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50感怀 -- 崂山一道士

人很多时候不能细想。刚回国的时候我还是奔四的人，如今回到美国小憩，已经跨过50的门槛了。似乎再干上十多年，就可以退休了。不免慨叹：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了？

女儿去年考上了大学，UCBerkeley, 目前看起来是女承父业，学化学。至于四年以后她究竟走什么道路，就留给她自己去选择了。尽管她来美国后我陪伴的时候不多，但父女俩交流并不少。我好歹是完成了这一阶段性的使命；下一阶段就主要是给她付学费了。不过加州对外州的学生真的不算友好，学费太贵了。吐槽一下。

回顾回国后我在科研的道路上磕磕绊绊地走过的十多年，不禁有很多感慨。国内的科研的硬件条件提升了很多，但科研风气整体上不算好。但我自己引为自豪的是，我申请到的几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没有一项是打招呼、走关系获得的。但不是每个基金项目的完成都如愿，反倒是我申请的一个省市级项目，能够圆满地按照申请书完成。这反过来说明我提出的研究计划都比较难，探索性的工作，不能实现最初的想法，应该可以原谅吧？像我去年获得的基金项目，其实我们团队已经做了3年了。目标产物似乎就在前方，但用了很多手段就是拿不到。不过这个项目才开始，我还有4年的时间去完成它。

前几天惊闻华中农业大学学生举报导师大量造假，证据确凿，该导师恐难逃处罚。不禁让我感叹科研道德水平的败坏。我从中科院转到高校，听到了更多科研圈的乱象，从优青到杰青，能保持操守的，恐怕是十之二三吧。但我也遇到过非常好的老师、院士，在学术圈是一股清流，但还是少了些。跟我交好的一位北大的教授私下里不无激愤地给我说：“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在教人说谎”。我想此话虽然言重了些，但也不是全无道理。其实整个评价体系太过功利、太讲等级，为评奖、为晋级而不择手段，是造成科研圈乱象的重要原因。我私下里认为优青杰青评选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应该到了不再评选这些头衔的时候了。

但我自己感到庆幸的是自己这十多年没有忘记科研的初心，我为自己、为学生科研的每一个小进展而高兴。我知道我目前所发表的工作恐怕都只能作为基础研究供人参考，但到了50而知天命的年纪，也就知道了已自己现在的能力和所把握的机遇及外在条件也就决定了自己也就能做这样一些小事。继续努力向前走，能尽量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就可以了。

学术圈和科研圈，是不是应该好好整风了呢？

基本等同于金融圈难度，甚至还要过一些。

主要难度在于取证和法律意义的认定。

学术圈再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自说自话。

评判学术圈的是非，往往还是依赖于圈内人的评判。这就很麻烦了。

农学口似乎问题比较多，前些年被判的那个院士也是农学口的。

当时拘他顶了很大的压力。学术圈很多人纷纷质疑，这种行为到底是反腐还是打击学者。由于取证艰难，这个院士貌似被关了几年，舆论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最终尘埃落定。按照这个院士的说法，他被指控的所谓的经费贪污，都是为了项目进展做的变通处理。就是成立一个公司，将项目经费按照某个名目转到公司。然后再公司层面使用这些经费就比较自如，没有学校那么多掣肘。

检察机关真的就这个而说法，将其数千万经费一笔笔细察，最终确认的确有500万左右经费是这种变通，予以剔除。但是i依然有2000多万经费无法说明其合理去向。贪污罪名落实。

这还是最容易查的公款贪污。如果是学术不端，甚至是生活作风，取证就更加困难。

华南理工有个院士，他的成果是超声波塑料加工设备。我们这些小喽啰一看就知道假，大拿们不知道？

到处合作生产设备，二十年，鬼影都没有。

颜宁当选院士算什么？

以发表外文论文为准算什么？

有二三十真干的，我觉得很好了。不能跟生产结合的科研，做假必然是常态。美国的，我看不会更好，去工业化，他们的科研也无法跟生产结合了。

所以要发动群众才能真正反腐。

青年学生经历的社会阴暗面不多，心存光明的人还是有不少的。

可怕的是把学生教坏了，让他们小小年纪就蝇营狗苟。

看看我自己的学生，虽然不是每个都够聪明够努力，但至少在实验上不做假。（话说我们搞合成的，做出来就做出来了，没做出来就没做出来，我的合成目标也往往是没有报道过的，也很难造假。）

华中农业大学的那个老师，做假太狠，对学生也不够好，终于让学生忍无可忍。

学术圈要反腐，恐怕要靠学生。靠老师自己肯定是不行的。

就像现在的原配反腐、小三反腐一样，证据确凿，想躲都躲不掉。

敢不敢发动学生？

发动了，就像搞了一次文革一样。

我现在开始更深地理解主席了。

国内最大的问题，是等级思想太重。几千年来的惯性，很难改。

资产阶级法权讲的是“按劳分配”，背后就是按社会分工情况进行分配，社会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有收入差距、简单劳动者和复杂劳动者有收入差距、劳动群众和领导干部有收入差距……这些都体现了分工，体现了等级制度。

资产阶级法权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消灭，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社会高度发达，取消体力和脑力劳动分工之后才会彻底消灭，但是这个“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影响是客观存在负面影响，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要对其加以打击、限制，对其负面影响加以破除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消灭。

实际上，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明确说过：

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固态，而是一个存在资本主义因素的、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动态的过渡性社会，而“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重要产物。

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收入分配差距的背后，体现的就是社会生产关系内部分工的不同——这种社会分工，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阶级、阶层不同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也是一种等级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因素斗争的阶段，正如毛主席所说：

其中，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所代表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非进步因素，就是和共产主义因素相斗争的因素。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本立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局是无产阶级的进步因素，而资产阶级法权是旧社会遗留下来但是还因为客观物质条件不能废除的非进步因素，二者之间，占首要地位的、挂帅的，无疑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局目标，而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相对于无产阶级的根本革命阶级利益、共产主义的伟大过渡目标，就必须放在次要的限制的地位，不能过度强调这一点而淡化更重要的无产阶级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问题。

但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还不足以彻底取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情况下，在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还不能全部废除的情况下，需要的重要措施包括打击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腐朽思想。正如毛主席所说，就要：

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背后是社会生产关系中各阶级各群体之间的分工。“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彻底废除，但是“资产阶级法权”背后的经济基础分工带来的负面影响、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则必须破除（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带来的负面的思想，而不是彻底全面取消按劳分配这一社会分工带来的收入差距本身）。

例如，领导干部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管理阶层，掌握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等事务的管理权。按劳分配原则下，其收入当然处于相对高的地位。在按劳分配的法权分工中，干部处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的管理的地位，在这种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法权分工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干部很可能对自己的分工地位产生优越感，进而居功自傲、蔑视群众、背叛群众，逐渐由人民公仆转变为官僚特权阶层甚至逐渐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甚至是权贵资产阶级。所以，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在这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腐朽影响是必须要破除的。

毛主席说过：

“破除”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存在的社会关系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的负面影响——肩负特殊重任又享有特殊权力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毛主席所说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彻底消灭按劳分配本身，而是打击这种按劳分配生产关系带来的容易向剥削阶级社会倒退的负面影响。毛主席这里也说的很清楚，资格、权力不等于工作能力，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条件下，有些高级干部相对于基层干部、群众而言确实多劳多得，但是实际上能力并不如基层干部或群众，不了解基层、群众实际情况，却以多劳多得居功自傲、看不起群众、听不进群众意见，甚至欺压群众，这就是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非常重要的一个负面影响。​

所以，毛主席才要打击按劳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带来的社会经济管理阶层——领导干部以自己在按劳法权分工中处于的管理地位自居、脱离群众、背叛群众、压榨群众的腐朽现象，也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负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有助于领导干部腐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甚至是权贵资产阶级的负面影响，这是完全正确的。

有的所谓“左派”经常把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行为的根源单纯归为封建社会腐朽上层建筑残余影响，实际上是错误的，更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思想上层建筑，正是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本身——按劳分配条件下，社会分工存在条件下，就是存在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管理和被管理、领导和被领导、先锋和非先锋之间的区别，存在着待遇、收入的差距，这里自然就有着领导干部以自己高待遇、高功劳、高地位、多劳多得自居，滋长自以为是、居功自傲、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蔑视群众、背叛群众、腐化为官僚资产阶级甚至是权贵资产阶级的社会土壤。

毛主席概括的最精辟：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下，存在社会分工，资本家处于剥削地位，享有特权，态度是剥削工人、以工人为工具，更不乏又资本家蔑视工人群众、打骂工人、欺压工人群众；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同样存在分工，存在按劳分配，有些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复杂劳动技术工作者，因其多劳多得，别人没有他们拥有的特殊本领、特殊权利，他们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产生脱离群众、蔑视群众，以多劳多得居功自傲、自以为是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会腐化变质党内国内的资产阶级分子。

可见，那些声称“按劳分配已经把资本主义剥削打入十八层地狱，官僚主义仅仅是来源于旧的封建残余”的所谓“左派”实际上是“假左派”的人是多么的无知，他们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法权背后是过渡阶段保存的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生产关系分工都不知道。

所以，文革中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并不是彻底、全部消灭按劳分配本身，而是一方面强调了战争时期干部军队的供给制条件下干群平等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揭露按劳分配背后的生产关系带来的领导干部、技术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因为其多劳多得而脱离群众、蔑视群众、居功自傲、腐化变质的负面影响，进而批判、打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带来的错误思想，打击官僚主义、打击脱离群众、打击官气，这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是列宁逝世100周年纪念日。

100年前的今天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

马列毛主义万岁！

人民万岁！

革命万岁！

2024年1月21日

• 有一个中国人在纪念

绝望的不是贪污腐败，而是面对各种腐败，不公，整体性的麻木，理所当然，抱团取暖，作为一个整体看到位置越高有独立人格和职业操守的比例越少，而且普遍发展都不好，而且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很多人到了国内都敢肆无忌惮的腐败，很大部份人并没有把法律和道德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旦出事，第一反应不是维护法律，制度以及道德的权威，而是权力和小集体利益得失。我很少看到中国的顶级知识份子应有风骨，责任以及操守，有一段时间非常抑郁，个人经历高校的问题比工业系统更严重。

“可怕的是把学生教坏了，让他们小小年纪就蝇营狗苟。”现在公司时刚校招进来的小年青，不少感觉就很油腻，各种套路甚至比我们这些职场老人懂得还要多。从个人来讲也许是好事，不像我们懵懵懂懂多少年吃了多少亏才明白一点社会潜规则，但看着他们年纪青青却没有一点青年人的朝气和纯粹又觉得其实挺可悲，所谓的“精致的利已主义者”已是城市主流人群。

我简要谈谈我的理解。一个事物的理解、是被群体塑造的。而法权是一系列规则、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从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叙事角度、设计社会运转方式的规则。比如脑体劳动差异应该缩小还是扩大？ 从牟利角度、就应该扩大、创造差异、扩大差异产生信息差、从而谋取信息差带来的差异； 从社会整体进步角度、就应该缩小、脑体差异的缩小、拉进人们之间的联系、使得体力劳动者获取有一定高度的理论认识、脑力劳动者生产的理论更加符合实际、而不是形而上学的。 所以资本主义是显著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而一国的社会主义需要一段时间发展、、直到生产关系带来的全盘碾压式的生产力（这种发展必须要在一个大国、不然资源、人力不足会导致发展缓慢）、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国际战争等方面的竞争、迫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破产、解放全人类。

想想自己年轻时的动力是什么，无非是觉得努力会有回报，天道酬勤巴拉巴拉。时光荏苒，付出真的得到回报了吗？未必有理想的结果。你和他说技术，他和你聊业务，你业务搞上去了，还有不可名状的综合实力，种种关系，的处理。主观分太多导致等价交换变得模糊，老老实实通过所谓的规则，甚至也许从来就不存在的规则去玩，也难以实现自己的心理预期。所以，年轻人就躺平了：干，就那样，不干，也不咋样。毕竟，大多数家庭现在都有了基本的物质支撑，饿不死。说实话，稍微勉强有底线有操守就算优秀了。这就是我观察到的年轻人的状况。说实话，要改变这个现状，是很困难的。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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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艰苦不就是为了孩子可以不艰苦吗”，这话我经常对人说。

其实孩子没变懒也没变坏，只是有了点选择的条件。我们当年那代人也是一样的，只是选择的能力少了，显很勤快点，伤亡率当然也高点。

没有新鲜事。

楼主谈到的杰青优青等等评选的问题，我认为确实很严重，诸如院士评选，长江学者评选等等都涌动着各种利益交换，使得学术界变成一个纯粹的名利场污浊不堪。

相对来说，陈景润屠呦呦袁隆平们的时代，尽管学者们生活不易，但是学术风气纯粹，也做出了相当多成果。

学术界的成果评价体系存在巨大的问题，甚至对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例如以发表期刊的名称作为论文质量的一个指标，这就是只重名而不重内容。

以引用率作为评选指标也造成各种互相引用等等。

以期刊作为评定成果大小的指标，结果就造成国人全部往国外投稿，都是以外语投稿。

外语不管怎么说阅读起来很不方便，特别的不利于刚刚开始学习研究的年轻人。

以外国期刊作为标准，也导致中国学术大权操纵在外国人手里。

外国人很容易在中国的关键科研岗位安插他们的人。

以外国期刊为标准本身又造成本国期刊没人看，甚至成了人们评选职称而发布假论文的垃圾场。

从奖励机制来看，需要给所谓的杰青优青，长江，院士那么丰厚的待遇吗？

给人家那么多钱干什么？

真正的学者不会想显摆，他不需要购买什么名牌，花费本来就不会太多。

真正的学者只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让其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等等无忧就可以了。

因此在薪资上面，应该实行均贫富，取消杰青优青评选，让把那些钱给年轻人，招收更多的年轻学者，提供他们以基本的衣食住行的保障，更不应该随意解雇青年研究者。

真正的科研主力从来都是年轻人。

善待年轻人吧。

在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上，个人认为可以采取相关成果突破时间间隔长度作为学术成果大小评定的依据。

当年在科学网，很多人对时隔多年才发一次的中国科学进步一等奖发给铁基超导相关中国研究感到很不满（后来众多的文章被删除了），原因在于那些研究是在细野秀雄发现铁基超导以后，中国团队赶时间，让研究生拼命加班做出来的成果，本身并无多少原创性。

用相关成果时间间隔长度来计量：细野秀雄的铁基超导成果是此前从没有被人发现，只有几十年前的铜基超导的发现与其对等，那么其成果突破间隔时长就记为铁基超导与铜基超导发现之间的时间的长度——几十年才突破本身就说明了该成果的不易。

而中国团队的时间长度则是只有几天，即细野秀雄一发表，中国学者就花几天时间赶工赶出来的。

这样的只有几天时长的成果本身就说明团队要么早就知道可以这么做（业内共识，没有个体原创性），要么是只花了几天进行思考，说明其研究的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