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国20年内不缺劳动力(01)! -- 副将
你先把“死亡率”、“人均寿命”与一个民族的年龄结构、生活水平的关系搞明白了再献丑也不迟呀。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14.45‰）、鄂伦春（17.96‰）、珞巴（14.80‰）、拉祜（12.78‰）、门巴（13.43‰、珞巴（13.19‰）、德昂（13.16‰）、鄂伦春（13.24‰）、景颇（11.94‰）、傈僳（11.27‰）、哈尼（11.24‰）、独龙（11.31‰）、怒（11.50‰）、达斡尔（11.31‰）、布朗（12.91‰）和土（10.62‰）１５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5.01‰）、仫佬（5.15‰）、乌孜别克（5.74‰、锡伯（5.36‰）和满5.79‰）５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３０个民族，其中在１００‰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２０‰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７０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８个民族，而不足６０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１２个民族。
医疗条件差异导致少数民族平均寿命和婴儿存活率低于汉族。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60817/15272831699.shtml
中国社科院访谈:人口红利到2013年结束.
■编者按：一个拥有1.5亿富余农民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缺少劳动力？
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前年发端于珠三角的民工荒，现在已蔓延至作为大量劳动力输出地的中部大省，并逐渐演变为更大范围的民工荒。
被称为世界制造工厂的中国正面临着民工短缺的窘境，这不仅将影响企业的竞争力甚至生存，还将带动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经历痛苦的嬗变。同时，对地方而言，是否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也渐渐成为吸引投资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在未来10年里，民工短缺将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考验。
本组报道旨在从政府、企业、专家、农民工以及产业转移等多个视角来解读民工荒现象的成因和影响。
□本报记者黄小伟
记者：在民工荒刚刚出现的时候，普遍认为是局部和结构性矛盾，你认为现在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蔡昉：当时我也认为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局部的、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和户籍制度有关，因为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中西部的农村，需求是东部沿海外向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空间的不统一，可能导致劳动力需求变化在供给上不能及时地反映。现在我认为这样的原因仍然存在，但民工荒从珠三角地区扩张到长三角地区，再到很多内地原本是劳动力输出的地区。无论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县城，都出现民工荒，而且不仅仅是技工荒，就说明普通劳动力也是不足的。
我们看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将越来越慢，直到2013年左右达到零，我们发现这个供给是逐年减少的，尤其是16岁到25岁的年轻劳动力。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供求关系出现拐点。由此可以判断，劳动力短缺呈现出一个全局性特点，劳动力整体供给不足。
记者：刚才你说劳动力供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变化？
蔡昉：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对劳动力需求也越来越大；另一个就是人口结构在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从1980年以来，降低了生育率。那时候生育下来的人，现在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批人少了，以后还会少，但是进入老年的人口却多了起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就影响了劳动力的总供给。
记者：你认为现在劳动力供给是绝对不足还是相对不足？
蔡昉：从目前来看，还不能说绝对的供给不足，但是经济发展不是短期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是短期变化，不可逆，所以我们称之为劳动力供给的阶段化变化。从劳动力充分供给变化到短缺，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点就是一个阶段变化。在转折点之前，有一系列的经济特征，比如说，经济增长无论吸纳多少劳动力，都可以在不增长工资的情况下获得。我们看到，在2004年前的10年内，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增长。但是2004年以后，民工工资一年的增长速度，比过去十年增长的速度都要快。与此同时，劳动者与雇佣者的相对谈判地位提高。
记者：那是否意味着中国今后将不可能再享受这样的“人口红利”？
蔡昉：没错。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劳动力是一直增长的，带来两个好的条件，一是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另外，人口结构生产性比较高，储蓄率也比较高，有利于我们的投资，给经济增长带来了额外的源泉，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我们用的人口指标是总抚养比。也就是说，1个百分点人口抚养率的下降导致0.115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但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2013年结束，2013年之后就返回去了，假如我们模型还成立的话，每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就会导致0.115个百分点人均GDP的下降。
记者：这一变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蔡昉：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包括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取得经济增长效果。我们在这种资源相对丰富的时候，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但劳动力供给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经济增长方式可能会出现很多变化，比如从劳动集约型转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但是最核心的变化，应该是转向以生产率的提高带动经济发展。
记者：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企业应该有什么样的角色定位？
蔡昉：企业最重要的是对经济信号作出反应。企业是单纯依靠增加劳动还是依靠投资，或者转到以提高生产率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时候，他当然是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金供给充裕的时候，他会尽可能地获得投资；但一些变得相对稀缺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提高生产率。
但是企业能否得到正确的市场信号呢？就得依靠市场是否完善。维护市场信号的正确性，维持市场的竞争性，从而给企业正确的信号，就是政府要做的事。在生产要素市场，价格不能扭曲，但现在我们还存在扭曲现象。比如企业获得的贷款并不是真实的成本的反映，利率也是被人为扭曲的；为了维持城市人的利益，城市人的工资被人为保护；有的地方为了吸引投资，把土地这种稀缺性资源定到零成本。这些都是人为地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政府就应该规范市场，让市场真实地反映生产要素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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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05-12 09:12:04
实际失业率开始下降，劳动力供求拐点到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本报记者 定军 北京报道
5月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今年一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报告显示，在调查的119个城市中，总体而言，劳动力的供给仍大于需求。cchere.net 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增加了约35.5万人和29.7万人，需求人数上升幅度为13.1%，高于新增求职人数的10.4%增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呈下降趋势。一季度就业需求在增加，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走向基本平衡。由此判断，中国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平衡，以及进入到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已经开始显现。
刚刚出版的2006年《人口与劳动率绿皮书》也认为，“十一五”时期，中国新增劳动力将在达到峰值后逐渐减少，而就业需求总量持续增加。“十一五”过后，中国将开始面对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泰岩指出，中国劳动力供求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对这一点国内尚认识不足。
真实失业率下降
尽管一季度的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与2005年底持平，但是实际的失业率在下降。
日前，蔡窻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论坛上透露，从2002年以来，真实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逐年下降，而实际的就业形势还要好。 原因是过去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40～50岁年龄下岗人员，现在开始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因此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今年开始回升。另一个表现是，民工荒已经变成普遍性的全国现象。
蔡窻近期在安徽淮北利辛县的调研发现，即使是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也存在较为严重的民工荒问题。这种民工荒并非是高级技工的短缺，而是普通工种岗位找不到求职者。因此，蔡窻认为，民工荒不是短期现象，也不是地区现象。
蔡窻做出的报告认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平衡，一直到劳动力出现短缺的一个转折点已经在中国显现。
2006年《人口与劳动率绿皮书》进一步分析指出，未来中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日趋严重。原因是，从2007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降到1000万人以下并继续下降，到2013年为0，并总量下降，供给压力减轻。而未来几年新增劳动力需求将呈现增大趋势，到2020年，新增劳动力需求将达到1411万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显示，在所有求职人员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占18.9%(在新成长失业青年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占31.7%)。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青年就业的专家张丽宾博士指出，大学生并不存在真正的就业压力，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对于就业起薪等预期期望值过高，所以不少人选择放弃或者延缓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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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年代生人都要退，共退出4.5亿人。
再10年后，70年代生人要退出2.8亿人。
20年内！5，60年代生人都要退，共退出4.5亿人
再10年后，70年代生人要退出2.8亿人。
经济增长无论吸纳多少劳动力，都可以在不增长工资的情况下获得。我们看到，在2004年前的10年内，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增长。但是2004年以后，民工工资一年的增长速度，比过去十年增长的速度都要快。与此同时，劳动者与雇佣者的相对谈判地位提高。
日本，韩国，台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走过来的，从他们的历史看来，他们在工业化的同时，也城市化了。在他们年纪大的时候，有技能的成为老技工，没技能的成为城市服务业人员（农民扩大了都市人口，都市又扩大了服务业的需求）。即便是日本韩国台湾产业升级迅速，向海外转移产业，对工人转型要求高，淘汰了不少工人，但这些工人都在城市里都保证了良好的就业。他们整个社会也保证了很低的失业率。
根据日韩台现代化的经验来看，产业升级了，效率提高了，劳动力并不比以前少，甚至还要多，需要的劳动力反而紧缺了，因为现代化城市化的进行对服务业需求大增，至今日本服务业占劳动力的80%，韩国台湾也在70%左右。没有发达的服务业，根本没有现代化的生活！
人口政策要立足于人口结构的和谐、要防止未来劳动力的短缺。近来一些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将争论的话题集中在人口政策与劳动力是否短缺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应继续不折不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生育率，只要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解决劳动力的需求问题，就没有必要顾虑所谓的劳动力短缺。也有人主张改革人口生育制度，他们从人口急速下降会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这一可能趋势出发，希望改变现有的一孩化政策。实际上，为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除需要一定经济活动人口外，还需要一定比例的家庭劳动人口，以支持老年人的居家供养和必要的新生人口的生殖。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徘徊不前，就深受家庭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影响。因此，在思考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时，应该着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和谐程度去思考人口政策，要防止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力短缺。
人口政策要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缓解老龄化水平。在我国人口增速已经极其缓慢的基础上（日后还要长期负增长），人口总量问题就成为一个常数，而结构调整则转变为一个更加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利的自变量。因此，我们要在人口总量达到的峰值与老龄化水平的高低之间作一个衡量，既要控制人口总量，防止人口增速反弹，又要通过人口结构调整，缓解老龄化水平，这样或许更符合当前我国的利益。
经过人为努力，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是不太可能的如果群众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那就意味着即使放开政策也很难使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人口有一个规律，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提到。
日本正在以增加婴儿补贴和幼儿看护基金的方式刺激其人口出生率，韩国政府则彻底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小规模家庭计划”，从今年起鼓励人们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术，并为没有尽早放开生育而后悔。（韩国1995年经过大讨论，改变了计划生育的做法，改为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反而从当时的1.6掉到现在的.2，急得韩国议员要自己生育做表率）
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在1970年之前都还是高生育率，在1980年代先后进入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当时中位年龄只有21-24岁（比如韩国1980年只有21.8岁）。1980年代之后生育率相继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现在韩国、台湾生育率只有1.2，新加坡只有1.3，而香港更是只有0.9，香港、新加坡、韩国的中位年龄2005年分别为39.4、36.8、34.5岁。由于1970年代之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仍然没有退出劳动市场，这些地区的经济仍然会惯性地增长一段时间，但20年之后这些地区的经济停滞不可避免。
只要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解决劳动力的需求问题，就没有必要顾虑所谓的劳动力短缺。
家务劳动又不是必须，收入提高后请佣人不就解决了。
这是任何人无力否认的现实。
将巨大的失业人口称为“红利”，视为必需；这立场算是资产阶级的，没错吧？
增长不是这么算的，如果年增长40%，10年就增加28倍，45年就是376万倍啊，也就是205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400多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