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个思想游戏 -- 懒厨
当产能全面满足了社会需求,也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按需分配。
这个村落,后来又来了几户人家,其中一家,会种葡萄,另外一户,会种大米,还有一户,会放羊,现在我们发现产品多了,这也意味着,交换这个操作比以前复杂多了,算一下账,之前每一个产出,可以换另外两个产出,三户人家加起来,总共也就六种操作,现在多了三个产出,增加到六户人家,交换的操作就变成三十种之多了,情况变得复杂,以物易物会很麻烦,于是,有个大聪明灵光一闪,说我们用贝壳来帮忙交换吧,大家都到海边捡些贝壳,每个人手头存一些,然后用贝壳去换你想要的东西,如果大家都同意,这个交换的难题不就解决了?
于是,现在有个重要东西出现了,这个贝壳,就是货币,这个货币,用绕一点的话来说,就叫一般等价物。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上一篇提到的共识很重要,这里又体现出来了:假如有个杠精,非要用石头,另一个杠精非要用木头,就是不肯用贝壳来协助交换,贝壳就无法成为货币了,不用货币,交换就会麻烦,麻烦是啥?不就是交易成本更高嘛!所以说,共识真的很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本身不重要,毕竟贝壳不能拿来吃,只不过是用来协助交换产出而已,但是,货币带来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对货物的价值进行排序,譬如一斤苹果需要三个贝壳,但是一斤葡萄就要五个贝壳,这样我们就很方便的知道哪个产出更贵,这个功能叫市价,这个信息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非常重要,后面会细说。
除了货币跟市价,这次的变化,还带来了一个新的经济学里的概念,叫竞争:跟上一篇对比,现在的麦农,如果想吃水果补充维生素,就多了一个选择,要么吃苹果,要么吃葡萄。他要选谁呢?这个时候,苹果农民跟葡萄农民两家就存在竞争了,同理种麦子的跟大米的竞争,养猪的跟放羊的竞争,竞争无处不在。
为何会有竞争呢?这里就涉及到另两个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供应与需求。其实上一篇已经提到,各方各有需求,各方也有产出供应,但是上一篇的假设实在太简单,每种需求,就只有一个供应,跟真实世界差的太远,于是没有细说,现在不同了,对应麦农一个人的需求,有了两个供应者,基于人性那条公理,苹果农民跟葡萄农民都想把自己产出卖出,卖不出去的后果,就是烂在手里,劳动白费了,谁都不愿意面对这个局面,于是竞争就出现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就变得有趣了,如果需要维生素,其他几户人家,可以选苹果或者葡萄,甚至果农自己的产出吃腻了,也可以换对手的产出,改善一下伙食,这下有选择了。
情况就是这样,老样子,还是用之前的三种分配制度对比一下,看看在使用贝壳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同的现象。
先看看暴力那种方法,养猪户依然是老大,即使来了新人,这些人的产出依然是他的,刚开始使用贝壳的时候,他没有限制,让大伙自己去沙滩找贝壳,后来养猪户发现,这贝壳挺好使的,他无需使用暴力,用贝壳也能交换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就宣布,其他人不许去沙滩捡贝壳,只有他可以捡,这个,就是铸币权了。当然,这个仍然需要暴力,痛打不听话的杠精,确保村里人人使用贝壳,但是,一旦形成了共识,所需的暴力就可以减少很多了。
接着看看计划那种方法,由于大家都把产出交给交给德高望重的村长进行分配,理论上不用贝壳也行,但现在人多了,交换的操作复杂了,前面说过顺得哥情失嫂意的情况更加普遍了,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村长提出一个办法,用票据来协助分配,他搞了几种票据:肉票(可以用来交换猪肉或者羊肉),水果票(可以用来交换苹果或葡萄),粮食票(可以用来换大米或者小麦),票据有多少呢,这个就要根据计划来了,譬如说一人一天需要一斤粮食,连村长自己总共7个人,每个人就拿到了365张票粮食票,然后村长再大家的口味,估算一下,大米跟小麦各自需要多少总量,然后再让稻农麦农去耕种,到了丰收的时候,村长再去把粮食收上来做分配。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何需要使用票据而非贝壳来进行分配,关键原因在于,贝壳就只有一种,村长没办法仅用限定价格的方式控制分配的数量,例如某年葡萄特别甜,大伙都想吃葡萄而不是苹果,光靠限定葡萄与苹果的价格,控制不了大家一窝蜂去买光葡萄而苹果无人问津,换个说法就是,村长限了价,却限不了量,限不了量的话,就可能会有人吃了太多葡萄而有其他人吃不到半粒。用了票据就不一样,通过事先颁发的水果票,每个人能够买的葡萄就有了上限,这样就不用担心有人会买不到葡萄了。
顺便再解释一下,即便是是用计划的方法,贝壳仍然是有用的,在这个例子里面,由于交换的产出实在太少,不过三个品种而已,三种票据就够,但是村落会发展,产出种类会越来越多,假如每出一个新种类,村长就要做预算,预测需求与供应,看看要准备多少新票据,真是太累了,村长精力有限,只能管住最重要的维生素,淀粉,跟蛋白质的生产与分配,其他新品种,譬如养猪户业余用猪皮做了几双鞋子,放羊娃业余用羊毛织了两件衣服,等等,反正量不大,也不影响重要的产出,让他们自己去交换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村落还是会用贝壳来协助交易的。
然后看看自由那种方法,刚开始用贝壳的时候,村长都不想管,放手让大家自己决定就是,结果却是纷争不断,有人说自己的贝壳大一点,一个顶俩,又有人说自己的贝壳颜色漂亮,一个顶十个,太麻烦了(还记得”麻烦“就意味着交易成本上去了吧?),于是大家又委托村长处理,村长说,这个好办,你们以后不许自行去沙滩捡贝壳,全部由我来捡,我会挑那些大小颜色一致的,这样就没有那些麻烦了。用现代的语言来讲,村长这么做,其实就是成立了一个央行,发行货币。
这个自由的方法有个有趣的地方,交换的时候,是公开的,之前说过,麦农买一斤苹果用了三个贝壳,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在没有第三方干扰的情况下,这表达了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愿,作为苹果农民的竞争对手,葡萄农民就要开始掂量自己的葡萄要卖多少贝壳,这样葡萄才不会烂在手里,而作为潜在买家的稻农,他也要掂量,剩下的苹果,他要不要及时出手,不然手快有,手慢无,让养猪户或者放羊娃给买走了。
除此之外,水果交易摊位还会出现两种常见的现象:苹果农民发现手头剩下一斤苹果,放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担心卖不出去,他索性大减价,吆喝一声,一个贝壳一斤苹果!放羊娃一下子蹦出来,掏出一个贝壳,把苹果扫光了。同样的摊位,同样剩下一斤苹果,还会有另一种现象:放羊娃跟养猪户都抢着想买,苹果农民说,这样吧,你们谁出的钱多,我就给谁,放羊娃说,我出四个贝壳,养猪户说我出五个!放羊娃认输,于是成交价变成了一斤苹果五个贝壳,价格上涨了。
这两个现象里面,同时出现了供应,需求,和价格,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经济学上一个著名的定律:供求定理。
跟上篇一样,各种方法对比一下,看看出现货币之后的各自的麻烦:
先说暴力那种,名义上,所有产出都是养猪户的,他之所以用贝壳而不是用暴力去交换,存粹是因为这比暴力省事,反正贝壳都在他手里,当然,站在他的角度,他也不会给什么好的价钱去换产出,能压就压,由于其他几户得不到理想的收入,那么日子肯定也不会好过,更何况那几户被洗了脑,认可了养猪户是天命所归,既然苦干也出不了头,在此引用人性公理,一个合理的推论,他们会得过且过,反正产出卖不糊好价钱,竞争与否不是那么重要,活下去就行。
接着说计划,由于不用贝壳,(或者说贝壳用得少)少了前面提到的交易信息,就不起作用了。这样的麻烦是,全靠村长英明神武,准确估算大伙的需求,万一葡萄种出来是酸的,但大家还是得用水果票去换,不吃扔掉的话,是浪费,但是也有可能养猪户的口味很奇特,就是喜欢吃酸的东西,他想多吃,但是他没有多的水果票,除了葡萄,羊肉猪肉,大米小麦的口味,村长都不一定能准确预测,也面临着短缺或者过剩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干活的时候,即便村长盯得紧,大伙根据要求完成任务就是,都是根据票据来分配的,多做又没有额外的激励,引用人性公理,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生产这几种核心产出。反而,不受监管的业余生产,由于可以换一些贝壳,贝壳又可以换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他们会更来劲,只不过毕竟是只允许业余弄,成不了大的气候。
这个现象貌似有点奇怪,同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产出效率较低,另一种情况下,产出效率会更高,这点值得解释一下:原因在于上一篇提到的产出的归属:水果肉类主食的产出,分配是村长说了算,换句话说,产出的归属不是生产者自己可控的,反过来,皮鞋毛衣这些,由于村长不管,是生产者自己说了算的,这个意味着产权是清晰的。基于人性公理,就很容易理解为何产出的效率会有不同了。
最后再讲一下自由,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交易双方是自愿的,而且交换时的价格是公开的,这个信息不但可以引导交易(前面说过的大减价和竞价),还能引导生产:种葡萄的,如果发现种出来的葡萄是酸的,他只能减价出售,好过不减价而全部烂在手里,既然知道了葡萄卖不起价钱,他可以不种葡萄,改种雪梨,来年重新跟苹果农民竞争。麻烦的地方就在竞争这里,葡萄农民可能有天赋,懂得随机应变,种雪梨成功了,打得苹果农民溃不成军,不得不退出水果种植这个行业,根据人性公理,可能出现会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少了竞争之后,葡萄农民完全有可能加价,毕竟是独家生意,不赚白不赚,这种在经济学上叫垄断。其二,苹果农民被迫离场,必定会心有不甘,很可能会搞三搞四,或许会向村长哭诉,让村长主持公道,想办法从葡萄农民身上捞点回来,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就叫行政干预。
先讲到这里,临时总结一下:这篇讲的,其实就是在货币出现之后,各种制度安排下,资源配置的做法与结果会有所不同。
又再次请出土鳖扛一下铁牛。
劳动才有产出有收获,所以说劳动创造价值。
有需求才劳动,才交换劳动成果。
一头猪等于三袋麦子的汇率表面由供需矛盾达成,控制产能控制需求其本质是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只对那些紧缺的东西发票,例如粮食,开始发粮票就因为城市人口剧增后上品粮数量不足。
价值理论的可操作性确实不好,因为很难先验地确定一个东西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这是应该努力的理由,而不是躺倒不干的理由。
但是马克思的徒子徒孙们并没有努力,尝试用随机过程理论啥的来给价值搞一个严格又好用的定义。这也是价值理论衰微的原因。
但是,是否承认价值,确实是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分野。
要尊重科学规律
我们气人宗一向尊重科学规律,但经济学不是科学。它不能重复试验。
所以,不可能有日耳曼经济学,但是完全有可能有气人宗经济学。
经济学本质上研究的是以交换为核心的人类行为。而人类行为总是基于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用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去解释某些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经济行为,就必须要打上本轮均轮式的补丁。那还不如为那种社会搞一个新的经济学算了,我是说,更经济。
经济学有严谨的公理体系和推导过程,可以通过试验或观察检验。
西方经济学肯定不是科学,因为他们从来不先用狗做试验。
西方经济学最无害的意义,就是经济学家们在书斋里的思维训练,可以不关注现实。“可以不关注现实”我印象中是邹至庄说的。而一旦关注现实,西方经济学最好的用处是马后炮式地解释过去,而不是指导未来。指导未来的结果常常是搞砸。但是搞砸了以后,经济学家们从来不会承认“我们的理论错了”,而是闭嘴一段时间躲风头,然后就又跳出来了。
我印象中这么多年,就有一位普林斯顿还是哪里的经济学家,面对事实,承认自己的理论有问题,宣布从此不讲经济学,改讲韩国电影了。
你不是搞经济学的吧?
那可真要气到你了哈。
经济学说的是人的事情,你拿狗做试验,自己说说可不可笑
与没有气人宗的经济学一样,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的范围很广泛,对策论就是很能指导实践的经济学,还有人专门研究不同的拍卖规则对成交价格的影响,用以指导拍卖规则的设计……估计你光想着怎么气人了,没工夫了解。
不懂经济学的人,粗鲁地大喊大叫或文雅的低声细语经济学没用,早就见多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居然想凭着这点东西气人,有负气人宗掌门的地位,让其他门人如何以气人宗自豪?
猪换小麦,一会儿1:1,一会儿1:2,一会儿又1:3……要注意,这儿的比例反应的是价格,而非价值。整个过程就是老马那句话: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不论这个价格如何波动,这时二者的价值都是不变的。
但是,老马这个话的破绽就是,他没有说明价格如何围绕价值波动——供求关系、生产成本波动、消费者心理、政策调控、零和博弈……其中不乏一些老马死后才冒出来的概念,靠老马的理论当然就说不清楚啦。
现在主流的观点是,价格短期由供求均衡点决定,长期由长期均衡的平均成本的最低值决定。
一般劳动时间是虚渺的概念。
博弈论常常应用于经济学。但博弈论本身不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它也有在经济学之外的应用。“对策论就是很能指导实践的经济学”,能指导实践的是博弈论,你不要贪天之功啊。
而且,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主要的也是定性解释,“智猪博弈”啥的,而非定量预测与操作。因为“偏好”这些经济学概念难以量化和测量,并且会迅速改变。
东西,差不多就得了,比如吧,一个大科学家,来钱的渠道多了,不应该被强行高估,比如袁隆平的水稻研究,李必湖不值钱吗?
你是管理者,带领者,但是在毛时代,你的价值没那么大,找野败也是通行作法,你袁隆平有功劳,李必湖同样不少。
1970年,袁隆平等在为远缘杂交收集野生资源过程中,李必湖(当时为袁隆平助手)在海南岛南红农场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野生稻,后被命名为“野败” [2]。为水稻雄性不育系的选育、三系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打开了突破口。
在政府的指示下,1967年,由袁隆平、尹华奇与李必湖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全力寻找不育系。
1970年10月,李必湖与三亚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在当地的一个水沟旁发现了一株野生的花粉败育不育株。
10月11日,籼型杂交水稻研究成功50周年座谈会和杂交水稻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行,前来参会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接受记者采访时重温杂交水稻研究往事。
李必湖接受记者采访时重温杂交水稻研究往事。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实验田里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水稻,改写了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理论,也让他意识到存在野生的雄性不育株。
随后,通过文献研究并结合田间实际探索,袁隆平设想采取“三系法”技术路线,培育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而找到不育株是实现“三系法”技术路线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970年11月,当时海南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李必湖,来到农场的那片沼泽地里寻找野生稻。他们一起发现了一株有3个扬花的稻穗,花药细瘦、色泽浅黄的野生稻。
“教科书上说我们国家野生稻有多少种,也讲了它们的起源和分布。我就想海南岛是典型华南地区,应该有野生稻的存活和分布,于是就打听野生稻的消息,结果还是很失望,很多人不知道野生稻是什么,只知道野生稻在当地叫做假禾。但我们不知道假禾是什么,弄了半天我们双方对不上号,就找到了冯克珊。”李必湖说。
毕业于海南农校的冯克珊对水稻比较熟悉,一听李必湖一行的来意,立刻表示海南遍岛都是野生稻,但由于其每年只在冬春季节抽一次穗,所以他们来的“不是时候”。
“我说老冯(冯克珊),你是不是也帮帮忙,帮我们当向导去找野生稻。老冯也很乐于接受,他说行行行,有时间我就带你们去。结果就在1970年11月23日那一天,我们在一个交通要道的旁边发现了一片野生稻。”李必湖说。
当时,李必湖在这片野生稻中仔细观察了半个小时,发现三株雄花颜色异于正常稻花的稻穗。他意识到,这三株稻穗很可能是雄性不育野生稻。于是,李必湖脱去外衣外裤,赶走水蛇、蚂蟥,下到齐腰深的泥水中,一步一步走到三株稻穗跟前进一步观察确认。发现这三株稻穗生长在一蔸稻禾后,他连根带泥小心翼翼将其拔出搬到了试验田中。
试验的地方到发现野生稻的现场有约一公里路,李必湖中途休息了4次。“那一蔸稻禾很重,有20多斤。第二天我就观察它的开花情况,第三天我就开始杂交(育种)。”李必湖说。
当时,袁隆平正在北京开会,获悉发现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的消息,连夜乘火车南下,赶回三亚,镜检结果完全不育,令他欣喜若狂,当即命名这株神奇的野生稻为“野败”。“三系”杂交水稻的研究由此打开了突破口,中国杂交水稻事业也由此开启新篇章。
彼时的李必湖和尹华奇均就读于湖南安江农校。为了能看得仔细,他们和袁隆平每天在中午太阳光最强的时候,拿着15倍放大镜,审视着试验田中每一株水稻的每一朵花。虽然寻稻的过程堪比“大海捞针”,但从未放弃。
“历时两年,我们在检查了十几万株稻穗后,终于发现了6株雄性不育株,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次回交转育。”前来参会的袁隆平的学生、助手尹华奇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果是中国杂交水稻科技创新的一项首创性成果,也是一个艰难探索、勇于创新的过程。
1973年10月11日,袁隆平在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年会上宣告,籼型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尹华奇说,这种籼型杂交水稻茎秆粗壮、穗大粒多、米质优良,并且适应性广。
不久,袁隆平育成的“南优2号”投入生产,在湖南桂东县百亩中稻试种成功,湖南安江农校25亩作双季晚稻试种成功,亩产达1256斤。此后,华南、华北、华中相继试种成功,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
“50年来,我们走过艰难的道路,遇到过地震、洪水,也断炊过。有次路过广西,遇到山洪暴发,袁老师和我在渡口一天一晚才吃了一个法饼。在云南遇到地震,在操坪睡了三个月。在那过苦日子的年代,我们依然坚强地工作。”尹华奇声音有些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