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果没有156项工程，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有可能比真实历史更快。 -- 乾道学派

59年，自行设计制造的国产第一台2500吨水压机投产，62年，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1.2万吨水压机建成。

上海机电工业50-57年基本建设投资总共1.51亿元，58-62年共5.09亿元，加起来也仅仅比一汽多几千万。60年一年的利税总额就高达22.91亿元。

上海本来就是中国第一的工业城市，您单单拿这个城市说事儿完全形不成有效论证啊。

62年之后，几十年水压机技术没进步没突破，这个也和156有关系吗？

一汽能生产卡车上海能吗？没卡车国家建设怎么进行？

上海利税高恰恰说明其工业是偏轻的

156项目中主要包括电力、电厂、钢铁、煤炭、制铝、机械、化学、造纸、肥料、染料、军工、航空等行业，这里面上海（或者其他）地区的工业能代替的有几个，能在几年内完成的又有几个？

其实以现在眼光看，都是一些县乡规模，

材料和产品运输成本你就无法承受。

我不是论证全国都像上海，而是论证可以靠自主建设建立工业体系。

万吨水压机已经可以满足需求了，自由锻水压机最大也就这个级别。

上海能生产卡车。

主贴列的是装备工业的利税，不是轻工业的。

除了煤炭工业，上海全都有。

不搞156不代表不搞重工业，而是循序渐进，从小到大，由低到高。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发展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简称“二五”计划。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式通过由周恩来主持编制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巨大波动，“二五”计划实际上分成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两个阶段。

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

“二五计划”的实施跨越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与60年代前半期，这一时期的前后期表现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两极格局的逐渐稳固，国际形势日趋缓和。毛泽东当时认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与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世界局势的相对缓和与各国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国际形势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世界各国的经济已经基本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1953年5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了准备工作。1955年9月24日，国家计委召开专门会议，李富春提出，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编出15年远景计划草案，再根据15年远景计划编制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编制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于9月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1956年9月15-27日在北京举行)。

“二五计划”实施过程中，前半期主要是围绕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而随着经济结构失调导致的三年经济困难，后半期致力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

1958年3月，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随后掀起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不仅在工业生产上全面提高计划指标，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人为地加快了发展速度。

“大跃进”运动以钢铁为核心，导致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出现。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与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核心地位导致经济中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工业发展畸形，而农业与工商业发展则严重滞后。

随后展开的号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推动农业领域公有化程度空前提高。公有化程度过高导致个体激励机制失效，农业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现状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困难。

由于恰逢自然灾害与苏联撤走经济援助导致“二五计划”中后期出现三年经济困难，国民经济严重倒退，比例失调。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围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展开的经济调整直到1963年才基本完成。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11期 《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一文 本文有删节

阿尔希波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任命的在华总顾问，从1950年到1958年在中国工作了8年。我同阿尔希波夫第一次接触是在1955年夏。当时李富春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我当时为李富春当翻译，同阿尔希波夫接触较多。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李富春身体不适，搬到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的别墅休息，阿尔希波夫更是经常去看望，关怀备至。

1957年我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以后，在中央领导同志会见苏联同志的场合下时常见到阿尔希波夫。1958年，阿尔希波夫奉调回国，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1984年冬，我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正陪同20多位人大常委到四川、湖北视察。刚到重庆，当地人大的同志告诉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打来电话叫我立即返京，陈云有事找我。我当天就回到北京，第二天到陈云住所。陈云对我说。阿尔希波夫将要访华，他希望会会老朋友。陈云要见他，所以要我谈谈他的情况。我说，中苏关系恶化以来，阿尔希波夫从未发表过反华言论，最近又主动来华访问，显然是为了改善中苏关系，了解中共领导人的看法。陈云问了有关苏联的情况，我就谈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我又赶回重庆。但人大常委已结束在重庆的视察活动，乘船沿长江而下，途经宜昌赴武汉去了。于是我搭乘客轮赶到宜昌，同人大常委一同乘车去武汉。刚到武汉。当地的同志说彭真请我立即返京。于是我又连夜乘火车回到北京。彭真也是为了会见阿尔希波夫做准备，找我了解情况，并叫我出席了他和阿尔希波夫的会见。

1984年以后，阿尔希波夫多次访华，有些活动我参加了，但同他没有深谈。阿尔希波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和进一步改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苏联解体后，阿尔希波夫当选为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多次访问中国。他每次访华我都参加一些活动o 1996年5月阿尔希波夫应邀再次访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并庆祝他89岁华诞。我出席了这个隆重的仪式。随后又陪他到大连，接受大连市长授予他的“大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1995年夏，我受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的委托，到莫斯科有关档案馆查找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期间的档案材料。苏联解体后各档案馆的档案都公开了，在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和俄外交部的协助下，我们找到了不少材料。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多次去看望阿尔希波夫。我请他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他如何看待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他的同意下，我作了记录，有几次谈话还录了音。以下是阿尔希波夫的谈话记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期间，苏联同中国的关系恶化后，我的处境相当险恶。赫鲁晓夫不信任我，我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是有些会议却不让我参加。当时我主管同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密切，他们又不能不用我。勃列日涅夫时期我的处境好一些，因为在30年代，我同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起工作，我向他建议采取积极态度改善苏中关系，他既不赞同，也不否定。后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中关系正常化当时已无可能。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继任，我向他建议改善苏中关系，他肯定了我的意见，但可惜不久他也逝世了。1984年2月契尔年科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派我访华，以了解中国对苏中关系正常化的看法并推动双方关系的改善。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说，阿尔希波夫希望作为苏联大使的客人访华。中国外交部回答说，阿尔希波夫是中国的老朋友，欢迎他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

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中国同志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同年12月，我终于再次来到阔别已久的北京，会见了我的老朋友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同姚依林副总理进行了正式会谈，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为苏中关系正常化迈出了一大步，特别是同老朋友的会见，更加坚定了我对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心。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责任编辑：侯彦方）

李富春在莫斯科郊外“指挥”谈判

book.qq.com 2019-09-20 15:34

这次我们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总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来看望李富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觉得他很友好，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7月22日，李富春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说明。苏联政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及有关的工业部门的部长和专家。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了。李富春做了即席讲话。他说，我们在计划工作中，一直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过去的“一五”计划就是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讨论制定的，实施得很顺利。今年中共即将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向大会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由大会代表审议。这次我们带来的“二五”计划草案，就是征求我们的老师——苏联同志的意见的，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好。他的这一番即席讲话是由我当场翻译的。李富春的说明有中文文本，事先已译成俄文，内容包括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预计、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草案中的几个问题以及几个尚未肯定的因素。在会场上他没有宣读说明。

报告会以后，中国代表团的同志继续同苏联同志分组谈判。每天下午、晚上向李富春汇报。一天早上，李富春的秘书对我说，富春同志两手手背和手腕上皮肤发痒，起了一些小红疙瘩。我马上找到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请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皮科专家给李富春看病，又陪他去医院诊断。经专家诊断，说是湿疹，看来同休息不好、饮食不习惯有关。医院每天派护士给李富春治疗。后来，阿尔希波夫建议李富春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去休养一段，李富春同意了。这样，我和他的秘书陪同他搬到了郊区的别墅。

别墅坐落在一片茂密的白桦林中，是一座古典式的洋房，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斯大林曾经在这里住过。别墅周围的森林望不到边，林间小道笔直，两旁花红草绿，空气新鲜，环境寂静，适于疗养。管理局派来的厨师长会做中餐，清淡可口，李富春很满意。克里姆林宫医院继续派医生、护士每天到别墅来给李富春检查、换药。苏联政府还派来三位卫士长。他们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对李富春照顾得无微不至。每过一两天，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就来向李富春汇报工作。在这里，李富春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饭后都到森林散步，大概走一个多小时，回到办公室看文件、办公两个多小时。午饭后休息一个多小时，起床后或者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谈话，或者阅读中国驻苏使馆送来的报纸、参考。晚饭前再到林中散步。这样，李富春的病很快就痊愈了。管理局专门有一个电影放映队，每天派人给李富春放电影。卫士长给我一份电影目录单，其中有苏联的电影，也有西方的电影。每天晚上我们都看一两部。我们在别墅住了一个多月。

在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听说李富春来了，纷纷找到中国领事馆要求李富春接见他们。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思想混乱，中国留学生极想听到中共中央的声音。李富春与学生们的会见是在一座大礼堂里进行的。他向学生们介绍了祖国顺利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介绍了苏联在“一五”期间对中国的巨大经济援助，这次我们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斯大林功过是非的看法，以及我们党历来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最后，李富春希望大家珍惜在苏联学习的大好机会，埋头认真学习，掌握本领，以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李富春的讲话，针对性强，观点明确，亲切诚恳，感人肺腑，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我陪着阿尔希波夫和列宁格勒市的领导坐在礼堂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里，李富春一边讲，我一边给他们翻译。他们后来对李富春说，讲话太精彩了，感谢李富春替他们对学生做了政治思想工作。

在莫斯科期间，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托，专门看望了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王明夫妇住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很有名的疗养院，叫巴尔维哈，是苏联中央领导人疗养的地区。他住在一栋小楼里。他说事前已有苏联同志通知他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和夫人都在客厅里等候。李富春同王明夫妇握手问候，然后说，中央委托他来征求王明的意见，希望他能回国参加中央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王明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看样子回去参加八大的可能性不太大，后来又明确表示，他不能回国参加八大。王明还问起我父亲阎宝航的情况，说他们过去在重庆时就很熟悉，并让我转达他的问候。陪同我们去见王明的是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他对李富春说，王明的病，是他自己说的，但我看他身体还是不错的。

当时李富春的夫人蔡畅大姐也在苏联疗养。我还陪同李富春去看望蔡大姐。她也住在巴尔维哈疗养院，但同王明夫妇不在一个小区。蔡大姐听说李富春要来看望她，很早就站在院中等候。李富春下车后，同大姐握手、拥抱、互相吻面。我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中央领导人和自己的夫人见面时用欧式的礼节，感到很新鲜。

那时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李富春也去看望了她。因为江青不懂俄文，所以配了翻译来照顾她。全国总工会翻译室主任林利就给她当过翻译，因为江青很挑剔，林利工作了一段时间就不愿意再干下去了，这样就得罪了江青。“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林利抓了起来，投入秦城监狱。林利走后，北京医院的张亚男来接替这项工作，张亚男是李公朴先生的女儿，说起江青，愤慨万分，说这个人真难伺候。那时谁敢议论江青，“很难伺候”的言外之意，大家都心照不宣。（哈哈哈哈，就这还要黑江青，哈哈哈哈）

时间过得很快，8月底9月初学校就要开学了，于陆琳、聂力告别了李富春和我们，回到列宁格勒继续深造。

这时，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计委等部门的会谈也告一段落。苏联同志对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对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做出了初步答复。苏联同志认为，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道路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的“二五”时期的积累率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比例表示有疑问，认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这么快，会造成很大困难，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也很困难；物资平衡方面有很大缺口，基本建设增加的比例太大。所以提出了一系列减少基本建设投资，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的建议。关于中国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经双方磋商，由原来提出的236个项目调整为217个。

对苏方的意见，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认为是有道理的，苏方所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前一段已经发现的问题是一致或相似的，如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我们已在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我们更切合实际地制定“二五”计划是有益处的。特别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经验提请我们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发。

李富春说，除了个别问题外，我们都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他指出，我们的轮廓草案是必须修改的，而修改的结果则是要降低，要少定指标，就是为了使我们不至于陷入被动。看来，李富春对这次同苏联计委和各部交换意见的结果是满意的。这些意见有益于使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这样，李富春怀着满意的心情准备启程回国了。

9月3日，李富春一行乘坐苏联政府派的专机启程回国。令李富春格外高兴的，就是他的外孙安德列同机回国了。李富春和蔡大姐的独生女儿特特，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同一位苏联同学结婚，生了个孩子叫安德列，这次李富春回国就把他带上。安德列的中文名字叫李勇，一路上安德列很活泼，我问他，你是哪国人呢？他说，我是俄罗斯中国人——“俄中人”。安德列回国后住在位于中南海的姥爷和姥姥家里。他学习成绩很好。有一段时间，住在中南海的领导人的孩子们都学习解放军，在大门口站岗。安德列也参加了军训，接受战士的熏陶。我当时已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上下班骑自行车路过大门口时，安德列都给我敬礼。他说：“阎叔叔，我就记住你这双大鞋啦，你这双大鞋成了中南海的出门证了。”

回到北京后，我陪同李富春到莫斯科商谈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共和国的脚步——连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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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6 18:58

北京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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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计划是指1958至1962这五年的计划。5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平缓，各国都在力图加快经济发展。1957年，苏联提出20年赶上美国，进入共产主义；同年11月, 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也提出我国的钢铁和主要经济指标要在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在国内，通过实施“一五”计划，我国重工业迅速发展，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也相继完成。

“一五”计划取得的这些成果，使得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发热，忽视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尊重， 在经济建设上表现出“左”倾冒进，不仅使“二五”计划编制过程历尽波折，未能颁布计划的正式文本，而且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在“二五”计划期内出现重大挫折和严重困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

“二五”计划编制过程

鉴于计划编制工作的复杂性，中央决定及早着手编制“二五”计划。因此，国家计委在“一五”计划正式颁布后不到一个月，就开始研究、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1955年8月，国家计委向中央各部发出《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的参考资料》，请各部参考此件，结合具体情况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各部委在国务院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 提出1956年计划指标和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设想，由国家计委进行汇总后，到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000万吨。[1] 按照1957年的计划指标，国家在“二五”计划期间的工农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9.9%，粮食产量每年增长3.6%，棉花产量每年增长5.6%。10月5日，国家计委将“二五”计划指标连同15年长期计划设想报送到党中央、国务院（编者注：自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起，原政务院改为国务院）。

然而，这年夏天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发生的争论，给编制“二五”计划带来不利影响。毛泽东把争论的不同意见和看法当成右倾思想批判，驱使原本稳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超高速度发展，仅仅几个月，全国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受其影响，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也都大幅度加速，到1956年1月底，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宣布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由此，毛泽东确信，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建设同样可以快速进行。他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和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2]（嘿嘿）

在这种政治思想基调下，中央各部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先前在北戴河提出的计划方案，（嘿嘿嘿）

毛泽东对于修改后的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满意的，但认为钢产量指标定得仍然低，主张1962年“把钢搞到1500万吨”，“三五”期间再翻一番，搞到3000万吨。他指示，目前形势的发展，全国人民的要求，客观的可能性，都要求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多些、快些、好些、省些，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抓紧时机，争取提前完成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国家计委根据这一指示，又在“二五”计划新方案中，把1962年钢产量的计划指标调整为1500万吨 。

此间，周恩来、陈云注意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已经给实际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不仅财政比较紧张，而且钢材、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也严重不足。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提醒：“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3]（哈哈哈，跟真的似的）

同年6月4日，李富春给各部部长写信指出：“现在各部仍在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事业项目，这是和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所能发掘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矛盾的。我们认为，不仅不能增加而且照原来向中央汇报的规模和速度，还需减少。在今日以前，各部一直在考虑如何增加的问题，今日以后则要请各部注意研究如何减少的问题。如果各部不从这一方面做准备，则第二个五年计划就难于制定，也难于进行平衡。”[4]

6月，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压缩过高的指标。

（这是毛主席的说法啊）

6月16日，李富春邀集各有关部委负责人讨论“二五”计划草案（编者注：指“第一方案”，即高方案）中需要压缩和调整的具体问题。两天后（即6月18日），张玺和李富春商量后，就关于八大会议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的起草进度安排问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提出“6月底可草拟出提纲初稿，一万字左右，把报告的主要章节和主要内容概括地写出来，送你审阅指示，以便在这个提纲的基础上草拟报告，草拟提纲，可以由我负责组织。”[5]在此之前两个月，张玺同志已发现患有鼻咽癌，鼻孔堵塞，低烧不退，但他照常从事繁重的工作。

6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团到莫斯科商谈“二五”计划轮廓草案。据当时给李富春担任俄文翻译的阎明复回忆， 1956年6月19日-9月3日，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他带着拟就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以及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草案，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 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组会谈，一个组谈计划，另一个组谈项目。会谈方式一般先由中国方面说明情况，再由苏联方面提出问题，然后由苏方在小组中提出意见，经双方交谈后报告综合组, 再由综合组进行总的平衡和研究。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提出初步意见，同时对中方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给予初步答复。[6]

1956年7月上旬，张玺到苏联就“二五”计划建议同苏联进行谈判。7月10日，先行到达苏联的李富春介绍了同苏联谈判的情况，张玺向他汇报了周总理的意见和“二五”计划编制情况。(不久，李富春回国，张玺便挑起与苏联谈判的大梁。)谈判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苏联对我国提出的“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持有不同意见，苏方认为应该靠国际协作。尽管我方一再说明，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要独当一面，市场很大，即使建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也不会影响国际协作；相反，会更有利于国际协作，但苏联依然不赞成。对此，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靠这靠那，就是不如靠自己。不注意这一点，是要吃亏的。经过40多天的努力，张玺反复同苏联磋商，讲明利害，最后才达成了“二五”期间苏联援建109个基建项目的协议。[7]

1956年6月至9月，李富春（左3）在莫斯科商谈“二五”计划轮廓草案和请求苏联援助问题时，与黄敬（左一）、赵尔陆（左二）合影

同年8月17日，苏联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约见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转达了苏联政府对我国“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其中，关于积累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苏方感到我国提出从“一五”的22%跳到“二五”的26%高了，而且计划的根据不够充分；另外，苏联因金属材料供应很紧张，再加上还有工人罢工问题，难以保证中国所要求的设备供应量。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我党中央复信，认为我国“二五”计划草案拟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紧张的，而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考虑现实可能性，谨慎地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复信明确表示：中国要求苏联在“二五”期间为109个新建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苏联将尽量予以满足，但所需设备，要从1961年起才能开始供应(某些项目1960年开始供应) 。[8]

在李富春率团访苏期间，周恩来在国内继续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1956年6月30日，张玺曾就修改“二五”计划草案遇到的问题给周恩来写信说：“我们在研究第二方案（编者注：指准备调整的低方案）时，遇到很大困难：第一方案研究10个月，而要在10天之内提出第二方案的初步轮廓时间太急促，思想上转弯也很陡，无论是各部或是计委各局，都有很大思想距离。主要原则（稳妥可靠）容易通，具体推迟一些重大项目很难通；财政收入和生产水平压缩10%左右容易接受，基本建设规模压缩15%左右很难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计委来不及正式和各部详细研究，只能由计委各局与有关部门随时接触和商量，集中力量在几天之内先搞出一个“很粗糙的轮廓”。[9]

7月3日至5日，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主持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二五”计划草案时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粮食产量在1962年达到5500亿斤, 也是“很不可靠的”，“危险的”。[10] 他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强调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积极而稳妥的基础上，既要反对右倾保守的偏向，又不能急躁冒进。他说：“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实事求是的方案。”[11] 这期间，李富春和张玺都在莫斯科商谈援助项目，国家计委薛暮桥、王光伟、陈先（时任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副局长）等集中在北戴河，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对“二五”计划中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反复进行测算，薛暮桥回忆，当时他们按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5%（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每年18%），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5%（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4.5%）计算1958年到1962年五年的国民收入总额。按积累率25%（第一个五年是24%）计算，投资总额应当控制在1000亿元上下。他们向周恩来和陈云汇报基本同意后，由王光伟、陈先拟订各项具体指标，薛暮桥在周恩来和陈云指导下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并于7月下旬编制出新的计划方案。据王光伟当时回忆，整个7月间，周恩来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等三人几乎每夜工作到凌晨，反复测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在编制工作中，周恩来“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各项数字“都要经过反复平衡的”，他对于重大项目从不自作主张，而是“全面考虑，集中各方意见”，尤其是专家的意见，经过反复平衡后才确定。

8月，王光伟、薛暮桥、陈先等人回到北京，张玺也从苏联回来了，共同反复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薛暮桥说：“修改建议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修改完毕以后，就送到总理那里去最后修改，连续改了几个通宵。最后一次从晚间到清晨八时才结束，张玺同志和我都已经疲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总理仍然精神饱满，毫无倦容。[12]”陈先也说：“周总理日理万机，白天要处理国务院的重大事务，每天晚上还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里听我们的汇报。审议‘二五’计划建议草稿，边念边议边记，讲思路，研究方针政策，审定重要计划指标，常常搞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有时甚至搞到通宵。 第二天我们再根据总理的意见，核实、订正数字，并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来的修改稿送到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总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劳，但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12点后，总让我们吃些点心或者是一碗清汤素面放点蔬菜，有时加一个鸡蛋。王光伟回忆：“由于当时粮食都是定量供应，他们三人每天都要自己带上二两粮票和两毛钱，交给总理的厨师。到半夜，总理累了，就披上夹大衣到他的小院子站一会儿。记得总理在他门前的小块土地上，还种了花生。他站在花生地旁边，仰视星空，仍在高瞻远瞩地设计国家的长远规划。

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细致。他喜欢用毛笔阅改稿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对每个数据都追根求源，详细询问，不轻易放过。所有百分比都是他亲自用铅笔计算过的，检验是否可靠，有没有算错。对在工作中的疏忽，如有些数字有出入，常常是被他发现和纠正的。就这样，连续搞了20天左右，终于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由于总理下了这么大气力，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计划建议，指标定得实事求是。可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把这个计划冲垮了。”[13]

1956年8月3日、8日、12日，周恩来召集各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他准备向党的八大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他要大家先讨论报告的第一部分，既对“一五”计划执行情况的评估，因为这一部分是制定“二五”计划的基础。讨论中，大家认为，“一五”的缺点是经验不足，所以各种比例关系摆得不够恰当。周恩来针对大家的这一看法，强调指出“二五”计划中各种比例关系，应当注意摆恰当。他认为，各种比例关系的平衡，只能是大体的平衡，就是说大体差不多。在讨论“二五”计划基本任务中关于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陈云指出，公私合营以后，市场搞得较死，结果商品品种减少，因此建议采取“大计划，小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是大不合理，小合理，我们是大合理，小不合理，因为不可能什么都搞得绝对合理。总的是国家市场，在这个之外，有点自由市场，它不仅不会破坏国家市场，相反会对国家市场是个补充，限制太死了，对我们不利。周恩来赞同陈云的这个看法，他说：大计划，小自由，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方式。[14]

9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计委张玺、薛暮桥、杨英杰、王光伟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对“二五”计划指标的讨论修改意见和毛泽东对送审的“二五”计划草案的回信批示，再次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将计划指标改为：1962年“要求生产粮食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关于工业方面的指标，有的取得了一致意见，有的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经商定，凡意见一致的，即写一个数字；凡意见不一致的，即写两个数字，作为上限和下限的机动幅度。例如，1962年的钢产量指标就是两个数字：1050万～1200万吨。薛暮桥回忆：我和张玺两家都住在百万庄，对《建议》的再次修改，常常是晚7点开始在我家客厅讨论，一直到深夜结束。9月9日，“二五”计划草案最后定稿。修改完毕后，我们一同到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报告。总理对于每处修改都要询问，我和张玺一一作答，一直讨论到次日早晨。[15]

在7月初至9月上旬这两个多月里，周恩来主持的关于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会议和商谈达20多次。期间，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也三次写信，对修改“二五”计划建议发表意见。9月15日至27日召开党的八大，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二五”计划建议。这个计划建议是按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制定的。对此，陈云在1957年初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时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16]

1957年3月7日，国务院责成国家计委根据中央《建议》，开始编制“二五”计划草案。当时，薛暮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安排》内部报告中提出，“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从可能出发来安排整个建设计划。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中国的重工业非常落后，基本上是白纸上画画，画在这里也可以，画在那里也可以，安排起来比较容易。第二个五年计划就不同了，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安了几个柱子，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很好地配合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一二年主要是做准备工作，勘察、设计、准备资料，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上马，因此遇到困难马上下马很容易，有力量多上一些，没有力量少上一些。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56项都上了马，再加上几十项新的，这时再下马就很困难了，因为搞一项重工业就需要五六年，如果搞上两三年就不搞了，就是搞了一半就放在那里，这样损失就太大了。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必须更加慎重，根据我们的国力、国民收入来作适当的安排。”[17]8月，国家计委提出了“二五”计划的初步轮廓。然而，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 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三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一个是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说党委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他批判右倾保守，主张大跃进。关于编制“二五”计划，薛暮桥回忆：“我们本着既积极又稳妥的精神，估算‘二五’时期的国民收入为4000亿元，按积累率25%计算，五年投资总额是1000亿元，这个建议在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富春同志回国后，也参加反冒进工作，1957年上半年，经过反复讨论，曾经考虑把1000亿元总投资压到950亿或900亿元。按此精神，安排1958年的钢产量为624万吨（1957年是535万吨）。不料1957年冬，毛主席大批“反冒进”。[18]

此后,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接连批评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同右派相差50米等。[19]在批判“ 反冒进”的同时, 南宁会议提出计划要搞“两本账”。其中，中央要做两本账：一本是必须完成的计划，对外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不对外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在地方必须完成；第二本账是地方期望完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账。“两本账”制度是“大跃进”期间的一种经济计划方法，是造成“大跃进”生产层层加码、片面追求高指标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批判“反冒进”的错误指导思想下，国家计委面临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不断地修订计划指标，而这些修订的指标严重脱离实际，大大超越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1959年以后，由于经济形势变化，再也没有全面编制与修订“二五”计划，“二五”计划最终未能正式颁布。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8日审议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对这项计划的基本目标作出这样的表述：“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1958年，国家计委领导韩哲一（左一）、张玺（左二）、贾拓夫（左三）等“忙里偷闲”在北戴河游泳

1958年于世昌调东北局工作，全体秘书在计委办公楼前合影留念（前排左起：赵莲贞、张炳飞、于世昌、周才裕、徐鲁；后排左起：董並野、欧希哲、金中行、徐桂宝、于永平、章硕夫、房维中、徐有年等）

参考文献

[1] 苏星著：《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60页。

[2]参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12月27日。

[3] 参阅：“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摘自《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4]见《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第88～89页。

[5]参阅：刘洪声等主编《张玺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页。

[6]参阅：阎明复著《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250页。

[7]参阅：刘洪声、张林南主编《张玺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3页。

[8]参阅：房维中等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486页。

[9] 参阅：刘洪声、张林南主编《张玺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页。

[10] 参阅：《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1] 参阅：同上。

[12] 薛暮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得回忆》，摘自《薛暮桥文集》第12卷，第5页。

[13]参阅：陈先《周总理组织和审议“二五”至“四五”计划》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05日人民网；王光伟回忆文章（未刊稿）。

[14]参阅：马永顺《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15]参阅：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16]参阅：陈云著《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17] 薛暮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安排》，摘自《薛暮桥文集》第4卷，第215页。

[18] 薛暮桥：《怀念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李富春同志》，摘自《薛暮桥文集》第14卷，第149页。

[19]参阅：《党史纵横》2009年第12期。

（原载《中国产经》2018年各期，转载时作者有个别文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