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苏联有能人，抗战后确实有特殊的机会，想了想，还是发新帖 -- 真离

读完毛选，我总结了教员的九条“失败”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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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毛选1-5卷深度解析》《毛传》《资本论解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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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毛选，我总结了教员的九条“失败”预言。

耐心读到最后一条，心疼.....

一、1916年，他在文章中说：20年内，中日必有一场大战。

点评：1937-1916=21年，预言失败。

二、1927年初，他的少年好友萧子升与他在上海会面，他对萧说：只需要20年，共产党就能统一中国，建立政权。

点评：1949-1927=22年，毛又错了。

三、1945年5月，他预言：只需要再用1年时间就能打败日本。为此，他的好学生罗荣桓率先在山东开始了大反攻。但8月15日，日本投降了。

四、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他对全党说：要花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点评：又错了，只花了三年。

五、1955年，他在全国工商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要准备花50年，甚至75年的时间，工商业赶上美国。

点评：虽然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值，商品流通值赶上了美国，但美国人早不玩工商业了，美国股市债市期货外汇票据保险等金融市场的交易量远远超过中国好几倍。

六、1958年6月，毛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

点评：又错了，只花了9年。

七、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前，他指出：这一仗要么不打，要打就打出50年和平。

点评：2020-1962=58年，又错了。

八、1971年，他对熊向晖等人说：不要急着进联合国……我看明年后年可以进。

这话过后30天，亚非拉人民就在联合国会场跳舞唱歌，欢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了。

九、他说：捧得越高，摔得越重，我是准备死后身败名裂的。

点评：错得厉害。

苏联对中国内战的态度

朱世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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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年代盛行一种说法：苏联对于中国内战，并不积极于支持毛。而且苏联还不准毛过江云云。

这类说法，基本没什么事实依据。相反，逐渐为苏联解密的档案以及其他一手史料所否定。

比如有一种说法是：苏联不愿把日军留下的武器交给毛。

但从东北局的来往电文看，苏联并非不愿移交。而是因为初入东北的解放军兵力太弱，无力接受大量装备。参阅东北局1945年10月4日电文：“（苏方）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弱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

事实上，苏联当时反而指责这边魄力太小，运到东北的军队太少。

（苏联一度主张把华北地区的解放军全部送到东北，以东北的工业为基础进图全国。后来发现解放军力量太弱，不足以控制整个东北。才将思路改为放弃大城市，先控制东北的中小城市和铁路以及农村地区）

而且，解放军早期不会使用日军留下的重型武器，拿了也没用。

后来苏联移交了一批关东军战俘当教官，办了炮兵和装甲兵学校，解放军才学会如何使用重型武器。

不仅如此。当东北战局危急之际，苏联还主动将日军留在朝鲜的武器由海路运到山东，开辟山东战场以牵制国民党在东北的行动。

仅仅在1946年7月15日到8月7日，从朝鲜运到山东的军火就包括：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火炮、1000万发子弹、43558发炮弹、22万斤炸药（《肖华致中央、东北局电 1946年8月9日》）。到9月，日军留在朝鲜北部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运到了中国。

还有一种说法是：苏联外交官一直跟着国民党走。这是苏联支持国民党的证据云云。

这是不了解内情。苏联当时的策略，正是想给国民党和美国造成一种假象，认为苏联对中国内战是留有余地的。更是要让美国产生一种“可以争取毛”的错觉。

这不过是斯大林的手法而已。并不是苏联真想支持国民党。

苏联一度主张把华北地区的解放军全部送到东北，以东北的工业为基础进图全国。后来发现解放军力量太弱，不足以控制整个东北。

才将思路改为放弃大城市，先控制东北的中小城市和铁路以及农村地区。（这是我军的操作啊）

刘少奇年谱1945年。

1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北方局电：“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二千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实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上正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而黄敬又因病离职。为此，中央特向你们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协助冀鲁豫分局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冀鲁豫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的巩固。在有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央土地政策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认真贯彻。北方局必须亲自负责到平原去工作至少半年至一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1月24日 周恩来到达重庆，代表中共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1月28日 就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与上层联络工作外，应用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我们必需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党的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只有这一工作获有大的成绩时，然后才能在日本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有雄厚的与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

    2月3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讨论周恩来一月三十日和二月二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及召开党派会议问题的来电时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搞联合政府，联合一切抗日民主的力量，发动与组织人民。共同纲领分成两部分，一是组织联合政府的先决条件与步骤，一是施政纲领。共同纲领要详细些，如人民组织，抗战到底，清洗亲日派，惩治贪污腐化，取消苛捐杂税等都要提出来。

2月13日 周恩来在重庆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脏会议。周恩来逐条予以驳斥。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十六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2月18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的报告。

    为中共中央组织部起草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电：中共七大即将举行，请各地将共产党员总数、军队和民兵数目迅速查告。

3月16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向六届七中全会提出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康生、高岗、陈毅、陈云、林伯渠、任弼时、董必武、彭真、张闻天、徐向前、贺龙等十六人为七大主席团成员。确定七大议程为：(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二)朱德作军事问题报告。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合并讨论。重要发言有周恩来讲统战问题，彭德怀讲华北情况，陈毅讲华中情况，高岗讲陕甘宁情况等。(三)党章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刘少奇。(四)历史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任弼时。(五)通过各种问题决议及通电。(六)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还讨论通过周恩来起草的关于中共七大开会及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的指示电。

4月23日——6月l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在开幕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刘少奇发表演说，指出：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尽最大的努力，而为动员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去战胜日本侵略者，就必须提出与实施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国的前途应该是努力争取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演说最后号召全党同志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所指示的方针之下，动员与团结全中国的人民，向着打败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的目标迈进。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报告。

4月25日 主持中共七大全体会议，听取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4月27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关于讨论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作的军事报告的情况汇报。

    4月30日 就知名的党外进步人士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山东分局电。委托中共山东分局审查、批准范铭枢、李澄之、郭维城、姚尔觉等人入党事宜，然后报中央备案。说明以后此类人士入党问题照此方式办理。

5月14日——15日 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报告指出：“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它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它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它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在它领导之下所组织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已成为目前抗日战争中的主力军，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依靠这支人民军队长期抵抗着日本侵略者，并将依靠它使战后的中国，成为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在这里，实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并进行了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关于党的性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报告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便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5月16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八路军南下部队的行动部署，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和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从延安南下，经湘鄂赣待机去湘粤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准备为东江纵队的退路。警一旅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的名义，支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的名义，支队司令员刘转连，支队代理政治委员张启龙。两部五月底集中，六月初出发。会议还批准了由王首道、王震提出的中共湖南省委名单，并决定中共湖南省委由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郑位三领导，同时与中共中央发生关系，中共湘鄂边区委由中共湖南省委领导。

5月30日 综合各代表团在小组讨论中对修改党章报告提出的意见，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讨论的结论，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性质、群众路线、干部问题、国民党区域党的工作等，并解答讨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5月31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会议决定五日召开大会

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抢占东北的企图，毛泽东党中央早有预判，在1945年4月召开“七大”时，就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指出取得了东北，革命就有了根据地。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指示，明确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对抽调10万多部队迅速进军东北作了部署。向北发展，就是全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力争控制东北；向南防御，就是收缩南部战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以对付国民党的进攻，保证向北任务的完成。按照中央的部署，人民军队大批开始迅速北进。23日，黄克诚接到新四军军部命令，要他率领新四军第3师主力3.5万人开赴东北。2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0月8日，李延培所在的新四军第3师第10旅第29团奉命从沭阳南胡集地区出发，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北上行军。部队离开苏北时，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送，挥泪而别。

11月25日，历时1个月又17天，行程1500余公里，李延培所在的第29团随第3师主力徒步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5省近20个市县和陇海、胶济、津浦、京津四条铁路线，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进军任务，进至锦州以西的江家屯地区。

根椐10月31日党中央关于我进入东北的部队通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命令，李延培所在的第29团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战斗序列，并继续担任第2营营长。

部队初进东北，时值冬季，对地理民情不熟，尤其不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行动遇到不少困难。当地人民群众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军很不了解，部队武器装备和被服给养非常困难。指战员不仅棉衣很薄，而且没有棉鞋、棉帽和手套，第3师师长黄克诚向毛主席报告，部队此时面临“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医药、无衣服、无鞋袜”的“七无”状态。“七无”使士气受到极大的影响，加上经过长途跋涉，部队十分疲劳。在思想问题和物质问题没有得到全部解决前，不能急于和国民党军队决战。东北民主自治军总部采纳了黄克诚师长“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分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的建议。12月17日，黄克诚再次给中共中央发报，陈述了自己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建议。随后，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使黄克诚更加坚定了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反攻的信心。

23日，进到东北的国民党军第13军为保障从锦州向热河方向进攻的侧后安全，并相继占领辽南，陆续向锦州增调部队，开始向黑山、北镇、义县、阜新等地发起大规模进攻 ，企图截断我军北进去路，将我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以下简称“东总”）机关合围歼灭。东北人民自治军第3师奉命从锦州以西地区转移，第10旅和第7旅至义县一带布防，掩护东总和师主力向阜新转移，作为阻挡敌军重要屏障的义县就成为争夺的要点。

掩护上级机关转移 迅速抢占战略要地

义县位于锦州北，是座古城，当时城周围有高10米、上宽3.5米砖石结构的城墙，城外东、西、南面有4米宽、2米深的护城河，城北是大凌河，城南1.5公里处是火车站。义县是锦州通往承德、赤峰和经新立屯到达沈阳的交通枢纽，也是军事上的要塞。那时，从关内来的部队，尤其是从延安总部来的机关、部队都要经过此地，义县又是掩护整个部队在阜新以北展开部署的前哨，敌我双方谁占领了它，谁就有主动权。

为保障东北局、东总机关的转移，第3师命令第10旅截击敌人，抢占义县。李延培所在的第29团做为左翼，夺占义县县城，做为右翼的第28团在义县以南截击进攻的敌第89师先头部队，并乘胜向南追击至七里河子。

当第29团接到紧急占领义县的命令时，他们距离义县还有10多公里，而敌军离义县只有6.5公里了。这是一场比作风、比毅力、比速度的战斗，必须抢在在国民党军前到达。李延培对第2营战士们大喊道：“咱们拿出老八路、老新四军的作风，和敌人来一次赛跑，我们一定比他们先到，要坚决完成任务！”战士们齐声回应：“坚决完成任务！”于是，黑暗中一场无声的速度较量开始了。

在漆黑的夜幕中，第29团全体指战员个个精神振奋，像离弦的箭一样冒着严寒跑步前进。强行军途中，由于强度过大，有7名战士因心力衰竭倒下了，但其他人没有人喊累，没有退缩，终于在第二天天刚放亮时，先敌到达并抢占了义县。

第10旅在一场与敌人的“赛跑”中获胜受到了东总的表扬，并要求他们留在义县抗住敌人，掩护东北局、东总和第3师向阜新、清河门一带转移撤退行进。

无畏艰险顽强战斗 成功阻敌安全撤退

12月28日，国民党军第13军第89师从东南、西南和火车站方向，分三路向义县进攻。第29团第2营奉命接替第28团在七里河子担任防御任务，节节抵抗，阻击敌军北进。接到命令后，李延培带领第2营进驻阵地，命令战士们加速抢修工事、严阵以待。不久，黑压压的敌军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李延培下令：“节省子弹，不到100米内不准开枪。”敌人越来越近了，很快离阵地只有50多米了，李延培一声令下：“开火！”一时间枪声大作、爆炸声不断，敌人像潮水一样，一波退下去，另一波又涌上来。李延培扯着嗓子大喊：“同志们，我们就是全部死在这里，也要保证部队主力安全撤离，决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在指战员们拼死力战下，敌军一次又一次进攻被打退了，卡在七里河子之外不能前进一步。

但由于防守右翼的冀热辽军区兄弟部队阵地被突破，敌军逼近了义县火车站，坚守七里河子的部队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旅部命令第29团在义县进行阻击掩护旅主力撤出义县向北转移，李延培带领第2营从七里河子撤回，依托城墙掩护团主力撤离。

回到义县，李延培和营教导员李刚制定了边抗击、边掩护、边后撤的作战方案。很快，密集的炮弹倾泻到了城墙上和城中，国民党军4个团的兵力开始了凶猛的进攻。第2营战士拼死抵抗，杀伤不少敌人，但由于兵力火力相差悬殊，东门被攻破了，李延培当即指挥一个连赶过去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义县城中的街巷多数都很狭窄，炮火和战车施展不开，李延培带领大家穿梭于民房之间，打埋伏、放冷枪、进行偷袭，并用近战肉搏拼死拖住敌人，为团主力转移争取时间。

激战到下午，李延培带队从北门撤出，但另一部分敌人绕过南门和西门进至北门，并用火力控制大凌河桥截断了第2营退路，情况万分危险！这时，身经百战的李延培十分冷静，他组织了两挺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对敌军火力点进行猛烈的火力覆盖。敌军一时被打蒙了，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战士们一个猛冲，击退了敌军，控制了大凌河桥梁。大家迅速通过桥梁，向西北撤退。大凌河北是一片沙漠地，沙多土虚，踩下去多半只脚便陷进沙土中，想跑也跑不起来，走一步还得退半步。子弹从耳边嗖嗖地掠过，炮弹在不远处炸响，尘土蔽日。大家拼足了所有的气力，在沙地里埋头前进，终于跋涉过了这片魔鬼沙地。

守卫南城的第2营两个连队在撤退时，从后方迂回的敌人已经接近义县城北门，他们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中。副营长薛剑强带领大家与突入城内的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奋勇冲杀，终于突破重围撤到西北的村庄。担任殿后任务的第5连2排被数十倍敌人包围在义县城内，全排战士毫无惧色，凭据房屋顽强抗击，战到黄昏时，敌人也没有能拿下他们。趁敌人停止进攻暂时休息时，2排召开了党小组会议，确定了突围路线。大家掩埋了战友遗体，等暮色降临时开始突围。共产党员带头冲击，轻伤的战士背着受伤不能行动的战士，大家一阵猛打，趁乱冲出城中，突出重重包围，战斗中第5连连长王俊才英勇牺牲。由于主力早已撤走，2排抬着伤员，沿着老乡指的方向，迅速向阜新方向赶队，追上了部队。

林彪对这个战场还有些陌生，还有些隔膜，平生未去过东北，地形地物均不熟悉。但他觉得我军打蒋介石的部队还是有信心的。我军敢同日军打，还不敢同蒋军打吗？他想，无论在新战场、还是老战场，都要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决不浪打， 养精蓄锐，以多胜少。

他令原派往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立即折向东北。

他想，去的人级别不低，两个书记处书记，可见东北在中央心目中的筹码是多么重。东北是富庶之地，丰沃粮仓，大工业基地，背靠苏联和外蒙古，我党同国民党争夺东北，对中国革命有着决定意义，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大后方，大根据地。有了东北，我党我军进退有据，中国革命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

东北战略意义重大，东北战场诱惑人啊。他羡慕彭真有这么一个好机遇。毛主席对彭真信任呀，去了重庆谈判，还把彭真增补为书记处书记。

9月19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任务和战略布置》的指示也发给了他：“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此电改变了他的去向，决定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另外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李富春任书记，扩大冀热辽军区，由林彪任司令员。不到山东去了，到东北的大门冀热辽去。

林彪内心激动，兴奋不已，他愿意到冀热辽，到东北，到世界瞩目的热点去大显身手。那一带现在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国共两党都铆足了劲儿，调兵遣将，争夺冀热辽和东北。鹿死谁手，一时成为中国的最大热点、最大悬念。美国人出于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目的，不甘心让东北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给蒋介石出主意，鼓动蒋介石派精锐部队抢占东北。蒋介石的“国军”正在分兵奔袭北进，据说，胡宗南部3个军，先头已抵灵石、介休。孙连仲部先头部队40军已抵达新乡，后续约三四个军，已集结郑州。汤恩伯亦有沿津浦路北进的消息。目的都是抢占冀热辽和东北这块肥肉。现在彭真、陈云已到了沈阳，在张作霖公馆开始办公。

10月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高岗又乘飞机从延安到邯郸， 后经承德去了东北。此后，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李富春、李立三、林枫、王稼祥等也陆续到达沈阳。共产党在东北已有了领导机关，东北局肩负重任。

中央指示：掌握东北是当前党的最大任务，希望东北局能在两个半月内组织20万到30万能够作战的军队，在冀东屯集5万到10万军队，阻止蒋介石军队从陆路进入满洲。任务重大，异常艰巨，时间紧迫，时不我待，我党必须从陆路、水路两路挡住蒋军，才可在东北大有作为。

中央电：“林彪很快到冀东，在林彪未到冀东之前，由程子华主持一切工作。”林彪觉得中央这样用他就对了。

他想，冀热辽在中央看来，目前为第一重要战略根据地，是战略枢纽。东北是第二战略根据地，华北、华中是第三战略根据地。退一万步说，我党我军即使把关内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把冀热辽和东北拿到手，就是半壁江山。

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

东北地区属富庶的重工业地区，是一整块地区，不是被分隔的小块根据地。战略资源都在东北，占有 这一块，中国革命就等于胜利了一半。

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都讲过了嘛。濮阳一带，丛林尽染，斑驳如画。林彪想，中央把如此重要、如此重大的战略区交给了我，倚重之意，十分明确。

林彪走出小屋，在小院里连发两电，一电，雄心勃勃报告延安：我们为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意图和任务，决定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的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训练军队、建设炮兵及布置战场。因此，我及萧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到山东。

山东出征部队的转移，留守部队的组织，干部配备等问题，都请罗荣桓决定办理。

二电，他再次表示了不负重托的决心，他担心蒋介石通过津浦路调兵，先我一步到达北宁路。他说：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山东北上部队和干部应迅速北去，先期开展群众工作和进行扩军，务望切实加以布置对津浦路的破路工作，最好立即执行。

除破除铁路外，必须挖坏路基。铁路好修，路基难补。我与萧劲光等现在濮阳军区，拟有日（即25日）动身，经冀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我们带有原北方局电台，请富春多带译电员去。

9月25日，天忽降倾盆大雨，泥泞不堪。在冀鲁豫军区邓克明21团的护送下，林彪冒雨骑马向冀南兼程进发。

他骑在马上，一言不发，微微向前倾着身子，如同泥塑。他满脑子都是冀热辽那个战场，对暴雨如注全然不顾。

毛泽东、刘少奇的战略思想他明白。在蒋军之前先机占领冀热辽，把冀热辽造成一块和东北连结在一起的大块根据地。

如果把东北比作一个大院的话，那么冀热辽，尤其是冀东热南就是这个院落的大门。从大门这儿设一个闸门，利用有利地形，不让蒋军进入院内。我党我军可以在这个大院里搞根据地，搞建设，办军工厂，源源不断供应前方，训练部队，积蓄力量。所以要牢牢地控制住此战略要地，把蒋军堵在华北。这是一个大战略构想。

毛泽东大气，一构思就是大文章。他们快速通过了平汉路。“到南宫县了。”随员告诉林彪，“南宫是冀南解放区。”林彪不答话，下马进屋。吃饭，稍事休息。他坐上一辆汽车，到了固安10分区司令部。然后，他拄着一根棍子，同大家一样，开始徒步行军，在黄土尘埃中艰苦地跋涉。

林彪在河间与从河南北上东北的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359旅参谋长刘转连部以及华中干部队会合。

他命令各部取平行道路迅疾向霸县进发。命李天佑、邓克明、朱光、郭维诚、刘锡五以急行军速度先走。黄春林、聂鹤亭、邓华等在河间休息一天。此时，沿津浦路北上的国民党部队对我抢占东北威胁甚大。

延安电令已到山东的华中野战军部队和山东留下的王麓水第8师，在济南、徐州之间，阻击沿津浦铁路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电令陈毅亲自到前线指挥。林彪知道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居中指挥，调兵遣将。

一定不能让蒋军精锐沿津浦路顺利北上东北。

他一行人在河间停留一天后，18日夜，与文年生警1旅、邓克明冀鲁豫21团以及华东干部队等，分为四路，安全通过平津路，翌日到达了香河以南宿营。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向林彪汇报冀东情况，同时把一封毛泽东给彭真并林彪的电文递给林彪。

林彪一看“林彪急至沈阳协助”几个字，把电文往桌面上一甩，脸上露出不快。他何时协助过别人？先不管他。

中央已将他的行踪多次通报给冀东的李富春、程子华及在沈阳的彭真、陈云等。冀东热南的丰润大王庄，冀热辽军区司令部。这常常喜欢独树一帜，沉默寡言城府极深的白面书生，这位没有一点大帅风貌的林彪，到了自己的帅位。我党能控制冀、 热、辽吗？我党能独占东北吗？我党能先机占领半壁江山吗？未来东北战场将是什么状态？（这个作者真瞎猜，把延迟责任推给了林彪，哈哈）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决战最后是个什么样的局面？

部队，战场，地形，气候，武器，通信，群众，政权，军需，粮秣，经费，师团指挥员的姓名、秉性、经历、特长以及过去他们打过的一些可以记起的战斗等等，一切与战争有关的因素，尤其是老115师的干部，“老六团”、“老五团”的能打的干部，虎气生生的干部，像一张张资料卡片似的，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

他盘腿坐在炕上，听着李富春、程子华的汇报，但从不正眼看对方。他像是在坐着，也像是在听着，还像是在沉思，更像是根本没有听对方的话，只是偶尔有一两句回话。他一个人在想，连日来国民党军队空运至平津，飞机穿梭往来，嗡嗡声日夜不绝，但是，对蒋介石的空运，我军毫无办法。我军无法打飞机，只能眼睁睁地叫人家运。

从当前情况看，国民党军队除海、空方面运兵外，津浦路和正太路到北平段，是蒋介石运兵的关键路段。石家庄以南的平汉路，经过最近我军多次的大破袭，毛泽东又安排刘、邓部队在邯郸坚决阻止孙连仲部队北上，大体上可以做到拒阻敌人从平汉路迅速北进的作用。冀鲁豫的杨得志最好现在来冀热辽。老115的呀。基本情况未变化前，争取迅速北进，以便应付国民党目前陆海空各路对冀东及东北的进攻。看形势冀热辽将有一场大战。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中央军委转彭真，并且告知，他和部队到达山海关后，如能乘火车，请预先准备，人数共约8000人。

19日，中央指示东北局并告林彪：国民党已知我党在东北建立武装。因此，急于派军队及党政人员到东北和我斗争。目前，我在东北工作的部署，应该是全力加强辽宁（主要的）、安东二省的工作，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为此，最近到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应将其绝大部分布置在辽宁（主要）、安东两省，立 即整编30到40个团……

林彪仔细看了中央的指示，觉得中央将东北分为主要和次要两个方向的发展方针甚好。

把这两个方向的战斗打好了，不让蒋军登陆，东北就可以为我所有了。

这个方针很完整很全面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

他进一步想，要完成这两个方向的任务，执行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方针，必须靠我军的精锐部队，黄克诚师等都是我军老部队，尤其黄、梁两师部队，平型关等战役时，均是115师的部队，指挥过，打仗得心应手，令人满意。山东部队也是115师发展起来的，就是山东纵队发展起来的，也有115师的骨干。作为指挥员，手中有兵，心中不慌。他计划一俟这些部队来到，即作为自己手中的拳头部队，直接掌握，直接指挥。然后捕捉时机，利用这几个老部队，出其不意，战其不备，坚决歼灭进入东北的敌之一部。一方面打击敌军气焰，振奋我军精神；一方面创造典型战例，供进入东北的其他部队学习。他一到宿营地，就找人带路去看地形，准备在这一带阻击蒋军的北进。

他站在平、津、唐三角地带一座小山的山坡上心想：打仗非有直接经验不可，纸上谈兵不行。

战场选择，是在冀东这里呢，还是北宁路一线？选择战场是打胜仗的第一关键。

他在无序地想着高级将领的脾气、个性以及战绩。应该把他们每一个人放到什么位置、什么战场上，什么形式的战斗更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些人多数是井冈山的，少数不是。他想，这些指挥员首要的是对我的决策、我的指挥要有信心，有信仰，必须能坚决按我下定的决心指挥部队，执行命令不含糊，作战积极性高，不怕伤亡，不怕艰苦，机断专行，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作战任务。指挥员不在于资格多老，能打胜仗就行。谁讲究战略战术，英勇善战，战无不胜，能打歼灭战，就用谁，就把他放到指挥位置上，重要位置上。谁还只是习惯于抗日时的游击战术，打击溃战，不适应大部队的运动战，尤其不能打歼灭战，就毫不客气地叫他让位，到二线部队去。用指挥员就是这么一个原则。还有什么原则？否则，就完不成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

他从外面看地形回来，秘书送来了毛泽东关于坚决全部消灭从任何方向进入东北的蒋军的指示电。

他知道，中央现在把东北已作为首要的战略方向。可是，我们的部队却还在远途跋涉着呢。黄、梁两师月底或下月初才能到冀东呢。我军远途跋涉，全靠步行，疲困不堪，很难说能赶在蒋军之前到达辽西的北宁路。因为蒋军是坐美国提供的飞机、军舰。假如，蒋军先到北宁路，而我主力未到，如何又能完成中央交给我的作战任务呢？他焦急忧虑，况且，蒋介石调到北宁的部队都是他的精锐，他们装备精良，火炮很厉害。我军长途远道而来，以劳待逸，为军家大忌。就他个人来说，他似乎也觉得从延安出发，经晋东南、冀鲁豫、冀南、冀东、冀热辽，一步步走向一个未知数……詹才芳找来了一部汽车，但是汽车太旧，走不多远就熄火了，詹才芳只好又找来几头小毛驴让林彪一行人骑着上路。

10月25日，林彪到了山海关。10月28日，林彪忧虑不安地带着一批干部以及21团乘东北局派来的火车到了北宁路战略重镇锦州城。此时，东北的战略要冲锦州已在我李运昌部队的手中。李运昌站在站台上欢迎林彪：“林师长好。”李运昌是李大钊介绍到黄埔军校学习的，与林彪是校友，林彪学军事，李运昌学农运。林彪握住李运昌的手问：“你是李运昌？”

“我是李运昌。”李运昌满脸笑容。林彪在锦州简要地了解了一下北宁路的地理及兵力部署等情况。第二天，他们到了浑河斜贯的东北首府沈阳。由于苏军的阻拦（？），火车不能直接开进沈阳火车站，林彪一行先在郊外秘密下车，然后改乘汽车到达大帅府。这时，彭真等500余名高级干部已安全抵沈。林彪在大帅府客厅里同他们见了面。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一俟这些干部和部队到达，除仍以旧辽宁及热河为第一位布置力量外，对旧吉黑二省首先是吉林省的各重要城市应迅速布置相当力量。

彭真以及东北局各位大员正在不分昼夜日理万机地调配干部星驰各地，到东北各地市去接收并建立政权、组织武装，与潜伏下来的敌伪、土匪斗争。

此时，林彪作为中央委派往东北的方面军司令官，中央一时不知其行止，刘少奇代表中央飞电询问林彪现在何处？“中央让你即速赶到沈阳，收到否？你意见如何，久未得复，甚为焦念。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冀东的战略地位，已不如沈阳重要。望星夜赶去沈阳，指挥作战……

5月23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会议听取讨论选举问题的情况汇报。

    5月24日 主持中共七大全体会议。毛泽东代表主席团在会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

    5月27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

    5月30日 综合各代表团在小组讨论中对修改党章报告提出的意见，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讨论的结论，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性质、群众路线、干部问题、国民党区域党的工作等，并解答讨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5月31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会议决定五日召开大会进行中央委员预选。

    6月7日 在欢送八路军南下部队(第二梯队)大会上讲话，指出：你们要胜利，就要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就是团结人民。

    6月9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四十四人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廖承志、王稼祥等三十三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议。大会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毛泽东致闭幕词。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6月12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确定八路军南下部队行动的主要方向是沿粤汉路南下，与东江纵队北上的部队会合。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时指出：

南下部队和新四军第五师要把一切工作的重心放在准备内战上。

除根据地外，要用武工队形式，不用番号，党政军民在一起，秘密精干，保护群众的利益。武工队要与本地结合，有机会还可以生产，力量大起来就可以变为游击队。

    6月13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十八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议程为：

    6月15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不参加七月七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并讨论确定七届一中全会的议程，决定推举毛、朱、刘、周、任等十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朱、刘、周、任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6月17日 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邢肇棠陪祭。

    6月19日 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

    7月2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褚辅成、黄炎培、冷В、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听取他们述明来意和对国内问题的意见。

    7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会谈记录包括两部分内容：(一)褚辅成等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方面之建议，其中说：“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

    7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七七”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及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负责人员名单。

    7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拟定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各部委分工及负责人名单：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 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在内)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何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7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林枫等十六人为中共晋绥分局委员，林枫为书记，组织中共吕梁区委，以张宗逊等九人为中共吕梁区委委员，张宗逊为书记；组织吕梁军区，以张宗逊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学恭为参谋长。

    7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区拟成立中央局，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及王树声、戴季英领导区域的工作。徐向前在病愈后去任中央局书记，傅钟任该战略区政治部主任。会议同意陈漫远为晋绥军区参谋长，冼恒汉为晋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7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如何打退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爷台山的进攻问题，决定：集结八个团的兵力，由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政治委员王世泰指挥，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准备日内在延安召集群众大会，发表反对国民党进攻的通电；将胡宗南部进攻边区事通知美军观察组和国民党联络参谋；以朱德名义致电胡宗南、蒋介石提出抗议。八月上旬，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收复爷台山地区。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6日 给到敌后工作的人员讲话，鼓励他们以新的工作态度、新的工作作风去进行工作，兢兢业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当地同志学习，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做到对敌后的干部和人民有所帮助。要正确的传达中共七大精神，宣传延安的好作风。扩大党内民主，以民主的精神、民主的原则办事，以便动员党内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实行放手的民主，才能达到高度的集中。同志们到敌后去的任务是准备胜利，争取胜利。目前形势很好，但要取得胜利，还要经过一段艰苦斗争。要有正确的指导，不失时机。今天又是一个好时机，要放手发展。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8月8日 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九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8月9日 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对日宣战。“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8月10日 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十四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九月二日，日本天皇、政府以及大本营三方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朱德以八路军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谍，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去通谍，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8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兵力，对付内战。”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人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朱德发布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八月中下旬，李运昌率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九月六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部进驻沈阳。

    8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集中延安的东北干部及确定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组成训练班，准备派往东北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徐向前任书记，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因病未到前，郑位三为代理书记。

    8月14日 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二十六日正式公布。该条约及相关协定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与中国军队合作，消灭日本军队，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及领土完整，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旅顺港租予苏联，中长铁路由中苏两国政府共管。在换文时，苏联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及晋察冀军区。晋察冀中央局以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肖克、赵振声为常委，聂荣臻为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肖克为军区副司令员。

    8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北方局，组织晋冀鲁豫中央局及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下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区委。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会议还决定了中共太岳区委及太岳军区、中共太行区委及太行军区、中共冀南区委及冀南军区、中共冀鲁豫区委及冀鲁豫军区的领导人员名单。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以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彭德怀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

    8月22日 就迅速争取东北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去，进行建立地方党与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出版报纸等工作。从山东抽调部队进入东北。同日，电示晋察冀中央局以同样办法迅速争取热河、察哈尔两省。

    8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时局、中央机构分工及与国民党谈判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决定周恩来先去重庆谈判，毛泽东后去，时机可由政治局、书记处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刘少奇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从日、伪军手中接收中小城市和军用物资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望设各种办法通知日军及伪军，从各中小城市撤退，向交通线及大城市集中，以便我军能在最近占领更多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并须用一切方法购买子弹及其他军用品，尤其是子弹，愈快愈多愈好。

    8月25日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公开发表。宣言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新的和平建设时期，为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8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问题，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决定在谈判中作出一定让步：

第一步是让出广东至河南地区，第二步是让出江南地区，第三步是让出江北地区。

会议还批准以下人事安排：苏井观为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傅连Г、王斌为副部长，饶正锡为政治委员；李富春兼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徐特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朱瑞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参谋长，管白区工作；杨立三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易秀湘为后勤部副部长；余光生为《解放日报》社总编辑，艾思奇为副总编辑；陈克寒、吴文焘为新华社副社长；安子文为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黄火青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长；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刘晓仍任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林彪在罗荣桓病假期间代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张邦英为中共晋绥分局书记。

    8月27日 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抗日阶段瞬将完结，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晋察冀中央局电：“为了用大力迅速巩固热河、察哈尔两省，进行各种工作，由分局决定立即组织热河与察哈尔两区党委，其管辖区域及与其他区党委关系，由分局规定。”

    8月28日 与任弼时、朱德及延安各界代表到机场送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下午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达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

    对出发去东北工作的人员讲话，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应该是和平建设阶段，

但是中国有内战危险，需要斗争。

我们要动员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而斗争。这是我们的方针。去东北的人员要看情况办事。只要我们在那里有了工作，就可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资本。不管什么情况，开始要建立党，建立军队，改善人民生活，做群众工作。

    8月29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李品仙、何柱国正向津浦路前进，你们应彻底破坏津浦路和陇海路，铁轨、枕木全部移开，毁坏或埋藏，桥梁炸毁。”“在顽军向你们进攻时，你们必须打几个完全的歼灭战，才能稳定华中局势，并有助于国内和平与目前的谈判。

为了要打胜仗，你们及所有高级军事干部，必须反复研究毛泽东同志所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实行该书上的一切指导原则。

你们必须集中尽可能多的主力部队，切实整训，开好干部会，灵活通讯联络，养精蓄锐，寻求最有利的机会进行决战。必须诱敌深入，用有力的地方部队与民兵和前进中之顽敌进行纠缠。疲劳敌人，待其进至我中心地区发生骄傲懈怠等缺点，然后以养精蓄锐之主力出击，彻底消灭其一路。你们不要害怕顽军深入根据地失去地方，不要轻易听信地方干部和人民的叫喊，不要轻易以主力与敌人决战，也不要浪战，而必须是一战再战即须解决问题，如果机会不好，主力决不打，以后还是有机会打的。”和桂顽主力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路，而不要一下企图消灭其几路。必须用五六个团去打敌人一个团，才能彻底消灭敌人，切忌分散平均使用兵力，切忌用相等的兵力和敌人作战。必须很好准备战场，在人民中、地方党政人员中进行很好的准备工作，“组织很好的民兵、游击队，实行空舍清野，断绝敌人交通，日夜骚扰疲困敌人，肃清叛变分子，组织两面派的斗争等。”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越快越好，热河、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

    8月30日 与朱德、任弼时联名复电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毛主席赴渝谈判和平是完全必要的，安全保证也是有的。“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蒋介石内部困难甚多，因此不敢不保障毛主席的安全。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能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晋绥方面对于阎锡山与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8月31日 与任弼时、朱德、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一)平地泉、丰镇二十二日为我军占领后，复于二十四日被敌占领，现闻傅作义部已到平地泉。(二)张家口发现敌人仓库六十余处，内有汽油三万小桶，步枪万余支，弹药库十余处，尚可继续发现。”“我们已令晋察冀用一切可能办法巩固对张家口的占领，并搬运与分配弹药资材。”“关于派部队去东北事，你们有何新的情报和指示，望告。”

    蒋介石发布命令，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省。九月五日，又发布任命东北九省主席及沈阳、长春二市市长的命令。

    9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的城市的工作指示：“新解放的县城，在根据地已有该县县政权者，立即入城办公，在根据地尚无县政权者，在城市中成立临时县政权，在较大的城市中还须成立市政权。所有这些县市政权，应尽可能吸收当地的群众领袖、积极分子与进步人士参加。应明令解散一切敌伪法西斯组织，登记一切伪组织人民，释放爱国政治犯及被押的贫苦人民”；“成立人民自卫军，协助军政维持秩序，参加解放战斗；对敌伪公有财产及大汉奸的企业，成立一个统一接收机关，暂行管制”；打击伪币，挤其外流；在较大城市中，必要时成立粮食管理机构；救护盟国俘虏，保护外侨，防止敌、伪、顽、特务分子的一切挑拨捣乱；尽量争取公用事业及财政机关的原有人员照常工作；有计划、按政策搬运城市中的机器及重要材料到根据地，以解决将来我们的军火与工业生产的困难。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进占山西长治、长子等六县城，刘伯承、邓小平正集结部队准备打击该顽，解放六县。现在日军不独向我军不缴枪，就是向顽军也未缴枪。而顽军到处利用日伪军配合向我进攻，很快伸进解放区。如平地泉、丰镇被敌人复占去交给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傅部现有四千人进入大同。”为此提议，在谈判中，“除开要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外，似还应提出彻底消灭日本军国主义残余一条。”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冀晋鲁豫中央局和华中、山东、平原、晋绥分局并各区党委电：“敌人不肯向我军投降。顽军利用敌人和伪军反我，很快向我解放区伸进。各解放区除开集结部队在适当位置准备打击前进之顽军外，必须切实破坏交通。凡被我包围之铁路及重要公路、电线等，必须彻底破坏，铁轨、枕木搬走、毁坏或掩藏，桥梁炸毁，应组织一切部队和民兵很有准备的去进行，并可联络铁路工人去进行，以便阻止敌伪顽军的行动，便利我军行动。”“华中消息，宝应城的解放，有四万民兵及民众配合部队围攻十天，靖江城解放，有一万多民众配合部队围攻五天。此种经验，各地可采取，借此发动群众与训练群众。”

    9月3日 致电饶漱石：“你们淮南对桂顽战役，必须由你们自己努力解决，不可依靠冀鲁豫，你们必须独立作战，只要能全部干净消灭，就是一次消灭桂顽一、二个团，也是很好的。”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同意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及一部主力即转移到四望山机动位置。指出：“在目前，你们想创造主要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你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整编一、二万主力军队，放在手中。有了这个主力，总是有办法的，望你们集全力完成这个任务。在原来的根据地，应设一切方法坚持”。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新四军“七师主力在目前立即向二、三师主力集中，以便组成强大的突击力量，是好的。如无特别困难，应即刻实行。但这不是放弃皖中地区，应留一部主力坚持皖中，以待将来决战胜利后，主力仍回到皖中，打开皖中局面。在目前除开派小的武工队去侦察大别山内地情况外，暂时不要派部队向大别山活动，以使桂顽放心倾巢东进，造成将来向大别山进攻的有利条件。如果桂顽从水路进蚌埠，目前你们破坏铁路很重要”。

    致电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顽军已进入洛阳、郑州，并有一股进入你们中心区，顽军必然要向你们大举进攻，一切交涉，是不会有效果的。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应付十分严重的和艰苦的情况，在情况严重时，你们的主力部队和重要干部必须转移地区。你们主力转移的方向，第一步似应向东，在平汉路以东新黄河以西地区行动，以便吸引顽军向东，待顽军向东来围剿你们时，第二步你们再向西转移，到伏牛山豫陕边境行动，威胁顽军后方，吸引顽军不敢深入华北。”

    9月5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敌人伪军与顽军合作，接引顽军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欲阻止顽军前进已很困难或不可能。而桂顽进占城市与要道后，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我军，因此我欲求得歼灭顽军一路，暂时恐无机会，以此配合谈判更无可能。在此情况下，请你们考虑黄、谭意见，将三师部队抽调(或再加二师之一部)向东扫清苏北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被动地位。以前黄克诚主张三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行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至于四师部队则仍应执行原来的计划。七师主力亦以集中到皖东为好，但可考虑留曾希圣在皖中坚持。”．

    与朱德等出席延安各界二万人集会，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9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首道电，在湘粤边行动非常困难，创造广东五岭根据地已不可能，他们已被迫北返。他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望速告你们的决心。七日，中共谈判代表团回电表示同意。九月初，南下部队陆续从广东北撤，于十月三日在湖北黄安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9月7日 电告中共谈判代表团：“去东北部队原定延安两个团及万毅部与冀中、冀鲁豫各一个团，均已起身经冀东前去。因情况不明，暂时不决定派更多部队去。”“陈郁、孔原决定即日起身去东北，其他各地去东北的干部亦在集中。”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目前开展东北工作十分重要，延安及华北各地已派大批干部及部队到东北去工作。望从华中东北干部中抽调一批派到东北工作，并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率领，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依目前情况，估计阻止何柱国进入徐州已不可能，四师对何柱国恐亦打不到。李品仙、何柱国进入徐州、蚌埠后，忙于解除敌人武装，向交通线两侧伸展巩固其交通线，估计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那时除我控制津浦或陇海铁路各大段求得与顽军主力作战外，恐难有其它地方得与顽军作战。似此，目前一时期，不论二师、三师、四师均以依照当前情况，作适当之分散作战为有利。”

    9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河南区委电：“中央赞成河南主力及大部分干部在情况严重时，第一步向南转移与五师靠拢，以后再相机发展。望即与郑、李直接联络靠近，规定行动计划。河南部队及五师部队留在黄河以南行动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直接配合华北与长江下游我军的作战，所以不应退过黄河以北来。任务和环境是困难的，一切干部应有充分的艰苦斗争的准备，但应估计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困难亦有很多。它要集中主力对付华北及长江下游我军，只要你们很好注意群众纪律，改善与人民的关系，你们在鄂豫皖三省以至陕南地区是完全能够长期胜利坚持的。”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委电：王震、王首道部队已经北返，估计你们单独在五岭立足、创造根据地也是很困难或不可能。因此，你们应迅速讨论并计划分散坚持的办法，即将主力部队分散成数十股，每股几十人至几百人，利用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及东江、北江、西江各地大山以及闽西、闽南的群众基础，分散转移，与采用秘密方法去坚持斗争。其余小部则在原地就地坚持，很好组织两面派的斗争，并分散大批人员到城市工作。”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三万多人，对侵入上党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阎锡山部开始自卫反击。至十月十二日，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五千多人。

    9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通报有关东北情况和中央的部署。电报说，现苏军在东北，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人，并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及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百余干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晋察冀分局令李运昌率五个团进驻山海关至辽宁一线，并进驻承德、赤峰、朝阳等城市”。“冀鲁豫固有战斗任务，暂时尚未要他们再抽兵去东北”。电报提出：“现急需派最负责人到东北去领导，来延飞机已飞张家口，可能作为交通工具，康生（康生被留在了华东）、高岗均愿去东北工作，你们意见如何？”

    中共中央关于从山东抽四个师去东北电示山东分局：“据胶东区党委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 (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 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以后，“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建立民主秩序”。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要第一、第五、第十一战区重新印发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给独立排以上部队应用；蒋介石电令胡宗南调第一军、第十六军兼程开赴平津，另调两个军驻沧石路一线，以控制冀南；国民党已内定第一步还都南京，然后迁都北平，依靠华中、华南基础，直接控制华北，以剪除共产党，并隔断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已告刘伯承、邓小平准备打击胡宗南的北进部队。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河南区委电：“中央同意戴季英同志意见坚持河南斗争，在战略上配合华北与华东的斗争，在目前情况严重时，暂时向南行动与五师靠拢，现在北渡已不可能，亦对我全局不利，必须放弃北渡意图，全党团结在坚持中原斗争的任务之下，以克服目前的各种困难”。

    9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我们已令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起程。冀察晋准备二千五百干部去，已有三百五十人起程。张启龙及伍晋南与程世才所率去五师及广东干部，已令其北上去东北。延安即再抽调八百人到一千人去。

    9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我们拟候飞机回延安后，即载彭真、康生前去东北，并拟定程子华亦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为书记，以便迅速开展东北工作。”

    9月14日 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在沈阳市卫戍司令曾克林陪同下到达延安。贝鲁罗索夫向朱德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

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哈哈哈，根本就没回内地啊）；

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讨论答复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和东北工作问题。对于苏军要求八路军撤出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问题，刘少奇提出三种方法：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撤法都用。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活动区域，不能撤出。由山东派四个师到东北，还是去。大城市不能进，现在后方还是可以去。困难的是交通，要解决。方针还是争取东北。会议根据刘少奇的提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

    9月15日 同朱德、任弼时致函马林诺夫斯基：在热河、辽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他们已在奉天之沈阳城设立机关(对外不公开)，各地到东北干部及党员，可到沈阳城南街张作霖公馆卫戍司令部找司令曾克林(党员)，即可找到东北局接头。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在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找博古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深入谈话，要博古认清现实，除了毛主席，没有人能够带领大家取得革命胜利；除了毛主席，也没有人能对付得了蒋介石。

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了周恩来的话的正确性。

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也对蒋介石的能力作过评价。

当时，我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改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具体指挥红军的作战，博古心里很不服气，到处发牢骚。

周恩来为了团结大局，就去找博古谈话，开门见山地问他：“你觉得蒋介石这个人怎么样？”

博古说：“他很有能力。”

周恩来说：“我跟他共事过多年，很了解他的为人。从北伐时期，就不断地有人想搞垮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反而处处都被他占得先机，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金钱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多少实力远在他之上的人，都被他一一压在了身下。这样的人，你觉得你能对付得了吗？”

博古低着头，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自己对付不了。

周恩来说：“你自然不行，我也不行。要我说，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就是毛泽东。”

这一次，周恩来同样对蒋介石的政治手段表示了肯定，认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战略家，在当时众多实力强悍的军阀混战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最高领导人，确实是有过人之处的。

在战争结束后，周总理接受采访，有人询问他以军人的身份来说，你是怎么看待蒋介石的，周总理回答：“蒋介石是一个比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也是他能战胜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能熟练的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全中国只有一人能够对付得了他，那就是毛主席。”

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时，专门问起了这个问题，周恩来也做了详细的回答，我们来看一下。

斯诺问：“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试图用猛攻来夺取阵地。

“在这次陕西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进攻红军并歼灭他们。陈诚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他拒绝这么做，怕遭伏击。我们截取到他给蒋介石的复信。我们实在欢迎这种集中，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于去年十二月把张学良部队六千人解除了武装。对南京来说幸运的是，蒋介石并不经常亲自在前线指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能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到了1944年，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走出了最困难的处境，根据统计数据反映，到了这年春天，抗日根据地已经明显扩大，居住人口增长到了8千万人，军队发展到47万人，民兵有227万人，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一支谁都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

到这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蒋介石已经打了20多年的交道，他对蒋介石太了解了。在当时，全体中国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同国民党的关系，毛主席为此做了许多艰难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努力。

早在1943年秋季，毛主席迅速出击，还没等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就被毛主席打退了，这时，蒋介石换了一种思路和手段，他作出两项允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并且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之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作出的允诺，毛主席洞若观火，他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其实是在搞欺骗。但即便如此，毛主席还是争取一切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好转。

因此，毛主席在1943年10月5日就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明确表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加上此时美国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个时候出现内战，以减轻美国的压力，而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蒋介石迫于国际压力，只得对共产党采取缓和态度。

于是，在1944年初，蒋介石派人向毛主席转达希望中共派代表赴重庆谈判的信息，毛泽东果断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团结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由此重启国共谈判。但遗憾的是，蒋介石压根没有诚意，只是以谈判作为敷衍和拖延，导致才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很快又陷入了僵局。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的太少。”

但从东北局的来往电文看，苏联并非不愿移交。而是因为初入东北的解放军兵力太弱，无力接受大量装备。

参阅东北局1945年10月4日电文：“（苏方）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弱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进的太慢，军队太少，这可能是一开始扩充土匪、兵痞的原因）

事实上，苏联当时指责这边魄力太小，运到东北的军队太少。

（苏联一度主张把华北地区的解放军全部送到东北，以东北的工业为基础进图全国。后来发现解放军力量太弱，不足以控制整个东北。

才将思路改为放弃大城市，先控制东北的中小城市和铁路以及农村地区）

而且，解放军早期不会使用日军留下的重型武器，拿了也没用。（？？？）

后来苏联移交了一批关东军战俘当教官，办了炮兵和装甲兵学校，解放军才学会如何使用重型武器。

不仅如此。当东北战局危急之际，苏联还主动将日军留在朝鲜的武器由海路运到山东，开辟山东战场以牵制国民党在东北的行动。

二、北渡黄河问题：

1947年泰安战役以后，陈(士渠)唐(亮)指挥华野三、八、十纵队，在鲁西南行动，一方面军队较机动，另一方面，有抓住敌人，减轻敌人对刘、邓南下的压力的任务。当刘、邓越过陇海路时，一部分敌人转而对付陈、唐集团。在此情况下，宋时轮同志率十纵向北转移。陈士渠同志按照中央及陈、粟指示精神，曾面吿宋不得过黄河以北，只能诱敌至一定地点即须南下。但宋在敌尾追下，却率十纵渡过河北；在渡河时，又因惊惶失措处置失当，除部队损失外，尙有几千民工为敌掳去，造成政治上严重的损失。陈粟1947年8月17日电中曾指出：“十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击，损失………较大，内部问题颇多”，中央军委19日19时电也指出：“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以后，宋曾说北渡黄河系经陈、唐批准，又说是经陈、粟批准，企图推卸或减轻责任。据粟裕总长谈，陈、粟相距较远，直至宋已北渡，才知道，当时会让他视情况再南渡。并说宋过黄河，在当时情况下是非常错误的，直接影响陈、唐兵团的行动。据陈士渠同志谈：并未同意宋过黄河北，宋过河北，是违背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显系宋不愿与主力一道行动，以达保存实力。

另据王秉璋同志谈，为掩护刘、邓南下，宋纵与十一纵均以郓城为中心，分别负担阻击东西进攻之敌。当时虽无直接协同配合关系，但均采取互相依靠的部署。但当宋发现敌情后，将部队悄悄撤走，致王张纵(十一纵)后方被敌骑兵旅袭击受损，王对此很有意见(以上粟总、陈士渠、王秉璋司令员，雷英夫副部长谈话记录 )。

三、假报敌情，摆脱刘、邓。

据陈士渠同志谈：刘伯承元帅会对他 讲过：刘、邓大军从大别山返中原以后，因部队疲劳，对敌五军及十一军有顾虑。

宋纵同他一道行动时，则虚报五军，十一军已到某地，迫使刘、邓不得不转移。以后据查，无此情况，而是宋不愿担负配合掩护的责任，设法摆脱刘、邓。

刘元帅对此事很为不满，认为宋很不老实，战时假报敌情，情节恶劣。(与陈士渠同志谈话记录 )（宋非常搞笑的操作）

从“南下战略”到“挺进东北”，短短5天，我党战略方针为何大转变？

常棣tandy

2023-05-03 07:00

1942年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就战后的战略布局提出构想。

毛泽东指出：

战后国共有合作的可能，也有内战的可能，“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至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

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集中东三省，就是占据整个东北之意。当然，那时还只是一种构想，但是，提出这个问题，表明毛确已将东北纳入战略布局的考虑之内。

1、从“南下战略”到“挺进东北”的转变

毛泽东于1944年在作南下部署之际，同时提出要注意东北。

1944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

“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

所谓苏联打日本，就是判断苏军的出兵方向是东北。为此，提出了“注意东北”。

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已经将东北纳入视野，那么，随着“苏联打日本”可能性的产生，意味着中共进军东北的可能性也在产生。

当然，这个可能性还不是近期的，还要依据一个条件，此即苏军的出兵时间。苏军只能在击败德军之后，才能调向东方。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东北的重要性。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讲：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6月10日，毛又一次讲道：

“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是从城市、工业、尤其是“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来认识东北的战略地位的。不过，上述讲话仍然还只是一种设想。问题提出来了，认识也更加清晰了，但是，在苏军对日宣战之前，仍无实施的可能。因此，中共当时的总体方针，仍然是南下。（呵呵）

王震部自1944年11月南下之后，并未取得预期的战略展开，长时间滞留在湘鄂赣地区。

三五九旅副政委王恩茂，在1945年7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经过了八个月，我们的成绩很小，我们的消耗很大。”

但毛泽东并未放弃南下方针，1945年7月22日，毛指示王震等：

“你们的惟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

毛泽东电发出之后不到20天，苏军出兵东北，日本传出投降消息，短短数日之间，中共进军东北的条件突然展现。

延安迅即抓住了这一时机。

1945年8月11日，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朱老总没这个视野）

但是，由于当时诸多情况尚不明了，在公开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中共又发出一个内部指示，解释道：

“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马上开往四省”。

因此，最初开往东北的只有李运昌部五千人，主要任务是做战略侦察。

一道公开命令，一个内部指示，反映了两个问题：

其一，当战略机遇突然展现之际，中共所具有的敏锐的反应。

其二，当情况未摸清之前，中共并不鲁莽地采取行动。（应该是和平派、缓和派、胆小派拖后腿！）

8月11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王震、王首道：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8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华中局，要求：“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决不退回江北”。江南力量指粟裕部。（再那时，粟裕就是比较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而且不放松对国民党的警惕，好吧，毛主席根本就没想和平）

以上两电表明，南下的战略方针并未改变。（粟裕等这个安排对进军东北其实并不矛盾，这个解释不怎么样）

2、“挺进东北”的一波三折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话：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结合历史的占领东北的思考）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苏军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为此，毛泽东于8月20日，以军委名义致电几个中央分局，抽调万毅等部进军东北，毛泽东要求：“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其实哪有国民党竞争东北，根本到不了啊，唉，浪费了大好的机会）

中苏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的东北方针不得不重新考虑。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通知，由毛泽东起草，通知首先指出：

“由于红军顾虑远东和平（这是完全对的）及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这两点，一般地决定了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

通知最后说：

“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

总之，中苏条约的出现，使中共对于能否进军东北产生了疑问，但并未放弃。（这块应该是合理考虑苏军的顾虑，但是我军仍然有机会单独控制东北，国军到来还有时间差距，所谓苏军不允许，是没有灵活理解苏军的意图，苏军也不是真阻止我军接收，只能确实不能公开的接收，可改为民主联军或者民主自治军的名义，也就是张学良东北军战友，这是和东北军最光荣和优秀的联合战斗，有着极为充分的民意基础，可惜，动作还是太慢了。毛主席仍然不是一言而决）

8月28日，朱德对即将出发去东北的干部发表讲话，强调要积极向东北发展。

朱德说：

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走到了，他有百把万人，我们也有百把万人，顶多还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像日本占领东北那样。”

面对中苏条约的不利局面，中共表现出顽强而主动的精神。（不仅是对国民党、苏军，也有对党内和平力量）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

该指示为刘少奇所发，刘对苏军态度的估计是准确的，也就是将对中共采取“放任”与“同情”的态度。

此后，由于李运昌等部在东北迅速发展，尤其是苏军对中共基本采取默认态度，为此，中共向东北的进军计划逐步加强。

9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

“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

该电表明，中共派往东北的兵力与干部均在加强。

3、决定“挺进东北”战略的一周

真正认识到进军东北的可行性并就此作出整体战略调整，大约是在9月14日~19日之间，不足一周时间迅速完成。

9月14日，朱德在延安会见了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中校，苏军中校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

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热河省平泉县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

对于苏军提出的“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须退出的要求，中共方面不难答复。

当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致函马林诺夫斯基，表示：

在热河、辽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意即中共军队本来就在东北，并非现在“进入”，因此无须撤出原地。

在听取了随苏军中校一同来延安的曾克林的汇报之后，9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把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

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任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

彭真、陈云二人，是毛泽东赴渝谈判时刚刚提升的两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位居中共最高领导层。彭、陈等人随苏军飞往东北。

东北局的组建，尤其是东北局领导成员的配备，表明中共真正把战略重点摆在了东北。上面这个过程表明，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由设想、部署、摸底到决策，思路与行动逐步统一起来。

4、“挺进东北”的战略方针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共将战略重点摆在东北，那么，必然牵动全盘战略调整。

没有一个相应的调整，也就没有战略重点。怎样调整，这便是全部问题的实质。

9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就整个战略调整问题向华中局和延安提出意见。

黄克诚首先分析了敌我态势，指出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是抢占华北、华东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时机成熟之后，再予以各个击破。

而在中共方面，“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且无一个根据地因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

也就是说，中共最大的隐患在于，根据地和主力部队均较分散。为此，黄克诚建议，中共应力争“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

黄克诚具体建议：

东北“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

同时，在关内则集中力量创造两个战略根据地，即“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为实现上述目标，黄建议各主力部队应向上述地区集中，建议江南粟裕部调回江北。

黄克诚上述意见的核心是：

“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

其中，关于现有根据地当中，没有一个“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的看法，十分尖锐。

黄克诚的具体意见是：将东北建成“总根据地”，同时，在晋绥察和山东两处，建立两个拱卫东北的战略根据地，其他则成为战略根据地的卫星。

在提出总体构想之后，黄克诚又提出将粟裕部由江南调回江北，这就把战略部署的调整问题，具体地提了出来。

归结起来，9月14日，延安作出了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

但是，这个决定仅触及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即重点放在何处的问题，没有触及战略布局如何调整的问题。

而黄克诚的来电则触及到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提出了重点放在何处的问题，又提出了如何调整布局的问题。没有相应的调整，等于没有重点。

正因为黄克诚的来电实际上是对延安9月14日决定的补充，因此引起延安的高度重视。

9月15日，延安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与黄克诚来电，一并报告在重庆的毛泽东。

9月17日，刘少奇致毛泽东，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

在此前提下，刘少奇提出：“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刘少奇建议集结重兵于冀东、热河一带，“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

接下来建议：“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刘电表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是由重点争夺东北而引出的结论。

5、“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最终确立

9月18日，刘少奇再次致电毛泽东：

“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又饶漱石提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黄克诚提议陇海以南兵力北调，以热、察、东北为第一全国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余为卫星，他认为如此可长期坚持，一切不怕。”

刘电指出了东北的区位优势，其周边为外蒙、苏联、朝鲜（苏联势力)，因此，只要控制热河、察哈尔、冀东以及南满沿海地区，便能阻止蒋军进入，从而控制整个东北。刘电提到黄克诚，表明黄克诚关于建立多层次战略根据地的意见，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重视。

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分析了控制东北的可能性，表示：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

刘少奇所言，讲到了要害，只有丢掉一些地方，才能突出重点。

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讲到南北战略取舍问题，朱说：

“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

经过以上反复磋商，中共的战略方向与战略调整最终确立。

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向党内发出指示电：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

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刘少奇对全军战略部署作如下安排与调整：

以晋察冀、晋绥两地区的力量控制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上述地区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抽调到冀、热、辽地区和东北。

新四军主力则抽调到山东，新四军江南部队撤至江北。

刘少奇最后指出：

“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从9月14日提出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到9月19日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调整，总共只有五天。

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黄克诚：

“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中央关于目前战略部署电凉你已收阅。望你以后多提意见。”

也就是说，这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原则上”是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正文完）

抗战胜利后十万大军进东北

林春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国共两党首先在东北展开了争夺。1945 年8月至11月，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及有关指示，中央军委对全军的部署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各解放区共抽调11万部队、2万干部奔赴东北，为我党先机控制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以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由东北抗日联军改编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

　　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焦点

　　当时的东北地区，包括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和内蒙古东部，总面积1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3800余万。这里有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松辽平原，有森林覆盖面积超过内地总和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有当时中国的钢都鞍山、煤都抚顺、电都小丰满，还有占全国总长一半以上的铁路。东北南临黄海、渤海，港湾众多，有大连、旅顺、安东、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东北地区南与我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相邻，东、西、北 3 面与朝鲜、苏联、蒙古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一切就决定了当年东北必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军民，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长达14年的浴血抗战，并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赵一曼等一批著名抗日英雄。1945年8月8 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150 余万苏联红军，从东、西、北3个方向攻入中国东北及热河、察哈尔地区，一举全歼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了东北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一直非常薄弱，其关内的力量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到达。这一态势，无疑为我党我军向东北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时机。

　　1945年8月13日，中共冀热辽区委、冀热辽军区在河北省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区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主持。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即“现驻地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李运昌，1925年由其远房叔叔李大钊介绍到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参加湖南秋收起义，并参加发动过冀东大暴动，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养成了很强的政治敏感性。由于冀热辽军区一直坚持敌后抗战，物质条件差，电台功率小，未能直接收到延安的电报。他是收听广播新闻时，才得知朱德总司令命令的。李运昌听到朱德总司令点他的名，便对一切都心领神会了，于是召开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会议根据朱德总司令命令，进行了认真严肃而热烈的讨论，决定李运昌率8个半团共1.3万人和地方干部2500人，分3路迅速挺进东北。其中东路约2500人，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组成挺进东北先遣纵队，直插锦州、沈阳一线，李运昌率指挥机关、直属团队和地方干部随后跟进；西路约2000人，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率领，向承德、围场方向进发；中路约2800多人，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率领，向赤峰方向进发。

1945年8月17日，抗联派出大批人员，分赴东北11个地区、57个重要城镇，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发动群众，扩军建政，还先后建立了中共长春、吉林、牡丹江市委及一大批县委，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抗联领导干部分别担任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11个大中城市的卫戍副司令（卫戍司令由苏军将领担任），这就为在东北发展我党我军力量取得了有利条件。1945年10月，抗联武装发展到4万余人，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司令员。

抗战后进军东北，毛主席派出六位名将，为何只有两人最后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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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和谈，中共裁军多少？聂荣臻乐观裁去一半，粟裕越裁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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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协定》最终签署，实施《整军方案》后，我方需要复员除18个师以外的其他部队成员。次年，中央发布了精简军队、提高效率的重要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按照相应的比例完成裁军任务。

在晋察冀解放区裁员《整军方案》后，1946年3月，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要求，计划分两期完成，各解放区需要精简三分之一的人数。

针对华中、华东和晋察冀三大人数较多的解放区，中央要求他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尽快落实这一指示。在抗战胜利时，晋察冀解放区共有九个野战军纵队，五个军区部队，共计32万人。

接到中央指示后，时任总负责人的聂荣臻将军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对解放区军队进行调整，最终变成四个纵队，六个军区，总兵力裁去人数多达十万余人。

给其他解放区树立了榜样，其他解放区也陆陆续续效仿进行军队整编，但没有哪个像家大业大的晋察冀解放区那样勇敢地进行大规模裁减，这从侧面反映出共产党的决心。

遗憾的是，这样的大胆尝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让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因为兵员不足吃了个大亏。晋察冀军区地域广阔，战略地点众多，大规模裁减后的军队根本无法承担起西至大同等地、东到京浦线等地的长战线，为此丢失了不少重要的战略阵地。

除此之外，军队分散，无法迅速集中，也大大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这是我军的和平派，不想打仗）。

后来，毛主席回忆起这件事，也对此印象深刻：“我们复员吃了大亏，导致部队没有充实，民兵也减少了。”

在双方和谈期间，粟裕将军并没有坐等国军整编的消息，而是积极派人去打探，深入了解国军的整编情况。当他发现国军整编后的军队由军扩编为师，人员和装备都有所提升时，他知道不能再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粟裕将军决定采取与国军相同的方式，用他们的方法来打败他们。在编制方面，他将整编师的五团配置改为六团配置，增加部队人数，并将部分地方部队在保留原有番号的基础上提升为主力部队，以提升他们的战力。

经过这些改变，华中野战军从原来的四个纵队、共4万余人，扩展到两个师、三个纵队，共6万余人。这种变化，使华中野战军在实力上与国军相当，为赢得战争奠定了基础。

在军队改革中，他大胆地取消了旅一级的建制，直接从师到团，使部队反应速度显著提升。也十分重视民兵的作用，将他们充实到各个军区，这既加强了地方部队建设，也为军队培养了有生力量。

在粟裕将军的大力推动下，野战军和地方军区部队的比例一度达到均衡，这让华中野战军在解放战争爆发后，能够迅速补充兵员，保证自身战力不被过多消耗。

虽然这种方式未达到中央精简要求，但在实际情况下，高层领导还是给予了肯定，主要是考虑到苏中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

毕竟国共两党在对方心有不轨的情况下，必须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国军在两淮地区部署了装备精良的十二个师，我军需要保持警惕。

1945年，罗荣桓率山东6万八路军大搬家，放弃打下的地盘。

在1945年9月到12月这段时间，山东军区的八路军部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迁移。无论是基层士兵，还是团级、旅级、师级，乃至军区指挥部，都参与其中。

这次迁移显然是临时决定的，并且时间非常紧迫。

这支6万人的大部队，虽然行动上并非完全统一，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有的沿着铁路干线急行军，有的则是乘坐小帆船，即使在没有导航设备、没有通讯联络设施的情况下，也要硬着头皮横跨渤海湾。

罗荣桓作为山东军区的负责人，本来因为身患恶疾而不能长途跋涉，但此时也咬牙坚持，被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赶路。

当毛主席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令军事主官们返回各自管辖地区，准备接下来的日伪军受降工作。蒋介石不愿意让八路军和新四军参与此次受降工作，因为他想方设法削弱中共军队的力量，以便最终消灭他们。

然而，老蒋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占尽了优势，但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很多问题。

蒋介石最头疼的是兵力部署问题。他的嫡系部队中央军共有11个军，只有少数几个军能够快速派往中原和东北地区受降。

他向延安发出了邀请，希望毛泽东主席能够到重庆谈判，以此来阻挠（北方）八路军和新四军扩大地盘，并争取调集中央军的时间。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作战，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领部队进入东北，配合苏联军队攻打关东军的顽固势力。

当曾克林进入东北后，眼前一亮，因为这里的日本部队已经被苏联红军打怕了，只要见到是中国军队就会缴械投降，军火库里堆积如山的武器装备也让他和他的指战员们眼前一亮。

曾克林于是部署了军队，并于9月14日赶往延安，向刘少奇和朱德等人汇报了这个情况。（唉，毛主席应该是想到了吧，周总理着急和平谈判呢）。

国共双方剑拔弩张争夺东北的态势初见端倪。在此情况下，1945年9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延安王家坪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等，讨论东北的战略地位和进军东北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于8月28日就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去了，因此会议由中共中央代理主席刘少奇主持。当天上午乘坐苏军飞机抵达延安的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风尘仆仆地赶到会场。曾克林向首长们详细汇报了先遣纵队挺进东北的经过和东北的现状。曾克林的汇报，加上近期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使中央首长对东北的情况心中更有了底数。尤其是中共军队可以自治军名义进入东北，苏联在不影响外交的前提下予以默许，使大家受到鼓舞。经过深入讨论，争取控制东北的认识很快统一。于是，一个新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应运而生。中央就此方针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当即回电同意。

　　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方针，对争取东北作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并以最快的速度付诸实施：一是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加强对东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全面领导，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9月17日，彭真、陈云等东北局领导同曾克林一起乘苏联飞机离开延安飞往东北，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加油时意外地撞到一个小土包上，除陈云外，其余人都负了伤。他们改乘火车奔赴东北沈阳立即展开工作；

二是调派大批得力的领导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先后有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以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王稼祥等奉调赶赴东北；

三是组织指挥从各解放区抽调的大批部队，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10月初，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山东军区机关干部和部队1000余人到达安东地区；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率一个团1500余人到达锦州地区。10月中旬，山东军区之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长万毅率3500余人到达盘石、海龙、西丰一带；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晋西一个小团约600人到达沈阳。10月下旬，山东军区之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5师师长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率5师2个团和6师共约8000人，到达营口地区；山东军区之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副政治委员刘其人率7师约1.2万人到达山海关、古北口地区；第359旅旅长刘转连、副政治委员晏福生率3000余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3000余人到达锦州地区。11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和炮兵学校各1000余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迁至东北，改建为东北军区政治大学和炮兵学校；山东军区第1师师长梁兴初率所部7500余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山东军区田松支队约1000人到达牡丹江地区；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7旅、8旅、10旅、独立旅及3个特务团共3.2万余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率山东军区（鲁中）第3师及警备第3旅共9000多人，到达辽阳、鞍山地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第2旅各1个团共3500人，到达南满地区。以上各部合计10万人，连同先期挺进东北的李运昌部及零星部队，共约11万人。另从延安及各解放区零星抽调的党政军干部及技术干部则有2万人。

朱德在听取汇报后，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激动地拍着曾克林的肩膀说：“我们要迅速派人去东北，至少需要40万到60万的军队。”

经过一番深入讨论，中央军委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设立中共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立即赶往沈阳。二：从华中、华北地区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前往东北。

与此同时，刘少奇向毛主席发去了电报，提出了他认为最正确的发展策略：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主要意思是，从山东、华中地区抽调10万部队前往东北，而新四军位于长江以南的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一来可以依靠长江展开防守姿态，二来可以补充山东、华中地区因抽调兵力而造成的亏空。

毛主席阅读电报后，认为此方案非常可行，并回电指示：让陈毅、饶漱石前往山东主持工作，罗荣桓赶往东北，林彪则前往热河。

罗荣桓收到电报后开始忙碌起来，但他有些焦急。他刚刚率领部队解放了临沂，准备将军区机关搬迁到这里，却接到中央命令，要他带领主力部队前往东北。

罗荣桓对这个决定有些异议，而且他还有一个担忧，就是他率部北上后，国民党部队可能会突袭山东。

虽然中央军委命令陈毅带领新四军部队接手，但至今还没有看到陈毅的踪迹。

就在罗荣桓犹豫不决的时候，中央军委再次发来催促电报，要求在二十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无法完成战略任务。

罗荣桓只好派遣一部分军队先行北上，自己则留在临沂等待。直到10月5日，陈毅才姗姗来迟。罗荣桓见到陈毅后松了一口气，他们交接完工作后，罗荣桓开始指挥山东军区大部队北上。

罗荣桓带领军区机关直属部队，约4000人前往沈阳、安东地区。

直到1945年底，这支6万人的部队才全部抵达东北，耗时近3个月的时间。

晋冀鲁豫经过练兵，部队人数略微减少，战斗力更强。

对于1946年的裁军，聂荣臻对形势判断乐观，按照中央裁军要求，晋察冀计划将主力22万人复员一半！

当时很多将领难以理解，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都认为裁员太多，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

郭天民纵队和刘道生纵队合并为2纵，五个旅缩编为两个旅。郭天民向上级反应，得到回复是执行裁减军队命令。他与刘道生商定尽量多留下人员，多留下的1万多人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这样，二纵实际兵员比上级规定多了保留了1万多人，保留了大批战斗人员，后来在保卫张家口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3纵司令员杨成武说：“一九四六年晋察冀军区拟将晋察冀野战军各纵队每个纵队裁减一个旅时，我提出了不同建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聂司令员写过一个很长的报告，建议不要裁减。当时郭天民和李志民（3纵政委）同志也都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在我写的报告上签了名”。结果，“还是每个纵队裁减了1个旅，裁减下来的人一部分到了各军区成了独立旅骨干，另一部分复员了”。

晋察冀地处北平 军事调处眼皮下，最彻底执行了复员计划。部队一期复员了三分之一人数，9个纵队也缩编为4个纵队，除第1纵队（晋冀鲁豫北上部队）外，每纵队两个旅。

1946年，晋察冀军区为何突然裁军10万？聂荣臻：太相信美国人了

“一下子裁掉这么多部队，敌人打过来不吃亏才怪。傅作义占领了张家口，也都是你聂司令员太过轻敌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看见他们什么时候有和平的诚意？你这是盲目乐观！”1946年10月22日，河北涞源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郭天民情绪激动，几乎是喊着说出了上面那几句话。

1988年12月第七届中央全会上，昂纳克提出“东德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显示与戈尔巴恰夫截然相反的政治路线，政治局其他成员在发言重也没有任何涉及改革的内容，至此，基层党员对自上而下改革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

1989年10月18日召开的十届中央全会上，政治局所有成员集体联手逼退昂纳克，面对其盟友的集体背叛，昂纳克无力挣扎，最后同意以健康为由将总书记一职移交给克伦茨。

克伦茨也曾担任东德共青团书记，经昂纳克提拔进入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除昂纳克之外，政治局同时改组，原政治局成员除了三位成员之外，均保留在政治局内，被视为改革派的莫德罗（莫罗德）却没进入政治局。

新一届总书记和政治局的改革意愿和能力在党内遭到强烈质疑，上万名党员纷纷投书中央，表达对新一届政治局的不信任，要求实行党内直选。

巨大的压力之下，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克伦茨和政治局在11月8日召开第十一届中央全会上集体辞职。

这次全会同时通过改革行动纲领，决定举行党内公开选举，引入市场经济，党政分离等措施，然而这些改革已经来得太迟了。

昂纳克下台之后短短一个月内，六十多万党员退党，上千个基层组织解散，十一届中央全会结束后，13名地委第一书记全部被民众赶下台，142名县委第一委书记和97名副书记也失去了职务，3名县委第一书记自杀身亡。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11月30日晚，柏林洪堡大学社会主义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人员牵头召集了150多名基层党员，通过了一个WF纲领，提出"挽救党的办法在于毫不妥协的革新，即重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政党"。（这就是居西的那个吧）

12月1日上午，这个倡议通过电台传播开来，在党员中引发巨大反响。同一天中午，人民议会通过了删除宪法中SED的领导地位，至此SED正式结束了四十年在东德的执政，部分基层党员开始筹建新的政党，并决定将前任总书记昂纳克及其提拔的政治局成员全部开除出党。（这是为说开除克伦茨作借口，所谓昂纳克提拔的克伦茨，应该是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克伦茨）

墙倒２０年后与东德原领导人克伦茨对话

“我对你们的成就非常钦佩”（下篇）

http://qnck.cyol.com ：：本报特约记者　斯力 2009-04-03 23:31 中青报订阅

　　１９８９年，柏林墙倒塌。１９９９年，《青年参考》报记者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结识。２００９年初，记者再次与他在瑞士相聚，并畅谈了５个小时。话题涉及他与中国的渊源、他眼中的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眼中的中国改革等。他的话可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一段历史。下面是克伦茨本人的叙述。本文是上期《“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的续篇。

　　１．“我对你们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

　　谈到１９８９年秋的中国之行，我还有一点很惊讶——中国方面对我们德国共产党人表示了很大的尊重。总而言之，当时我就访华之行写了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报告，这个报告我保留至今，但是目前不在柏林，有机会我可以拿给你看。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献。

　　经常听到一些言论，认为民主德国和苏联的衰亡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我总是说，不对，你们会失望的，亲爱的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存在！古巴还在！越南还在！

　　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这当然是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依然存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也依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要对中国同志说：你们一定要保持警惕！你们是希望，是许多人寄托的希望！你们成功地把本国的特点与社会主义的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你们或许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能持续地实现新老班子过渡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就可以避免党的领导层在换代时出现问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人事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你们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

　　尤其是在如此复杂的当今世界，在欧洲社会主义消失了的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难能可贵。我希望未来仍能继续下去。

　　我虽然身陷囹圄，但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我国（这里指的是东德）最后一任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一直向我提供全面的信息，以便我能同步跟踪了解中国的局势。

　　２．“民主德国整个知识界精英都被抛弃了”

　　贝特霍尔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大使，他在中国学习过，与全家一道在中国生活过，但是，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大使，在两德统一之后没被录用。遗憾的是，联邦德国（西德）把所有民主德国的外交官全开除了。也许只留用了几个所谓的专业人员，例如负责技术工作的人员。

　　本质上，民主德国整个知识界精英都被抛弃了，几乎没有一个领域的高级人才被联邦德国接纳。包括所有的科学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家。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罗斯托克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医学家金克曼教授，这位教授因为曾在统一社会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有关卫生问题的报告，结果（在德国统一后）被革去了医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还有一个例子：柏林的沙里泰医院非常著名，那是民主德国的最高医学机构，有许多权威医学专家在这里工作。他们绝大多数被革职——联邦德国的做法是十分彻底的！

　　在所有法院中，至少在高级法院中，根本就没留用民主德国的法官。

　　此外，大多数教师被开除。例如，有一位女教师，她受过专业的高等师范教育，曾当过４０年教师，却被联邦德国解雇了，理由是她不适合当教师。她之所以不适合，仅仅因为她是我的妻子！

　　整个（东德）国家安全部被描述成魔鬼机构，被丑化为一个犯罪组织，其成员统统被解职，甚至退休金也很低，被称为“惩罚性退休金”。

　　这在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自俾斯麦１９世纪统一德国以来，德国就一直遵循一条原则：退休金不应受政治约束！但是，联邦德国实际上是用削减退休金的方法来惩罚民主德国的国家公务员，从而导致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处于非常非常困难的生活境地。另外，军衔比较高的军官也没被录用。所有将军和上校都被解职。即使是那些愿继续服役的军官，也没被录用。

　　此外，民主德国许多国民的财产也被剥夺。例如，一些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战后逃走的西德国民回到故乡，说这房产、地产是他们家的，于是，经营了几十年的东德居民只好白白地把房产和地产还给人家。

　　我要说，这是对东德的司法清算！

　　３．“我欠的诉讼费６０年才能还清”

　　东德沦亡后，西德的复仇法律将我们这３０００多名高级党务干部的养老金，压低到普通工人的平均水平，我的养老金只相当于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退休金。与此同时，我每月还必须偿付３００欧元的诉讼费，剩下的收入远远低于德国目前的最低贫困线。

　　我们这一批政治局委员同时受审，法院为我们５人指定了两名律师。如果我们５人胜诉，诉讼费由政府承担；如果败诉，诉讼费就由我们５人分摊。由于５名被告中已有２人去世，只剩下萨伯夫斯基、克莱伯和我３人，所以我个人分摊２１２０００欧元。

　　如今，其他二人的诉讼费已被勾销，原因是他俩早就向西德司法部门认罪伏法，只有我一人不服判决，所以法院方面毫不手软地继续追缴。按每月３００欧元计算，我差不多得６０年才能还清！

　　４．与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谈

　　记者问，柏林墙已倒塌近２０年，回顾往事，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起了什么历史作用？克伦茨似乎经常回答这个问题，他毫不迟疑地道来。

　　当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５年担任苏联领导人时，我们以为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个人关系，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因为苏共中央在３年内已换了３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逝世）、安德罗波夫（１９８４年２月９日逝世）和契尔年科（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０日逝世）。我们民主德国当时也有改革的想法，即应当把世界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为此应当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因此，在１９８５年，我们的想法与戈尔巴乔夫不谋而合，就是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改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他虽然提出了很多问题，却没给出任何答案。他在上层建筑探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却从不切合经济基础的实际。他根本就找不到解决这个大国经济问题的办法。

　　人们从鼓舞与兴奋的情绪中生出了疑问，包括昂纳克本人。

　　昂纳克在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的观点是，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事后来看，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的观点只对了一半，因为既然他认为那条道路走不通，就应该指出走得通的另一条路。而我们当时并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正因为这样，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就产生了疑虑，关系就受到了影响。

　　我当时的立场是：谁在苏联掌权，这是次要问题；而首要的问题是民主德国应当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在我成为总书记后，就坚定地决心继续保持并巩固与苏联之间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并对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

　　因为他多次在谈话中对我说，苏联、他本人，以及苏共中央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民主德国。

　　我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去苏联访问，这就是说，在柏林墙倒塌前１０天。当时有一个熟人来看我——那是我在团中央工作时认识的老熟人，他到我的住处来看我，然后我们一起到林荫大道上散步。他对我说，你跟戈尔巴乔夫打交道时要当心他给你捅刀子。

　　当我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日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我们相互问候，像老朋友相见时那样问候，兄弟般地拥抱接吻。（其实克伦茨也接吻，但是网上就只有昂纳克，哈哈哈）我问他：“你说，冷战已经结束了。我想问的是，作为冷战的孩子，东德的命运将会如何？”他说：“我同科尔（时任西德总理）、密特朗（时任法国总统）、撒切尔夫人（时任英国首相）……（戈尔巴乔夫一口气说了至少１５个政治家的名字）我同他们都谈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说，根本就不能设想两德统一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在科尔面前不应当退步。当我提出一个问题，认为柏林墙已不合时宜时，他的回答是：“现在我们不改变任何现状。这方面所有的举措都要经过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协商。”

　　这次谈话持续了４个多小时。当时在场的只有我、戈尔巴乔夫、一位翻译以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负责记录）。

　　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次很好的谈话。

　　５．我太信戈尔巴乔夫了

　　当时，我过于相信戈尔巴乔夫。我并不是相信他本人，而是把他视为苏联的代表，视为苏共的最高领导。我必须说明：我一直到最后还对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尽管他做了这样和那样的手脚。

　　我的很多战友都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徒，也有人认为他是美国谍报机构的特务。但我相信这不是真的。

　　他曾经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对（苏共）总书记这一职务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听说戈尔巴乔夫曾在土耳其说过一句话：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埋葬共产主义。我不相信他当时真的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他是被历史的发展牵着鼻子走的，而不是像中国的邓小平那样，是预见到未来，主动地发展前进的。

　　因此，对我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他有过良好的愿望，但把事情搞糟了；许多人信任过他，与他同行，包括许多苏联人信任过他，但他最终把他们置之脑后。

　　我曾在１９９４年问当年的苏联外长、时任格鲁吉亚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你和戈尔巴乔夫有没有故意出卖东德？”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东德问题。我们只是讨论过如何挽救苏联的问题。”

　　６．希望来北京看大阅兵

　　记者与克伦茨的谈话持续了５个小时。在分手的时候，克伦茨紧紧地拥抱记者，深情地说：“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６０周年的时候，也就是我访华２０周年的时候，到北京去看一看大阅兵。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希望！”

　　（：：完）

自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下，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正式合并期间，有一个东德人也为统一进程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就是东德的最后一任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ère）。

你可以说德梅齐埃算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只当了半年差10天的总理，他统治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便从地球上消失了；他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为东德“料理后事”。

人物履历

德国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部长。

人物活动

2010年3月4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北京会见德国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部长约阿希姆·赫尔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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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国安部长，于1993.10.26日因为在1931年谋杀两个警察被判处6年徒刑，但是在之后的有关边界开枪命令的案件里，由于他的身体原因终止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