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行漫记――汉张骞的伟大之旅 -- 秦大路
第二章 塞外十年人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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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西的雍门外，秋风阵阵吹起，上林苑的杨柳随风摇曳，渭桥上人们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这一年的秋季，似乎并未因张骞的出行而有什么不同。由于张骞的官阶并不高，所以朝廷也没有派高级别的官员来送行。送行的人大都是出使人员的亲友。
“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古往今来，关于送别，向来矫情居多。即使是战争年代的“革命豪情”，也不免有着“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双眼泪”的小资式疲软。而如梁实秋一般，“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更显得十分假惺惺。
汉时民风直朴悍勇，讲究“男儿重意气”，不喜儿女情长。送别的人群，且谈且笑，场景中没有一丝离别的伤感。也是，出使西域是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机会，怎么能出现后世才有的那种十八相送，无语凝噎的凄婉场面呢？送别的场景中，或许有这样的对话。
“上次我随公孙大人去匈奴王庭，来回也就三个月时间。张骞兄这次去西域大概要去大半年吧？”
“如果前路过于艰险，你们就折道而返吧。相信武帝陛下也不会怪罪。”
“张兄返回长安后我将在北阙最好的酒家为张兄接风洗尘。张兄可不要过于贪恋西域的美女，而乐不思归啊？”
亲友七嘴八舌地说着，平时甚为健谈的张骞此刻却异常的沉默。前路到底有多少风霜，此刻他一无所知，张骞更愿意选择无语话别的方式离开长安城。这时我不由想起“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唐人的诗意或许也符合汉时的送别情景，但阳关当时并不存在。张骞出使三十年后，汉帝国在敦煌附近修建长城时，才建造了阳关城。此时在匈奴境内的阳关位置上，一片荒芜草坡，人迹罕至。汉帝国当时的疆域，最西不过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陇西郡再往西就是匈奴了，所以，“西出阳关无故人”，此时应换做“西出狄道无汉人”才对。
张骞和他的随从，是华人历史上第一批开拓西部征程的人。他们的足迹，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功业，足可以写就一部悲壮的巨篇史诗。他们此次出行带来的收获，对时局，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然出发时，没有一个人会抱有这样的想法。
正史对这个开局记载的很简略，称公元前138年，张骞应募出使之后，偕同堂邑氏家的家奴甘父，以及随从百余人一起从长安城出发，试图取道陇西郡继续向西行进。
早在2002年我曾携妻在中国西部旅游，欲一览大西北的山川形胜。我们先从西安坐飞机至敦煌，后又从敦煌乘火车至吐鲁番，再由吐鲁番至乌鲁木齐。经过的一些地方，灰土黑岩，莽莽戈壁，天地间不见半点绿色，给人的震撼无以言表。沿途看着车窗外苍茫无际的景色，不胜感慨。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当年张骞的马队是如何走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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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远寥廓的中国西部，自古以来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喜欢冒险就得勇于承担风险，当然，也要敢于面对危险。张骞一行虽然不是去冒险，但他们和冒险家面临的危险是一样的。
在塞外出行，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我认识的一个网友老驴，是北京一个野外汽车俱乐部的铁杆成员，他曾驱车去过西藏和新疆。一次聚会上我问他，在野外旅行，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他说，防火防盗防流氓。众人大笑。老驴说的意思是，出门在外，安全第一。
张骞他们看来，最大的安全问题便是在路上遭遇匈奴人。陇右一带的草原上有饥饿的老鹰，也有凶狠的狼群，但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如风如电、飞驰突行的匈奴马队了。果然，出了陇西郡进入匈奴境内不久，危险就来临了。
张骞一行遭遇了匈奴骑兵，整个外交使团被扣押下来。随后匈奴人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单于驻跸的地方，即匈奴王庭所在地。由于匈奴继续奉行与汉朝和亲的政策，因而当时两国的关系还不是敌对国关系。所以，我们的主人公一行虽然旅途遇阻，当了俘虏，但情况还不算太坏，并无性命之忧。
匈奴第一位见于记载的统治者是头曼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头曼的儿子冒顿即位，当时匈奴控弦之士达30余万。冒顿后东灭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王，北服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族，基本上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匈奴的势力西至陇西，东至辽东，一时兵力强盛，连中原的汉帝国也不得不避其兵锋。
公元前138年，匈奴的实力更加强大。此时匈奴人的领袖为军臣单于（公元前161—126）。军臣单于见到押解来的张骞后，大怒：“大月氏在匈奴北面，并非汉朝邻国，汉朝何以派使臣前往？如果我派使臣去南越，大模大样的经过贵国，贵国的大皇帝会同意吗？”
一向能言善辩的张骞此时或许会支支吾吾起来，“大单于是草原上的雄鹰之王，其实我们武皇帝陛下对大单于一向是很尊敬的说。武皇帝陛下命我向大单于问好，这个这个，我们去大月氏，就是随便看看，玩玩，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其实，嗯，这个，这个。”
军臣单于说：“什么也别说了，张先生不要走了，你们都留下来效忠大单于吧。”
关于张骞为什么会被留下来，这是个问题。其实这是那个年代里汉匈两国的惯常做法。匈奴动辄扣留汉帝国的使者，匈奴使者也经常在汉帝国滞留不归。两国的使者在出使国长期居留成了家常便饭。况且此次张骞的目的地是匈奴的敌人大月氏，匈奴人更是毫不客气的把他们留下来。
张骞在什么地方被扣留，这是一个谜。张骞应该在未到达祁连山和焉支山之前（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就被匈奴人俘获。祁连山和焉支山一带是匈奴河西一带的大本营，史书称为匈奴帝国的“右臂”。17年后，即公元前121 年（汉元狩二年），在汉击匈奴三大战役之一的河西之役中，少年英才霍去病将军率汉军骑兵军团出焉支山千余里，大破匈奴，斩首八千人、俘获休屠王祭天金人而还。后又率军出北地郡（今甘肃北部、宁夏南都一带），深入匈奴境二千里，越过居延塞，过小月氏，直抵祁连山，再次大败匈奴，捕获单桓王、酋涂王，匈奴相国、都尉以上官员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此役后匈奴人的势力范围大大缩小，基本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
失去家园的匈奴人自祁连山和焉支山北撤。此后匈奴百姓每过此地，便触景伤情，悲愤莫名的唱道：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苍凉的歌声，在大山中穿越，在草原上回荡，化作为两千年前一个民族的悲苦印记。而长城那头，战胜国一方的百姓被长年征战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压的苦不堪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看来，帝国轰轰烈烈的霸业雄图所带来的无限荣光，掩藏不住无数草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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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张骞被匈奴人押送至单于王庭。那么，单于的王庭在哪里呢？这又是个谜。史书关于王庭位置的描述文字向来语焉不详。我们只能通过分析来推断。
此时汉匈战争尚未爆发，匈奴王庭仍在漠南，具体位置应该是水草茂盛的阴山地区。匈奴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心地区为大漠以南的阴山一带。见于记载的匈奴第一个领袖头曼单于，在阴山一带建造过头曼城（当今内蒙古包头市境），数代以来，头曼城一带都是匈奴王国的政治中心，即匈奴王国的王庭所在地。所以阴山地区便成了匈奴帝国的王祚兴起之地。
自头曼建国以来，匈奴人在阴山一带分别建造了头曼城，支就城，虖河城，宿虏城等多座城池。可是谁又能想到，二十多年后，匈奴人战败后退出漠南，汉武帝把一条叫作长城的建筑，一直修到了头曼城附近，于是昔日王庭也成为汉长城的一部分。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隆，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南北朝时北齐将领斛律金唱的歌，后来被广为传唱，便是对这片富庶之地的最好描绘。据《汉书•匈奴传》载，这里在汉代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这里有森林，也有草原，是个野兽出没的地方。古代的匈奴人曾经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苑囿。
阴山以南的沃野不仅是匈奴人的苑囿，也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战略基地。只要占领了这个沃野，他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强渡黄河，南下进入黄河河谷地区，直接威胁汉帝国的心脏――关中和长安。从阴山向西可以占领河西地区，向东则可以威胁河北和辽东地区。
如果匈奴人失去了阴山，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屏障。后来在三次大规模的汉匈战争后，匈奴人退出了阴山，遁迹于漠北。史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阴山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据史书记载，以及此地的文物出土和阴山岩画来看，当时的匈奴人主要是游牧生活方式，同时也有农耕生活方式的痕迹。因此，张骞适应这里的生活，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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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在这“塞上小江南”的阴山，一呆就是十年。
我一直觉得张骞在匈奴的那十年也许过得并不坏。张骞刚到匈奴时，两国并未完全交恶，以张骞的性格和交际能力，与游牧民族友好相处并不困难。史书明确记载张骞素来为“蛮夷爱之”。这个“蛮夷”不仅仅指匈奴和西域的男人，其中还有一个在史书里没有留下名字的匈奴女子。后来这个匈奴女子成了张骞的妻子，她还为张骞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在我的解读里，“蛮夷爱之”里面当然也包含了“蛮夷女子爱之”的意思。
我对这桩跨国婚姻一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所有史料的记述都过于简单，无奈怎么也挖掘不出八卦来。这样也好，我们可以在主观揣测中增添一些善意、乐观的佐料，从而把我们主人公的流放羁押生活想象的更浪漫、更有情趣一些。
网友长河落日曾专为张骞的匈奴妻子写了一篇散文，文中说，“我俯在你的肩头像是喃喃自语，‘我会帮你逃走，还会一直跟随你。’我不懂得什么汉族女人的三从四德，我只是， 心甘情愿的跟随着你。”这里的“我”，便是张骞那位不知名的妻子。
这位“蛮夷女子”长的什么模样呢？与汉族女子有什么不同？探讨这个问题虽然感觉很八卦，但也绕有兴味。
关于匈奴人的人种起源，目前主要有两种流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突厥人种，一种认为是蒙古人种。一种观点认为匈奴人属于突厥人种，男性身材高大，肤白多须，眼睛蓝色。根据中国和蒙古境内几座匈奴墓葬的发掘，证实匈奴身躯高大，不像蒙古人种。诺颜山匈奴墓葬出土一幅匈奴刺绣画，画中人物蓝眼多须， 支持突厥一说。然而根据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像来看，匈奴人似乎又具有蒙古人种特征。
如果张骞的妻子是突厥人，相貌或许象今天的维吾尔族姑娘。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大脸盘蒙古姑娘，长相十分的厚道。^_^
有一件事在我心头一直萦绕不去。张骞抛妻离子出逃时，他怎么下的决心，不顾一切的向西而去呢？他的逃跑连妻子也不知情么？如果真是如此，对张骞来说，出逃固然是重新获得了使命和自由，但一定也饱含着痛苦和无奈。妻儿的痛苦，也许更加深重，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次诀别是不是永别。张骞在逃走时，她到底是暗中帮助了张骞，还是一直蒙在鼓里呢？我们无从得知，这是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迷。
虽然对汉帝国来说，对中国历史来说，以及对于我们历史爱好者来说，张骞的出逃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但对张骞一家来说，这次逃跑充满了悲剧意味。张骞后来从大月氏返回汉帝国的时候，选择了另一条路线，试图避开匈奴人。如果日后他真的成功的避开了匈奴人，那么以后他将很难和妻儿相会。这一次分别，也就成了永诀。
谁知，一年后张骞返途中又一次被匈奴人抓住，得以和妻儿重聚。后来趁匈奴人内讧时，张骞和妻儿，以及甘父，一起逃回了长安。这个结局曾让我大喜过望，我们的主人公又多了一条情深意重的优点。张骞带妻儿回长安的事在《史记》里有记载，在《汉书》里却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史记》要比《汉书》更人性化，太史公司马迁毕竟要比班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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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阅读《史记-张骞传》和《汉书-张骞传》时产生了一些疑惑。张骞在匈奴生活的这十年，有很多疑团，在史书里大都对此语焉不详。这是为什么呢？
张骞到底有没有投降匈奴？如果投降了并做了匈奴的官员？？张骞是不是有“历史污点”？或许从某些极端的角度来看，张骞同志是不是该被称为汉奸？后来汉武帝说不是，司马迁和班固也说不是。于是也就没有人去追究张骞同志的历史问题了。但如果真是怎么办？那他也许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汉奸了。如果张骞生活在三十年代的苏联或五十年代的中国，会被定性为“有历史问题”的人，或许迟早会被清算，甚至会被喀查了的。对张骞同志历史问题的深究，是一次对道德观和历史观的考验。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张骞和苏武两位历史人物，会发现《史记》和《汉书》里的对张骞和苏武的描述侧重点是不同的。对于张骞，传记的重点在于其凿空西域的盖世奇功，对于他在匈奴十年的经历则一笔带过。而对于苏武，则重点描述了他在匈奴渡过十九年的流放生活，刻意强调了他的忠贞和气节。两汉三国两晋时，时人对张骞的评价是高于苏武的，不少文献里二人并称，如潘岳的《西征赋》里说，御使则苏属国，震远则张博望。但值得注意的是，后代的史书中苏武后来居上，苏武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张骞。这说明，主流意识在功业和道德之间，渐渐向后者倾斜。
即便张骞有变节行为，也可以称为是历史上最有意义的变节。张骞应该是个很务实的人，他在匈奴十年，娶妻生子，或许还有为官的经历，日子过的一点不坏。如果他象苏武一样一味追求气节，誓死不降，固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大名，但不会成大事，日后的功业更无从谈起。
（写到此处，想起看过的一则网文，“要是我，早就投降了，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啊？”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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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在草原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然而此时汉匈两国之间军事和外交局势，却越来越不平静。公元前133年，即张骞被俘虏后的第五年，发生了马邑之围事件。
这一年，雁门郡马邑县的地方强豪聂壹，通过大行令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刚刚与汉和亲结好，亲近信任边境吏民，可用财利引诱他们前来，汉军预设伏兵袭击，一定会大获全胜。”
武帝命令群臣就此事展开讨论，虽然反对与匈奴开战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但年轻的武帝极想给匈奴人以痛击，以赢得自己和汉帝国的尊严。
另一方面，窦太后已经去世两年了。无论是诸侯，还是廷臣和后宫，再也无人能给武帝的带来威胁了。武帝此时已经完全掌握了权力，成为帝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几年来武帝在与窦太后的角逐中始终不占上风，处处如履薄冰，皇位位子坐的很是不爽。可临了，还是自然规律帮助了他。
日本的德川家康为什么能统一全日本，因为他活的足够长。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谁掌握了时间优势，谁就能把握政治先机。
经过激烈的朝廷辩论之后，武帝打算采纳王恢的建议。六月，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统率步骑、战车共三十多万人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等军臣单于进入马邑就四面包围，将匈奴人围歼。
埋伏设好后，汉军派聂壹去当间谍。聂壹对军臣单于说：“我能杀马邑县的县令和县丞，献城归降，您可以得到全城所有的财物，还可以俘获大量人口。”军臣单于一向信任聂壹，就同意了他的计划。聂壹返回马邑县城，斩杀了两个死刑囚犯，把他们的头挂在马邑城头，让军臣单于的使者观看，以为这是县令和县丞的头颅。于是，军臣单于大喜，统率十几万骑兵进入武州塞。大军还未到马邑城，军臣单于见牲畜遍野，却没有发现一个牧人，感到此事大为蹊跷。
军臣单于立即命大军改变行军方向，攻打马邑附近的亭隧，俘虏了雁门郡的尉史。这个尉史向军臣单于全盘端出汉军的埋伏计划。军臣单于如梦方醒，领兵迅速撤退。在撤出汉境之后，军臣单于认为这个尉史是上天赐予的救命恩人，称其为“天王”。
边塞守军传报单于已率军退走，汉军追到边塞，无功而返。这时王恢指挥一支三万人的军队，从代地出发，准备袭击匈奴的后勤辎重，听说单于返回，便不敢出击，贻误了战机。王恢因计划流产及没有主动攻击匈奴人的辎重而获罪下狱，后来在狱中自杀。
匈奴人象草原上的狼一样凶猛，当然，他们也象狼一样狡猾。武帝想做比狼更加威猛的老虎，只能留待下次了。
对武帝来说，马邑之围的流产带来的并非都是负面的影响，事实上它也给帝国带来了不少积极的影响。首先，经过此次军事计划的流产，武帝已经不太信任文景时代的那些将领，他逐步开始亲自培养卫青这样的军中新秀。其次，汉帝国的战车、步军、骑兵的混成部队毫无机动性，追击迟缓，行动不便，并不能适合汉帝国未来战争的需要。武帝于是开始下决心大力发展帝国的骑兵部队。
不知马邑之围对我们主人公张骞在匈奴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而汉匈两国的决裂，却已是不可避免了。马邑之围后，汉匈两国间等于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两国都开始积极战备。
汉匈必有一战，已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马邑之围流产后，汉朝中止了和亲，而匈奴对边境的掳掠也越来越频繁，汉匈两国正式决裂，处于战争状态。可以想见，张骞在匈奴的日子会更加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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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骞随行的一百多人，大多数归附了匈奴。他们中有的人是被迫的，当然也有的人也许主动献上汉帝国的各种情报，并为单于出谋划策以期获得显贵的地位。
苏武的节操固然令人敬仰，但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拥有坚强不屈、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况且这种现象在汉匈两国是家常便饭，早期汉帝国的官员中行说，以及后来的赵信、李陵都成了匈奴人的重臣。而不少匈奴人也报效了汉帝国。如几十年后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金日磾，归顺汉帝国后深受武帝的重用，日后更成为武帝的托孤重臣，关键时刻甚至不惜弑子以表忠心。
张骞的明智之处在于，保留了他的使节身份证明――汉帝国的节仗。十年来，张骞经常把那支节杖拿出来。节杖上红色的旌毛已经脱尽了，每次握在手里，繁华的长安城、皇上的嘱托、送行的人群，无一不在眼前浮现出来。
长年身在草原，日子也过得去，张骞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象其他人一样在草原上了此一生也不是不可以。但当看到这根节杖的时候，长安城和西域在自己心里无法抹去。草原虽然广阔，由于心存他念，张骞感觉自己象被囚禁在幽室，浩渺的蓝天白云、青山绿原，反而像是幽室冰冷的墙壁一般。面壁十年图破壁，机会终于来临。一次，张骞和甘父乘匈奴人防备不严，偷偷逃走了。
张骞和甘父从匈奴逃出来后并没有选择向东或向南，回到汉帝国的辖区，而是继续向西行进。十年前的远征团队，此时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自己和甘父两人。而且，十年过去了，大月氏已经迁徙到远在中亚细亚妫河一带，已经不可能再回到祁连山了，自己早年的使命严重超期，事实上使命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还要向西行？换了别人，一定先逃回长安再说。张骞完全可以和甘父一起逃回长安，享受平平安安的生活。
张骞对自己的使命如此执着令人感叹。使命可能已经随岁月消逝了，长安城的人们或许早已忘记了自己，此去之后妻儿将永远无法和自己团聚，可是张骞还是要往西行。
旅美数学家田刚是个历史迷，他说张骞是他最喜欢的历史人物。在2005年田刚在北京数学家大会上发言之后，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说，“尽管使命早已不存在，但张骞还是要继续西行。其实，做什么是你自己的选择，一旦做了就一定要沉下心。”
一个为梦想所激励的人，永远值得人们的敬意。简直不可想象，假设张骞此时打道回府，整个丝绸之路不知要推后几百年，汉帝国的西域事功将完全化为乌有。历史拒绝了我的假设，却从不拒绝张骞这样的梦想家和实干者。
不过，引用语文教科书也要注明才好……
俺对于好文章一贯是吹毛求屁，莫怪莫怪……
当时的并世两大帝国，汉帝国和匈奴帝国在使用来自对方的人才方面其开明大度是颇令人吃惊的。后世难以想象。
张骞汉中人，属于当时的益州，也就是蜀地，不用去长安认识这些东西
那个时候几十头牛羊应该小康了吧？只不过私交归私交，大节上苏武是毫不动摇的。苏武出使的时候就是中郎将，官秩比二千石，级别比较高，因此双方都比较重视，单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劝降他（苏武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汉朝在得到他的下落后也想方设法地解救他，后来又把他的儿子赎回来了。回来之后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升了两级。
而张骞出去的时候只是郎官，大约就是带领一支“探险小分队”之类的（回来之后官拜太中大夫，这个官秩比千石，比苏武出使前还要低两级）。两人的身份地位相差这么多，在匈奴的“待遇”自然不同，说不定直接就打发去干活了，时间一长，看管得也不那么紧了，所以才有机会逃跑。
另外两人所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苏武是出使匈奴，而张骞是联络月氏，因此史记侧重记载张骞通西域的经过也是很正常的。不过史记中对张骞扣留匈奴的记载虽然十分简单，但也特别强调了一点即“汉节不失”（苏武亦是，两人都是不辱使命者）。不知道从哪里可以看出他“日子过的一点不坏”呢？什么“变节行为”“为官的经历”似乎都是莫须有啊。
至于“汉奸”什么的就更不明白想说什么了。是想说投降日本鬼子没错（“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啊”）？还是想说汉奸们不应该被追究？再说审判汉奸是46年国民党政府，也不是五十年代开始的。陈璧君先坐国民党的牢，后坐共产党的牢，周树人放出来后给养起来了。而当年几百万伪军、伪政府官员等，绝大部分也没怎么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