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阿富汗的悲剧(1)开篇 -- 思林

有成为好坑的嫌疑

一、 不流血政变

1973年6月下旬，查希尔国王前往伦敦检查身体和治疗眼疾；7月初，

到达意大利继续修养治疗。趁查希尔出国之际，达乌德加速准备政变。

阿富汗王国部队总司令瓦利将军(国王女婿)掌握了达乌德将要起事的情报，

但当时的内政大臣帕兹瓦克是旗帜派的秘密追随者，他对瓦利将军谎称，

根据达乌德准备动手的时间是在年底。瓦利将军信以为真，未采取断然措

施加以防备。7月17日凌晨，达乌德动手了。

由于部署周密，行动迅速，政变进行地非常顺利，只是遭到瓦利将军及

其追随者的轻微抵抗，便控制了喀布尔。其核心力量是来自王宫卫队、伞

兵突击队、第15装甲师的65名军官和240名士兵。政变中一共只死了八

个人：一名坦克手因避免和一辆汽车相撞，连人带坦克掉进了喀布尔河，

车毁人亡；七名警察则是在混乱中被误杀的。王室的主要成员都被捕，但

没有加以杀害。国王放弃王位，获得了每月一万美元的抚恤金。统治阿富

汗达四十年的查希尔王朝就此覆灭。政变成功后，阿富汗成为共和国，达

乌德集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四项要职于一身。

政变第二天，人民民主党党内的两个派别分别发表声明支持推翻君主制，

号召党员支持共和国体制。党内一批积极参加了政变的人士，试图比推翻

君主制走得更远，但党的领导人制止了他们。

政变第三天，苏联第一个承认达乌德政权。政变前夕，本来打算回国休

假的苏联大使突然莫名其妙地留下来不走了。据说，苏联还派克格勃的一

名专搞颠覆的少将来到喀布尔（对此我找不到材料直接证明）。种种迹象表

明这次政变固然有其深刻的国内因素，但苏联的插手也起了相当作用的。

由此苏阿关系进入‘蜜月’期

首先，达乌德吸收了不少左翼人士参加新成立政府。新政权的政治机构

为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它由包括达乌德在内的11人组成，其中9人为军官

出身。另外，这11人当中有4人（旗帜派3人，人民派1人）为人民民主

党成员。他们都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面目，谨以爱国主义者的身份出面活动

。

其次，达乌德对旗帜派卡尔迈勒等许诺新政府将实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纲

领，同苏联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旗帜派抓住这个机会，把不少自己的党羽和

追随者安插进政府机构。达乌德对人民派的态度，首先对其党魁的态度是恶

意甚至是厌恶的，这也为以后其全家被杀埋下了伏笔。

再者，1973年 9月，达乌德两度派团访问苏联。10 月，苏联一名元帅率

军事代表团访问了阿富汗。苏阿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等方面签署

了一系列协定。

然而，蜜月是短暂的。从1974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二、 危险的游戏

作为一个政治家达乌德聪明能干，意志坚强，行为果敢；然而他又是权欲主义者，诡诈多变，专横独裁。出于权利的贪欲，他要利用苏联的力量上台，而民族主义情绪又使他这样的人不可能甘心成为苏联的傀儡。

首先，达乌德并不认同马列主义，对于旗帜派的观点和他们提出的在阿富汗实施全面的社会改革方案，不以为然。他知道那样做会给阿富汗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做事总是要以符合本民族利益为原则，并试图摆脱另样‘同路人’。于是他巧妙地把昔日人民民主党的同盟者调至徒有虚名的位

置上。

其次，达乌德企图把阿富汗的对外政策重新拉回到中立、独立、不结盟

的轨道上来。1975年9月，达乌德在谈到阿富汗同苏、美、中的关系时说：

‘我们不属于任何集团或军事集团，但是我们始终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后来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我国的政策是同一切国家友好，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会因为友谊而忽略我们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特性。’基于这种立场，达乌德逐步加强改善和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关系：阿富汗得到了伊朗的巨额援助，阿富汗方面停止了有关‘巴克同尼斯坦’的宣传，达乌德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实现了互访；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次访问了阿富汗，达乌德公开宣称阿富汗与美国的关系是头等重要的’，‘阿富汗特别重视它同美国的真诚合作’，甚至接受邀请要访问美国…。

达乌德非常的自信，试图推行一套平衡等距离的外交政策：利用‘复杂的平衡对抗’策略在东西方矛盾中‘捞分’。正如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精辟地指出：‘当达乌德使用苏联火柴点燃手里的美国香烟时，他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然而，达乌德忘记了自己是如何上台的，他也不明白玩这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走钢丝的危险游戏，除了需要高超的技艺，更需要有能够充分控制国内局势的超强实力。事实是，苏联向阿军队的渗透已经对阿富汗的主权和独立构成致命的威胁，达乌德根本没有实力玩这种危险的游戏，他的幸福日子没有多少天了。

三、联合

当达乌德自以为在外交上巨大成绩，也自觉得腰杆硬了许多，于是开始在国内清除亲苏的左翼势力。他首先改组政府，撤换内阁成员，数十名亲苏军官遭到清洗。接着，在推翻查希尔国王的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旗帜派也遭到了遗弃。在地方上工作的大批旗帜派官员也受到打击，达乌德宣布他们‘贪赃枉法，为非作歹’而将他们逐出各级政府机构。不久，达乌德更声称旗帜派和人民派都是‘反动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少数派’，下令解散这两派的组织，并严密监视两派头头的活动。

达乌德的所作所为，苏联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达乌德出国访问时所带的翻译拉法特是卡尔迈勒安插在达乌德身边的一名坐探，达乌德在国外的一言一行，苏联通过卡尔迈勒就了如指掌。对于达乌德的离心倾向苏联自然不会坐视不管。1977年4月，莫斯科举行的一次阿、苏会谈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规劝他改变疏远苏联的政策，并要求达乌德‘把那些帝国主义的顾问统统赶出阿富汗。’ 然而，出乎勃列日涅夫的意料，达乌德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任何人没有权利向我提出这类问题。”达乌德为此缩短了访问日程，临行时勃列日涅夫亲赴机场送行，企图挽回局面。但两人只谈了五分钟，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正如达乌德的助手后来回忆的，此举等于“在自己的死刑状上签了字”。

人民民主党的两派人民派和旗帜派由于都受到政府的压迫，在苏联同志们的帮助下，终于能够‘抛弃前嫌’，‘言归于好’。并于1977年10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了联席会议，两派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由11人组成的政治局中，塔拉基担任总书记，其余10个名额两派各占一半。从此，人民派和旗帜派又暂时合作，开始了准备推翻达乌德政权的武装斗争。革命来临了。

请看下集《四月革命》

写的不错嘛我给你花了！

一、 阿明的崛起

说到四月革命，就不得不重点谈谈阿明。因为正是阿明才是四月革命的实际指挥者。

阿明，1929年出生于喀布尔附近的一个小职员家庭。早年丧父，由哥哥抚养。从小聪明好学，学业优良。喀布尔大学科学系毕业后，靠奖学金两度去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学习，并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积极参与阿富汗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并于1963年当选留学美国的阿富汗学生会主席。也正因为有了这段留学美国经历，阿明后来被其政敌如卡尔迈勒等扣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大帽子，当然这只不过是常见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现象而已。

阿明回国之后，参与了人民民主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与塔拉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人民民主党分裂期间，他坚决支持塔拉基，赢得他的信任，成为他最亲密的战友。1967年，经塔拉基推荐，进入人民派中央委员会。 不久被派往苏联受训，回国后，他致力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军队工作，逐渐掌握了人民派党内实权，成为仅次于塔拉基的第二号人物。当时人们称阿明是塔拉基的‘最亲密的战友，最忠贞的门徒’。阿明称塔拉基为‘伟大导师’。塔拉基对这位‘忠诚老实的同志’深信不疑，他们经常在星期天的早上会面，讨论人民民主党军官状况，分析武装夺权的可能性和时机。

整个七十年代，也许是巧合，世界范围内有两个被译为‘阿明’的暴君。一个是乌干达的阿明，一个就是这位阿富汗的阿明。作为暴君，阿明有其鲜明的特征。阿明是一个精力充沛，性格坚毅，锐意进取的人，（这在四月革命中表现尤为突出）他生活严谨，不吸烟不酗酒；他谈话时言简意赅，记忆好，很能引起对话者的好感。他的这些‘人格魅力’吸引大批追随者，致他们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也有助于提高自己在人民派内部的影响和威望。另一方面，阿明性格中的奸诈、暴虐和贪婪也非常突出。他把伪善和口是心非表演到极致；对权力的贪欲，使他成为了冷酷无情的冷血动物；更可怕的是阿明是一个斯大林分子：阿明狂热地崇拜斯大林，斯大林的肖像一直摆在阿明的办公桌上。阿明喜好重复说：‘斯大林同志教会我们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开始会痛苦，但事后一切都会非常好！’所谓的‘痛苦’对于被他统治的人民来说意味的是一场场屠杀！

然而，在1978年的4月，人们（包括塔拉基，达乌德在内）都还没有认清阿明的真实面目。此时的阿明是以传奇般英雄的形象登场亮相的。

二、导火线

经过整合的人民民主党原计划于1978年5月27日起事。一件突发事件加快了起义步伐。1978年4月17日，旗帜派主要理论家海巴尔被暗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海巴尔是警察学院院长。他是国王时期经卡尔迈勒介绍入党的，当时曾惹恼过人民派。他也是旗帜派在军队工作的负责人，也具有相当的人望。有关他的死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苏联的克格勃安排谋杀了海巴尔，其目的是为了将‘国会纵火案’的伎俩应用于阿富汗，因为克格勃估计到，这一暗杀事件会引起公众骚乱，可以以此为借口组织人民民主党举行示威游行，以此动摇达乌德政权。这种猜测是荒谬的。在人民派和旗帜派当中，苏联一向偏心旗帜派，一是旗帜派更加的听话，二是他们的观点主张更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口味。杀死旗帜派一员大将苦肉计的代价未免太大了吧？有这个必要吗？

普遍认为，海巴尔是被达乌德的内政部长下令枪杀的。对此我也深表怀疑。达乌德是个聪明之人，在没有布置好之前怎么会贸然行事？即使要动手也会从他厌恶的人民派头目下手，怎么会暗杀相对温和的旗帜派的海巴尔呢？如果是达乌德杀了自己的心腹大将，后来卡尔迈勒怎么会在如何处置达乌德问题上，心慈手软呢？

第三种可能是阿明一石击两鸟，即不择手段消灭竞争对手，又嫁祸于达乌德。人民民主党重新整合之后，军队工作名义上的负责人是海巴尔，阿明仅仅是他的副手。阿明为了夺取起义的领导权，就必须搬掉海巴尔这个石头；再者，海巴尔掌握大量军队工作的领导系统线索，杀死海巴尔可以严重削弱旗帜派在部队中的力量，大大降低旗帜派在起义中的作用，并直接影响革命成功之后的权力分配。事实上，海巴尔死后，旗帜派中没有人有力量可以制衡阿明，在整个起义过程中行动迟缓，人民派和旗帜派在军队中力量对比更加悬殊。根据阿明以后的所作所为来判断，杀害海巴尔完全符合阿明的性格。

海巴尔之死，引起群情激愤。人民民主党在喀布尔组织了一万五千人的抬棺大游行，吹响了夺取政权的号角。

达乌德也不是吃素的，面对人民民主党的分而复合，更兼苏联对它的或明或暗的支持，达乌德感到危机四伏，形势不妙，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4月25日，达乌德下令镇压，开始大逮捕。4月26日，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在内的人民民主党七个主要领导人和200多名参加了示威游行的陆军军官相继被捕，罪名是违法宪法。

也许是达乌德对阿明还不够重视，也许是其他至今也未查明的原因，阿明起初免遭被捕，虽然警察于25日深夜到他家进行了搜查，对他实施了软禁，对住宅进行监控。为了了解情况，阿明打发自己的10来岁的儿子去找塔拉基，结果发现后者已经被捕，这给阿明一个信号，他当机立断，下达起义的命令。行动命令又是通过这个儿子传达到军队战友。在起义成功之后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阿明亲自表演了他如何愚弄看守他的守卫，从而顺利地把命令送出去的具体过程。直到26日傍晚，阿明才被转押至监狱。历史上发生过不少具有改变历史命运的偶然事件……。

三、革命进行时

26日晚，达乌德方面以为大功告成，军队为庆贺胜利粉碎共产党人的反府行动，在驻地举行丰盛晚餐和娱乐活动。人民民主党的军官们借这个机会加紧串联和谋划。

27日清晨，起义领导协调小组在动物园附近某处举行会议，决定早晨8点之前一切准备就绪。

27日9时，第四装甲旅的部分官兵开始发放武器，并在瓦坦贾尔少校的带领下驶离军营。

27日11时，起义部队分别占领喀布尔一些战略要地，第一批坦克部队抵达总统府。达乌德中断内阁部长会议说：‘愿意活命的可以离开这里，自己决定’

27日12时，起义部队完成对总统府的包围，并对总统府进行第一次炮击。总统府就是原来的王宫，改建得犹如堡垒，由2000名装备精良的总统卫队守卫，于是双方激战连连，一时间难分胜负。

27日下午，卡迪尔上校率领起义部队夺取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空军机场。随后战斗机得以升空，开始轰炸总统府。总统府战斗的局面迅速改观，胜利的天平向起义者倾斜。

27日17时，所有被关押的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们被解救出来。

27日18时，电台播放了民族歌曲《拉加.玛尔哈尔》――通常是政权更迭时播放的乐曲，之后，宣布革命成功。

27日19时，起义部队攻入总统府，达乌德全家被杀。

28日晨，最后的抵抗被肃清。

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历为1357年4月7日）发生的起义被称为四月革命。革命中的死伤人数，西方最初报道是一万人，这显然是夸大了，但肯定也不是塔拉基后来声称的‘不到百人’，比较确切的数字据说是两千人左右。

四、达乌德之死

有关达乌德之死也有流传两种说法，其一是，当起义部队攻入总统府之后，达乌德大声叫骂于坦克之前，拒不让路，结果被坦克无情碾压而死（见我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回忆）。

还有就是公认的说法：其时，达乌德全家躲在地下室。达乌德抵抗到底，高呼决不投降，并开枪打伤前来劝降的一个军官。结果，革命者如同老大哥苏联红军对待末代沙皇一样，把达乌德全家老少30余口，除一孙女外，全部射杀。其中有10多名妇女和儿童，最小的一个只有3岁。

达乌德就落得个如此下场。应该说达乌德并不缺乏才能和智慧，还有一股不屈的傲气，然而，权力的贪欲蒙蔽了他的双眼。当初他发动政变之时，也按下了自己生命倒计时的按钮。我想起一句诗：‘既拥抱了晨钟，又怎能拒绝暮鼓！’。

其实在如何处置达乌德的问题上，人民民主党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而且是吵得不可开交。事情是这样的。

当起义队伍把党的领袖们解救出来，并迅速把他们送到了设在阿富汗电台的指挥部。就在指挥部里，人民派和旗帜派的两帮人马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首先是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直到此时，卡尔迈勒对起义仍缺乏信心，认为这场革命注定要失败，因而建议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应该立即疏散到农村隐蔽下来，保存实力，伺机再起。塔拉基反对卡尔迈勒的意见，但最后还是离开电台，转移到了更安全的空军基地。只有阿明仍坚持留在电台指挥战斗。从这里，三个人在魄力、胆识、处理事务的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可见一斑。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干涉，三人之间争斗的最终结果也一目了然。

第二个问题是，由谁在电台宣读‘革命胜利’的公报。这可是露脸的事。阿明主张公告应由塔拉基亲自发布，卡尔迈勒表示异议，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塔拉基才决定由在起义中立下大功的卡迪尔和瓦坦贾尔分别用达里语和普什图语宣读。

最后就是如何处置达乌德的问题，卡尔迈勒心慈手软，主张保留敌人达乌德的性命，人民派对此义愤填膺。最后的结果是，参加进攻的部队得到了阿明的命令：不能让阿富汗总统活着留下。

达乌德死了，革命胜利了，杀戮能停止吗？

请看下集《革命成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