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巨坑）四边伐鼓三军呼之大唐西域 序章 -- 恶魔之读书者
此时西突厥诸族皆反，唐军战略意图完全暴露，再想闪击阿史那贺鲁已属天方夜谭，于是整个出征计划全盘推倒重来。朝廷此时依然保留了瑶池都督府，并未与阿史那贺鲁彻底决裂，还留下了一定的转圜余地。远征军的主攻矛头却放到了敢于触犯帝国天威的处月、处密等部落，意图杀鸡儆猴。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正月初五，帝国远征军兵分两路，梁建方一路率军进抵牢山（约在今新疆奇台东北中蒙交界处之阿尔泰山），处月酋帅朱邪孤注率众死守牢山险要地带，拒不投降。梁建方分兵多路，在战鼓声中四面登山，一齐合围。结果，牢山虽险绝，处月部众虽然骁勇，但依然不能挽回败局，在四面围攻之下迅速崩溃，朱邪孤注眼见不支，连夜携亲族遁逃。唐军上下从李靖开始便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出征之后敌人首脑除非死了，否则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抓住。梁建方自然也秉承了这个传统，派副总管高德逸领轻骑兵穷追五百余里，朱邪孤注眼见绝无逃脱之希望后，又占据险要地形，幻想还能击破追兵。唐军急行军之后士气不坠，两军大战后高德逸阵擒朱邪孤注，历数其罪名之后斩杀当场以儆效尤。此战唐军斩首九千级，俘虏敌方酋帅六十，俘虏万余人，获牛、马、杂畜七万。赢得了牢山之战的胜利。而与此同时契苾何力一路亦顺利击败处密部，“擒其渠帅处密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此时唐军粮草亦耗尽，于是只能班师回国。之后在永徽四年（公元65３年），以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标志了帝国重新控制了天山以北的西域东部地区，解除了阿史那贺鲁对庭、西二州的直接威胁，显示了帝国的军威，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此次远征战果可以称得上辉煌，但是却远未达到最终的战略目标，因此战后身为大将的梁建方甚至遭到了御史的弹劾，指责他：“兵众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当然后方的文官们是不明白前方战局的艰苦的，他们不知道打仗并非仅仅靠人多便能取胜，他们更不知道军队缺粮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反正批评他人既能博得名声又没有什么危险，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说说容易，总得选出一员大将来平定西突厥，唐高宗此时四顾朝廷，却发现竟然无人可用！贞观时代尚在人世的名将们要么已老迈负担不了重任，要么如李世勣身为辅政大臣，不能轻离朝廷。或者如薛家兄弟与宗室名将李道宗一般因房遗爱谋反之事牵连而死的死，流放的流放，朝廷中的将才为之一空。在一番纷扰之后，朝廷于永徽六年（公元６５５年）五月终于安排出了远征军的主将以及随从诸将。在这批将领当中，主帅的人选最为让人惊异，如果将关于中国历史的演义小说中的人物根据出名程度排个序的话，此人必然名列前茅，要问此人是谁？他便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三板斧的大老程程咬金，大号程知节。
老程要出场了。
后人也要演绎太祖.....
我2003年出差去土耳其，给我做翻译的一个25岁左右的女孩，问我对伊斯坦布尔有何印象，我说“好坏都够触目惊心的”。然后我问她对中国了解什么，她的原话是：“You Chinese are our most horible enemy in the history”。
之后我一直在想，塞耳柱突厥是不是西突厥的后裔？请哪位大拿讲讲。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这位大老程既没有当过魔王天子，当然更不会使什么“三板斧”，他的真正兵器是马槊，年轻时代勇猛非常，与王世充的偃师一战中，他单骑救友，其英姿与《三国演义》中的长坂坡赵子龙相差仿佛。但再勇猛的将军依然架不住岁月的消磨，此时身为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的他已经二十余年未曾上过战场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除了主帅之外，尚有一人更为值得关注，此人在介绍李靖的章节曾经被提到，那便是演义中的终极反派BOSS——苏定方。永徽六年（公元６５５年）对于苏定方来说是一个咸鱼翻身的年份，自从跟随李靖讨平东突厥之后，他已经被投闲置散了二十余年。与程咬金二十几年养尊处优不同，他却是以待罪之身被搁置了二十余年，究其原因，还得从当年那场大战说起。贞观四年李靖率铁骑一万夜袭阴山扫平了东突厥，但是回国之际却遭到了御史大夫萧瑀等人的弹劾，说他：“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直接要求太宗皇帝把李靖交付司法问罪。要知道李靖击灭东突厥并不是一般般的功劳，在闻听唐军胜利的消息之后李世民立刻下旨大赦天下，全国放假五天，李氏父子又召众王、功臣在宫中夜宴狂欢，席间李渊自弹琵琶，李世民亲自起舞，可见功勋之巨大。立下如此大功，回国却立遭弹劾，那这个出头弹劾的人不是傻子就是背后有人指使。再让我们来看看弹劾的内容，内容很简单，就是说李靖手下的军士们打仗完了之后抢劫，所以李靖这个总指挥要负责。这个指责可谓极为荒谬，古往今来，哪一支出国远征的军队没干过抢劫的勾当？更何况抢得是敌人的军队。恰好历史往往是螺旋状发展的，在讨伐高丽的时候太宗皇帝恰巧也遇上了同样的事情。当时唐军围攻高句丽的白岩城，白岩城城主先说欲降但后又反悔，结果在唐军猛攻之下又说要投降，当时唐太宗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可是此时唐军将士不干了，以李世勣为首的十几个将官当时就对太宗皇帝说：“士兵们之所以甘冒矢石，不顾生死，就是为了城破之后能大肆抢劫一番。现在敌人的城池眼看就要被攻破，为何还要受降，寒了将士之心呢？”此时太宗皇帝可没有大怒，将这些将官统统下狱，而是答应受降之后将府库中的财物全部拿出来赏赐将士们，用来赎取这座城不遭到劫掠。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宗皇帝几十年戎马生涯，又怎么会不知道这其中的紧关节要呢？可是太宗皇帝对此事的处理却极其耐人寻味，他首先驳回了将李靖交司法机关审查的提议，但是另一方面却在李靖觐见之时将其重重地斥责了一通。而李靖的反应也是那么地耐人寻味，他什么辩解也没有，直接叩头谢罪，深刻自我批评，老老实实地回家待罪去了，居然半点怨言都没有。所谓历史是螺旋状发展的可谓一点也不假，在李靖之前，隋朝名将史万岁也遇到了几乎是同样的事情，他当年大破突厥达头可汗之后朝廷仅仅是没评他的功劳，结果这位大将军在朝堂之上就对着隋文帝“词气愤厉”，还带着将士要朝廷封赏。结果落得个被大内卫士“暴杀之”的下场。假如李靖当时一如史万岁，下场可谓不言自明。此事可谓是太宗皇帝对李靖的一次忠诚度的测试，综观整个帝国也只有李靖能够在战功上与太宗皇帝相顽颉，这样太过能干的人才，哪朝哪代对皇帝都是一种威胁，因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事件举不胜举。可是李世民毕竟不是刘邦、朱元璋，对李靖也不过是借机试探一番。而李靖的表现也堪称完美，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绝无不该有的野心，于是君臣相协，自始至终。可是回到这件事上来，虽然李靖被太宗亲自赦免，但既然此事已被提出，并且太宗皇帝与李靖都认可了这件事情并非子虚乌有，那么总得找出一个人来承担罪责，这只替罪羊就是倒霉的苏定方。因此他从首先杀入突厥大营的英雄一下子落到二十余年无人问津的罪人身份，可谓从天上一下子掉入了地底。可是即便这样苏定方依然没有放弃，而机会也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终于在永徽六年让他等到了机会。由于良将缺乏，因此苏定方被重新起用，封为左卫中郎将，与营州都督程名振一起讨伐高丽国，再次崭露头角。由于战绩优良，因此亦被选入了此次平西突厥之役，苏定方可谓是磨刀霍霍，就等着能够再立新功，以雪二十余年来所受的不平之气。（以上对于苏定方二十余年默默无闻的分析仅为本人分析史料之后的一家之言，众看官请注意！）
在经过了大半年的精心准备之后，远征军于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正月终于正式出发，此次远征军阵容如下，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为葱山〔 即葱岭）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为副大总管，旗下分别有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伊州刺史苏海政、周智度、刘仁愿等人（此人后来在镇守百济当中功勋卓著）。对于此次远征唐高宗显得极为重视，甚至亲至玄武门为唐军诸将饯行，期望此行能够一战成功。
在皇帝的殷切期望之下远征军终于踏上了西行的道路，行军是艰苦的，唐军足足跋涉了七个月才终于寻到了西突厥的踪迹，与阿史那贺鲁部众歌逻禄、处月（这里为处月残部）二部在榆慕谷（今新疆霍城果子沟）大战。已经六十八岁的程老将军依然不减其勇，麾军大破敌军，斩首千余级，俘获驼马牛羊万计。在追寻到西突厥主力之后程知节立刻派副总管周智度领军追击，于咽城（今新疆博尔塔拉）之下再破西突厥突骑施和处木昆诸部，斩首三万余，攻拔其城。
在接连两次大胜之后，唐军已经推进至鹰娑川(今裕勒都斯河)，即当年大突厥汗国西面可汗牙庭故地。而阿史那贺鲁也调集了重兵与唐军进行决战，显庆元年九月二十二日，阿史那贺鲁的儿子咥运率两万精骑与总管苏海政所率领的唐军前锋会战于鹰娑川，两军激战连场未分胜负，此时西突厥鼠尼施部又率援军两万加入战团，胜利的天平眼见慢慢往西突厥方面倾斜。此时十里外，苏定方恰巧在与苏海政隔了一个小山岭的地方歇马，望见远方烟尘阵阵，厮杀震天，知道前锋已然遇敌，于是急率五百铁骑赶往救援。当苏定方赶到之时战局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键，他审时度势，对敌军阵势薄弱之处进行决死突击。突厥战阵在这次突击之下遭到了致命重创，整体阵形瞬间崩坏，唐军乘胜追杀二十余里。此役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战马二千匹，战场上一片狼藉，死马及突厥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
就是有点短，这么精采的一战多用点笔墨渲染一下就好了。
鹰娑川一战唐军获得了大胜，但是战后唐军内部的矛盾却爆发了出来。副大总管王文度开始公开地指责主帅程知节轻骑冒进，因此导致战斗虽然胜利，但是唐军亦有不小的损失。之后他居然拿出了一道圣旨，宣布因为程知节恃勇轻敌，因此皇帝委托王文度在适当的时候节制诸军。于是在王文度的指挥下，唐军一改之前的战术战法，将大军布成一个巨大的方阵，粮草辎重均藏于阵中，人马整天披甲戒备，缓慢进军，等待敌人的主动进攻。当然王文度的这种战法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来，其实是隋代杨素改革之前对付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战法。但是他没有想到时代已经不同了，这种早以被淘汰的被动防守的战法立刻导致战马多瘦累而死，士兵疲劳不堪，士气大降的恶果。当时苏定方便对主帅程知节进言道：“我们本来目的是主动讨伐敌人，现在反而大搞防守。如今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对王文度的战法大加抨击。此时的苏定方比谁都要焦急，他沉寂了二十多年，就等着这次大战能获得足够的功勋，谁知道到手的功劳就要这样被生生断送，万一军败搞不好回京之后还会担上不小的罪名，这怎么能不让他心急如焚？
王文度此时的行为在所有的原始史料当中均记载为“矫诏”，也就是这道圣旨是王文度伪造的。可事实真是这样吗？细究史籍中的种种细节，却让人觉得并非如此。首先在王文度用矫诏的方式夺取指挥权后，程咬金的反应却是极为窝囊，当时苏定方就直接表示了对此诏书的怀疑，要求程知节将王文度囚禁起来，然后传书回京，等待天子的确认。可是程知节却并未听从苏定方的劝告，听任王文度胡来。要是别的将军也许性格懦弱一点有此反应也不足为奇，可是程知节是什么人？当年玄武门之变前就敢公然违抗高祖李渊的旨意，坚持不去外地上任。如果王文度真的是矫诏，以程知节的为人怎么可能听之任之？更大的疑点在于回军之后对王文度的处罚上，“矫诏”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下场几乎都是个死，最起码也要流放三千里。王文度即便能借着矫诏打胜仗，回国之后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显然付出与收获根本不成正比。但是王文度却依然干了，并且矫诏之后并没有打胜仗。可是回国之后的惩罚却异常地轻，仅仅是个“特除名”，“特除名”在唐律中仅仅为罢官三年，而且三年后可叙官，再录用时降原有官品两级而已。这样的惩罚已经让人感觉到异乎寻常，可是更为匪夷所思的是王文度被罢免之后的三年刚出头一点，就被高宗皇帝迫不及待地起用为左卫郎将、首任熊津都督。在如此众多不符合逻辑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只有王文度的圣旨是真的才能解释这一切，让逻辑变得合理。王文度使用了圣旨却造成了极坏的后果，如果这道圣旨是真的，那么责任很大程度就要归咎于高宗皇帝，因此这道圣旨只能是假的，“矫诏”这个黑锅也只能让王文度一个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