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中国到现在也没有比发达国家好，这只能说明我们几百年的落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前70多年世界范围内算追得非常不错的了。
请问你的新鲜有用的建议是什么？是中国至今依然还没赶上欧美就恨不得把七十多年来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东西推倒重来（中国的经济政策70多年一直在调整并不是一成不变且调整大部分有效，不然至今为止远优于其他后进国家的成就无法解释）？还是政府下场跟资本竞争赚钱？或者学美国直接发钱？
具有可观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共产国际只能既和之合作又有所区别。
而且30年代的苏联还是一个不够成熟的苏维埃政权党的国家，这必然导致了大量的分歧和挫折。
当年，我们在自己能力更低的时候仰望之，导致了很多认识错误，今天我们的确可以平视当年的苏联了，但是也应该理解当年的各种不理想状态，尤其是，不能用小资右派的观点瞎解读当年。
我个人觉得，当时的苏联还是代表一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只是大家的思考有时候不够准确。
比如和国民党和中共的关系处理，确实带有很多的复杂特征，一般来说，苏联人，共产国际都未必有耐心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不是我对苏联的好感这么说，而是现实如此，可以理解。
从卡冈诺维奇看待当年，就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
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于1893年11月22日出生在基辅省卡巴纳村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由于家境贫寒，无法完成学业，只好去学习缝制皮靴的手艺，1907年14岁时就到鞋匠作坊干活。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几次遭到逮捕。被释放后在尤佐夫卡一家鞋店干活，领导当地一个鞣革和制鞋工人工会，并认识了赫鲁晓夫，以后还同赫鲁晓夫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1917年春，卡冈诺维奇应征服役，被派往驻扎在萨拉托夫省的第四十二步兵团接受军训，作为这支警备部队的代表出席全俄布尔什维克党军队组织代表会议。在会后返回萨拉托夫时被捕；逃脱之后来到位于前线地区的戈麦尔，成为当地鞣革和制靴工会主席。十月革命开始时，他兵不刃血地接管了戈麦尔的地方政权。
十月革命期间，他任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俄执委会委员，留在彼得格勒工作；直到1918年春天才同执委会其他成员一道迁往首都莫斯科。
内战开始后，他任全国工农红军筹委会宣传部政委，不久被派往下诺夫哥罗德省任党委会主席兼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1919年被调往南方战线参加肃清马蒙托夫白军骑兵部队的斗争。以后在红军收复沃罗涅日省时，被任命为当地革委会主席。
1920年秋，他被派到中亚细亚，任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人委会土耳其斯坦局委员、党中委会中亚细亚局（即穆斯林局）委员、土耳其斯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土耳其斯坦战线革军委会成员、塔什干市苏维埃主席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
1922年4月，刚任总书记的斯大林就把他从中亚细亚调回莫斯科担任管理和调配干部的工作。
卡冈诺维奇身材高大结实，精力充沛，性格坚强，冷酷无情，绝对服从命令，是斯大林挑选干部的最佳人选，所以，列宁在世时，他就成为斯大林的心腹。
列宁逝世后，党内斗争日益激烈。在这场斗争中，乌克兰对斯大林的支持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在1925－28年期间，斯大林派卡冈诺维奇出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当时，乌克兰政治局势复杂，国家对乌克兰的政策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乌克兰化，另一是同民族主义作斗争。由于他采取第二种做法，遭到当地党的领导人的坚决反对，经常发生冲突。后来，反对他的情绪日益高涨，他在那里呆不下去，斯大林于1928年才被迫把他调回莫斯科，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可以与该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相抗衡的力量。
1930年初，卡冈诺维奇高升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夏天，在苏共十六大前夕，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在鲍曼区党组织代表会上发言批评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所采取的粗暴做法，他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驳斥她的论点，指责她作为中委无权在地方党组织代表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央之词，并宣称：“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妻子就可以垄断列宁主义。”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斯大林总是把卡冈诺维奇派往国内最棘手的地区，并授予他随机应变处理问题的全权。1932年秋天在对付北高加索的哥萨克农村的反抗时，他把十六个哥萨克村（每个村不少于一千户），强行迁往北方地区。
1930－35年，他继乌格拉诺夫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他所管辖的农村地区，实行严厉的镇压，以“破坏活动”的罪名把几百万村民强迫迁移到西伯利亚去。
正是因为斯大林欣赏卡冈诺维奇的农村工作经验，所以又任命他担任新成立不久的党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掌握全国的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由于这些政治部在一段时间内控制着农村的全部苏维埃政权机关，因此，对“富农分子”和“破坏分子”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工作也是由这些政治部负责的。
同农民一样，工人也领教了卡冈诺维奇的权威是什么滋味。比如1932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由于食品短缺引起罢工，是他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而迫使工人恢复正常生产的。
1933年，卡冈诺维奇被派到莫斯科州的叶菲莫沃区监督收购谷物，他一下车就收缴了区委书记乌特金的党证，限3天完成收购任务。经过这次“收购战役”之后，该区有将近半数的居民房屋被拆毁，导致当地农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
1932－33年期间，他成了斯大林的左右臂。来自全国各地的函件，信封上往往写着“约·维·斯大林暨拉·莫·卡冈诺维奇收”。如果斯大林前往黑海度假，他就成了代理人。在斯大林的权势影响下，他也逐渐变得越来越粗暴、越来越苛刻，为了自己不被沦为时代的牺牲品，就必须不断向上爬，紧紧追随斯大林，靠毁灭别人才能保全自己。如果说他在斯大林面前不惜卑躬屈膝，那么在对待自己的下属时，他就以专横跋扈而著称。
1936年9月，由于叶若夫（他才是共产国际派！！！）继亚戈达登上内务部人民委员的宝座之后，如日中天，权倾天下，不把卡冈诺维奇放在眼里，他们经常闹矛盾。斯大林对此毫不在意，并继续使用权术，玩弄阴谋诡计，煽动他们相互之间的对立情绪，以便利用矛盾，分而治之。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基本建设首先迅速在莫斯科展开。卡冈诺维奇是莫斯科第一把手，基建工程中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他拍板。由于他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建设，因而教堂被拆毁，文物被破坏，大量民房被乱拆乱迁，他都要负主要责任。莫斯科地铁是由他亲自抓的，从1930年动工，到1935年通车，其质量堪称世界第一流的建筑。
1935年，卡冈诺维奇把莫斯科的领导大权交给由他一手提拔的赫鲁哓夫。他卸任后，斯大林就让他参与国家的经济管理工作，先任运输人民委员（用恐怖手段减少交通事故和保证火车正点运行），后继奥尔忠尼启则任工业人民委员，兼任燃料工业人民委员，并在莫洛托夫领导下的苏联人委会里担任副主席。当时，他被新闻媒体吹捧为“天才的组织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和“快刀斩乱麻的能手”。
在1936－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卡冈诺维奇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当清洗还没有全面铺开时，他就开始大抓“破坏分子”。比如在1937年2－3月份的中央全会上，他报告了“抓破坏分子”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我们在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铁路政治机关中揭发出了220个人，运输部门开除了485个前宪兵、220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572个托洛茨基分子、1415个白卫军官、285个破坏分子和443个间谍。”紧接着，他还给内务部写了几十封揭发信，上面写满了需要逮捕者的名单。对许多案件，他不仅亲自检查判决书，而且还在上面随意改动。此外，他在车里雅宾斯克、雅罗斯拉夫尔、伊万诺沃以及顿巴斯地区，曾直接指挥过当地党组织进行逮捕工作（仅顿巴斯一地，一夜之间就逮捕了140名领导干部）。
正当卡冈诺维奇“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由于他的政治水平低，难免嘴巴把不住关、说出一些极其错误的话来。斯大林抓住把柄，趁机狠狠敲打了他一下。比如有一次斯大林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痛斥他所说的“列宁不如斯大林，要用斯大林主义代替列宁主义”，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但骂归骂，使用归使用，他知道斯大林像一个母亲纵容一个坏孩子那样的骂法，无非是提醒他以后说话要注意，以免犯大错误。当时他面红耳赤，不敢说话，忍受着挨骂，事后再也不敢信口开河了。
1941年春，他的哥哥（航空工业人民委员米哈伊·卡冈诺维奇）成了反间谍运动中的一个牺牲品（在米高扬办公室内的卫生间里开枪自杀）。还有一次，他的近亲被捕，那个近亲的妻子请求他营救，他却冷冰冰地说：“你千万别以为我能帮什么忙，你必须明白，太阳只有一个，剩下的只不过是一些可怜巴巴的小星星罢了。”（这个一看就是今天的移花接木的谎言）
卫国战争期间，他出任北高加索战线军委会委员、南高加索战线军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并直接负责全国铁路运输工作。因工作成绩卓著，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按照海峰兄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个共产国际派成员，但是实际上，他却成了相对坚定的斯大林派。
这就很有意思，他的动作，我看也是不错的，我给了黑体字。
有点类似于分析手写和字库，嗯，说句笑话，可能识别三亿五千万金卢布那个。
如果人工智能识别出小岗村的十八个血手印是后来伪造的，那就有点尴尬了。
我担心，总有一天我会被识别为人工智能。
中共、苏共的历史秘辛什么的，基本都是笑话。更好笑的是现在还有人津津乐道，在河里像发现了真理似的跟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