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军阀 -- 妥协
在前十四章里，我们把中国近代主要的军阀派系分别作了介绍，除这些主要的军阀派之外，在当时中国的各省区，还存在大大小小的一些地方军阀武装，他们时而依附甲派，时而又投靠乙系；当人多势众时，又另立山头，独霸一方。由于这类的地方军阀数不胜数，无法一一介绍，在这一章，我们选取七位有代表性的地方军阀逐一简介，作为对前十四章内容的补充。
一
张宗昌 张宗昌是山东军阀，人称“狗肉将军”，又称“混世魔王”，足见其人劣迹斑斑，罪恶满盈。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1881年出生于一个穷苦家庭。其母亲祝氏，年轻也算是女流中的一个人物。她生得体躯高大，健壮结实，诨号“大脚”，是当地有名的“女光棍”，曾只身闯关东，跑遍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后来回到家乡，自称“黄二仙姑”附体，干起巫婆行当，自此人称祝巫婆。张宗昌出生以后，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少年时代，张宗昌即在母亲祝巫婆的默许下，跟着土匪头子混饭吃。到十六岁那年，帝俄侵略东北，正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得母亲大力支持，和一班老乡闯关东去修路，增长了不少见识。后来铁路不修了，张宗昌又回到家乡一带，继续当土匪，而且拉起了一支人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张宗昌已三十岁，趁着辛亥革命的浪潮，拉队伍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的团长。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张宗昌则任侍卫武官长。1918年，张宗昌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湘参加对南方军队的作战，结果大败而逃，改任暂编第一师师长。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结果，在吉安地区被陈光远打败，所部也被陈光远解散，张宗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只身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手下一名失意军官许琨，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由直系转到奉系。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白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但张宗昌想法拢络住郭松龄，郭松龄不仅没有实行遣散，反而在张学良、张作霖面前为张宗昌说好话，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夺加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
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但是，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 ，自兼省主席。
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山东的富庶，大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快达十万余人马。同时，他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如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张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也不容易。他到山东不久，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兵临直隶，紧逼李景林；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兵锋直指山东南大门徐州。张宗昌准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谁知他在济南尚未动身，徐州镇守使孙钵传已弃城逃路，济南危急。张宗昌率部奋力反击，死伤惨重，总算把济南保住，把国民二军赶出山东。
不过，1925年，奉军几次入关，取得很多利益。继李景林、张宗昌先后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之后，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扩张至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后又派刘翼飞、赵鸣臬两旅开赴上海。9月，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
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时，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毫无准备，大败而逃，东南半壁全数丢失。张作霖不甘心失败，召集张宗昌及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将领开会，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领兵南下收复江苏、安徽。12月，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给养。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部向南急进。结果，施从滨部在蚌埠遭惨败，张宗昌的白俄军也受到重创，施从滨本人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斩决，张宗昌率部逃回山东。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与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
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孙传芳决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北伐军。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先后去见张宗昌和张作霖，取得了谅解。随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由张宗昌、孙传芳联合提议，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十余万军队南下援助孙传芳，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了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对张宗昌的败退，张作霖十分恼怒，要追查责任。就在这时，张宗昌得到一个情报，说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暗中有联系，于是，决定杀毕庶澄。由于毕庶澄手握军权，张宗昌不便明杀，更不愿自己下手，便指使时任直隶军务督办的部将褚玉璞，于4月4日在济南将毕庶澄诱捕杀害。张宗昌既借刀杀了人，又搪塞了南下战败的罪责，把失利原因推到毕庶澄通敌之上。
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支军阀势力在北伐军的打击之下，已被消灭瓦解，剩下奉系军阀还想负隅顽抗。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象孙传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又听说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
6月初，张作霖知道京、津已不可保，决定退出关外。但6月4日，他乘火车离开北京后，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尚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不令不允许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北伐军占领京、津后，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化装从一条小巷走出，找到一条小鱼船，从滦州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卷土重回。1929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遭到失败，仍逃回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汗奸，电邀他立即返回中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张宗昌回国后，则想返回山东招集旧部，东山再起。然而，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国民党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哪里能让张宗昌卷土重回？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驻军诸将领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经石友三的介绍，张宗昌认识了韩复榘。其后，又经石友三的撮合，张宗昌、韩复榘、于学忠、张学良结成盟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年长几岁，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间向老弟说了这么一段话：“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不动声色，只陪笑敷衍，然而，内心已动了杀机，他知道张宗昌会对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构成威胁。
两天后，韩复榘由济南返回北平。又过了几天，张宗昌便收到韩复榘派出人送来的许多礼物和一封亲笔信，邀请张宗昌速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看信后，觉得机会来临，决定南下山东。然而，张宗昌的旧部金寿昌、徐晓楼、他的母亲祝巫婆、下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还有张学良等，全都反对张宗昌回山东，认为韩复榘不怀好意。但张宗昌东山再起之心急切，并不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携带原参谋长金寿昌到达济南。
张宗昌到济南后，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来作陪。但是，几天下来，也没听韩复榘提到“共谋大事”，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说，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十分着急。9月2日，张学良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宗昌发一电报，假称祝巫婆病危，让他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张宗昌接到电报，万分焦急，即向韩复榘说明及辞行。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
下午5点钟，韩复榘通知了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与韩复榘等握别，返身登车时，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当即死亡。刺客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原来，韩复榘邀张宗昌到济南时，即已计划由省议员郑继成在张宗昌离开时将其枪杀，郑继成为报仇（叔父，过继为子），也乐于担当此任。
9月4日后，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全国，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经冯玉祥等奔走帮助，一个月后，郑继成被国民政府特赦。郑继成无罪释放，说明“狗肉将军”张宗昌的确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二
韩复榘 “狗肉将军”张宗昌是被韩复榘诱杀的。韩复榘是继张宗昌之后的山东的“土皇帝”。韩复榘作为一个国民党杂牌军阀，能够统治山东达七年之久，这在中国近代军阀中也是少见的。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1890年生于一个小康之家。幼时入私塾，1900年韩复榘十岁时，义和团运动爆发，因其叔接触过洋人，被义和团视为“二毛子”而斩首，韩家宅院被焚烧，从此家境沦落，被迫辍学。十四岁时，父母为他娶妻高艺珍。成家后，韩复榘不务正业，嗜赌如命，常常使得债主临门。1909年他十九岁那年，为了躲债，出走东北，想投奔早年到东北谋生的大哥。结果大哥找不到，盘缠花光，只得在新民府入清军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为兵。该营管带是冯玉祥，见韩复榘外表斯文，还能写得一手好字，颇为喜爱，就叫他当了司书生。从引，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逐级提升，与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成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十三太保”。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韩复榘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之后，出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4年11月国直战争，韩复榘因功晋升第一师师长。1926年，韩复榘先后出任第八军司令官、第六军司令官，参与抗击北洋军阀各派对国民军的联合进攻。南口大战后，国民军遭到很大挫折，当时冯玉祥已被迫出洋，韩复榘不服代总司令张之江的指挥，联合石友三一起投靠了晋军，被阎锡山委任为晋军第十三师师长。同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重召旧部，整军誓师五原，韩复榘和石友三脱离晋军复投冯玉祥。1927年4月，韩复榘随冯玉祥入潼关，7月抵郑州，出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10月，韩复榘率部参加了对抗进鲁联军的第一次兰封大战。11月，又参加了第二次兰封战。1928年4月，韩复榘率部参加了国民党的二次北伐，一路过关斩将，于6月6日首先进抵北京南苑，被称誉为“飞将军”。这时，蒋介石已决定将平津地盘委于阎锡山，电令韩部不得入城，分驻南苑、通州一带。接着，晋军入城，将奉军留驻北京的鲍毓麟旅换出。鲍旅是应各国公使的请求并征得南京政府同意留驻北京的，担保日后和平退回奉天。但当鲍旅行至南苑时，被韩复榘包围缴械，引起各国外交使团的指责，惹起一场外交纠纷，这事，史称“鲍旅事件”。不久，韩部被南京政府缩编为第二十师，开赴河南漯河驻防。
韩复榘到漯河后，心情很不舒畅，二次北伐后，冯部将领宋哲元、孙良诚、刘郁芬、邓哲熙都当了省主席，鹿钟麟到南京当了部长，而韩复榘反而降职师长，驻防漯河，所以他认为是冯玉祥对己不公。在漯河，他终日沉缅酒色，遇漯河名伶纪甘青，于是纳为大妾，成为他的“外交夫人”。同年12月，冯玉祥为安抚韩复榘，委他为河南省主席，但同时又撤去他第二十师师长职，派与他素来不和的石敬亭接任师长。
韩复榘虽然当上了河南省主席，但冯玉祥仍然对河南省政发号施令，石敬亭又不断撤换他在部队中的亲信，使得韩复榘十分苦恼，只有抛开政务，终日吃喝嫖赌。不料，冯玉祥于1929年2月视察河南省，又把韩复榘训斥一顿。3月，蒋桂战争爆发，韩复榘重任第二十师师长，并出任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统率七个师南下，冯玉祥并没有明确指令他是援蒋还是援桂，其实是想坐收渔利。当韩部行至湖北孝感，蒋桂战争已告结束，蒋介石派人前往慰劳，又邀韩复榘到汉口会晤，蒋介石、宋美龄亲自设宴招待韩复榘和纪甘青，极力拉拢，使韩复榘受宠若惊，已有投蒋之意。5月，冯玉祥策划反蒋，在华阳会议上决定将部队先行西撤，然后寻机反击。韩复榘不肯西撤，遭到冯玉祥的斥责。于是，韩复榘联合石友三、马鸿逵叛冯投蒋，率第二十师等由甘棠步行东进。
韩复榘通电拥蒋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第三路讨逆总指挥、西北军总指挥，仍任河南省主席。蒋介石又是送钱，又是送军火，还先后派宋子文、宋美龄到韩部慰劳。 韩复榘虽然投靠蒋介石，但也并非死心塌地为蒋效力。同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他极力避免与冯玉祥交战。12月，蒋唐战争爆发，他开始拥唐反蒋。所以，1930的3月，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将韩复榘调往山东，出任冀鲁豫剿匪总指挥，使他远离冯、阎及石友三，而韩复榘也乐得往山东发展，避免夹在蒋、冯、阎之间，于是，即率部进驻济宁、泰安、济南、青州等地。中原大战爆发后，韩复榘奉命率部在山东与晋军展开连场恶战，牵制了晋军的主力，使蒋军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为使韩部更加卖力作战，9月5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从此，韩复榘登上了山东“土皇帝”的宝座。
韩复榘主政山东以后，立刻密锣紧鼓地实行他的治鲁方针，他趁蒋、冯、阎还陷于中原混战之机，迅速将山东的军、政、法大权集于一身。他大力发展军事实力，治鲁之初，他的第三路军仅剩下两万来人，韩复榘通过征兵拉夫和收编土匪，很快就将三个师扩编为五个师又一个旅，这五个师即孙桐萱 第二十师、谷良民第二十二师、曹福林第二十九师、李汉章第七十四师和展书堂第八十一师。此外，韩复榘还在山东建立了五支地方民团武装，自任总指挥。由于他不断扩军，到抗战爆发前夕，他已拥兵十万，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 韩复榘当山东省主席时，胶东地区实为刘珍年所控制。刘珍年，直隶南宫人，1898年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先后在李景林、褚玉璞、张宗昌部任职。1928年投蒋介石，被委任为第十七军军长兼山东省政府委员，在胶东统连十八个县市，自成系统。韩复榘为称霸全山东，于1932年8月挥师东进，向刘珍年部发动进攻，爆发了韩刘之战。9月，双方在昌邑、掖县一带展开激战，死伤惨重。刘珍年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电令韩复榘停止军事行动，但韩复榘并不执行。蒋当即调集两路大军援刘攻韩，后在张学良、丁惟汾等的干预和调解下，韩刘双方达成协议，刘珍年部移防浙江，胶东的税收由南京方面派员征收，至此，胶东战事告平息。
韩复榘在驱逐刘珍年的同时，诱杀了企图重返山东谋求东山再起的前山东军阀张宗昌（详见上一小节）。此外，华北悍匪刘桂棠（刘黑七）率匪众两万人进入山东，攻城掠地，韩复榘出动大部队进剿，将刘匪赶出山东。在剿匪的同时，韩复榘也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枪杀了邓恩铭、刘谦和、郭隆真等著名的共产党人。 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张绍堂、李树春、何思源等是他的主要幕僚。韩复榘治鲁七年，多少还是有点政绩。但是，他在治鲁期间，自订法律，随意断狱，草菅人命，则招至怨声载道。他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三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干预司法，亲自坐堂审案，随心所欲地判决。有时，他又微服私访，遇有讼狱，即升堂审断，如同儿戏，人称“青天草包”。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期把山东地盘交给韩复榘，是迫不得已。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已在山东站稳了脚跟，蒋介石也无可奈，但是他千方百计要破坏韩复榘的统治，派出亲信张苇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监视韩复榘的行动。对此，韩复榘也有办法应付。1932年元旦，张苇村被刺杀，经侦查，杀人凶器竟在省党部调查室主任谌峻岑家搜出，谌被捕，不久又暴死狱中，于是，“张案”就此了结。蒋介石安设在山东的这个情报机关被铲除，蒋介石气得牙疼病复发，却又无可奈何。1936年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韩复榘居然致电张、杨表示支持，蒋介石更加痛恨在心。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韩复榘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津浦路北段和山东省的防务。在抗战前，韩复榘夹在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为求自保，他采取了两面政策。抗战爆发后，韩复榘的态度有了改变，表示对日“决绝”，积极进行抗战，他的部队编为三个军五个师又一个旅。他以孙桐萱、李汉章两师担任济南以北黄河防务，以谷良民师担任胶东烟台及周村以北黄河防务；曹福林、展书堂两师在鲁北驻防；手枪旅警戒济南。此外，以东北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和沈鸿烈的青岛守备队与第三舰队在青岛担任海上防卫。韩复榘还组成以何思源为团长的“战时工作团”，分设宣传、情报、经济、救护、慰劳等小组，赴黄河以北铁路沿线及其东西各县开展工作。
9月，蒋介石命韩复榘拨出两师归华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指挥，韩复榘极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勉强派曹福林第二十九师和展书堂第八十一师开往华北。10月，在冀、鲁战场正处于紧要关头时，蒋介石却以加强淞沪战场为名，将辅助山东防守的一个重炮旅撤走。韩复榘得知后大怒，急令展书堂连夜回撤，致使第六战区的形势由胜转败，德州、宁津等地相继失守，冯玉祥愤怒地向南京告韩复榘的状。
11月中旬，日军逼近黄河北岸，韩部官兵义愤填膺，一再要求出战，韩复榘被迫亲自率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渡河迎战，与日军进行连日激战，伤亡惨重。当时，韩复榘派人给妻子高艺珍送去一信，说“生死存亡难以预料”，请高艺珍照顾好孩子，使高艺珍读后大哭。其后，韩复榘拼死从济阳突围而出，下令撤退河北防线，拆毁黄河大铁桥，改在黄河南岸设防。日军很快就逼进到黄河北岸，但并未渡河，只是隔岸与韩军对峙。韩复榘也不出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再三催促亦无济于事，结果，日军在攻下南京后，对济南发起攻击。日军仅有千余人渡过黄河，而韩复榘有四个军十几万人，为保存实力，竟放弃济南，向南退却，使日军长驱直进。
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1938年1月1日，日军占领泰安。4日，占领曲阜、兖州。8日，占领济宁。韩复榘退到鲁西曹县一带，方才安下阵脚。
由于韩复榘对日军抵抗不力，十天之内，山东大半即沦入敌手。蒋介石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会商后，决定诱捕韩复榘。蒋介石假借1月11日于开封召开军事会议，电召韩复榘与孙桐萱参加。韩复榘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在会议上，蒋介石怒斥韩复榘丢失山东，韩复榘不服而反驳，气氛紧张。这时，刘峙拉着韩复榘的手，假意劝他到会场外，上了汽车，两位宪兵用枪对着他，韩复榘方知上当。 韩复榘被押往火车站，上了专列，由戴笠押送到武汉。1月19日，国民政府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浚为审判官。1月22日，审讯正式开始，简单审问即判处死刑。1月24日晚，韩复榘在禁闭室被特务及宪兵枪杀，身中七弹，当场毙命，死时四十八岁。这位地方军阀、山东土皇帝就此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三
石友三 近代军阀尤其是实力较弱小的地方军阀，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之中，为求自保，总是见风驶舵，叛主倒戈是常有的事，张宗昌、韩复榘便是如此。然而，因倒戈频繁而获得“倒戈将军”绰号的，则是他们的结拜兄弟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石友三幼时家贫，曾在长春城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毕家少年毕广垣，得以入东关龙王庙小学读书，与该校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1908年，石友三辍学从军，入陆军第三镇吴佩孚营，随营移驻河北廊坊。不久，第三镇发生兵变，石友三离队流落北京。1912年再次投军，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因于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被调去充任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擢升，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所部改称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八混成旅旅长，后升任第六师师长、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国民军四面受敌，石友三奉冯玉祥命令进攻晋军，攻占左云、岱岳，但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大，且又得不到冯玉祥接济，为保存实力，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双方达成休战协议。后冯玉祥离开部队赴苏联，国民军由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代理指挥，经南口大战失败，沿京绥线向西溃败。晋军乘机夹击，国民军各部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一路上未受阻拦，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第六师增编为三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张之江等决定再向西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趁张之江等无法制约自己，便联络韩复榘，投降阎锡山。这是石友三第一次叛背冯玉祥。 这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决定于五原誓师，响应北伐，电召石友三到五原开会。石友三开始有顾虑，后经冯玉祥派人规劝，表示概不追究，石友三又脱离晋军，回归冯玉祥。他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石友三回归冯玉祥后，被任为第五路司令，1927年参与对奉军的作战；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石友三虽然立有战功，但毕竟背叛过冯玉祥，冯玉祥及其亲近将领张自忠、高敬亭等对他都有戒心。二次北伐结束后，在冯玉祥论功行赏时，石友三什么实惠也没有捞到，反而在其后的编遣中，所部被缩编为陆军第二十四师，他降为师长，移驻河南信阳。
1929年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蒋、桂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而冯玉祥则想坐收渔利，命石友三率部向襄樊推进。桂军全线溃败，冯玉祥通电拥蒋，又命石友三和韩复榘向武汉进军。蒋介石急电石、韩停止进发，同时以劳军为名，派人携巨款收买石、韩。石、韩在蒋介石的利诱下，又生反叛之心。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反部改称护党救国军，石友三被任为第三路总指挥，统率自己的第二十四师以及第二十六、第二十九师、总兵力五万余人。冯玉祥命令各部暂往西撤。韩复榘首先反对这一命令，发表通电拥蒋，擅自率部进入洛阳。当时石友三在南阳，也决定叛冯附蒋。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到许昌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劳军，设盛宴款待石部军官，交给石友三五百万元犒赏费，并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为表示感激，在第二天的阅兵仪式上，石友三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此举引起不少下属军官的不满，其后，几个军官暗中串联，密谋杀死石友三，重归冯玉祥，但事泄未成，石友三于是撤换了许多军官。
石友三投蒋后，被派驻山东德州。这年秋天，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因反蒋解职，石友三被任为安徽省主席，率部往安徽就任。但是，石友三刚到蚌埠，蒋介石又命令石部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并许诺事成后委其为广东省主席。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这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讨蒋。石友三同意，被委任为“护国救国军”第五路总指挥。12月1日，唐生智领衔通电讨蒋。2日晚，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造成南京城极大的混乱。
石友三反蒋后，自知实力薄弱，即撤往安徽，再撤往河南商丘、新乡一带，与韩复榘、马鸿逵连通一气。不久，唐生智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为求自保，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蒋介石见石友三归阎指挥，也暂时不追究他炮轰南京的反叛行为。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四方面军司令之职。石友三权衡利害，决定与冯、阎联合，这样，他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中原大战爆发，石友三率第四方面军十万之众，从河南进攻山东，8月，又转入陇海线作战。随着战争的发展，石友三见自己一点实惠也没有捞到，不禁消极观望起来。这时，冯、阎军已呈败势，又听说张学良要出兵助蒋，石友三又在盘算自己的退路。9月18日，张学良率大军入关，石友三即通电响应，投靠张学良，这是石友三第三次背叛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由于投机取巧，兵力基本没有受到损失，成了北方军阀中势力比较完整的一个。他率部进据豫北冀南三十余县，自任县长，就地筹饷，占据了一块地盘。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负责收拾华北残局，1931年春节，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东北同乡的关系，尽量向张学良输诚。张学良也有意收容石部，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得知石友三到了沈阳，密电张学良将他扣押。石友三得知，急忙辞行，但张学良挽留了他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与蒋介石往来电商，替其开脱，石友三不解其意，反而对张产生怨恨。石友三回到归德（邢台）后，张学良将其部收编为第十三路军，石友三为总指挥，辖六师又五个团以及一个铁甲车大队，拥有兵力六万四千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六十万元。
石友三表面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积极备战，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特派李汉魂见石友三，委他为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接受此任命。这时，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与张学良素有积怨，从北平到归德，告之张学良病重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正宜举事。石友三派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毕广垣（即石友三幼时当学徒的毕家粮坊的少爷）力劝他不要反张，石友三不听劝告，差点将毕广垣杀害。6月，石友三加紧备战，为防备泄露真情，他下令将张学良派到部队的秘书长张云责活埋。随后，石友三将部队扩编为九个军，以孙光前、米文和、程希贤、沈克、张学成、梁方起、王心斋、唐帮植为军长。
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准备一取石家庄，二占保定，三进平津。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以刘峙、张作相为总司令组成南、北两路集团军，以及晋军商震等部，联合讨伐石友三，讨石之战爆发。石友三进占石家庄，再往北推进时，即受到南北夹击，双方激战三昼夜，石部伤亡惨重。7月31日，石友三下令转路退回山东。时逢天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石部在渡滹沱河时人马淹死无数，七万之众，大部被歼，余部被俘，军长孙光前被俘后遭枪决，石友三仅率少数随员逃往德州，归附韩复榘。
石友三起兵讨代张学良失败，把多年来各累起来的老本一下子蚀光了，只好依附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1932年秋，石友三帮助韩复榘诱杀了张宗昌。但是，石友三不甘过蛰伏的日子，总想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不久，他和日本特务机关勾搭上，避开韩复榘，扮成日本人，在日本特务凑开一的保护下，从烟台乘船潜入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在天津，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他借助日本势力，勾结失意的军人政客，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蒋介石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为己用，任冀北保安司令，不久，石友三掌握了三个旅的兵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部改编为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第一八一师，石友三任师长。年底，石友三又被任为第六十九军军长，高树勋的新六师划归该军建制。1938年，石友三部受命在山东和北南敌后抗战，石友三明白，这是蒋介石拿他作挡箭牌使用，为求自保，他积极和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并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团、营、连充当政工人员，这年底，石友三兼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辖第六十九军和高树勋第八军。 由于石友三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战，蒋介石极不放心，1939年4月，把亲信臧伯风以及石友三族弟石友信、毕广垣等派往第六十九军，并带去口信：清除共产党、八路军，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石友三即摇身一变，由联共变为反共，大力排斥和清除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以臧伯风为政治部主任，强迫全体官兵一律加入国民党。蒋介石见石友三积极反共，大加嘉奖，除补充弹药、饷银外，还加委他为冀察战区副总指挥兼察哈尔省主席。石友三见蒋介石对自己如此器重，受宠若惊，更加卖力反共。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石友三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时人称为“石阎王”。
1940年3、4月，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遭到八路军的迎头痛击，激战三昼夜，所部损失惨重，最后突围撤往山东曹县一带。石友三在反共失败后，又在为自己谋划退路：与八路军已经闹翻，蒋介石只是利用自己反共，要保存实力，唯有与日伪勾结。他派石友信往见伪军的日本顾问松室孝良和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在开封签订了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协助为内容的“共同防共协定”，石部暂不改换伪军名义，先联合打走八路军，再谈投降问题。之后，石友三积极配合日伪军，进犯八路军根据地，乘机再发展自己的势力。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后，其部属十分不满，师长米文和、张雨亭等不愿当汗奸，准备伺机除去石友三。受石友三节制的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这样，石、高之间的矛盾日深。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利用这些矛盾，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商谈投降条件，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孙良诚这时才知受了利用，大骂高树勋不讲信义，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独自离去。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于岸边。随即，高树勋等人又设计杀掉了石友信，掌握了石友三的部队。
纵观石友三的一生，曾三度叛冯，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堪称“倒戈将军“。当他最后想彻底当汗奸时，却倒而未成，反做了河畔孤鬼，遗臭万年。
四
孙殿英 石友三因反复无常，四处投机，被称为“倒戈将军”。在民国时期，有一位军阀同样是多次倒戈，与石友三不相上下，不过，他更是因盗墓而出名，被人骂作“盗墓将军”、“东陵大盗”，此人就是孙殿英。
孙殿英，乳名金贵，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孙殿英父亲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后因与人斗殴，将人打死入狱，死于狱中。孙殿英从小受母亲溺爱和娇惯，也养成顽劣好斗的性格。七岁入私塾，常与同学斗殴，有一次受老师责罚而不服气，竟放火烧了学屋，被赶出校门。后母亲带他回娘家，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不久，孙殿英染上天花，留下满脸麻坑，被人唤作“孙大麻子”。年长一些，孙殿英结识了一些流氓、赌棍，出入赌窟、钱庄，渐成为赌场高手，以赌为业，发了不少财。
1914年孙殿英二十五岁那年，投到河西悍匪张平手下，初当伙夫，后当勤务，以后又干起鸦片买卖，甚至自己动手制造鸦片，印上“殿鹰”商标，销往各地，赚了大钱。1916年，豫西地方纷纷组织各种封建公道门，这些公道门在民众中颇有影响，一旦有事，便可纠集百千人进行活动，孙殿英觉得大有可为，便加入了豫西公道门之一的庙会道。凭着他装神弄鬼的手段，不久，他便当上了庙会道的头目，收了不少徒子徒孙。
1922年，吴佩孚驻防洛阳，严令禁毒，逮捕制毒犯，孙殿英逃往陕州，不久，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在丁香玲保护下依然贩运和制造鸦片，并从副官升任机关枪连连长。有了一点兵权。孙殿英趁机收容豫西土匪、流氓、赌棍及庙会道会徒，掌握了一支亦兵亦匪的武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利用这个机会，孙殿英率领机关枪连及丁香玲部一个骑兵连在陕州哗变，东窜洛阳，到处抢掠并招兵买马，队伍扩大至数千人。
1925年春，镇嵩军将领、豫陕甘剿匪副总司令憨玉崑 与国民军胡景翼部爆发大战，孙殿英部被憨玉崑 收编，编为第五混成旅，孙殿英任旅长，驻防密县。不久，憨玉崑 战败，孙殿英又改投国民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任旅长，不久升任师长。随后，国民三军由河南开赴陕西，孙殿英不肯离开自己有影响力的地头，中途脱离国民三军率部窜入伏牛山，继续招收土匪、道徒入伙，扩大队伍。
孙殿英虽然拉起了一支队伍，但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不投靠大军阀就难以生存。孙殿英知道当时的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可以说气味相投，于是派人请求张宗昌收编，张宗昌也欣然应允。1925年秋，孙殿英率部开始了大流窜，由豫西窜往山东，沿途所经之地，大肆奸淫掳掠，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孙殿英窜往山东济宁后，被张宗昌委为第五师师长，下辖两下旅共五六千人。
1926年春，孙殿英率部在河北沧县一带参加了张宗昌与李景林联合向国民军反攻的战斗，孙殿英袭击了国民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第一次战功。事后，张宗昌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不久又扩编为第十四军，孙殿英任军长。1927年春，孙殿英在直隶军务帮办徐源泉的指挥下，在南京附近参加了孙传芳对北伐军的战争。不久，又调往直隶大名，兼任大名镇守使。这年秋天，孙殿英又被张宗昌派往豫北，与冯玉祥部交战。不久，奉军与直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向北溃退。孙殿英率残部退往天津，后又退往蓟县、马兰峪一带。这时，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策动孙殿英投降。孙殿英见走投无路，只得接受改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就这样，土匪出身的孙殿英，数年之内，四易其主，最终成了“国军”的一部分。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时，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朝的东陵仅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抓住这个时机，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打跨了马匪后，借口防匪护陵，又声称“举行军事演习”，把东陵三十里内戒严，这个大土匪军长便指挥部下挖坟盗墓，干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丑恶事件。
6月下旬，孙殿英命令工兵执行挖墓的任务，先挖开慈禧的坟墓，再挖开乾隆的坟墓，盗出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画、书签、宝剑等稀世珍宝一大批。挖开这两座坟墓整整用了三夜的时间，宝物满满地装了五只大皮箱。孙殿英亲手将皮箱加封、盖章，送往蓟县的司令部。
不久，马兰峪的满族人民发现慈禧、乾隆坟墓被人挖掘，即报地方当局查办，这样，孙殿英盗挖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揭载，要求严办孙殿英。孙殿英拿出宝物中的一部分送给宋美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因而得到保护，可以逍遥法外。虽然国民政府命津卫戍司令阎锡山组织军法会审，以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也不过逢场作戏，最后不了了之。数年之内，孙殿英或送或卖，使这批价值连城的国宝失散殆尽。
孙殿英盗墓之后，率部移驻延关、南口一带。不久，全世界军队缩编，各军缩编为旅，孙殿英任四十二旅旅长。1929年初，孙殿英又率部开往胶东，蒋介石命其开赴皖北，他拒绝执行，反而与张宗昌、褚玉璞勾结在一起。蒋介石为拉拢孙殿英，并未责怪于他，还把孙部扩编为新编第十师，将防地改为河南商丘，这样，孙殿英又率部移驻河南。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战酝酿期间，孙殿英看到冯、阎势力较大，便有意依附于冯、阎。冯、阎也希望将孙殿英争取过来，于是，委任他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这样，孙殿英叛蒋而改投冯、阎，令所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自率一部进驻亳州。在此期间，孙殿英常与冯、阎部重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徐永昌、徐源泉、石友三等大赌麻将，还故意输钱讨好。不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出大军八九万人向孙部防区进攻，4月，亳州城被围，孙殿英一边抵抗，一边向冯、阎求援，冯玉祥派孙连仲率五个师驰援亳州，至7月，亳州才被解围，历时九十余日。亳州解围后，孙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镇。不久，所部被蒋军击溃，狼狈逃往黄河。中原大战结束时，孙殿英看到冯、阎败局已定，为求出路，派人赴沈阳见张学良，表示输诚。不久，张学良率部入关，冯、阎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将孙部改编为第四十师，孙殿英任师长。这样，孙殿英又投到张学良麾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当时，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孙殿英部进抵赤峰，即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孙殿英热河抗战，可算得是他一生中唯一光彩的一页。他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实力。为了扩大影响，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请出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韩麟符为政训处处长，中共党员宣侠父为秘书长，还吸收了不少中共党、团员和左派青年到部队。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军防地与同盟军的防地接壤，冯玉社派人与孙殿英接洽谈，争取他加入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也派人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饵唆使他攻打同盟军。孙殿英左右为难，对双方也不表态。蒋介石为了杜绝他和冯玉祥的联合，发表他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其部离开察哈尔，前往边远的青海，准备在中途将其部解决。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推进。当时，青海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都不愿孙殿英染指西北，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了“四马拒孙”之战。孙殿英久攻宁夏城而不克，旅长杨干臣、于世铭等阵前倒戈，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阎锡山又出兵断其归路，蒋介石又趁机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孙殿英被迫东撤，于4月初返抵包头，后前往太原晋祠暂时隐居，残部被阎锡山收编。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发表他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过是空衔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又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1938年夏，孙殿英在武汉经戴笠引荐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殿英感激得倒地便拜，称蒋为“再生父母”。1939年，孙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县一带，所部改为新编第五军，以刑肇棠、康祥为副军长，归庞炳勋指挥。孙殿英尽力讨好庞炳勋，亲自为他熬制用海洛英和鸦片混合的烟膏，他利用庞炳勋的保护，避免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直接冲突；利用刑肇棠和八路军的关系，从八路军处解决一些服装、弹药。同时，他又和日本人暗中来往，为日后投敌作准备。在他的新五军军部附近，他开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将领、八路军和日本人，可谓“狡兔三窟”。
1943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孙殿英率部公开投敌，当了汗奸。之后，日军将他送到新乡，在新乡设伪新五军司令部。随后，日军要孙殿英诱降庞炳勋。孙殿英知道庞炳勋抽惯了自己特制的烟膏，必然会派人到镇上购买烟土，因此而将庞炳勋诱捕，庞炳勋投敌。日军给他们以“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庞任总司令，孙任副总司令，均驻在新乡。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孙殿英又向蒋介石输诚，而蒋介石也需要利用汉奸部队，于是，将孙部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调动京汉线新乡至安阳间牵制八路军。这段时间，孙殿英勾结国民党控制运输飞机的要员，大做黄金买卖，发了一笔财。全面内战开始后，孙殿英部改编为第三纵队，驻防汤阴。孙殿英抓民夫，拆民房，构筑工事，积极为蒋介石打内战卖力。1947年春，解放军围儿汤阴，孙殿英据险顽抗，竟誓不投降，以为蒋介石会派兵替他解围。5月1日，解放军攻占汤阴，孙殿英束手就擒。
在刚被俘的日子里，孙殿英经常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蒋介石不仁不义。孙殿英一生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可以说是罪恶满盈，但共产党还是会念及他抗战时期曾有过好的表现，对他非常宽待，生活上给予照顾，不计前嫌。由于孙殿英感到彻底失败，精神沮丧，整日抑郁寡欢，加上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患上了当时属不治之症的烟后痢。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他求医治病。这种人道精神和宽大为怀的行动，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在病危之际，他忏悔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这年秋天，孙殿英病重死去，结束了他的军阀生涯。
五
陈树藩 陕西是位于中国华北与西北之间的一个省份。历史上称为关中之地，秦、汉、唐等王朝都以陕西为统治中心。在中国近代军阀史上，陕西同样是各派势力争夺的要地。在本章五、六节中，我们要介绍曾经先后控制陕西数年之久的军阀陈树藩和刘镇华。
陈树藩，字柏森（柏生），陕西安康人，1885年生于一个贩绸商人家庭。父亲陈声德，四十岁出头才得他这根独苗，从小教他练习儒家经典，望他考取科举，踏上仕途。陈树藩十八岁时，光绪帝突然下诏废科举，陈声德的愿望落空。1905年，陕西成立陆军小学，陈声德灵机一动，将陈树藩送到该校学习。第二年，北京陆军部成立保定陆军速成学堂，陕西陆军小学决定保送三十名优材生前往深造，陈树藩也得到保送，与同学经张钫等，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1910年，陈树藩毕业返陕西，被分配到陕西陆军混成协炮兵营当排长，不久又调任军械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陕西，陕西革命党人井勿幕、井岳秀、张凤翙 、钱鼎、张钫联合洪门帮会首领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等密谋发动西安起义。陕西护理巡抚钱能训、将军文瑞等极度恐慌，为了防止西安新军起义，他们收缴了新军的子弹，同时派出侦骑四处捕捉革命党人，西安城内空气紧张。由于张树藩是军械官，西安起义前夕，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约陈树藩密谈，劝其加入革命阵营。此时，陈树藩已意识到清王朝气数已尽，加入同盟会对自己会有好处，于是，同意加入同盟会。
10月22日上午，西安起义爆发，陈树藩领着起义新军及时冲进军装局弹药库，取出急需的子弹和炸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两千旗籍骑兵被歼，将军文瑞投井自杀；六营巡防兵缴械投降，护理巡抚钱能训被俘，西安光复。
西安光复后，同盟会和洪门帮会为领导权问题而意见分歧。为稳定局势，防止内部火并，西安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同盟会员、原新军管带张凤翙于10月25日召集各界重要人物到军装局开会，陈树藩也参加，经过一番争议，最后，双方勉强达成一致协议：以张凤翙 为大统领，万炳南、钱鼎为副大统领，组成了秦陇复汉军革命军政府，其他人员也有一定职务，如张钫任东路军大都督，张云山任兵马大都督，马玉贵任粮饷大都督，刘世杰任军令大都督。张钫提出任陈树藩为张云山的参谋长，但遭到万炳南、张云山的反对，张凤翙、钱鼎也不表态。结果，自认为立了大功的陈树藩捞不到一官半职，一怒之下，跑到渭北投左井勿幕，帮助井勿幕组织民军。不久，山西革命党人电请张凤 派兵援晋，张凤翙才任命陈树藩为河东节度使，指挥陈树发、严飞龙、王飞虎三个标，渡过黄河，占领了山西运城。
陈树藩占领运城后，正盘算着如何扩大势力，突然接到张凤翙 紧急命令，回师陕州增援与清军作战的张钫部。陈树藩派陈树发等率部增援，自己坐镇运城。陈树发也盯着运城这块肥肉，按兵不动。结果，误了战机，使张钫战败，丢失了灵宝、阌乡、潼关。陈树藩十分恐慌，只得向张钫请罪。最后，靠着“刀客”出身的严飞龙，陈树藩攻克礼泉，击退新任陕西巡抚升允率领的西路甘军，陕局平定。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将陕军编为两个师（师长张云山、张钫）和四个独立旅，陈树藩所部被编为独立混成第四旅，陈树藩任旅长。
民国成立后，张凤翙任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张钫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控制陕西很不甘心。1914年春，袁世凯命令张凤翙、张钫等率部镇压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同时，又派心腹爪牙陆建章率北洋陆军精锐第六师入陕。不久，袁世凯调张凤翙、张钫入京任职。6月，袁世凯任命陆建章为陕西都督。 陆建章，安徽蒙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895年加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历任帮统、协统、总兵、镇守使等。民国成立后，任袁世凯的执法处、警卫军统领，是袁世凯的亲信心腹。陆建章心狠手毒，杀人如麻，有“陆屠户”之称。陆建章督陕，首先是要改编和吞并陕军，面对这种形势，陈树藩即见风驶舵，给陆建章及其子陆承武送去一批上等烟土和古玩珠宝，还和陆承武结拜为兄弟。这样，陕西两个师三个旅先后被裁减吞并，唯独陈树藩的第四旅得以保存。
陈树藩依附陆建章，引起陕西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和指责，陈树藩一面为自己辩护，一面秘密收留一些被裁下来的民党官兵，掩护一些被陆建章追捕的民党人士，渐渐得到民党人士的谅解。但是，这样一来，陈树藩又受到陆建章的猜疑，陆建章密令陈树藩逮捕军中的反陆分子，陈树藩权衡得失，将王飞虎、郭坚等军官暗中放跑，然后谎报王等已潜逃，陆建章虽怀疑和不满，一时也无可奈何。
1915年，陆建章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伯爵，陕西人民对他十分痛恨。1916年5月初陕西模范监狱犯人越狱，陆建章派军警沿途搜捕逃犯，就地正法，许多行人、乞丐亦被误杀，西安城内尸横街头，血水四流，惨不妒忌睹。陕西人民怒不可遏，发起了一场“反袁逐陆”运动。尤其是渭北各县，声势浩大。
陈树藩当时任旅长兼陕南镇守使，陆建章命陈树藩率部由同州、蒲城向西，陆承武率“中坚团”由西安往北，两下夹攻，围剿渭北郭坚、曹世英等反陆“股匪”。陈树藩感到陆建章已失尽民心，倒台是迟早的事，因此，暗中也参与反陆运动。陈树藩还未出发，忽接到部下胡景翼的密报，说陆承武率“中坚团”已进驻富平，他们准备乘对方立足未稳之时发动夜袭，活捉陆承武。对此，陈树藩感到左右为难，“中坚团”是陆建章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有一旅之众，而胡景翼只率游击营三百余人，阻止已来不及，增援又怕战败而连累自己，因此，陈树藩只派亲信崔式卿率便衣百余人，子弹数万发，到富平观战。不料，胡景翼夜袭成功，“中坚团”缴械投降，陆承武被活捉。陈树藩又惊又喜，即奔赴富平。有了陆承武这个人质，他敢于公开反陆建章。在胡景翼、郭坚等人的拥戴下，陈树藩于5月9日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他任命胡景翼为左翼支队长，向西安以东地区挺进；委任郭坚为右翼支队长，向西安以西地区挺进；他则指挥其余部队向西安附近集中，对西安实行大包围。
与此同时，陈树藩派人见陆建章，软硬兼施，陆建章见大势已去，只好答应和平解决，最后达成两项交易：陆建章向北京政府保荐陈树藩取代他出任陕西督军；陈树藩则负责释放陆承武，保护陆家生命财产安全，送出潼关。随后，陈树藩亲自护送陆承武回西安，又亲自护送陆家老少出潼关，但他等不及北京政府的委任，便于5月18日自任陕西督军，通电全国。不久，北京政府也发表陈树藩督理陕西军务的命令。这样，陈树藩初步掌握了陕西的军政大权。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6月7日，陈树藩即通电全国，取消陕西独立，吹捧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陈树藩的行为，即遭到于右任等陕西革命人士的斥责。然而，袁世凯的继任者段祺瑞对陈树藩却大加赞赏。6月10日，段祺瑞发出命令，委任陈树藩为将军府汉武将军，7月，正式任命陈树藩为陕西督军。自此，陈树藩完全背叛了革命，投靠段祺瑞，成为北洋军阀皖系军阀的得力干将。 1916年7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削弱内阁总理段祺瑞的军事势力，提出各省“军民分治”，任命老同盟会员、云南腾越人李根源为陕西省长，段祺瑞暗中授意陈树藩发动陕人反对李根源赴会。先是指使旅京陕西同乡会中的陕南老乡请愿，反对李根源任省长；接着又操纵陕西省议会致函黎元洪，不欢迎李根源来陕。但两计不成，李根源还是入陕就任省长。之后，陈树藩处处与李根源作对，并派亲信监视李根源的行动。1917年5月，“府院之争”的结果，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陈树藩作为段祺瑞皖系的干将，当即通电宣布陕西独立，脱离中央。6月，陈树藩将李根源赶出陕西。7月，段祺瑞平定了张勋复辟，“再造共和”，重新组阁，陈树藩兼任陕西省省长，集陕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陈树藩当上陕督之后，便积极扶植个人势力，打击革命力量，他把同学、老乡刘世珑、曾继贤、张宝麟、张飞生、张丹屏等提升为团长、旅长，而反袁逐陆立了大功的民党人士胡景翼仅委以团长，高峻为副团长，曹世英部连正规军也没编上。刀客出身的郭坚，因所部缺乏政治头脑，易为利用，所以编为游击营，后又改为警备军，负责监视李根源。但警备军统领郭坚受李根源感召，诚心拥戴李根源领导，使陈树藩恼羞成怒，借讨伐张勋为名，命郭坚率部出征。郭坚刚过黄河，陈树藩即电请山西督军阎锡山出兵堵剿，又命胡景翼、王飞虎截断郭坚归路。王飞虎部下杨虎城深明大义，网开一面，使郭坚逃回陕西咸阳。陈树藩将警卫军副统领耿直提升为统领，令其率部围歼郭坚。耿直与郭坚是患难之交，暗中夜入咸阳，面见郭坚，经过计议，决定郭坚败走凤翔 ，耿直回城后，再派人与渭北的高峻等联系，协同行动，举义反陈。
1917年12月，陕西国民党人士响应孙中山护法反皖的号召，高峻首先在渭北白水宣布独立，通电讨陈。陈树藩大为震惊，急令胡景翼、王飞虎等率部前往围攻。警备军统领耿直趁西安城空虚，准备举事。后耿直听取骑兵连长刘锡麟的建议，派出排长连安儿行刺陈树藩，但行动稍有疏忽，被陈树藩逃脱。接着，耿直率六百人与陈军三千之众激战一昼夜，然后退出西宁，与郭坚所部会师雩县一带，并当即召开军事会议，成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率军围攻西安，拉开了陕西驱陈运动的序幕。为解燃眉之急，陈树藩以陕西省省长为饵，引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入陕，西安之围方解除。但是，陕西靖国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胡景翼也在三原起兵反陈。1918年8月，三原籍人士、老同盟会员于右任抵达三原，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为了增强实力，扩充军队，打击靖国军，保住督军的地位，陈树藩决定在陕西大种鸦片以征款。1918年春开始，陈树藩通过各县县长明令农民公开种烟，强令各县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交纳烟款。开放烟禁后，陈树藩从中捞到了巨额款项，但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痛苦和损失则无法估算。陕西的粮田逐年减少，从产粮区变成缺粮区，陕西吸食鸦片烟的人数达二、三成，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陕西人民对陈树藩恨之入骨，驱陈运动持续深入地发展。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几天之间，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陈树藩失去靠山。为了保住地位，他又派亲信携重礼奔走张作霖、曹锟、王占元门下，改投直奉军阀。同时，为了讨好靖国军，陈树藩将1918年9月诱捕囚禁的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释放回三原。但是，陕西人民驱陈的呼声高涨，教育界首先行动。9月，西安各校教职工为抗议陈树藩克扣经费，摧残教育，联合发动陕西教育界第一次索薪罢教风潮，受到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广泛支持。11月6日，为此再次罢教，各省立学校校长亦联名总辞职。 与此同时，陕西各县商民代表也于9月间汇集西安，抗议陈树藩强派捐款两百万两，印发纸币五百万元并强换现金的暴敛行为。代表们在西安湖广会馆召开驱陈大会，成立陕西各界驱陈联合会，决定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撤免陈树藩职务，否则停止纳税。
在此期间，陕西旅京学生也在北京中山公园召开驱陈大会，遥相声援。10月旅京陕西学生同学会和三秦公民救陕会分别上书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撤免陈树藩职务。11月，两会再在关中会馆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再次上书，召集同乡大会开展大规模驱陈运动，并致电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请予支持。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年底，陈树藩提出陕人治陕的自治主张，企图拉拢民心，但遭到陕西各县各界人士的相继抵制。 1921年3月，陈树藩为改变困境，率部袭击靖国军，但遭到失败，驱陈斗争更趋高涨。陕西旅京、旅沪学生纷纷集会，决心铲队陕西祸根陈树藩。4月，陕西靖军各路将领通电北京，痛斥陈树藩祸陕罪行，呼吁各界“共剪凶顽”。在这种形势之下，把持北京政权的直、奉军阀也无法再保陈树藩。5月25日，北京政府宣布免去陈树藩职务，由直系将领、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出任陕西督军。
对于北京政府的任免令，陈树藩拒不接受。曹锟、吴佩孚被激怒，决定调阎相文第二十师和吴新田第七师入陕。当时，陈树藩手下有三个师，刘镇华的镇嵩军也有三个师，此外，还有地方军，兵力有十几万，陈树藩认为足以抵挡入陕的直军。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和他称兄道弟的省长刘镇华，早已暗中投靠了曹锟、吴佩孚。当直军一进潼关，刘镇华便引导直军直逼西安，陈树藩如梦初醒，由于刘镇华部下张治公网开一面，才能仓皇逃出西安到了眉县。7月5日，直军进入西安。陈树藩还想指挥部队反扑，然而，驻守咸阳的刘世珑师和驻守兴平的张金印师很快战败投降，陈树藩只得率卫队骑兵连逃奔汉中，到陕南镇守使张宝麟处，仍以陕西督军名义对汉中各县发号施令。然而，他同样做梦也想不到，张宝麟也暗中投靠了曹锟。
8月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烟自杀，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派第十一、第七师由宝鸡、安康两路夹攻汉中府，陈树藩仓皇逃往四川，在四川各地流窜。最后，陈树藩撇下残部，经万县到汉口，再转上海。 此后，陈树藩凭借着陕西时侵吞的钱财，在津、沪、杭等地当寓公。抗日战争开始后，拒绝当汗奸，避走四川。抗战胜利后回杭州居住，曾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9年11月2日，陈树藩在杭州病逝。
六
刘镇华 陕西军阀陈树藩督陕五年，最终下台，当然主要是陕西人民驱陈运动的结果，但是，与省长刘镇华的背叛出卖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刘镇华在潼关引导直军直逼西安，陈树藩可能还会坚持一段日子。
刘镇华，字雷亚，河南巩县人，1883年生于一个小商家庭。刘镇华幼年时，家道中落；由父亲教授《四书》、《五经》，考中秀才。后又就读保定北洋优级师范学堂和直隶法政专门学堂，毕业后在开封中州公学任庶务长。1908年，刘镇华加入了同盟会，开始在豫西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刘镇华到嵩县羊山，动员那里由王天纵率领的一支“刀客”武装参加反清斗争。这支武装后来在了他发迹的资本。
1911年11月，王天纵率众随刘镇华下羊山打洛阳，但遭到挫折。12月，刘镇华动员王天纵转战陕西。于是，这支武装西出潼关，投入陕西军政府秦陇复汉军东路大都督张钫部。参与反清战争。张钫任王天纵为东征先锋官，张治公、柴云 、憨玉崑 为标统，刘镇华被任为书记官，后提升参议。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实行裁军，张钫部亦要裁员四五千。河南都督张镇芳因豫西一带社会动荡不安，且鞭长莫及，经与陕西军政府张凤 翙 、张钫协商，王天纵这部分军队开回豫西，分驻河南府、陕州、汝州等二十二个县，帮助当地维持社会治安。因这一带靠近嵩山，故这支军队称为“镇嵩军”。由于王天纵被袁世凯调往北京，任京畿一带稽查长，经张钫举荐，袁世凯任命刘镇华为镇嵩军协统兼豫西观察使及豫西剿匪总司令，统领三标一营：第一标分统柴云 ，第二标分统张治公，第三标分统憨玉崑，炮兵营长武衍周。就这样，刘镇华掌握了镇嵩军，又有豫西一块地盘，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镇嵩军官兵多为“刀客”出身，且与豫西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镇嵩军备受豫督张镇芳以及其他派系将领的歧视和打击。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刘镇华决心整顿军纪，下狠心进行剿匪，张治公、憨玉崑、柴云 等都“大义灭亲”，很快把伊川、洛宁、嵩县、宜阳一带的匪患剿平，镇嵩军内部因株连也被杀二三千人。这样，镇嵩军总算得到张镇芳的赞赏，在豫西站住了脚根。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首领黄兴派代表携密信由南京到豫陕，联络刘镇华、张凤翙、张钫反袁。刘镇华不但不敢反袁，反而趁机巴结奉承袁世凯。他先收到黄兴的信后，即派人在赴陕的路上将信使杀害，把黄兴给张凤翙、张钫的信密告袁世凯，从而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同一年，河南宝丰县农民白朗领导了规模颇大的农民起义，活跃在豫西，与袁军作战，刘镇华也奉命率镇嵩军前往镇压。1914年8月，白朗在宝丰鲁山作战阵亡。刘镇华得知白朗的埋葬处后，即派人割下白朗的头，并捏造“击毙白朗的经过”，向袁世凯“报捷”，得赏银十万元，被袁世凯授予陆军中将，获勋五位奖章。此后数年，刘镇华更加靠拢袁世凯，苦心经营镇嵩军，势力不断壮大。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刘镇华很快投靠了皖系段祺瑞。1917年冬，陕西革命党人郭坚、耿直、高峻等响应孙中山护法反皖号召，率靖国军围攻西安，讨伐投靠皖系的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陈树藩兵力单薄，急电刘镇华求援。刘镇华正苦于粮饷不足，有这个可以向陕西发展的机会，当然喜出望外，即率部赴陕。但是，刘镇华抵达潼关时，又停止行军，派人往见陈树藩，说明自己“在陕西没有什么名义，不便深入”。陈树藩知道他的心意，为解燃眉之急，便许以省长之职。这样，刘镇华才率军前进，击退靖国军，解西安之围。1918年3月，刘镇华由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陕西省省长。
刘镇华进入陕西以后，表面上和陈树藩合作，如开放烟禁区，贩卖鸦片等，但暗中，刘镇华也在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围剿靖国军之机，将郭坚部收编为省长的直属部队，还相机兼并了关中西部诸县。刘镇华初到陕西时，兵不过三路，枪不过两千，两年多时间，便发展到几万人。由于陕西人民掀起了持续不断的驱陈斗争，陈树藩的处境艰难，作为客居陕西的刘镇华，很明白自己与陈树藩同坐一条船，也不希望陈树藩倒台，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不能不为自己打算。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几天之内，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这样，属于皖系的陈树藩、刘镇华失去了靠山，为了保住地位，他们又派亲信携重礼奔走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王占元等直奉将领门下，暂时还能维持住对陕西的统治。但是，陕西人民痛恨陈树藩，掀起了持续的驱陈运动，陕、京、沪等地遥相响应，陈树藩已经失尽民心，下台只是迟早的事。1921年5月，直、奉军阀决定，以阎相文取代陈树藩出任陕西督军。 刘镇华知道，陈树藩倒台，自己也完蛋，为了保存自己，他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在陈树藩面前，他故作慷慨激昂，表示愿与陈树藩共进退，另一方面，他暗中指使心腹楚子襄、马莲樵与直系勾结，投靠曹锟、吴佩孚。在刘镇华的煽动下，陈树藩拒不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免令，曹锟、吴佩孚以此为由，加上有刘镇华作内应，于是调阎相文、吴新田两师人马入陕驱逐陈树藩。
在此之前，陈树藩为消灭陕西靖国军，请北洋政府调来了张锡元第四混成旅和王锡三第十五混成旅，现在，张旅驻华阴、华县，王旅驻宝鸡、凤翔。刘镇华向陈树藩“献策”说，直军进犯，张、王二旅必为内应，不可不除。陈树藩深以为然，派刘镇华去监视张锡元旅。刘镇华正中下怀，很快将部队调往临潼、渭南布防。这样，他的部队既脱离了陈树藩的控制，又与张锡元旅连成一线。刘镇华还把陈树藩的作战计划密电驻洛阳的吴佩孚。
1921年7月初，直军攻陕，刘镇华电令驻紫荆关的憨玉崑 不作抵抗。憨玉崑 十分气恼，连夜赶回西安，斥责刘镇华不应背叛陈树藩，但刘镇华并不听从。直军到达潼关，刘镇华即伙同张锡元为内应，引导直军畅通无阻，直逼西安，企图活捉陈树藩。张治公不忍心，向陈树藩露了底，陈树藩才如梦初梧，连忙携带眷属逃离西安。7月5日，直军进入西安。
由于刘镇华背叛陈树藩，投靠直系，取得吴佩孚的信任，不仅稳住了省长的宝座，而且兼并了陈树藩的残部，扩充了镇嵩军。阎相文任陕西督军后，刘镇华极力靠拢阎相文，并对其部属请客送礼，称兄道弟，很快与直军密切了关系。8月23日，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烟自杀，直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本人士兵出身，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治军严谨。刘镇结根据冯玉祥的特点，投其所好，脱掉长袍马褂，换上灰布军装，扎上裹腿，与部队一起操练。每当冯玉祥举行讲演会或向部队训话时，刘镇华总是恭敬地跟随在侧。冯玉祥信仰基督教，故有“基督将军”之称，刘镇华也经常到教学去做礼拜，并把基督教牧师请到镇嵩军里来，布道传教。由于这些所为，刘镇华很快取得了冯玉祥的好感，与冯结拜为弟兄。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命率部东进河南与赵倜作战，让刘镇华代理陕西督军。不久，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保荐刘镇华任陕西督军。7月，北京政府授刘镇华为将军府阜威将军。刘镇华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利用一切机会，大力扩充兵员，先后收编了绿林马河清、王振、万选才、孙殿英等部，使镇嵩军进入极盛时期，兵力扩充到十万之众，被吴佩孚视为“西北长城”。与此同时，刘镇华继承陈树藩的治陕政策，勒民种烟，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摧残教育，使陕西人民痛苦不堪。陕西人民发动驱陈运动，赶走陈树藩后，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持续不断的驱刘运动。
在1921年底，陕西旅京进步青年就在创办的《共进》半月刊连载文章，系统揭露刘氏祸陕罪行，指出，“挽救陕西人的唯一出路是驱逐刘镇华”。1922年3月，陕西教育界因刘镇华克扣教育经费，发起驱刘运动，派代表赴京控告，受到旅京学生的大力支持。6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起而反对刘镇华兼任陕西督军、省长两职，上书北京政府，列举刘镇在陕西勒民种烟、勾结土匪、纵兵殃民、摧残教育、滥发纸币等五大罪行，要求罢免其本兼各职，饬令镇嵩军即速离陕。8月，陕西各界团体在西安召开公民大会，推举代表五人赴京，联合旅京陕西议员、商民、学生向北京政府控告刘镇华，要求罢免其职。11月，陕西各界人士共3875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陈述刘镇华祸陕罪行，再次要求罢免其职。1923年1月，镇安县人民不堪镇嵩军肆虐，聚众数千，解除了驻军武装，但很快遭到刘镇华的残酷镇压。2月，陕西旅京学生一百三十余人聚集宣外大街关中会馆，召开驱刘大会，抗议刘镇华包办会议会选举，向各地发出六道驱刘通电，并决定派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查办。11月，渭南东西塬和渭北固市一带数万农民，不堪忍受苛捐杂税，发起大规模“交农”运动（手持各种农具向反动当局示威抗议和一种激烈斗争方式），赶走地方武装，打死恶霸劣绅，包围县城，迫使当局豁免捐税。由于上述斗争都出于自发，且多取合法途径，而刘镇华掌握有强大的镇嵩军，又有直系军阀的支持，所以均未能动摇他的统治地位。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派张治公师前往山海关助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政府垮台，段祺瑞被推为执政。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成立国民军。胡景翼原为陕军将领，出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1925年1月，率国民二军进入河南，击败吴佩孚军，占据开封。刘镇华看局势已变，亦急忙摇身一变，通电拥护段祺瑞，即命令驻守豫西的镇嵩军大将憨玉 崑迅速向河南扩充地盘。憨玉崑自称国民豫军总司令，率部袭击洛阳，逼吴佩孚逃往郑州。
为争夺河南的军政大权，胡景翼与憨玉崑 矛盾激化，只有付诸武力，1925年2月底，胡憨之战便爆发。刘镇华认为这是一个夺了河南，使豫陕连成一片的好机会，决定孤注一掷，把军政职务交给吴新田，以出巡为名，率领陕境的镇嵩军赴豫援憨，在洛阳亲自督战。镇嵩军与国民二军在黑石关、虎牢关等地展开激战，结果，镇嵩军一败再败。憨玉崑 逃回嵩县，羞愤交加，于4月2日服毒自杀。
刘镇华兵败后，段祺瑞仍企图使刘继续督陕，但遭到陕西各地人民愤怒抗议，京、沪、汉各地陕西同乡会、学生会亦同声谴责。原胡景翼部将领冯子明、田玉洁等部在华阴、华县起义倒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派军袭击潼关断刘归路；杨虎城等部则把守韩城、 阳、朝邑一带黄河渡口阻刘入陕。刘镇华无奈，只得率残部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结束了他在陕西长达八年的统治。
1925年秋，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刘镇华看到时机已到，即赶往天津会晤张作霖，后又往岳阳会见吴佩孚，重新投靠直奉军阀，被任为豫陕剿匪总司令。他召集镇嵩军旧部及民间武装，得数万人，沿陇海线西段东进，攻击国民二军岳维峻、李虎臣部。1926年初，刘镇华在陕州、灵宝一带，联合直、奉、阎部，将国民二军击败。刘镇华乘胜率七万大军，迅速通过潼关，于4月15日进抵西安东郊，准备入城，重温旧梦。守卫西安的陕西军务督办、国民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师长卫定一等部，兵力不过三四千人，士气萎靡，处境危殆，西安城中一些士绅已准备迎刘入城。4月16日，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率所部主力驰援西安，击退刘军前锋，与李、卫等部共约一万人，守卫西安。4月17日，刘镇华下令包围西安。到5月15日，刘军攻占城西三桥，完成四面包围，西安攻防战接连出现激战，尤其在东关地区，双方鏖战惨烈，常常短兵相接，白刃拼杀，反复搏斗。8月以后，城内弹缺粮尽，已陷危境，但陕军仍在坚守。8月下旬开始，刘镇华也指挥镇嵩军围攻渭北三原，亦遭陕军奋力抗击。9月，冯玉祥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在绥远之五原誓师，随即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部经宁、甘进军陕西。10月中旬，首解三原之围，冯军随即向咸阳和西安外围展开总攻。11月，冯军攻击西安以东的十里铺刘镇华大本营。西安城内守军也乘机出击。在内外夹攻之下，刘镇华仓惶逃到豫西陕州。11月28日，西安解围。一场经历了八个月，军民死伤近五万人的西安围城战遂告结束。
刘镇华西安败阵，重新统治陕西的美梦破灭，当时吴佩孚已垮台，阎锡山在摇摆之中，是投靠冯玉祥还是投靠张作霖，镇嵩军内争论不休。刘镇华认为，奉系势力遥远，而冯玉祥就在身边，不投冯就会被消灭，于是决定投冯。1927年夏，刘镇华经张钫疏通，前往开封向冯玉祥请罪，取得冯的谅解。但是，其部属柴云 、王振等不愿投冯，与刘镇华脱离关系，率部往济南投张宗昌。张治公则率其部投靠奉系，盘踞洛阳。这样，建立了十五年之久的镇嵩军解体，刘镇华率余部归附冯玉祥，被改编为第八方面军，辖刘茂恩（刘镇华五弟）和万选才两个军。1928年二次北伐结束后，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路军，所辖两军压缩为两师，归阎锡山节制。
1929年，冯玉祥、阎锡山酝酿反蒋，刘镇华不想附和，苦劝阎锡山无效，于1930年4月蒋冯阎大战（中原大战）爆发后，以考察为名，前往日本、德国游历。临走时，刘镇华把第十一路军指挥权交给刘茂恩，引起万选才的不满。万选才投靠冯阎，当上了河南省省长。刘茂恩对此极为不满，将万选才诱捕，率部投靠蒋介石，被委为第十五军军长，不久，万选才在南京被蒋介石枪毙。
1930年秋，冯阎败局已定，刘镇华回国，即到南京谒拜蒋介石，被任为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驻新乡。1932年，调任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移驻南阳。1933年5月，经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推荐，刘镇华出任安徽省主席。其基本部队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也移调安徽，参与进攻江西红军。1936年10月，杨永泰在武汉被刺身亡，刘镇华听到这消息异常惊骇，从此神经失常。1937年5月被免去省长之职，从此脱离政治舞台。
抗日战争时期，刘镇华居住陕西城固；抗战胜利后，移居开封。1948年7月，迁居上海。1949年，刘镇华去台湾，1956年11月18日在台北家中病逝。 刘镇华之弟刘茂恩，1898年生，早年起随兄在镇嵩军任职，历任营长、团长、师长等。1927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第十五军军长、第十三军团军团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等。1949年底到台湾，曾作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等。1981年4月在台北病逝。
七
盛世才 新疆是我国西北最边远的一个省份，由于远离中央政府，加上交通不便等原因，在民国时期，历届北京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都未能对新疆实行有效的控制，新疆同样是大小军阀争夺的战场。盛世才原是国民党军参谋部一个小小的作战科长，他不甘屈就此职，转而进入新疆图谋升迁，经过几年施展权谋，夺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称霸新疆达十二年之久。
在介绍盛世才之前，还得先谈谈民国以后新疆的政治概况，以及杨增新、樊耀南、金树仁等人。1911年底，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组织新军和会党发难，响应武昌起义。迪化的起义遭到清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利用新任伊犁将军志锐和卸任将军广福的矛盾，取得了胜利，于1912年1月10日成立了伊犁都督府，然后整编军队，进攻迪化。不久，南北议和，双方停战。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任命原新疆按察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
杨增新，字子周，又字鼎臣，云南蒙自人，1865年生。1889年考中进士，先后在甘肃、新疆任职。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后，对革命党人进行分化和屠杀，开始了他在新疆的独裁统治。1914年6月任新疆将军，同月被授予将军府威武将军。1916年7月改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代成功，全国统一已成大势所趋，7月1日，杨增新通电承认南京政府，即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
杨增新承认南京政府，继续统治新疆，引起新疆外交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的不满，欲取而代之。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人，1879年生。清末为禀生，190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新疆、湖北、北京等地任职。1917年1月起又回新疆任职。在樊耀南准备发难之时，另一人物金树仁也在蠢蠢欲动。
金树仁，字德庵，甘肃河州人，1883年生。清末为贡生，1911年到新疆，从知县升任民政厅长。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身为外义署长的樊耀南主持毕业典礼，特邀省主席杨增新参加。毕业典礼之后举行宴会，樊耀南设伏兵将杨增新刺杀，即往省署准备宣布执政。但民政厅长金树仁突然率省府卫队包围了省署，在混战之中击毙了樊耀南。新疆“七·七政变”，是新疆统治者内部争夺权力的一场斗争。结果，杨、樊皆死，金树仁坐收渔人之利。政变之后，金树仁被推为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11月17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其为省主席，新疆进入了金树仁统治时期。盛世才正是在金树仁上台后不久来到新疆的。
盛世才，原名振甲，字晋庸、德三，奉天开原人，1892年生。青年时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5年毕业。1917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后决定弃学从戎,不久考入广东韶头讲武堂，结识该校教官郭松龄，毕业后，随郭松龄到奉军，在其部第八旅任排长，后升任连副、连长、中校参谋。郭松龄还把义女邱毓芳许配盛茂才，不久又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命回国，在郭部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盛世才逃亡日本，得孙传芳、冯玉祥资助，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
1927年，盛世才回国，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等。但盛世才并不甘心久屈一小小科长职位，他窥伺时机向外发展。1930年夏，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认为是个好机会，决定应聘。这年秋天，他辞去参谋本部科长职务，携眷西行，于年底到新疆。
盛世才到新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怀有戒心，只委他为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盛世才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委曲求全，对金树仁惟命是从，终于渐渐博得金的好感。经过一段时间，盛世才被任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他利用这一接触军队军官的机会，蓄意经营，极力拉拢学生，并以此为基础，培植自己的势力。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士利用维民暴动，乘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和卫护王权的武装暴动——“哈密事变”。并引甘肃马仲英率部入疆。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以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终于在9月将马仲英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部将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两度将马世明及和加尼牙孜打败。1933年1月，马世明又率部进犯乌鲁木齐，盛世才奉命北上解围，又将马军打败。由于盛世才屡战屡胜，被誉为“常胜将军”，在军队中的威望日增。
由于金树仁自1928年执掌新疆的统治权后，对新疆各民族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十分残酷，他大量作用甘肃河州同乡和亲信党羽，他们强占民地，强娶民女，横行新疆，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和反抗，一些地方统治者也趁机纷纷割据独立。于是，在省城的一批怀有野心的军政官员密谋政变，夺取政权。
1933年4月12日，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取得因抗日失败而取道苏联入疆的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和“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率众包围省政府，发动了新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仓惶逃离省城，命令盛世才等率部火速回城平乱。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进至乌鲁木齐城东，即按兵观望，政变军队很快把省军打败。4月14日，政变各方召开了临时维持委员会，商选新的领导。由于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此时手中握有相当于兵力，又近在省城，加上几年来他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于是，各方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临时省主席。
盛世才虽然当上新疆临时督办，但是他知道，政变的主要发动者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是不会甘心把政变所得的果实白白地交给他的，要做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寻机将他们除掉。此外，南京政府也没有承认盛世才的职务，并于6月10日派参谋次长黄慕松飞抵乌鲁木齐，名为宣慰，实则想夺权，而陈中等人企图联合黄慕松，取盛而代之。对此，盛世才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借在督办公署花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设伏兵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枪杀，并宣布其“谋叛罪”。随后，黄慕松遭到软禁，到7月中旬才悄然内返。这就是盛世才发动的新疆六二六政变。
南京政府对盛世才亦无可奈何，遂于8月1日发表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省主席。由于刘文龙与盛世才政见不合，同年12月，盛世才以刘文龙涉嫌谋叛，交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 为省主席。朱瑞 墀 于次年3月即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上台之初，力量还比较单薄，他知道如果不拉拢地方民族中的头领，新疆的局势就难以稳定；不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政纲，就不足以吸引和取得民心。因此，他上台后，即表示要铲除金树仁统治时的种种弊端，创建新局面。不久，他宣布了施政纲领——八大宣言。其总纲为：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林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政策。他又提出了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以后又增加民族平等、清廉、亲苏三项，合为六大政策。盛世才这一套施政纳颁布之后，果然获得乌鲁木齐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盛世才也深知邻近的苏联和新疆的关系，他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及求援，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终于得到了苏联的谅解。苏联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后很快能站稳脚跟。
盛世才虽然利用“四·一二政变”之机执政新疆，但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马步芳的堂弟，当时拥有兵力一万余。张培元也拥有八千，皆多于盛世才，两人联合行动，企图取盛世才而代之。盛世才不得不分头对付这两股强敌。1933年4月至6月，马仲英率部进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省军、东北军及归化军迎击，挫败马仲英，马部退往吐鲁番。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乌鲁木齐，盛世才请苏联红军助战，将张培元击败，张培元自杀，残部转入南疆与马仲英会合。1934年1月，马仲英又统率主力七千余人围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这相助。苏军分两路入疆，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退往吐鲁番，又退往喀什，最后转和平，以皮山为前线与盛军对峙。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至于入疆的东北军，盛世才曾利用来打马仲英，但盛世才认为这支队伍自己终难控制，更害怕其日后肇事生乱，危及自己的统治，便于1933年10月间，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军将领郑润成等人全部收监后绞死。东北军被遣散或改编。
盛世才在消灭张培元、马仲英等敌对势力之后，便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以巩固其独裁统治。他先从恢复农牧业抓起，使农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又着手整理财政，首先稳定公教人员的生活和情绪，其次是裁汰冗员，再次是财政改革，成立财政委员会，建立统一预决算制度。此外，盛世才还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各地小学一律官费，政府还资送各民族青年到苏联等国留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盛世才的这些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以为盛政府是个开明进步的政府。
然而，盛世才是个阴鸷且多疑的人，他靠“四·一二政变”之机被推举上台，之后，又逐一消灭异己，巩固了地位。由于他对别人常持怀疑态度，总觉得别人背地做出不利于自己事，因此，他时时在提防和惩处他认为的危险分子，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所谓“阴谋暴动案”，杀戮了数万人的性命。
1936年，新疆省银行行长宫振翰及盛世才的老友赵铁鸣，因平时对盛世才的独裁统治多有议论，盛世才便在非议省政罪名，将宫逮捕，将赵软禁。 1937年秋，盛世才感到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及省府委员蒙古汗王满楚克扎布等人有碍他的政权及所定政策的执行，便制造了一起“阴谋暴动案”，将和加尼牙孜、满楚克扎布等几百人逮捕，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1939年至1940年，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又制造了一起称之为“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将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逮捕，由此牵连达数千人。杜重远于1943年10月被盛世才派人毒死在狱中。被捕的一大批人，有的被毒打致死，有的被毒死、绞死，有的被枪杀，有的遭长期监禁，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惨案之一。
1942年3月，盛世才又炮制了一起所谓“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案”。盛世才四弟盛世骐，时为新疆机械化旅旅长，曾留学苏联，有才能且人缘关系较好，与盛世才有些政见不同。盛世才深恐其弟对自己构成威胁，于1942年3月19日派人将他暗杀，然后嫁祸于人，将财政厅长臧登峰、教育厅长李一欧、民政厅长周彬、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行政长卢毓麟、喀什行政长陈方伯、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焉耆行政长于德一、塔城行政长赵剑峰、哈密行政长刘西屏、编译委员会长孟一鸣、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王齐勋、军官学校参谋长郭德祺、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书、团长赵景棠等逮捕，并于4、5月间全部杀害。接着，盛世才又利用盛世骐被暗杀案，栽赃为共产党所为，开始了反苏活动，并于9月17日将中共中央驻乌鲁木齐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逮捕，后于1943年9月杀害。其余被的捕的一百多名共产党人，及家属一直到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才获得释放。
盛世才在新疆大力开展反共反苏活动，公开表示归顺蒋介石，深得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等。8月31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飞抵新疆，对盛世才的归顺表示抚慰。为此，盛世才组织了新疆历史上空前的欢迎集会。不久，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到新疆，与盛世才正式达成协议，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
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唯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他同意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是想借国民党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想到国民党势力迅速占据新疆，严重地动摇自己的统治，使他感到投靠国民党竟成了“引狼入室”，于是，他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
1944年4月，他又以“阴谋暴动案”为名，开始逮捕国民党分子。6月间，又进行第二次逮捕。到了8月，盛世才开始大规模逮捕国民党人员，包括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等。蒋介石获得消息，即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飞往新疆查明情况。盛世才诡称是共产党混到国民党内搞阴谋暴动。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由朱绍良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知道抗命于己不利，只好表示接受。
8月30日，新疆报纸公布了盛世才调任的消息，乌鲁木齐全市立即沸腾，人民欢呼雀跃进。盛世才临走，仍不忘把在押的数万人员全部烧死，命令部下马英奇等执行，但后来马英奇未敢执行他的命令。9月11日，盛世才用三架飞机及汽车把他在新疆搜刮到的金银物运往重庆。9月18日，盛世才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但是，1945年7月，深受盛世才迫害的新疆人民发起了讨盛运动，向国民政府控告盛世才的罪行。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将他撤职查办，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盛世才一度任武汉行营高参等闲职。1949年飞往台湾。
盛世才到台湾后，曾出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后一度经商。晚年主要从事著述，写了一系列的书。1970年7月13日，昔日的“新疆王”盛世才在台北病逝。
最重要的是感动。我现在发现看的人不少。留言的不多！什么也不说了一句话。 还是老大你有正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