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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叛变内幕：泄露了党和国家哪些机密？

人民网 2017-03-13 09:08

向忠发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叛变臭名昭著，但他究竟是如何当上总书记的、叛变后泄露了哪些机密？这是不少读者的疑问。

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上海法租界著名律师陈志皋驱车来到霞飞路霞飞坊(现淮海中路淮海坊)黄慕兰的住处，请干妹妹去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并建议吃过晚饭后，一起去大光明影院看电影。

两个月前，为营救关向应，陈志皋的父亲向审理关向应一案的人突然宣布黄慕兰是他的干女儿。党组织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有利于掩护黄慕兰的工作，于是批准。

陈志皋只知道黄慕兰曾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其夫(曾任《民国日报》主笔的宛希俨)已于1928年4月在江西赣州地区牺牲。但陈并不清楚，黄慕兰乃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成员。

陈志皋和黄慕兰走进东华咖啡馆刚刚坐定，陈在徐汇公学时的同学好友、法租界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走了进来。三人要了些咖啡点心，便闲谈起来。

当陈志皋随意向曹炳生问起最近捕房有何新闻时，曹炳生悄声说：“今天捕房里出了一桩大事情，早上嵩山路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送到卢家湾来了。这个家伙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九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卖相’倒蛮好，但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没有坐电椅子就统统招供了……”

黄慕兰听到这个消息，便装作身体不适，由陈志皋用车送回霞飞坊。

陈志皋前脚刚走，黄慕兰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上海人对杂货店的叫法)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说有紧急之事要当面相告。不一会儿，潘汉年匆匆赶至。黄慕兰把刚才所闻告知潘汉年后，两人便将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湖北人排查起来……

“会不会是向忠发?”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大吃一惊：50多岁，湖北人，9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不错，和向忠发的特征一模一样!

潘汉年吩咐黄慕兰静候在家，自己立即去找康生报告。

潘汉年和黄慕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被捕叛变的人正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领导工人运动的“明星”

向忠发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共中央第二任总书记，并连续担任中共这一最高职务长达3年。

向忠发，又名向仲发，化名特生、科发、独用等，祖籍湖北汉川，1880年生于上海。他出身贫寒，小学五年即辍学，随父母迁回原籍。向忠发在日后被捕叛变时写的《履历自述》中披露了他早年的经历：他出身“一破产的农家子弟，14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29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由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两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180号船上任事……”1912年，向忠发在汉冶萍公司驳船上做轮驳工，任职到大副。他不良习气严重，曾为戒赌，自己把右手食指砍掉半截。

向忠发1921年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2年由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共。

向加入中共后，更加积极地投身工人运动。由于长期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向忠发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声誉。有人认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向忠发可与南方的苏兆征齐名。

1928年7月20日，向忠发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习惯上称“总书记”)。这样，向忠发就由一名普通工人，在当了一年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向忠发为人爽直，做事决断，工作作风泼辣，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观察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但其理论文化素养较低，思想水平和统筹全局的能力也有很大局限。他之所以被推举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基本原因有三：

一是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中共和共产国际都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说明知识分子具有“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做到“领导干部工人化”。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这种“唯成分论”，是向忠发上台的直接原因。

二是共产国际扶植的结果。1927年10月中旬，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活动，之后留苏数月。共产国际高层对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格外青睐，着意培养。共产国际的推崇，极大地提高了向忠发的声望，从而在中共六大上顺利地当选为中共的领袖。

三是向忠发当时对中共的认识同共产国际一致。向忠发不管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中，还是在给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信中，都反复强调：中共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其领导者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致。当时，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最关心的问题，恰是该党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显然，向忠发在该问题上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他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内因。

1928年8月底，向忠发从苏联回国。他虽身为总书记，但缺乏总揽全局、胜任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能力，在党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开始一个时期，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1930年初周恩来去苏联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在中央会议讨论问题时，向忠发往往拿不出系统意见，于是，“立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向忠发是这一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行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错误，向忠发作了深刻检讨并依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大批干部被送往各地苏区，向忠发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另外，王明等人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控制了中央的实权，他们公开蔑视向忠发，经常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向忠发也不满王明不可一世的样子，动辄就与其大吵一番，使得共产国际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大伤脑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再也没有大革命时期的激情和上任总书记时那种欲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革命意志逐渐消沉下来，周恩来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中央特科的陈养山也回忆说：“向忠发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名义上虽然还是总书记，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工作做了，经常待在家里。他这时已腐化，整天吃喝玩乐，与姘妇鬼混。”(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腐败分子

向忠发年轻时曾娶湖南省湘潭县的农妇刘秀英为妻。1928年向忠发从苏联返回上海后，党组织也把他的妻子和唯一的儿子接到上海，一家人实现了团聚。但向忠发只同妻儿生活了一年有余便与其分居，他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为掩护住进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附近一栋成衣铺的二楼里，同他姘居一起的是厦门路妓院的风尘女子杨秀贞。据时任中共中央机要主任的张纪恩回忆，杨秀贞是宁波女子，身材窈窕，颇有几分姿色。国民党特务首领徐恩曾也回忆，杨秀贞很漂亮，是向忠发给杨八千大洋成交的。向忠发死后，周恩来曾对王明谈及杨秀贞，他说：“他(向忠发)的这个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周恩来)当时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

如果说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高级别的腐败分子，向忠发则是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腐败分子。

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的住址和向忠发的两大特征：一是讲一口湖北话；二是右手食指短半截。向忠发自然也成为国民党特务四处追缉的重要人物。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先是搬到中央特科为其租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和杨秀贞以及杨秀贞收养的一个名叫“小鸽子”的女孩(即李立三的女儿李竞)住在楼下，楼上住户是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杨秀贞是一个烟花女子，只知道向忠发是位古董商人，并不清楚其真实身份。陈琮英的任务是监视杨秀贞的活动，保护向忠发的安全。

顾顺章被捕前曾介绍过一个娘姨作向忠发和杨秀贞的女佣，向忠发转移住处前已把该女佣解雇。顾顺章和小娘姨接上头，试图利用她找到向忠发的踪迹。恰巧杨秀贞在善钟路苏广成衣铺缝制的一件衣服尚未做好，该小娘姨知道过几日杨秀贞要去取衣服，于是每天在该裁缝店附近“守株待兔”。果真，6月中旬，杨秀贞前来取衣!当杨秀贞回家时，这个小娘姨便暗中尾随，一直跟踪到向忠发与杨秀贞的新住处。向忠发发现了盯梢的小娘姨后，立即同杨秀贞从后门逃走，使顾顺章扑了个空。

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立即把向忠发安排在自己在沪西区小沙渡路(今西康路)附近的秘密寓所居住，同时派黄文容(黄玠然)把杨秀贞和陈琮英转移到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一家外国人新开的德华旅馆住下。

鉴于上海严重的敌情，中共中央决定向忠发尽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周恩来迅速安排好了向忠发去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和护送人员，沿途各个交通站也都做好了迎送准备。

向忠发却提出一个条件：走前必须同杨秀贞再见一面。周恩来为向忠发的安全计没有同意他这一要求，他严厉地对向忠发说：“杨秀贞已被敌人盯梢，你还要见她，这不是太危险了吗？”但向忠发色令智昏，一再坚持要见，并表示不见到杨秀贞决不离开上海！邓颖超实在看不下去了，她生气地对向忠发说：“我和恩来不知分离过多少次，他从来说走就走。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一位负责同志，组织决定你离开上海，还这样婆婆妈妈的。”(金凤《邓颖超传》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向忠发依然固执己见。

向忠发在周恩来家里住了三四天后，再也忍受不了“苦行僧”的生活。6月2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向忠发“千万不能出去”。周恩来夫妇一走，向忠发便置其叮嘱于不顾，擅自外出去见杨秀贞。没出周恩来夫妇所料，果然出了大事！(关于向忠发被捕的经过，王明的说法不尽一致，详见本刊2012年第8期郭德宏《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王明的回忆》——编者注)

周恩来组织营救

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焦急万分。

22日中午，即在向忠发被捕后几个小时，正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会议的周恩来得到了内部确切的消息：向忠发在静安寺路底被捕。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停止中央军委工作会议，指令中央特科全力营救。邓颖超则迅速通知向忠发所知道的几处秘密机关的人马上转移。

中央特科在行动!

王明的夫人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说：为了营救向忠发，中央特科专门“在东方饭店开了三间相连的房子，中间住恩来、绍禹和陈庚(赓)、老大(欧阳新)……周陈和特科负责同志商量如何营救老头。”当时打算先用重金收买法租界捕房人员，以阻止国民党方面引渡向忠发。王明回忆：周恩来等“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经过两小时后，杨度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他说：‘杜月笙说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被捕后经过法租界巡捕房引渡，不过是法律手续’。”(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当日下午，潘汉年从黄慕兰家出来，迅速找到康生，报告了向忠发被捕与叛变的消息。康生马上赶到小沙渡路，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

紧接着，中央特科的营救人员也返了回来，他们向周恩来进一步证实，向忠发确已叛变。他们向周恩来报告了所了解到的关于向忠发出卖了周恩来住处等党的机密情报。

周恩来不得不又一次搬家。周在196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过，向忠发被捕后，下午就出卖了我，我知道后就跑了。

确如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所言，向忠发被押到巡捕房后未等受刑即自首叛变。他向敌人求饶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所（这个是向忠发的自己的住所吧），告诉对方“到旅馆先抓那个矮子”，致使陈琮英和杨秀贞当天下午一起被捕。（此时邓等人已经转移，而且邓也不是大人物）

向忠发向敌人写了供状。在《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中写及：“向初尚抵赖，后经说服，遂自供周恩来之住址，及一切重要机关。”

向忠发供词包括“自述”和“供白”两大部分。其“供白”共10项内容，涉及中共大量机密。此10项内容摘录如下：

一、国际——国际共党驻沪东方部负责人，前为俄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已去莫斯科)、卢福坦(即老山东)、徐锡根(去鄂西赤区)、项英(去赣赤区)（这些大多是废话吧？？这里看的很明显啊。）

候补委员：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焘(在赤区)、关向应（就在狱中啊）、顾顺章

职务：

总书记——向忠发

宣传——张闻天

组织——朱森

军委——李福春

三、特务委员会

从前是我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业已自首，遂施行改组。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负责。其组织如下：

1.廖成云总负责(前江苏省委)

2.赵云 (第三科——红队)

3.潘汉年 (第二科——侦探)

4.杨森 (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

5.陈寿昌 (第四科——交通)

四、苏区负责者：

1.苏区中央政治分局 项英

2.鄂西分局 夏曦

3.鄂豫皖分局 张国焘

4.闽粤分局 邓发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

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七、各地实际情形：

1，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

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20000党员，内中大部分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成分：工人占10%，农民占60%，智识分子占30%。

3，上海方面：党员580人，青年团员276人，工会党员470人，月缴会费共计270余枚铜元，由此亦可见力量之薄弱了。

八、军事——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7军：

第一军 毛泽东 朱德

第三军 彭德怀 黄公略，总称一、三集团军

第二军 贺龙

第四军 邝继勋(鄂豫皖)

第五军 毛泽东(一部分，力量很小)

第六军 周郡

第七军 李明瑞

总计赤军人数12万余人，枪枝70000余。

九、共党经济来源：

(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15000元美金……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得很详细……

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十、附记：

1.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7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

3.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72号。

4.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3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

5.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

6.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200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200人，人才极感缺乏。(《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转变》1933年10国民党内部版。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汉京文化1988年版)

这里废话太多了，也过了秘密保质期了。

向忠发还供出了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中共中央机要处（招供的是地点不是人）。驻守该机关的是张纪恩(黄寄慈)、张越霞夫妇。因向忠发的出卖，23日晨1时该机关被搜查破坏。张纪恩听到敲门声，知道事情不妙，忙发出警号——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开门之后，涌入大批身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着。但巡警在楼上查出了一份王明的手稿和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张纪恩夫妇遂被铐在一起，押往江宁路巡捕房。

在狱中，张纪恩和张越霞未暴露政治身份，半年后张越霞与陈琮英同时出狱。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获刑5年，转押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后经堂兄、浦江籍知名画家张书努力保释提前出狱。张纪恩夫妇入狱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一直下落不明。

邓颖超也因恒吉里机关被破坏而遭遇危险。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我(22日)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下午4点多，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同志家。这时，秘书长余泽鸿正在焦急地找我和恩来，通知这个消息。”(邓颖超《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破坏了中共中央机要处后，向忠发又带人对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进行搜查。向忠发虽刚刚在此住过，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23日晨1时向忠发终于带人找到这个住处。万幸周恩来夫妇已转移到都城饭店而免遭毒手。

向忠发之死

1931年6月23日，向忠发被从租界捕房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致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对向忠发的处理办法。当时蒋介石已去南昌组织对中央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于是这封电报又转到南昌。蒋介石认为中共总书记绝无叛变的可能，故即刻电令熊式辉将向忠发“就地枪决”。6月24日凌晨，向忠发被拉到刑场。临刑之际，他竟然作揖下跪，乞求饶命。（这就是明显扯淡了）但蒋介石的命令谁敢违抗，几声枪响，向忠发还是被处决了。此前，蒋介石又收到熊式辉发来的“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火速发来第二封电报，电令“暂缓处决”。但这个电报发到上海时，向忠发早已成为枪下之鬼。这个情况中央特科很快就知道了。6月25日，《申报》在“本埠新闻”栏里刊登了一则短讯，说“共党首领向忠发已于昨日(24日)处决”。

周恩来一生不仅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也非常尊重同志的政治生命。每当听到谁人被捕叛变的消息，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他从不把被捕者视为叛徒。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不相信向忠发被捕后会叛变。

为了查证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否属实，23日晚上，周恩来冒着风险亲自返回到小沙渡路住处附近观察动静。他站在隐蔽的小沙渡后的高堤上，从这里能看到他的住房的后窗户，只见窗帘已拉开，透出昏黄的灯光——这是里面发出的报警暗号。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所，只有向忠发和中央要害机关的人才知道，这个地点的被破坏，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

24日向忠发被处决的消息，又使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是否叛变产生疑惑。上海党组织曾准备举行追悼纪念活动和飞行集会示威，以抗议国民党暴行。26日还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同志告民众书》。

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尽快搞到敌人对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潘汉年终于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陈养山回忆说：“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上海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于是，通知各地，停止悼念活动。

向忠发叛变事件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领导干部对党的信念的认识和坚持至关重要。

共产党人的信念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的这一本质，决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奋斗。

向忠发叛变事件说明，中共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如果丢掉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奋斗的信念，放弃了中共早在二大就确立的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其党性和良知就容易迷失。如此，在革命年代则极易投敌叛卖，在和平时期则极易专权腐败。

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39年，项英不仅参与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还认真组织贯彻。在皖中，组建了江北指挥部，组建第五支队，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派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赴江北，增强了江北部队的骨干力量。在苏南，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当“江抗”西撤后，立即派何克希等同志东返主持，后又派谭震林同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命令六团和四团和管文蔚各一部，从扬中北渡长江，为陈毅、粟裕同志随后率江南主力北渡开辟苏北作了准备。在皖南，进行了坚持抗战阵地的激烈斗争，取得了五次繁昌保卫战和1940年4月、10月两次反“扫荡”的胜利。在三年期间，新四军共歼敌九万余人，部队也发展到近十万人

毛发电(1940年1月19日)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

党中央一再电催早日北渡，刘少奇、陈毅、粟裕同志也一再来电建议尽快北移，李一氓也多次向项英建议尽早行动;但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反而电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党中央在12月26日复电中，对项英作了严厉的批评，强调：“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中央严厉批评以后 ，新四军军分会才于12月28日作出了行动的决定。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79383

复 博古交出的只有军权。两河口会议还是政治局主持的

2024-04-25 22:00:17 4

tala 从五品下🐥8

🙂长征也没打算带上教员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即“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朱德等于11月9日复电（即“佳电”） [6]，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为顾全抗日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1月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

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1940年9月初，中共中央从重庆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中，获悉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9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并嘱皖南尤须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实行“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其具体做法是：要求江北部队暂时免调；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中共中央这一决策是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的让步，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抗日阵地。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6]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即“齐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他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1938年5月4日，在新四军各支队各团分别于皖南、皖西集结以后，毛泽东即致电项英，指示新四军应该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新四军挺进敌后，第一步是“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第二步，“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里已经明白指示新四军应该东进北上。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在皖南期间，周恩来和叶挺、项英、陈毅等多次商谈，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概括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经过讨论，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表述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项英对这个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究竟是赞同和执行的，还是抵制的？这是关于项英功过的争论中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1938年4月，项英和叶挺、陈毅共同研究决定，派粟裕率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4月26日，在先遣支队出发前夕，项英在军部直属队和皖南三个支队的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挺进敌后的动员报告。6月1日，陈毅率第一支队东进，项英特地到潜口村看望部队并对干部讲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打开苏南敌后的抗日局面。接着，又派第二支队到芜湖、当涂以东的苏皖交界地区活动。6月15日，项英致电毛泽东报告部队部署。在这个电报里，项英甚至提出：“准备组织野战司令部，到茅麓一带指挥一、二支队，由我去任指挥。”此后，项英同意张云逸和叶挺先后渡江北上，去指挥第四支队东进，扩建第五支队，成立江北指挥部。再后来，项英还派谭震林去苏南东路加强领导，发展部队。　　有一本“重新评价”项英的书因此断言：“事实证明，项英不仅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之一，而且是具体实践者之一。”　　遗憾的是，项英也有许多抵制东进北上的言论和行动。这些事实，和前述事实大相径庭，互相矛盾。这大概是后人对项英评价不一而各有事实作依据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执行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最重要的是看兵力部署，看是不是把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东进北上。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东进苏南不久，项英就以整训为名，把已经有了对日军作战经验的第一团和第三团调回皖南。第一支队只剩第二团了，虽然奋勇作战，兵力显然不足。经陈毅力争，项英派第六团归属第一支队，但留下了第三营。陈毅指挥新四军苏南部队积极打击日军，放手发动群众，联络地方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引起国民党的第三战区不满，项英跟着发电报责备。陈毅主张不理第三战区的干涉，“不要有什么顾虑，人、枪、款都要放手搞”。这又被项英批评为“人枪款主义”。　　1939年5月，陈毅派叶飞率第六团继续东进，到苏南东路的苏常太地区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创建抗日根据地。项英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顾虑重重，极力阻扰。幸而陈毅经过慎重考虑，果断决定照原计划行动，这才有新四军在苏常太地区和上海郊区对日军的英勇战斗。　　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电告项英：“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项英执行了这次北上行动，11月17日就派张云逸从皖南出发，北渡长江去皖中，但是只给了他特务营的两个连。此后，项英也同意张云逸率江北部队向皖东挺进，但是却反对在皖东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说：“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防范和限制。”中共中央立即发电报纠正项英这种害怕得罪国民党、束缚自己手脚的意见：“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在这份电报里，又一次强调了“积极向东向北发展”。　　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东进北上方针，陈毅在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即已筹划分兵北渡长江，打开苏北的抗日局面。1939年11月，陈毅派张道庸改名陶勇和卢胜率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展开于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同月，又派管文蔚、叶飞率挺进纵队进入长江北岸，新四军由此建立了向北发展的桥头堡。国民党极为不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回江南。1940年3月29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关于蒋、顾电令江北部队南调之事，只有置之不理反为好”。“南调绝无理由可讲，因其目的系以命令强迫我军南调，在其控制之下，国党对我进攻之一形式，故置之不理为好”。项英的这种态度，和中共中央是一致的。令人诧异的是，十多天之后他就变卦了。他在4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在某种情况下对叶飞部队可允南调。”4月14日又致电中共中央：“目前可允江北部队南调。”4月16日再致电中共中央：“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形势日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此时袁国平去第三战区谈判，项英未得中共中央同意，就让袁国平答复第三战区：“只允叶部南调，但四、五支尚需说服。”4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项英电，明确答复说：“叶、张两团以留在江北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的可能。”项英于4月20日收到电报，立即复电说：“叶部再坚请调回江南。”“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以牵顾不能增援。”项英认为要争取苏北，就要把已在苏北的部队调回江南，这个逻辑奇怪不奇怪？项英在这个电报最后还发牢骚说：“对部队部署，事实上我只能负皖南与江南之责，因我之意见事实上也不为人所重视，不过等于空话而已。”中共中央当天复电项英：“蒋、顾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以求隔断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破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围在敌后，尤其是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在与顾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之南调。现在和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指示还规定：“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依照中央电令。”话说得很明白了，口气也相当严厉。但项英还是听不进，4月22日又致电中共中央争辩说：“江北局势因苏韩败退，及皖李现撤兵，已基本稳定”，“并不需要叶、张两团”，“如谓叶、张两团南调，竟会使江北孤立困难，绝无此理”。又说“叶、张南调，一方面既以缓和战区之压迫，一方即以增强反击力量，其有帮助即在此”，“再度坚决要求叶、张两团南调”。　　重读这些电文，我的印象是：中央三令五申，项英无动于衷，病入膏肓，药石无效。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新四军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发布重要指示。这个由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起草的指示，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针对项英强调江南有特殊性，未能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扩大军队，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缺乏准备，严肃地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这种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发展，均应该发展”。“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指示最后规定：“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陈毅立即执行，召集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大家十分振奋，并对照指示检查了苏南的工作。项英却拒不传达，把传达任务推给了袁国平。项英认为中央已在路线问题上批评他，于5月9日、12日、29日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辞职。这是用“掼纱帽”的办法在抵制了。　　项英的抗日决心，是毋庸质疑的。他也应该明白东进北上最有利于新四军在敌后抗日并壮大自己。那么，他为什么会对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迟疑甚至抵制？　　有多篇文章认为，这与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有的说：“项英同志一直和党中央存在路线分歧，他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有的说：“皖南新四军的失败，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但也有文章持不同意见，认为“把项英和王明扯在一起是不对的”。或说项英“主要是认识问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思想上跟不上的缘故”。　　说项英忠实地执行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我认为并不恰当。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下，新四军受第三战区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受第五战区指挥。他们的命令，只要有利于抗日，或无碍于抗日，新四军就可以执行。如前所述，项英牢记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国民党是有警惕的。蒋介石给新四军的第一个行动命令，即那个“出南陵”的命令，项英就认为“显系借刀杀人”。虽然这反映了项英不懂得只要能去敌后就可执行，但也说明项英并不是无条件执行国民党的命令。　　说项英受到王明路线的影响，也是有道理的。不仅因为他在新四军传达过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更是因为他的许多言论和行动，和王明的错误主张相近。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显然认识不足，未能始终坚持践行。他总是顾虑被说成“破坏统一战线”，害怕引起和国民党的冲突，屈从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压迫。这正是项英对东进北上战略方针迟疑和抵制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我以为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项英另有盘算。　　有些文章指出，项英有个“三山计划”，即在黄山、天目山、仙霞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也有文章争辩，所谓“三山计划”，是当年“军部参谋处第三科（即通信科）在云岭驻地山上建立了一个侦听机构，负责在电波中搜情报，对外称三山办公室”，于是造成了后人的误解。又说这是国民党编造的谎言，“是国民党方面为发动皖南事变推卸责任制造口实的”。　　在现存的档案中，确实找不到“三山计划”，但是项英有这种设想，是有据可查的。他在1938年6月15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四军的部署，其中就说，军部和第三支队“准备以太平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在某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伍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项英在6月23日给陈毅的信中说得更明白：“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　　项英所说的“某情况下”，“战争形势变化时”，指的应该是日军向南侵犯浙江、江西、福建之时。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领导皖浙闽赣诸省党的工作，有这种预判是正常的。即使这种预判不准确，也无可非议。项英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总想到山区去打游击，有崇山峻岭作依托心里才踏实，这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他不仅是预判、设想，而且有实际行动。他株守皖南，要在国民党军环伺、连保长也由国民党委派的皖南建立根据地。他坚持皖南的部队不能调出，身边有了三个主力团还说兵力太少，一再要求江北部队南调，要求从苏南抽调部队到皖南。总之，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进北上，项英却要加强皖南并为南下浙闽做准备，这不是明摆着背道而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