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与马甲有关题目，刚读到一篇有趣文章，厚着脸皮转载一下 -- dfindy
在知乎上看的，作者是“伊滨路68号”。原题目： “红色掌柜”往事07：随军西行见闻录
陈云历来总是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印象，就连中央在编著《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时，还要特意挑选一张他大笑的照片，以改变往常人们对他过于严肃的印象。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陈云1935年底到莫斯科之后，曾经用“廉臣”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富有趣味的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篇文章的故事。《随军西行见闻录》写于1935年，翌年3月在法国巴黎中共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全民月刊》首次发表时，注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于沪滨”，意思是1935年8月写于上海。考虑到陈云在上海停留的时间短，且当时上海紧张的白色恐怖气氛，此文很可能是写成于他抵达莫斯科之后。但也有可能，在上海逗留期间，陈云已形成了关于此文的构思和基本框架。
在《全民月刊》发表后不久，此书传回国内，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明月出版社出版时，把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出版时，书名用《长征两面写》，除收入“廉臣”的这篇文章之外，还收入美国记者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文。
陈云正是考虑到此书在国统区的出版与传播，所以不仅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廉臣”，而且用“假托”的笔法来写。书中交待，这位“廉臣”是一位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医，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医生工作有四年时间，1933年跟随国军五十九师，在黄陂战斗中被红军俘虏。被俘之后，由于廉臣是军医，因此被红军留在苏区，给红军治病。
“廉臣”在文章中写道：“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赤区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
在文章里，陈云描述这位“廉臣”先生以“军医”的身份，如何为“朱、毛”等人治病的经历。“廉臣”在文中写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在文中，“廉臣”描述了红军中的官兵平等等一些军中细节，还特别提到了国民党军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之后赵博生、董振堂两位将军的一些作为。“廉臣”写道：“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侠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赤军领袖自朱毛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
还有一事，非但为国军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者。如赵博生、董振堂两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赤军。赵董两人均原系共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赤区，即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党中央。由此可见，赤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
在文章的最后，“廉臣”还从一介平民的角度写出了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些看法。他在文中写道：“赤军领袖如朱毛、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时均为国民党中委及国民革命军之上级军官，且也不能不说有相当功绩于北伐，徒以各方主义不同，以致分兵对抗。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
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作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陈云假托“廉臣”这么个“小百姓”的眼光，记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的经历。由于他是长征的亲身经历者，又善于抓住种种细节，所以写的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文章极具可读性。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本比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的书。1936年7月，当斯诺刚刚到达陕北开始采访的时候，陈云的这本《随军西行见闻录》已在巴黎和莫斯科公开出版了。
这算是写文的高水平，还真不知道陈云的写作水平这么高。自我感觉了解太少了。
毛泽东、周恩来那几段文字还不算特别挠人，朱德那一段，特别是
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侠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绝对能让读者不由自主的对『赤军』有好感。
这水平比某些ID要高多了。
不过，从策略角度，既然能正正得正，负负也能得正，或者正负得负、负正得负。
不讲文章要传达的思想，但就文字水平而言，留苏那些所谓才子们翻译的“联共（布）简史”之类的文章，我个人的意见，是我读到的所有中文里最丑陋，最枯燥的东西，简直就是对中文的作贱。
俄文据说也是很美的语言，我不懂俄文，但从一些翻译的好的俄文作品里能看出它的美，我估计“联共（布）简史”的俄文原著可读性应该不会太差，但是那些才子们的翻译，我要是军阀，我会把他们全部枪毙。（注：某个平行世界里，我如果长成军阀，我要成为吴大帅那种有点文化的军阀，而不是张宗昌那种）。翻译三要素，信，达，雅，这帮人百分之百奔着“信”去了，一点不考虑“达”和“雅”。个人猜测，在苏联高压肃反的那种历史背景下，翻译不准确真就有可能葬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但是读起来让读者打瞌睡，那就不是翻译者的问题了，那是中国读者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问题。
还是个人猜测，伟人的反对党八股，我估计很大成分上也是针对这种文风的，只是跟苏联老大哥有关，话不能说的太直白。
火伕——厨子——炊事兵
更可怕的是，当年国内才是真正的八股文时期。
这些小知识分子本来文化水平只能说堪堪够格，能够参加翻译，并且翻译出来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啊，你要求太高了啊。
当年还是白话文普及时期，毛主席的针对性可能恰恰与你相反啊。
我觉得关键是提高人民素质，文化素质，这个素质不是风花雪月，是日常水平提升，是工业水平。
但是我估计，最主要的是你对共产主义根本就不感兴趣，如果有兴趣，多么枯燥也不是事情了。
至于今天的翻译，哈哈哈，他们敢翻译吗？他们有兴趣翻译吗。
这是一个思考题。
现在很多张宗昌的段子都是瞎编的。
比如他做的诗，只有：
大明湖，明湖大，
大明湖里长莲花。
莲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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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做的并不差。
其余都是胡扯，有的打油诗的原型能到明朝去。
张宗昌很少作诗，不过参加过文人联句，没接住。
张宗昌上过私塾，创关东去了城市谋生，参加了个盗窃团伙。
他当过扒衣老客，就去海参威销赃，衣服都穿在身上。
中间的费用，扒一件衣服解决，到了海参威，就销赃完毕了。
张宗昌那个时期，有一种中俄混合语，中式语法，俄语单词。类似上海滩的洋泾浜。
张宗昌靠这个，收拢好几千白俄士兵，后来还带着他们打到上海去了。
一直到北伐上海，他们还在那里蹲着。
在民间传说里这二人基本可以当成一人。
比如审案的故事，省长大人同时提审一位共产党员和江洋大盗，江洋大盗吓得面如死灰，省长大人骂了句孬种，下令毙了。那位共产党员在堂上视死如归，给省长大人讲了一大通共产主义，省长来了一句这小子有种，反而保住了性命。
其实这事是真的，省长是韩复榘，那位共产党员是赵健民，后来也当过山东省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赵健民特务案”牵连138万余人、导致1万7千余人死亡。
没有张宗昌，我父母基本没缘见面。我太姥爷带着三个幼年的儿子，一路讨饭逃到东北，路上困顿，差一点把小儿子卖出去。
要说东北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地方，加上张氏父子治理有方，几年光景，这讨饭父子团就在乡下积攒了上百亩田地，还在城里开了杂货店。
家里人从来没讲过太姥爷在山东时做什么营生，我一直以为就是普通农民，这两天偶尔想到这个问题，他在东北发家这么快，我猜测更大可能是他逃难之前或者是小地主，或者是小商户。殷实的人家那个时候也得抛弃一切远走他乡，这张宗昌是何等的祸害啊
去的，八成是财不外露啊。
一路得受罪上去，不能暴露啊，暴露的，就不好办了，搞不好人都得没了。
张宗昌养了一堆土匪呢。褚玉璞等等等，不祸害山东是不可能的啊。
刘黑七？
康生查了好几年，连这个智斗韩复榘的传奇故事都成了主要罪状。。。
赵健民在山东属于元老级人物，33年山东省委被彻底破坏，山东基层党组织和上级失联，是赵健民联络了失散的基层组织并成立了山东工委，最后发展了几百人，35年赵健民听说豫北有抗租斗争，于是去了那里，找到了河北省委派驻当地的代表黎玉（那时豫北东部地区属于河北），终于和上级取得了联系。
中央派黎玉去山东主持山东工委工作时，赵健民改任组织部长，随后被捕。虽然没被韩复榘杀掉，也没放人一直关着。直到37年鬼子打过来，韩省长跑路，监狱没人管，赵健民自己溜达回家。但因为花了很长时间才联系上组织，赵在抗战初期职务不高。这时刘少奇来到山东检查工作，在山东各地都听到赵健民智斗韩复榘的传说，于是重点提拔了赵健民，之后他又长期在二野工作，因此赵健民是刘邓的铁杆，这就是为什么文革时康生要斗他。。。
形近而误
现在这汉字辨识系统远还不够精确阿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云南很多干部和群众都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并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在1966年8月23日，造反派冲击省委机关时，阎红彦就指出：“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省委还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对闹得最厉害的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的部分师生进行了批评，并责成院校要做好“造反学生”的工作，控制事态发展。
1967年1月6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与前来揪斗阎红彦的造反派据理力争，被造反派强行戴高帽子游街，并被扭伤住院。阎红彦十分愤概，立即指示以省委名义向造反派提出书面抗议，同时安排人立即将这一段时间云南省委对待造反派的工作情况、目前状况及下一步的打算上报中央。对于日益混乱的形势，阎红彦指出，云南省委不能辙，一定要坚持集体领导，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抓好工作。同日，昆明军区党委决定由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到小麦峪，向阎红彦汇报造反派冲击军区的情况。阎红彦就扭转混乱局面、战备工作、军训问题、工人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作了指示，要求工人搞运动不能停产。
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打电话对阎红彦横加指责，阎红彦服下大量安眠药，以死抗争。造反派把阎红彦之死当作“胜利喜讯”，当天下午，他们在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庆祝“胜利”，诬陷阎红彦畏罪自杀、叛党自杀。1月9日，昆明“大联合指挥部”在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传达所谓“阎红彦叛党自杀”的消息。
周恩来听到阎红彦的死讯，甚为震惊，即于9日派专机送法医到昆明验尸，同时指示李成芳、郭超和王银山及造反派代表到北京汇报情况。在听了汇报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阎红彦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云南各族人民和他生前的许多战友、部属都十分悲愤。许多单位自发地为他举行追悼会。阎红彦含愤辞世后，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三反分子”“叛党自杀”。
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观点、错误做法也进行了抗争。在造反派冲击军区、逼迫阎红彦出来时勇敢地站出来提出自己值班，以保护省委书记和省委领导班子，并代表省委与造反派谈判，答复问题，后被造反派强行游街，身体被摧残扭伤，送进医院。
1967年2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在北京召见赵健民当面汇报云南的情况。赵健民讲了三点意见：一是云南省和昆明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对干部打击面宽了。二是不一定搞这样的大民主，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三是干部有错误就打倒、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保护。这些观点与所谓“二月逆流”中老帅们提出的观点相似。康生与赵健民谈话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诬陷赵健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云南造反派组织编写有关赵健民的许多材料上报中央。1968年1月21日晚，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云南驻军领导会议代表，并通知赵健民参加会议。他们诬陷赵健民遥控指挥“滇西挺进纵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特务，搞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当场宣布逮捕赵健民，无中生有地炮制了“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冤案假案。赵健民被蒙冤关押近8年。他在监狱中写血书、与康生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品质。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云南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许多同志虽遭受打击和迫害，但仍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密切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云南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我提一个，云南沙甸事件，改开后被平反。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文革”期间，极左路线思潮泛滥，反革命帮派活动猖狂，推行极左路线的帮派集团及其余党，倒行逆施，强行关闭清真寺，焚烧经书典籍，划纲站队，残酷迫害宗教界人士，疯狂践踏民族宗教政策。
一九七三年十月，沙甸回民群众愤然而起，打开清真寺，要求恢复民族宗教政策，翌年一月，极左路线帮派集团及其余党，把群众的正当要求视为反革命宗教复辟，进行打击迫害，价值集体经济遭到严重迫害，群众生活困苦，从而使回族群众落实政策的要求更加强烈。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马伯华等同志，向上级组织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十位回民代表奉命上京，解决落实政策问题，体现了穆斯林勇敢、刚毅、团结、执著的精神气质。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千余人的武装工作人员，荷枪实弹，四方包围，强行进驻沙甸，但被沙甸回民堵住。推行极左路线的帮派集团及其余党，对广大回民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变本加厉，空投谣言传单，捏造罪名，激化矛盾，导致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又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名强加在回民头上。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沙甸父老乡亲于梦中被枪炮声惊醒，美丽的家园被夷为废墟，九百余同胞不幸身亡，其惨状目不忍睹，酿成了全国罕见的“沙甸事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杀错案，中共云南省委和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报经中央批准，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给“沙甸事件”平了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又重放光芒。
沙甸回民惨遭血腥镇压之际，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及有良知的各族人民，曾给与沙甸回民真诚的同情与支持，沙甸回民将永远铭记他们。
早年网络阅读的时候乐子和问号还是有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