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中央将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 -- 神仙驴
这是胡耀邦书生意气和战略幼稚的一个具体表现。
也是我对他最为不满和不解的一点。
所以说好人是一回事，能定大局、拿主意又是一回事。
胡耀邦这样的人，还是让他去干实事，负责规定方针下的具体执行问题，而不是拿到需要拍板定夺的位置上。否则，也是害了他。
我们对毛泽东的赞誉、批评及诋毁是否也很难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呢？
我们对周恩来的赞誉、批评及诋毁是否也很难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呢？
我们对邓小平赞誉、批评及诋毁是否也很难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呢？
我们对赵紫阳赞誉、批评及诋毁是否也很难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呢？
嘿嘿，所以嘛，都tmd拉到吧，洗洗睡觉去喽。
当了总书记后，不哭了，所有的烦扰都一个人默默承受，结果呢，英年早逝了。
要说良心，胡耀邦和田纪云肯定都不如我
就不清楚家宝同志的哭情了
豆豆是军人后代对爱哭的男人尤其是政治家有点哪个
可是如果不承认白玉存在微瑕，那才是最大的污蔑和侮辱。
当然和胡老总不能相比
胡耀邦 共产党的良心
在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想用这16个字：“无私无畏 光明磊落；丰功伟绩 千古流芳”概括他伟大的一生。耀邦同志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他，而且越来越深地怀念他，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呢！因此，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胡耀邦不仅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还主张政治体制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改进。
我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近9年，他卸任后我也多次去看望他。他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是他的民主作风。“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
凡是他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
如果问我对胡耀邦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家如此怀念他，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 （田纪云 原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临近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之时，最新一期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05年第11期）推出纪念专辑《我们心中的胡耀邦》，撰文纪念者包括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等，代表了老一代中共党人的心声。
杜润生：深切的怀念
耀邦政治上勇敢，看准的事，勇往直前。在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他与赵紫阳密切合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功勋卓著。耀邦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作者系中国农业经济学家、前中顾委委员、中央农村政策研究所主任）
任仲夷：他永远活在人心
不论处于何种位置，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喜欢随意交谈，讲心里话；同时能虚心地听取人家的意见；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
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党内实在罕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为历史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后人应永记在心。 （写于2005年10月2日，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因病于11月15日去世）
于光远：必须正确评价这位伟人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对有意贬低胡耀邦的行为我固然坚决反对，就是对那些仅仅由于对历史缺乏科学研究，受长期流传下来的某种说法的影响形成偏见，无意地去做贬低胡耀邦的事情，我也不能接受。
今天我们在纪念他的90诞辰的时候就应该为他洗刷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以其本来面目。 （作者系经济学家、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锐：不幸和大幸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不是大幸吗？！ （作者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
阎明复：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伟人去矣，伟业犹存。耀邦同志那一身浩然正气，无我无私，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立下的丰功伟绩，奋斗不息的坚强信念和崇高品德，坦诚宽厚的博大胸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作者现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朱厚泽：呼唤阳光政治
纪念耀邦，我的思绪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呼唤阳光政治。
耀邦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巨大的组织魄力平反冤假错案，以无比的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意愿，突破公社制度的桎梏，支持发展城乡商品市场经济，进而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对专制政治和权谋政治的勇猛冲击，是对专制政治权谋政治社会基础的翻犁与重构，是对阳光政治的鲜明昭示与光辉实践。
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阳光政治中，历经议论、纷争、对话、交流、讨论，人们定能取得共识，最终获至相互认同的回答。 （作者系原中宣部部长）
杜导正：感受耀邦的民主作风
耀邦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了榜样。尤其在我退下来后主持《炎黄春秋》杂志的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仁，一直努力学习耀邦的这种民主作风，做人、做事。 (作者系《炎黄春秋》杂志社长）
李普：想想胡耀邦的传记
耀邦去世16年了，还没有他的传记。我们为什么不放开来想一想，一定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有许多种。耀邦的光辉太引人了。如果我现在不是88岁，而是58或者68岁，我一定写他，哪怕花10年时间。 （作者系新华社原副社长）
龚育之：建议编《胡（耀邦）选》
去年4月，我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提出了编《胡（耀邦）选》、写《胡（耀邦）传》的建议。理由有二：一是合乎惯例，二是较为易出。既然如此，有关的机关或单位，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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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侨报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23日18:15 中国青年报
11月15日，广东省委前第一书记任仲夷病逝，享年92岁。19日，一头银发的李锐，在北京木樨地家中，接受本报记者访问。
问：您如何评价任仲夷同志？
答：听说他去世后，大家都很震惊，商量要写一副挽联。电话中商定，11个人署名
打工不如开个小店 03款风行菱通焕彩上市
伊利创造乳业至高辉煌 眼前的财富岂能错过
，让人带到广东去为任老告别。这是我们对任老的看法。(读挽联)“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要知道那个时候光有胡耀邦同志是不行的。当时两个省，一个广东，一个福建。没有任仲夷和项南当政，局面也打不开。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当年有人对他们两个人的勇于改革，很不满意，设法阻拦。项南曾遭到不幸。1985年任老退下来时，跟我说是“安全着陆”。所以改革开放这个局面打开很不容易。“自由民主，高举大旗”。2004年9月，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刊登任仲夷的访谈录，他谈到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正式提出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主张。
我跟任老直到1979年后才接触多起来，可以说是志同道合，见解非常一致。他是《炎黄春秋》的顾问，杂志请他写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他已经重病不能说话，也不能动笔，后来由我根据他平时谈吐，写了一篇；他看过后，同意署名。
任老退下来后，长期同癌症斗争，不仅没有消沉，反而越战越勇。他比我勇敢。我有时候打点擦边球。他是正面的，他是最清醒的人，最勇敢的人。
问：我们今天纪念任老，纪念什么？
答：纪念任仲夷，关键是要搞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不仅要搞清楚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东方西方的历史都要搞清楚，尤其是近代和20世纪的历史。人类社会的进步无非是靠着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手段。可是我们过去只承认革命有推进历史的作用，而视改良主义为敌对势力。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是充分估计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经断言，资本主义已到垂死阶段。我们接受了这种理论，一直搞“兴无灭资”，农民卖个鸡蛋都要说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都要加以制止。我在中顾委时，还看到一位老领导下发的“白头文件”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未免太昧于当代世界形势了。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都有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有普遍规律。英国搞《大宪章》后，800年虚君共和，改良至今；法国大革命折腾80年，出现《拿破仑法典》，通过了《人权宣言》，自由思想熔铸成民族性格；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两任总统后，退出政治舞台，能官能民，树立了榜样。
第二是要把理论搞清楚。要不要理论，到底要搞什么理论。马克思对的在哪，错的在哪，要搞清楚。近来一些学者，提出一种新学说“主客体关系学”，出版了多种有关著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2003年出版)有任老和我写的序言。任老在序言中写道：“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虽然我爱他们俩(柏拉图和真理)，但把真理摆在前面，才是神圣的责任。’我认为，对待马克思也应当如此。马克思自己也说过：‘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学说，亦即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囊括宇宙的全部真理。马克思的学说和理论，并非不可存疑，并非完全正确。我们敬仰马克思，并尊他为革命导师，但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把他说过的话当作能治百病的药方，视为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这样做，马克思本人也不会同意，并且要予以驳斥的。”
任老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同谬误斗争的关键时刻，是决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否则，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第三是党的性质和历史要搞清楚。我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写过这样的感叹话：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人为彭老总说半句公道话。我还在书里引用了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几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哀后人也。”1000多年前的文人就有这样的见识，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到启发吗？
这三大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比较清楚，可能稍微有点量的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纪念任老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让中国真正跟着世界的潮流，跟着世界普遍普适的规律前进。人类历史发展普遍的、从理论到实践证明了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当年所说的民主，是包括自由与法治在内的)，加上现在认识到的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任老在位时和退下来后推进、实践的东西。
问：难得的是任老能坚持说真话……
答：这个就同个人的品德有关系啦。头脑清醒、品德不好的人更误事。人的品德更重要。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受三种限制：一是时代的局限，二是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限制，三是思维能力、智商的限制。我还要加一条，受品德的限制。
自古以来，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和三纲五常的影响，中国人惯于眼睛向上。这也是鲁迅早就总结过的，做奴隶和做奴才的分别。做奴隶是不得已，做奴才就太可耻而且可悲了。
我曾在《八十进八有感》诗中写道：“惟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任老是坚决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他正式向媒体发表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主张。
任老说：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权力的相互制衡，其本质只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这种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最后，介绍我写任仲夷的一篇文章《谁人不仰原前老》。这是几年前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召开发行会时，约我参加，当时因病不能前往，以此当作我的发言。 本报记者 包丽敏
www.hexun.com 【2005.11.22 17:34】时代人物周报/黄振迪
任老逝世的消息，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2003年9月9日，为做一个“中国改革二十五周年”纪念专题，我和时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的学者笑蜀先生采访过任老。两年之中，我每遇到新闻单位的朋友，都一再相约再去看望任老先生，满以为今年底的一个时间，我还能再次亲聆教诲。现在，惊天噩耗，已告诉我：这样的机会已经永远失去了！
时隔两年，现在回忆起来仿如昨日。9月9日下午三点多钟，广州天气燥热。在他的秘书的引领下，笑蜀和我来到了广东省委大院任老的家。这是一幢很简朴的数家合一的小高层楼房。任老住在一楼靠边的位置。房子不大，因此在楼的一端搭起了一个临时的房子，以扩充面积，辟为客厅。任老正是在这客厅接待了我们。
任老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多一点。他瘦削的身形和他那有点苍白、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窝，可以看出两年前的中风已经影响了他的健康。而由他脖子上那猷劲粗壮的突出的静脉，也可以想见他那强劲的生命力。显然是刚刚经过午休，老先生精神尚好。在采访中，他坐在我对面的窗前沙发上，满头白发在阳光下银光辉映。如果单从他的相貌，难以想象这样一位小个子老人，曾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任老说，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实践，是一个不断的深化的过程。中国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而在于政治改革来驾驭。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在中国改革中是一体同生的两个层面。如果单单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分割，改革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没有改革理论的日益创新，经济改革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在改革之初，单单一个“市场经济”、“私营经济”这样一些看起来很浅显的概念，就曾让广东改革困扰了很久。在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中，已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之后，怎么现在还有人一提“市场经济”，却又要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谈到改革，老人心中似乎早已陈兵百万，信手拈来，倾泄而出。什么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民主”。任老一针见血地分析，“不民主，缺乏民主是一个大问题。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我们共产党就是为民主而奋斗，但是直到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孙中山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到现在还有效”。
他说，民主最重要的是要试验。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他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在市上试点，全国有几万个市，拿一个试一试，难道天下大乱了吗？影响稳定了吗？就是乱了一下，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从反面也可以总结经验嘛。只有失败才是成功之‘母’，还没有‘胜利’是成功之母的。应该允许大胆试验！”，因此，他说，现在“不是怕民主，而是怕试验”。
他还对党的驾驭能力充满信心。他针对一些人认为“怕乱”的问题指出，“我们还有这个本事，这倒不用怕，这里可以搞，那里不能搞，我们还有能掌握这个局面的本事。如果不试，就只好‘不吃敬酒，吃罚酒’了”。
他回顾历史，回忆起上世纪初二十年代他上小学时的《公民教科书》课程中学习的“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有当兵的义务”，还有公民权利等等内容，感慨地说，自北伐胜利的1925年国民党一统天下以后，学校中的公民教育就没有了。而代之以《党义》、军管、军训、教（国民）党课。从此，公民教育就成了一个中国公民教育的空白。他提出现在必须尽快恢复公民教育，为发展党的民主建设提供保证。
他对中央新一届领导人寄予厚望。他认为新一代领导人“要有作为，就要有大智大勇。政治改革，谁也不希望把中国搞乱，中国乱不得，这是共识。在这个前提下，要勇、智结合。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
任老说到高兴处，一双瘦削的手，不断地在胸前挥舞着，一会如提重物，一会如遥指平川，挥洒自如；其语调平和而具力量，思维敏捷而纤毫不乱，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虽是短暂，回来后，我们光从他的原话记录就已达五千余言。由此可见先生的思维之敏捷、泉涌般喷薄而出的思想家气势。
见过任老，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惊异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官员之间能量的巨大差异。使你明白所谓“见识”，并非那种什么插科打诨式的妙语，而是在于其思想深处的力量、敏锐得没有丝毫含糊的精确。他的力量，出之于平易中而深邃、创新中而切中实际的思想；在于那种眼观全局、鸟瞰式的审时度势的洞察力和驾驭能力。
后来，在采访广东省经济学家郑炎潮先生时，郑先生又给我们讲起了一个“8分钱改变命运”的往事，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任老的认识。
1982年，郑炎潮当时是一位华南师大研究生部的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他在题为《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发展》的毕业论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这一概念，跨入了当时理论界的“禁区”，这让他面临着论文不能“过关”无法毕业的危险。
这时，一个消息给郑炎潮带来了一丝曙光：在1980年任书记刚由辽宁到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时，曾接见过中国社科院到广东调研的两个研究生。“堂堂省委第一书记,连研究生调研也接见, 那我为什么不试探一下, 看看我的论文能否引起书记重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上8分钱的邮票，以平信的方式，把他的毕业论文中的一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直寄任书记。不久，任仲夷就直接打电话找他。见面后，对他的研究方向给予了肯定，并鼓励他继续研究，“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 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 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 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 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在当时“姓资”还是“姓社”争论激烈，保守力量很嚣张，甚至有点杀气腾腾的时候，任仲夷的肯定，使他继续着他的研究，也使他得到了保护。
生为人杰，亦享天年。逝者已逝，来者可追。我们纪念任先生，在于继承他的遗志，前赴后继地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以完成我中华民族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