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七七事变的回忆(1) -- 朔雷

冯治安将军关于“七七”事变的回忆

蒋星德

抗日战争获得胜利的翌年，首当“七?七”事变之冲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兼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重莅昔年抗战爆发地的卢沟桥和宛平城“抚今念昔，感慨万分地追述亲历“七?七”事变的经过，当时报章曾将他的谈话刊出，现在笔者根据当年的旧报摘抄几段，以存史实。

冯治安将军说――

“事变的起因如次：二十六年七月六日夜间十时，日军一 联队在卢沟桥附近以演习为名，突然声言日兵一名失踪，意图进城搜索。当时宛平驻军为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已窥知日军企图又在寻衅，对其要求严加拒绝，官兵愤激，声势悲壮。于是日寇由平津增调援兵向宛平增加，要求我军退至永定河西，再行谈判。吉星文团长当时用电话向我请示办法，我当即坚决指示：‘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吉团长奉命后，即妥加部署，严阵以待。敌人见狡猾惯技已不生效，乃于七 月七日晨五时向我宛平守军开始攻击。我军是革命军人，为自卫计，当即英勇应战。于是所谓‘七?七’的卢沟桥事件，便这样的扩大了。而中国人民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也就这样揭开了。

“当时我们为全面备战计，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在天津廊坊至塘沽之线布防；三十七师（师长由余自兼）在北平南苑至保定布防；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河间至大名布防；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在察省全境布防。至是，我方以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所有的全部兵力，作了严密部署。……起初他们原是恐吓性质，觉得中国人畏惧日本，已成普遍心理，一经恫吓，没有不屈服的。他们这服灵丹妙药，不想这次竟失掉效力。我们秉承最高当局的指示，认为已到最后关头、忍无可忍的阶段。兵力虽少，但有全国同胞的热情及实力来支持，使我们勇气倍增，所以才能以寡敌众，以弱捍强，在卢沟桥弹丸之地，在日寇猛烈炮火之中，支持战事达二十 天之久，使日寇不得不收敛侥幸的心理，拿出陆海空全力来与我们周旋。此后本部奉令撤退，转战各地，如临沂大战，击破板垣师团，造成台儿庄大捷；厥后徐州会战，武汉外围会战，到处即视作第二卢沟。记得驻防鄂北南漳县时，士兵们建一木桥，工竣后，自动题其桥曰：‘勿忘卢沟！’由此可以反映翦除寇仇、收复失地的决心。经过八年的抗战，才有今日的胜利。”

（选自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团结报》）

回忆二十年前的今天

何基沣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地攫取了我国东北各省，华北地方，由于地理的关系，就首先成为日军加紧侵略的目标了。这时，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华北，被迫将这一片破碎混乱的土地，交给他们向来歧视的“杂牌队伍”――第二十九军来防守。

第二十九军是原来冯玉祥所部的旧西北军的一部分，曾经在１９３３年春天，在喜峰口和日军打过死仗，有一定的战斗力。二十九军自从管辖了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以后，财政方面，活动些了，它从国外购买军火来补充实力，又把原有四 个师的编制人数扩大了些，此外又增编了几个旅，名义上作为地方部队。这一切对于日军来说，无疑地，是一种威胁。

我当时是二十九军的一个旅长，属于第三十七师，师部和我的旅部都设在西苑，由于华北对日妥协的局面，显然不会维持长久，迟早总有一战，我们做了准备应战的工作和修筑防御的工事。在１９３７年的３月中，我同张自忠（二十九军的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所率领的代表团去日本参观，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特意安排的一种向我国威吓的行动。当时，我们看到日本国内一般的工厂都已经派有驻厂的军事代表，而所有的军事工厂，也都昼夜开工。５月初我们回到北平，又看见日军剑拔弩张的情况，大家都感觉到战事就会一触即发了。

此时日军在平津一带，驻有一个旅团，其中一个联队驻在丰台，所谓“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则驻在天津，指挥华北的全部日军，司令官为田代中将。７月５日，日军由丰台到长辛店演习，要求穿过宛平县城（就在卢沟桥头），我军不许，相持了半天，日军才绕道城外回去。６日我接到驻在丰台的我军的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出，枪炮都配备了弹药，和普通的演习情况不同，我军即准备应战。日军又借口有一个日兵进城失踪，要求进入苑平县城搜查，我军坚决予以拒绝。７日拂晓，日军向县城开炮，步兵逼进城根，担任守城的我旅第二一九团立即予以还击，日军没有想到我军竟敢反击，伤亡甚多。第二天日军不攻城了，要求讲和。１０日至１５日又几次攻城，都被我军击退，１７日以后又要求讲和。就在几次讲和期间，日军从山海关外调队增援，到部队调齐，又来进攻，日军田代司令官乘马到丰台视察阵地，被我军击中。不久，北平又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在夜间由城外要求通过广安门进城，我军加以阻止，双方发生了冲突。在廊坊车站，日军又向我军进攻。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退八宝山的三十七师部队，否则立即行动，宋予以拒绝，战事就又爆发扩大了。

“七七”开始后，我军士气旺盛，１０日夜间，在卢沟桥的我军一连，竟能击退九辆日军坦克车，这样类似的事还很多。

此外，工农群众的帮助，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卢沟桥头的宛平县城，被日军数十门大炮猛轰，始终没有攻破，就是得力于长辛店铁路工人的支援。我军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城墙下边挖空，长辛店铁路工人弟兄们运来枕木铁板和铁轨，帮助我军筑成坚固的阵地，等到战事爆发后，我军立即进入阵地，使日军大炮无法发挥威力。农民弟兄们不怕危险，主动地争先恐后，帮同运输弹药、食物，抬送伤兵、药品，这些都给了我军以莫大的支援和鼓励。

７月３０日终因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我率领部队到达长辛店，晚间撤退了宛平城内的部队。当时宛平城一片死寂，老百姓惊疑地望着撤退的士兵，士兵们也都洒泪离城，全军向保定进发，从此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

（选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人民日报》）

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吴锡祺 王式九

（一）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并没有采取措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局势缓和下来，一 直到日寇大举进犯南苑，才不得不于７月２８日晚间悄悄地离开北平，前往保定。

宋离开北平之后，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第一，在他看来，好容易搞成了冀察这个局面，才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这个“独立王国”，是有着无限的留恋的。所以他到保定的那天（７月２９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长途电话给杨兆庚（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宋给他的任务是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的），询问北平的情况。据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

第二，局势既无挽回的可能，今后怎么办？当然只有抗战之一途，可是他对抗战又没有信心。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象国防工事的构筑，战略物资的储备，武装力量的部署等等方面。事前都没有应付敌人进攻的准备。加以日寇进犯南苑的时候，军队受了不小的损失，还牺牲了佟凌阁、赵登禹两名高级将领；驻察省的刘汝明部被敌人遮断，一时还联络不上；由北平、天津退下来的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以及石友三的保安部队，也很混乱，士气也不象事变开始时那样高涨。在这样情况下，仗怎么能打得好呢？这是他反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第三，当二十九军部队在卢沟桥对日寇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的时候，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都一致赞扬和拥护二 十九军的英雄抗战，可是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由于宋在思想上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他到保定之后，比平时说话更少了（他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常常陷于深思中。大约是在７月３０日这天，他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在这个电报里，他同时请求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宋为什么打这样一个电报呢？完全是一种试探的性质，看看蒋介石对他怎样表示。很快就接到了蒋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同意由冯治安暂为代行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假。接着又收到南京方面的电令：着将平汉线的防务移交给孙连仲，万福麟等部接替；着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和王长海的一三二师残部、孙玉田的卫队旅、石友三的两个保安旅和郑大章的骑兵，开赴唐官屯、马厂津浦线一带集结，配合由天津退出的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部队担任津浦线方面的防务。

宋接到这个电令后，一方面着三十七师及其他部队向上述地点移动，一方面带着军部人员于８月上旬由保定移驻河间（河间位于保定、沧县之间，南京方面在这里储运了一些粮秣、弹药。后来因为河北大水，往前线运输有困难，没有利用上）。

宋接到蒋介石上述复电后，心情上似乎轻松了一些。可是刚到河间不久，就又接到了蒋介石一个电报，要宋将部队部署妥当后即赴南京一晤。这个电报又引起了宋的惶惑不安，他猜不透蒋介石是什么意思，经过同他的高级幕僚计议之后，决定先派秦德纯赴南京摸摸底，为他入京见蒋作一些准备工作。宋之所以派秦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 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秦到南京见了蒋，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实际的情况是：宋在冀察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蒋介石的中央更是从来也没有准备过对日作战）。秦见蒋说得这么好，便乘机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拢秦接着又谈到二十九军的情况，说宋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蒋也很痛快的表示，准将二十 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 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秦回到河间向宋复命时，这个出乎意料的圆满结果，解除了宋的顾虑。

秦这次见蒋，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圆满的结果呢？对此曾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大家认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后来从各方面了解到，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二）

宋哲元驻在河间的期间，有一天，接到电话报告，说萧振瀛就要来到河间见宋。宋得到这个报告后，马上就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有说。张维藩（曾任宋的参谋长）对宋说：“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现在他既然来了，还是表示欢迎的好。”秦德纯、过之翰等也在旁怂恿着宋迎出去接一接。宋不便过拂大家之意，就一同乘汽车到郊外去接萧。

萧同大家见面时还哭了鼻子。原来萧振瀛离开冀察后，曾去国外游历，得到七七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就从国外赶回，吹嘘自己回来是共赴国难，实际上是想找机会进行政治活动。他同宋等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离开大家不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我怎么能够在国外呆得下去呢。”萧的话乍一听起来，似乎是很关心的样子，而言外之意，就无异是说：“假如我要不离开，还不至于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要想有办法，离开我萧振瀛是不行的。”萧振瀛此来的目的，宋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宋对他始终抱着冷淡的态度，同他只聊闲天，不谈正事。当然萧也看得出来，所以住了几天就去南京了。

宋哲元根据南京的电令，部队集中到津浦沿线之后，即在大城、青县以北布防，七十七军在左，五十九军在右。他以七十七军之一三二师王长海部守大城以北的子牙镇，三十 七师刘自珍部守青县以北的流河镇、唐官屯；五十九军的两个师接三十七师之右沿碱河南岸构筑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于静海县方面，与天津方面的敌人保持接触；石友三部的两个保安旅集结于德州附近；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和郑大章的骑兵师则控制在泊头、河间一带。布置粗定，宋哲元于８月２１日偕秦德纯等由河间到津浦线之泊头车站换乘火车前往南京。

宋哲元这次到南京见蒋，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蒋介石不但当面对宋说了些慰勉的话，而且在一次中央军校纪念周上讲话为宋开脱责任，把宋在华北的一切对外措施，都说成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一切问题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也就是说由他蒋介石负责。蒋之所以这样说法，一 方面是为了显示他的“伟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宋笼络住作他的工具。他还对宋说，所有关于部队的作战指挥与饷项供应等问题，已指示各有关部门作出周密妥善的布置，保证前方将士不至感到任何困难。最后问宋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宋说，还有在冀察任内用去的一批款项（这是截用的关、盐、统税及铁路收入，数目很大，具体数字不详）尚未报销。蒋说，快开个单子给他看。随即将一大批无凭无据的款项开支，也由蒋批销了。宋在南京停留了几天，分别会见了参谋本部、军政部有关负责人，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就如释重负地离开南京，回到沧州总部。

宋这次去南京，既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比刚到保定的时候心情好得多了。他曾于９月６日偕同秦德纯、王式九、吴锡祺等高级幕僚到前方――青县视察，在那里召见了冯治安、李文田（暂代五十九军军长）和驻在附近的师、旅长，听取了前方的布置情况。此时，除静海前方与敌人有些前哨接触外，全线尚很平静。原因是敌人正以大部兵力向晋北推进，兵力不敷分配，对津浦线暂取守势。我军乘此时机，利用子牙河、运河的洪水，任其在阵地前泛滥，以阻碍敌人的进攻。此外，我军还在碱河闸口桥设置了坚固的桥头堡，并在马厂、青县构筑了第二、第三线阵地。当时认为采取这样的防御措施，如果敌人不付出较大的牺牲，是不容易进展的。其实这种办法，与其说是阻碍敌人的进攻，倒不如说是阻碍自己的进攻，也正是对敌人示弱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时当面敌人的兵力还很薄弱，我军摆出这样一个被动挨打的架式，反而给了敌人以从容准备的机会。

宋听取了前方将领的汇报后，又将此次进京见蒋的经过同大家谈了一遍，对部队改编的人事问题又商酌了一番。宋最担心的是五十九军的指挥问题，自己既不可能亲在前方，而以参谋出身的李文田暂代军长指挥刘振三、黄维纲两个师长，确有困难，尤其是刘振三更不把李文田看在眼里。李文田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宋找他谈话时，他当面表示希望将张自忠找回来，以加强五十九军的团结和战斗力。宋同意他的意见，李便将派人赴北平见张的经过叙说了一遍，并将去人带回张亲笔写的小纸条拿出给宋看。这个纸条上写道：“学校既已开学，岂有不前往上课之理。”宋看罢说：“很好，还是把他找回来的好。”宋当日回到沧州，旋又移驻连镇，积极整顿后方部队。

９月初，敌人发动进攻。不久，南京方面忽然发表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北上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以常情论，冯玉祥既是宋的老长官，又当全国高唱共赴国难的时候，无论为公为私，宋对冯的北来都应当表示欢迎，可是宋却在此时向南京去电托病请假，要赴泰山休养。

日寇于“八一三”在上海发动进攻后，冯玉祥曾一度被任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时参加上海抗战的高级将领对冯并不买帐，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报告，冯每日除了看看一般的通报而外，就是躲空袭警报。在此有职无权的情况下，冯当然是牢骚满腹，但又无可如何。现在调他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宋哲元、韩复榘、庞炳勋、刘多荃等部，在冯看来，除了刘多荃过去没有历史关系而外，宋、韩、庞都是自己的老部下，虽然过去同韩复榘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宋哲元、庞炳勋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到津浦线指挥起来总比在第三战区要顺手些，所以他对这个新任务是抱有希望的。在一些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冯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人地两相宜的。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问题的实质是：一方面，冯玉祥想借抗战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并乘机抓住一部分队伍；另一方面，蒋介石表面上对冯表示推重，暗地里却挖他的墙脚，使冯丢丑。韩复榘那里，由于蒋伯诚长期驻在济南做工作，决不会听冯的指挥调度，蒋介石对此是心中有数的。至于宋哲元，却与韩的情形不同，如果不作一番工作，宋可能碍于情面，接受了冯的指挥，这就无异放虎归山，为虎附翼。所以在冯还没有北上之前。蒋介石就先派萧振瀛去宋那里进行破坏活动。萧对宋说：“老冯这次北来有一个计划，他打算叫鹿瑞伯（鹿钟麟）、石筱山（石敬亭）带队伍，那不是要拆你的台吗？”宋对萧的话，虽不见得深信不疑，但在宋的心理上却投下了一个阴影。接着萧又跑到冯治安那里进行挑拨离间，散播流言蜚语，这就给冯玉祥的北来种下了极为不利的因素。萧在冯治安那里，不仅唆使小冯反对老冯，而且还想把宋挤走，以实现他以小冯为傀儡、操纵第一集团军的阴谋。

果然，冯玉祥于９月１５日到达济南时，首先受到了韩复榘的冷谈。韩没有等冯开口，就向冯汇报了山东防务紧张的情况，强调无法抽调部队北上的理由，使冯碰了一个钉子。１６日清晨冯到达连镇，宋到专车上见冯。宋在汇报了敌我全般情况之后，向冯表示：因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已向中央请准病假，拟赴泰山休养一个时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由冯治安军长代理。冯一听此话，更是大失所望，竟至一时说不出话来，沉吟了片刻才说：“你这一时期也过于劳累了，好好休养些时是可以的。不过当此抗战紧要关头，最好能早些回到前方来。”停了一下又说：“我到前方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多年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大家在前方浴血抗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由我负责转请中央予以解决。”（可能冯已看出来宋怕他抓军队，所以才说出此来是专为他们解决困难的话。）匆匆一晤，冯即折返桑园车站，宋的专车也随即开往泰安去子。以后，冯治安也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冯玉祥见面，只是派吴锡祺、张俊声等担任联系工作。关于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萧振瀛从中破坏的详细经过，已有葛云龙写的《抗日战争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见闻》、张俊声写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派萧振瀛破坏冯玉祥北上抗日》和候心平、王慰农合写的《抗战初期萧振瀛对二十九 军的分化活动》等几篇资料可资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９月上旬，津浦线方面的敌人开始活动，主力是矶谷师团。到了中旬，敌人就发动了真面目的进攻，攻占静海县之后，继续沿运河和铁路线前进。由于河水到处泛滥，敌人即以装甲汽艇为掩护，步兵均携带着救生圈，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突破了闸口和流河镇的阵地，复利用装甲汽艇沿运河猛冲。我军的野、山炮都没有破甲弹，对运河封锁不住，敌人常常冲到我后方登岸包抄我军侧背，使我后方二、三线阵地也无法防守，以致正面马厂、青县等处阵地均被突破，左右两翼也受到影响，纷纷后退。

冯治安同五十九军的关系本来处得就不够好，这次败退，五十九军的将领都埋怨是七十七军的三十七师先垮下来的，应负失败的责任。五十九军的旅长在同冯治安通电话的时候说：“我们这次撤退是被左翼部队给挂下来了。”冯当即申斥说：“你们为什么不沉着应战，把侧翼部队给挂上去呢！”这位旅长把电话一撂走了，从此五十九军的部队再也不听冯的指挥，甚至避不接受冯的命令，争先恐后向后撤退。冯玉祥闻悉这一情况，急派鹿钟麟前往指挥，找到庞炳勋、李文田，命令他们拦腰截击敌人，才把三十七师掩护下来。

按冯玉祥的作战计划，本来打算以庞、刘两军接替正面防务，把第一集团军所属部队换下，略事休整，再加入战斗。

但是各军都抱有保全实力的打算，谁也不愿意担任正面同敌人硬拼。这样一来，使战局变成了步步后退的局势，冯玉祥对此，也只有徒唤奈何，一筹莫展。

前面说过，冯玉祥来到津浦线指挥抗战后，冯治安总是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他见面，一直到冯治安退到桑园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才不得不同冯玉祥敷衍一番，就退往德州。此时冯已了解到，宋哲元、冯治安等对他的躲避，完全是萧振瀛从中作祟，曾经派葛云龙率手枪队前往德州车站萧的专车上进行搜捕。由于冯治安事前把消息透漏给萧，使葛云龙扑了个空。冯玉祥在德州指示了各部撤退方向后，即转赴豫北新乡。

这时，山东的韩复榘竟然提出了保境安民、拒止客军入境的荒谬口号。韩复榘部驻德州的师长展书堂，见了冯治安，态度异常冷谈，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说，使冯治安十分气愤。时五十九军在铁路以东继续南撤，需要经过山东境内。七 十七军向大名南撤，因运河以西一片汪洋大水，也需要走山东境内的运河东岸。为了行军便利，吴锡祺向冯治安建议打电报给韩，请其予以关照。冯说：“你真是太实在啦！我们不是给他打过两个电报了吗？到现在连一个复电都没有，他的态度已很明显，还理他干什么。”冯的总部经过故城县以南一 个叫作玉皇阁的村庄时，有一位小学校长对冯等说：“你们还往南走吗？听说韩主席有命令，先剿匪后抗日。匪就指的是你们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气愤。

可是运河两岸全是大水，真个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呢？吴锡祺说：“前边临清专员是赵仁泉，在南宛时当连长。陈副官长（陈毓耀是总部副官长）是赵的团长，请他先去联系一下不好么？”冯说：“你太天真了。这时还讲什么旧关系，只有枪杆子是好朋友。明天前进时，命令手枪团走在前头，谁要挡，咱们就不客气。怕什么！”在临清休整了几天，队伍便继续向大名转移。

宋哲元在泰山休养，一时一刻也没有忘了自己的部队，但是由于冯玉祥在前方指挥作战，自己又不便过问，怕引起冯的误会。可是他每天都在盼望着冯治安有电报来，偏偏冯的电报很少，尤其是他刚到泰山的那几天，一个电报也没有。不久，又从济南方面传来消息，说李文田同韩复榘有拉拢，很有脱离第一集团军而投向山东的可能；接着又得到部队由前线垮下来和向大名转移的报告；尤其使他焦虑的是，萧振瀛包围冯治安的活动，也得了不少的报告，这对他来说更是一 个致命的祸害：所有这些情况，使得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但是在什么时候回去，怎样才能重新掌握住自己的部队，一时还找不出个答案。

（三）

１０日中旬，七十七军的部队陆续到达大名附近，沿卫河南岸之小滩、龙王庙之线布防。五十九军退过黄河南岸，到达长清一带。李文田在撤退中仍和韩复榘有所勾搭，可是他的两个师长刘振三和黄维城都不同意投韩，并把李文田的投韩活动直接向宋哲元密报。宋即分别电复刘振三和黄维城，要他们好好招呼队伍，对李文田的破坏活动严加防范，并且告诉他们，现正设法使张自忠回到部队，不日即可实现，最后指示他们尽速设法向大名附近移动，以便集结力量，相机出击。这时，六十八军刘汝明部方由山西进入河北省境，正向邯郸附近移动，郑大章部骑兵则在永年一带，高树勋部分驻南宫、冀县，均相隔甚远，一时尚未能切取联系。

此时，平汉线孙连仲部撤入山西，刘峙的部队亦纷纷南撤，南京方面乃派参谋总长程潜驰赴邢台坐镇，对平汉线的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冯玉祥由津浦线转至平汉线的新乡后，曾到前方分别同程潜和刘汝明会面，在回到新乡时，本打算直接掌握六十八军和五十九军作为基本部队，继续作战。而蒋介石却于此时将第一集团军改归第一战区统一指挥，并发表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第六战区撤销。冯玉祥乃不得不怀着一腔闷气，满腹牢骚，于１０月下旬回到南京。

宋哲元正在苦思焦虑，如坐针毡的时候，忽然得到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撤消、以及第一集团军改隶第一战区的报告，他的“脖立即全愈，马上向蒋介石销假，请求回军，于１０月下旬回到大名总司令部。

当宋离开部队去泰山休养的时候，冯治安本应随时向宋报告情况，可是参谋处拟了几个电稿，全未批交拍发。有一 次吴锡祺问冯向宋汇报情况的电报何以全未批发？冯说：“你们拟好了稿就发了吧，不必送给我看了。”这才明白，以前拟的电稿全被萧振瀛给撕掉了。这时，冯治安被萧包围，已弄得他昏头昏脑，认为萧在蒋介石那里能够说话，只要跟萧拉在一起，前途就是大有可为的。萧振瀛看到冯治安在他的摆布下，真是言听计从，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认为他的拒冯（玉祥）倒宋（哲元）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忽然得到宋有不日回军的消息，他作贼心虚，没有敢同宋见面，就溜回南京了。

宋于１０月下旬回到总部以后，很想表现一番，于是根据各方的情报，对华北整个战局作了分析。当时的情况是：敌人自１０月上旬即以大部兵力由晋北南下，企图进犯太原，由于蒋介石派了几个军的兵力前往增援，敌我双方就在太原以北展开了争夺忻口的战役。敌人为了策应对太原的进攻，把原来在石家庄一带的敌军也调进娘子关，直逼寿阳；原驻邢台一带的敌军，同时沿平汉路南下，进攻安阳。因此邢台敌军也有所减少，石家庄的兵力又很薄弱，而翼中广大平原尤为空虚，几乎成了真空地带。蒋介石适在这时命令宋哲元部侧击安阳东北，以解商震之围。宋即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办法，通过第一战区长官部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要求向邢台出击，在支援商震部的同时，策应山西方面之作战。这一电报发出之后，得蒋复电批准，同时还得到程潜的嘉许。

宋哲元为什么要出击呢？当时他的三个军位置很分散，他怕蒋介石乘机破坏第一集团军的建制，把五十九、六十八两个军分割使用，而如果组织一次出击，就可以尽快地把这两个军调集到一起。这可能是主动要求出击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作战部署是：

以一部防守大名，抽出大部兵力，分进合击，限期向邢台急进。具体布置如下：１#调一八一师石友三部即到大名东南接替七十七军的防务；以七十七军的一七九师何基澧部在大名外围布防；以李殿林的骑兵旅驻守成安。

２#命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经邯郸以东向邢台前进；命五 十九军李文田部黄维纲、刘振三等师次第南开；总司令宋哲元亲率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的三十七、一三二两师，经威县、广宗直趋邢台。

３#命河北暂编第一师高树勋部（由河北省保安团队编成）在翼县、南宫一带负警戒掩护的任务。

按当时敌我兵力和表面形势来看，对我方是有利的。但是也有不利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各军在新败之余，继之以长途行军，官兵疲惫，士气消沉，尚未休整补充就奉令出发，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没有准备，执行起来确有不少困难。而且有些将领都滋长着保存实力、避免牺牲的思想。其次是，敌人的空军占有优势，它每日四出侦察，一经发现目标，即出动多架飞机轰炸扫射，不仅使我军行动无法隐密，而且在行进时也受到极大的阻碍与损失。宋对这些情况估计不足，只是一味的盲目乐观，在１１月１日开始行动的那天，他在途中曾对高级幕僚们说：“我们这次出击，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庄，狠狠地打他一下！”颇有必胜的信心。大家对他这种说法都觉得把握不大，但又不好泼冷水，只有随声附和而已。

当敌人侦知我方行动后，就由邯郸派出了约有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配备了坦克多辆，直取大名。驻守成安的骑兵无力抵御，县城被攻陷，敌复继向大名进迫。

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奉命防守大名，第三十七师吴振声旅亦临时归何指挥。其兵力部署与作战概略经过如下：（一）兵力部署：１#一七九师的柴建瑞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配置在城西一带；２#一七九师的汤传声旅，是新由保安部队编成的，战斗力较差，配置在城内；３#吴振声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派守大名西北数十里的魏县镇。

（二）作战概略经过：

当敌人进攻魏县镇时，何基澧亲往指挥。敌人配合飞机大炮和多辆坦克作战，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激战一天，吴旅不支，逐次后撤。何基澧急返大名，指示柴、汤两旅准备战斗。在敌人近逼大名时，发现城内潜伏的土匪、汉奸很多，到处进行扰乱，多处起火。敌机轰炸时，有人代为指示目标。

当命各部队协同地方警察，予以缉捕。敌人进攻柴旅阵地时，升起了几个气球，对我军阵地情况了如指掌，指示其飞机和炮兵猛轰。敌人坦克冲锋时，我军又无防坦克的武器，全凭步兵武器硬拼，以致伤亡很大。激战一天，城西阵地也被敌人突破，我军只好固守城垣。

城北有个高地，高地上有个外国教堂，我军原打算固守这个据点，因教堂的外国人声言中立，出具保证书，拒绝双方在那里作战，我军竟受其愚。迨敌人到达，竟首先占了这个制高点，我军北城阵地深受瞰制威胁。敌人的主力即由北面进攻，何基澧到北城指挥，激战一天。黄昏后，何拟召集几个旅长研究如何调整部署与敌作战，汤传声忽然不见了，柴建瑞也未找到，他们的队伍也都撤走了。只有吴振声还在南关，何赴南门视察，只见部队情况混乱，找不到指挥官。这时参谋长王檄鳌赶来报告：“敌人已经进了城，我们的队伍全走了。我碰到汤旅的一个团，命他听候调遣，一转眼也溜走了。现在城里只有一个师部，仗还怎么打呀？”此时城内枪声四起，何乃指示师部带着个警卫连，向南撤退。大名遂于１１月１０日失守。

到漳河北岸时，浮桥已被拆掉，何问留在那里的工兵，说是汤旅长叫拆的，只得找了个小船渡过南岸。师部人员有的揪着马尾，有的弄几块木料抢渡，淹死的不少，一七九师的副官长就是在那里淹死的。何于天明到达南乐，遂即以电报向宋哲元报告队伍不听指挥，大名失守的情况。派人四出寻找队伍，也均不知去向。此时何接到总部总参议张维藩（宋由大名出发时，命张在大名留守，在大名紧急时，张先期退出大名城）的一个电报责问说：为什么退出大名，总司令知道了一定不答应，这个责任谁负，等语。何基澧在万感交集情况下，愤而自戕，幸有副师长曾国佐在旁拉住他的右背，未中头部，弹从左胸穿过，未致殒命。

此次大名失守，以及何基澧自戕的原因，不外以下两点。

一方面是当时各部队均怀有保存实力的思想，与敌交战时均不肯牺牲，且彼此不相救援。当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 部，右面的黄维纲部，均座视不理。另一方面，就是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不听何的指挥。原来西北军这个封建集团，一 贯存在排斥军校学生带兵的习惯。当三十七师扩编成军时，冯治安打算引用几个军校出身的人员，以加强部队的指挥，没想到竟引起了行伍出身人员的极大反感。前次津浦线作战时，三十七师正面被敌突破，师长刘自珍（陆大出身）和旅长陈春荣（军校出身）都受到了攻击。再加上宋哲元与冯治安发生猜忌，行伍出身的人员便乘机造谣，说冯将利用军校学生自成派系。所以宋回来之后，即分别将刘自珍、陈春荣撤职查办。何基澧（是军校出身）升任一七九师师长时，柴建瑞和汤传声两个旅长全没把他看到眼里，此次在大名不但不听指挥，甚至把他撂在城内不管了。所以当何接到张维藩的电报时，他立即想起了这些情况，并听说张维藩和张振华等为了拉拢行伍人员，在宋面前也替他们说话，认为是非曲直是无法弄清的。于是他给鹿钟麟（鹿的执法队在南乐）和张维藩各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职无才无德，失守名城，罪不容死”数语，决心自杀。不久宋哲元、冯治安回到濮阳，何的参谋长王檄鳌向冯治安汇报大名失守情况时，冯未置一言，王见到这种情况感到莫名其妙。不久冯治安称病离军，王才弄清个中原委。后来又看到柴建瑞竟升任一七九师师长，王和参谋处长连玉岗（均系军校同学）就一起脱离了第一集团军。

当宋哲元由大名北上行抵广宗时，以六十八军和五十九 军的部队行动迟缓，未能按预定时间取得联系，以致推迟了进攻邢台的日期，正在电催各部前进的时候，忽接大名已被敌人攻陷的报告，以后路感到很大威胁，遂经由临清、冠县撤回濮阳，原定出击计划全部失败。

自从宋哲元由泰山回到总部之后，冯治安态度消极，情绪低落，原因是宋曾多方查询萧振瀛在冯那里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冯治安已有所察觉。而宋对高级将领们讲话时，还公开地说：“你们还听我的吗？你们是听萧的哟！”事后冯气愤地对人说：“我再干，就不是姓冯的子孙！”宋对冯还查问过河北省财政收支情况（冯当时兼任河北省主席）。宋常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过去对冯确实是深信不疑的。这次查询河北省的财政，显然是有意识地使冯难堪。冯不便同宋直接顶撞，只好把财政厅长贾玉璋找来作了交代。冯看到宋对他的情形，牢骚是很大的。当时因为正要出击、只好暂时忍耐下去。到了撤退到濮阳的时候，冯便借病向宋请假，前往开封疗养。直至次年宋调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离开军队前往郑州，冯才回到他的部队。这是后话。

（四）

至１２月初，出击部队陆续撤向，大部集中在冀南、豫北。

宋为了指挥便利，乃将总部移驻新乡。这一时期各部的部署情况是：高树勋部由南宫一带调至大名以南小滩、龙王庙、元村集之线，接替石友三部防务；石友三部撤至道口、滑县，担任这一地区既设国防工事的守备；抽出七十七军进行整训；刘汝明部南调皖北后，复将石友三部改调汤阴，而以七十七军接替石部防务；五十九军略事整训后，亦陆续调至豫北。

约在１２月下旬，总部驻郑办事处处长傅正舜电话报告张自忠到了郑州。张是由南京乘火车转陇海路经郑州去汉口的。

原来张自忠由北平化装逃到天津，又由天津乘船到了烟台，准备再由济南回到部队。当他到了济南的时候，韩复榘已接到南京的电令，命韩派人押解张自忠前往南京。宋哲元得到张抵济南的消息，立即派秦德纯前往济南，表示慰问，并且陪他一同到南京见了蒋介石，还替他说了不少的好话。蒋介石鉴于当时的舆论，给了他一个军政部中将部附的名义留在南京，不准他回到部队。这次南京政府各机关都向汉口迁移，张也搭乘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搬迁专车到了郑州。他所以没有立即随车赴汉而在郑州停下来，是抱有乘机回到部队的希望的。宋接到傅正舜的电话，立即派车把他接到了新乡，随即将五十九军内部人事情况面向程潜作了汇报（时程亦驻新乡），并且强调五十九军非张自忠不能带好，为了有利于抗战，希望能设法叫张尽快回到部队。程表示完全支持的意见。宋回到总部，马上给程上了一个签呈，程即据呈转电蒋介石，蒋复电准张自忠以部附代宋整训部队的名义回到五十九军。不久蒋介石便把五十九军全部调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

约在１９３８年１月下旬，日冠又开始由大名向南进攻，高树勋部采取了纵深配备，以南乐为据点，抵御敌人的南进，旋奉宋令转移至道口一带。此时，司令长官部已移至郑州，来电责宋何以不战而退，宋竟置不作复。参谋处向宋请示长官部来电如何处理，宋说：“这次进攻之敌兵力很大，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参谋处认为这样复法太不象话，只好另行编造了一些理由把事情掩饰过去。迨于滑县、道口之战，宋也没有命令他的部队认真抵抗，而是略一接触就下令西撤。秦德纯问宋“为什么不好好地打一打呢？”

宋说：“全军为上。”秦又笑着说：“孙子兵法说的全军为上，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不打就走呀！这恐怕对长官部不好交代吧？”宋说：“我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就走。”

宋把总部移到新乡，想把第一集团军集中起来摆在豫北。

可是继刘汝明部南调之后，张自忠部又全部调走，这就使他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于是他便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能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宋本人既然抱定了这个打算，下边的将领们似乎看透了他的心理（是否宋对他们有过所谓“全军为上”的指示，则不得而知），所以当宋命各部向西转移的时候，部队跑的都很快。除了少数部队走在他后边以外，大部分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撤去，他这个总司令反而跟在后头发号施令，造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当宋和他的总部人员乘火车从获嘉县西退时，如果不是铁路与公路岔开，几乎被敌人的装甲车追上，当了俘虏。宋率领总部人员到达沁阳时，敌人已追至沁水对岸、宋急命手枪队把一座木结构桥梁烧毁，敌人的装甲车才没能够冲过来。尤其侥幸的是，高树勋师刚刚退到沁阳休息，看到敌人追来。急命部队沿河布防，与敌隔河对峙，但河水不深，敌人的骑兵已由沁阳东面过河，绕向沁阳东南。宋在城西一个小村里，左右均劝他快走，他却要王式九在这里写几封信。王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写这几封信的时候，敌人的枪弹已经从上空嘶嘶的飞过。宋在获嘉时，因决定退往山西，为避免累赘，总部人员，除留少数人随宋行动外，大部分送往孟津过河。这时宋又临时决定派张樾亭去武汉有所接洽（任务不明，信中只是说一切由张面陈），把信交给张樾亭，乘小汽车绕道赶往孟津渡口。这件事办完，宋还是不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饭后又到河岸巡视一周，隔岸的敌人已能看得很清楚。一直迟延到天黑，得悉总部人员都已安全渡过黄河，宋才说我们可以走了，当时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宋很镇定，可是他自己却说了实话：“在这种军心不固的时候，如果不是我走在后头，各部分队伍还不知道会拉到哪里去呢。”

离开沁阳走不多远，据报公路已被敌人骑兵所破坏，汽车无法通行，便在大车路上往西闯。夜过柏香，见到那里老百姓很张惶，说敌人的骑兵刚刚向南追去。宋没有敢休息，就叫继续往西行进，颠颠簸簸地闯了一夜，黎明时到了济源。停了一天，经封门口进入中条山，在王屋停留了几天。２月下旬，敌人向西追来，在邵原镇打了一仗，宋又命各部续向西撤。宋走到距垣曲县不远的一个小材庄，听说北面的敌人已到闻喜，其装甲部队正向垣曲方向移运，未敢停留，即连夜越过公路，径向西走，到了茅津渡。不料那里的渡口已被南岸的部队封锁，传达命令，所有北岸的部队一律不准过河。宋不得已，乃命部队折回东北山区，总部则回到黄河北岸的老鸦石。宋以军队给养十分困难，乃派吴锡祺过河接治给养的补给问题。吴以电话向郑州司令长官程潜报告部队行动情况，程命吴即到郑州一谈。吴到后，程说中央已调宋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希望即日来郑。当时还怕宋不肯来，程又派高参方贤为代表，备了一列专车，命方、吴过河表示欢迎。其实在吴去郑州的时候，宋已接到刘郁芬、门致中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说武汉方面对宋的空气不大好，劝宋离开部队休息一时，再作打算。

所以当方、吴向宋说明程的意思后，宋并不感到突然，随即过河到了郑州，时在３月中旬。宋到郑州后，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撤销，命冯治安以第十九军团长的名义指挥七十七军和石友三的六十九军（石部改军后，高树勋之新六师归石指挥），在黄河北岸担任游击任务。不久，经宋哲元的建议，这两支队伍先后调往徐州方面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靠拢在一 起。

宋在郑州没住多久，因忠肝病，请假赴衡山休养。等当时陪同他住在山上的有邓哲熙、秦德纯、王式九、陈继淹等。

他同邓等闲谈的时候，总是发牢骚，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怕别人说华北的事是他搞糟的，怕日后追究责任。本来在他去南京见蒋的时候，蒋对他表示得很不错，为什么现在又产生了这种顾虑呢？原因是：韩复榘的被处死，引起了他的极大震动；以后，蒋把他的军队拆散，最后又拿掉他的军权，给了一个副长官的空头衔，使他意识到蒋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怕蒋有一天会找他的麻烦，说不定落得象韩复榘那样下常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负？”大家总是说一些宽慰的话。可是过不了几天，他又谈起了此事，并且说：“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了楣的时候，那就会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王式九看到他那种难过的神情，忽然想起了一封信，便把信取出来给他看。他看罢信，马上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如获至宝一般地把信放在他的公事皮包里。

这是封什么内容的信呢？原来在冀察政委会成立以后，蒋介石曾经给宋写过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冀察的事完全由宋全权处理，一切由中央负责。蒋写此信的用意，无非是表示他对宋的信任和支持，好使宋成为他的忠实工具。当时宋对这封信很重视，所以王式九便把它带出来了。万万没有想到，在时隔两年多之久，这封信却起了医治“心脖的一剂对症药的作用。一直到他病危的时候，还嘱咐他的家属把这封信编入他的传记。

本文曾请当时防守大名的师长何基澧提供资料，并访问过当时的暂一师师长高树勋、一七九师参谋长王檄鳍三十 七师副师长许长林和第一集团军总部参议张俊声等，并将此稿送请邓哲熙看过，经过他们的核对和补充，附此致谢。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侵华日兵叙卢沟桥事件的爆发第８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的笔记中有如下记载：“昭和１２（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下午，第８中队为了进行夜间演习，从丰台兵营出发，开向卢沟桥西北约一千米的龙王庙。

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

下午四时半左右，去演习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努力构筑工事。

（中略）

开始演习的预定时刻过去了。过了下午六时，他们的工作不象有停止的样子。

于是，我集合士兵，就平常所教育的关于我军对中国军方面的注意事项，提出具体问题来问一下，以唤起注意；以后，改变了预定计划，从河堤的这一边大约一百米左右，背着河堤，配置部队，进行演习；薄暮时分，指挥官和其他有特殊任务的人，开始到前面活动，一般部队在天完全黑了以后，向前方二百米一线的假想敌移动。这时，一面命令身旁的指挥班长，一面自己也留着神，观察中国军的行动。他们虽然干完了工作，也没有显出回兵营去的模样。

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这里指宛平县城）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个静悄悄的黑夜。

晚上十时半左右，前一阶段的训练完毕了，为了休息到次晨黎明为止，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了演习中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号是可以迅速集合起来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于晚上尽量不用军号了。

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

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象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实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

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战准备时，听到了一名士兵失踪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情况，等待指示。

失踪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象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了怪火，终于决意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子夜一时左右到达那里，待机而动。到达后不久，大队代理副官龟中尉就来了，由于他的联系，知道大队主力已经出动，以后就归带领大队先头部队的一木大队长指挥。

在此之前，知道大队长从丰台用电话报告了在北平的联队长，接到命令：‘作好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接着，依照大队的命令，以占领一文字山为目的，派负责侦察的军官潜入一文字山。”

对于上述情况，有关人员的证言是一致的。即，实弹是从龙王庙河堤方向飞来的。第８中队官兵于７日傍晚演习开始前即确认该阵地有中国兵，清水中队长于８月午夜２时过后与一木大队长会合，他为侦察河堤阵地及捕获非法射击的活证人，遂作为斥候侦察了该阵地。确认中国兵曾彻夜在河堤上进行警戒。８日晨，一木大队占领龙王庙一带，检查了该地附近的中国正规军尸体。

从而笔者认为即便当真是第２９军的中国兵进行了射击，但既未抓到犯人和证人，所以不能如此断定。因此是否在中国军内混入企图使日中两军交战的人，这是未解的疑问。

据当时驻北平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少佐谈：“第一 枪是属于中国兵偶发性的？有计划的？还是阴谋？对这一阴谋有人认为是由日军采取的谋略，或者是中共，也或者是抗日激进分子制造的谋略。对此虽做过多方面调查，但究竟谁是肇事者，至今仍难判断。据我调查的结果看来，估计决非日军所为。至于认为是单纯偶发性的看法，中国兵出于恐怖心理由于过失引起开枪，这种情况却是有可能的。此外，抗日情绪高昂的中国兵对日本抱有极大反感，由一人忽然开枪引起同伴开枪，也并非无此可能。从而对照事件前后发生的种种情况来看，单凭以上因素，仍有难以解释的问题，并不能排除阴谋的说法。最重要的是，应该弄清何以在开始射击以后，使事件连锁性地扩大下去的政治背景。”

此外，“北平特务机关日志”７月１６日的记事中“关于华北事变的开端”情报中，有如下叙述部分。

关于华北事变的开端，冀察要人谈话如下。

“事变主要人物系驻平津蓝衣社第４总队，该队在军事部长李杏村、社会部长齐如山、教育部长马衡、新闻部长成舍我等组织下，并将西安事变时曾在西安的第６总队的一部参加在内，经常以日军演习最频繁的卢沟桥为中心，巧妙地策划使日军与第２９军间发生冲突，第３７师完全陷入圈套。

此外，北宁铁路，据说有戴某者潜入，正在进行工作中。”

关于一名士兵失踪问题

第８中队长急忙将受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的情况向大队长报告后，约过２０分钟，该士兵即被找到。中队长撤回西五里店，８月２时后，会见一木大队长，并将失踪士兵已归队情况作了报告。

大队长、联队长在最初听到事件报告时，对“暗夜的实弹射击”且有“一名士兵失踪”表示重视，决定出动部队。但在２时过后，又接到失踪士兵已经找到的报告，因此在以后与中国方面交涉中，并未以之作为问题。

然而中国方面却有意将一名士兵失踪，以及对其搜查，作为卢沟桥事件及事件扩大的原因，而对非法射击一事则置之不问。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秦德纯的陈述、《蒋介石传》、以及“何上将军事报告中”也是如此。在《抗战简史》中也有如下叙述。

“民国２６年７月７日夜１１时，驻丰台日军一部，于宛平城外卢沟桥附近以夜间演习为名，借口一名日军失踪，由日军武官松井率领部队要求进入宛平城内进行搜查。当时我驻卢沟桥部队为第３７师第２１９团吉星文部队的第１营金振中部队。时值深夜，将兵正在熟睡中，对日军要求当然予以拒绝。日军立即包围卢沟桥。以后，双方同意派代表到现场进行调查。然而日方所派的寺平辅佐官仍然要求日军进城搜查。

我方未允。日军在东西两门外开始炮击。我方未予还击。及至日军发动正式攻击，我守军为了正当防卫，才开始抵抗。双方均有伤亡。短期内，在卢沟桥北方，形成对峙状态。”

（选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Ｐ３００―３０４，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节录）

秦德纯

一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的阴谋

日本军阀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借口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之一中队，在整队回防时，突被驻卢沟桥二十九 军部队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指被二十九军官兵劫持进入卢沟桥城，要求率队入城检查。经我方峻拒后，至翌日拂晓前日方调集其丰台驻军，向我卢沟桥城进犯；我方为维护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遂奋起应战，掀起中日全面战争之序幕。

此一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争，表面上虽导源于一偶发事件，实质上，日人早已处心积虑，进行侵略阴谋。溯自日本明治维新后，接受西方科学文明，革新内政，发展工业，军事装备趋于现代化，国势蒸蒸日上。嗣经日俄、中日两次战争胜利，日本武人，骄纵跋扈，不可一世，遂积极向外扩张。其侵略目标，一为北进占据满蒙，以阻遏苏俄之东进与南下；一 为南进征服中国以驱除欧美势力于中国及亚洲之外，完成亚洲为亚洲人之亚洲，实际上即为日本人之亚洲，借以称霸世界。但无论日本之北进或南进，均以进占满蒙及中国大陆为第一步骤。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是日本侵略我国的行动开始，侵占我东北辽、吉、黑三剩二十一年进据热河省，二十二年春又挥兵南下，进窥我长城沿线之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各要隘。在以上各地激战近三阅月，经谈判于是年五月卅日中日双方签订所谓“塘沽协定”。此时我平津及华北察、绥、晋、冀、鲁各省已陷于岌岌可危之势。

二蒋委员长授命忍辱负重

二十四年秋夏之交，作者奉蒋委员长自庐山来电嘱令前往，遵即遄赴庐山，报告华北态势，并请示机宜。当时奉蒋委员长指示：“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

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旋即返报宋将军，慎密进行，之后与日方表面上之酬酢往还，较前增多。此时国内外人士不明真象，本爱国爱友之心情，函电纷驰，责难颇多，既不能向其说明真象，只有苦心孤诣，忍辱求全，以待事实之证明。主持其事者的精神痛苦确达极点。

经过一年余之艰苦折冲，我中央正在完成统一，充实国防，一本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轻言放弃和平之旨，尽量虚与委蛇。因将北平军事委员分会撤销，何应钦将军调回南京，并将中央之黄杰、关麟征两师调离平津，另调驻察哈尔境。宋哲元将军移防平津，并任命宋将军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绥靖主任。日方又肆其挑拨离间之手段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以分化我中央与地方之团结，希望不费一 兵一卒造成华北特殊化之地位，使在形式上虽隶属中央，而实际则完全受日方之操纵指使。迭经交涉，其和平侵占之狡计迄未得逞。其不得不以武力侵占之企图，已箭在弦上，待机发动。

三七七前夕华北之军政态势

在七七事变前约两年的时间内，宋哲元将军以第二十九 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绥靖主任，所有冀察两省平津两市之政务及驻军统归宋将军节制指挥。当时因军政关系密切，所以行政长官多由军事首长兼任，如河北省政府主席由冯师长治安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由刘汝明师长兼任；天津市长曾一度由萧振瀛担任，后由张自忠师长兼任；北平市长由作者兼任，时作者为二十九军副军长。事变前由于日阀之蛮横压迫，无理干预，我政府以正在积极准备国防，不愿过早惹起大战，因将中央部队黄杰、关麟征两师由华北南调，防务完全交由二十九军负责，以二十九军一个军之力量分布于二省二市，又处于国防最前线，兵力颇感单保当时该军共有四个师，共分布情形：①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分布在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一带。②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分布在天津大沽沧县廊坊一带。③刘汝明的第一四三师分布在张家口张北县怀来县涿鹿县及蔚县一带。④赵登禹的第一三 二师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大名河间一带。

四事变前之折冲及丰台中日冲突事件

丰台密迩北平，为交通枢纽，驻有我冯师混成部队一营。

日军亦基于辛丑条约之规定，在该处驻一大队。曾于二十五 年秋冬之交某日，我军因出发演习，适日军演习完毕回营，两军在马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让路，致起冲突，相持竟日，双方均有伤亡。迭经交涉，终以误会了事。此后日军益趋骄横，屡向宋哲元将军提出华北特殊化之无理要求，同时依附日阀之汉奸潘毓桂陈觉生等复为虎作伥，从中怂恿极尽威胁之能事，均经宋将军严词拒绝。但宋将军系一纯朴厚重热诚爱国之将领，迭经繁渎精神苦闷已达极点。曾于二十六年二月上旬一日告我曰：“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不同意并说：“此事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当时宋将军并未坚持，因把回山东的打算暂时搁置。但到了二月二十日以后，日方交涉益繁，压迫愈甚，宋将军以心情恶劣，决定请假回籍，把交涉责任落在我身上，宋将军临行告我两事：“①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 概不予接受。②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我就在这不接受与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应付了四个多月。

自宋将军二月底离平之后，每日均有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次。如日本之外交官、武官、特务机关人员，是谈外交的，新闻记者、贵族院议员、及退役大将等，是来采访消息或考查华北形势的，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同时日方更利用离间分化手段，将二十九军分为抗日的中央派，及和日的地方派。认为我是抗日中央派的中坚分子，千方百计的攻讦诋毁、恐吓威胁必欲去之而后快。而日方收买之汉奸且专伺察我的言论行动及我方军事部署作为处置依据。当此内奸外敌交相煎迫之下，我只有戒慎沉着，以静制动，深恐一言不慎，一事失当，俾日人有所借口，致陷交涉之困难。

当即电陈中央请示机宜，旋奉复示大意要在不丧权不辱国大原则下，妥慎交涉，中央定予以负责支持，当即遵照此原则相与周旋。到五六月间已达极度紧张阶段，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

当事变当日下午，我在市政府邀宴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诸先生约廿余人。经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城布公恳切指示。夜十时许散会后，不到两小时，象征我全民抗战的七七 事变于十一时四十分即在卢沟桥开始爆发。

五七七事变的经过与我方的应付

七七之夜，约在十一时四十分钟，我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即卢沟桥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我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答复后夜晚二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我即将此经过，以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之吉星文团长，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同时并令吉团长，派官长侦探丰台方面敌人动态。到凌晨三时半，接吉团长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我当即对吉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 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并以此处置通知冯师长。

八日拂晓约五点，日军已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先要求他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均经我吉团长与王冷斋专员（行政督察专员）拒绝。

日方武力威胁之伎俩已穷，即开始向城内炮轰，并掩护其步兵前进。事前我曾告知吉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距离内（三百至四百公尺）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

六战争的持续与扩大

在八日对战时，卢沟桥铁桥上原驻我步兵一连防守，双方争夺铁桥，备极惨烈。曾被日军将铁桥南端占领，我军仍固守铁桥北端。彼此对峙至九日拂晓前，我方由长辛店调遣部队，协同我桥北端部队向铁桥南端日军予以夹击。是夜，细雨纷霏，敌人正疏戒备，我官兵精神抖擞，轻装持步枪、手榴弹、大刀，出敌不意，秘密接近桥南端，将该敌悉数歼灭。

当其被大刀队砍杀时，他们有的卑躬屈节，跪地求饶，所谓皇军威严，已扫地无余。

经过八九两日的战事，双方均增援部队，战事逐渐扩大。

到十日上午，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派员向我洽商，认为事出误会，希望停战会商。结果为：①双方立即停战，⑤双方各回原防，③双方组织视察团监视双方撤兵情形。日方并要求我以保安部队接替吉团防务。于是我们又增加保安队一 团至卢沟桥城内，当时视察日方撤兵情形，仅将其第一线部队撤至预备队之位置，反责我方未撤回原防。我的答复：“所谓原防即战前原驻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当场日方亦无话可说。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七月十六日，宋将军由鲁返平，主持大计。最初仍拟作地方事件解决，避免事态扩大。但日军大部队已陆续由东北调至天津，势极嚣张，和平解决已不可能。此时，奉中央电令：“应乘机围攻东交民巷日大使馆，以消灭其发号施令台。”

几经考虑，认为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林立，大举进攻，势将玉石俱焚。且东交民巷防御工事坚固，日军武器已较精良，战事旷日持久，恐将陷北平于紊乱，因之决定进攻丰台。

廿五日拂晓，我派步兵一旅，附炮兵一营，向丰台进攻。

上午，战事极为顺利。至午刻，我已占领丰台大部，顽敌仅据守丰台东南端一隅，誓死抵抗。午后四时，日方忽由天津调来大部援军，参加反攻，以致功败垂成。

廿六日，又与日军在廊坊车站激战，双方伤亡均重。

廿八日拂晓，日军调集陆空优势兵力，约计步兵三联队，炮兵一联队、飞机卅余架，向南苑进攻。激战至下午四时，我军伤亡惨重，佟副军长麟阁、赵师长登禹均壮烈殉职；尤堪痛心的是在南苑受训的大学毕业学生，亦参加战斗，伤亡不少。

七移防保定展开全面作战

是日下午宋将军，张自忠师长及作者等，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南苑战事。忽郑大章师长（骑兵师）服装不整仓皇来报：“佟副军长赵师长阵亡，我官兵伤亡特重，他所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退往固安，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我见郑师长态度惊惶，礼貌欠周，我说：“彩庭兄（郑号彩庭），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郑亦欣然接受。宋将军即同我们商量，尔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防守北平，由作者负责指挥。

（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平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冯师长同作者到永定河南岸布防。正在研究采取何一方案尚未决定时，适奉蒋委员长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宋将军遂决定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而于廿八日晚九点，率同冯师长及德纯等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转赴保定。到长辛店时，围攻卢沟桥之敌炮兵，集中向长辛店车站射击。我们到洋旗外面登火车赴保定。从此伟大的抗日战争，遂全面展开。

宋将军至保定后，奉中央电令，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着将所部开赴津浦铁路北段沧县青县一带，阻敌南下。此时平汉铁践北段保定及其以北地区涿州良乡一带，已由孙连仲将军所部防守。宋将军即派作者同石敬亭将军赴南京报告经过。

抵京后，石至监察院列席会议，有一部分委员对宋将军失守名城，深致不满，应予从重惩处，空气颇为紧张。当经蒋委员长说明：宋将军在平津支持危局，任劳任怨，得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使中央有二年时间准备国防，这是宋将军对国家的贡献；否则，华北在二年前已非我政府所有，一场风波始烟消云散。蒋公又令作者转达宋将军，应特别努力作战，因此次战役，并非一城一地之得失，胜负亦非暂时间所能决定，务望坚苦支撑，历久不懈，方是制胜要诀。宋将军感激领袖之伟大宽厚，温瑜优渥，益激励所部奋勇杀敌，效忠领袖，以报国家。

八日本岂能脱卸侵略罪责

自二十四年秋迄七七事变期间，日方在华北既不能以和平手段达成特殊化之目的，乃迭以武力寻衅，迫使就范，最著者为二十五年秋丰台事件，双方军队冲突对战竟日，彼此均有伤亡，结果以误会了事，亦未能完成其要求。至二十五 年西安双十二事变突发，日方在平之松井特务机关长，以幸灾乐祸之心情，告作者曰：“中国由蒋委员长领导已渐成统一，我日方站在睦邻立场，同感欣慰。惟陕西张学良、杨虎城勾结共党劫持蒋委员长，使之失去自由，日方深为惋惜。此后中国失却领导，势必陷于紊乱，且共党亦将乘机坐大，日方为反共大计，实不能坐视”云。其狡然思逞之野心，已昭然若揭。迨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陪侍蒋委员长返京，我国军民欢声雷动，鞭炮庆祝彻日夜不绝，已确证全国人心拥戴之诚。

日方震骇嫉忌，认为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迅即完成国防准备，实日本侵华之最大障碍。因此，武力占领，必须提前实施。于是七七战役遂即爆发。

（选自台湾《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Ｐ２３―２６）

卢沟桥事变及平津沦陷（摘录）

王冷斋

冲突的发生及局部交涉的经过

这次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阀用其惯技，向中国的军队再三挑衅而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之夜的十点钟时，日军一木清直所部的一中队，在宛平县境的卢沟桥附近实行夜间演习，当它集合归队的时候，突然借口日兵一名失踪，要求入宛平县城搜索，并开枪示威。但中国当地驻军和宛平县政府，未允其无理要求：一面由县长兼专员王冷斋通知驻军金振中营长，对城防切实戒备；一面则命令警察保安队代为搜寻，可是并无所获。王县长乃亲赴北平市政府和冀察外交委员会报告。据王氏在《卢沟桥事变回忆录》中说：“报告后，当即奉命赴日本特务机关向机关长松井交涉，到达日军机关部时已午夜二 时左右，斯时外委会主席魏宗瀚、委员林耕宇、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特务机关长松井、顾问樱井均在座，当就本案与松井等商谈。先半小时松井已得报告，谓失踪日兵均已归队，惟须明了如何失踪情形，以便谈判。予当反诘以如何失踪，只须讯明该兵，即可明了；即为周到起见，由双方派员调查亦可。当即决定予与周、林、樱井、并日通识官斋藤五人前往。正拟出发间，得报告：驻丰台日军数百人，全部武装，开赴卢沟桥，事态已见严重。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并请予同林耕宇前往一谈，当即与林赴日兵营，与牟接洽。牟见予即询：王专员此去，能否负处理事件之全责？予答曰：顷间在机关部所商，系负调查使命，事态未经明了，尚谈不到处理；此事责任应由何方担负，此时亦不能臆断。牟复谓：假使事态明了，总以当地处理为宜。日本方面现已决定，由森田联队附全权处理，因事机紧迫，势或不及请示，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发生事件，系在贵署管辖境内，自有权宜处理之权。予仍以先事调查再谈处理为原则，对牟所请，坚决拒绝。如此谈判，约半小时，牟见无法，乃允先行调查。予同林出日兵营时，见日兵三百余人，分载大汽车八辆，已向卢沟桥出动，乃急会同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出发。……当车抵宛平城东北角沙岗（距城约一里），见该处已为日兵占据布防，士兵多数伏卧，均作射击准备。斯时突有日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奔至车前，阻止前进，并出地图向予云：现事态已十分严重，不及调查谈判，应请贵专员迅速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突地点，再行谈判。予答云：此系在贵机关部商定先从调查入手，适间牟田口所求处理责任，我已拒绝，贵辅佐官所云，离题太远，究奉何方命令，本人实未明了。寺平当谓：平日日军均可穿城而过，已有先例，何今日演习不能进城？予当反诘：恐尔来华不久，尚未明了此间情况（寺平系接滨田任，不及三 月）。向来日军演习，均在野外，从未有一次穿城而过；尔所谓先例，请指出某月某日事实，以为佐证。寺平语塞，遂恼羞成怒云：此项要求，系奉命办理，事在必行！请君见机而作，以免危险。同时，森田即请予与林君下车，指示日军阵容，枪炮并列，竟在对手无寸铁之予等示威。森田并向林云：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十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无眼，殊为君等危！予当时虽自揣身陷日阵，备受威胁，但责任所在，生死早置之度外，当即严辞拒绝。谓：仅奉命调查，他非所知，危险更无所顾虑。且第一步调查办法，系在特务机关部决定，前后方不应矛盾如是。此处非谈判之所，如君等（指森田、寺平）依照后方决定原则办理，即须在城内从容相商，否则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森田、寺平见威吓不成，乃自行商定，由寺平同予及林君进城谈判：进城后，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已先至，当在专员公署谈判；未五分钟，（时为四时五十分），而城外枪声突发，枪弹纷纷掠屋顶而过。据报，日军已开始向我射击。予当以电话向北平报告开火情形，一面仍同樱井等加紧谈判。双方射击约一小时，森田忽派人持刺来求派员出城面谈，当经商定双方下令停止射击，由林耕宇君与寺平缒城而出，与森田面商。旋据报告，并无结果；林等即返平报告。而双方复继续射袭，日军并以迫击炮袭击城内，双方均有死伤。迄午后四 时，牟田口派人携函由城外乡民绕道从西门转递进城，请予与吉团长星文或金营长振中出城亲商，予与吉同以未便擅离职守，却之。五时，牟复来函，要求三事：（一）限即日下午八时止，我军撤退河东，日军亦撤退河西，逾时即实行以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人民迁出；（三）在城内之日顾问樱井，通讯官斋藤等，请令其出城。予当答以：（一）本人非军事人员，对于撤兵一节，未便答复：（二）城内人民，自有处理办法，勿劳代为顾虑；（三）樱井等早已令其出城，惟彼等仍愿在城内谈商，努力于事件之解决。斯时枪声已停，双方均抱沉静态度，以待事件之推演。至午后六时，时钟甫鸣，予忽思及专署地点，实为攻击目标，未便久驻，日樱井等均系辅助办理外交，并非军事人员，自当尽予力之所及，切实保护，勿令罹难。因此在附近另觅民房一所办公，并请樱井等同往。六时五分离开专署，……甫出大门约十余公尺，而日人大炮已连珠而至，每炮均落专署之内；……营长金振中受伤。……自是而后，战达三小时，平芦电话线为炮火摧毁，已不能通，命令、报告，均由丰台转达。斯时，我西宛驻军一 旅，由何基沣率领，已开到八宝山，向王界店、大井村方面截断日人后路。九时以后，我军战况甚佳，已将回龙庙及刘庄一带日军驱走，日军伤亡，倍于我军。斯时接到北平命令，谓已向日方提出交涉，限日军即晚向丰台撤退，否则我军即行进攻。同时，牟田口复直接至函与予，请派员协商停战办法，予以北平方面已决定原则，对牟函不便答复。十时以后，我方沉寂，……十二时，我军实行夜袭，将铁路桥附近日军歼灭殆经…。

至九日三时，由丰台转到冯主席治安、秦市长德纯电话，谓已与日方交涉妥协三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迤西地带；（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任，人数约二百名至三百名，定今早九时接防。余奉电后，当即通知驻卢吉团长知照。乃至六时，日军突以大炮攻城，达百余发；此为妥协声中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一次。余一面即电北平报告，请向日军交涉；经电询日方，据云，系为掩护退却，一切仍遵照北平所商三项原则办理，并云日军已开始撤退。予当派便衣队警赴城外侦察，据报：五里店日军，确已渐次向大井村方面撤退。同时，北平来电，亦谓保安队已于晨间六时，向卢沟桥出发，计程九时可到；乃候至十时，保安队仍无消息，经派员探明，谓该队到大井村后，为日军所阻，不能前进，致生冲突，我方阵亡士兵一名，伤数名。余当即电平，请向日方交涉制止，并履行诺言。至午后三时，仍无结果。斯时，北平所派双方监视撤兵委员已到，计日方为中岛顾问，我方为绥署高级参谋周思靖，外委会专员林耕宇偕来。抵县后，即分两组，实行监视撤兵：甲组担任回龙庙及铁桥一带，委员为周永业及樱井；乙组担任大井村五里店及东北角沙岗一带，委员为周思靖及中岛；双方分途出发，至四时返城，均谓已监视撤退完毕。惟保安队迄未到来，余当请周思靖赴大井村，与河边旅团长接洽，中岛亦同往。嗣由周等带进队兵五十名，请先行接防，再谈办法；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二次。余以北平双方所规定之原则内，接防保安队人数系为二百至三百名，今只到五十名，即连同本县队警，亦不敷城防分配，当即拒绝接收；一面通知吉团长注意，一面并电话北平交涉，（此时电话线已修竣，平芦恢复通话）。约半句钟，得北平复电，谓已与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交涉定妥，所有出发保安队，仍可全数进城，惟所带机关枪，则另派员押运回平。六时左右，保安队全部进城，惟仍不足二百名之数。据云，每架机关枪，系由原队兵三人运回北平，故人数减少；该队由团附王挥尘、营长贾朝率领。予与王贾面洽分配防务后，吉团全部移驻河西。斯时，日军河边旅团长专派笠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译官三人，携香宾酒来县，向余面致慰劳，各人并面尽一杯，以祝此不幸事件之得以短期解决，并盼以后永远勿再发生。据国际惯例，双方既饮香宾，即属私好之表征；乃笠井等甫去未久，余即查明城外东北角沙岗日兵尚有若干未撤尽，且有去而复返者，数目约达三百余人。余是时大为疑虑，除电话北平报告外，并通知吉团长、王团附，切实注意戒备。该处监视撤兵委员本为周思靖（现天津伪警察局长）与中岛，乃周已先返北平，中岛亦匆匆欲行，予以此事恐有余波，因坚留其在城内协助处理，且彼本系监视撤兵人员，今既发现日军尚未全撤，则彼之责任尚未尽，自有留县之必要；中岛意虽不怿，只得暂留。

至翌晨二时三十分，东北角日军忽开枪射击，复图攻城；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三次。幸我军事先已有戒备，余除电北平报告外，即向中岛交涉，……经中岛电询北平旅团部及联队部后，答称：日军旅团部亦已闻报，实系双方哨兵因误会开枪，日方绝无攻城企图等语。一小时后，枪声已停；据北平电话，令与中岛同往商决外交未了事件。余即于夜间七时与中岛同车赴平，车过县东北角铁路涵洞处，见日军步哨未动，且有日兵三人阻止前进，经告以赴平接洽停战办法，始放行。

七时半，同中岛抵平，即与冯主席、秦市长面晤，当报告日军未肯全撤，非彻底交涉，实不能视为了结。嗣樱井、中岛、斋藤等均到秦宅会商！我方为秦市长德纯、程旅长希贤、周参谋思靖及余四人；日方为樱井、中岛两顾问及斋藤秘书三人。余首即提出东北角沙岗日军未撤开始，请注意讨论。据斋藤云：未撤日军，系为阵亡死尸两具，尚未觅得，故留此项部队，在附近搜索，并无他意。余当谓：搜索事件，无需许多部队，且更不必携带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如临大敌。斋藤云：因恐我方射击，故不得不多留部队，以资警戒。秦市长、程旅长均谓：倘系单纯搜索尸体，此事甚易，我方亦可帮同办理。当经商定组织搜索队，委员六人，我方由二十九 军、冀北保安队及专员公署各派一人，日方为樱井、中岛、笠井三顾问，共同组织，并由二十九军及保安队各派士兵十名，日军派二十名，均系徒手，由六委员率领，就卢沟桥附近各地，尽量寻觅，限定时间，无论发现与否，日军均应在限定时间内撤荆议定之后，双方均表同意，定于午后一时出发。

乃樱井、中岛、笠井三人，忽乘机离席，往会客室说话，竟一去不返。同时各方报告，接连而至，谓日军已由天津、通县、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开到，且有飞机、大炮、坦克车、铁甲车等多辆，开到丰台，已将大井村、五里店占领，平芦公路业已阻断……。是日方之所谓搜索尸体，显系饰词缓兵，至此已暴露无遗；此为日方背约弃信之第四次。余接各方报告后，……即由长辛店返县办理一切，并率本县队警协助守城。自十二日后，与日军接触数次，但仅一小冲突，因北平方面仍在努力于事件之解决也。乃至二十日午后三时，于和平声浪正在弥漫之际，日军复以大炮攻城，且轰击长辛店，共达数百发，宛平城内各机关及民房几全被毁，死伤多人；长辛店附近落数十弹，死伤平民二十余人，吉团长星文及县保安大队附孙培武，均于是役受伤；吉裹创后，仍奋勇抗战，始终不退。于是卢沟桥事件也就愈趋恶化，事态也日益显得严重起来。

事态严重化和战端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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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间，平津中日双方虽然仍不断的在进行和平协商，可是日军已积极的准备军事行动，关东军也陆续从北宁路开入关内来；日陆军省并改派香月清司来代替田代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宋哲元从乐陵反津以后，于十八日和香月会谈，但也并无结果；盘据卢沟桥车站的日军也始终未撤退。及至二 十五日，日军乘二十九军三七七师与一百三十二师换防之际，突然进占团河；二十六日，且派骑兵往南苑附近华方阵地侦察，致又引起新的冲突，死日兵一名；加之二十五日下午五 时，从天津开抵廊坊之日军，又与三十八师刘振山旅发生冲突，至次日晨零时三十分，日军即用机关枪向华军射击，复以钢甲车挺进，冲突越发扩大；日方即以此为借口，以最后通牒致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两点：（一）将驻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三十七师，于二十七日正午前退至长辛店；（二）将北平城内之三十七师、与西苑该师之部队，同时退往平汉路以北区域，至二十八日正午为止，须迁至永定河以西地带，嗣后仍须将此项军队，运往保定方面。

从这些地方看来，显然是表现着日方有计划的企图控制平津，以便进一步用压力加诸冀察军政当局，而使之与中央分离。但是宋哲元于二十七日下午五时给日方的复牒，却是个否定的回答。于是事态更加显得严重和扩大。而二十六日晚七时起，平郊日军即强行入城，与华军发生巷战；至二十 七日，北平四郊的战事均已爆发；所以宋哲元于拒绝日方的要求之后，也就不得不下令二十九军开始抵抗。及至二十八 日，宋氏下令全线总攻。至是交涉了二十多日的卢沟桥案，遂完全陷于破裂，中日战争就从局部的抗战，扩展了开来，而全国性、全面性的战争，至是才渐次确定。

卢沟桥与华北之战略形势

然而日军为什么在卢沟桥发动战争呢？这和日本企图侵占华北的政略和战略有何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

日军在卢沟桥制造冲突，是在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的丰台事件以后，这就明白隐示着日军有进一步的占据卢沟桥的企图，使与丰台事件同样的取得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为的是卢沟桥与丰台同样是北平的门户，是华北的咽喉，它据着平津及冀察的生命线，而位于平汉路与北宁路之交接点，又为平保公路所经之地。所以在军事上，日本必须据有丰台与宛平，才足以控制平津。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一年（一九三六 年冬），日军即图在卢沟桥附近购地，以便在卢沟桥、长辛店及宛平间置一军事堡垒，以与丰台驻军成为犄角，来监视华方在宛平、永定河一带的驻军；但这事终于因民众和冀察当局之制止，未能实现。然而却也就从此隐伏着进袭卢沟桥的契机。

很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既要进行华北的分离运动，那么，它就必须在军事上造成以控制华北的首脑――平津的形势，才能遂行其政治阴谋；卢沟桥在地理上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是以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进退失据，此举殆无异于切断华北之首脑――平津；这末一来，日本在华北即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两重控制。

同时，卢沟桥形势之优越，尚不止足以切断北平的命脉，并且还有控制丰台的优势，使丰台的日军有后顾之忧，也使其感到有受与南苑华军夹击之虑。这就促成了日军急于夺获卢沟桥的意图。因之，从丰台事件起，日军即对华方表示其对于卢沟桥、西苑、南苑及长辛店各地驻有军队之不满，而希望二十九军自动撤退，但均为二十九军所拒绝。所以卢沟桥事变一发生，日方即积极从事布防，先图夺得卢沟桥来和丰台形成犄角，然后以平津间的铁路为纽带，以北宁路为后方，而造成内线作战之方式，来威胁平津，并以对付津浦、平汉两路之华方部队。

在卢沟桥事变之初头，日军首先占据宛平东北二三里的高地――沙岗，显然就是先造成夺取卢沟桥之初步形势，而日军之一再违约，不肯从沙岗撤退，也纯然是为了这个原故；因沙岗能控制平汉与北宁之接口，而且是平保公路底必经之地，所以沙岗一旦被占，卢沟桥与宛平也就直接受到威胁了。

其实，自从日本占据东北四省以来，就已经开始企图造成包围华北的形势，特别是成为华北与西北的门户之冀察及平津。它的计划：首先是以秦皇岛为根据地的海军，协同热河、察北的陆军及伪军，造成了两面的包围；另外则从绥远发动伪军来造成三面大包围的形势。可是绥远伪蒙军在百灵庙一带的惨败，跌断了它的右翼。因之，它只有先从左翼以北宁为根据来掠取平津，以期夺得华北之心脏，然后再分三 路：东路沿平津线取山东，中路沿平汉线取河南，西路则由平绥路出南口以进窥察哈尔、山西和绥远。这次卢沟桥战事的发动，不用说正是它企图用政略来分离华北失败之后，而以军事冒险来图达到这一目的的开始。

所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军即开始组织它底战略行动，分三路运输军火和军队来集中平津；一路是从关外以北宁路为动脉，而向西南输运；一路从热河以平古大道（从古北口到北平）向南输运；一路则从塘沽海口向西输运。同时，也就把事件扩大，而加强其左翼，用冀东为根据地来展开对平津的包围。

在中国方面，因为自从“九?一八”以来，就没有很好的在华北作国防的准备，加之以受塘沽协定及种种政治上的约束，所以使平津的门户洞开，因之，卢沟桥的战斗，也就反而让日方获得暂时的优势了。

平津陷落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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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冲突的严重化，已演变成激烈的战端，因之，二 十七日宋哲元既拒绝日方的要求后，平津的形势就顿呈紧张起来；宋氏当即以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并令三十八师之董升堂部袭击丰台。二十八日，五里店、大井村附近之日军，即被由卢沟桥、八宝山一带出动的华军所驱除，而向丰台遗退。只有南苑方面，日军以全力猛扑，复有日机二十架助战，致使华军反攻丰台之举，不易完成；且在日机之猛烈轰炸下，南苑华军终以实力单薄而不支，致副军长兼军官教育团教育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均于是役殉国。

南苑的战事既失利，而卢沟桥、宛平及长辛店复被日军大炮猛轰，损毁极重，华军遂于二十九日相继撤退，而向良乡、涿州一带集中。嗣后八宝山一带的华军，亦终于为日军所逼退，日军旋即向门头沟方面出动，造成了包围北平的形势。宋哲元因时局的急剧变化，不得不于二十八晚率同秦德纯等到保定指挥，离平时手谕张自忠继任北平市长兼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李文田任天津市长。

但是宋氏虽然离平，而平、津附近的战事，依然在剧烈进行中：通县、大沽及天津两站、北平西郊……等处，均有激战，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且在卢沟桥前线指挥；北苑一 带华军，则由独立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率领向南口撤退，重新布置新阵地。未几，北平城内华军因众寡悬殊，为保全实力起见，遂退出城外，待机反攻。

二十九日晨，天津日驻军相继出动，与华方保安队发生激战，该保安队由李文田、刘家鸾指挥，激战终日，入晚才渐渐休止。是日日机终日甚为活跃，到处轰炸，南开大学即于是役被日机所毁；同时，天津市民罹难者亦达二千人。

三十日晨，天津与北平同样发生激变，至六时，枪声即已停止，警察四千人奉令解除武装，驻军则退至静海一带。于是天津也与北平一样于骤变中陷落。这都是冀察及二十九军当局一向因循敷衍，没有适当准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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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时期中，在日军的后方也有着个严重的变化，那就是通县伪保安队一千余人的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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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卢沟桥事变》《文汇年刊》１９３９年５月出版）

《七七事变》的电影里面给了几个镜头。人很了不起，是一条硬汉。