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何是好】这个包子怎么蒸法 -- 冰冷雨天

不过好像不能放在这里了。

那人tmd是豺狼，不是英雄。

顶多哪天写累了就在西西河底又留一陨石大坑... 套句话说：“出来看贴，迟早要还的... ”

老冰只是放出要挖坑的风声，就有我等一干专业蹲坑员要排队往下跳了呵呵，不管了，老冰的包子肯定等，大小随意包，只要保证是纯肉馅的就成！（不好意思的小声说：师傅您要是馅够还是包大点吧，河里的兄弟胃口都挺好

我永远不明白，关系到一个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无常和漫不经心的情况下敲

定。我侥幸逃过日军的检证行动。这个行动是策划马来亚战役的日军参谋迁政信中佐(中校)

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将军的同意，对新加坡华人筹款支援中国抗日

并抵制日货加以惩罚。

在检证行动中，受害者的受难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往往简单零星。后来，我才知道在我

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过后被送到维多利亚学校的操场，扣留到2月22

日。他们双手被反绑，由四五十辆各种各样的罗厘载到丹那美拉勿刹海滩。这里靠近樟宜监

狱，离东海岸大约10英里。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

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

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

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

魄的经过。

日本人承认他们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检证行动中，杀死6000名年轻华人。战

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了许多大墓坑，结果

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

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者，必须到五个集中

地点接受检证。令人胆颤心惊的宪兵还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把不听命的华人赶到上述地

点，连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

在理论上，日本军队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镇压抗日分子的名堂，对自己的行动进

行辩护。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一种报复，因为他们不是在激烈的战斗中采取检证

行动，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账。即使在这项行动过后，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特

别是在新加坡东部进行扫荡，杀死几百名华人。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闹

事的一群。

我回到纳福路时，发觉房子给日本兵搞得一团糟，但幸亏未被洗劫，有些粮食还保存

着。在跟我家只隔着两座房子的布央族车夫的“窝棚”里，堆满了抢来的家具、衣服和小摆

设，没有空间再放别的东西。几天后，母亲、父亲、三个弟弟和小妹从直落古楼回来。我们

一起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领日子里生活无常的困苦。这就是新

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运了。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我听说日本兵把市区经禧路一带的房屋用木板围了起来。这些房

屋的业主是欧洲和亚洲商人，他们和家属不是离开新加坡，就是被关进拘留营。这里原本是

一个中上阶层住宅区。我骑脚踏车经过时，只见日本兵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经禧圈外的围

栏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里头有许多日本和朝鲜妇女，她们随军南来，以便在战斗

间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诧异，但见一两百个日本兵排成长龙，在那儿轮候。这一

天，我没看到一个妇女。但是，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汉字，邻居们说，写的是“慰安

所”。这种“慰安所”曾经在中国设立，如今则来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这一所以外，至

少还有四所。我记得有一次骑脚踏车经过丹戎加东路时，看到好大的一所，里头有二三十栋

房子，用木板围着。

当时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诱拐和强迫朝鲜、中国和菲律宾的妇女，到中国战线和东南亚战

线满足日本军队的需要。一些荷兰妇女和遭捕的敌国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军官。

新加坡沦陷后几个月，我在美芝路娱乐戏院观看了日本人拍摄的攻打新加坡的纪录片。

影片显示日本军队骑着脚踏车，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同时用小船迂回绕过英军的据

点。在空中，日本飞机的实力远超英国；在地面，英国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对手。我知道这

套影片是在搞宣传，但仍难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结束时，看到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

穿着短裤，完全不像一个战士。在他两边各有一个英国士兵，分别拿着一面英国旗和一面白

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参谋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马路福特汽车厂。接着就是他坐在一张桌子

的一边，同山下奉文面对面的镜头。“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矮胖、粗壮，剪平头式

短发，十足一个日本武士的模样。他傲视眼前一批英军将领。白思华骨瘦如柴，衣领跟颈项

比起来，显得特别宽大。他战败后并未表现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的脸颊每抽搐一次，身体

每动一下，都反映出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我很为英国人感到悲哀。这是他们在军事史上蒙受奇耻大辱的一刻。然而在这场战争

中，双方军力并不均衡。英国方面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战舰，也没有飞机可以媲美日本的零

式战斗机，更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重要设施。日本飞机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英军的机场和击

毁停在地面的英国飞机。英国军队士气低落，被迫弃甲而逃。他们在迅速往新加坡撤退之

前，只有在吡叻士林河和柔佛麻坡两个地方坚守过阵地，并设法守住防线。日军仅围困新加

坡两个星期，英军便全面投降了。

我这一代人亲眼看过日本兵的本色，不会忘记他们在作战时对死亡所抱的近乎毫无人性

的态度。他们不怕牺牲，是可怕对手。他们只需少许食物便能过活。他们挂在腰间的铁盒里

只藏着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咸鱼。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经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进行

劈刺操练。他们猛刺用麻袋制成的人形靶时所发出的呐喊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深信如

果英军反攻，从马来亚一路打到新加坡来时，一定会蒙受惨重的伤亡。

解放并未为人们带来期待已久的惩恶劝善。老账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

文件证明和深入调查。单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战犯都绳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无

论是日本战犯还是本地战犯，人数太多了。他们少数受到惩罚，多数却逍遥法外。

战犯审讯开始了，但是主要的日本战犯却没受惩罚。下令检证大屠杀的迁政信大佐(上

校)不知去向，以总司令身份批准检证的“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先被调到中国东北，

然后又到菲律宾。1945年他向麦克阿瑟的部队投降。他在马尼拉受审，因冷酷血洗马尼拉

的罪名成立，上了绞刑台，而不是因为他批准杀害了5到10万名无辜的新加坡青年。

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辻政信是被中国人保护起来的！仅仅因为他帮蒋夫人送了葬！

还是蚕食的好，最好天天有吃的！

辻政信 1902年10月11日~1961年（？）

作为旧日军军官，历任第18方面军、第33军、第39军参谋，曾获司令官的个人奖状。最终军阶为陆军大佐。籍贯为石川县江沼郡东谷奥村，其女嫁给通商产业大臣、众议院议员崛内光雄。

经历

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后，一直担任高级参谋军官。

曾主动在枪林弹雨中带头冲锋以鼓舞士气；并在陆大毕业后，以为指导后辈为由，志愿充当陆士的中队长（即连长，陆大毕业的‘精英分子’一般不会主动到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岗位去）。

但是，参照辻本人的性格，这些行为应该都是为了博取众望而有意为之的。例如，他志愿担任陆士中队长那年，“恰好”是皇族三笠宫崇仁亲王入校的年份，辻本人自荐负责管理亲王的日常学习生活（旧日军中的前辈/后备关系是终身性质的，此举意在为其后的飞黄腾达布局）。

在陆军士官学校事件中，他利用士官候补生作为自己的眼线（间谍），其利己主义的行为为人所不齿。后来成为他上级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指其为“有小才，无大气，于国无益”。终其一生，多次在战场上强制部下进行无望成功的战斗，并有多次越权行为。

在日军遭到惨败的1939年诺门坎事件中，他作为关东军参谋深陷其中，但事后却未被追究责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了第五师团对马来半岛的进攻作战。以参谋身份直接参与最前线的指挥，并进行了夺取敌军坦克用于突击敌阵地等等出人意料的作战，这些战例甚至受到敌方英军的赞赏。因为作战获得成功，他被尊为“作战之神”，此后以大本营参谋身份指导了翌年以后的新几内亚、缅甸、瓜岛等战役。

在马来战役中，他无视部队实情，强行制定了在纪元节、天长节和陆军纪念日等节日必须攻陷英军据点的作战计划，招致了作战部队的一片混乱。并在翌年的莫尔兹比港进攻作战中，擅自篡改大本营指令；在瓜岛之战中同样无视实情强令部队进攻导致巨大伤亡。

据说占领新加坡后的虐杀华人事件，以美英军战俘的人肉为军粮事件都是由他一手导演的。

日本战败时，辻本人身在曼谷，“本该切腹以谢天下，但为在亚洲重振日本民族”而化装逃亡。在威廉、史蒂文逊著的《The Revolutionary King》一书中，还曾提到他与当时的泰国国王拉玛8世离奇死亡事件有关（细节至今不明）。

他的逃亡，据说得到了蒋介石政府中特务机构军统的负责人戴笠的帮助（因为传说他曾帮助过戴笠的家人）。

避过战犯审判的风头后，他回到日本并根据逃亡经历出版了《潜行三千里》一书，该书后成为年度畅销书。

通过《潜行三千里》一书打下的知名度和与旧军人团体之间的关系，他于1952年当选为石川1区的众议院议员，并在1959年第4届众议院任内转为全国区参议院议员。据传此举是因为厌烦于接待来自地方的群众陈情而为。

晚年

1961年，自称为了仲裁纷争而单身潜入老挝的扎尔平原后失踪。（也有传言说他是去搜寻‘山下宝藏’去了）

关于他的最终下场众说纷纭：有传说他被老虎吃了；也有传说英军因无法将他作为战犯审判而下手暗杀；还有传说因为害怕他介入东南亚政治，美国CIA派人将他暗杀；甚至还有残留在当地的旧日军士兵将他杀死、或是被老挝共产党游击队杀死的说法。

目前最有力的说法是，1962年1月他作为间谍被老挝解放军逮捕，并在一处叫康凯的地方被3名士兵枪杀。

也有传说他并没有死，而是在越南作为反共义勇军参战，甚至还有他出任埃及总统纳塞尔的顾问的传说。

他在参议院的议席一直被保留到1965年任期结束为止。

1969年6月28日，在家属申请下，东京家庭裁判所宣布他的死亡认定日期为1968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